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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傑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終追求光明，憎惡黑暗，堅持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民族民主主義的立場，為我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重視教育，為改革中國的教育製度，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業績，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是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卓越前驅。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麗、人文薈萃的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他原字鶴卿，後自己改字仲申，別號鶴廎。至創辦愛國學社時，則常以民友為號。1904年主編《警鍾》日報後，嚐謂：“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因取《詩經·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個字，易號孑民，從此孑民成為他的通用字號。
蔡元培生長在一個中產的商人家庭裏。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寶煜（又名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和善寬厚，樂於周濟他人。蔡元培從小尊敬長輩，事親至孝。在他十一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後來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蔡元培從小受這種母愛的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落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他的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因家貧節省燈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讀。先是得到叔父蔡銘恩的悉心指導，後在本縣老秀才王子莊處受業，從而使他沒有承繼祖業經商，而走上了治學的道路。他少年讀經，學作八股文。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動拘謹。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訓，例如母親生病，曾刲臂和藥以進；母親病故，不顧家人勸阻，堅持要行“寢苫枕塊”古製，這在當時習俗中也算是近於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祿利。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這時紹興的生活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開始自由閱讀。這時他為紹興一位藏書家校訂圖書，得到博覽群書的機會。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吸取民主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已類稿》和《癸已存稿》時，不僅對俞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1910年他在德國留學時所著《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曾以顯著篇幅介紹黃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學說，鼓吹民權和女權。由此可見俞正燮的著作對他影響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權思想，說明在這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芽。這時他喜愛的有關考據和詞章等的書籍，除上述俞著外，還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他後來曾回憶說：“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他偶爾也在書院裏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格。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說明察元培這時已開始看到八股文體對思想束縛的害處，不願附庸清雅，靠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驕子。他應試時仍是做那種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告捷，180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職翰林院編修。這時，他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科舉道路上的幸運者，受到了時人的讚賞，當時戶部尚書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見後曾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在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處在清王朝統治中心的北京，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論著，披覽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編修這一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寫道：“上決與倭議和，和約十事，其大者，割台灣，割奉天遼陽以東，遵海而南至旅，給兵費二萬萬，定七年畢給。倭人駐兵威海，歲給兵費五十萬。俟二巨萬畢給，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裏，且伏禍機。韓、魏於秦，宋於金，不如是之甚也！”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闒葺（卑賤的意思），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誤國的對外政策，指出：“吾中國近二十年仿範雎遠交之策，甚睦於德，近又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變法維新運動。蔡元培對這場運動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現“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在這期間，他曾較廣泛地涉獵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譯著，並對自然科學書籍發生興趣。他潛心研究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和設施，從中加以比較，以尋求救國之道。從他對一些著述讀後所寫的評論中，可以看到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變化，以及對當時維新潮流的態度。例如，他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寫道：“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後對宋育仁（清廷駐英參讚）介紹英國國情的《采風記》、《時務論》等書又評論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製，遂欲以古製補其未備，以附於一變主道之誼，真通人之論。”這無異是讚同維新派倡導的“托古改製”思想。蔡元培為了能直接博覽外文書籍，還在京請人教授日語，不久就練習試譯《萬國地誌》序、《日人敗明師於平壤》等文，竟“有文從字順之樂”。其後又譯過日文的《日清戰史》、《生理學》等書，並開始學英語。從這裏可以看出這時他學習西方“新學”的濃厚興趣和熱烈程度，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啟超有己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唯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此，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開拓新學的領域，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學董出麵幹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正人心”的上諭懸掛在禮堂上。這是戊戌政變後，西太後為警告同情變法昌言維新的人而頒發的，它令學人“自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書痛低，隨即辭職而去。
此後，蔡元培繼續在浙江從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為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到校視職後，曾數次演講，倡導科學，鼓勵學生研究應用科學，後因經費困難，校務改進無望，僅任職一年。隨後又曆經數校，並在紹興為僑農創辦了一所小學，極力推行新式教育。在這期間，蔡元培反對封建的意識也有了增長。igoi年，他喪妻後為續娶提出了擇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後在杭州與符合上述條件的黃仲玉舉行婚禮時，又以上繡“孔子”兩字的大紅幛代替當地習俗懸掛的福祿壽三星畫軸，以來賓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鬧洞房。這些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大膽舉動，曾使許多人駭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來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和民權思想。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能提高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黃炎培後來回憶這一時期受教情景時曾說：“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得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蔡師之教人，其主旨在於“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他常常告誡學生：“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歩。‘知彼知己，百戰百姓。’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了解國際情況。了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要”。這反映了蔡元培有著明確的辦學目的，而這感人的愛國思想，激勵學生刻苦學習外語，並組織演說會，定期練習演說。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動中，已表現了他不因襲陳規，勇於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學特班確也培養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澂、胡仁源、項驤、貝壽同等，都是他所賞識的，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學者。
這一時期，蔡元培的思想趨向激烈，開始突破改良主義思想的藩籬，傾向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與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蔣智由（觀雲）、林獬（少泉，後改名白水）、葉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發起建立團體，定名為中國教育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中國教育會在宣傳反清革命，聯絡東南地區革命同誌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麵，都起過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學學生因不滿學校當局的高壓政策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支持並參加了這次學生運動。經他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這些退學生組成了愛國學社。蔡元培被推舉為學社總理。他為籌措學社經費，不顧愛子重病親赴南京借款；登輪之際，家人趕至報告長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後事，揮淚北上。這種“臨難不亂，承諾不苟變”的精神，使友人無任欽佩。學社章程規定：“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誌氣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國，如神經係之遍布腦筋於全體”。認為“學社果能達此希望”，則“吾中國之前途，實大被其影響”。這同樣清楚地表明了他辦學的目的。在學社成立之前，蔡元培還與友人發起組織了愛國女校，開始由蔣智由任經理，不久蔡元培繼任，學生為發起人眷屬，後逐漸增加外來學生。他在愛國學社注重培育學生的革命精神，鼓勵學生自由閱讀，定期帶領學生舉行革命演說。他這時已“公言革命無所忌”。他和章太炎等組織張園演說會，宣傳反清革命，並針對沙俄在我國東北的侵略活動，號召拒俄救國。他還發起組織保國會，聯絡同誌，擴大影響，並在《蘇報》發表《釋“仇滿”》等重要文章，正確地指明了民主主義的革命要求，反對了當時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排滿之說。他自己也斷發短裝，與學生一起進行軍事操練。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曾引起清廷的注意，當時上海商務大臣呂海寰曾致函江蘇巡撫恩壽，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清政府則下令“嚴密查拿，隨時懲辦”。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學社內部糾紛，憤而辭去職務，赴青島習德語，準備到德國留學。不久即發生了章太炎、部容被捕，《蘇報》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無畏精神於9月返回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並經常到獄中探望章太炎和鄒容。同年底，他與王小徐、蔣維喬等發起組織“對俄同誌會”，並參與創辦《俄事警聞》報（後改名《警鍾》日報），它繼承了《蘇報》傳統，采用白話和插圖形式，廣泛宣傳反對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為辦好這份報紙付出了極大心血，除了編輯和瑣碎的社務工作外，“每晚總須撰寫兩篇論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話。那時先生右手凍瘡潰裂，腫得好似饅頭一般，我記得先生右手套了一隻半截露指的手套，將左手放在大衣袋裏取暖，仍舊冷冰冰的坐在那裏工作”。
其時，蔡元培認為，革命主要是通過暴動和暗殺兩個途徑，因而熱心介紹俄國虛無黨的曆史，鼓吹暗殺主義。1904年，經何海樵介紹加入秘密暗殺團，並邀鍾憲鬯（期光）、俞子夷參加，在英租界秘密從事炸彈的研製。俞子夷曾回憶說：“蔡師知道我對化學有興趣，囑我研製毒藥，所需器材由科學儀器館供應。……我課餘讀書，試驗，試製氰酸，一試即成。蔡師囑工友弄來一貓，強令其服，隻幾滴，貓即中毒死。蔡師認為液體毒藥，使用不便，易被人發覺，必須改製固體粉末。於是向日本郵購了一批藥物學、生物學、法醫學等書，從事研究，但無大進展，而研究的對象，不久即轉向炸藥。試製炸藥有個秘密組織，人數不多，地點在冷僻的弄裏，鄰近全是貼召租的空屋”。開始時，蔡元培等人采用飲血誓盟的方式，以一紙書黃帝神位等字，供於上方，殺雞滴血於酒中，他們跪地宣誓，並飲雞血餌，然後由蘇鳳初開始教授。陳獨秀、章士釗、劉光漢等隨後也加入這個秘密組織。陳獨秀後來曾回憶這段經曆說：“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淡”。蔡元培為了貫徹他認定的暴動和暗殺是革命的主要手段，因而注意在愛國學社學生中種下暴動的種子，在愛國女校學生中種下暗殺的種子。他為愛國女校寫的校歌有“特殊新教育，舊法新俄吾先覺”句，並設有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史以及化學等課程，意在訓練青年女子實行暗殺以貫徹俄國虛無黨的主張。有人回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在校長室玻璃櫃裏還陳列當年製作的炸彈，這也許是他對這一段革命生涯的懷念和紀念。
1904年秋，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起組織革命團體光複會，又稱複古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它以“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成為東南地區一個重要的革命組織。陶成章、徐錫麟、趙聲、秋瑾、柳亞子等都先後加入。1905年7月，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不久蔡元培即在上海宣誓加入，並由同盟會總部委派為上海分部負責人。此後，他曾陸續介紹一批革命誌士加入同盟會。黃炎培曾記述他入會經過：“民國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師忽召至其寓廬，鄭重而言曰：‘我國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諸強虎視於外，清廷魚爛於內，欲救亡，舍革命無他道。君謂然乎？’則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須有組織。否則，力不集，事不成。今有會焉，君亦願加盟乎？’則敬答曰：‘苟師有命，何敢不從’。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逐韃虜，光複中華。’吾師即指‘平均地權’句說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師之前，宣誓加盟焉。”
1907年蔡元培獲得赴德留學的機會，使他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他此時去國遠行，固有“所圖皆不成，意頗倦”的原因，同時也反映了他有“學成救國”的思想。離滬前，他把同盟會會務交給黃炎培，據黃炎培回憶：“一日，語我：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而先赴青島習德文。言吾所任同盟會幹事，君其代我可乎？則敬諾。”他在北京等候赴德期間，曾應聘到京師大學堂譯學館講授國文和西洋史。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前身，故蔡元培後稱他在譯學館任教是服務北京大學的第一次。1907年6月，他以41歲的老學生身份，抵德半工半讀，翌年入萊比錫大學，研讀有關哲學、文學、人類學等課程，尤對美學、美術史發生濃厚興趣，並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編著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在德四年，他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蔡元培正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年底，奉孫中山之召回國，第二年一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長。南北統一後，又繼續擔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在此期間，他著手改革封建教育製度，仿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製度，建立起我國近代的教育體製。他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中，把清末學部製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實五項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宗旨，改成為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五項，刪去了違背共和政體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則的忠君、尊孔兩項教育宗旨。他強調新的五項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並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公民道德教育的綱領。他重視世界觀教育，即開設哲學課程，目的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同時，他又主張以美感教育作為世界觀教育的重要內容，以破除人生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為前提的弊害，達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國福民的境界。蔡元培還主持改革學製，修訂課程，改正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書，小學廢止讀經，初級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各省學堂一律改稱學校。他還積極誰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在教育部除設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外，又特設社會教育司，希望把教育事業從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蔡元培所提倡的廢止尊孔讀經，實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進步措施，以及他提出的“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針，都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為富國強兵、發展實業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適應了當時鞏固剛建立的共和製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間，講求效率，廉正清明，上下協力創業，為時人所稱道。開始籌辦時，孫中山就對他說：“辦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我”。他親自“躑躅裏巷”，後借到三間房舍作辦公室。他主張部務重效率，反對衙門作風，他說：“辦理部務，當與辦理社會事業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製未通過參議院以前，不必呈薦人員。除總次長已由大總統任命外，其餘各人，概稱部員，不授官職。為事擇人，亦不必多設冗員。”初設部時，連蔡在內僅三人，後也隻有三十多人。但他注意網羅人才，如蔣維喬、王雲五等都是得力幹才。當時人員不分等級，月薪一律三十元（一說六十元），但辦事很有朝氣，不推倭拖拉，“苟有案牘，隨到隨辦。”民國初期大量的教育法令，規章製度，都是在這個時期草擬製定的。
蔡元培兩任教育總長的時間前後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職期間，對袁世凱的擅權專製日益不滿，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為此，他曾多次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表麵竭力慰留，曾當著蔡元培的麵說：“我代表四萬萬人堅留總長。”蔡元培正色作答：“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表示了對國民負責和對獨裁者的蔑視。1912年7月，他和入閣的同盟會會員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內閣，辭去總長職務，不與袁世凱合作。轟劫一時的四總長聯名辭職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筆。他辭職後，教育部有人建議改聘他為北京大學校長，並由教育部向袁世凱提出。袁世凱對此斷然拒絕，認為蔡既是革命黨員，又力倡革命思想，現在發生的許多“反動”事件，多與他有關，如再讓他培養出革新人才來，定會使自己的政權發生動搖。這反映了封建勢力對蔡元培這樣進步人物的畏懼和仇視。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歐遊學，繼續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聽課及進行學術研究。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後，蔡元培奉孫中山之召，於六月初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反袁鬥爭日趨激烈時，蔡元培連續在《民立報》發表文章，嚴厲斥責袁世凱為毀棄約法、憑借武力之野心家，是釀成戰禍之罪魁禍首，堅決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號召國民起來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後，蔡元培再度赴歐留學。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國期間，與吳玉章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宗旨。第二年三月，又與法國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其宗旨為：“發展中法兩國之友誼，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知識經濟的發展”。蔡元培被舉為中方會長。他們一方麵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法的大批華工辦學校，蔡元培並為此編寫了一本《華工學校講義》；一方麵組織國內有誌青年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法國留學，這項工作在國內產生很大影響，一時以勤工儉學赴法留學者不下千人。有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在法國勤工儉學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著名的如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王若飛、蔡暢、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導勤工儉學運動是有重大曆史功績的。
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為重視大學教育。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趨時更新，整頓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他網羅各派學者，容納不同學派，學術民主，自由爭辯，對促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學校體製，破除學生的舊觀念，倡導德、智、體的全麵發展，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蔡元培的積極推動下，北京大學一變過去腐敗沉悶的風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這一時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重要實踐並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僅在當時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義的。
蔡元培作為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作為他生活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五四運動後，蔡元培曾於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兩次出國考察教育。1926年回國後不久，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追隨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這個時期蔡元培表現了明顯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在蔣介石的策動和政客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的影響下，他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分，列名附和清共，並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站到了擁蔣反共一邊，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當蔣介石的反人民的麵目進一步暴露後，蔡元培很快回到了民主主義的道路上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憤於國民黨對外妥協、對內專製的反動政策，不顧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權。他痛低國民黨當局的暴行，出力營救楊開慧、胡也頻、丁玲、潘梓年、羅登賢、陳賡、廖承誌、許德珩、侯外廬和牛蘭夫婦等人。1932年，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他鄭重提出：要“超越國家黨派的關係”，實現“對於普遍人權的保障”。當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的事件發生後，蔡元培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憤慨譴責當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緝凶，以維法紀。他親自主持公祭並致悼詞，當讀至“人孰無死，所幸者先生之事業，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間。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隨先生以去”時，咽難成聲。魯迅參加送殮後曾對友人說：“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楊杏佛，原是對於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們兩人是堅決的。”由於楊杏佛被害，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也停止了。此後對於保障民權的鬥爭，蔡元培仍以個人的力量盡力為之，如據楊之華（瞿秋白夫人）記述，當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囑人轉告她，說是國民黨高級人員開會，討論是否殺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才，在中國不可多得，不可殺害。1933年他參加發起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呼籲有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顧反動當局的壓力，與宋慶齡等主持了魯迅的喪葬，並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推動《魯迅全集》的出版。
這一時期，蔡元培仍繼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1927年後，他擔任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監察院院長等職。一年後，他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逝世。他在中研院實行學術自由和學者治院的原則，吸引了眾多的科學工作者，先後建立了物理、化學等十個研究所。他主持成立了由學者組成的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領導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對中研院的控製。在蔡元培的領導下，科學工作者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為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貢獻。後來在全國解放時，中研院除一個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半個數學所外，都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成為今天中國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一個堅實基礎。
蔡元培在他的晩年，為推動抗戰，促進國共合作，作出了貢獻。“九一八”事變後，他堅決主張抵抗，積極揭露日本的侵華政策，痛恨國民黨當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當麵向汪精衛曉以民族大義，沉痛指出：“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曾致書蔡元培，深情回顧了五四時期舊京集會，稱讚了他的愛國進步主張，熱切希望這位“以光複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為推進抗日救亡事業而繼續努力。蔡元培沒有辜負國人的期望，積極主張國內團結共禦外侮，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政策，堅定愛國立場。1937年“七七”抗戰後，蔡元培“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關注抗戰事業，熱切盼望“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獻身祖國，不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優秀代表。他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唁電，黨中央說他“為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勳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餘人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送了題為“老成凋謝”的挽聯，周恩來撰寫的挽聯為：“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會通過的致蔡元培家屬的唁電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曆史功績。全文如下：
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屬禮鑒：孑民先生遽歸道山，遠聞噩耗，深為悲痛！竊念先生清末從事革命，提倡民權；民六任北大校長，網羅人材，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九一八後，與宋慶齡、楊杏佛諸先生等發起人權保障同盟，從事挽救青年誌士，以圖保留國家元氣；雖為強暴所威脅，而氣不為之阻。七七抗戰以來，先生老矣，猶諄諄以精誠團結，言信行果，訓誡國人。哲人雲亡，遺教不朽。本大會追念賢勞，當與全國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誌。除電請國府明令國葬外，謹電奉唁，諸維節哀，以臨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吳承仕先生大會叩。
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會的挽聯、唁電，表達了全國人民對這位傑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的崇敬，同時也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當的評價。
當時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也為蔡元培舉行公祭和追悼會，並頒布褒揚令，稱頌他“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早歲誌存匡複，遠曆重瀛，研貫中西學術。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先後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及大學院院長，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懸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效彌彰。”肯定了他的曆史功績，表達了深切的哀悼。
§§第二章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麗、人文薈萃的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他原字鶴卿，後自己改字仲申，別號鶴廎。至創辦愛國學社時，則常以民友為號。1904年主編《警鍾》日報後，嚐謂：“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因取《詩經·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兩句中各一個字，易號孑民，從此孑民成為他的通用字號。
蔡元培生長在一個中產的商人家庭裏。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寶煜（又名光普）曾任錢莊經理，為人和善寬厚，樂於周濟他人。蔡元培從小尊敬長輩，事親至孝。在他十一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親勤儉持家撫養他們兄弟。母親周氏是一位賢惠的女性，她平時常常勉勵他們兄弟要“自立”、“不依賴”和“不妄言”，要他們謹慎處世。後來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蔡元培從小受這種母愛的教育，並且生活在這樣一個已經衰落了的商人家庭裏，這對於形成他的進取而又寬厚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因家貧節省燈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讀。先是得到叔父蔡銘恩的悉心指導，後在本縣老秀才王子莊處受業，從而使他沒有承繼祖業經商，而走上了治學的道路。他少年讀經，學作八股文。和同時代人一樣，他在青少年時期也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動拘謹。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訓，例如母親生病，曾刲臂和藥以進；母親病故，不顧家人勸阻，堅持要行“寢苫枕塊”古製，這在當時習俗中也算是近於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賦、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備了躋身宦海的條件。但是，他在青年時期就無意於功名祿利。他畢竟生逢國家多事之秋，這時紹興的生活雖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同樣在這裏激起了點點浪花，震撼著這位有為青年的心。他希望於學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後，就不治舉子業，開始自由閱讀。這時他為紹興一位藏書家校訂圖書，得到博覽群書的機會。他讀書重思考，不盲從，並且注意從書中吸取民主的精華。如他讀清末學者俞正燮的《癸已類稿》和《癸已存稿》時，不僅對俞的曆史考據方法甚為稱讚，而且對他著作中“從各方麵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備至。1910年他在德國留學時所著《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曾以顯著篇幅介紹黃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學說，鼓吹民權和女權。由此可見俞正燮的著作對他影響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時代就大力肯定和讚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權思想，說明在這時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已經開始萌芽。這時他喜愛的有關考據和詞章等的書籍，除上述俞著外，還有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他後來曾回憶說：“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他偶爾也在書院裏作八股文，但已不再嚴守老八股的格調，而喜用古書通假的字調換常字，並用古書中奇特的句法變換常格。這種別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幾乎讀不懂。這說明察元培這時已開始看到八股文體對思想束縛的害處，不願附庸清雅，靠做那種無用的製藝，作為攀登宦門的階梯。蔡元培對科舉製度的蔑視，孕育了他後來反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驕子。他應試時仍是做那種不合時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賞識。1889年鄉試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告捷，1802年補殿試取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職翰林院編修。這時，他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科舉道路上的幸運者，受到了時人的讚賞，當時戶部尚書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見後曾在日記中寫道：“新庶常來見者十餘人，內蔡元培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正當蔡元培踏上宦門坦途之時，卻是國家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清王朝處於日暮途窮之日。雖然蔡元培在這時還不可能了解事變的全部和中國積弱的病根，但他畢竟是處在清王朝統治中心的北京，比過去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局勢的發展。他敏銳地感到了國家危機的緊迫，覺察到當時知識界中要求變革的新思想的潛流。從這時起，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派的論著，披覽報章時事，並且開始接觸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翰林院編修這一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給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動，他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他寫道：“上決與倭議和，和約十事，其大者，割台灣，割奉天遼陽以東，遵海而南至旅，給兵費二萬萬，定七年畢給。倭人駐兵威海，歲給兵費五十萬。俟二巨萬畢給，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裏，且伏禍機。韓、魏於秦，宋於金，不如是之甚也！”憤怒譴責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闒葺（卑賤的意思），外內狼狽，虛疑恫愒，以成煬灶（放在爐火上烤的意思）之計，聚鐵鑄錯，一至於此”。認為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簽訂的《中俄密約》，是誤國的對外政策，指出：“吾中國近二十年仿範雎遠交之策，甚睦於德，近又推誠於俄。不自強而恃人，開門揖盜，真無策之尤也。”這時他對清政府的誤國賣國行徑有了較深入的認識。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以救亡圖存，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變法維新運動。蔡元培對這場運動是深表同情的。他這時已受到維新派的影響，傾向改良主義的主張，對維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現“衝決一切網羅”勇氣的譚嗣同十分欽佩。在這期間，他曾較廣泛地涉獵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新學”譯著，並對自然科學書籍發生興趣。他潛心研究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思想和設施，從中加以比較，以尋求救國之道。從他對一些著述讀後所寫的評論中，可以看到這時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變化，以及對當時維新潮流的態度。例如，他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寫道：“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後對宋育仁（清廷駐英參讚）介紹英國國情的《采風記》、《時務論》等書又評論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製，遂欲以古製補其未備，以附於一變主道之誼，真通人之論。”這無異是讚同維新派倡導的“托古改製”思想。蔡元培為了能直接博覽外文書籍，還在京請人教授日語，不久就練習試譯《萬國地誌》序、《日人敗明師於平壤》等文，竟“有文從字順之樂”。其後又譯過日文的《日清戰史》、《生理學》等書，並開始學英語。從這裏可以看出這時他學習西方“新學”的濃厚興趣和熱烈程度，然而，蔡元培並沒有和康、梁們一起行動。這固然是由於他仍然沒有擺脫士大夫的習氣，認為他們正在炙手可熱之時，雖與梁啟超有己醜鄉試同年的關係，也不往納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欲圖變革，必須首先從辦教育入手，對維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並不完全讚同。戊戌變法的失敗給蔡元培的教訓十分深刻，他認為：“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這個認識，對他爾後一生的事業，即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都無作官意，唯有讀書聲”。這是蔡元培寫在京師寓所書齋中的一幀條幅，也是他數載翰林生活的真實寫照。戊戌政變後，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無可希望”。因此，他斷然決定托疾請假，決絕仕途，離京南下從事教育。
蔡元培拋棄了為當時世俗所稱羨的功名前程，卸卻了一個沉重的因襲重擔。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歩。1898年冬，他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即校長），開始了他從事新式教育的活動。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的不同分為三齋，大致相當於後來的高級小學、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等，都曾是這裏的學生。蔡元培到校後，為了開拓新學的領域，增聘教員，加強文理科和外語的課程，注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使這個學堂“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教員提倡物競生存的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舊派教員則仍要學生習詩詞和古文，宣揚尊君卑民思想。在新舊兩派的爭論中，蔡元培總是傾向革新方麵。這招致了校內和地方上頑固勢力的忌恨。次年，學堂學董出麵幹渉，竟要蔡元培親自恭書清廷所頒“正人心”的上諭懸掛在禮堂上。這是戊戌政變後，西太後為警告同情變法昌言維新的人而頒發的，它令學人“自當以名教綱常為己任，以端學術而正人心”。對舊勢力采取的這種警告方式，蔡元培大為憤怒，複書痛低，隨即辭職而去。
此後，蔡元培繼續在浙江從事教育工作。先是受聘為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到校視職後，曾數次演講，倡導科學，鼓勵學生研究應用科學，後因經費困難，校務改進無望，僅任職一年。隨後又曆經數校，並在紹興為僑農創辦了一所小學，極力推行新式教育。在這期間，蔡元培反對封建的意識也有了增長。igoi年，他喪妻後為續娶提出了擇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子可改嫁；（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後在杭州與符合上述條件的黃仲玉舉行婚禮時，又以上繡“孔子”兩字的大紅幛代替當地習俗懸掛的福祿壽三星畫軸，以來賓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代替鬧洞房。這些衝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大膽舉動，曾使許多人駭怪不已。
1901年秋蔡元培來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在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規定學生半天自己讀書，半天學習英文和數學，中間還安排了體操課。他親自編訂學生的修學門類及每門應讀的書目，以及由淺入深的閱讀次序。每個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都要寫劄記，由蔡元培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題多側重啟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和民權思想。課外他還指導學生練習演說、辯論。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二、三學生談話，或發問，或令自述讀書心得，或對時事發表感想。這種把學生閱讀和教師指導結合起來的方法，既能提高學生主動鑽研的興趣，又收師生間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黃炎培後來回憶這一時期受教情景時曾說：“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得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蔡師之教人，其主旨在於“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他常常告誡學生：“現在中國被各國欺侮到這地歩。‘知彼知己，百戰百姓。’我們要知道自己弱點，還要了解國際情況。了解國際，要通曉外國文，讀外國書。”“中國國民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眾識字的少，如能用語言，效用更廣。你們大家練習演說要”。這反映了蔡元培有著明確的辦學目的，而這感人的愛國思想，激勵學生刻苦學習外語，並組織演說會，定期練習演說。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動中，已表現了他不因襲陳規，勇於革新的精神。他在南洋公學特班確也培養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洪允祥、李叔同、王世澂、胡仁源、項驤、貝壽同等，都是他所賞識的，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學者。
這一時期，蔡元培的思想趨向激烈，開始突破改良主義思想的藩籬，傾向革命。1902年春，蔡元培與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蔣智由（觀雲）、林獬（少泉，後改名白水）、葉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發起建立團體，定名為中國教育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中國教育會在宣傳反清革命，聯絡東南地區革命同誌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麵，都起過一定的作用。
1902年底，南洋公學學生因不滿學校當局的高壓政策發生了退學風潮，蔡元培支持並參加了這次學生運動。經他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這些退學生組成了愛國學社。蔡元培被推舉為學社總理。他為籌措學社經費，不顧愛子重病親赴南京借款；登輪之際，家人趕至報告長子夭折噩耗，他忍痛委托友人料理後事，揮淚北上。這種“臨難不亂，承諾不苟變”的精神，使友人無任欽佩。學社章程規定：“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誌氣之助。”蔡元培也要求“用吾理想普及全國，如神經係之遍布腦筋於全體”。認為“學社果能達此希望”，則“吾中國之前途，實大被其影響”。這同樣清楚地表明了他辦學的目的。在學社成立之前，蔡元培還與友人發起組織了愛國女校，開始由蔣智由任經理，不久蔡元培繼任，學生為發起人眷屬，後逐漸增加外來學生。他在愛國學社注重培育學生的革命精神，鼓勵學生自由閱讀，定期帶領學生舉行革命演說。他這時已“公言革命無所忌”。他和章太炎等組織張園演說會，宣傳反清革命，並針對沙俄在我國東北的侵略活動，號召拒俄救國。他還發起組織保國會，聯絡同誌，擴大影響，並在《蘇報》發表《釋“仇滿”》等重要文章，正確地指明了民主主義的革命要求，反對了當時在一些革命者中流行的排滿之說。他自己也斷發短裝，與學生一起進行軍事操練。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曾引起清廷的注意，當時上海商務大臣呂海寰曾致函江蘇巡撫恩壽，密告“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清政府則下令“嚴密查拿，隨時懲辦”。1903年6月，蔡元培因學社內部糾紛，憤而辭去職務，赴青島習德語，準備到德國留學。不久即發生了章太炎、部容被捕，《蘇報》被查封事件，蔡元培以無畏精神於9月返回上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並經常到獄中探望章太炎和鄒容。同年底，他與王小徐、蔣維喬等發起組織“對俄同誌會”，並參與創辦《俄事警聞》報（後改名《警鍾》日報），它繼承了《蘇報》傳統，采用白話和插圖形式，廣泛宣傳反對沙俄侵略和革命的思想。蔡元培為辦好這份報紙付出了極大心血，除了編輯和瑣碎的社務工作外，“每晚總須撰寫兩篇論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話。那時先生右手凍瘡潰裂，腫得好似饅頭一般，我記得先生右手套了一隻半截露指的手套，將左手放在大衣袋裏取暖，仍舊冷冰冰的坐在那裏工作”。
其時，蔡元培認為，革命主要是通過暴動和暗殺兩個途徑，因而熱心介紹俄國虛無黨的曆史，鼓吹暗殺主義。1904年，經何海樵介紹加入秘密暗殺團，並邀鍾憲鬯（期光）、俞子夷參加，在英租界秘密從事炸彈的研製。俞子夷曾回憶說：“蔡師知道我對化學有興趣，囑我研製毒藥，所需器材由科學儀器館供應。……我課餘讀書，試驗，試製氰酸，一試即成。蔡師囑工友弄來一貓，強令其服，隻幾滴，貓即中毒死。蔡師認為液體毒藥，使用不便，易被人發覺，必須改製固體粉末。於是向日本郵購了一批藥物學、生物學、法醫學等書，從事研究，但無大進展，而研究的對象，不久即轉向炸藥。試製炸藥有個秘密組織，人數不多，地點在冷僻的弄裏，鄰近全是貼召租的空屋”。開始時，蔡元培等人采用飲血誓盟的方式，以一紙書黃帝神位等字，供於上方，殺雞滴血於酒中，他們跪地宣誓，並飲雞血餌，然後由蘇鳳初開始教授。陳獨秀、章士釗、劉光漢等隨後也加入這個秘密組織。陳獨秀後來曾回憶這段經曆說：“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淡”。蔡元培為了貫徹他認定的暴動和暗殺是革命的主要手段，因而注意在愛國學社學生中種下暴動的種子，在愛國女校學生中種下暗殺的種子。他為愛國女校寫的校歌有“特殊新教育，舊法新俄吾先覺”句，並設有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史以及化學等課程，意在訓練青年女子實行暗殺以貫徹俄國虛無黨的主張。有人回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在校長室玻璃櫃裏還陳列當年製作的炸彈，這也許是他對這一段革命生涯的懷念和紀念。
1904年秋，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起組織革命團體光複會，又稱複古會。蔡元培被推舉為會長。它以“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成為東南地區一個重要的革命組織。陶成章、徐錫麟、趙聲、秋瑾、柳亞子等都先後加入。1905年7月，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不久蔡元培即在上海宣誓加入，並由同盟會總部委派為上海分部負責人。此後，他曾陸續介紹一批革命誌士加入同盟會。黃炎培曾記述他入會經過：“民國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師忽召至其寓廬，鄭重而言曰：‘我國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諸強虎視於外，清廷魚爛於內，欲救亡，舍革命無他道。君謂然乎？’則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須有組織。否則，力不集，事不成。今有會焉，君亦願加盟乎？’則敬答曰：‘苟師有命，何敢不從’。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逐韃虜，光複中華。’吾師即指‘平均地權’句說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師之前，宣誓加盟焉。”
1907年蔡元培獲得赴德留學的機會，使他多年的願望得以實現。他此時去國遠行，固有“所圖皆不成，意頗倦”的原因，同時也反映了他有“學成救國”的思想。離滬前，他把同盟會會務交給黃炎培，據黃炎培回憶：“一日，語我：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而先赴青島習德文。言吾所任同盟會幹事，君其代我可乎？則敬諾。”他在北京等候赴德期間，曾應聘到京師大學堂譯學館講授國文和西洋史。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前身，故蔡元培後稱他在譯學館任教是服務北京大學的第一次。1907年6月，他以41歲的老學生身份，抵德半工半讀，翌年入萊比錫大學，研讀有關哲學、文學、人類學等課程，尤對美學、美術史發生濃厚興趣，並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編著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在德四年，他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蔡元培正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年底，奉孫中山之召回國，第二年一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長。南北統一後，又繼續擔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在此期間，他著手改革封建教育製度，仿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製度，建立起我國近代的教育體製。他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中，把清末學部製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實五項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宗旨，改成為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五項，刪去了違背共和政體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則的忠君、尊孔兩項教育宗旨。他強調新的五項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並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公民道德教育的綱領。他重視世界觀教育，即開設哲學課程，目的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同時，他又主張以美感教育作為世界觀教育的重要內容，以破除人生為小己所役，一切事功以自利為前提的弊害，達到超利害，忘人我，利國福民的境界。蔡元培還主持改革學製，修訂課程，改正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書，小學廢止讀經，初級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各省學堂一律改稱學校。他還積極誰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在教育部除設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外，又特設社會教育司，希望把教育事業從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蔡元培所提倡的廢止尊孔讀經，實行思想道德教育，普及平民教育等進步措施，以及他提出的“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針，都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為富國強兵、發展實業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適應了當時鞏固剛建立的共和製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
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間，講求效率，廉正清明，上下協力創業，為時人所稱道。開始籌辦時，孫中山就對他說：“辦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我”。他親自“躑躅裏巷”，後借到三間房舍作辦公室。他主張部務重效率，反對衙門作風，他說：“辦理部務，當與辦理社會事業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製未通過參議院以前，不必呈薦人員。除總次長已由大總統任命外，其餘各人，概稱部員，不授官職。為事擇人，亦不必多設冗員。”初設部時，連蔡在內僅三人，後也隻有三十多人。但他注意網羅人才，如蔣維喬、王雲五等都是得力幹才。當時人員不分等級，月薪一律三十元（一說六十元），但辦事很有朝氣，不推倭拖拉，“苟有案牘，隨到隨辦。”民國初期大量的教育法令，規章製度，都是在這個時期草擬製定的。
蔡元培兩任教育總長的時間前後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職期間，對袁世凱的擅權專製日益不滿，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為此，他曾多次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表麵竭力慰留，曾當著蔡元培的麵說：“我代表四萬萬人堅留總長。”蔡元培正色作答：“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表示了對國民負責和對獨裁者的蔑視。1912年7月，他和入閣的同盟會會員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內閣，辭去總長職務，不與袁世凱合作。轟劫一時的四總長聯名辭職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筆。他辭職後，教育部有人建議改聘他為北京大學校長，並由教育部向袁世凱提出。袁世凱對此斷然拒絕，認為蔡既是革命黨員，又力倡革命思想，現在發生的許多“反動”事件，多與他有關，如再讓他培養出革新人才來，定會使自己的政權發生動搖。這反映了封建勢力對蔡元培這樣進步人物的畏懼和仇視。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歐遊學，繼續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聽課及進行學術研究。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後，蔡元培奉孫中山之召，於六月初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反袁鬥爭日趨激烈時，蔡元培連續在《民立報》發表文章，嚴厲斥責袁世凱為毀棄約法、憑借武力之野心家，是釀成戰禍之罪魁禍首，堅決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號召國民起來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後，蔡元培再度赴歐留學。
1915年6月，蔡元培在居住法國期間，與吳玉章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為宗旨。第二年三月，又與法國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其宗旨為：“發展中法兩國之友誼，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知識經濟的發展”。蔡元培被舉為中方會長。他們一方麵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法的大批華工辦學校，蔡元培並為此編寫了一本《華工學校講義》；一方麵組織國內有誌青年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法國留學，這項工作在國內產生很大影響，一時以勤工儉學赴法留學者不下千人。有許多進步知識分子在法國勤工儉學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著名的如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王若飛、蔡暢、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導勤工儉學運動是有重大曆史功績的。
蔡元培一生重視教育，尤為重視大學教育。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施展了他改革我國大學教育的抱負。他趨時更新，整頓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為新文化、新思想的傳播開拓道路。他網羅各派學者，容納不同學派，學術民主，自由爭辯，對促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學校體製，破除學生的舊觀念，倡導德、智、體的全麵發展，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蔡元培的積極推動下，北京大學一變過去腐敗沉悶的風氣，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這一時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重要實踐並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僅在當時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義的。
蔡元培作為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作為他生活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五四運動後，蔡元培曾於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兩次出國考察教育。1926年回國後不久，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追隨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革命。這個時期蔡元培表現了明顯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在蔣介石的策動和政客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的影響下，他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分，列名附和清共，並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後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站到了擁蔣反共一邊，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但是，當蔣介石的反人民的麵目進一步暴露後，蔡元培很快回到了民主主義的道路上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憤於國民黨對外妥協、對內專製的反動政策，不顧白色恐怖，拍案而起，保障人權。他痛低國民黨當局的暴行，出力營救楊開慧、胡也頻、丁玲、潘梓年、羅登賢、陳賡、廖承誌、許德珩、侯外廬和牛蘭夫婦等人。1932年，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他鄭重提出：要“超越國家黨派的關係”，實現“對於普遍人權的保障”。當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的事件發生後，蔡元培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憤慨譴責當局草菅人命，要求立即緝凶，以維法紀。他親自主持公祭並致悼詞，當讀至“人孰無死，所幸者先生之事業，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間。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隨先生以去”時，咽難成聲。魯迅參加送殮後曾對友人說：“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楊杏佛，原是對於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們兩人是堅決的。”由於楊杏佛被害，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也停止了。此後對於保障民權的鬥爭，蔡元培仍以個人的力量盡力為之，如據楊之華（瞿秋白夫人）記述，當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囑人轉告她，說是國民黨高級人員開會，討論是否殺瞿秋白，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這樣的人才，在中國不可多得，不可殺害。1933年他參加發起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呼籲有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自由。1936年10月，他不顧反動當局的壓力，與宋慶齡等主持了魯迅的喪葬，並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推動《魯迅全集》的出版。
這一時期，蔡元培仍繼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1927年後，他擔任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監察院院長等職。一年後，他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逝世。他在中研院實行學術自由和學者治院的原則，吸引了眾多的科學工作者，先後建立了物理、化學等十個研究所。他主持成立了由學者組成的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領導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對中研院的控製。在蔡元培的領導下，科學工作者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為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貢獻。後來在全國解放時，中研院除一個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半個數學所外，都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成為今天中國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一個堅實基礎。
蔡元培在他的晩年，為推動抗戰，促進國共合作，作出了貢獻。“九一八”事變後，他堅決主張抵抗，積極揭露日本的侵華政策，痛恨國民黨當政者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曾當麵向汪精衛曉以民族大義，沉痛指出：“關於中日的事情，我們應該堅定，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隻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1936年9月20日，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曾致書蔡元培，深情回顧了五四時期舊京集會，稱讚了他的愛國進步主張，熱切希望這位“以光複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為推進抗日救亡事業而繼續努力。蔡元培沒有辜負國人的期望，積極主張國內團結共禦外侮，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政策，堅定愛國立場。1937年“七七”抗戰後，蔡元培“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他移居香港。重病中，他仍然關注抗戰事業，熱切盼望“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追求真理，獻身祖國，不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優秀代表。他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唁電，黨中央說他“為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勳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4月14日，延安各界千餘人隆重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送了題為“老成凋謝”的挽聯，周恩來撰寫的挽聯為：“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在大會通過的致蔡元培家屬的唁電中，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的曆史功績。全文如下：
香港蔡孑民先生家屬禮鑒：孑民先生遽歸道山，遠聞噩耗，深為悲痛！竊念先生清末從事革命，提倡民權；民六任北大校長，網羅人材，兼收並蓄，學術思想，主張自由。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九一八後，與宋慶齡、楊杏佛諸先生等發起人權保障同盟，從事挽救青年誌士，以圖保留國家元氣；雖為強暴所威脅，而氣不為之阻。七七抗戰以來，先生老矣，猶諄諄以精誠團結，言信行果，訓誡國人。哲人雲亡，遺教不朽。本大會追念賢勞，當與全國同胞努力完成先生所未竟之誌。除電請國府明令國葬外，謹電奉唁，諸維節哀，以臨大事。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吳承仕先生大會叩。
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和延安各界追悼大會的挽聯、唁電，表達了全國人民對這位傑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的崇敬，同時也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崇高而恰當的評價。
當時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也為蔡元培舉行公祭和追悼會，並頒布褒揚令，稱頌他“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早歲誌存匡複，遠曆重瀛，研貫中西學術。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先後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及大學院院長，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懸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效彌彰。”肯定了他的曆史功績，表達了深切的哀悼。
§§第二章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