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印度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印度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印度共產黨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政治上均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作用自然也和其他國家革命一樣，其作用之大之深是不容忽視的。如引言所述，共產國際最高領導人對印度革命一直寄以厚望，把它與中國一樣作為東方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基地和突破口。這從共產國際曆次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全會的決議和文件中可以顯示，凡有關殖民地部分均有相當篇幅是論述印度問題，有的是與中國等國家一起論述，有的則專門直接論述。而且，由於M。N羅易在20年代在共產國際的特殊地位，就使得印度問題在共產國際中地位格外顯著。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似乎希望另辟新地，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共產國際在印度問題上則同樣動了不少腦筋，花了不少精力，這從那時期的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中便可了然。然而，共產國際的作用與對中國黨以及其它黨的作用相比，又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較大的特殊性。下麵就這些特殊性作一槪述，作為結束語的主要內容。
其一，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支持和幫助受到一定限製。共產國際對中國、印度等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都是比較重視的，但由於這些國家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中國在20—30年代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一個重要陣地和各種矛盾的焦點，因此，共產國際就不能不以較大的精力幫助和指導中國革命運動。加上中國與蘇聯接壤的地理條件和中國國內軍閥割據及國內戰爭的有利條件，使得共產國際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支持中國革命。而在印度，由於無產階級政黨力量的弱小和分散，由於資產階級政黨一開始就掌握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大權，印度國內的革命運動始終未能達到應有的水平，同時，印度的地理條件和英國殖民統治者對印度革命的嚴密控製，在客觀上限製了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聯係。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聯係，更多的是采取間接的方式。共產國際雖然也曾在20—30年代直接派過“密使”到過印度，但幾乎全被英國當局逮捕；在政治上，共產國際除通過兒次代表大會和全會的綱領和決議（包括中國、印度等國家）指導外，共產國際最高領導人和執行委員會給予印度的指示較少，列寧、斯大林直接論述印度革命的著作不是很多，多數是通過共產國際與印度共產黨的中間人瑪·納·羅易（早期）和英共（中後期）以及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新聞通訊》和蘇共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的一些文章進行指導。這種情況，當然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共產國際作用的發揮，相比之下，羅易和英共的作用就顯得比較突出。
其二，羅易和英共在共產國際與印度的關係中處於極為突出的地位。其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均是舉足輕重的。
羅易作為印度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和共產國際指導東方革命運動的重要負責人，參與共產國際路線的製訂，貫徹和執行了共產國際關於印度革命問題的主要指示和決議，其功績是不容抹殺的。較為明顯的功績有：（1）羅易根據印度和其它某些國家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發展的特點而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為共產國際提供了區別對待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運動所應采取的路線和策略，這對指導印度和東方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無疑有著積極作用。（2）羅易強調資產階級害怕人民群眾革命鬥爭，在民族運動中表現出妥協、動搖、倒退的特點，強調無產階級牢牢掌握民族運動的領導權，這無疑是可取的。（3）羅易在早期著作中，敏銳地發現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如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發展前景問題，殖民主義政策如何不斷演變並最終退出殖民地問題，殖民地國家如何進入社會主義、如何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等等。（4）羅易善於獨立思考，敢於向共產國際的最高權威提出主見，不滿英共插手印度共產主義事宜等等。（5）在指導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中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建黨、統一戰線、發展工農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等方麵立了不少功勞，促進了印度共產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但是，由於羅易長期脫離印度革命實踐，不善於將馬克思主義與印度實踐相結合，對共產國際本來正確的東西反而有時加以抵製，甚至還不時另搞一套；對共產國際本來就錯誤的左傾政策，往往加以欣賞而且加以大力發展，錯上加錯。他片麵地誇大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變化的作用，片麵誇大印度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片麵誇大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妥協的一麵，片麵地誇大印度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從而導致了在革命的性質、任務、社會基礎、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一係列問題的錯誤。在他的一整套左傾理論和政策指導下，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有所發展，然而卻異常遲緩而曲折。羅易在印度革命中的消極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如果再聯係到他在中國革命的作用，他的不可推卸的過失是十分明顯的。
英共和羅易的作用相近。英共在20年代中後期逐漸取代羅易的地位後，在共產國際與印度共產黨之間起中間人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羅易是印度人，他指導印度革命的對與錯是印度共產黨本身的事情，而英共出麵指導印度共運，其性質是不同的，這涉及到兩黨的關係問題。英共過多地幹預、插手印度共產黨內部事務，不能不嚴重危害了兄弟黨之間的平等自立的關係。而且英共往往以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為名，或者歪曲共產國際本來是正確的方針，或者是發展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或者幹脆換上自己的一套方針去指導印度革命，強加於印度共產黨。印共自2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共產國際七大以後所推行的左右傾錯哄政策，與英共的指導關係極為密切。當然，英共在推動印度20年代中期工農黨的建立和工農運動的發展，在敎促印度共產黨內的團結、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特別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後，推動印共實行與國大黨的合作等方麵無疑起了不少積極作用。
其三，印度革命極其複雜而艱巨，共產國際無力指導。各國革命均有其特殊性，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尤甚。其中最為明顯的、嚴重阻礙其革命發展的，有兩個難以克服的因素：第一，英國殖民主義的殘暴統治和狡猾多變的對付革命的玫策。印度是英國獨占的殖民地，而非半殖民地。由於這一根本性特點，使其統治印度異常嚴密，印度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難以生存和發展。每當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有興起勢頭或準備采取行動時，殖民當局便立即製造所謂“共產黨人陰謀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審判案”，1924年的“康普爾審判案”，1929年的“米拉特審判案”，以及1942年的類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當局利用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領袖和共產黨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說明這一點。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運動和工農黨的建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傳播和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大，引起了英國殖民當局的極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報吿中記載：“共產主義的宣傳和影響，特別在某些大城市的產業階級中的增長，引起了當局的焦慮”。於是，在1929年3月，英國殖民政府製造了臭名遠揚的“米拉特審判案”。印度工人運動由於受到這種嚴重打擊，使其運動陷入癱瘓和瓦解狀態。不僅如此，英國殖民當局對待革命運動還采取“分而治之”的陰險對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在1942年以後，英國殖民主義為維護其統治對國大黨和共產黨采取了截然兩種不同的對策，對前者采取“壓”的一手，對後者則采取“拉”的一手，這與它過去采取的對策（拉國大黨、壓共產黨）恰恰相反。這種對策使國大黨充當了反英民族英雄，而共產黨則被視為背叛民族利益。共產國際和印共對於英國的上述兩手政策不但沒有識別，反而一味要求印共適應世界範圍內的反法西斯戰略，造成印共曆史上的一大無法彌補的悲劇。
另一因素是，印度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比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均強大得多，它有豐富的領導民族獨立運動的經驗，有威望頗高的兩大著名領袖—甘地和尼赫魯，它在組織上擁有龐大的從上到下的機構和1千多萬黨員。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在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大權的鬥爭中處於絕對劣勢，而且成為其重耍的追隨者，在政治思想上受其嚴重的影響。印度資產階級和國大黨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紛紛插手指導工人運動和組織工會組織。他們被稱為是“局外人”。他們中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和博愛主義者，有甘地主義者，到20年代中期，還有英國改良主義者、英國工黨領導人等插手印度工人運動。他們大肆散布階級調和、非暴力學說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學說，企圖將工會和工人階級的鬥爭納入到國大黨民族主義的軌道上去。他們領導、插手工人運動固然有有助於提高工人階級政治覺悟，吸引廣大工人群眾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的一個方麵，但另一方麵，則有模糊工人階級意識，嚴重妨礙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及其先鋒隊作用的發揮，而隻能為資產階級的狹隘的階級利益服務。印度工人階級雖然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貴族階層和形成這種階層的社會經濟前提，但卻由於這種外部的改良主義思潮的長期較深的影響，使印度工人階級中的改良主義思潮難於消除，加上印度社會種族製度及印度工人階級與廣大農民的聯係等特點，就使這種思想根深蒂固。這種思想獨立後仍存在著。正如杜德所說：“這種災害（指改良主義）長期追隨著印度工人運動，嚴重地妨礙了工人們偉大的戰鬥性和英雄氣槪。它的影響至今還遺留著。”
其四，印共自身對共產國際和英共的指導有很強的依賴性，而且一直在發展，其依賴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益增強。在共產國際初期，由於列寧和共產國際比較重視發揮羅易和印度共產黨人的作用，而羅易也比較善於大膽提出問題，他對英共插手印共事務及其“帝國主義作風”曾多次表示過不滿和異議。因而，印共在共產國際早期，其依頓性比後來相對的要少些。但在共產國際中後期，印共則幾乎完全盲目崇信國際領導，依賴英共的指揮，甚至後來被看成為英共的“殖民黨”，喪失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應有的獨立性。這種情況正是印共未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全體印度人民合乎邏輯地達到目的重要原因。
印共在共產國際存在期間犯了種種錯誤，共產國際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但是，印度共產黨本身沒有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一切按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一切以共產國際的意誌為轉移，機械搬用其他國家革命的經驗敎訓，不善於依照本國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這是印度共產黨曆史發展中一個沉痛的敎訓。印度革命從反麵證明了這樣一個眞理：一個國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固然離不開一定的國際條件和各國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賴別的國家或者什麽國際指導中心發號施令；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隻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
縱觀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作用和影響，旣有好的一麵，也有不足的一麵。其功過在各個曆史時期的表現形式、比重都不完全一致，應進行曆史的、實事要是的分析。共產國際作為一個總體，它在指導印度革命上的功績有：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了印度共產黨，1920年在塔什幹的建黨活動，1923年至1928年的建黨活動以及1933年的建黨活動大都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的；共產國際在其初期為印度革命提供了比較正確的理論和路線；1920年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1922年的東方問題提綱和1928年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提綱，在印度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任務、農民問題、統一戰線問題等方麵的看法上基本上是正確的；在一定時期促進了共產黨與印度資產階級政黨的聯係，並在1935—1945年與國大黨建立了統一戰線，1942年後又促進了印度共產黨和印度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戰爭的事業中去。
然而，共產國際在指導印度革命存在的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在建黨問題上，過於追求組織上建黨，沒有促成印度共產黨把馬列主義與印度本國情況的結合，沒有能在馬列主義政治思想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革命風格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國際在一個時期在工農黨問題上搖擺不定，使印共建黨的組織形式上一度陷於混亂；共產國際也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把印度各個共產主義組織和派別統一起來，在共產國際初期過於輕信羅易，而排斥劄多等人。在資產階級與國大黨統一戰線問題上，政策搖擺不定；在理論上沒有根本解決印度資產階級的性質與作用；在實踐上，共產國際雖然指導印共做了許多工作，但在早期並沒有能夠形成一套明確的統一戰線政策，在1928年以後至七大前則以資產階級和國大黨為敵，完全放棄了統一戰線政策，執行了一條左傾錯誤路線。七大以後，雖然促進了印共與國大黨建立了統一戰線，但卻很不穩固，時右時左，最後終於破裂。在反帝鬥爭問題上，雖然在理論上明確反英鬥爭是印度革命的首要任務，然而在實踐上卻往往未能指導印共高舉民族反帝鬥爭大旗。特別在1928—1935年期間，把主要矛盾對準資產階級，忽略了反帝鬥爭任務；在1942年以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反英鬥爭火旗，把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大權輕易送給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共產國際早期錯誤地支持了羅易的冒險主義的軍事行動，中後期又一直主張蘇聯式的城市中心論，特別在1940年期間竟然不顧主客觀條件實行盲動的冒險行動。在糾正印共和共產國際重要領導人羅易的錯誤方法上，過於簡單粗暴，開除羅易出共產國際則更鑄成大錯。
共產國際更為重要的錯誤會還在於，共產國際過於強調集中，不重視各國革命的具體特點，特別在共產國際中期，要求各國照搬照抄蘇共的一些作法，這種情況就更使印度共產黨領導人養成了一種習慣於敎條式地依賴國際領導和英共的指導，而不善於把馬列主義與印度本國情況實行結合。它往往獨斷專行，任意指揮印度共產黨按其旨意行事，發號施令，推行沙文主義的政策，完全背離了革命尊師們一再強調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各國黨之間的獨立自主原則。恩格斯說過：“國際聯合隻能存在於國家之間，因而這些國家的存在、它們內部事務上的自主和獨立，也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槪念本身之中。”恩格斯還說過：“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不能強迫任何異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們造福的辦法，否則就會斷送自己的勝利。”②列寧曆來強調被壓迫民族的共產黨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警吿處於國際共運前列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決不要從莫斯科發號施令”。列寧說：“我們應該特別堅決地反對‘俄羅斯’共盧黨人的大俄羅斯帝國主義思想和沙文主義思想的（有時是不自覺的）殘餘。”共產國際在中後期粗暴地踐踏了印共的獨立自主原則，從而導致了一係列其它錯誤。這是共產國際與印度關係中最為深刻而沉痛的敎訓。
其一，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支持和幫助受到一定限製。共產國際對中國、印度等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都是比較重視的，但由於這些國家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中國在20—30年代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一個重要陣地和各種矛盾的焦點，因此，共產國際就不能不以較大的精力幫助和指導中國革命運動。加上中國與蘇聯接壤的地理條件和中國國內軍閥割據及國內戰爭的有利條件，使得共產國際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直接支持中國革命。而在印度，由於無產階級政黨力量的弱小和分散，由於資產階級政黨一開始就掌握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大權，印度國內的革命運動始終未能達到應有的水平，同時，印度的地理條件和英國殖民統治者對印度革命的嚴密控製，在客觀上限製了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聯係。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支持和聯係，更多的是采取間接的方式。共產國際雖然也曾在20—30年代直接派過“密使”到過印度，但幾乎全被英國當局逮捕；在政治上，共產國際除通過兒次代表大會和全會的綱領和決議（包括中國、印度等國家）指導外，共產國際最高領導人和執行委員會給予印度的指示較少，列寧、斯大林直接論述印度革命的著作不是很多，多數是通過共產國際與印度共產黨的中間人瑪·納·羅易（早期）和英共（中後期）以及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新聞通訊》和蘇共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的一些文章進行指導。這種情況，當然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共產國際作用的發揮，相比之下，羅易和英共的作用就顯得比較突出。
其二，羅易和英共在共產國際與印度的關係中處於極為突出的地位。其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均是舉足輕重的。
羅易作為印度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和共產國際指導東方革命運動的重要負責人，參與共產國際路線的製訂，貫徹和執行了共產國際關於印度革命問題的主要指示和決議，其功績是不容抹殺的。較為明顯的功績有：（1）羅易根據印度和其它某些國家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發展的特點而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為共產國際提供了區別對待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運動所應采取的路線和策略，這對指導印度和東方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無疑有著積極作用。（2）羅易強調資產階級害怕人民群眾革命鬥爭，在民族運動中表現出妥協、動搖、倒退的特點，強調無產階級牢牢掌握民族運動的領導權，這無疑是可取的。（3）羅易在早期著作中，敏銳地發現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如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發展前景問題，殖民主義政策如何不斷演變並最終退出殖民地問題，殖民地國家如何進入社會主義、如何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等等。（4）羅易善於獨立思考，敢於向共產國際的最高權威提出主見，不滿英共插手印度共產主義事宜等等。（5）在指導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中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建黨、統一戰線、發展工農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等方麵立了不少功勞，促進了印度共產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但是，由於羅易長期脫離印度革命實踐，不善於將馬克思主義與印度實踐相結合，對共產國際本來正確的東西反而有時加以抵製，甚至還不時另搞一套；對共產國際本來就錯誤的左傾政策，往往加以欣賞而且加以大力發展，錯上加錯。他片麵地誇大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變化的作用，片麵誇大印度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片麵誇大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妥協的一麵，片麵地誇大印度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從而導致了在革命的性質、任務、社會基礎、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一係列問題的錯誤。在他的一整套左傾理論和政策指導下，印度早期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有所發展，然而卻異常遲緩而曲折。羅易在印度革命中的消極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如果再聯係到他在中國革命的作用，他的不可推卸的過失是十分明顯的。
英共和羅易的作用相近。英共在20年代中後期逐漸取代羅易的地位後，在共產國際與印度共產黨之間起中間人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羅易是印度人，他指導印度革命的對與錯是印度共產黨本身的事情，而英共出麵指導印度共運，其性質是不同的，這涉及到兩黨的關係問題。英共過多地幹預、插手印度共產黨內部事務，不能不嚴重危害了兄弟黨之間的平等自立的關係。而且英共往往以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為名，或者歪曲共產國際本來是正確的方針，或者是發展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或者幹脆換上自己的一套方針去指導印度革命，強加於印度共產黨。印共自2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共產國際七大以後所推行的左右傾錯哄政策，與英共的指導關係極為密切。當然，英共在推動印度20年代中期工農黨的建立和工農運動的發展，在敎促印度共產黨內的團結、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特別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後，推動印共實行與國大黨的合作等方麵無疑起了不少積極作用。
其三，印度革命極其複雜而艱巨，共產國際無力指導。各國革命均有其特殊性，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尤甚。其中最為明顯的、嚴重阻礙其革命發展的，有兩個難以克服的因素：第一，英國殖民主義的殘暴統治和狡猾多變的對付革命的玫策。印度是英國獨占的殖民地，而非半殖民地。由於這一根本性特點，使其統治印度異常嚴密，印度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難以生存和發展。每當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有興起勢頭或準備采取行動時，殖民當局便立即製造所謂“共產黨人陰謀案件”。如1923年的“白沙瓦審判案”，1924年的“康普爾審判案”，1929年的“米拉特審判案”，以及1942年的類似案件均是如此。殖民當局利用這些案件大肆逮捕工人領袖和共產黨人，1929年的事件突出說明這一點。如前所述1926—1928年，印度工人運動和工農黨的建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傳播和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大，引起了英國殖民當局的極大恐慌。在《1928—19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報吿中記載：“共產主義的宣傳和影響，特別在某些大城市的產業階級中的增長，引起了當局的焦慮”。於是，在1929年3月，英國殖民政府製造了臭名遠揚的“米拉特審判案”。印度工人運動由於受到這種嚴重打擊，使其運動陷入癱瘓和瓦解狀態。不僅如此，英國殖民當局對待革命運動還采取“分而治之”的陰險對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在1942年以後，英國殖民主義為維護其統治對國大黨和共產黨采取了截然兩種不同的對策，對前者采取“壓”的一手，對後者則采取“拉”的一手，這與它過去采取的對策（拉國大黨、壓共產黨）恰恰相反。這種對策使國大黨充當了反英民族英雄，而共產黨則被視為背叛民族利益。共產國際和印共對於英國的上述兩手政策不但沒有識別，反而一味要求印共適應世界範圍內的反法西斯戰略，造成印共曆史上的一大無法彌補的悲劇。
另一因素是，印度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比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均強大得多，它有豐富的領導民族獨立運動的經驗，有威望頗高的兩大著名領袖—甘地和尼赫魯，它在組織上擁有龐大的從上到下的機構和1千多萬黨員。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在爭奪民族運動的領導大權的鬥爭中處於絕對劣勢，而且成為其重耍的追隨者，在政治思想上受其嚴重的影響。印度資產階級和國大黨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紛紛插手指導工人運動和組織工會組織。他們被稱為是“局外人”。他們中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和博愛主義者，有甘地主義者，到20年代中期，還有英國改良主義者、英國工黨領導人等插手印度工人運動。他們大肆散布階級調和、非暴力學說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學說，企圖將工會和工人階級的鬥爭納入到國大黨民族主義的軌道上去。他們領導、插手工人運動固然有有助於提高工人階級政治覺悟，吸引廣大工人群眾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的一個方麵，但另一方麵，則有模糊工人階級意識，嚴重妨礙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及其先鋒隊作用的發揮，而隻能為資產階級的狹隘的階級利益服務。印度工人階級雖然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貴族階層和形成這種階層的社會經濟前提，但卻由於這種外部的改良主義思潮的長期較深的影響，使印度工人階級中的改良主義思潮難於消除，加上印度社會種族製度及印度工人階級與廣大農民的聯係等特點，就使這種思想根深蒂固。這種思想獨立後仍存在著。正如杜德所說：“這種災害（指改良主義）長期追隨著印度工人運動，嚴重地妨礙了工人們偉大的戰鬥性和英雄氣槪。它的影響至今還遺留著。”
其四，印共自身對共產國際和英共的指導有很強的依賴性，而且一直在發展，其依賴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益增強。在共產國際初期，由於列寧和共產國際比較重視發揮羅易和印度共產黨人的作用，而羅易也比較善於大膽提出問題，他對英共插手印共事務及其“帝國主義作風”曾多次表示過不滿和異議。因而，印共在共產國際早期，其依頓性比後來相對的要少些。但在共產國際中後期，印共則幾乎完全盲目崇信國際領導，依賴英共的指揮，甚至後來被看成為英共的“殖民黨”，喪失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應有的獨立性。這種情況正是印共未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全體印度人民合乎邏輯地達到目的重要原因。
印共在共產國際存在期間犯了種種錯誤，共產國際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但是，印度共產黨本身沒有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一切按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一切以共產國際的意誌為轉移，機械搬用其他國家革命的經驗敎訓，不善於依照本國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這是印度共產黨曆史發展中一個沉痛的敎訓。印度革命從反麵證明了這樣一個眞理：一個國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固然離不開一定的國際條件和各國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賴別的國家或者什麽國際指導中心發號施令；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隻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
縱觀共產國際對印度革命的作用和影響，旣有好的一麵，也有不足的一麵。其功過在各個曆史時期的表現形式、比重都不完全一致，應進行曆史的、實事要是的分析。共產國際作為一個總體，它在指導印度革命上的功績有：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了印度共產黨，1920年在塔什幹的建黨活動，1923年至1928年的建黨活動以及1933年的建黨活動大都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的；共產國際在其初期為印度革命提供了比較正確的理論和路線；1920年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1922年的東方問題提綱和1928年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提綱，在印度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任務、農民問題、統一戰線問題等方麵的看法上基本上是正確的；在一定時期促進了共產黨與印度資產階級政黨的聯係，並在1935—1945年與國大黨建立了統一戰線，1942年後又促進了印度共產黨和印度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戰爭的事業中去。
然而，共產國際在指導印度革命存在的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在建黨問題上，過於追求組織上建黨，沒有促成印度共產黨把馬列主義與印度本國情況的結合，沒有能在馬列主義政治思想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革命風格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國際在一個時期在工農黨問題上搖擺不定，使印共建黨的組織形式上一度陷於混亂；共產國際也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把印度各個共產主義組織和派別統一起來，在共產國際初期過於輕信羅易，而排斥劄多等人。在資產階級與國大黨統一戰線問題上，政策搖擺不定；在理論上沒有根本解決印度資產階級的性質與作用；在實踐上，共產國際雖然指導印共做了許多工作，但在早期並沒有能夠形成一套明確的統一戰線政策，在1928年以後至七大前則以資產階級和國大黨為敵，完全放棄了統一戰線政策，執行了一條左傾錯誤路線。七大以後，雖然促進了印共與國大黨建立了統一戰線，但卻很不穩固，時右時左，最後終於破裂。在反帝鬥爭問題上，雖然在理論上明確反英鬥爭是印度革命的首要任務，然而在實踐上卻往往未能指導印共高舉民族反帝鬥爭大旗。特別在1928—1935年期間，把主要矛盾對準資產階級，忽略了反帝鬥爭任務；在1942年以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反英鬥爭火旗，把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大權輕易送給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共產國際早期錯誤地支持了羅易的冒險主義的軍事行動，中後期又一直主張蘇聯式的城市中心論，特別在1940年期間竟然不顧主客觀條件實行盲動的冒險行動。在糾正印共和共產國際重要領導人羅易的錯誤方法上，過於簡單粗暴，開除羅易出共產國際則更鑄成大錯。
共產國際更為重要的錯誤會還在於，共產國際過於強調集中，不重視各國革命的具體特點，特別在共產國際中期，要求各國照搬照抄蘇共的一些作法，這種情況就更使印度共產黨領導人養成了一種習慣於敎條式地依賴國際領導和英共的指導，而不善於把馬列主義與印度本國情況實行結合。它往往獨斷專行，任意指揮印度共產黨按其旨意行事，發號施令，推行沙文主義的政策，完全背離了革命尊師們一再強調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各國黨之間的獨立自主原則。恩格斯說過：“國際聯合隻能存在於國家之間，因而這些國家的存在、它們內部事務上的自主和獨立，也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槪念本身之中。”恩格斯還說過：“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不能強迫任何異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們造福的辦法，否則就會斷送自己的勝利。”②列寧曆來強調被壓迫民族的共產黨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警吿處於國際共運前列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決不要從莫斯科發號施令”。列寧說：“我們應該特別堅決地反對‘俄羅斯’共盧黨人的大俄羅斯帝國主義思想和沙文主義思想的（有時是不自覺的）殘餘。”共產國際在中後期粗暴地踐踏了印共的獨立自主原則，從而導致了一係列其它錯誤。這是共產國際與印度關係中最為深刻而沉痛的敎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