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易生平事略
羅易全名為馬納本德拉·納特·羅易（Manabedra Nath Roy），生於1887年3月21日，出身加爾各答一個村莊的婆羅門家庭，原名納倫德拉·納特·巴塔查爾亞（Narendra Nath Bhattacharya），父親是一個地方的梵語敎師。20世紀初，印度反英民族獨立運動方興未艾。在孟加拉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影響下，羅易自14歲起就投入了爭取祖國獨立的政治鬥爭，參加並組織反英恐怖活動，成為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者。1907年因襲擊家鄉的火車站而被英國警察逮捕入獄，釋放後遷居加爾各答，繼續從事反英革命活動。1910年，在所謂“豪拉陰謀”中，他和其他40名靑年被指控對英國進行戰爭。在他入獄的20個月中，閱讀了一些宗敎書籍，出獄後當了一個時期的托缽僧，不久即對宗敎表示厭倦，重新投入反英政治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印度的一部分革命者企圖利用大戰的機會，從德國人那裏弄到武裝和金錢，以便發動革命，推翻英國在印度的統治。1915年初，他們開會擬訂了協作的行動計劃，決定與遠東的德國人取得聯係並從他們那裏獲得武器。羅易便被派遣執行這一任務。他兩度接運德國的槍支彈藥，均遭失敗。隨後，他又奔走於中國、日本、緬甸、菲律賓等地。1916年夏，羅易抵美國舊金山，在那裏正式改名為馬·納·羅易。1917年6月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逮捕從事親德反英活動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羅易為躲避警察的追捕，逃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他繼續與德國人取得聯係，並從德國人手裏得到一筆從事反英活動的經費。
俄國十月革命後，羅易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1919年9月，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共產國際代表米哈依爾·鮑羅廷。在鮑羅廷的啟發幫助下，羅易轉向信仰社會主義。1919年夏，墨西哥開展了組織社會黨的活動，羅易對此極其熱心，當墨西哥社會黨於1919年8月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時，羅易承擔了各項費用，並多次主持該黨會議。不久，該黨召開非常會議，將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並加入新成立的共產國際。關於羅易在墨西哥時發生的思想轉變，他在《羅易回憶錄》中做了如下的描述“墨西哥是我獲得再生的地方”，“我學到了一種新的人生觀；我的內心發生了一次革命——一種永無止境的哲學革命“，“我不再相信沒有經濟解放和社會正義內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認識到，理性自由——擺脫一切傳統和權威束縛的自由——是爭取社會解放的任何有效鬥爭的條件”。
1920年，羅易經鮑羅廷介紹，以墨西哥共產黨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擔任共產國際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委員。大會在討論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時，羅易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列寧要他寫一份《補充提綱》。在評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作用以及對這一運動所采取的策略問題上，羅易和列寧有著原則分歧。
大會同時通過列寧的提綱和由羅易起草經列寧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修改的《補充提綱》，兩個提綱均成為指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共產黨革命活動的綱領性文獻。羅易也因此聞名於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二大結束後，在塔什幹設立了中亞細亞局，負責指導亞洲各國的革命運動，羅易是該局主要負責人之一。此後，羅易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多次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在共產國際初期一直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為共產國際起草過不少文件和電文。1922年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年當選為正式委員，]926年當選為主席團委員。
在任共產國際領導工作的最初幾年裏，羅易以較多的精力關心並指導印度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10月17日，在羅易的直接指導下，在塔什幹建立了第一個印度共產黨。同年12月，羅易當選為印共執行委員會委員。與建黨同時，羅易在塔什幹還舉辦了一個軍事訓練學校，準備組織一支軍隊去“遠征印度”。由於英國政府的抗議，塔什幹軍事訓練學校很快停辦。1921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莫斯科成立。羅易帶領印共大部分黨員從塔什幹趕赴該大學學習。
1922年4月，羅易赴柏林並創辦《印度獨立先鋒》雜誌（先後改名為《前衛》、《群眾》）。他通過這一刊物（該刊物經常刊登羅易的文章）和共產國際的《國際新聞通訊》向國內傳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同年5月，他和穆克吉合寫的著作《過渡中的印度》發表。該書試圖用馬列主義觀點闡明印度的現狀。羅易的上述活動在國內產生了積極影響。共產國際四大曾給予肯定，稱讚羅易做出了“很大成績”。羅易還設法與國內已存在的五個共產主義小組（馬德拉斯的辛加臘威魯小組、孟買的丹吉小組、加爾各答的穆劄法爾·艾哈邁德小組、拉合爾的侯賽因小組、聯合省的烏斯瑪尼小組）取得聯係，並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導他們的活動。他在黨的刊物和共產國際的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有關印度革命問題的理論性著作和指導性文章、文件。對印度共產黨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製訂的一係列路線、方針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11—12月，羅易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並負責起草《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會後，羅易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譚平山同來中國，1927年2月到達廣州，4月抵武漢。羅易參加4月底至5月初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在會上作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決議案的報吿，並為大會起草《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宣言》等文件，對會議的進展起了指導作用。7月底至8月初，羅易在汪精衛叛變革命後，離開中國到莫斯科。
]928年，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和大會上，羅易（因病未出席大會）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受到批判。共產國際六大後，羅易向德國共產黨反對派布蘭德勒所辦的刊物投寄有關共產國際危機的文章。1929年，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通過決議，以向“布蘭德勒派的叛徒們辦的刊物投稿”為名，將羅易開除出共產國際。
羅易被共產國際開除後，國內外的共產黨人背離了他，並痛罵他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回國從事反英的民族解放鬥爭，並開始改變他過去對國大黨領導人的看法和政策。他企圖通過國大黨實現祖國政治和社會解放的理想。1930年12月，羅易秘密回到印度，與國大黨領導人多次會晤。1931年3月，參加了國大黨卡拉奇會議，與尼赫魯共商國大黨的社會和經濟宣言。1931年7月被殖民當局逮捕，1936年11月獲釋。出獄後正式加入國大黨，並被選為國大黨年會的代表、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和聯合邦國大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他還曾參加競選國大黨主席活動，但遭到失敗。
羅易參加國大黨後，竭力主張發展人民力量和國大黨新的領導力量並督促國火黨“行動化和民主化”。他的主張遭到國大黨領導人的反對。為了宣傳他的主張並推進國大黨的工作，他於1939年在孟買創辦了《獨立的印度》周刊。為了同一目的又創建了“激進國大黨同盟”。1940年，羅易因主張無條件支反法西斯戰爭而與國大黨發生嚴重分歧，被國大黨開除出黨。同年年底，羅易又另立新黨——“激進民黨”。這個黨由激進國大黨人同盟的成員以及其他相信羅易行動路線的人組成。國大黨領導的工會運動因此也發生分裂，支持羅易的人退出了全印工會大會，在羅易的建議下建立了一個名為“印度勞工聯盟”的新組織，羅易當選為該聯盟總書記。
在以後的年代裏，羅易主要從事新人道主義學說的硏究上。其主要著作有《新人道主義》、《理性、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等。他在這些著作中攻擊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拋棄了他過去信仰過的社會主義。他聲稱將來的社會是“自由人的聯邦社會”，這一社會“不受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疆界限製”。要達到這個“聯邦社會”的必要條件則是“公民敎育”。
1954年1月25日，羅易因患腦血栓病逝。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印度的一部分革命者企圖利用大戰的機會，從德國人那裏弄到武裝和金錢，以便發動革命，推翻英國在印度的統治。1915年初，他們開會擬訂了協作的行動計劃，決定與遠東的德國人取得聯係並從他們那裏獲得武器。羅易便被派遣執行這一任務。他兩度接運德國的槍支彈藥，均遭失敗。隨後，他又奔走於中國、日本、緬甸、菲律賓等地。1916年夏，羅易抵美國舊金山，在那裏正式改名為馬·納·羅易。1917年6月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逮捕從事親德反英活動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羅易為躲避警察的追捕，逃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他繼續與德國人取得聯係，並從德國人手裏得到一筆從事反英活動的經費。
俄國十月革命後，羅易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1919年9月，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共產國際代表米哈依爾·鮑羅廷。在鮑羅廷的啟發幫助下，羅易轉向信仰社會主義。1919年夏，墨西哥開展了組織社會黨的活動，羅易對此極其熱心，當墨西哥社會黨於1919年8月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時，羅易承擔了各項費用，並多次主持該黨會議。不久，該黨召開非常會議，將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並加入新成立的共產國際。關於羅易在墨西哥時發生的思想轉變，他在《羅易回憶錄》中做了如下的描述“墨西哥是我獲得再生的地方”，“我學到了一種新的人生觀；我的內心發生了一次革命——一種永無止境的哲學革命“，“我不再相信沒有經濟解放和社會正義內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認識到，理性自由——擺脫一切傳統和權威束縛的自由——是爭取社會解放的任何有效鬥爭的條件”。
1920年，羅易經鮑羅廷介紹，以墨西哥共產黨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擔任共產國際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委員。大會在討論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時，羅易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列寧要他寫一份《補充提綱》。在評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性質、作用以及對這一運動所采取的策略問題上，羅易和列寧有著原則分歧。
大會同時通過列寧的提綱和由羅易起草經列寧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修改的《補充提綱》，兩個提綱均成為指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共產黨革命活動的綱領性文獻。羅易也因此聞名於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二大結束後，在塔什幹設立了中亞細亞局，負責指導亞洲各國的革命運動，羅易是該局主要負責人之一。此後，羅易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多次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在共產國際初期一直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為共產國際起草過不少文件和電文。1922年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年當選為正式委員，]926年當選為主席團委員。
在任共產國際領導工作的最初幾年裏，羅易以較多的精力關心並指導印度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10月17日，在羅易的直接指導下，在塔什幹建立了第一個印度共產黨。同年12月，羅易當選為印共執行委員會委員。與建黨同時，羅易在塔什幹還舉辦了一個軍事訓練學校，準備組織一支軍隊去“遠征印度”。由於英國政府的抗議，塔什幹軍事訓練學校很快停辦。1921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莫斯科成立。羅易帶領印共大部分黨員從塔什幹趕赴該大學學習。
1922年4月，羅易赴柏林並創辦《印度獨立先鋒》雜誌（先後改名為《前衛》、《群眾》）。他通過這一刊物（該刊物經常刊登羅易的文章）和共產國際的《國際新聞通訊》向國內傳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同年5月，他和穆克吉合寫的著作《過渡中的印度》發表。該書試圖用馬列主義觀點闡明印度的現狀。羅易的上述活動在國內產生了積極影響。共產國際四大曾給予肯定，稱讚羅易做出了“很大成績”。羅易還設法與國內已存在的五個共產主義小組（馬德拉斯的辛加臘威魯小組、孟買的丹吉小組、加爾各答的穆劄法爾·艾哈邁德小組、拉合爾的侯賽因小組、聯合省的烏斯瑪尼小組）取得聯係，並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導他們的活動。他在黨的刊物和共產國際的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有關印度革命問題的理論性著作和指導性文章、文件。對印度共產黨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製訂的一係列路線、方針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11—12月，羅易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並負責起草《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會後，羅易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譚平山同來中國，1927年2月到達廣州，4月抵武漢。羅易參加4月底至5月初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在會上作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決議案的報吿，並為大會起草《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宣言》等文件，對會議的進展起了指導作用。7月底至8月初，羅易在汪精衛叛變革命後，離開中國到莫斯科。
]928年，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和大會上，羅易（因病未出席大會）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受到批判。共產國際六大後，羅易向德國共產黨反對派布蘭德勒所辦的刊物投寄有關共產國際危機的文章。1929年，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通過決議，以向“布蘭德勒派的叛徒們辦的刊物投稿”為名，將羅易開除出共產國際。
羅易被共產國際開除後，國內外的共產黨人背離了他，並痛罵他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回國從事反英的民族解放鬥爭，並開始改變他過去對國大黨領導人的看法和政策。他企圖通過國大黨實現祖國政治和社會解放的理想。1930年12月，羅易秘密回到印度，與國大黨領導人多次會晤。1931年3月，參加了國大黨卡拉奇會議，與尼赫魯共商國大黨的社會和經濟宣言。1931年7月被殖民當局逮捕，1936年11月獲釋。出獄後正式加入國大黨，並被選為國大黨年會的代表、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和聯合邦國大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他還曾參加競選國大黨主席活動，但遭到失敗。
羅易參加國大黨後，竭力主張發展人民力量和國大黨新的領導力量並督促國火黨“行動化和民主化”。他的主張遭到國大黨領導人的反對。為了宣傳他的主張並推進國大黨的工作，他於1939年在孟買創辦了《獨立的印度》周刊。為了同一目的又創建了“激進國大黨同盟”。1940年，羅易因主張無條件支反法西斯戰爭而與國大黨發生嚴重分歧，被國大黨開除出黨。同年年底，羅易又另立新黨——“激進民黨”。這個黨由激進國大黨人同盟的成員以及其他相信羅易行動路線的人組成。國大黨領導的工會運動因此也發生分裂，支持羅易的人退出了全印工會大會，在羅易的建議下建立了一個名為“印度勞工聯盟”的新組織，羅易當選為該聯盟總書記。
在以後的年代裏，羅易主要從事新人道主義學說的硏究上。其主要著作有《新人道主義》、《理性、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等。他在這些著作中攻擊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拋棄了他過去信仰過的社會主義。他聲稱將來的社會是“自由人的聯邦社會”，這一社會“不受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疆界限製”。要達到這個“聯邦社會”的必要條件則是“公民敎育”。
1954年1月25日，羅易因患腦血栓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