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特點與正和誤
與以上幾種“非殖民地化”理論比較起來，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有其自己鮮明的特點，在性質和目的上是屬於進步的服務於殖民地人民反帝鬥爭的理論。主要表現在：
第一，羅易雖然承認帝國主義改變了殖民政策，對殖民地做出政治、經濟上的讓步，但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製度內在的政治經濟原因決定的，是客觀規律在起作用，這種讓步是帝國主義被迫的、而不是自願給予的。
第二，羅易雖然認為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將會使印度從殖民地上升到自治領地位，但他認為這僅限於資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並沒有非殖民地化，因此，他沒有把自治做為最終目標。
第三，羅易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繼帝國主義之後掌握國家政權，反對殖民地重走資本主義發展的痛苦道路，希望取得徹底的民族獨立，同時也消滅階級壓迫。
第四，羅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目的在於揭示印度等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從而為這些國家製定正確的革命鬥爭策略和方針。為此，在“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基礎上，羅易闡發了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根據“非殖民地化”理論對印度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羅易認為，印度隻有解決階級矛盾才能取得民族獨立，而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不可能領導鬥爭取得勝利。此外，印度民族解放鬥爭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而資產階級與封建土地所有製有緊密聯係，它不願意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隻有無產階級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領導農民取得土地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在一開始取得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權，就能夠領導國家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防止歐美的資本主義悲劇在亞洲重演。無產階級要想取得領導權，就要參加實現群眾日常要求的群眾鬥爭。在一開始不能提出共產主義的口號，要逐步實現群眾和資本階級改革的綱領，經過一係列的發展階段到達社會主義。羅易的這些思想，探索了殖民地無產階級爭取民族解放運動領導權的客觀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以看出，盡管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存在著下麵將指出的分析上的片麵性和理論上的錯誤。但他提出這個理論不是為帝國主義歌功頌德，而是希望揭示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鬥爭的發展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羅易的理論與帝國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它在本質上是革命的。
之所以說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在本質上是革命的，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理論有其合理的方麵，即羅易所揭示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發展趨勢及印度的曆史發展進程符合印度的曆史犮展現實。
印度從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到一個獨立的國家，其間經曆了漫長的發展曆程，這個發展曆程的主要特征符合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要點：即由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所決定，英帝國主義改變了殖民剝削政策，被迫允許印度從附屬國地位上升到自治領地位，其方式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新殖民政策的實行在客觀上為使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從理論上看，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都沒有提過“非殖民地化”槪念，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時代還沒有出現明顯的非殖民地化現象。而列寧則認為隨著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改變，“殖民地”槪念的內涵擴大了。他說：“一般地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社會形態的根本區別，這樣的議論必然會變成最空洞的廢話或吹噓……，就是資本主義過去階級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同金融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別的”。列寧還指出：“金融資本和同它相適應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的附屬形式。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麵的附屬關係的羅網包圍著”。半殖民地國家是其中的一種形式，阿根廷和葡萄牙是其中的又一種形式。其中葡萄牙是政治上獨立的主權國家。列寧對像阿根廷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沒有給以具體的稱呼，但他旣沒有將這些國家看作典型意義上的殖民地，也沒有將它們看作是半殖民地，而是將它們看作是過渡的國家形式，不管對這種過渡的國家形式如何稱呼，它們所具有的政治上、形式上獨立的特征表明它們“非”殖民地化了。印度的情況也同此道理。
列寧還認為，從帝國主義的本性來說，它自然不願意放棄對殖民地的直接統治，因為“對財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是這樣的支配，就是使從屬的國家和民族喪失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帝國主義的主觀願望並不能支配一切，帝國主義內在的經濟發展規律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迫使它這樣做。列寧說：“資本輸出總要影響到輸入資本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大大加速那裏的資本主義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狀大，它要求政治上有權，經濟上有利，與宗主國進行了持續的鬥爭。迫於鬥爭的壓力，殖民政府必須做出讓步，給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權利，及至最終給殖民地形式上的獨立，形成一種不帶“政治兼並”的“經濟兼並”。列寧說：“諳練的帝國主義領袖這樣想……，扼殺弱小民族有兩種方法。有時候，更加穩妥同時更加有利的做法是：我們通過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辦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得到眞誠的‘祖國保衛者’”。
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是印度社會曆史發展進程的反映，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這個曆史發展進程的正確槪括，但是另一方麵，這個理論也存在著一些嚴重錯誤。我們在評價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時，旣不能因其錯誤否認其正確的一麵，也不能僅強調其積極意義而忽視其錯誤的一麵。正確評價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因為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中旣有合理的、甚至是正確的思想，也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常常是合理的設想中包含著錯誤與不足，錯誤的觀點中也有啟迪人思考的地方。如果說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正確之處在於揭示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發展趨向及殖民地國家的發展趨勢，闡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那它的錯誤則在於：
第一，對帝國主義改變殖民剝剝政策的實質沒有深刻認識，隻注重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形式上的變化，忽視了帝國主義改變政策的目的和實質，過份強調了帝國主義政策鼓勵印度工業發展的一麵，誇大了印度工業發展的程度。
對這個問題，共產國際六大已做了較為正確的批判，結合印度的現實，能更清楚地看出羅易的錯誤。
英國允許印度工業發展的範圍和程度，完全限製在不損害自己利益的限度以內。最明顯的例子是英政府利用經理行、銀行等控製資本的投資方向，限製重工業的發展。英國資本投資分配情況表明，英帝國主義力求借助這些投資把印度當作自己的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進行剝削。對貿易公司的投資在英國投資中占第一位。其次是與各種原料（農業原料和礦物原料）的生產有關的投資，如咖啡、茶葉和橡膠的種植園等；在與原料加工有關的工業企業和輕工業部門中，也投入了大量資本，如黃麻廠、紡織廠、化學製品、食品等的生產；在社會公用事業的企業和各種運輸業中也投入了大量資本，如電力、鐵路、航運等；在經理行、銀行和保險公司等財政機構中也有大量投資。這些投資為英國壟斷組織帶來了巨額利潤，使印度經濟殘缺不乏，具有片麵性和依賴性。英國殖民當局借助於投資阻滯了印度的經濟發展。
英國殖民政府實施的“差別保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印度工業的發展，但其主要目的並不是要保護印度工業，而是為了抵製日本的競爭。另一方麵，由於英國資本在印度的許多工業部門內占有優勢，在征收關稅和支付補助金時，殖民當局也就支持了英國在印度的壟斷組織。可以說“差別保護”製度對印度資產階級的狀況產生了互相矛盾的影響：一方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大資產階級去抵抗非英國商品的競爭，另一方麵，它加強了英國一些較大的壟斷組織對印度的直接滲入。
可見，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形式上的變化和內容上的變化是不一致的。形式上是從典型的政治控製、經濟掠奪發展到政治上給予自治權力、經濟上讓其有一定的發展；內容上則是從超經濟的、赤裸裸的掠奪剝剝發展到更高形式的、表麵上平等、實則更深刻的經濟剝削。無論其政策怎樣變化，帝國主義的目的並沒有變化，那就是用各種手法把殖民地拴在自已的戰車上，讓殖民地適應自己在各個階段政治經濟利益的需要。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離不開殖民地，因此，它可以在殖民地政策的形式上做出各種改變，但都不會從本質上損害自己的利益。“非殖民地化”實質上是殖民地對宗主國一種新的隸屬形式。
在英帝國主義這種殖民政策的指導下，一次大戰前後的印度雖然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速度是有限的，並因其基礎太差，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根據國情普查報吿，從1911年到1931年，工人人數實際上減少了，1911年工業人數占全部人口的5.5%，1931年為4.3%，在此期間，總人口增加了12%，工業勞動者的人數卻減少了。到1931年，印度工人總數是260萬，僅占勞動人口總數的1.5%，從這個數字看，印度的工業發展水平是相當低的，如果把機器的使用做為工業化的一個標準，也能表明印度沒有實現工業化。1913年印度的機器裝備水芊為0.4，1926年為0.7，而在德國的機器裝備水平1913年為32.3，1926年為36.2.此外，印度的工業發展主要局限在輕工業內。殖民當局建立的一個委員會調查了1916——1918年印度工業的狀況，認為“投資隻限於為數不多的幾個部門，並且很少試圖從事新行業”。趨勢是建立那些不會和英國廠主競爭的工業部門。一次大戰前後及至獨立前印度的工業結構並沒有改變，興建的工廠主要是在舊有的部門。重工業企業隻是塔塔冶金聯合工廠等極少數的企業，其它一些新的資本主義企業主要是加工農產品。城市化的水平也能反映出印度工業發展的程度。1911年印度城市人口為9.4%，1921年這個數字為10.2%，隻增長了0.8%，而同時期德國的城市人口增長了7.99%。
總不，與印度原有的工業基礎相比，一次大戰以後印度工業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它還談不上實現了工業化，或說離工業化的距離還很遙遠。正象共產國際六大所批判的那樣：其一，它還沒有達到生產生產資料的階段；其二，印度的工業發展具有畸型的殖民地特征，與印度的工業發展狀況相對應，印度的社會性質依然是封建主義的因素占統治地位，工人階級的數量很少，力量很弱，印度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不是階級矛盾。
第二，羅易隻強調了英帝國主義改變殖民政策的內在原因，忽視了人民革命鬥爭的重大作用。
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改變是宗主國資產階級利益的需要及殖民地人民革命鬥爭這兩股力量合力的結果，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所致。從印度情況來看，英帝國主義作出重大讓步的時候，都是印度國內鬥爭處於高潮，政治局勢不穩定的時候。正是經過不斷的鬥爭，印度人民才最終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政權。
從20世紀初開始，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具有群眾性和革命性。1905年俄國革命在印度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在此期間印度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印度各階層人民都起來反對殖民壓迫，開展了爭取自給和自治的鬥爭。1905由國大黨溫和派領導開展了提倡國貨運動，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積極反帝行動。1907年，民族解放運動進一步高漲，旁遮普出現了農民騷動，孟加拉的罷工和示威不斷出現。1908年，孟買工人舉行大規模的政治總罷工，抗議英政府對提拉克的審判，顯示了群眾鬥爭的巨大威力，英印政府開始意識到群眾性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對印度人民做了些讓步。1909年，英國國會通過了關於印度各級立法議會的法案，根據這個新法律，全印立法議會中的民選議員人數由1/3增加到一半，在省立法議會中，民選議員甚至占了多數。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戰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印度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印度的民族運動又出現了新的高潮。國大黨的溫和派和極端派重新聯合，民族資產階級聚集了自己的力量。國大黨與伊斯蘭敎聯盟一直有矛盾，這時也開始接近，共同起草了印度改革綱領。規定了印度應達到“在英帝國內與自治領平等”的自治。與此同時，孟買工人於1916——1917年間舉行了二次大的經濟罷工；農民起義遍及全國。在這種情況下，英政府一方麵殘酷鎮壓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麵積極拉攏印度上層分子，做出了實行政治改革的諾言。1918年，英圍殖民當局提出了在印度“逐漸發展自治體製，在大英帝國內逐步實現印度的責任政府。蒙太戈——蔡姆斯福報吿書中建議在總督下設立兩院製立法機器，其成員一部分由選舉產生，一部分指派，擴大了印度人，主要是印度資產階級的參加政權。報吿書還指出，新的改革是給以印度自治道路中的第一個階段。英政府的讓步穩住了印度資產階級，獲得了他們在一次大戰中對英國的支持。
30年代末，印度資產階級和全國人民在抵製西門調查團後，又開始了全國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英帝國主義在壓力麵前又一次采取妥協態度，對大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做了一些讓步（如對一些商品實行保護關稅），並決定開始和甘地及國大黨代表進行直接談判，考慮給印度以自治。英帝國主義多次許諾給印度以自治，但它不會主動這樣做。為了實現自治和徹底的民族獨立，印變資產階級和各階層人民經曆了長期的、反複的鬥爭。二次大戰期間，國大黨堅持要英政府在戰爭以後給印度以獨立，並將此作為在戰爭中與英國合作的條件，英政府拒絕了這個要求，它不肯輕易放棄對印度的直接統治。二次大戰以後，印度國內的階級矛盾急劇尖銳起來，幾乎所有工業部門的工人都卷入了罷工，在“滾出印度去！”的口號下舉行了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1946年1月，加爾各答2.5萬名工人舉行了罷工，孟買16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參加了罷工。2月初，在坎普爾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與此同時，軍隊也加入了反英運動，1946年1月，軍用飛機飛行員舉行了罷工，2月印度海員嘩變，孟買工人罷工以示聲援。各地農民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減租運動。群眾的行動極大地威脅了英政府的統治。在這種形勢下，英政府步步後退，最後不得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給印度以獨立。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否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獨立，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實踐表明，相當一部分殖民地國家是通過和平方式取得了民族獨立，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這種現象是宗主國國內因素和殖民地人民革命鬥爭相互作用的結果，兩者缺一不可。羅易隻強調了其中一個因素，未免失之偏頗，在客觀上給人們以歌頌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印象。
第三，羅易完全否定了印度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作用，把印度資產階級看成隻具有一麵性的階級，這個論斷不符合印度的實際情況。
從資產階級的一般槪念上來理解，殖民地資產階級與歐洲資產階級在本質上有其共性。做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由於它們是在特殊的環境和矛盾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又有其不同於歐洲資產階級的特性，但是這個特性並不是象羅易所說：殖民地資產階級將不再起歐洲資產階級18和19世紀曾起過的那種革命作用。而應該說前者和後者起的是不同的革命作用。
印度資產階級產生的外在條件使它具有強烈的二麵性。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產生了二方麵的結果，一方麵，它破壞了印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鐵路等交通設施的建立把印度沿海和內地連成一個統一的市場，這些為印度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麵，英政府不會允許印度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把印度的工業發展控製在一定範圍之內。而印度資本主義一經，產生，就要求獨立地、自由地發展。這樣，英帝國主義和印度資產階級之間旣有密切的聯係，但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會一直持續下去。
印度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也決定了其典型的二麵性。印度工業資產階級的前身是商業高利貸資本，隨著英國在印度大量傾銷商品，印度出現了一批專為英國資產階級服務的商業資產階級，這些人同國內的封建經濟有密切聯係，它們在印度農村和城市構成了一個商業髙利貸的剝削網。19世紀中期以後，印度人民陷於極端貧困化的狀態，對英國商品的購買力越來越低。隨著英國在印度修築鐵路和開辦工廠，一批印度商人和高利貸者開始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貨幣資本，投資於興辦工業。印度的工業資本家大都出身於商業高利貸者和地主，這種“血緣”關係加重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封建性，使它們不願觸動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同時也使它們與宗主國的緊密聯係延續下來。但是，另一方麵，當它們從事商業活動時，他們的利益同英國資本家及國內封建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當他們轉而從事工業活動後，他們的資本活動就是一種獨立的資本活動，它們同英國資本家和國內封建階級在經濟利益上的衝突也就產生和發展起來了。印度資產階級想利用自己雄厚資金投資建廠的欲望受到限製，英國殖民當局通過經理行、銀行係統束縛了印度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自由。此後，由於印度群眾購買力低下，國內市場狹小，印度資產階級和英國資產階級在資金和市場上的矛盾漸趨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與印度資本主義的發展相互作用，使印度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也使印度資產階級的兩麵性逐漸暴露出來。一方麵，在帝國主義做出讓步和群眾革命鬥爭高漲時，它使發生動搖。另一方麵，它又不滿足於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分食一杯羹的狀況，要求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
在印度民族解放鬥爭史上，資產階級曾有過多次妥協動搖行為。在1905——1908年革命高潮中，資產階級政黨國大黨的溫和派由於懼怕群眾，要求停止運動，並由此導致了國大黨溫和派和極端派的分裂。在1919年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群眾衝破了甘地非暴力主義的框子，國大黨很快就宣布停止不合作運動。1930年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以甘地一歐文協定的簽訂而吿終，國大黨以停止不合作運動換取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對農民的要求絲毫未予考慮。
國大黨的這些妥協動搖行徑表明了資產階級不革命的一麵。但與此同時，國大黨一直沒有放棄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旗幟。1906年國大黨加爾各答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大黨曆史上全新的綱領，將司瓦拉吉（自治）、抵製英貨、“司瓦德希”（提倡本國工業）和民族敎育做為國大黨的奮鬥目標。1920年在那格浦爾年會上，國大黨的目標從用憲政手段獲得在英帝國範圍內自治領地位變為“用和平與合法的手段來獲得自主”。1927年國大黨馬德拉斯會議決定以完全獨立做為民族運動的目標，並通過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決議。1930年初印度升起了獨立的旗幟，1月26日全印度以浩大的示威慶祝了第一個獨立節。在二次大戰期間，國大黨為利用戰爭獲得民族獨立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國大黨堅決要求在戰時成立責任政府，戰後給予印度完全獨立，在其要求遭到拒絕後，國大黨於1942年發動了“退出印度”運動，資產階級主要領袖因此而被捕入獄，一直關押到大戰末期。在經濟方麵，從1888年起，國大黨毎年都召開工業會議，商討並製訂有關發展民族工業的策略與措施。20世紀初，國大黨主張“提倡國貨”、抵製洋貨”，後來又要求對印度工商業實行保護關稅政策。30年代成立了以賈·尼赫魯為首的經濟計劃委員會，同各大資產階級企業主共同協商民族工業的發展問題，“保護印度本地工業”是國大黨曆屆年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議題。
總之，印度資產階級在關鍵時刻經常妥協動搖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它不是最終投靠帝國主義，把民族獨立一直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具有革命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說：“列寧說得對，在估量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為標準，而要以反帝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如中國和印度的民族運動，這些國家在爭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個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就是說，毫無疑問是革命的步驟”。
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這些錯誤具有左的性質。他本人的特殊經曆和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與這種左傾錯誤的產生有密切關係。
長期脫離印度革命的實際，使羅易缺乏對印度革命直接的感性認識，也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1915年，羅易困尋找武器離開印度，開始了長達15年的僑居生活。1920年，羅易出席共產國際二大到達莫斯科，開始參予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僑居國外期間，羅易隻能通過報刊、雜誌了解印度的情況。1921年前，羅易“已有好幾年沒看到印度報紙了”。鮑羅廷從歐洲買了大量的印度報紙送給羅易，從這些報紙上羅易才得知一些較為眞實的消息。羅易更多的是通過歐洲報紙和俄國報紙了解印度的情況，對此他自己也感到不夠。他說：“關於那個運動（不合作運動）的一鱗半爪的消息曾經通過英國報紙的媒介傳到了莫斯科，但那些報道都是輕描淡寫。……俄國報紙根據那些很少的間接報道編造出一些印度反抗帝國主義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革命運動的故事，我自己也寫過一些那樣的故事，……但是，沒有人比我對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對印度情況的一無所知更感到悲傷了”。羅易自己也承認，他的重要著作《過渡中的印度》一書中關於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的分析所依據的材料有誇大的地方，“有些實際上是錯誤的”。
羅易做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新的信仰者，在分析問題上也缺乏辯證法，易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看待殖民地革命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現象。20世紀20年代的羅易，還剛剛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從一個民族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發生在1916—1919年間。
1916年，羅易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讀了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1919年在墨西哥遇見鮑羅廷後，從他那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由於羅易接受馬克思主義時間較短和缺乏係統硏究，在他的思想方法中就有缺陷。首先，羅易還沒有眞正學會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問題；其次，作為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羅易自己所說：
“……我也有我的幻想，我是一個剛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有著強烈的信念”。蘇聯學者季雅科夫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議中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一書中批判非殖民地化理論和工業化理論說：“從方法論上說，這些錯誤觀點起因於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過程持機械態度，即把個別的經濟現象從生產力發展的全部過程中人為地分離出來。沒有人否認一次大戰以後殖民地工業生產得到了發展，……，但是全部事情的實質是殖民地的工業發展伴隨著巨大的困難，……是在與阻礙殖民地工業化的壟斷力量的不斷鬥爭中得到發展”。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羅易方法論的槪括。
與這種錯誤的方法論相聯係，羅易對旣有的革命經驗采取了敎條主義的態度。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俄國革命的實際，使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鏟除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根源。當時殖民地國家人民深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從感情上說不願以本國資產階級代替外國資產階級進行統治。像羅易這樣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殖民地的革命者，頭腦中首先形成的鮮明槪念就是：無產階級要同時消滅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獲得徹底解放。羅易想要印度也走這樣的道路，他根據一些不可靠的統計數字，就簡單地規定了印度的社會性質。在“非殖民地化”理論中誇大了階級矛盾，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完全反革命的階級。但實際上，印度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及俄國，印度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俄國資產階級。俄國資產階級處在沙皇專製製度和無產階級之間，它在經濟上仰賴沙皇政府的訂貨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投資，並同地主經濟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政治上，它依靠沙皇政府的保護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與沙皇政府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俄國資產階級所處的這種地位決定了其軟弱性和反動性，使其成為反革命的力量。而印度資產階級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為爭取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而鬥爭，仍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同時印度資產階級的曆史比無產階級長，力量比無產階級強大。在客觀上對各階層群眾有持久和深刻的影響。羅易將不適合印度國情的俄國經驗搬到印度，必然產生左的錯誤。
羅易對中國的經驗同樣采取了敎條主義的態度。1927年羅易在中國指導革命期間，經曆了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和汪精衛的叛變。資產階級的叛賣使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敗。中國革命的現實加劇了羅易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不信任感，在客觀上導致他對印度資產階級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忽略了印度資產階級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不同（如上文共產國際所分析的）。
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羅易的思想。20世紀初，以盧森堡、拉狄克、布哈林為首的一派共產黨人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主張：（1）帝國主義是對民族自決的否定，民族國家已經過時，民族解放戰爭也不再存在；（2）民族自決也會分散、瓦解、阻擋各民族工人的團結，會使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影響，推遲社會主義革命；（3）社會主義革命什麽都會解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會自然而然地消除民族壓迫。羅易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觀點。他說……列寧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曆史上能起革命作用，因而應當受到共產黨人的支持，我是不同意他那種觀點的，波蘭的盧森堡派共產黨人常常開玩笑說，我才是一個眞正的共產黨人，而列寧卻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共產國際前期，這種否定殖民地資產階級作用和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的觀點還大有市場。俄共中央委員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一篇文章中斷言，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意識已經衰退變質；在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總是力圖建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已完全失去了革命的發展前途。意大利社會黨人塞拉蒂在共產國際二大上說：“隻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手段。附屬國才能獲得他們的自由。這不能通過共產黨與被稱作民族主義者的資產階級的暫時聯盟去做，這種聯盟隻會使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陷於混亂”。斯大林也說過：印度妥協的資產階級已經“和帝國主義結成聯盟來反對本國的工人和農民，……必須集中火力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揭穿他們的背叛行為”。可以明顯看出，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中的一些觀點反映了國際共運內部的這種左傾思潮。
如上所述，羅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目的在於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殖民地出現的新的政治、經濟現象，為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製定戰略和策略。但是，長期脫離革命鬥爭實際，利用不正確的第一手資料使其理論建立在不穩固的基礎之上；非辯證的方法論使其隻窺一斑而不見全豹，在理論的論述上出現片麵性；對待革命經驗的敎條主義態度又使其引用不適合國情的旣定經驗，使其理論具有極大的不現實性。羅易好的動機並沒有收到好的效果，犯了許多革命者易犯的左的錯誤，其中的敎訓發人深思，也足以讓後人引以為訓。
§§第五章 羅易與共產國際
第一，羅易雖然承認帝國主義改變了殖民政策，對殖民地做出政治、經濟上的讓步，但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製度內在的政治經濟原因決定的，是客觀規律在起作用，這種讓步是帝國主義被迫的、而不是自願給予的。
第二，羅易雖然認為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將會使印度從殖民地上升到自治領地位，但他認為這僅限於資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並沒有非殖民地化，因此，他沒有把自治做為最終目標。
第三，羅易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繼帝國主義之後掌握國家政權，反對殖民地重走資本主義發展的痛苦道路，希望取得徹底的民族獨立，同時也消滅階級壓迫。
第四，羅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目的在於揭示印度等殖民地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從而為這些國家製定正確的革命鬥爭策略和方針。為此，在“非殖民地化”理論的基礎上，羅易闡發了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根據“非殖民地化”理論對印度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羅易認為，印度隻有解決階級矛盾才能取得民族獨立，而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不可能領導鬥爭取得勝利。此外，印度民族解放鬥爭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而資產階級與封建土地所有製有緊密聯係，它不願意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隻有無產階級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領導農民取得土地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在一開始取得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權，就能夠領導國家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防止歐美的資本主義悲劇在亞洲重演。無產階級要想取得領導權，就要參加實現群眾日常要求的群眾鬥爭。在一開始不能提出共產主義的口號，要逐步實現群眾和資本階級改革的綱領，經過一係列的發展階段到達社會主義。羅易的這些思想，探索了殖民地無產階級爭取民族解放運動領導權的客觀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以看出，盡管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存在著下麵將指出的分析上的片麵性和理論上的錯誤。但他提出這個理論不是為帝國主義歌功頌德，而是希望揭示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鬥爭的發展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羅易的理論與帝國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它在本質上是革命的。
之所以說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在本質上是革命的，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理論有其合理的方麵，即羅易所揭示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發展趨勢及印度的曆史發展進程符合印度的曆史犮展現實。
印度從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到一個獨立的國家，其間經曆了漫長的發展曆程，這個發展曆程的主要特征符合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要點：即由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所決定，英帝國主義改變了殖民剝削政策，被迫允許印度從附屬國地位上升到自治領地位，其方式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新殖民政策的實行在客觀上為使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從理論上看，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都沒有提過“非殖民地化”槪念，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時代還沒有出現明顯的非殖民地化現象。而列寧則認為隨著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改變，“殖民地”槪念的內涵擴大了。他說：“一般地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社會形態的根本區別，這樣的議論必然會變成最空洞的廢話或吹噓……，就是資本主義過去階級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同金融資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別的”。列寧還指出：“金融資本和同它相適應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的附屬形式。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麵的附屬關係的羅網包圍著”。半殖民地國家是其中的一種形式，阿根廷和葡萄牙是其中的又一種形式。其中葡萄牙是政治上獨立的主權國家。列寧對像阿根廷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沒有給以具體的稱呼，但他旣沒有將這些國家看作典型意義上的殖民地，也沒有將它們看作是半殖民地，而是將它們看作是過渡的國家形式，不管對這種過渡的國家形式如何稱呼，它們所具有的政治上、形式上獨立的特征表明它們“非”殖民地化了。印度的情況也同此道理。
列寧還認為，從帝國主義的本性來說，它自然不願意放棄對殖民地的直接統治，因為“對財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是這樣的支配，就是使從屬的國家和民族喪失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帝國主義的主觀願望並不能支配一切，帝國主義內在的經濟發展規律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迫使它這樣做。列寧說：“資本輸出總要影響到輸入資本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大大加速那裏的資本主義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狀大，它要求政治上有權，經濟上有利，與宗主國進行了持續的鬥爭。迫於鬥爭的壓力，殖民政府必須做出讓步，給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權利，及至最終給殖民地形式上的獨立，形成一種不帶“政治兼並”的“經濟兼並”。列寧說：“諳練的帝國主義領袖這樣想……，扼殺弱小民族有兩種方法。有時候，更加穩妥同時更加有利的做法是：我們通過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辦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得到眞誠的‘祖國保衛者’”。
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是印度社會曆史發展進程的反映，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這個曆史發展進程的正確槪括，但是另一方麵，這個理論也存在著一些嚴重錯誤。我們在評價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時，旣不能因其錯誤否認其正確的一麵，也不能僅強調其積極意義而忽視其錯誤的一麵。正確評價羅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論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因為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中旣有合理的、甚至是正確的思想，也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常常是合理的設想中包含著錯誤與不足，錯誤的觀點中也有啟迪人思考的地方。如果說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正確之處在於揭示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發展趨向及殖民地國家的發展趨勢，闡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那它的錯誤則在於：
第一，對帝國主義改變殖民剝剝政策的實質沒有深刻認識，隻注重了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形式上的變化，忽視了帝國主義改變政策的目的和實質，過份強調了帝國主義政策鼓勵印度工業發展的一麵，誇大了印度工業發展的程度。
對這個問題，共產國際六大已做了較為正確的批判，結合印度的現實，能更清楚地看出羅易的錯誤。
英國允許印度工業發展的範圍和程度，完全限製在不損害自己利益的限度以內。最明顯的例子是英政府利用經理行、銀行等控製資本的投資方向，限製重工業的發展。英國資本投資分配情況表明，英帝國主義力求借助這些投資把印度當作自己的工業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進行剝削。對貿易公司的投資在英國投資中占第一位。其次是與各種原料（農業原料和礦物原料）的生產有關的投資，如咖啡、茶葉和橡膠的種植園等；在與原料加工有關的工業企業和輕工業部門中，也投入了大量資本，如黃麻廠、紡織廠、化學製品、食品等的生產；在社會公用事業的企業和各種運輸業中也投入了大量資本，如電力、鐵路、航運等；在經理行、銀行和保險公司等財政機構中也有大量投資。這些投資為英國壟斷組織帶來了巨額利潤，使印度經濟殘缺不乏，具有片麵性和依賴性。英國殖民當局借助於投資阻滯了印度的經濟發展。
英國殖民政府實施的“差別保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印度工業的發展，但其主要目的並不是要保護印度工業，而是為了抵製日本的競爭。另一方麵，由於英國資本在印度的許多工業部門內占有優勢，在征收關稅和支付補助金時，殖民當局也就支持了英國在印度的壟斷組織。可以說“差別保護”製度對印度資產階級的狀況產生了互相矛盾的影響：一方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大資產階級去抵抗非英國商品的競爭，另一方麵，它加強了英國一些較大的壟斷組織對印度的直接滲入。
可見，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形式上的變化和內容上的變化是不一致的。形式上是從典型的政治控製、經濟掠奪發展到政治上給予自治權力、經濟上讓其有一定的發展；內容上則是從超經濟的、赤裸裸的掠奪剝剝發展到更高形式的、表麵上平等、實則更深刻的經濟剝削。無論其政策怎樣變化，帝國主義的目的並沒有變化，那就是用各種手法把殖民地拴在自已的戰車上，讓殖民地適應自己在各個階段政治經濟利益的需要。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離不開殖民地，因此，它可以在殖民地政策的形式上做出各種改變，但都不會從本質上損害自己的利益。“非殖民地化”實質上是殖民地對宗主國一種新的隸屬形式。
在英帝國主義這種殖民政策的指導下，一次大戰前後的印度雖然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速度是有限的，並因其基礎太差，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根據國情普查報吿，從1911年到1931年，工人人數實際上減少了，1911年工業人數占全部人口的5.5%，1931年為4.3%，在此期間，總人口增加了12%，工業勞動者的人數卻減少了。到1931年，印度工人總數是260萬，僅占勞動人口總數的1.5%，從這個數字看，印度的工業發展水平是相當低的，如果把機器的使用做為工業化的一個標準，也能表明印度沒有實現工業化。1913年印度的機器裝備水芊為0.4，1926年為0.7，而在德國的機器裝備水平1913年為32.3，1926年為36.2.此外，印度的工業發展主要局限在輕工業內。殖民當局建立的一個委員會調查了1916——1918年印度工業的狀況，認為“投資隻限於為數不多的幾個部門，並且很少試圖從事新行業”。趨勢是建立那些不會和英國廠主競爭的工業部門。一次大戰前後及至獨立前印度的工業結構並沒有改變，興建的工廠主要是在舊有的部門。重工業企業隻是塔塔冶金聯合工廠等極少數的企業，其它一些新的資本主義企業主要是加工農產品。城市化的水平也能反映出印度工業發展的程度。1911年印度城市人口為9.4%，1921年這個數字為10.2%，隻增長了0.8%，而同時期德國的城市人口增長了7.99%。
總不，與印度原有的工業基礎相比，一次大戰以後印度工業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它還談不上實現了工業化，或說離工業化的距離還很遙遠。正象共產國際六大所批判的那樣：其一，它還沒有達到生產生產資料的階段；其二，印度的工業發展具有畸型的殖民地特征，與印度的工業發展狀況相對應，印度的社會性質依然是封建主義的因素占統治地位，工人階級的數量很少，力量很弱，印度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不是階級矛盾。
第二，羅易隻強調了英帝國主義改變殖民政策的內在原因，忽視了人民革命鬥爭的重大作用。
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改變是宗主國資產階級利益的需要及殖民地人民革命鬥爭這兩股力量合力的結果，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所致。從印度情況來看，英帝國主義作出重大讓步的時候，都是印度國內鬥爭處於高潮，政治局勢不穩定的時候。正是經過不斷的鬥爭，印度人民才最終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政權。
從20世紀初開始，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具有群眾性和革命性。1905年俄國革命在印度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在此期間印度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印度各階層人民都起來反對殖民壓迫，開展了爭取自給和自治的鬥爭。1905由國大黨溫和派領導開展了提倡國貨運動，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積極反帝行動。1907年，民族解放運動進一步高漲，旁遮普出現了農民騷動，孟加拉的罷工和示威不斷出現。1908年，孟買工人舉行大規模的政治總罷工，抗議英政府對提拉克的審判，顯示了群眾鬥爭的巨大威力，英印政府開始意識到群眾性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對印度人民做了些讓步。1909年，英國國會通過了關於印度各級立法議會的法案，根據這個新法律，全印立法議會中的民選議員人數由1/3增加到一半，在省立法議會中，民選議員甚至占了多數。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戰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印度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印度的民族運動又出現了新的高潮。國大黨的溫和派和極端派重新聯合，民族資產階級聚集了自己的力量。國大黨與伊斯蘭敎聯盟一直有矛盾，這時也開始接近，共同起草了印度改革綱領。規定了印度應達到“在英帝國內與自治領平等”的自治。與此同時，孟買工人於1916——1917年間舉行了二次大的經濟罷工；農民起義遍及全國。在這種情況下，英政府一方麵殘酷鎮壓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麵積極拉攏印度上層分子，做出了實行政治改革的諾言。1918年，英圍殖民當局提出了在印度“逐漸發展自治體製，在大英帝國內逐步實現印度的責任政府。蒙太戈——蔡姆斯福報吿書中建議在總督下設立兩院製立法機器，其成員一部分由選舉產生，一部分指派，擴大了印度人，主要是印度資產階級的參加政權。報吿書還指出，新的改革是給以印度自治道路中的第一個階段。英政府的讓步穩住了印度資產階級，獲得了他們在一次大戰中對英國的支持。
30年代末，印度資產階級和全國人民在抵製西門調查團後，又開始了全國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英帝國主義在壓力麵前又一次采取妥協態度，對大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做了一些讓步（如對一些商品實行保護關稅），並決定開始和甘地及國大黨代表進行直接談判，考慮給印度以自治。英帝國主義多次許諾給印度以自治，但它不會主動這樣做。為了實現自治和徹底的民族獨立，印變資產階級和各階層人民經曆了長期的、反複的鬥爭。二次大戰期間，國大黨堅持要英政府在戰爭以後給印度以獨立，並將此作為在戰爭中與英國合作的條件，英政府拒絕了這個要求，它不肯輕易放棄對印度的直接統治。二次大戰以後，印度國內的階級矛盾急劇尖銳起來，幾乎所有工業部門的工人都卷入了罷工，在“滾出印度去！”的口號下舉行了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1946年1月，加爾各答2.5萬名工人舉行了罷工，孟買16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參加了罷工。2月初，在坎普爾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與此同時，軍隊也加入了反英運動，1946年1月，軍用飛機飛行員舉行了罷工，2月印度海員嘩變，孟買工人罷工以示聲援。各地農民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減租運動。群眾的行動極大地威脅了英政府的統治。在這種形勢下，英政府步步後退，最後不得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給印度以獨立。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否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獨立，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實踐表明，相當一部分殖民地國家是通過和平方式取得了民族獨立，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這種現象是宗主國國內因素和殖民地人民革命鬥爭相互作用的結果，兩者缺一不可。羅易隻強調了其中一個因素，未免失之偏頗，在客觀上給人們以歌頌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印象。
第三，羅易完全否定了印度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作用，把印度資產階級看成隻具有一麵性的階級，這個論斷不符合印度的實際情況。
從資產階級的一般槪念上來理解，殖民地資產階級與歐洲資產階級在本質上有其共性。做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由於它們是在特殊的環境和矛盾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又有其不同於歐洲資產階級的特性，但是這個特性並不是象羅易所說：殖民地資產階級將不再起歐洲資產階級18和19世紀曾起過的那種革命作用。而應該說前者和後者起的是不同的革命作用。
印度資產階級產生的外在條件使它具有強烈的二麵性。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產生了二方麵的結果，一方麵，它破壞了印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鐵路等交通設施的建立把印度沿海和內地連成一個統一的市場，這些為印度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麵，英政府不會允許印度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把印度的工業發展控製在一定範圍之內。而印度資本主義一經，產生，就要求獨立地、自由地發展。這樣，英帝國主義和印度資產階級之間旣有密切的聯係，但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會一直持續下去。
印度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也決定了其典型的二麵性。印度工業資產階級的前身是商業高利貸資本，隨著英國在印度大量傾銷商品，印度出現了一批專為英國資產階級服務的商業資產階級，這些人同國內的封建經濟有密切聯係，它們在印度農村和城市構成了一個商業髙利貸的剝削網。19世紀中期以後，印度人民陷於極端貧困化的狀態，對英國商品的購買力越來越低。隨著英國在印度修築鐵路和開辦工廠，一批印度商人和高利貸者開始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貨幣資本，投資於興辦工業。印度的工業資本家大都出身於商業高利貸者和地主，這種“血緣”關係加重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封建性，使它們不願觸動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同時也使它們與宗主國的緊密聯係延續下來。但是，另一方麵，當它們從事商業活動時，他們的利益同英國資本家及國內封建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當他們轉而從事工業活動後，他們的資本活動就是一種獨立的資本活動，它們同英國資本家和國內封建階級在經濟利益上的衝突也就產生和發展起來了。印度資產階級想利用自己雄厚資金投資建廠的欲望受到限製，英國殖民當局通過經理行、銀行係統束縛了印度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自由。此後，由於印度群眾購買力低下，國內市場狹小，印度資產階級和英國資產階級在資金和市場上的矛盾漸趨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與印度資本主義的發展相互作用，使印度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也使印度資產階級的兩麵性逐漸暴露出來。一方麵，在帝國主義做出讓步和群眾革命鬥爭高漲時，它使發生動搖。另一方麵，它又不滿足於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分食一杯羹的狀況，要求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
在印度民族解放鬥爭史上，資產階級曾有過多次妥協動搖行為。在1905——1908年革命高潮中，資產階級政黨國大黨的溫和派由於懼怕群眾，要求停止運動，並由此導致了國大黨溫和派和極端派的分裂。在1919年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群眾衝破了甘地非暴力主義的框子，國大黨很快就宣布停止不合作運動。1930年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以甘地一歐文協定的簽訂而吿終，國大黨以停止不合作運動換取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對農民的要求絲毫未予考慮。
國大黨的這些妥協動搖行徑表明了資產階級不革命的一麵。但與此同時，國大黨一直沒有放棄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旗幟。1906年國大黨加爾各答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大黨曆史上全新的綱領，將司瓦拉吉（自治）、抵製英貨、“司瓦德希”（提倡本國工業）和民族敎育做為國大黨的奮鬥目標。1920年在那格浦爾年會上，國大黨的目標從用憲政手段獲得在英帝國範圍內自治領地位變為“用和平與合法的手段來獲得自主”。1927年國大黨馬德拉斯會議決定以完全獨立做為民族運動的目標，並通過了抵製西門調查團的決議。1930年初印度升起了獨立的旗幟，1月26日全印度以浩大的示威慶祝了第一個獨立節。在二次大戰期間，國大黨為利用戰爭獲得民族獨立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國大黨堅決要求在戰時成立責任政府，戰後給予印度完全獨立，在其要求遭到拒絕後，國大黨於1942年發動了“退出印度”運動，資產階級主要領袖因此而被捕入獄，一直關押到大戰末期。在經濟方麵，從1888年起，國大黨毎年都召開工業會議，商討並製訂有關發展民族工業的策略與措施。20世紀初，國大黨主張“提倡國貨”、抵製洋貨”，後來又要求對印度工商業實行保護關稅政策。30年代成立了以賈·尼赫魯為首的經濟計劃委員會，同各大資產階級企業主共同協商民族工業的發展問題，“保護印度本地工業”是國大黨曆屆年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議題。
總之，印度資產階級在關鍵時刻經常妥協動搖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它不是最終投靠帝國主義，把民族獨立一直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具有革命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說：“列寧說得對，在估量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為標準，而要以反帝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如中國和印度的民族運動，這些國家在爭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個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就是說，毫無疑問是革命的步驟”。
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的這些錯誤具有左的性質。他本人的特殊經曆和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與這種左傾錯誤的產生有密切關係。
長期脫離印度革命的實際，使羅易缺乏對印度革命直接的感性認識，也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1915年，羅易困尋找武器離開印度，開始了長達15年的僑居生活。1920年，羅易出席共產國際二大到達莫斯科，開始參予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僑居國外期間，羅易隻能通過報刊、雜誌了解印度的情況。1921年前，羅易“已有好幾年沒看到印度報紙了”。鮑羅廷從歐洲買了大量的印度報紙送給羅易，從這些報紙上羅易才得知一些較為眞實的消息。羅易更多的是通過歐洲報紙和俄國報紙了解印度的情況，對此他自己也感到不夠。他說：“關於那個運動（不合作運動）的一鱗半爪的消息曾經通過英國報紙的媒介傳到了莫斯科，但那些報道都是輕描淡寫。……俄國報紙根據那些很少的間接報道編造出一些印度反抗帝國主義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革命運動的故事，我自己也寫過一些那樣的故事，……但是，沒有人比我對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對印度情況的一無所知更感到悲傷了”。羅易自己也承認，他的重要著作《過渡中的印度》一書中關於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的分析所依據的材料有誇大的地方，“有些實際上是錯誤的”。
羅易做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新的信仰者，在分析問題上也缺乏辯證法，易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看待殖民地革命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現象。20世紀20年代的羅易，還剛剛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從一個民族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發生在1916—1919年間。
1916年，羅易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讀了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1919年在墨西哥遇見鮑羅廷後，從他那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由於羅易接受馬克思主義時間較短和缺乏係統硏究，在他的思想方法中就有缺陷。首先，羅易還沒有眞正學會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問題；其次，作為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羅易自己所說：
“……我也有我的幻想，我是一個剛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有著強烈的信念”。蘇聯學者季雅科夫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議中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一書中批判非殖民地化理論和工業化理論說：“從方法論上說，這些錯誤觀點起因於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過程持機械態度，即把個別的經濟現象從生產力發展的全部過程中人為地分離出來。沒有人否認一次大戰以後殖民地工業生產得到了發展，……，但是全部事情的實質是殖民地的工業發展伴隨著巨大的困難，……是在與阻礙殖民地工業化的壟斷力量的不斷鬥爭中得到發展”。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羅易方法論的槪括。
與這種錯誤的方法論相聯係，羅易對旣有的革命經驗采取了敎條主義的態度。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俄國革命的實際，使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鏟除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根源。當時殖民地國家人民深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從感情上說不願以本國資產階級代替外國資產階級進行統治。像羅易這樣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殖民地的革命者，頭腦中首先形成的鮮明槪念就是：無產階級要同時消滅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獲得徹底解放。羅易想要印度也走這樣的道路，他根據一些不可靠的統計數字，就簡單地規定了印度的社會性質。在“非殖民地化”理論中誇大了階級矛盾，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完全反革命的階級。但實際上，印度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及俄國，印度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俄國資產階級。俄國資產階級處在沙皇專製製度和無產階級之間，它在經濟上仰賴沙皇政府的訂貨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投資，並同地主經濟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政治上，它依靠沙皇政府的保護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與沙皇政府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利益交織在一起。俄國資產階級所處的這種地位決定了其軟弱性和反動性，使其成為反革命的力量。而印度資產階級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為爭取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而鬥爭，仍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同時印度資產階級的曆史比無產階級長，力量比無產階級強大。在客觀上對各階層群眾有持久和深刻的影響。羅易將不適合印度國情的俄國經驗搬到印度，必然產生左的錯誤。
羅易對中國的經驗同樣采取了敎條主義的態度。1927年羅易在中國指導革命期間，經曆了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和汪精衛的叛變。資產階級的叛賣使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敗。中國革命的現實加劇了羅易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不信任感，在客觀上導致他對印度資產階級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忽略了印度資產階級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不同（如上文共產國際所分析的）。
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羅易的思想。20世紀初，以盧森堡、拉狄克、布哈林為首的一派共產黨人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主張：（1）帝國主義是對民族自決的否定，民族國家已經過時，民族解放戰爭也不再存在；（2）民族自決也會分散、瓦解、阻擋各民族工人的團結，會使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影響，推遲社會主義革命；（3）社會主義革命什麽都會解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會自然而然地消除民族壓迫。羅易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觀點。他說……列寧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曆史上能起革命作用，因而應當受到共產黨人的支持，我是不同意他那種觀點的，波蘭的盧森堡派共產黨人常常開玩笑說，我才是一個眞正的共產黨人，而列寧卻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共產國際前期，這種否定殖民地資產階級作用和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的觀點還大有市場。俄共中央委員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一篇文章中斷言，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意識已經衰退變質；在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裏，資產階級總是力圖建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已完全失去了革命的發展前途。意大利社會黨人塞拉蒂在共產國際二大上說：“隻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手段。附屬國才能獲得他們的自由。這不能通過共產黨與被稱作民族主義者的資產階級的暫時聯盟去做，這種聯盟隻會使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陷於混亂”。斯大林也說過：印度妥協的資產階級已經“和帝國主義結成聯盟來反對本國的工人和農民，……必須集中火力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揭穿他們的背叛行為”。可以明顯看出，羅易“非殖民地化”理論中的一些觀點反映了國際共運內部的這種左傾思潮。
如上所述，羅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論的目的在於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殖民地出現的新的政治、經濟現象，為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製定戰略和策略。但是，長期脫離革命鬥爭實際，利用不正確的第一手資料使其理論建立在不穩固的基礎之上；非辯證的方法論使其隻窺一斑而不見全豹，在理論的論述上出現片麵性；對待革命經驗的敎條主義態度又使其引用不適合國情的旣定經驗，使其理論具有極大的不現實性。羅易好的動機並沒有收到好的效果，犯了許多革命者易犯的左的錯誤，其中的敎訓發人深思，也足以讓後人引以為訓。
§§第五章 羅易與共產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