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五節 印度支持西藏分裂活動的原因

　　縱觀印度獨立以來的對華政策，歸根到底，在西藏問題上印度政府始終未能擺脫淵源於前宗主國英國駐印殖民當局的傳統政策的困擾。這項政策之所以在印度根深蒂固，是有其錯綜複雜的深刻的原因的。

　　印度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印度同西藏有宗教和文化上極親密的關係，甚至有人更為露骨地說印度和西藏就是“文化同源”的“母子關係”，其理由大致如下：

　　第一，聲稱藏族先民來源於印度王族。這就是頗為流行的藏族源於印度王族之說，我國學術界俗稱為“南來說”。其主要依據是藏文經典中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如《賢者喜宴》中說，吐蕃讚普出自印度釋迦王族；《西藏王臣記》中說出自阿育王的後裔等等。其實，這些說法源於宗教因素，未免牽強附會。當今世界，各國學者都普遍認為，考古資料是研究民族起源的重要依據。迄今為止，藏族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卡若文化明顯反映出其“創作者可能是藏族先民集團之一”。這就充分說明，藏族先民早在佛教形成以前就已勞動、生息、繁殖在西藏高原，他們與印度王族根本談不上有什麽共同的曆史淵源關係。此外，對藏區古文化遺存進行的比較研究證明，西藏的原始文化與祖國內地而非與印度次大陸的原始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藏語屬於漢藏語係而非屬印歐語係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我國藏族人民篤信佛教，而印度是出世佛的殊勝之地。出於對印度的推崇和宏揚佛法，把自己的祖先說成是印度王族的後裔，這本是毫無科學根據而不足以憑信的。但有些人卻不顧史實，反複鼓噪，其用意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第二，聲稱喇嘛教是佛教的一個分支，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來自印度。不可否認，西藏的喇嘛教是藏化了的佛教。但是佛教最早的發源地並非是在印度，而是在今天的尼泊爾境內。如硬要牽連的話，也隻能說發源於印度次大陸或古印度。就因此而作為西藏依附於印度之理由，豈不有些強詞奪理嗎？更何況亞洲有那麽多信佛的國家和地區，難道都要成為印度的“子”不成？如果說西藏的喇嘛教與印度有關有些依據的話，那麽把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歸源於印度則完全是信口開河。政治製度和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的宗教，都屬於社會上層建築，必須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曆史證明，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的出現乃是當時西藏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是適應於當時西藏社會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是經過當時的清政府予以確立的。因而，認為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來源於印度，隻能是對西藏政治、經濟與曆史的無知。

　　第三，聲稱西藏人疏遠中國而親近印度。這更不值一駁，英國的西藏通、早期侵藏的謀劃者之一查理士·柏爾在他所著的《西藏的過去與現在》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述：

　　西藏人之於印度人接觸者多恐印度人侵入西藏，奪取權力，故彼等以種種理由，不願與印度勾結太密……西藏之天然親屬自應為中國聯邦中各種族，其宗教、倫理及社會風俗皆有共同基礎，曆史上亦自始聯結。

　　這再好不過說明了問題。我們不妨再看看當今現實狀況。英國人林恩·布爾曼在其實地考察後寫道：“流亡在印的藏人團體與當地人幾乎沒有友誼，沒有通婚。語言依然是交往的主要障礙，文化的不同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種姓製度為相互交往設置了障礙……”難道所謂宗教上文化上有著極親密關係就是這樣的隔離與疏遠嗎？

　　其實上述理由遠非印度政府承襲英國對藏政策的根本原因，隻不過是些為己所用的借口罷了。在印度對西藏政策中，安全因素占有重要地位。眾所周知，西藏與印度在地理上是較為接近的，西藏曆史上對外的主要出路就是通往印度。在印度陸軍總部看來，與西藏接壤的東北邊境是中國能向印度發動進攻的唯一脆弱地區。於是為了安全，“喜馬拉雅山已不能成為防範北方潛在敵人的有效屏障，除非有可能將西藏高原包括在內”。而這種所謂的安全就是要確保從英國手中繼承下來的在南亞的霸權地位，這個意圖再明顯不過地表達在了1950年尼赫魯多次重複的一個聲明中：喜馬拉雅山構成了印度的北部傳統邊界，既然尼泊爾是在喜馬拉雅山的這一邊，任何對尼泊爾安全的威脅都會被看作是對印度安全的威脅。當時的尼泊爾已為印度控製，這個聲明顯然是維護其霸權的叫囂。因此，為了維護在它國的特權，為了稱霸南亞次大陸，從戰略安全上考慮，印度當局有必要支持西藏分裂集團，使西藏成為一個獨立的對印友好的緩衝國。這完全是當年英國傳統理論指導下的政策的延續。1959年3月西藏叛亂失敗，印度的這種努力徹底失敗了。尼赫魯雖沒放棄，但已覺得越來越不現實。他轉向更加現實，決意從外部來抵製所謂的中國的威脅，從而確保印度業已獲得的在南亞的霸主地位。於是，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成了尼赫魯的“不可談判”的安全保障線。因此，1962年邊界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利用流亡藏人反華成了尼赫魯及其繼承者的迫切需要。他們不得不再次公開奉行早已失敗了的政策，唯一的希望是給中國以壓力。進入八十年代後，隨著中印邊界談判的恢複，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印度政府再次公開表示放棄對西藏分裂集團的支持，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雖然從實用主義出發，印度政府繼續給西藏分裂集團以實際支持，但更多的是想拿西藏問題作“外交牌”給中國施加壓力，加強自己在邊界談判中的地位。

　　印度政府之所以長期支持西藏分裂集團搞“獨立”，也是與印度尤其是印度國會內主張“西藏獨立”、幹涉中國內政的反華勢力分不開的。我們不妨看看如下事實：1959年西藏發生叛亂，印度執政黨國大黨主席和總書記露骨地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或者是“自治國家”。他們聯合一些政黨組織了“支援西藏人民委員會”，公然要求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並且要求召開有印度、西藏和中國三方麵參加的另一次“西姆拉式”的會議，來解決這個純屬中國內政的問題。印度人民同盟中央工作委員會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更是直言不諱：“印度應當同亞洲自由國家就中國侵略西藏問題進行接觸，使他們把支持西藏獨立作為共同事業中國必須退出西藏，應當讓西藏成為獨立國，印度應盡一切努力來爭取西藏的獨立。”1987年3月拉薩發生騷亂，印度國會中屬於不同政黨的665名議員呼籲“重新看待西藏人爭取自決和自由的鬥爭”，並簽署了反華備忘錄，聲稱“中國人強行占領給西藏人民帶來了無數的苦難，對印度的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印度人民和政府對西藏所發生的事決不能熟視無睹。”1989年3月拉薩又發生了騷亂，中國果斷地在西藏實行戒嚴，印度55名議員竟致信李鵬總理，誣蔑中國濫用武力，致使西藏局勢“日益惡化”，公然幹涉中國內政。1991年12月，李鵬總理訪問印度，為了安全起見，印度警方先後拘留了一些流亡藏人鬧事分子。印度人民黨和人民黨（社會主義）的議員竟要求法院製止警方行為，說警察對他們的暴行侵犯了人權，破壞了已故前總理尼赫魯執政期間對西藏人的友好保護政策。其間，印度反對黨一些議員和一些印度學者組織參加了所謂的“喜馬拉雅安全和西藏和平問題”大會，對印度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政策進行非議。前人民院議長拉比·拉伊在會上叫囂要為西藏爭取獨立的鬥爭製造一種人民運動和輿論。尼赫魯大學教授達斯則聲稱，在西藏獲得自由之前，印度的獨立不是徹底的，印度政府對華政策是“自我毀滅性質的”。正因為印度尤其是印度國會中有一股不可低估的支持“西藏獨立”的反華勢力，所以印度政府在西藏問題上隻能權衡再三，順應聲勢。這將成為阻礙印度領導人在實現中印關係正常化道路上邁出大步的一個不可忽的因素。

　　中國和印度是亞洲的兩個大國，中印兩國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印關係的和平與穩定，不僅對亞洲，而且對整個世界的和平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隻有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才能贏得真正的和平。隻要我們一如既然往地奉行反對霸權主義、互諒互讓、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和平政策，隻要印度人民與政府充滿對和平的渴望，堅信潘查希拉，相信，中印兩國人民的和平共處終究會實現。

　　§§第五章 國際人權與西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