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東北邊患與移民實邊問題研究

第二節 清政府移民實邊政策的出台

　　綜上所述，俄國利用中國東北邊疆地區人煙稀少、榛莽滿目的空虛形勢，鯨吞了我國大片土地，並且不以此為滿足，繼續執行其侵略政策。麵對邊疆危機存在的客觀事實，清政府被迫開始放棄封禁政策，逐漸招民墾殖、開發荒地以充實東北邊疆。但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前，清政府隻是對東北地區實行局部開禁，並且在開禁與封禁的問題上時有反複，在清政府內部，呼籲移民實邊之輿論有之，反對之聲也不絕於耳。這說明清政府對移民實邊的重要性並未完全領悟，直到東北邊疆危機進一步加劇以後，這種情況才有了很大的改變。

　　一、移民實邊建議的提出

　　對沙俄的侵略行為，東北地方官員之感觸最深，因此移民實邊的建議首先由他們提出。

　　鹹豐十年（1860年）七月，正是沙俄掠奪東北邊疆的關鍵時刻，署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請開放呼蘭所屬蒙古爾山閑荒。在此之前，已有官員奏請將此閑荒開墾，特普欽首先對此回顧道：“鹹豐七年禦史吳焯條奏，議請在呼蘭地方招墾納糧，以補經費”，可見吳焯奏請開荒，其注意力在於財政方麵，尚無移民實邊的考慮，而清政府當時荒謬地認為，如果招民開墾，“恐夷人慕羶潛越”，不但不把招民開荒作為抵抗沙俄侵略的手段，反而害怕沙俄的侵略行徑會因此更加劇烈，於是仍然加以封禁。（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頁。）特普欽接著根據實際情況展開分析，指出呼蘭“東南數百裏與三姓接壤，鬆花江一水可通，上年六月間曾有俄夷乘船至呼蘭屬界之吞河地方窺探”，俄人果然“慕羶潛越”，但這並不是因為招民開墾而引起的，實際上恰恰相反，呼蘭一帶地方遼闊，“向無居民，易起覬覦，尤宜預為之計。是前因招墾恐與防務有礙，今因防務轉不能不亟籌招墾者也”，特普欽因此認為應迅速招民開墾，如此“曠地既有人居，預防俄夷窺伺，並可藉資抵禦，亦免臨事周章”，明確指出了移民實邊的重要意義。（注：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黑龍江誌稿》上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371頁。）為防止俄國之覬覦，特普欽建議將蒙古爾山閑荒共一百二十餘萬晌招民開墾，一般認為這是黑龍江民墾之開端（注：這是指官方正式認可的黑龍江放荒招墾之開始。如本文第一章第一節所述，在官方正式認可之前，由於各種原因，清廷不可能將東北地區完全封禁，黑龍江也不例外。據黃維翰撰：《呼蘭府誌》，見李興盛等主編：《黑水郭氏世係錄》（外十四種）下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4頁之記載：“呼蘭各城民墾地始於鹹豐十年，從將軍特普欽之請也，而民墾實不始於是年。先是，東荒（指呼蘭平原一帶）各屬地以參山、珠河之故封禁逾二百年，定製歲遣官兵巡查，以防奸民侵盜漁利，年終並由將軍谘部查考。鹹豐以後，直隸、山東遊民多出關謀食，呼蘭旗營官莊利其工勤值賤，收為賃傭，私以地售之，歲課其租。”可見，在鹹豐十年（1860年）以前，已有關內流民在呼蘭一帶以耕種為生，但並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

　　在特普欽提出移民實邊的具體建議之後不久，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吉林將軍景淳密陳請開禁荒以固疆圉，指出“涼水泉南界舒蘭迤北土門子一帶禁荒，約有可墾地十萬晌；省西圍場邊閑荒，約有可墾地八萬餘晌；阿勒楚喀迤東蜚克圖站一帶，約有可墾閑荒八萬餘晌；雙城堡剩存圈荒及恒產夾界邊荒，約有可墾地四萬餘晌”，建議將以上荒地一律開放，（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頁。）並認為倘若放荒“延緩從事，誠恐俄國明年分界後來往通商，又以地方空曠借口要求無厭，徒資攪擾。與其留置貽為後患，弗若仿照奏辦夾信溝開墾（注：鹹豐五年（1855年），景淳奏準將五常堡（今黑龍江省五常市）所屬夾信溝禁荒約二十五萬晌招民開墾，一般以此為吉林有官方正式認可的民墾之開端。）章程，招佃升課（注：也被稱為升科，一般指墾民領得荒地滿六年後開始交納賦稅。）、收押租（注：即招民放荒時向墾戶征收的地價，也稱荒價。）以濟眉急，聚農民而資捍衛，實於國計民生諸多裨益”（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頁。）。景淳的建議雖然與升科及收取荒價等經濟因素有關，但更多的是出於防止俄國侵略的考慮，正如他在奏折中所言：“現當議與俄國分界，則曠地須防侵占。”（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頁。）

　　特普欽和景淳的移民實邊主張，都是在俄國侵吞東北邊疆大片國土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到同治年間，俄國明顯的侵略行為雖然已經結束，但它立刻又在黑龍江北岸和烏蘇裏江一帶屯兵殖民，並不斷越界侵擾。在這種情況下，東北地方官員的移民實邊建議仍不斷出現。同治元年（1862年），特普欽繼奏請呼蘭蒙古爾山招民開墾之後，又建議將呼蘭城北百裏之外的荒場作為京旗移墾之地，在京旗未到之前，先招民戶代墾。（注：寶鋆等修：《穆宗實錄》第51卷，同治元年十二月，《清實錄》總4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00頁。）同治五年（1866年），吉林將軍富明阿建議，將吉林通省禁荒如“吉林屬之樺皮甸子、漂河、穆奇河，伯都訥屬之樞梨場、龍虎城，阿勒楚喀屬之柳樹溝子等處”，招民“認領開墾”。（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頁。）富明阿還特別提到：“三姓、寧古塔、琿春，或接邊疆，或臨濱海，有無可墾餘荒，能否招民認領之處，容俟檄令各該處派員踏勘，明確詳細報到，再行酌核奏明辦理”，表現出對吉林東部沿邊地帶招民開墾的關注。（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頁。）兩年之後，富明阿又根據“琿春邊疆有事，各處守防需餉孔亟”，並且“直隸、山東等省逃出難民紛紛奔往吉林謀生，尤宜預籌安插”的實際情況，建議將吉林省西圍場荒地開放，認為此舉既可籌餉實邊，又可安插流民，可以一舉兩得。（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2卷39號戶部折吉林開荒宜防流弊呈請由。）

　　19世紀70至80年代，中國邊疆地區普遍出現新的危機，東北邊疆亦不例外。由於清政府拒絕批準崇厚擅自與沙俄簽訂的《裏瓦基亞條約》，而導致中俄關係特別緊張，俄國威脅要對中國動武。清政府鑒於俄國有可能在東北邊疆尋釁的形勢，在光緒六年（1880年）正月發布上諭，指出“吉林、黑龍江兩麵與俄接壤，俄人近在海參崴地方悉力經營，已成重鎮，其意存窺伺可知，尤應規劃防守”。指示吉林將軍銘安與前往幫辦邊防事宜的吳大澂“妥籌一切事宜”，其中包括招民墾荒一項。（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108卷，光緒六年正月，《清實錄》總5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91頁。）光緒七年（1881年）四月，清政府在上諭中委吳大澂以重任：“現在俄事雖已定議，惟念中國邊境與俄毗連，必宜慎固封守以為思患預防之計。吉林之三姓、寧古塔、琿春等處，防務尤關緊要。所有三姓、寧古塔、琿春防務，即著責成吳大澂督辦，並將各該處屯墾事宜妥為籌辦。”（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頁。）吳大澂對於移民實邊之事極為重視，曾經多次就此闡發自己的主張。他很敏銳地認識到：“俄人經營防墾專意於沿邊地方，竭力布置空曠無人之地，犬牙交錯，不免暗中侵占，中國招墾多就腹地推廣，而置邊圉於不問。”（注：《手書信稿》，“致鼎臣將軍書”，正月初六日。轉引自佟冬主編：《沙俄與東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頁。）他還指出吉林沿邊一帶的危險局勢：“俄人之處心積慮已非一日，而琿春、寧古塔邊界地方，大半曠土，絕無人煙，又係山重水複之區，界址出入本不易辨，即隱被俄人侵占”，由此所得出的應對措施是：“亟欲招民開墾，以實邊圉。”（注：《手書信稿》，“複張振軒製軍書”，六月十三日。轉引自佟冬主編：《沙俄與東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頁。）吳大澂不僅提出了移民實邊的主張，並且在吉林獲得事權之後還將其付諸實施。

　　在中俄關係緊張、麵對俄國威脅之時，除吳大澂積極呼籲移民實邊之外，光緒六年（1880年）九月，掌浙江道監察禦史英俊上奏：“吉林、黑龍江地居邊隅，界連外國。而黑龍江所屬呼蘭、巴彥蘇蘇等處與外洋僅一河之隔，河名黑陰，其東南為呼蘭河夾流之會。呼蘭河之北、黑陰河之西，聞有荒場，高埠平坦，連長數百裏，與外國相去百數十裏不等，向無兵民鎮居。茲當慎重之時，請旨飭下黑龍江將軍，速即密查地界情形是否屬實，應如何作未雨綢繆之備，妥速密奏。且此處地方遼闊，或專招旗丁墾荒，或自願遷居者撥給地畝若幹，輕賦緩稅，勢必蟻聚，既可防邊隅不測，並可免膏腴久棄。”（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3卷81號禦史英俊折呼蘭等處請飭墾荒由。）視移民實邊為防俄之良策。翰林院編修朱一新也曾兩次提出移民實邊的建議。光緒九年（1883年），朱一新認為，“屯墾之利，人所共知。近日琿春一帶開墾者皆登、萊兩府遊民，既無家室，又無工本，夏間種獲，秋冬仍回故裏”，如此經營墾務，沿邊地帶仍無常住居民，顯然並未收到實邊的效果，朱一新因此認為“非變通辦理，亦未易見效耳”。其具體的建議是：“吉省精華在伯都訥，黑省精華在呼蘭”，應使“山左（注：指山東省。）之民繳價於官，承墾若幹晌，數年後乃令升科，東省籌款甚難，此則官民兩利。”（注：席裕福、沈師徐編：《皇朝政典類篡》第19卷，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8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總526頁。）第二年，朱一新進一步發展了他的移民實邊主張，認為吉林東南“琿春地勢平衍，與俄連界”，俄人經營不遺餘力，“蓄謀叵測，路人所知。而我之招墾者皆登、萊流民，無家室、無屯糧，倏聚倏散，遷徙靡定，生聚教訓將安所施？夫有地而無民與無地同，琿春勢處邊要，豈可不綢繆先事。提請仿漢時徙民實塞遺製，募淮、徐、登、萊、青窮民之無業者，攜眷以居，授之閑田，畀之牛種，數年後乃報升科；參以兵屯之法，編為什伍，自相保衛”，如此必然“人稠地開，琿春乃足自存”。（注：朱一新撰：《拙盦叢稿》，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8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總1263—1264頁。）顯然，朱一新前次建議重在籌款，且以吉林、黑龍江兩省腹地為移民重點地區，而這次則將移民實邊的目標確定為抵抗沙俄之侵犯，並且強調“有地而無民與無地同”的道理，更加具有實際意義。

　　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之前，呼蘭是黑龍江放荒的重點地區，但呼蘭所屬通肯（注：今黑龍江省海倫市。）荒地卻久經封禁。光緒十三年（1887年）八月，黑龍江將軍恭鏜奏請將其開禁，但清廷並未批準。（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65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358頁。）兩年以後，新任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建議在黑龍江“沿邊試辦屯墾，以為實塞之謀”。（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4卷99號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戶部折遵議黑龍江通肯招墾分別複陳等由。）同年十月，依克唐阿再一次請求將通肯開禁，指出“通肯荒地一段，南北約長一百四十餘裏，東西約寬七十餘裏”，而且“不在旗丁遊牧圍獵之內，縱橫敷計約可開地三十餘萬晌。此外曠地尚多，均屬地氣和暖、土脈膏腴”，認為如果“立予開禁招墾，民必樂就，不惟地有業主，可絕覬覦，抑且民自顧家，足禦外侮。由是勤耕作以利民生，則衣食足；聯村堡以實邊圉，則國日強”，（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71—772頁。）可惜其建議仍不被清廷所采納。

　　總之，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東北移民實邊輿論潮流的初步形成時期。清廷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這一輿論潮流，開始實施移民實邊的政策。但是，在正確的呼聲中，也常常有不和諧的聲音出現，這就是反對移民實邊的逆流。

　　二、反對移民實邊之逆流及對清廷的影響

　　如上所述，從鹹豐末年開始，移民實邊的建議不斷提出。這是因為剛剛發生的客觀現實情況已經無情地證實了清廷長時期的封禁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在這種情況下，移民實邊的觀念理應成為普遍共識。但事實並非如此，朝廷上下仍有人依舊因循守舊，對移民實邊之舉橫加阻撓。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吉林將軍富明阿在奏請通省禁荒放墾之後，谘會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將三姓轄區之內可墾荒地的情況迅速上報。富尼揚阿對此事並不熱心，經將軍衙門一再催促之後才報告，內稱：“所有三姓地方所屬四向，除產貢禁山，附城佐近別無空曠閑荒可墾。又東麵北自音穆達、南自佛勒霍烏朱等卡倫起，東至烏蘇裏江左岸毗連俄界一帶，距城六七十裏至千裏不等，除崇山、河窪、溝甸，其間稍有閑曠，而赫哲人等曆年捕打並本處貢獻賴此一線之區。”因此若沿邊招墾，“與赫哲人等捕貢有礙”。這還不算，富尼揚阿又接著發表其“高論”，說以上地區“地接俄界，中外交雜，土匪飄忽無定，誠恐肆擾勾通，起釁有日”，因此，“以姓屬邊疆夷界，情關恐有累患”，顯然，富尼揚阿不但不把招民看作是捍衛邊疆的重要手段，反而以此為重大隱患，反對在三姓沿邊地帶招民實邊。（注：遼寧省檔案館編：《清代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漢文檔案選編》，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頁。）富尼揚阿曾參與中俄邊界交涉之事，親身經曆過沙俄侵吞東北邊疆的前前後後，對因為邊境空虛而給俄人以可乘之機的道理應該有所領悟，理應是移民實邊思想的倡導者，如今卻反其道而行之，真可謂吃一塹而不長一智。

　　地方官員曾經親曆喪失國土之痛者，尚且對移民實邊的認識如此淺薄，清政府中央各衙門中反對者大有人在，也就不足為奇。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奕訢等人聯名反對在奉天招民開墾，聲稱：“查舊製，在盛京附近一帶特留沃壤荒山，設門定禁，具有深意，何敢輕易更張？”（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2卷34號恭親王會大學士等折總議奉天查辦開墾事宜由。）老調重彈，搬出陳腐不堪的所謂祖製，作為反對開禁的理由。富明阿在奏請將吉林省西圍場荒地開放的時候，為了減少阻力，已表示“開墾圍場荒田本係萬不得已之舉”，但當戶部於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就此事議複時，對招民開墾雖沒有完全反對，但還是頗有微詞，並連帶對鹹豐年間前吉林將軍景淳奏準墾荒之事一起加以指責，說什麽“圍場向為長養牲畜以備狩獵之所，設堆置卡封禁綦嚴，乃自前任將軍等聲請開墾以來，各處遊民爭往牟利，借開荒之名私越禁地”，於是“數百年封禁之地利，反為若輩利源”，發泄對招民墾荒的不滿情緒。（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2卷39號戶部折吉林開荒宜防流弊呈請由。）

　　如前所述，呼蘭平原是黑龍江最早招民開墾的地區，但其北部之通肯、克音（注：今屬黑龍江省綏化市。）等地段卻一直被列為禁區。光緒六年（1880年）九月，禦史英俊建議將克音開放，清廷令黑龍江將軍定安發表意見。定安為此於同年十二月奏稱，英俊建議開放的“黑陰地方即係呼蘭河迤北之克音，地聯通肯。該處原為圍場，向係旗丁遊牧圍獵之區。前因所開荒段地麵遼闊，煙戶日增，良莠不齊，是以除呼蘭、巴彥蘇蘇等處奏明開墾外，其克音、通肯一段因關圍場深山，若招佃墾荒，奸匪易於混跡，恐滋事端。同治七、十兩年曾經前任將軍德英迭將此段荒場圍山停止招墾，仍備旗人遊獵。”至於現在可否開墾，定安之回答是否定的，並詳細列舉了自認為不能招墾的理由：“如一律開墾，荒段甚廣，即招旗丁，亦必雇覓民人傭工，而遊民遷徙，愈聚愈眾，若隱居山場，其中封禁之參山珠河關係綦重，且恐稽查難周，滋弊尤深。其患一也；黑龍江為我朝養兵牧馬之地，布特哈（注：布特哈“指漁獵及其他生業而言，為往古從事漁獵民族之稱”，後來，“此語又轉為索倫人及鄂倫春人所住地方之稱”，清政府先後設有布特哈總管及副都統，其管區內分為東布特哈及西布特哈，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東布特哈設訥河廳（今黑龍江省訥河市），西布特哈亦曾擬設諾敏縣及布西廳，但均未實行。參見中東鐵路局商業部編，湯爾和譯：《黑龍江》，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1931年）版，第729頁；以及徐曦著：《東三省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年（1915年）版，第83、86頁。）等處向以遊牧打牲為事，一經開墾，地方愈狹，則旗丁打牲之業必廢，因之技藝日疏，士馬不強，恐武備從此廢弛。其患二也；墨爾根等處向屬旗地，人尚樸誠，並無民戶雜居，易於稽查，故奸宄無所容其身。今荒段若有民人，皆係關內無業之徒，挨界雜處，日久必染積習，而作奸犯科之案在在堪虞，地方從此多事，受累無窮。其患三也。”以上所謂三點理由，與清廷長期封禁的原因完全吻合，處處充滿對墾民的歧視。不僅如此，定安“更有深慮者，璦琿等處與外國接壤，當此厲兵講武、鎮懾邊防之際，則封禁荒場萬不可開墾，一有民戶，將來貽害實非淺顯。若謂邊防一節，現在呼蘭開荒頗廣，人煙湊集而盜賊蜂擁，搶劫之案層見疊出，省北一帶並無民戶，均皆樂業安居，明驗昭然。是黑龍江開荒不惟不能防邊，反為藏賊之藪”，如此邏輯思維，完全與移民實邊的邊防策略相左。（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20—522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201—202頁。）定安的“深慮”無知到如此程度，令人吃驚。有此愚昧認識者絕非定安一人，其繼任者文緒於光緒八年（1882年）四月，也在奏折中喋喋不休地列舉了幾項克音不能開禁的“理由”，其中一項也與移民實邊思想背道而馳：“江省近接俄疆，交涉事重，所好旗丁無多，向知守法，不敢為分外之事。若經招墾，流民益多，逼處益近，奸匪將滋，防範愈難，是異日之招敵構釁，禍患滋大。”（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54輯（軍務·防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232頁。）光緒十年（1884年）十一月，文緒再次大放厥詞，說什麽“黑龍江與俄國一江為界，陸路不接，有卡坐放，即有偷渡，終屬違約，據理可折。”其言外之意，在於認為有幾處卡倫，就可以製止俄國的侵略欲望，守邊大員的國防意識既然如此淺薄，也就認為如果“招民認墾”，那麽“貂場、參山、珠河、礦廠引以勾結，門戶洞開，奸宄假勢爭利構事，將恐釁由斯起，重煩兵力，是欲實邊轉以墮邊”。（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6頁。）文緒在兩次奏折中，不但不把漢人作為鞏固邊防的重要力量，反而視為贅疣，這是有意采用虛邊的方法，避免所謂民夷接觸，企圖以此達到防止俄國侵略之目的。這種自殺式的想法與吳大澂鮮明的移民實邊之邊防策略相比較，確實有天壤之別。

　　地方大員以各種理由百般阻撓克音、通肯開禁，中央秉政大臣也是如此。光緒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奕劻等人就通肯是否開禁的問題發表看法，又是一通長篇闊論。他們首先回顧曆史，認為“黑龍江與內地不同，自古各分部落，聚族而居，洎乎國朝，鹹為旗仆，縱欲開地利，亦當使本省土著旗人日臻富庶，方為美善，萬不可貪一時小利，以舊疆重地輕畀流民。臣等上念列聖訓諭，近查東土情形，實未可輕議更張，致貽隱患。”接著又教訓主張開禁的依克唐阿“勿循浮言，勿沽虛譽，為土著經劃富強，即為國家培養元氣”。然後則對招民放荒的正確政策橫加指責：“盛京變更製度，自崇實始，雖為因時起見，仰溯先朝深意，多不符合。（注：崇實於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署理盛京將軍，在任職期間內主持招墾放荒，整頓吏治，地方官員任用不拘滿漢成例，增添州縣以管理民戶，這些改革措施被守舊派視為不守祖製之舉。）銘安複繼試於吉林，識者亦頗不韙。（注：銘安在吉林將軍任職期間，主張招民墾荒，並大力倡導廣設府廳州縣以完善行政管理，同樣引起泥守祖製者的不滿。）奉天、吉林兩省客民日多，旗丁幾成寄旅，尚賴黑龍江地處極邊，古風猶存。可為鑒者，呼蘭等處經流民屯聚墾種以來，迄今不過二十餘年，樹木日伐，貂參殆盡，土著旗丁已形凋敝。通肯地與相接，若再踵而行之，貽累恐非淺顯。此事於光緒十年、十三年兩次欽奉諭旨，永遠封禁，自不應再議更張。臣等公同商酌，開荒不過一隅，固無所謂富強；招民不過耕耨，更無所謂禦侮。應請飭下該將軍仍遵前奉封禁之旨，實力奉行，勿使有潛墾混跡之弊。嗣後，該省無論何處斷不可輕招流民，為因民設官地步，效盛京、吉林新章，旗民分治，主客相形，為舍本逐末之謀，方為妥善。”（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折屯墾耕作9554卷99號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戶部折遵議黑龍江通肯招墾分別複陳等由。）綜觀奕劻等人所論，通篇以旗人之私利為出發點，而置整個國家之安危利益於不顧。

　　由上可知，盡管移民實邊是大勢所趨，但反對者仍大有人在，這不能不產生惡劣的影響。其表現在地方官府屢有禁止墾荒、驅逐流民之舉，清廷也徘徊於封禁與開禁的兩難抉擇之中，常常下發照舊封禁的上諭。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清廷發布上諭：“奉天邊門外附近陵寢風水禁地，關係緊要”，應“永遠封禁”，將該處以耕種零星土地謀生的“無業遊民盡行驅逐”。（注：寶鋆等修：《穆宗實錄》第259卷，同治八年五月，《清實錄》總5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01頁。）同治十年（1871年），黑龍江將軍德英奏請將其轄區內所屬內蒙古哲裏木盟杜爾伯特旗招民墾荒之事嚴加禁止。清廷同意照此辦理：“黑龍江附近蒙古荒地，向為蒙古旗丁遊牧打牲之所，不準招民開墾，例禁綦嚴。乃杜爾伯特協理台吉那遜烏爾吉等擅將該蒙古旗荒招墾，經德英及該盟長迭次阻止，仍敢抗不遵辦，實屬大幹例禁。著理藩院傳知署哲裏木盟長吉克丹旺固爾，嚴飭杜爾伯特貝子，將現在所招民眾驅逐出境，妥為彈壓，毋許逗留滋事。嗣後不準再有招墾情弊，以靖地方。”（注：寶鋆等修：《穆宗實錄》第306卷，同治十年二月，《清實錄》總5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7—58頁。）次年（1872年）五月，清廷再次發布上諭，聲稱“盛京為根本重地，吉林、黑龍江實為陪都藩籬，自招墾荒地以來，藏奸匿匪，盜賊肆行”，因此應“及時整頓，以重邊防”，而所謂整頓就是準許黑龍江將軍德英“將呼蘭等處開墾之事奏請停止”。（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89頁。）清廷表示要重視邊防，這本無任何問題，但卻把招民開墾視為邊疆不穩定的主要因素，要倒退到以往所實行的封禁政策，足見其受反對移民實邊者影響之深。

　　光緒元年（1875年）八月，黑龍江將軍衙門認為“呼蘭河、巴彥蘇蘇一帶，自準開墾以來，曆十餘年，記戶則有數千，記口已逾數萬，若不予以限製，誠恐愈集愈多，流弊不可勝言”，目前“旗丁任意招墾，輾轉契典，爭相營利，以致佃戶良莠不齊”，於是下令嚴禁旗丁招墾及流民私墾，否則嚴懲不貸。（注：《黑龍江將軍衙門檔》，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滿文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合編：《清代黑龍江曆史檔案選編》（光緒朝元年—七年），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頁。）呼蘭、巴彥蘇蘇是官方認可的開禁區，但地方官仍然嚴加限製，與反對招民開墾的逆流不無關係。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繼同治年間之後，再次諭令對盛京祖陵一帶嚴加封禁，認為“永陵龍脈正岡有關風水各處，前經設立封堆，永遠查禁。其隨山護沙各溝塘，自應一律慎重，保護正岡，永杜侵墾之弊”，為此諭令“永遠封禁，不準耕牧樵采該處地畝”。（注：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67卷，光緒四年二月，《清實錄》總5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9頁。）

　　如前所述，關於黑龍江通肯與克音是否可以招民開墾的問題，在清政府內部曾爭論不休。恭鏜和依克唐阿在請求將兩地開禁的奏折中，把其中的利害關係已經陳說清楚，但清政府還是聽信反對者的陳腐觀點，分別於光緒六年（1880年）（注：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05頁：當定安等奏報“荒場招墾有礙邊圉”之後，清政府宣布：“呼蘭所屬克音、通肯一帶荒地，向係旗丁遊牧圍獵之區，若招佃開墾，流弊甚多，自係實在情形，即著照所請，仍舊封禁。”；亦可見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126卷，光緒六年十二月，《清實錄》總5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04頁。）、十年（1884年）（注：當文緒等奏稱“黑龍江所屬可以招墾地方，業經先後查明，開墾殆遍，惟克音、通肯圍場久為封禁之區，奸民詭稱墾荒，斂錢惑眾”，因此“若再招民認墾，適滋奸宄爭利擾事”之後，清政府宣布：“克音、通肯圍場墾荒，既據查明流弊甚多，即著永遠封禁”。見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年十一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1863—1864頁。）、十三年（1887年）（注：當恭鏜奏請開禁之後，清政府令戶部就此事議奏，戶部認為：“光緒十年奉旨，永遠封禁，可否準予開墾，伏候欽定。”清政府不久即宣布“仍著永遠封禁”。見世續等修：《德宗實錄》第246卷，光緒十三年八月，《清實錄》總5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09頁。）以及十五年（1889年）發布上諭，宣布照舊封禁。在四次關於封禁黑龍江的上諭中，以第四次最有代表性。該上諭一麵重申禁令，“東三省山場荒地，係旗丁遊牧田獵之區。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年間，曆奉諭旨嚴禁流民開墾，深恐有礙旗人生計，聖訓周詳，用意極為宏遠。通省向來封禁之荒地，近年以來迭據中外臣工奏請招民認墾，均未允行。誠以該處荒地一經開墾，勢必將牧獵之場漸行侵占，旗丁生計日蹙，流弊不可勝言。豈容輕易更張，顯違聖諭。所有通省荒地，著依克唐阿仍遵光緒十年、十三年兩次永遠封禁之旨實力奉行，毋任奸民混入私墾”。但同時又諭令依克唐阿將“無礙牧獵之處”上報，“俟核準後分畀旗丁耕種，詳定收獲助餉章程，以足兵食”。（注：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2696頁。）可見，該諭旨既然強調黑龍江全省永遠封禁，但同時又允許將與牧獵沒有妨礙的荒地開墾耕種，顯然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當然，清廷心目中的耕種者是旗丁，但事實早已證明，旗丁並不擅長耕作，隻能將地租給漢人佃種，自己隻是坐食地租而已。如此土地實際上是被漢人所掌握的，而且允許耕種部分荒地，就勢必打開一道缺口，所謂永遠封禁也就有名無實。這說明從鹹豐末年開始，清廷在封禁與開禁的問題上常常搖擺不定。邊疆危機存在的客觀事實，使封禁政策根本無法繼續推行下去，但開禁又與所謂祖宗成法相背離，官員也就此問題爭論不休。清廷受諸多方麵的影響，陷入兩難抉擇的境地，時而允許甚至鼓勵放荒招民，時而又加以製止。這說明移民實邊政策之實施雖然勢在必行，但反對移民實邊的逆流已經嚴重阻礙了這項政策的順利推行。

　　三、對反對移民實邊逆流的有力回擊

　　如前所述，反對移民實邊之逆流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如果任其發展，必然使移民實邊的正確政策難以貫徹執行。有鑒於此，主張移民實邊者對其謬論展開了批駁，以正視聽。在這一方麵，最突出者當屬曹廷傑。

　　曹廷傑（1850—1926），字彝卿，湖北枝江人。既是研究東北邊疆的著名學者，又是主張堅決抵抗沙俄侵略的愛國官員。他長期在東北任職，對如何抵抗沙俄的侵略，有自己獨到的思想觀念，移民實邊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麵。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至九月，曹廷傑奉命進入俄鏡，在西伯利亞東部展開實地調查，歸國之後撰成《西伯利東偏紀要》。曹廷傑在《上希元（注：希元時任吉林將軍。）稟文》中，簡述了這次非凡的經曆：“於四月二十七日入俄境，即順鬆花江（注：指黑龍江下遊。）至東北海口，複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蘭泡地方，仍順黑河返伯利，溯烏蘇裏江過興凱湖，經紅土崖由旱道至海參崴，坐海舟入岩楚河海口，於九月初八日入琿春界，九月三十日抵省，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注：曹廷傑著：《西伯利東偏紀要》（上希元稟文），見叢佩遠、趙鳴岐編：《曹廷傑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2頁。）曹廷傑根據在俄境的調查結果，除寫成《西伯利東偏紀要》之外，在歸國之後的第二年又將其籌邊防俄的思想總結成《條陳十六事》，具體提出十六點建議，其中第六點集中體現了移民實邊的思想。

　　曹廷傑首先指出移民實邊對於保衛邊疆的重要性：“吉江二省曠土甚多，宜分界屯墾以實邊禦夷也。自來邊防之策莫善於屯墾，屯田則責在大將而兵不知饑，招墾則職在有司而民以聚，二者相輔而行，斯邊圉鞏固而敵人不敢生心矣。今吉江二省與俄毗連，計曠土之在吉林者不止十之四五，其在黑龍江者更不止十之六七，正宜實興屯墾，以免俄人之覬覦。”接著，他列舉了反對移民實邊者之論調：“論者動以有礙風水，或以易聚奸民流弊滋多，或更以根本之地不宜開辟為詞。”針對以上謬論，曹廷傑逐條予以駁斥：“謂有礙風水者，試問有礙陵寢乎？抑礙京師乎？相距數百數千裏，究於風水何關？且盛京三陵、東西二陵數裏之外不少耕夫，京師之野亦皆農民，此尤不辨而自明者也。若謂易聚奸民流弊滋多，則普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濱皆王臣。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深入人心。舉內地十八省之輸將，莫非恃耕田鑿井為財賦之源，何獨至一隅開辟，良民遂聚而成奸？即變奸以滋流弊，亦膺其責者未知治法耳。人存政舉，自古安有難治之民哉？至謂根本之地不宜開辟，則其說尤屬無稽。我朝龍興原在興京（注：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之南，其地與鴨綠江相近，即朱果發祥亦在長白山之東鄂多哩城（注：今吉林省敦化市。），此係根本所在。其吉江二省不過國初收服諸部落地，不盡滿洲派，亦非天潢。乃興京之南現已改設安東、寬甸（注：安東即今遼寧省丹東市，寬甸即今遼寧省寬甸滿族自治縣。）諸縣，鄂多哩城現亦改設敦化縣。土地可以養民，賦稅可以裕國，有利無害，成效堪征。而二省之曠土獨謂不宜開辟，豈實在根本之區地利可盡，而附近根本者必欲棄同甌脫乎？我不介意，俄將垂涎。去歲廷傑偵探俄界時，俄人問吉江邊荒何以無人墾種？廷傑雖權詞以對，恐無以終戢其心。況俄人探聞前將軍銘招民實邊之策，已隱師其意，於黑龍江、烏蘇裏江及雙城子、彥楚河一帶悉力經營，遷民墾地，而我獨有名無實。設再曠數年，安保其不越界侵占乎？”以上闡述駁斥了荒誕不經的風水之說，對歧視漢人之狹隘心理表現出強烈的義憤，更以俄國的威脅警告那些強調所謂“根本之地不宜開辟”者。曹廷傑以其淵博的學識、親身的經曆為基礎，針對現實問題所表達的移民實邊思想，是對反對者的有力回擊。同時，曹廷傑在考察的時候，親眼目睹了在俄境華人倍受淩辱的悲慘遭遇，認為他們是充實邊疆可資利用的重要力量，建議招其人以實邊：“三姓下至通江千餘裏，雖有田壟舊跡，皆歸大荒，則宜設官招民，輕收荒價，按年升科，使華人之在俄界者奮然思返，作邊疆眾誌之城。緣此輩皆內地貧民，輕去其鄉，非不知荒地無主可以謀生，隻以察邊令嚴，偶或私墾則必火其廬舍、竭其脂膏，故不如棲身異域，猶可相安無事。今俄人逐漸欺淩，毫無顧忌。此輩在彼實有朝不保夕之勢，然欲返故土則無家可歸，欲入邊地則禁令未除。惟設官以招徠之，斯歸之如流水矣。不然華人之在俄界者不下數萬，而邊地反寂無人煙，其故果安在哉？”曹廷傑在提出以上建議時，流露出對清政府封禁邊疆而導致貧民無家可歸的不滿情緒。在他提出這項建議之後不久，吳大澂和李金鏞等人在招民實邊的實施過程中，即從俄境招回很多流落異鄉的華民。總之，曹廷傑有力地回擊了反對移民實邊的迂腐之論，大聲疾呼移民實邊的重要性，明確指出如果仍不實行移民實邊的政策，而使邊疆照舊處於空虛無人、一片荒涼的狀態之中，其後果隻能是“我苟棄之而不顧，俄將取之而不辭”。曹廷傑的愛國保邊之論，確實有振聾發聵的警示作用。（注：曹廷傑撰：《條陳十六事》，見叢佩遠、趙鳴岐編：《曹廷傑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78—379頁。）

　　除曹廷傑之外，徐宗亮也對反對移民實邊者進行了批駁。徐宗亮（1834—1904），字晦甫，安徽桐城人，曾做過黑龍江將軍恭鏜的幕僚。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完成《黑龍江述略》一書的著述，在書中揭露了沙俄對東北邊疆的鯨吞與蠶食之行徑，呼籲移民實邊以鞏固邊防，並對反對移民實邊的逆流予以回擊。徐宗亮指出：“以呼蘭全境論之，旗民已成屯墾不及十分之三，使如吉林省例，大興屯政、廣設民官，則歲入不可數記，內可以省司農度支之繁，外可以杜鄰敵覬覦之漸，固本實邊，莫善於此。而黑龍江省籍在位者出入內廷，聲氣聯絡，輒舉國製法禁，以根本重地、旗丁生計為詞，力阻開屯，勢若拒敵。雖曆年內外臣工剴切上陳，不能稍事展拓。推原其故，則以既廣民屯，必增民官，久而改建行省，將旗營等諸內省駐防，舉數百年權利拱手而去，非僅區區一城之得失也。思慮既深，公患有所不惜。”（注：徐宗亮撰：《黑龍江述略》第3卷，光緒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觀自得齋校刊本，第13—14頁。）在這裏，徐宗亮痛斥某些人以小集團之私利為出發點，不顧國家利益，竭力阻撓移民實邊的醜惡行徑，肯定設置民官以管理民戶的重要性，並敏銳地意識到將來的發展之路是“改建行省”以完善行政管理、鞏固邊防安全，以後發生的事實證明他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針對以為招民開墾易滋流弊等歧視漢族墾民的謬論，徐宗亮指出，對漢人與旗人應一視同仁，“無輕重畸視之分”，因為“呼蘭全境墾民業已安如土著”，而“吉林各屬屯墾之區亦且阡陌相望”，墾民辛勤勞作，安居樂業，並無所謂流弊出現。（注：徐宗亮撰：《黑龍江述略》第4卷，光緒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觀自得齋校刊本，第13頁。）況且黑龍江“雖處荒邊，論及地利，視內省殆為過之”，如果“經營墾務，則朝出一令，暮入兼金，不待指派追呼，業已輸將恐後。況乎強鄰逼處，覬覦多端，彼見吾民氣日壯、邊堡日增，亦且少有畏忌，浸息陰謀。積之歲月，則我之倉廩既充，兵餉益裕，而幹城腹心之士亦得因富而強，戰守皆有可恃，雖在一隅，全局固可深固而不搖矣”。但反對者無視招墾所能帶來的各種好處，動輒“舉祖宗法禁、旗丁生計為詞，以相煽惑，致使朝廷耳目幾為之淆，邊疆不振未始不由此為之兆也”。（注：徐宗亮撰：《黑龍江述略》第4卷，光緒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觀自得齋校刊本，第14頁。）徐宗亮在此強調反對移民實邊之逆流所造成的危害，對此類謬論表示強烈的憤慨。

　　曹廷傑和徐宗亮的分析與批駁有理有據，使人信服。同樣，主張開禁的黑龍江將軍恭鏜的觀點也有很強的說服力。在懇請將通肯開禁的奏折中，恭鏜指出黑龍江“精華全在呼蘭一隅，地氣和暖，土脈膏腴，為關外所稱羨”。有如此優越的自然條件卻長期遭到封禁，是因為如某些人所說的以下原因：“論地脈則恐礙參山珠河，論牧場則恐妨旗人生計，而且墾民雜則盜賊潛入，攬頭（注：指包領大段荒地、轉手販賣以希圖漁利之人。）出則販賣架空，更恐奸民易集不免異族暗勾。”恭鏜對以上說法頗不以為然，指出經過“反複推求，知其中情事萬無一可慮者”，因為通肯等處早已沒有參珠之貢，即使有之，“稼穡之與珠寶孰輕孰重，聖朝取舍自有權衡”，無須多論。對反對開禁的其他所謂理由，恭鏜也一一予以批駁。他認為通肯“縱橫核計約有三十餘萬之晌，較之前吉林將軍奏開伊通（注：今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圍場十餘萬晌者，廣狹大有不同。計將通肯應開地畝之內酌留圍場牧地，寬然有餘，即使生齒日繁，亦不致有窒礙；若慮民攬轉售，應仿照吉林章程，去攬頭名目，每民隻準放一二晌至六七十晌為止，不患不均；至於盜賊有無，則視守令勤惰、官兵勇怯，不在地畝之墾與不墾”。對於以為漢民如果過多，難免與俄國勾結，為邊防帶來禍患的毫無理由之汙蔑，恭鏜更借以往的慘痛教訓加以斥責：“吉林興凱湖等處最美沃區，徒以土曠人稀，致為他族所有。向使人民繁庶，村堡相連，彼固不能妄存覬覦。”明確指出“曆代備邊，以開屯為上策”。他又憑最近之經驗論證移民實邊的效果：“奉天東邊開墾，崇實等力排眾議而行，不二十年鴨綠江、鳳凰城之間廛櫛田連，蔚為沃壤，此尤近今之明效大驗矣。”指出招民隻能使邊疆得到穩定和鞏固，絕對不能帶來所謂隱患。恭鏜進一步闡發其觀點，認為“開墾之舉實黑龍江省第一大利”，還詳細地列舉了開墾所能帶來的“十利”，（注：恭鏜所指“十利”分別是：“本省額餉三十七萬，呼蘭租賦已抵至十有餘萬，若再擴充，餉可漸節。此利國帑者一也；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等城皆恃呼蘭轉運接濟，獲愈眾，積儲愈豐。此利民食者二也；盜賊之熾皆由守助之疏，若於放荒時酌定村戶，修築堡寨，嚴行保甲緝捕之法，盜賊庶無容足。此利保衛者三也；關內外失業閑民麇聚東省或之他邦，一定土著，富者力田，貧者傭工，各安其業，庶免流移。此利收輯者四也；押租繳價或仿照舊章，或仿照吉林章程酌量增加，以補公項。此利經費者五也；開墾既廣，俟升科後，查照奉天章程，每畝酌定征銀額數以濟俸餉。此利征收者六也；呼蘭糧食除接濟本省，廣行東南，將來收成豐盈，轉輸益眾。此利商賈者七也；鬥秤、燒鍋稅捐亦資小補，積穀日多，收捐必有起色。此利稅務者八也；通肯地段與齊齊哈爾、墨爾根、布特哈各城相連，戶口漸增，人煙日盛，貧瘠荒漠之區可變殷實。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恒產，地有村砦，內守既固，外患不生。此利邊備者十也。”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64—665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358頁。）認為“十利之說，人所公見共之”，以期引起共鳴。（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92輯（農業·屯墾耕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64—665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上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3年版，第357—358頁。）作為滿洲官員，恭鏜能夠不以集團利益出發，以大局為重，批駁謬見，倡導移民實邊，實屬難能可貴。徐宗亮讚揚其“銳意實邊”，（注：徐宗亮撰：《黑龍江述略》第4卷，光緒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觀自得齋校刊本，第9頁。）這一評價是中肯的。

　　總之，對反對移民實邊謬論之批駁起到了破除成見以正視聽的作用，這對於移民實邊政策的貫徹執行是非常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