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研究

第一節 改革進程中青年的思想軌跡（1）

　　一、當代青年的思想特征

　　青年是社會的產物。一代社會環境和社會政策將決定一代青年的思想風貌。同時，一代成年人的內心世界，將轉化為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為特征。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在青年思想教育領域中的具體化。當代青年成長的背景是改革開放的時期，國際政治格局發生大轉折的時期，國內外社會、政治生活發生變革的時期，科學技術革命迅猛發展的時期，信息革命風靡全球的時期。成長在這樣一個具有嶄新特點的新時期，當代青年也然具有新的時代特征。當然，另一方麵，也有其思想素質方麵的誤區。

　　1.知識廣博，思想活躍

　　當代青年與以往青年相比，思想活躍是其突出特征之一。這種活躍的思想狀態，是以當代青年占有的較廣博的知識為基礎的。因此，青年思想呈現出敢於思考、勤於思考、思想活躍的局麵。

　　當代青年的這一特點與我國國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直接相關。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思想政治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局麵，才出現青年思想活躍的新局麵。

　　隨著解放思想的進展，全國思想界活躍起來。一個個“禁區”被打破，冤假錯案不斷平反昭雪；“文革”被徹底否定；知識分子不再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改造對象”而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安徽出現。迅速變革的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直接影響了正在成長的青年人。青年人提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表明了青年思想活躍的開端。

　　當代青年的這一特點與我國對外開放的政策和格局直接相關。對外開放，國內外信息渠道的開通，西方思潮、學術觀點的引進，使青年們增加了比較、思考的參照物，打開了更廣闊的眼界，促進了青年思想的活躍。

　　由於對外開放，西方社會中早已流行的一些新的理論、學術觀點開始湧入我國，並對青年的思想產生了影響。先是係統論、信息論、控製論在中國的傳播；接著是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的傳播；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在中國青年中形成一定時期的“熱點”現象；具有某種超前意識的未來學派，借助意大利“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和美國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書在中國青年中頗有影響，人們談論起蘭德公司、2000年人類學會、國際未來可能性協會等從事發展預測的機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融合，產生了交叉學科、綜合學科、邊緣學科，門類繁多，竟達幾千種之多，青年人真正體會到一個“知識大爆炸的時代”的氣息。在開放潮流的衝擊下，國內學術界急劇活躍，這種環境使青年人具有以往不可比擬的更為廣博的新知識，從而促進了青年思想的活躍。

　　當代青年的這一特點與社會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直接相關。廣播、電視、報刊、圖書這類文化傳媒15年來有了較大發展，起到了青年人溝通信息、交流思想的作用。另外，通訊和交通手段的現代化進程，也為社會文化傳播媒介提供了更為便利的載體。

　　僅以全國廣播、電視為例，1990年全國廣播電台635座，電視台609座，縣市有線廣播站2466個，都比1989年增加了5%至20%的比例。可見，傳播媒介變化之大、發展之快。

　　現代通訊、交通工具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社會傳媒的發展，活躍了青年人的思想。現代通訊無疑為社會傳媒開辟了新渠道，增進了青年信息的流通。

　　交通工具的發展也加大了青年活動的範圍，促進了思想的活躍。這些物質條件，都為青年接受更多的社會信息量創造了更加優越的環境。

　　以上三個方麵的變革和發展，為青年思想提供了新的營養、新的環境、新的條件，使青年在當代獲得了嶄新的感受，獲得廣博的新知識，從而形成青年思想極為活躍的時代特征。

　　2.求實精神強烈，反對形式主義

　　當代青年的強烈的求實精神，首先來自新時期對於“實事求是”這一思想路線的恢複。

　　全國範圍的解放思想，是以實事求是的旗幟為導引的。鄧小平同誌帶頭強調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他指出：“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鄧小平同誌還在其他多次講話中倡導實事求是，並把實事求是稱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在鄧小平同誌的倡導下，全國思想界更高地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旗幟，大興求實之風。這一求實之風盛行，影響了青年，培育了他們的求實精神。

　　當代青年的強烈的求實精神，還來自對形式主義的批判。對形式主義的長期批判，使青年人牢牢樹立了厭惡形式主義的觀念，更加崇尚實際，從實際出發。

　　“文革”結束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過去形式主義的做法被實踐所糾正。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形式主義做法的虛假和危害。隨著對“文革”的否定，形式主義也遭到社會和青年人的嘲笑和抵製。這種批判形式主義的經曆和社會氛圍，留給青年人一段深深的記憶。一切形式主義的東西一旦重新出現，青年人對其立即充滿逆反心理和厭棄態度。從一定意義上說，青年的這一思想特點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效果是積極的。

　　當代青年的強烈的求實精神，還來自國內政策的導向。改革中，一改過去思想政治工作“萬能”的傾向，從大的導向上把個人實際利益與個人勞動態度聯係起來，在市場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下，用實利調動了社會不同層次的積極性。講究實際、實效，追求奉獻和索取基本平衡的心態，構成了青年的強烈求實精神。

　　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下，鄧小平同誌早在1978年3月28日對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負責同誌講了物質利益進入獎懲製度的主張。他提出：“頒發獎牌、獎狀是精神鼓勵、是一種政治上的榮譽。這是必要的。但物質鼓勵也不能缺少。……獎金製度也要恢複。……稿費製度也要恢複，並根據新的情況加以修訂。”同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進一步從哲學高度強調了重視物質利益的作用。他說：“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隻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這次講話中，鄧小平同誌還主張用經濟效益好壞來衡量經濟部門的領導水平，並認為“這就是今後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這種賞罰、升降必須同物質利益聯係起來。”這種強調以實際物質利益調動勞動積極性的主張，很快轉化為全國範圍推行的政策，國內形成了講究物質實利作用的風氣和做法。

　　在實踐中，1978年，安徽省農村出現的承包責任製出台，其實這就是以實際利益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1978年10月，國家經委、科委、農林部、衛生部重新頒發，實行1963年發布的《技術改進獎勵條例》，按五等獎級發給獎金。國務院同時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獎勵條例》，規定按四個等級獎勵，除發給獎章和證書外，還分別發給獎金。1980年5月，國家建委、計委作出《關於擴大國營施工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有關問題的暫行規定》，其中規定自1980年起恢複實行企業法定利潤留成的製度，企業可按工程預算成本的2.5%留取法定利潤。同時實行企業降低成本留成，企業實現的降低成本額，50%留給企業。隨著農村承包製的推行，獎金製的普及，以及企業各種留成製的實行，以實利來啟動社會勞動積極性的做法遍及國內，形成一種穩定的氛圍。青年在這個環境裏成長，必然帶上一種求實的精神特色。

　　以上三個方麵的情況，就是當代青年具有強烈求實精神的社會原因。

　　3.參與意識強烈，追求實現自我價值

　　在新時期的進程中，當代青年比以往更加廣泛而深入地參與經濟生活、參與政治生活、參與科學文化領域，參與社會生活各領域，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展。

　　參與意識，實質就是主觀能動性的表現，是青年加速實現社會化的一種實踐精神。它的形成與發展也與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不可分。當代青年較強的參與意識，與社會對個人利益、個人作用、個人價值更加尊重和強調有關。

　　由於國際政治格局的轉化，對抗格局被緩和的新格局取代，國家外來侵略和戰爭危險的緊迫感解除，國家政策和輿論在強調國家整體利益的同時，也注意糾正忽視個人利益、個人作用、個人價值的傾向，因而青年的自我價值、自我實現的意識開始升揚。在這種氛圍中，青年參與精神也隨之增強。在管理領域，毛遂自薦當廠長、當隊長的青年大量湧現；招標、招考、招聘都有大量青年響應參加；自謀職業、創辦個體企業的青年大有人在；關於人生意義的大討論，青年人踴躍參加，各抒己見。這都是青年參與精神的表現。

　　當代青年較強的參與意識，與社會為青年開辟的參與渠道的條件直接相關。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在急劇變革中為青年的參與創造了廣闊的天地和眾多的渠道。在政治生活中，選舉權的進一步改革，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的直接選舉製的實行，政治理論界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都為青年的政治參與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在經濟領域中，就業門路的多方開通，人才的逐步流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為青年參與經濟生活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在科技領域中，國家對發明創造的獎勵製度，保護科技發明的專利製度，國家在農村推行的“星火計劃”，共青團開展的“五小發明活動”，也使青年積極參與科技活動，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脫穎而出。在文化領域，全國報刊、圖書呈十幾倍地增長，為青年人發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觀點、了解文化信息、參與文化活動創造了物質條件；廣播電台的節目增加了群眾便於參與的“熱線電話”，許多青年可以通過熱線電話使自己的聲音和見解直接播向全國；電視台的節目中，大量設計了由青年人參與的群眾場麵；文化娛樂行業出現了大量的卡拉OK歌廳，頗受青年歡迎，這使青年不單欣賞歌星的技藝，而且也有直接參與、自我感受演唱成功的味道。社會創造的方方麵麵的條件，從各領域促進和增強了青年的參與意識。

　　當代青年較強的參與意識，與社會引入競爭機製密不可分。在改革進程中，競爭機製越來越被廣泛地引入，青年生活在一個充滿競爭、優勝劣汰的新環境中。這種社會競爭機製正麵激發了青年的參與意識。這是由青年期的心理狀態決定的。青年期，認識活動處於最活躍、最迅速的水平，記憶力與理解力的結合達到一生的最高峰；熱烈的情緒和追求的衝動匯合為對機會的極端重視，從而具有不懼風險的特點；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突出的自尊極易轉化為一種在事業中不甘失敗的拚搏精神；青年意誌努力隨主導動機的明確而越來越大，其意誌行動的靈活性與堅定性相結合，產生一種不畏艱難、不惜犧牲、持之以恒的參與動力。青年的這種心理特點，與競爭的機遇相交，將結出強烈的參與意識之果。社會越是在經濟、人事管理、文化教育等領域推行競爭機製，青年的參與意識便越是旺盛。

　　青年的強烈的參與意識，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的積極力量。啟動和引導青年的強烈參與意識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服務，是一個現實意義很強的新課題。順應青年的參與意識，理解青年的參與意識，有針對性地開展調動青年參與意識的活動，就能收到積極的效果。

　　4.求新意識強烈，厭倦陳舊的教育方式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情況在不斷地變化，新問題、新局麵、新情況、新決策不斷出現。在這種環境中，青年養成了強烈的求新意識，對因循守舊、“傳統”的舊做法、舊思路、舊形式有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隻有帶著新鮮的氣息的新的思路、新的做法、新的形式和開拓創新的精神才能激起青年真誠的熱情。這是當代青年不同於以往青年的又一顯著特征。

　　當代青年求新意識強烈的這一特點，是國家在改革時期，國內外政策發生較大幅度調整的結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工作和社會生活都隨這一工作中心的轉移而麵臨新的課題，與之相關的一切思想意識問題也要麵臨革故鼎新的任務。黨的十四大決定搞市場經濟，這不僅使經濟領域麵臨一個新的情況、新的任務，而且牽涉到全社會，都有一個如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都有一個重新認識和尋找自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位置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決策，使青年和全社會麵臨的新問題增多。隻有尋找新的出路、新的答案，才能取得工作的主動。

　　在意識形態領域，新問題、新情況總是層出不窮，不斷發展，這使青年形成了不斷更新的思維方式。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曾多年存在於社會之中的把生活領域的衣著等問題冠之以意識形態問題的做法遇到了挑戰。經過討論和爭論，新的現象伴隨新的思想意識不斷出現，牛仔服、交誼舞、西服、化妝品迅速出現、擴展。青年則是新思想意識的推波助瀾者。“可口可樂”、爵士樂、搖滾樂如今暢行無阻。人們的觀念更新了，舊觀念被丟棄了。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曾使青年為之矚目，而新問題的不斷出現和不斷解決，使青年人更新觀念的求新意識，加快了節奏。

　　當代青年求新意識強烈這一特點，還與全國強調實踐的觀點、探索的觀點分不開。鄧小平同誌關於“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觀點更加明確地引導了全社會尤其是青年的求新意識。在這種氛圍下，一些帶有“傳統”色彩的方法被青年所不取。

　　青年是求新的天然先鋒隊。強調實踐觀點的社會氛圍更加強化了青年的這一優勢。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我國在新時期不但強調堅定不移地堅持，而且更加強調在實踐中的發展；在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上，我國強調了社會主義的形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觀點，對它的本質必須經過更深入的探索才能知道；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本身就是一條支持新創見、新方法的路線。理論上的是非要重新加以確定；改革中的做法是否正確，要不斷作出新的判斷。這樣，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新觀念受到青年青睞，就不足為怪了。

　　當代青年求新意識強烈這一特點，還與思想政治工作戰線的形勢有關。由於改革開放過程中理論滯後的問題長期存在，思想政治工作舊模式的失效，青年思想界積累了大量的思想難題和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和難題的壓力，迫使青年先進分子和廣大青年一起把希望寄托在非傳統式的新方法、新思路、新突破上。

　　青年期的人處於追求真理、奠定科學世界觀的最熱烈的時期。穩定一貫、科學有效、理論與實際相一致的教育，會取得顯著的效果。但是，在十多年的進程中，我們的教育出現失誤，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教育失誤的核心問題是沒有做到堅持一貫。社會傳媒形成的輿論導向變幻不定，傷害了青年接受正麵教育的積極性。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隊伍還不夠適應新的形勢，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尚未更新，更何況這支隊伍本身就遭到一些極端思潮和做法的衝擊。社會上還存在著理論與實際不一致的現象。這樣，青年思想上的問題大量增加，而且增加了解決的難度。所以，青年在這種狀況下，對帶著新鮮時代氣息的、有效的新方法有著熾烈的追求，甚至對貼著“新”字標簽的陳舊的東西也有一種熱情。這也是值得引導的一種新情況。

　　5.思想方法的偏頗

　　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如果說改革開放的主流決定了青年在當代的突出優勢，那麽教育失誤的現實和亟待綜合治理的社會狀況也會成為青年思想出現誤區的根源。正確地認識青年思想上的誤區，也是開展有效思想工作的前提條件。

　　由於我們長期缺乏當代史教育、近現代史教育、思想方法論教育，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思想方法上存在下述三個方麵的偏頗：

　　第一，偏重橫向分析問題。

　　由於青年的閱曆淺，其天然的弱點就是缺少曆史的觀念。加之當代信息流通量的激增，思維敏捷、善於接收新信息的青年人，往往能掌握遠比中老年人更多的現代生活、現代科技、現代學術觀點等信息。占有大量信息優勢的青年人，在缺乏曆史觀念的情況下，很容易滋生側重橫向分析問題的傾向。

　　當代青年人中，相當一部分人存在反曆史的傾向，從而確立了橫向分析問題而排斥縱向分析問題的思想方法。例如，關心眼前利益、眼前享樂，而忽視長遠利益、長遠發展的傾向；割斷曆史，隻用今天人均產值的標準來判斷東西方社會的優劣，而全然不顧各自發展的曆史過程；對自己生活的處境，隻願以自己現在的處境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人的生活待遇相比，對自己處境的曆史性進展不明了，進而產生對現實處境的不滿；不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去理解父輩的思想和行為，而以今天自己的處境下產生的思想和行為為準繩，否定父輩，使“代溝”有相當發展；更有甚者，某些青年知識分子，割斷民族的曆史發展，橫向比較現實各民族的差距，產生了否定民族傳統文化和現實新文化，向往全盤西化的傾向。

　　曆史文化應是青年人最基本的思想營養。曆史文化包括曆史知識和曆史方法兩部分。從當代青年來看，這兩個部分的教育都很不夠。1993年5月在南方某省會舉行的一項青年人的文化大賽中，參加決賽的8個候選人全部答不出“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什麽”這個問題。可見曆史知識差這個現實在相當一部分青年中存在著。曆史的分析方法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曆史的分析方法似乎已成了過時的東西。但同時，又有相當多的青年並不懂得聯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這種分析方法是曆史的分析方法。有些大學生不願學習曆史類課程；

　　有些高中生不願報考大學曆史專業；在社會生活中，許多青年人視曆史文化為無用。這種傾向，必然產生丟掉曆史的分析問題的方法，而側重於橫向分析問題。這種隻重橫向分析問題的方法常常容易發生片麵性。

　　針對青年思想方法的這一誤區，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幾年來一直重視和強調對青年進行曆史教育。鄧小平同誌就曾指出：“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曆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他還號召“用中國的曆史教育青年”。他在論證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而不能搞資本主義的問題時，講起了從鴉片戰爭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曆史。他最後總結說：“這個曆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所以了解自己的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曆史，我們要用這些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江澤民同誌也十分重視對青年進行曆史知識、曆史方法的教育。江澤民同誌199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1992年10月12日在黨的十四大的報告中，都提出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進一步加強“近代史、現代史教育和國情教育”。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江澤民同誌還親自寫信致國家教委的領導同誌，強調對青少年進行曆史教育的必要性。

　　第二，偏重微觀分析問題。

　　由青年期心理發展的基本特征所決定，青年人對自身發展、自身社會地位日益關心，因而對外界相關的各種信息、刺激、評價等極為敏感，體驗深刻而強烈。加之青年人情緒上存在強度興奮或強度衰泄的兩極性、狹隘性和不穩定性，反映在思想方法上，較易滋生一種偏重微觀體驗，忽視宏觀把握，缺少科學理智控製的局麵。這種偏頗，也同樣反映在青年對自身和社會的觀察和分析上。

　　微觀的觀察隻能強化人的體驗，而宏觀的把握才能為人們提供正確的判定事物性質的根據。偏重微觀分析，加之青年對信息的強烈體驗，就會生成一種片麵的、情緒化的惡性循環，使人很難對一個事物作出客觀、真實的評價。情緒化的思想方法，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的、極端化的思想方法。

　　持情緒化思想方法的青年人，由於其實質是采用微觀分析為主的方法，所以其表現極敏感而易變。例如，對自身的疾病或其他健康方麵的問題，感受細膩，特別敏銳，而且易生急劇悲觀；一旦問題過後，又會忘乎所以。對社會的觀察也是如此。他們對社會上存在的負麵或陰暗麵的事例感受很深，情緒激蕩，因而當這種感受達到一定量的積累時，就會對社會下一個否定性的結論，全然不顧社會宏觀的現實狀態。對待外來思潮影響也是這樣。有的青年隻要在細微的方麵與某些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某些相似、相同之處，或某句話、某個推論與之相共鳴，就會將其奉為自己信仰的對象。因而，他們會全盤接受這種思潮，而不注重把這一思潮放到更廣大的社會背景中加以把握，也不注重從整體上研究這種思潮。

　　青年一旦陷入這種情緒化的、微觀感受膨脹的情態，其思想情緒、認識結論則很難改變，須經過長期的、有力度的其他感受和體驗，才有可能擺脫這種偏頗的思想方法設下的泥潭。因此，引導青年人將微觀分析問題與宏觀分析問題結合起來，才能有利於青年的健康成長即以微觀的分析方法發現問題，研究對策，進行調整；同時也應該注重以宏觀的分析方法把握事物的全局，把握性質和方向。這才是正確地認識問題的方法。

　　第三，偏重局部地分析問題。

　　局部地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卻作出總體性的評價和結論，這主要是一種實踐中的狹隘性和局限性造成的偏頗。這種偏頗的思想方法，表現為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總體。這同樣不能對事物有正確的認識。

　　持這種思想方法的人，往往以年輕人為多。他們在根據局部狀況下結論時，缺少對總體狀況的了解和體驗。例如，某些人對“文革”時期的錯誤了解較多、較充分，就認為新中國建立以來都是這樣，歪曲了新中國全部曆史的麵貌。某些人在改革遇到阻礙或曲折時，便滋生了改革無法成功的悲觀看法，缺少對改革的必然性和全局蓬勃發展現狀的全麵認識。總之，看到局部，就誤以為是全局，匆忙下結論，這顯然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

　　偏重局部分析，忽視全局性的分析，其原因在於對事物的發展、事物的全麵狀態缺乏了解。缺乏對國情的了解，缺乏全麵的調查研究，是其典型表現。毛澤東同誌曾批評這種人說，一個蝦蟆坐在井裏說，天隻有井口那麽大，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天並不是隻有井口那麽大。要糾正這種以局部根據為總體下結論的偏頗，也隻有多作調查研究，打開自己的眼界，全麵了解情況。同時，也要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看看是否有道理。這樣，綜合各種意見，認真加以理解，是作出正確結論的一條捷徑。

　　西方人曾用瞎子摸象的寓言諷刺那些隻注重局部看問題而盲目地對全體下結論的人。時代已發展到全息照相技術出現的階段，人們對全麵認識問題的標準更高了。所以，偏重局部分析問題的方法，這種思想方法上的偏頗已成為當今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青年思想教育領域，與其將某些錯誤的看法上升到嚴重的問題看待，不如找出青年人在作出這些錯誤結論、錯誤看法時，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偏差。這樣，也許更有實際教育的效果，或更加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重視對青年思想中某些誤區的研究，是認識當代青年思想特點的一個重要側麵。

　　二、解放思想，投身改革

　　青年思想的活躍，起於社會的變革，起於青年問題的集中。

　　1.思想解放與青年思想的變化

　　20世紀70年代是中國社會發生激烈變革的時期。1976年9月，毛澤東的逝世，留給了後人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震動中外輿論。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複出，全會通過的《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決定恢複鄧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1977年8月召開的全國高校招生會議作出了恢複高考製度的決定。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中止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知青陸續回城。197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一係列的巨大震動，顯然與當時仍占主導地位的“左”的思潮大相徑庭。青年們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成為解放思想、走在曆史潮頭前列、積極推進一係列變革的積極力量。

　　扭轉社會輿論的決定性步驟，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為代表的思想解放運動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人民日報》於1978年3月26日發表《標準隻有一個》的思想評論。4月，《光明日報》負責人發現了準備刊登在77期《哲學》專刊版上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係的教師。經過《光明日報》社組織力量修改，文章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經中央黨校副校長審定，於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第一版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當日，新華社轉發此文，次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此文。一場圍繞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從此揭開帷幕。不久，鄧小平同誌指出：“所謂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對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倡言解放思想：“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

　　解放思想的運動從此成為輿論主流，不斷向各領域擴展。它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反過來又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進一步保證和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

　　思想解放運動衝擊了許多過去的結論。所謂61人“叛徒集團案”的平反，所謂“二月逆流”案的平反，撤銷中央過去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撤銷中央專案組，糾正過去為彭德懷、陶鑄、楊尚昆同誌所作的錯誤結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等，這一係列舉措激起了廣大青年的極大關注。然而，最使青年動情的還是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激起了部分青年關心和參與國家政治的積極性。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宣布：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行動完全是革命運動。11月21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該文對四五運動作出高度評價。該文指出：四五運動是“一次偉大的人民革命運動”，“它是五四運動開創的人民民主精神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大發揚”，“四五運動則是揭開了中國偉大的新的曆史發展時期的序幕”；“四五運動是在社會主義的民主運動”；“四五運動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的思想解放運動”；“四五運動又是一場偉大的繼往開來的青年運動”。

　　重新評價四五運動，在當時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思想解放運動與青年運動的結合。它極大地激發了廣大青年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熱情。

　　2.求知成才的熱潮

　　青年是社會最活躍的人群，和平與發展為他們的成長成才提供了最寶貴的條件。從“文革”跨入新時期的青年，也有人稱之為“紅衛兵”的一代人，他們經過了“文革”風雨和精神、肉體的全麵摔打。他們是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受過一段前所未有的普及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也不乏實踐教育和接觸社會，以及勞動和艱苦奮鬥的訓練。盡管毛澤東同誌發動“文革”有自己的思想和目的，盡管“文革”中也不乏壞人的破壞，但青年卻也有自己內在的追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他們要求更高的民主環境，他們要兌現社會主義社會給青年的更好的發展機會。他們天真自然而又執著地、熱烈地幻想著“文革”後能出現符合自己想象的新世界。他們為此付出了十年青春的代價。

　　“文革”的全過程使青年大失所望。無論是初期、中期、後期的積極參加者，無論是偏左、偏右，還是中間派、逍遙派，都沒有逃開運動的傷害。誰是正確的？全都不是！他們付出十年青春的代價，得到了什麽呢？“文革”後期，理論與實際的對立危機已經出現。極左的高調，與黨和政府某些幹部中走後門、官僚主義歪風並存，早已引起青年人的失望與反感。這種失望和壓抑的情緒，曾使他們借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悼念活動而突然爆發為四五運動。在四五運動中，他們采用的手段，還是十年中用得嫻熟的“四大”。他們的反抗，是對“文革”結局的厭惡和否定，是對理想社會環境的一種追求。從“文革”時期過來的這一代青年，是對兩種社會政治環境都有深刻體會、有所比較的青年。

　　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和高考製度的恢複，青年們又看到了發展的機會。他們躍躍欲試，決心要把被“四人幫”耽誤了的青春再奪回來。其中最突出的反應，就是讀書熱、高考熱、自學熱、文憑熱。

　　1977年11月12日，《北京日報》發表一位青年工人的來信，題目是《向“四人幫”討還青春》。文章談到，作者在中小學時代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文革”卻把他塑造成了一個敢打敢闖的“紅衛兵小將”。曲折的人生使他學業荒廢，青春難以追回，因而發出了強烈的呼聲。該文引起強烈反響，《北京日報》開辟專欄，討論該文提出的問題，展開“怎樣為光明的中國貢獻青春”的大討論。《中國青年報》也載文提出：“被耽誤的中國隻能靠被耽誤了的中國人來改造”的口號，推動了青年思想的健康發展。

　　自從1977年8月全國招生工作會議決定停止“文革”期間實行的“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做法，恢複全國統一高考、擇優錄取的製度，許多青年立即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們奔走相告，各展才思，盡全力爭得這一久違的改變自己命運的杠杆。

　　1977年底，全國高校統一考試招收新生。當時全國共有12屆高中畢業生和同等學曆的青年共計570萬人來參加“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結果擇優錄取了27.3萬人。這種參加高考的踴躍程度和規模是史無前例的。

　　1978年3月，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恢複了招收研究生的製度，當年共招收3萬名研究生。這一數字大約相當於“文革”前培養研究生的總數。

　　此後社會上就有了特別引人注目的“77屆”、“78屆”的相對固定的說法。這兩屆大學生中確實集聚了十年積澱下來的“人尖子”。

　　高考製度的恢複，為青年提供了兩條發展通道：第一，實現個人理想的通道。與往日下鄉後命運難卜的狀況相比，現在總算有了一個經過個人努力拚搏可以達到理想的實實在在的道路。與下鄉青年回城中存在的靠老子的權力或疏通關係走後門等做法相比，現在總算有了一個通過平等公開的競爭求得發展的機遇。這樣，青年的自我意識開始強化，個人價值開始明晰，個人奮鬥意識開始升騰。第二，較高的就業門路。由於大批青年回城，待業青年人數激增，就業成為一個老大難的問題。當時擺在青年麵前的就業機會隻有兩種，一是老子退休，兒女接班；二是歸口包幹，硬性分配。當時的經濟狀況，吸納就業人口的能力很差，靠以上兩條渠道就業，難以令人滿意。在這種情況下，高考就是就業的一條較好的出路了。

　　高考製度的恢複帶來了社會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大學生受人羨慕，不再是過去的“臭老九”了。研究生更是受人崇敬，被社會喻為“金鳳凰”。於是學習熱、科學熱、人才熱廣泛興起。

　　1978年初春，報告文學作者徐遲寫了篇《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為已燃起的青年科學熱的烈焰，注入了新的燃料。他著力描寫了數學家陳景潤，身居陋室，刻苦攻關，靠一支筆和幾麻袋的計算草紙，摘取了數學王冠上的寶石，攀上了科學之巔的感人事跡。陳景潤成為千百萬青年學習和效法的榜樣。學習陳景潤，勇攀科學高峰，成為青年的共同心聲。盡管社會上對樹立陳景潤這樣一個典型尚有微詞，但人們都毫不含糊地意識到，建設四個現代化，需要陳景潤這樣的人才。

　　在青年的心目中，華羅庚等老一輩科學家是最高的楷模，陳景潤、楊樂等中年科學家是令人佩服的人才，寧鉑是令人驚喜的後起之秀，史豐收則是自學成才的榜樣。這些科學界的人物的故事之所以在青年中廣為流傳，與青年的學習熱、科學熱分不開，與建設“四化”的新時期任務分不開。

　　這一代青年，在新時期剛開始的路程上，首先舉起了學習成才、為“四化”貢獻力量的旗幟，成為新時期青年思潮洶湧澎湃的第一大波。

　　青年的這一思潮匯入了新時期的主旋律。

　　3.“傷痕文學”的出現

　　在“文革”中，青年也受到了種種委屈和磨難，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無處傾吐自己的哀怨。粉碎“四人幫”，痛定思痛，就有了長歌當哭的機會。不久，文藝界寫出了控訴“四人幫”、抒發個人不幸遭遇的文學作品，並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的效應。這便是被稱作“傷痕文學”的青年思潮。

　　之所以把“傷痕文學”稱為青年思潮，是由於這些作品大多出自青年作者之手，而且熱心的讀者也是青年，其反映的主要人物也是青年。“傷痕文學”作為一種特定時期的現象，反映了“文革”期間心靈受重創之後尚未痊愈的傷痕。

　　197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市青年教師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這是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也是傷痕文學的前導。

　　《班主任》塑造的謝惠敏這個青年典型，是一個能夠振聾發聵、激起共鳴的深刻人物形象。通過作者的深入思考，引導人們由淺及深，由表及裏地認識“四人幫”對青年的毒害。作品通過刊物、廣播的傳播，在全國引起極大反響。

　　1978年8月11日，複旦大學學生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在《文匯報》上發表。“傷痕文學”由此得名，可見其代表性和典型性。

　　《傷痕》以悲劇的形式，控訴了“文革”時期反動血統論給一個家庭帶來的災難，引導人們把仇恨集中於極左路線。

　　《傷痕》發表後，震動了社會，成為人們政治生活中的熱點，青年們從小說的情節中形成了對極左路線的共識和否定。與小說中的主人公有著相似命運和經曆的青年激動起來，投書報社和這位作者，痛說十年心靈創傷。

　　1978年9月之後，一大批“傷痕”式的作品問世，形成了“傷痕文學”潮流。其中有話劇《於無聲處》，小說《醒來吧，弟弟》、《鋪花的歧路》、《神聖的使命》、《楓》，等等。

　　“傷痕文學”在社會青年中不斷引起熱烈的反響，有時甚至達到癲狂的程度。這不是偶然的。這些作品，直接幹預了生活，幹預了社會，激起了情緒，推動著當時撥亂反正的潮流逐步深入展開。以“文革”十年文藝狀況為背景，這些作品勇敢抨擊現實，直抒胸臆，專在政治敏感問題上做文章，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使人耳目一新。青年人，對僵化式的文藝作品厭倦的心理，在這裏獲得了精神生活的滿足。

　　“傷痕文學”潮流不斷發展，其影響後來擴展為影視、歌曲界的創作，時間也延續到80年代。

　　屬於“傷痕文學”的影片有《櫻》、《婚禮》、《神聖的使命》、《淚痕》、《小街》、《戴手銬的旅客》、《苦惱人的笑》、《天雲山傳奇》等。

　　屬於“傷痕文學”的電視片有：《手足情》、《蹉跎歲月》、《一代佳人》、《雪城》等。

　　與“傷痕文學”作品相連的影視歌曲，一時也成為青年執迷的金曲。人們，特別是青年借此傾吐著對往日的悲憤和對新生活的追求。凡是詞曲與這一心態相通的歌曲，很快便在社會青年中流行起來。

　　如有著悲憤低沉曲調的影片《神聖的使命》插曲《心上人啊，快給我力量》。其歌詞典型表達了傷痕文學的基調：

　　情切切，意惶惶，

　　淚眼盼春光。

　　人相對，心隔牆，

　　無言話衷腸。

　　花零落啊，月西沉啊，

　　心破碎，黯神傷。

　　孤獨痛苦，徘徊彷徨，

　　是誰種下這禍殃？

　　怨重重，恨悠悠，

　　正義難伸張。

　　憶往事，想未來，進退兩茫茫。

　　心上人啊，快給我力量，

　　破迷霧，化冰霜。

　　雨過花紅，雲開月朗，

　　有情人情更長。

　　哭訴、控訴、怨訴、情訴的複雜感情，悲傷、彷徨、追求、渴望的複雜心態，較準確地勾勒了當時人們的內心世界。

　　這種欲吐又噎，說不清、道不明的壓抑和衝動，也使青年們樂於接受用高度概括和簡單語言表達無限複雜的心情。“傷痕文學”歌曲《誠實的眼睛》便是一例。全歌翻來覆去詠唱的隻是一句歌詞：

　　望著我，望著我，

　　你那誠實的眼睛。

　　對於它深沉的含義，青年們有無盡的體會。因此，該歌曲也在青年中大獲青睞。

　　“傷痕文學”以哭訴的形式表現了一種變革現實的政治參與性。由於匯成“傷痕文學”潮流的作者的經曆、家庭背景、在“文革”中受傷害的緣由和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他們在哭訴時能求得交響樂般的效果，但一旦袒露自己的具體政治見解時，就大相徑庭了。

　　在這個潮流衝擊下出現的劇本《苦戀》，就不同於一般的傷痕文學。它表述的思想為社會所不容。鄧小平同誌評價《苦戀》及據此改編的影片《太陽和人》時說：“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隻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製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製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

　　三、青年人生意義的討論

　　1980年4月，北京市某工廠一位青年女工投書《中國青年》雜誌社，慨歎：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人員將這封信作了加工，糅進了北京某學院一位青年的某些語言，化名潘曉，刊於1980年第5期，同時開辟專欄《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開展大討論。

　　一封青年女工的信牽動了廣大青年的心，竟有欲罷不止的氣勢。一些青年人經過“文革”，又經過撥亂反正，回顧成長曆史，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誠摯熱烈的追求與扭曲無情的現實相遇，不少人產生了“幹脆算了，搞什麽政治”的念頭。有些人還認為：共產主義理想是空的，還是實惠些，多想想自己吧。一旦多想自己，不少青年人又遇到來自社會現實的許多困惑。這就是潘曉心態，也是與之共鳴的一些青年人的心態。

　　這場人生意義的討論開展之後，引起強烈反響，已不局限於《中國青年》雜誌一家。各中央報刊、地方報刊也載文參與。這就引發了青年人對人生意義的深刻思考。

　　1.潘曉來信討論的進程

　　討論從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潘曉的信為起點，至第12期結束，共辦了八期。1981年第1期、第6期、第11～12期還有關於討論的相關內容。總共涉及11期雜誌，時間延續一年零一個月。

　　在《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專欄下又先後開出了五個子欄目。它們是：《關於“個人價值”的探討》（第6期），《信稿摘登》（第7期），《什麽是科學的革命人生觀》（第8期），《怎樣認識和對待我們的現實社會》（第8期），《我的人生之路》（第8期）。稿件討論最多的，集中在後麵這三個子專欄上。《我的人生之路》是容納成功典型的現身說法的地方。從討論的角度看，多數文章最後集中於對人生觀和現實社會的看法上。

　　關於這次討論的緣起和目的，肇始這場討論的“編者的話”作了表述。它指出：“今天，在我們的民族經曆了如此巨大的災難之後，在我們的國家亟待振興的重要關頭，在科學文明已經如此發展的當代，人生意義的課題，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青年當中又重新被擺出來了。”“應該怎樣看待社會？怎樣對待人生？當理想和現實發生矛盾的時候怎樣才能生活得有意義？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何在？——讓青年們自己來討論這些嚴肅的問題吧！”“我們相信，在一場對人生意義的廣泛的、平等的、科學的探討之中，青年們會有所收益。潘曉同誌和更多的青年會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進的路標。”（《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第2頁）

　　在討論進程中，也有青年寫信表示“不能同意”已發表的文章的意見；也有人認為像潘曉那些心裏話，包括積極的和消極的全登出來了，是否又要引入上鉤，最後“圍剿”“批判”她呢？對此，編輯部進一步強調了講真話和平等討論的姿態。

　　看了《中國青年》兩期關於《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討論文章，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同誌十分關心這場討論。1980年6月18日下午，他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了解了討論的情況，發表了對這場討論的意見。他指出：“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青年們都想在一個適當的氣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講自己的經曆、苦悶、失望和希望，尋求問題和答案。”“潘曉的問題當然要答複，但是講幹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複她和其他許多青年的問題，首先得要同他們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然後再學會說怎樣的話才能讓他們願意聽和聽得進。”“人生的道路是複雜和曲折的，如果人們的處境比較暗淡，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利叫他們非按著快樂的調子唱歌不可。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的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第2頁）胡喬木同誌的這些談話，講明了對這次討論的基本意見：一是對類似潘曉來信中表露的思想要理解；二是要創造一個讓青年人講真話的氛圍；三是要實事求是地、講究方式方法地給以回答和引導，幫他們找到希望。

　　在1980年年底第12期《中國青年》雜誌上編者宣布：“發完本期，群眾性的筆談討論，就告一段落了。”群眾性的討論延續了7個月，共收到信稿57000多件，在第5～12期雜誌上共編發了111位讀者稿件，約18萬字。這場延續多個月的討論結束了，編者允諾將在1981年第1季度的某期雜誌上發表自己對討論中的幾個主要問題的看法。

　　1981年第1期《中國青年》雜誌還載有一條消息，作為這次討論結束的善後工作。文中透露，討論期間，共收到各地青年寄給潘曉的人民幣2272.80元，郵票42.75元，書籍71冊，小紀念品112件，布票1丈，糧票60斤。潘曉將錢物轉贈石家莊育紅學校。文中還透露潘曉是筆名，編者對潘曉的信在文字上作了調整和修改，有三處還吸收了另一位青年的觀點。

　　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編輯部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從理論上作正式的總結。文章談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等四個專題，近3萬餘言。

　　2.潘曉來信反映了什麽？

　　引起全國青年熱心討論的潘曉來信到底反映了什麽問題呢？

　　從內容構成來看，除了開頭語、結束語之外，內容分兩大部分。

　　來信的開頭語是全信的高度概括。她訴說：“我今年23歲，應該說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複存在，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第一部分或前半部分是她對人生曆程的感受。她走過了這樣幾個曆程：

　　（1）她早年在良好的家庭裏長大，受過良好的教育，對人生充滿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受到雷鋒、保爾英雄人物的影響，相信共產主義，將來要入黨。

　　（2）她接受社會教育的結果，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人生觀：“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

　　從她的年齡可以判斷，她是1957年出生的。她形成以上人生觀的時間正是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她以上的人生觀是否需要改變呢？

　　（3）她感受到了理論與現實的對立。“文革”中的混亂，如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人不苟言笑、外祖父寫檢查等，與她所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她的態度是回避現實。

　　（4）來自家庭的打擊。外祖父去世，為了錢家庭吵翻，關係冷酷，母親不給寄撫養費。受生活打擊，自己不得不到一街道小廠當自食其力的工人。這時，“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

　　（5）來自基層組織的打擊。給領導提了意見，不能入團，“又一次地失望了”。

　　（6）來自好朋友的打擊。自己犯了點過失，好朋友把她的知心話匯報給領導。

　　（7）來自愛情的打擊。全身心地愛上一個正受“四人幫”迫害的、“處境一直很慘”的幹部子弟。粉碎“四人幫”之後，此高幹子弟翻了身，“從此不再理我”。

　　她在總結這一曆程時，發出這樣困惑的呼喊：“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信的第二部分或後半部分是她追尋人生意義答案的思想過程。她的求索經曆了這樣幾個階段：

　　（1）觀察和請教社會各種人，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她認為：人生目的“為革命”，太空，不想再聽這種說教了；“為名”，離一般人太遠；“為人類”，“和現實聯不起來”；“為吃喝玩樂”，自己又不甘心。思想陷入矛盾的泥淖。

　　（2）求助於讀書。中外作家的經典中揭示的醜惡與她現實中看到的“如此相像”，加深了苦惱。最後她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得到啟示，認為：人都按人的本能選擇，而不是根據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為過去自己對人生的理解感到可笑。

　　（3）“看透”人生之後，她表現為雙重性格：譴責庸俗的現實，同時又隨波逐流。

　　（4）與周圍的俗氣的人格格不入，立誌弄文學，“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作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

　　（5）對人生規律的理解。她認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6）內心矛盾極了，“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

　　她固執地捍衛著從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裏尋來的“人生真諦”，反對改造她這種認識的“任何專橫說教”。但她仍自相矛盾，沒有生活動力，以至於想到削發為尼，“想到去死”。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結束語表示希望發表該信，“讓全國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潘曉的經曆和追尋人生意義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麽，她從這場討論中得到了什麽幫助呢？青年朋友們又從中得到了什麽幫助呢？

　　3.有爭議，有共識

　　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一開始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由於當時曆史的局限，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上引向深層探討。組織這場討論的《中國青年》編輯部，麵對眾多互不相讓的各種爭論，它自己也無法支配自己用大討論呼喚出來的“各路豪傑”了。因此，這次討論取得的共識不多，而爭論卻是難以控製的。最後給人一種不了了之的感覺。如果說這場討論達成了什麽共識的話，那就是對潘曉這樣青年的同情、理解，以及引起了青年對人生意義的思索。當然，同情和理解也是從各個角度出發的，思索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武漢的一位青年在信中說：“我也是個青年，也曾有過同你類似的生活經曆和思想演變過程。可以毫不誇張地講，由虔誠地迷信‘革命詞句’，憧憬‘英雄業績’，到狂熱地追隨激烈行動，盲目地尋求獻身的莊嚴時刻，直至在生活麵前碰得頭破血流，進而轉入懷疑、彷徨、苦悶，這幾乎成了共和國誕生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必經的曆史過程。絕大多數二三十歲的青年人都不同程度地領略了這一段征程的滋味。”（《中國青年》1980年第6期，第11頁。以下引文除注明雜誌名外，均出自《中國青年》）南京一位讀者在文章中說：“文學家和藝術家描繪了那麽多先進青年，可從沒有像潘曉這樣真摯地說出青年一代的心裏話。”（第7期，第18頁）北師大一位青年在信中說：“你的來信攪動了我的心。我以為我能懂得你，因為我是像你一樣在人生道路上試步，在大千世界中苦苦求索人生之謎的青年。我曾有過類似於你的思想和感情，也有自己對人生總是不成型的見解。”（第8期，第11頁）顯然，潘曉的思想情緒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上青年朋友表達了一個共識：同情、理解潘曉，願意和她探討問題。還有許多青年來信像潘曉一樣，詳細講了自己的經曆和類似的思想尋覓過程。這是沒有分歧的。

　　當然，對潘曉的理解和同情還來自老一輩革命家胡喬木同誌。他指出：

　　“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沒有什麽不好，誰沒有過苦悶和失望呢？感到苦悶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究竟還是在尋求答案，盡管許多現有的答案不能使他們滿足。”（第8期，第2頁）這是跨代際的一種理解和信任。

　　然而，除了上述共識之外，討論的參加者都各持己見，再也沒有共同達成一致的東西了。

　　分歧和爭論主要圍繞這樣幾個問題：

　　（1）“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是不是人生的規律？

　　這是潘曉信中的核心問題。她的經曆、尋覓，最終結論就是這個邏輯。她後來苦惱的根源也在這裏。在討論中，對於潘曉這個結論有不少青年朋友不同意或反對。一位讀者在《“為自我”又豈能“為別人”》一文中認為，潘曉從相信“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活得更美好”，退到“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是從無產階級人生觀退到了剝削階級人生觀，是一種“動搖”。他說：“潘曉同誌會認識到‘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人生態度是錯誤的。有這種人生態度的人，總是一事當前先為自己打算，動機和行為都是自私的，為自己出人頭地，為自己爭名奪利，為自己活著。如此極端利己主義的行為非但不能‘為別人’，還往往會不擇手段地損害別人。……‘為自我’與‘為別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謂‘客觀為別人’隻不過是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遮羞。”（第6期，第13頁）這番議論，不無道理。

　　北京的一位讀者也不讚成“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邏輯。他認為，“在實際中，主觀為自己的人並不總是能做到客觀為大家的。主觀為自己可能會產生兩種效果：當個人利益和大眾利益相一致時，主觀為自己確能在客觀上有益於大家。可是當個人利益和大眾利益發生衝突時，這就麵臨兩種抉擇：要麽犧牲他人滿足自己，要麽犧牲自己滿足他人。選擇前者的人是自私的人，而選擇後者的人就是高尚忘我的人。”（第7期，第14頁）這位青年講的，也是實情。

　　山西臨汾的一位青年也對潘曉的邏輯持否定態度。他說：“一個人生活和創造的目的僅僅是為自己，那麽他的一切創造都不可能擺脫私有觀念的束縛。當他的個人利益得到滿足時，他就會滿足現狀，停步不前。當他的個人利益達不到時，他就會悲觀失望，失去生活的信心；也會靠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來滿足私欲。所以說，這種為我的創造，是不會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第7期，第15頁）這種意見是正確的。

　　但是也有人對潘曉的這一人生哲學結論持完全讚成的態度。

　　廣西桂林一青年認為，“不論是哪一類人，他們的活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像你所說的‘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所以，我說雷鋒也是‘自私’的，因為他的言行也是為了自己的需要，隻不過他主要為了滿足自己的高級需要。”（第7期，第14頁）這已走到了用極端個人主義歪曲人生的誤區。

　　江西南昌的一位讀者也認為，“人活在現實中，首先必須千方百計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鬥爭，然後再去滿足別人。這是人的本能規律”。（第7期，第14頁）廣西藤縣一位讀者說得更直截了當：“人生的意義何在？為自己。……隻要不是白癡，誰不願意黃金屋？誰不願意千鍾粟？誰不願意顏如玉？……像雷鋒助人為樂，寄錢給災區，也好解釋……他除了是良心的驅使之外，無非是想使別人讚聲他‘好’。”（第7期，第15頁）南京一讀者也認為，“我對潘曉同誌對人生意義的一些看法非常讚同和欣賞。我同樣認為：如今社會上的人們是為私利而活著，離開了私利，人們恐怕就會像沒有油的汽車一樣發動不起來”。（第7期，第14頁）這種說法，已回到了私有製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

　　四川自貢的一位青年更加偏激，他認定：“潘曉信上的觀點有許多是我的觀點。什麽‘現代化’、‘為解放全人類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那完全是騙人的話。現在有多少青年能在工廠拚命地幹，又有多少青年是為革命而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呢？一句話，不是為了獎金而工作，不是為自己的前途而學習，又是為了什麽呢？”（第7期，第14頁）

　　武漢一位讀者的偏激顯得更有某些“理論色彩”，他說他從薩特的存在主義、歐美文學中的超現實主義裏挖掘自我，又從馬克思早期著作中尋找其對人性的態度，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叔本華、尼采的思想去了解社會本質，“得到很多啟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嶄新的人生觀”。這個“嶄新的人生觀”的精彩之處即是：“按照人的本性來說，自私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正當的權利。沒有這種廣義的自私，社會就不能發展，曆史就不能前進。”（第8期，第5頁）“你應該去發掘自我，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第8期，第6頁）這種議論頗能代表造成潘曉觀點，而且是比潘曉走得更遠的一種意見。他的觀點更係統、更露骨、更極端了。

　　看來讚成潘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人生哲學的人大有人在。除了上述反對和讚成兩種意見外，還有人持折中的態度。

　　武漢一讀者認為：“為自我或為他人，是無所謂的。關鍵在於毫不吝嗇地挖掘自己的潛力，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財富。因為創造的過程本身是自我表現的過程，創造的結果是為他人造福的結果。”（第7期，第15頁）這是一種模糊邏輯。

　　北京一讀者著文指出一條“新路”，即：“‘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將被‘主觀為社會，社會成就我’所代替；‘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將成為清醒而又自覺的行動。從而使兩個命題既有統一完整性，又有科學性。”（第10期，第17頁廣這種修改意見具有根本的性質，即掩蓋了“為自己”，遮蔽了價值觀中一個核心的表現方式，如果能“為社會”，那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了。

　　看來，對於“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這一人生命題，在討論中始終各言其是，沒有使人看出問題的實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雖然各持己見，尖銳對立，但不同觀點並沒有交鋒，說得重一點，各方沒有具備交鋒的共同語言和基礎。從各自觀點論述中看，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2）怎樣認識和對待我們的現實社會？

　　潘曉在來信中提出的第二個重要命題就是怎樣認識和對待我們的現實社會。她經過來自家庭、社會、工作單位、友誼、愛情各方麵的打擊後，感到孤獨、苦悶，認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活得很累。

　　在討論中，還沒有人從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麵去拓開潘曉的“窄路”，而是一般的方法和分析居多。

　　不少人從方法論上引導潘曉全麵辯證地看待現實社會。有一篇文章指出：“我們許多青年人都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或則‘全部’，或則‘全無’。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