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20章 領導人浮奢導致中共台灣地下黨被破壞

　　徐焰

　　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最近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共台灣工委為何遭受大破壞》，披露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在台地下黨組織遭到重創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曾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這時所說的“內應”，便是島內地下黨組織。

　　可惜的是，幾個月後，在解放軍開始籌劃渡海攻台而急需內應時，中共台灣工委在一九五O年初卻遭到近乎覆滅性的損失。

　　一八九五年，台灣被日本侵占後，島內一些青年回大陸學習時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如女革命者謝雪紅在一九二五年便於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同鄧小平、蔣經國為同期同學。

　　一九二八年四月，以旅滬台灣革命青年為骨幹的共產黨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館的二樓成立，後被人俗稱“老台共”。台共書記為林木順，蔡前（後改名蔡乾）、謝雪紅等為中央委員會成員。

　　台共在中共中央幫助下建立，不過按照共產國際關於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領導的原則，當時的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歸日共領導。

　　台共建立後即返島發動群眾，於一九二九年在台灣中南部通過“農民組合”發起小規模暴動，但日本警方兩次“台共大檢肅”，抓捕了台共領導謝雪紅等人並判重刑，導致組織瓦解，隻剩少數人隱蔽民間或潛回大陸。如蔡前回福建後進人中央蘇區，作為台灣代表參加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跟隨紅軍長征到陝北，抗戰時還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軍隊由美軍運送接收台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該省建立組織。當時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紅軍資曆的台灣幹部，雖然此前犯過生活作風錯誤，中共中央鑒於他熟悉島內情況並經過長征考驗，還是任命其為台灣省工委書記。

　　一九四六年四月，被任命為台灣工委副書記的台灣籍幹部張誌忠先行到達台北，七月間蔡前抵達，並聯絡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組織。由於台灣受日本半個世紀統治，大陸革命風潮對島內影響小，群眾對共產黨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內發展黨員不過百餘人。

　　國民政府剛上島接收時，台灣知識分子大多對重歸祖國感到興奮，隨後又對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搜刮惡行極度失望，不少人對共產黨產生向往並要求入黨。不過其中一些人出於趕時髦，意誌並不堅定，遇到風浪便逃避，李登輝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一九四六年九月，剛從日本回台灣大學農學院就讀的李登輝申請加入共產黨，很快得到批準。一九四七年二月末“二二八”起義時，李參加了一些宣傳，隨後因國民黨軍警特展開血腥鎮壓，便躲起來不參與活動。

　　一九四八年夏天，畢業後擔任台灣大學助教的李登輝找到中共台灣學工委要求退黨，經挽留無效後便予同意。不過李答應保守秘密。

　　據幾十年後退休的台灣特務頭子回憶，中共台灣工委遭破壞後，國民黨當局也知道了李登輝這段曆史，曾將他拘留審查過七天，放出後很長一段時間還要定期匯報，外出也遭跟蹤。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初，蔣經國強調“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時提升了李登輝，才向其說明：“你的有關材料已經被燒了，以後沒有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島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變，中共台灣工委因事先缺乏準備，隻有謝雪紅和張誌忠等人組織部分群眾參加鬥爭。

　　進入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統治在大陸麵臨崩潰，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內的控製加強。此時台灣工委隻看到逃台的國民黨軍人心惶惶，以及眾多群眾認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係列行動。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蔣介石撤至台灣。此時台灣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一千三百人，同情黨並參加地下活動的群眾還有二幹人，比起島內七百多萬人口，力量仍很薄弱。

　　此時工委卻開始在山區建立武裝據點，在台北市內印刷《光明報》散發，並大力發展黨員。工委還在《攻台建議書》表示：“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四月最為適當。”根據這一估計，工委隻以幾個月的短期準備來策應解放軍登陸。

　　一九四九年七月，撤到台灣的以毛人鳳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內發現《光明報》，順藤摸瓜破壞了印刷場所，並掌握了上層領導者“老鄭”（即蔡乾）的線索。十月間，保密局通過剛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組織的一名老牌特務，逮捕了其“上線”李汾——這個工運負責人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讓他去與陳接頭，對陳實施了抓捕。

　　陳澤民被捕後經嚴刑拷打雖不肯說出“老鄭”身份，卻暴露了他的住址，不過特務趕到此住所時已空無一人。十二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供詞和武裝據點對外聯係暴露的線索，在街上抓捕了負責軍事工作的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張誌忠。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回家的一位四十來歲的男子。此人隻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食。特務頭子穀正文後來回憶說，他一眼便看出此人追求享受，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後此人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並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餐廳買，吃完後又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一個據點。立功心切的三個低層特務便讓他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此人突然跑掉。

　　“老鄭”逃走後，穀正文發現他正是台灣中共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還發現“吳次長”三個字——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這是地下工作不允許出現的大錯誤——因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者中吳姓者隻有吳石一人，穀正文等便認定吳石中將在向中共提供情報，經上峰同意將這個重要“臥底”抓捕，幾個月後由蔣介石下令殺害。

　　兩個月後，穀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時的一些關係，通過追查拷問，得知他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此人的特務去查找。

　　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便在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見此反常目標，特務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他是在鄉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就顧不得著裝上的大忌。

　　蔡乾第二次被捕後馬上叛變，願交待所有地下組織，隻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妻妹來監獄同住。穀正文聽後大笑，馬上把小姑娘送來。

　　原來蔡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當地有日本經營的基礎而在經濟水平上遠高於大陸，便迷戀於奢華生活，熱衷於聯絡上層工商人士。他原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後，便同僅十四歲的妻妹同居，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進入一九四九年後，蔡乾竟向島內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讚助，並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後必予以關照。

　　蔡乾叛變導致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據國民黨當局統計，共抓捕一千八百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中共台灣工委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搭乘渡輪回大陸，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碼頭被逮捕。工委在山區的一些武裝訓練營地也被特務掌握了線索。一九五〇年三月間，“竹子坑武裝基地”遭到破壞。最後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隱蔽堅持到一九五二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

　　當對蔡乾和陳澤民、張誌忠等人的審問結束後，特務頭子毛人鳳、穀正文想了解這些人如何總結教訓，便將他們關進同一間牢房裏並監聽其談話。

　　據穀正文回憶，張誌忠天天組織同牢房人“批鬥”蔡乾，指著鼻子罵他：“誘奸十四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領導人。”

　　由叛徒變為特務的穀正文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受過羅榮桓領導，很熟悉共產黨內情況。他在一九九〇年代發表的回憶錄中對此案的總結是——“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形跡過於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