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15章 光榮的荷蘭

　　譚藝《荷蘭式分賬》

　　荷蘭的國土狹窄，人口也有限，可是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曾經起過非常重大的作用。

　　學過曆史的人都知道一六八八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奧蘭治的威廉三世取代了詹姆士二世成了英國的新國王，隨之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社會體製，這套製度在英國沿用至今，不僅確保了英國的長治久安，還成就了英國在後來兩百多年間雄視四海的霸業。然而，自豪的英國人在回顧他們這段光榮曆史時常常都忘了一個曆史細節，這其實也不能算是細節，那就是荷蘭在這場光榮革命中的作用。

　　奧蘭治的威廉原是荷蘭的君主，光榮革命首先是荷蘭軍事征服英國的光榮。威廉是帶著一支龐大的荷蘭軍隊入侵到英倫三島的，滿載步兵和騎兵的四百餘艘荷蘭軍艦，在規模和火力上要大大超過前一個世紀曾經威脅過英國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這次在老天順風順水的恩惠下，荷蘭軍隊很快占領了倫敦。軍事征服以後，接著是政治征服。英國在光榮革命後建立的那些重大製度：國會、王室、國教教會、賦予信仰其他宗教者的政治保障一直到那些金融機構，實際上都是從荷蘭搬來的。

　　英國的新主人熱心學習荷蘭並不奇怪。荷蘭這個小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這個小小國家，領土才法國的十分之一，卻有一個當時歐洲最平等最自由的社會，沒有人在那裏會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沒有人會因言論而獲罪，那時歐洲其他國家的來訪者沒有一個不為荷蘭社會的文明程度而感歎的。同時荷蘭又是一個經濟強國，它的航運、貿易、金融和科技在當時的世界上首屈一指，海外勢力遍及全球。荷蘭人威廉征服英國以後在英國建立的政治經濟製度大多是模仿荷蘭的，也正是靠著這些製度的優勢，當時還是第二流國家的英國不久就一躍而跨進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行列。

　　荷蘭對英國的“入侵”是全方位的，並不止於政治領域裏。英國人那時在文化上也同樣深受荷蘭的影響，荷蘭文化昌盛，一般的市民家庭都會買些油畫掛在牆上欣賞，而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那時還隻有少數貴族在欣賞和讚助藝術。全民好之，必出佳作，十七世紀成了荷蘭繪畫的黃金時代，荷蘭大師的作品於是也大受英國上流社會的追捧，當荷蘭想和英國建立長久的友好關係時，他們送給英國國王的有名“荷蘭禮物”就是精美的荷蘭油畫。其實何止繪畫，在水利工程、園藝、科學等方麵英國人從荷蘭學到的東西使光榮革命後的英國麵目煥然一新，這個荷蘭的學生很快就超過老師來給全世界上課了。如何讀曆史賈民紳曆史感是人類獨有的特性，人們想了解曆史，這並不隻是為了滿足好奇心，曆史知識在人類社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通過分享共同的曆史而有歸屬感，人們從自己族群的曆史而知道自己是什麽人。人們還從曆史中汲取智慧，學會如何麵對未來的挑戰。

　　但是，也正是因為曆史的重要性，如何講述曆史和講述什麽曆史常常會引發激烈的爭議。這些爭議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大家都熟悉中日之間就抗日戰爭曆史而進行的爭論，這個曆史爭議長久地影響著中日關係。同時，政治領導人理解曆史的方法也會深刻地影響他們的決策。紐約的世貿中心受到攻擊後，布什總統認為他麵對的形勢正像丘吉爾在七十年前所麵對的形勢一樣：切尼副總統則宣稱，西方文明正麵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險。現在回頭看，這兩位美國領導人對曆史形勢的理解顯然是錯的，他們根據他們的曆史錯覺做的決定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同樣，當時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以為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軍隊將民主製度成功移植到德國和日本的經驗複製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去，這也導致了可悲的結果。在作者看來，開赴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國人應該讀的不是戰後美軍占領德國和日本的曆史，而是戰前英國人在這兩個國家的曆史。如果美國領導人讀對了曆史，現在的中東說不定會平靜得多。

　　國家領導人在將要做出重要決策的時刻讀什麽曆史書也會影響曆史的進程。據說在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肯尼迪總統正在讀一本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過程的題為《八月的槍》的書，這本書使肯尼迪深深感到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麵前必須非常謹慎地處事，不然就會引發大災難，所以他在整個危機過程中小心地避免過火反應，使得危機終於和平結束。也有人看見布什總統在“九一一”事件期間讀著一本題為《懲罰：日本戰役》的史著，這本著作為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果斷決策辯護，很可能布什在那個時候的鹵莽決策受了這本書的影響。

　　各國的曆史常常又是滋養民族主義的養料，而民族主義也會選擇曆史。在印度民族主義政黨當政的時候，印度學校的曆史教科書中找不到關於穆斯林和基督徒對印度文化的貢獻的陳述。即使在崇尚理性精神的西方也有同樣的情況。有西方的曆史學家指出，在一對一的情況下，納粹德國的士兵要比盟軍的士兵更會打仗，但是這樣的研究結果無法為英美公眾接受。加拿大的電視台曾經製作了一套曆史紀錄片，講述包括兩萬名加拿大人在內的盟軍空軍對德國的戰略轟炸所造成的人道問題。加拿大公眾對此反應強烈，控訴電視台的官司一直打倒最高法院。盡管最高法院後來判決電視台勝訴，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電視台隻好取消播放這部紀錄片。

　　曆史的內容總是和人的情感息息相關，這使曆史當事人的回憶經常不可靠。國際史學界曾經流行口述曆史，許多人趨之若鶩，但是事實上口述曆史非常靠不住，就是因為很少有當事人能夠客觀地將親曆的故事講出來，在口述曆史中常常有太多有意無意的歪曲、省略和編造，親見親曆反倒是真實性的障礙。無怪有位曆史學家說，“真實的曆史都是不中聽的故事。”所以當人們讀到好聽的曆史故事時要注意，這樣的故事大多是不可靠的。有沒有理想的政治？

　　辛金路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政治哲學都有一個講究道德理想的傳統，政治思想家們通過各自的理論和原則，設想如何建立一個公正和完美的社會製度。當代影響最大的政治理論是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這個理論也是從一個抽象的原則出發探討了如何實現社會的正義。

　　本書作者的出發點大不一樣。他認為要建立完善的社會是不可能的，人們為達到完美社會所做的努力常常倒會導致更大的災難和更糟的社會的出現，因此我們不能奢望實現一個具有理想正義的社會。他以為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政治的目的應該是避免罪惡，而不是追求實現理想的社會公正。人類能夠實現的好社會就是一個使自己的居民不遭受暴力和屈辱的社會，這就是政治哲學的目的，要實現這樣一個好社會，就必須進行妥協。但也不是所有的妥協都是可以接受的，有兩類妥協，可以接受的妥協能使社會避免罪惡，也就是說使社會的成員免受暴力和屈辱：而所謂敗壞的妥協則是與罪惡的妥協，讓社會成員遭受暴力和屈辱。

　　作為一個立足現實的政治道德理論，作者並沒有像別的政治哲學家那樣靠假設和所謂的思想實驗來論證。為了證明他的論點，作者在曆史中尋找具體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作者仔細分析的一個曆史例子。在大戰爆發時丘吉爾改變了他一貫的反蘇立場，轉而和斯大林的蘇聯結盟來與納粹德國作戰。這在作者看來是一個好的妥協，因為這個妥協是建立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智判斷上的。盡管到大戰開始時死於斯大林的極端政策的人數大大超過了死於希特勒的暴政的人。在蘇聯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有六百萬人死於大饑荒，七十多萬人死於大清洗，那時希特勒還沒有多大能耐作惡。盡管有這樣不同的曆史記錄，作者還是認為丘吉爾選擇和蘇聯結盟是一個好的妥協，因為在斯大林宣揚的意識形態中包含了人類大同和平等的思想，盡管他的現實政策和這正相反。而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就完全是建立在種族仇恨之上了，對社會危害更大。但是，大戰結束時的英美和蘇聯達成的雅爾塔協議則被作者判為是一個敗壞的妥協，即便根據當時美英蘇三國軍隊所處的位置和雙方的力量對比，美英實際上無法從斯大林那裏得到更多的讓步，也不可能不把東歐劃歸蘇聯。但是，根據這樣一個協議，有多達兩百萬的戰俘和流亡人口被強製押回到了蘇聯占領區，這些人的命運結果是很悲慘的。因為這個妥協造成了這麽多人遭受暴力和屈辱，所以是一個敗壞的妥協。

　　作者是個以色列入，他不僅把他的理論運用於論述曆史，他還實踐於現實政治。作者積極參加以色列的和平運動，他參與創建了一個和平組織，是最早提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建兩國的方案的人。當時沒有人相信他，現在這個方案已經成為了國際社會支持的和平方案了。在作者看來，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夠采納這個妥協的話，中東的老百姓就能免除暴力和屈辱的苦難了。孩子的另類世界金人民人們對五歲以前的童年的回憶基本上是空白的，這是因為人在一歲到五歲時的思維和精神世界和五歲以後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有的科學家甚至將五歲前和五歲後的人稱為是兩種不同的人類。當代的認知科學家們對五歲前的孩子的認知能力和方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現了許多非常有趣的事實。

　　人的大腦是由大約一千億個神經元組成的，這些神經元在嬰兒出生時就都生長好了，使大腦能夠運轉起來的是聯係這些神經元的神經突觸，在嬰兒的大腦裏神經突觸的量要比成人大腦裏的多得多。人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加強某些神經連接而排除另外一些神經連接的過程。由於嬰兒大腦的神經連接量多且強，嬰兒的有意識程度要比成人高。和成人不一樣，嬰兒基本上沒有無意識的行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對五歲以下的孩子動手術時，醫生需要使用相對人的體重來說更大劑量的麻醉藥。在和周圍世界有了更進一步的接觸後，成人開始具有了無意識的和下意識的行動，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活動是重複的和機械的，不需要我們有意識的思考後再完成，我們成人的大腦通過幼年時的學習過程中習得的能力，可以以機械反應的方法來做這些行動，而幼年時的孩子們則必須在有意識地高度注意的狀況下做任何事，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新的。

　　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熱衷於玩模仿性遊戲，他們假裝自己是媽媽、爸爸、醫生、警察、消防員等等。這並不是孩子們在消磨時間，這是他們為進入成人世界所做的必要準備。通過這樣的遊戲，孩子們學會了從別人的角度來感覺和思考，這樣他們將來才能理解別人和與別人合作。同時，在情感方麵，幼年的孩子並不能明確區分自己、別人以及外在的世界。如果他感到了疼痛，那麽他會以為所有的人甚至無生命的器物也都感到這個疼痛。學者們認為，我們體恤別人的道德感和倫理規範實際上是由這個童年的體驗而來的。

　　五歲前和五歲後的孩子的一個重要的認知能力的不同是所謂的“來源蒙昧”。幼兒基本上記不住他們的知識是從什麽地方得到的。五歲前的孩子會告訴你抽屜裏有什麽，但是他們搞不清這是別人告訴他們的還是他們自己開了抽屜看到的。五歲後的孩子就能把過去的某個經曆和自己擁有的某一個知識聯係起來。這是因為隻有到了五歲以後，孩子才慢慢地有了自我的記憶和連續性時間的感覺。毫無疑問，對幼兒認知機製的研究能夠大大加深我們對自我的認識。我們的動物兄弟葛林茹科學家越是研究動物界，越是發現我們和動物之間的距離實在太小。達爾文的進化論打破了人和動物之間的絕對界限，把人類歸入了動物界，但是這以後人們還是繼續有意無意地把人類看作是動物界中特殊的一員，是在進化的道路上把其他動物遠遠地拋在後邊的最先進者。當代的生物遺傳學把這最後一點驕傲的資本也破除了。根據遺傳學的基因分析，人類基因組的百分之九十八和黑猩猩的基因組是完全一樣的，僅僅有百分之二的基因將我們和黑猩猩區分開來。我們不僅和黑猩猩差別不大，在進化的道路上我們和其他動物的距離也實在不大。

　　在不同的時代，生物界中都會進化出統治世界的物種來，在我們的時代，人類和大象是兩種具有統治世界優勢的物種，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人類和大象是進化最成功的兩種動物，他們都繁殖在整個歐亞非大陸上，大象曾經比人類更成功，各種種類的大象，從克裏特島上小馬大小的矮種象到北方的猛獁，曾是除了澳洲大陸以外所有可居住的大陸的主人。但是自從五萬年前人類開始向歐亞大陸的各地移民以來，大象連續地喪失住地，讓人類漸漸占了上風，大象家族隻剩下了非洲象和亞洲象兩種了，而人類則占據了所有的大陸空間。

　　盡管外表非常不同，人類和大象具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大概是因為人類和大象都是在生存競爭激烈的非洲稀樹草原上學會了他們的生活之道的。例如，人類和大象都有悼念和仔細埋葬他們的死者的習慣。人們曾經看到大象群憤怒地拆毀偷獵者儲藏象腳象耳和象牙的小屋，並把這些死去大象的身體各部分帶走埋葬到土裏。

　　許多動物研究者認為，大象也具有和人類一樣的或近似的心理，如果生活環境有劇烈的變化，它們也會產生心理問題。在南非的一個大象保護園區裏，遊客們看到那裏的大象群常常有異常的行為表現，例如無端地攻擊和殘殺白犀牛。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那裏的大象群是由原來一個馬戲團的大象和一些被殺害的象群裏剩下的小象組成，它們從小都遭受暴力，心理都受到過傷害，導致了它們行為的反常。許多人相信我們應該像治療人類心理病人那樣來治療它們。可是，問題是對待人類心理病人的那些治療手段難以應用到這些龐然大物身上。

　　動物學和遺傳學的研究結果讓我們認識到動物實際上是我們的表兄弟，這給當代的動物權利主義者以有力的理由，他們主張所有的動物都有權利過上幸福的和有尊嚴的生活，不光是我們身邊的貓狗寵物，也包括那些我們飼養著要吃它們肉的家畜。隻是要說服全世界的人放棄吃肉的習慣恐怕不太容易。數學天才的純粹精神生活朱家星這幾年來我們的學術界一直冒出醜聞來，清靜的學院往往淪落成了名利場，為了追求聲望地位和巨額獎金，許多學者忘記了基本的道德原則。在這個時候讀一下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的故事能讓人看到，我們是能以另一種態度來從事學術工作的。

　　佩雷爾曼是個數學天才，他解決了被稱之為七個千年數學難題之一的彭加勒猜想，評論家們把他的成就譽為本世紀的偉大數學突破。彭加勒是上世紀法國的一位數學巨人，他在一九〇四年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論文，猜測說在兩度球體上的簡單連接性在三度球體上也是存在的。這個聽來簡單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拓樸學難題，一百多年來數學家們為此苦苦思考，但是得不到解決的途徑。本世紀美國數學家漢密爾頓找到了一條以所謂的利奇流動的方法來解的途徑，引起了數學家們的巨大興趣，但是誰也提不出對彭加勒猜想的最後證明。這時，獨自在聖彼得堡閉門研究的佩雷爾曼在這場世界性的學術競賽中首先攀登到了頂峰。但是他沒有按照學術界的慣例將他的成果發表在頂級學術期刊上，而是寫成三篇論文貼到了一個數學網站上去。盡管發表的方法不常規，他的成果還是在國際數學界引起了巨大轟動。顯然這是一個當前最偉大的數學成果。可是，盡管國際數學家協會主席親自跑到俄羅斯試圖說服他，佩雷爾曼拒絕接受這個協會頒發的菲爾丁獎，這個獎可是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多少數學家以得到這個獎為人生的目的。但是佩雷爾曼隻是簡單地回答說，隻要我的解是正確的，那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什麽獎。他對名譽不感興趣，對金錢同樣地無動於衷。美國有個克雷數學研究所，為解決彭加勒猜想設立了一百萬美元的獎金。當人們去向佩雷爾曼送獎金時，他連門都不肯開，隔著門說，我這裏什麽都有，不需要錢。現在他還是和他的母親一起住在聖彼得堡的一個小小的公寓裏，過著簡樸的生活。

　　佩雷爾曼對名利的態度和別的一些數學家的表現正成鮮明對比。在佩雷爾曼解決彭加勒猜想後，有三組數學家開始對他的結果進行核對和補充，這本是任何數學成果發表後的例行過程，但是其中一組中國的數學家在完成驗算和補充後卻聲稱是他們最後解決了彭加勒猜想，這在我們的媒體上還引起了好一陣喧鬧。本來是數學界內部的一個事件，搬上媒體影響就不同了。美國著名的《紐約客》雜誌為此發表了一個長篇報道，讀了很使人為我們的一些同胞過分好名的做法感到汗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