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13章 幾幅“不宜發表”的照片

　　馮克力“老照片”劄記

　　馮克力先生曾參與創辦並主編《老照片》這本雜誌書十六年，他見過的老照片成千上萬。當今能接觸如此多的老照片，馮先生可稱得上是個佼佼者。

　　我們了解以往的曆史，靠的是曆史文物和文獻資料，而對近百年來說，照片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材料，老照片留下了許多形象而珍貴的畫麵，對我們了解當時的生存狀態有很大的幫助。今天閱讀這些老照片，會引發我們對曆史的深層次的思考。我們特請馮克力先生開辟專欄，談談由老照片而引起的一些思索。

　　——編者

　　《老照片》創辦之初，從新華社攝影部的資料室裏獲益很多。

　　也是順應市場經濟的潮流吧，大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新華社攝影部的圖片資料開始對外開放，以新華社照片檔案館的名義麵向社會，開展服務，同時收取一定的費用。記得一九九六年的時候，對外提供一張五時的黑白照片，連製作費和使用費在內，共收取五十五元。那時查閱的門檻也不高，隻要持有單位的介紹信，即可獲得熱情的接待和服務。工作人員會根據你的查閱要求，到庫房裏提取相關的圖冊，有時因為資料太多，一次抱不了，便放在小車裏推出來，然後一本本摞在你的案頭。

　　圖冊悉為攝影部存檔的原始資料簿，裏麵的紙張有的已經泛黃，翻動時，散發著淡淡的久置庫房的特有氣息。每張照片下麵都附有詳細的說明文字，圖文對照，一目了然。說明文多是用老式的打字機打上去的，個別也有手寫的。手寫的文字，多係對說明文的校正或對圖片的批語，諸如“不宜發表”、“曝光不足”、“左邊的人裁去”之類。這些批語，不經意地透露著那個年代拍攝和選取新聞圖片的標準，頗耐尋味。照片選好以後，把編號謄寫在一張特製的表格上，在館裏的工作人員引領下到收費處交上錢，然後等著按時來取照片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館裏還負責郵寄，通常半個月之內，便可如數收到選定的照片。尤其頭兩年裏，所選的照片無論是涉及領袖人物還是反映重大曆史事件的，館方都予放行，從未拒絕提供。

　　再後來，就多了一些審批的手續，像上述兩類照片，往往要經過相應級別的領導批準後，方可對外提供。後來有一次，我去挑選了一組拍攝於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時的照片，記錄了榮毅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依然奢華的居家生活。想來是想通過展示榮毅仁的優裕處境，宣傳工商業改造政策的英明，從而打消工商業者們的顧慮。畫麵有榮家軒敞的別墅外觀、家中的康樂棋室等等，其中一張是他的兒子麵帶微笑半蹲在庭院裏，一手拄著獵槍，一手提著一串被擊斃的麻雀在展示給人看，隨附的說明文稱其積極響應“打麻雀”的號召，一天打死了麻雀多少隻，雲雲。工作人員看後說，這些照片要送領導審查，讓我回賓館去等消息。我告訴他們，我已買好了當晚的回程車票，沒法再等。那位工作人員想了想，建議我先把所選照片的費用付了，如果審批通過，他們就把照片寄給我，反之，則退款。回到濟南的第二天，他們打電話給我，說很抱歉，那些照片領導一張也沒批準……結果，那些曾經被大張旗鼓炫示的照片，經過了幾十年的歲月塵封之後，竟也變成了“不宜發表”的，其中的奧妙，真是讓人難以參悟。

　　隨著審查的步步升級和收費的不斷飆升，那個地方也就去得越來越少，後來幹脆就不再去了。不過回想起來，當年新華社照片檔案館以其豐富的館藏和開放的襟懷，還是為《老照片》的成功創辦，提供了重要的資源支持，而十幾年前出入、流連其間的光景，也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接下來，還是具體談談當初從新華社的檔案圖冊裏“淘”來的幾幅當年“不宜發表”而通過《老照片》披露出來的照片吧。

　　其中一幅，是毛澤東與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見圖一）。《老照片》刊發這張照片時，隨附了吳兵先生撰寫的解讀文字，其中寫道：“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休息時，毛澤東從主席台上下來，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交談。潘光旦上大學時因體育事故，斷了一條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時毛澤東見其他人均離席走動，唯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顧問。毛澤東與別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顯要，很‘露’臉，而這一張，卻是個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見毛澤東來到自己麵前，遂拄著拐杖從座位上欠起身，用握著煙鬥的另一隻手撐著桌麵，微笑著與毛搭話……這幅照片以瞬間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時期共產黨領袖與知識分子尤其著名知識分子間的微妙關係。解讀者從照片上“領袖謙恭的背影裏”讀到的，是建國之初“國家愛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但作者也對短短幾年後知識分子即“厄運臨頭”有所慨歎：連被毛澤東如此禮遇的潘先生也沒能幸免！

　　就是這樣一幅極富現場感與時代意味的新聞照片，卻因領袖是背對鏡頭，而被歸入“不宜發表”之列，在通訊社的資料庫裏沉睡了幾十年，直到《老照片》刊布後，始以“曆史照片”的麵目得見天日。

　　真是無獨有偶。後來《老照片》裏還刊發過一張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時與蔣經國在山間俯瞰家鄉的照片。據照片的提供者、台灣著名老照片收藏家秦風先生介紹，這張照片也因為是俯角拍攝了領袖的背影，被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方麵列為“不宜刊布”，直到蔣氏父子離世後，才得以公開麵世。

　　雖然這兩幅照片的基調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現了領袖與知識分子的一度相敬如賓，後者留住的卻是蔣氏父子倉皇辭廟的無奈，但以領袖需以正麵、高大形象示人的構圖標準來衡量，這兩張照片無疑是觸犯了同樣的禁忌。看來，對於照片的取舍，許多時候並不完全取決於黨派的意識形態，恐怕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影響在裏麵。隻是這個話題有些深奧，非區區所能盡述，隻好仰待高明了。

　　另有兩幅當年被歸入“不宜發表”後經《老照片》刊布出來的照片，是“三反五反”期間上海滬光電影院前即景和宣傳隊員在上海裏弄裏教唱歌曲。拍攝這兩張照片，意在反映上海“三反五反”運動中強大的宣傳攻勢。原本張貼電影海報的電影院門前，糊滿了巨幅宣傳標語和宣傳畫：而一向寧靜、溫馨的弄堂，也變得人頭攢動，群情激奮，男女老少被召集起來學唱“同一首歌”，不過歌名是“兩條道路由你挑”，其中唱道：“不法奸商你聽著，兩條道路由你挑……”聽著這般眾口一詞的吼聲，住在弄堂裏的那些中小工商業者們即使沒有做過什麽不法之事，怕也要膽顫心驚吧？！

　　這樣兩幅如實記錄了當年滬上社會風貌的新聞照片，當初為什麽未被允許發表？其中的原因，雖然難以盡知，但隻要仔細端詳一下這兩張照片便不難發現，它們與後來習見的那些經過精心設計擺布的新聞照片有很大不同，構圖沒有那麽集中，主題似也不那麽鮮明。即如滬光電影院門前即景那張照片，畫麵裏匆匆走過的那幾個哈腰弓背、一身疲憊的中年男子，與背景中那些赫然在目的畫幅和標語，構成了一種暖昧且不確定的關係，容易讓人產生各種各樣的聯想。台灣的攝影評論家章光和，在《住在巴特、桑塔格、本雅明的照片裏》寫道：“巴特說攝影家科特茲初到美國時照片遭《生活》（life）雜誌拒絕，是因為他的照片中‘話太多’，會引入遐想，也就是說，在他的照片裏有太多的可能性，使得觀眾在影像的表麵（假麵）呈現上會胡亂揣測其影像的言外之意。”這兩幅照片顯然也犯了“話太多”的毛病，而一旦“話多了”，與新聞宣傳所追求的“旗幟鮮明”自然就大相徑庭——後來“導演擺布”在中國的新聞攝影中大行其道乃至登峰造極，也就沒有什麽可奇怪了。

　　這幾幅當年被列為“不宜發表”的新聞攝影作品，自然讓人聯想到曾令中國入耳目一新的法國著名攝影家馬克·呂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拍攝的那些照片。圖五是一九六〇年代湖南某築路工地，而照片中低著頭、徒手走來的一位戴眼鏡的男青年，讓畫麵一下子變得有些撲朔迷離，難以定義。圖六是一九六〇年代北京集會遊行的場景，喊口號者的激情投入與身邊人們的木然表情，形成了鮮明對比，引發了觀看者對眼前集會的多重想像。不難設想的是，馬克·呂布的這些照片，如果用我們那時的標準來取舍的話，八成也難逃被打入“冷宮”的命運。

　　說起來，出自中國記者之手的這幾幅“不宜發表”的照片，其拍攝的時間，比馬克·呂布的這兩張照片還要略早幾年。可見，並不是我們的攝影記者拍不出有個性的新聞照片來，實在是那些人為的條條框框將他們觀察與記錄的靈感逐漸扼殺了。新聞的生命在於客觀與自由，而在所謂“主題先行”的支配下，我們的新聞攝影難免要自縛手腳、走入歧途了。

　　十幾年裏，《老照片》所征集、刊布的多為當年的新聞照片。無形中，也就從曆史的維度為重新認識和估量這些照片，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尺度。哪些照片是有價值的，哪些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在經過了歲月的積澱之後，我們可能會看得更加清楚，甚至有時對同一張照片，今天和過去的觀感會形同天壤，就像上麵展示過的那幾幅照片一樣。

　　寫到這裏，我忽然冒出一個念頭：假如各個報社或通訊社把當年被“槍斃”掉的那些新聞照片搜尋出來，出版一部攝影集，結果會是怎樣？

　　我們半個世紀以來的新聞攝影史，會不會要因此做一些改寫呢？知識分子的世紀天道不公，最聰明的大腦卻會沒有一個相應的體魄。當代最聰明的科學家霍金全身肌肉癱瘓，無法行動。無獨有偶，當代人文學科裏二十世紀曆史的一個側麵，也是他最為注重的一個側麵，即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曆史中起的作用的問題。

　　二十世紀可以最出色的一位學者，紐約大學的曆史學家托尼·朱特，正在創作力最旺盛的年齡，大概也是天妒其能，居然得了一種名叫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的惡疾，很快失去了對全身肌肉的控製，隻有大腦還能正常地思考。在受了難以忍受的折磨後，他終於在今年的八月六日去世了，留下了能讓後人長久受益的精神遺產。

　　朱特是位曆史學家，是位對二十世紀的曆史進行著深刻反思的思想家。他最有名的史著《戰後史》已經有中文版出版了，但是中國出版界對這位作者的譯介還是相當不足的，在《戰後史》以後朱特又有一部新作問世，題為《重新評定》，論述的是被稱為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世紀。在這個世紀裏許多知識分子推動了曆史的變遷，同時更多的知識分子因為是知識分子而遭受了曆史的磨難，並不得不回答曆史對他們的良知和精神的拷問。知識分子群體在這個世紀中的不同表現和作出的種種答案構成了這個世紀最富有特色的傳統。

　　知識分子是個外來名稱，但是在中國的語境中“知識分子”隻是指受過教育而有知識的人，西語裏的“知識分子”一詞的意義要窄得多，專門指那些執著於一定的思想體係而為影響和改變社會奮鬥的文化人。西方最早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是十九世紀法國那些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為德雷福斯冤案仗義執言的作家學者，他們的呼籲大大影響了這個撼動法國社會的事件的最後結局。到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更加大了，極大地改變了二十世紀世界曆史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幾乎完全是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所造成的。要理解二十世紀，要真正懂得二十世紀的曆史教訓，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思想成果。朱特的《重新評定》一書的目的就在於此，這部著作實際上是由一係列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思想畫像組成的，連貫地讀下去，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個貫穿了二十世紀的思想傳統。

　　這個傳統的代表人物和我們這裏常見的二十世紀思想史論著中的熟悉人物很不一樣，在托尼·朱特的這部著作中沒有我們這裏新銳學者們言必稱引的薩特、福柯、德裏達，卻有專章論述科斯勒、勒韋、斯比伯、科拉卡沃斯基等相當陌生的思想家。在這個名單裏加繆算是最不陌生的一個名字了，但是我們這裏的學者慣於把加繆當作一位作家而不是思想家，這個定位倒不隻是中國學界的習慣，在法國和整個西方思想界一般也如此看。在對加繆的這個看法裏其實隱含著二十世紀思想史的一個關節點。

　　人們常常將加繆和薩特並稱，但是兩人實際上非常不同。加繆不是一位廣受景仰的思想導師，他也不是個文筆汪洋恣肆的才子，那都是薩特的長處。確實，當薩特和加繆這兩個老朋友因為政治立場問題而發生爭執的時候，在世人的眼裏是薩特勝出了，加繆的辯才不如薩特，他的觀點也得不到公眾的擁戴。加繆的聲望在這場爭論之後大為失色。然而，曆史的評判和即時的印象往往並不雷同，經過這幾十年的風雲激蕩，今天再回首當年，加繆的聲音顯得有了更一層的深度。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們認為他們是生活在一個所謂激情燃燒的時代，革命風暴席卷全球，舊世界正在土崩瓦解。時代的弄潮兒在推動著曆史巨流前進，對著革命運動的缺點挑刺的則是階級敵人。最重要的是站隊，站在革命大眾一邊的必定是正確的，批評懷疑革命運動的暴力做法的則肯定是錯誤的。然而加繆不跟著這個簡單明了的革命邏輯走，他關注的是人的生存。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加繆無法不看到，正確的解放陣營也在濫殺無辜，也在施行恐怖政策，也在使幹百萬人遭受苦難。土著的阿爾及利亞人當然有權利得到自主獨立，但是世代生活在這同一片土地上的歐洲居民也應該有和平地生活下去的權利。加繆認為阿拉伯人曆來受到的壓迫是應該得到補償的，但是不應該以當地的歐洲居民的血來作他們的補償，他希望阿爾及利亞能夠走出一條中間道路出來，他既反對法國的要同化土著的殖民主義，也反對阿拉伯極端民族主義，希望能夠在阿爾及利亞建成一個歐洲裔居民和阿拉伯土著和諧共存的國家。然而，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血火中，加繆這樣的主張顯得太天真太不現實，而當時的左右兩個陣營都把他視為異己，他最後隻能選擇沉默。

　　加繆並不是因為對家鄉有特殊的感情才在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中持溫和的人性的立場，這個立場來自於他根本的信念。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然而又是一個充滿了史無前例的殘酷暴行的時代。革命許諾了美好的未來，但是是不是就可以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現實的罪行而不受指責？為了革命的成功是不是就可以不擇手段？加繆尖銳地指出，有些手段不管是為什麽樣的目的都是不正當的。說什麽社會進步要付學費：但是實際上都是別人在付學費，說革命要流血，但流的總是別人的血。慷慨激昂的革命鬥士，激揚文字的進步文人，都不會關注無辜小人物的生死，宏大的革命話語下是聽不到平民們的呻吟的。在二十世紀中葉席卷四海的革命風雲中，加繆很不合時宜地反對暴力和反對恐怖手段，認為在革命原則之上有一個更高的道德原則。他先知般地預言，如果任憑革命者濫用暴力、恐怖和欺詐等手段，再好的革命也會墮落成一場災難。看著肆虐於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的盲目的暴力，他說阿爾及利亞將會成為一個廢墟和死屍的國度，再也沒有什麽力量能夠使她複興。當時的左派正歡慶自由和獨立的勝利，誰也不想聽加繆的道德說教，但是曆史證明加繆的憂慮是對的，近年來阿爾及利亞在穆斯林原教旨勢力的威脅下正徘徊在內戰的邊緣上，在這片土地上正在出現恐怖主義炸彈造成的死屍和廢墟。盡管當年進步人士都認為加繆站錯了隊而蔑視他，無人認真傾聽加繆從人性和道德出發對左翼革命提出的警示，經過二十世紀後幾十年的曆史經曆，現在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加繆的遠見，一場場曾使人熱血沸騰的革命因為缺乏對人的關懷而最後演變成可怕的災難。加繆的聲望在他死後日益上升，甚至他的論戰對手薩特在紀念加繆時也承認，加繆是法國文學中最突出的道德良知傳統在本世紀的繼承人。如果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法國知識分子在薩特和加繆的爭論中大多跟從薩特，那麽近年來，法國知識界實際上是回到了加繆的一邊。

　　加繆代表了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一個被埋沒或被邊緣化的群體，他們都曾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都曾是蘇俄共產主義革命的堅定支持者，但是隨著斯大林主義露出它的真實麵貌，在內心的道德呼聲和政治現實發生衝突時，他們開始懷疑、彷徨和轉向。有的因為難於忘懷早年的忠誠而從此保持沉默，有的則成了揭示極權政治本質的鬥士，阿瑟·科斯勒就是這樣一位作家。

　　科斯勒出生在戰前的匈牙利，早年加入了德國共產黨，在西班牙內戰時曾被佛朗哥政府抓住判處死刑，但是斯大林時代蘇聯發生的一切使他成了堅定的反共者。他最有名的小說《午夜的黑暗》描寫了著名的莫斯科審判，在這些審判中大批斯大林的政敵被加上特務間諜的罪名而被清洗掉。小說主人公的原型之一就是科斯勒早年在莫斯科認識的現在在莫斯科審判中被殺害的布哈林。這部小說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在於斯大林鎮壓機器的殘酷無情，而是通過主人公的內省和他與他的審訊者之間的對話所揭示出來的可怕的思想牢獄。他曾一步一步地以革命的名義放棄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追求和黨保持思想上的一致，他不明白為何自己最後會“客觀上”成了革命的敵人。小說中有一大段篇幅描寫他的審訊者通過向他解釋曆史的必然性，通過辯證邏輯，通過解釋革命手段和目的的關係，說服他接受黨的決定。為了更高的革命利益，他必須接受黨的決定，承認自己是革命的敵人。這樣，小說的主人公，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最後在審判中承認了強加於他的一切可怕罪名。《午夜的黑暗》是部小說，可這個情節不禁使人想起中國的真實曆史，在廬山會議上，也有黨的高級領導來說服蒙受無端批判的彭德懷，為了黨的最高利益，他應該認錯。彭德懷這樣做了，沒幾年後，來說服他的那個高級領導也遭到同樣的處境。

　　和小說中的人物一樣，科斯勒等西歐知識分子當初也都背負著一個沉重的信仰，這種信仰對他們怎麽會有如此的吸引力呢？托尼·朱特指出，這一群二十世紀早年左傾知識分子都來自一個共同的根源，這個根源使他們開始都為國際共運所深深吸引，也是這個根源使他們後來都背棄了他們早期的信仰。他們都出生於歐洲文化的邊緣地區，加繆來自法屬阿爾及利亞，科斯勒來自匈牙利，阿倫特來自科尼斯堡，斯皮伯來自於奧地利的加裏西亞，還有更多的人來自中東歐。邊遠地區的出生使他們傾向於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變得激進。他們還都是猶太人，思想深處刻著猶太教印記。當他們因為種種原因遺棄猶太教時，很自然地就皈依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對他們來說，從猶太教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隻是一個形式上的變化，信仰的根本是相同的，都是在期待著一個救星的降臨，在猶太教裏是救世主，在馬克思主義裏是共產主義革命：他們都是相信未來會有一個更完美的世界出現，而現在需要為這個完美的世界而奮鬥。他們依然追求著正義和憎恨單一真理以外的一切虛假。從他們熟悉的猶太教的觀點來看，他們很能理解為什麽在俄羅斯一小群革命者居然宣稱隻有他們掌握真理並且果然奪取了這麽一個大國的政權，因為猶太教的上帝在整個人類中也隻眷顧一個小小的猶太民族，讓這一小群人成為上帝的選民。猶太裔知識分子斯皮伯說，當我從猶太教轉而信奉馬克思主義時，我知道我還是在我曾祖父信仰的救世主傳統裏。這些猶太知識分子看到了蘇聯共產主義的真相，他們感到失望和失落，但是這種經驗也是他們所熟悉的，中世紀時的猶太信徒曾迎接過救世主的到來，但是最後發現這救世主是假的。由此許多猶太知識分子覺得絕對的信仰不可依持，他們轉而變成了懷疑論者。

　　猶太思想的另一個特征是對道德問題的重視，也是由於對斯大林所作所為的道德正當性的質疑使得那些猶太知識分子從親蘇演變成反蘇。當阿倫特在她的那部論述極權主義的著作中將斯大林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將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納粹主義歸為一類時，許多人覺得她太誇張了。但是阿倫特認為這是一個自然的結論，因為她是從對“惡”的思考開始她的哲學分析的。而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隻關注敵我分野，他們以革命的辯證法將“惡”看作是曆史進程中附帶出現的可以忽略不計的細節。

　　這些來自邊緣地帶的繼承了猶太思想傳統的西方知識分子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中起過非常獨特的作用，他們大多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皈依馬克思主義，積極地在西方的左翼革命運動中活動，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竭盡全力，但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消息傳出後，他們就逐漸地離開了共產主義運動。而出生在巴黎柏林等西歐中心城市的別的進步知識分子們要在更晚得多的時候才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他們一直保持這個信仰，直到很晚，總有某種辯證思維或曆史邏輯讓他們無視蘇聯政權的罪惡行徑而繼續維持著掌握曆史真理的優越感。至於那些很早就背棄了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則被看作是意誌薄弱的同路人，沒跟上曆史潮流的人甚至是叛徒，他們的名字無人再記得。

　　托尼·朱特寫這部歐洲知識分子的群像，目的就是抵抗遺忘。他給他的書起的副標題是“對遺忘了的二十世紀的反思”。二十世紀曆史的結果表明當年那些追隨者雲集的左翼進步知識分子並沒有洞察曆史的遠見和直麵真理的道德勇氣，薩特錯了，加繆是對的。但對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來說這是多麽令人掃興的事。人們羞於回顧當年錯置的熱情，附帶地把整個二十世紀也忘了，仿佛那是一個沒給我們留下什麽值得珍視的思想遺產的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人們更是在迎接新時代的借口下不再去關注二十世紀的思想了。朱特的這本書告訴我們，二十世紀的歐洲其實一直是有著頭腦清醒的敢於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他們的名字長期被湮沒。但是，在將來的年月裏，我們的後人或許會奇怪，我們為什麽會在二十世紀把那些缺乏道德勇氣的左翼知識分子奉為導師，而真正值得尊重的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倒被視為落伍者。曆史將對過去的這一切做無情的重新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