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33章 教訓成年孟子的孟母

　　“孟母三遷”幾乎家喻戶曉，知道“孟母斷織”的可能少一些，還有一則孟母教訓成年孟子的故事，知曉的人就更少了。這後一則故事出自西漢初的《韓詩外傳》。之所以知曉者甚少，想必是曆來的崇聖者以為，孟子到了成年還要受母親的教訓，這於“亞聖”的形象不大相宜，於是避而諱之。而如今熱衷於宣揚“孟母三遷”的人士，或許不僅是覺得後者“教育意義”不夠，而且還牽涉到孟子“離婚”未遂的事件，因此也都三緘其口。

　　先將這故事原文錄之如下——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雲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的妻子獨自在屋裏，踞坐著。孟子推開房門看到後，（馬上回頭氣呼呼地）去對母親說：“婦人無禮，請把她休了。”孟母問：“為什麽要這樣？”孟子說：“她居然踞坐著。”（言下之意是：如此放肆無禮地踞坐在地上，太不守婦道了。）孟母又問：“你怎麽知道？”孟子說：“我剛才親眼看到的。”孟母（正色地）說：“是你無禮，不是媳婦無禮。《禮》書上不是說嗎：將要進大門，要問誰在家；將要踏上前堂，要發出聲響（好讓人知道自己進來了）；將要走進房門，目光得往下，別打量人家沒準備妥帖的樣子（以免讓人尷尬）。今天你到（你和媳婦倆的）私密居處，進門沒一點聲響（像做賊似的），讓她踞坐著驀然麵對你（當時她會多麽窘迫驚惶嗬），這分明是你無禮，不是媳婦無禮。”於是孟子（向母親認錯）責備自己，不敢再提休掉妻子的事。

　　以上是釋文，括號內的字句是筆者度意而加。原文中有一個動詞“踞”，是這故事的關鍵所在，須特別加以說明。

　　在尚未有凳椅這類生活用品之前，中國古人的“坐”，一般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是這樣：兩膝及小腿著地，臀部坐在腳跟上——臀部若離開腳跟，就是跪姿，因此這種“坐”或可稱為“跪坐”。（筆者按：這樣“坐”久的話，不難想像小腿和腳所承受的壓力，坐慣椅子、沙發的今人假如像古人那樣“坐”，想必會受不了，但古人“坐”成習慣，小腿可能鍛煉得很有承受力了。在東亞仍保持著古風“坐”姿的地方，那裏有些人小腿也粗壯發達，俗稱“蘿卜腿”，可能就是這樣“坐”出來的。）古人在有他人在的場合，都須這樣中規中矩地“坐”。倘若臀部著地，兩腿岔開前伸，或者兩腿岔開而彎曲、兩腳著地，則稱之為“踞”，又稱“箕”或“箕踞”——以其形狀像簸箕。“踞”顯然是一種散漫不拘的坐姿，古時在他人麵前“踞”，會被視為不敬、不雅，是失禮的表現，《禮記》中就有“坐毋箕”的規誡。《論語》裏記有一個例子，孔子有一次去老友原壤家，原壤見孔子來了，不起身相迎，還是“夷俟”著——“夷”為“箕踞”，“俟”是等待。孔子見原壤這副無禮的樣子，氣得一邊罵他：“老而不死，是為賊（害人精）！”一邊用拐杖敲打他的小腿。

　　可見，在席地而坐的古代，凡有他人在的場合，一般都須正式地“坐”，人前而“踞”是失禮的行為。但在個人獨處時，或跪坐，或箕踞，或倚臥，甚至練頭倒立，是允許各隨所便，而不存在“失禮”問題的——因為“禮”（禮儀）乃是人際交往中的行為規範。孟子自己獨處，難道始終都正襟危“坐”，從不伸開腿“踞”一下，或取別的放鬆姿態？即便他真能這樣（事實上不可能），也不該以此苛求他人。孟子的妻子當時可能剛做完家務活，或穿梭織布忙了好一會兒，婆婆看她累了，讓她回屋休息一下……不管是什麽原因吧，她一個人在自己的屋內，舒展一下腿腳，自我放鬆一會兒，這有什麽不可以呢？孟子悄無聲息進屋，看到妻子獨自踞坐，他既沒有溫存問一聲“老婆，你累了吧”，或者幽默一句“先生回來了，你還傻坐著想心思呢”，孟子沒有這種溫存和幽默，他眼裏隻有妻子的“無禮”；而且二話沒說，僅以這一條理由，就想把妻子休了。從孟子對這件事的過激態度，似乎可以看出他偏執而有點極端的一麵。事實上，《孟子》一書就有所反映，比如動輒上綱上線，斥罵對立學派（揚、墨）是“禽獸”什麽的，缺少點平心靜氣有話好好說的理性和從容。

　　所幸的是，孟子的妻子有個好婆婆，一位通達事理的婆婆。孟母曾為寒士之婦，喪夫後為養育孟軻而含辛茹苦，她深知持家的艱辛；當她獨自勞作而疲憊時，也會踞坐一會兒，稍事休憩，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她當然能體諒兒媳的“踞”，不過她並沒有以此來為兒媳辯護。她也沒有以“七出”中沒有“婦獨居而踞，出”這一條，來質疑兒子休妻的說詞。孟軻既然拿媳婦“無禮”說事，孟母也就用“禮”來回應、辯駁，舉出《禮》書上怎麽怎麽說，結果反而使孟軻自己陷於“無禮”的境地；孟母這番理正詞峻的教訓，令孟軻自感“禮”虧，不得不打消休妻的念頭。從這個故事裏，我們看到了一位知書達理的母親，一位體恤仁厚的婆婆。倘若孟母是一個偏袒兒子、挑剔兒媳的婆婆，無辜的孟妻被逐出家門想必是難免的。

　　“孟母三遷”，為了兒子擇鄰而居，無可厚非；“孟母斷織”，教子向學，既嚴又慈，有一定的教益。然而，在筆者看來，最為可貴的是這個故事裏的孟母，她以通達和善意，保護了作為弱者的兒媳；以她的理智和嚴詞，使有偏執之念的兒子得到教誡。所以，對這位教育成年孟子的孟母，筆者更喜歡，也更敬佩——從這位孟母身上，使我們感到更有人情味，有一種明達的理性。

　　可是，這樣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孟母，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感覺的異常敏銳和豐富，使她的大腦處在一種超負荷的狀態，崩潰也就在所難免了。

　　通過閃回，我們還知道。她小時候的情況還要糟糕，到四歲還不會說話，對母親的呼喚置若罔聞。一九五一年坦普被診斷為自閉症。在那個時候，人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尚淺，甚至把病因歸咎於母親的冷漠和教養不當。醫生建議把坦普送進精神病院，坦普母親不信這個邪，費勁全力誘導她開口說話，並堅持一定要讓她上普通的學校。

　　對這個我行我素，既難以理解別人，也更難以被別人理解的學生而言，學校的日子非常艱難，欺侮和歧視是家常便飯。不幸中萬幸的是，坦普遇到了幾個富有愛心而又極具前瞻性的老師。尤其是卡洛克博士，看出她的“缺點”恰恰有可能是她的長處，便處處誘導揚長避短，最終讓她走上熱愛科學的道路。坦普對其他人覺得困惑，別人對她的任何觸碰都會讓她痛苦。但是動物卻使她安心。超常的聽覺能讓她辨別不同牛叫的區別，也讓她醉心思索這其中的意義。在姨媽的農場裏，她看到一種器械，把奶牛從兩邊夾住，可以起到撫慰奶牛情緒的作用。在一次焦慮的爆發中，坦普有意無意地衝進了奶牛中，把自己的身體伸進了“奶牛撫慰器”，發現自己立刻放鬆了下來。

　　坦普進了大學，環境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最後，她動手替自己做了一個類似奶牛撫慰器的擠壓機，每當焦慮不安的時候，就把身子伸進去擠壓一番，以此度過難關。就靠著這個擠壓機，她完成了大學學業。直到今天，她還在使用這個機器，並為之申請了專利，使之成為自閉症患者和其他需要緩解壓力的人的輔助治療工具。

　　坦普對動物非同尋常的理解和認同使她獲得了非常獨到的發現，也使她走上一條動物保護主義者的道路。她從安慰動物的方式中尋找自我安慰的手段，再從自我的心理需求出發，去感悟動物的行為模式。對動物的關愛，成為她在人類那裏沒有得到的情感的補償。最終，坦普成為世界著名的動物學家。她處處為家畜考慮的人性化設計，為美國超過半數的家畜圈養場所采用。

　　坦普對門有天生的恐懼，確實，人生的一扇扇門向她關閉，可是，她最終走過的門，是絕大多數常人一生也難以穿越的。

　　親愛的瑪麗，我得告訴你些事情，解釋我為什麽不寫信給你。每次收到你的信，我總感到很焦慮。前不久，我去精神病救助中心，他們診斷出我患了新的阿斯柏格綜合征。那是一種神經不穩定性疾病，我寧願簡稱為：阿斯皮。

　　在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動畫片《瑪麗與麥克斯》中，瑪麗是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她媽媽是個酒鬼，爸爸沉迷於鳥兒標本。孤獨的瑪麗沒有朋友，某一天憑著電話黃頁上的一個地址，心血來潮給美國紐約的陌生人麥克斯寫信，向他詢問孩子是從哪裏來的。麥克斯已經四十四歲了，是一個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從此兩個孤獨的靈魂開始了一段延續十八年的筆友關係，在一封封天真而怪誕的信中，流淌的是對溫情、交流、理解的渴望。

　　阿斯伯格綜合征（Aspergers Syndrome，簡稱AS）是廣泛性發育障礙（PDD）中的一種綜合征，有某些特征類似孤獨症，如人際交往障礙，刻板、重複的興趣和行為方式，因而也被歸入更廣泛的孤獨症譜係（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簡稱ASD）。與孤獨症不同的是，AS者並無明顯的語言和認知能力損害，智力正常，甚至有少數AS者具有某些方麵的超常稟賦。正因為如此，AS往往不容易在患者身上發現，常人多以孤僻怪誕、自我中心或難以溝通的性格問題視之。

　　AS是維也納醫生漢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在一九四四年首先發現的，他將之表述為“孤獨症樣精神病質（autistic psychopathy）”，認為具有這種特質的兒童“缺乏與他人共享情感的能力，難以發展友誼，執著於單向性的談話，沉迷於單一的興趣，動作笨拙”。他把AS兒童稱為“小教授”，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可以沒完沒了地談下去，而且通曉大量技術性的細節。

　　在二〇〇九年的另一部以AS為主題的電影《亞當》（Adam）中，主人公亞當就是這樣一個“小教授”。他是一個玩具公司的電子工程師，可是在設計玩具的時候，總是自作主張，一意孤行，不計成本，追求完美，最後被老板開除了事。亞當帥氣而羞怯，平時沉默寡言，沉靜在自己的天地裏。可是在那些令他緊張害怕的社交場合，一旦別人觸及到了他熱愛的話題，比如天文，他就會從宇宙大爆炸的狀態一直講到望遠鏡的口徑，完全刹不住車，講到隻剩下自己一個人，都不知道別人為什麽逃走。

　　我把這種病的特征說給你聽吧：第一，我發現世界混亂而令人困惑，因為我的思維嚴謹而又講究邏輯。第二，我很難理解別人臉上的表情。我年輕的時候，做了一個本本，上麵有好多表情和它們的意義，一有疑惑我就向那個本本尋找答案，可我還是不能和某些人溝通。艾薇的麵部表情尤其難理解，因為她的眉毛是假的，臉上還有皺紋。第三，我字寫得不好，敏感，笨拙……還會非常焦慮。第四，我喜歡玩魔方，艾薇說這是好事。最後第五點，我表達情感有問題。

　　麥克斯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紐約。對一個AS者來說，可能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了，因為大都市有著綿綿不盡的人流，紛紜的事件，還會發出隆隆的巨響。與孤獨症者相似，AS者的感覺功能異乎尋常，他們往往在聽覺和視覺上非常敏銳，能夠在紛亂的圖案中識別常人忽略的特征，或是捕捉到別人聽而不聞的聲響。在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小說《模式識別》中，就描寫了一個具有AS特征的女主人公，她能夠對某種廣告符號產生近似過敏的反應。跨國公司利用她的這種超級能力，測試各種廣告的市場價值。但是對AS者來說，這種敏感卻往往是災難，因為過多的信息會使他們感覺超載，不堪重負，反而讓他們的思維短路，進而切斷與外界的聯係，呈現出麻木遲鈍的狀態。

　　AS者看上去有正常的語言，但是仔細觀察，他們對語言的掌握運用還是與常人有區別。他們更多地拘泥於字麵的意義，對字詞有單純的、直線性的理解，喜歡咬文嚼字，富有學究氣息，對話語的弦外之音和微言大義難以掌握，對別人的諷刺挖苦無動於衷。在非語言的交流領域，問題就更多了。他們難以領會別人的身體語言、手勢、表情、姿態的意義，尤其明顯的是缺乏目光的對視。這使得他們常常在人際交往中陷入困境，遭遇挫折。

　　電影《亞當》把AS稱為高功能的孤獨症，這是一種有爭議的說法。在美國《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的第4版中，AS與孤獨症分別列為廣泛性發育障礙的一個亞型。一個通俗的說法是：孤獨症的人總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AS者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別人的世界中。但是孤獨症中的高功能者與AS的分別就更加微妙了。中山大學廣州附屬醫院的鄒小兵教授等人對高功能孤獨症（HFA）和AS進行了對照研究，發現不同年齡的HFA和AS兒童都存在執行功能的缺陷，表現為難以進行計劃活動、組織能力差、衝動、堅持不變、難以適應轉變、自我調整困難、不能抑製無關信息幹擾等。而AS組完成任務的成績又明顯優於HFA組。鄒小兵教授認為，如果孩子早期語言能力正常，診斷通常歸類於AS，而早期語言發展遲緩，盡管後期表現像AS，也診斷為HFA。運動笨拙可以作為診斷AS的重要條件，但是如果沒有運動笨拙並不能排除AS的診斷。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可以認為坦普是HFA患者。

　　與孤獨症者不同，AS者願意與他人交流，渴望友誼與愛情，但總是以自己的方式，單方麵地進行。如果不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會與常人發生誤解和衝突，把他們推向進一步的自我封閉。在電影《亞當》中，亞當遇到了一個剛剛搬進公寓的女孩貝絲，他們在寒冷的冬夜，去中央公園等候浣熊的出現。亞當顯然對女孩很有感覺，可是回到公寓，他竟然直抒胸臆，問貝絲：“在公園裏的時候，你性興奮了嗎？”把女孩嚇一大跳，還以為遇到了變態色狼。但亞當這種完全不得體的語言隻是出於單純和誠實，他坦承自己當時性興奮了，所以想知道對方是否也同樣如此，卻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樣做的社會效果。不當的言行一旦遭遇交往對象的憤怒反應，又茫然不知自己錯在何處，隻有陷入新的困惑、焦慮和退縮。

　　AS的起因是什麽？漢斯·阿斯伯格在AS者的家庭成員身上常常觀察到同樣的征兆，後來的研究者也支持他的這一結論，並由此推測基因在AS的發生中的意義。但是，AS者的家庭成員雖然可能表現出某種AS特質，但是往往局限於某一方麵，也比較輕微，例如對社交某種程度的拒斥。

　　一九九三年，瑞典神經心理診所的斯蒂芬·埃勒斯（Stephan Ehlers）和克裏斯托弗·吉爾伯（Christopher Gillberg）對學齡期的兒童進行篩查，發現七至十六歲的兒童中可確診為AS的有百分之零點三六，男女比例為四比一。如果把疑診AS的也包括在內的話，發病率達百分之零點七一，男女比例為二點三比一。有研究者認為，女性患兒的症狀相對較輕，特別是在社會交往方麵，可能與女性天生具有補償社交能力的優勢有關。中國目前無該症流行病學調查，但是根據鄒小兵教授在廣東省幾所幼兒園的調查，發病率可能不低，同時發現該症誤診率極高。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美國健康資源與服務部（HRSA），疾病控製與管理中心（CDCP）與馬薩諸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發布對孤獨症譜係的最新調查報告。統計顯示，三至十七歲的美國少年兒童中，每九十人中就有一人診斷為孤獨症譜係。這一數字明顯高於此前的報告。一九九〇年代初的估計是每一千五百名兒童中有一人患有孤獨症，到二〇〇二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每一百五十人中有一人。

　　孤獨症與AS的人數在增加嗎？數字的時代和地區差異背後，有著公眾認知、診查標準的發展變化的原因。但是也有研究者在探討環境、生活方式與藥物影響的關係。整個社會都在給予孤獨症譜係越來越多的關注與了解，各國政府也以空前的力度加大了對之研究的投入。二〇〇九年一年就有三部關於AS的電影問世，也可以視為人類對自身精神狀態關注的一個縮影。

　　伯納德醫生說我大腦有缺陷，但總有一天能治好。我真不喜歡他這麽說。我不覺得自己殘疾，不覺得自己有缺陷，不覺得自己要治療。我喜歡做個阿斯皮，就像不喜歡改變眼睛顏色一樣。然而，有件事我倒是想改變。我希望我能在適當的時候哭出來。我擠呀擠呀……但什麽都沒有。切洋蔥時才哭，但這不算。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治療AS和孤獨症譜係的靈丹妙藥。藥物隻有輔助作用，主要是針對一些行為問題和情緒障礙。如呱甲酯可減輕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可樂定可用於治療合並的多動行為和抽動障礙，氟呱啶醇可治療攻擊行為，也可減少多動、刻板行為，氟西汀能改善患者的情緒和抑鬱症狀等。近年來運用利醅酮治療AS的多動、興奮、攻擊等行為取得了較佳效果，但是這些藥物也具有較為強烈的副作用，使用時需要非常謹慎。

　　對於AS和其他孤獨症譜係，對異常行為的糾正和社交能力的訓練是目前最主流的治療方式。但這也是爭議的所在。瑪麗長大後考入醫學院的心理專業，因為她有一個人生的夢想，就是要治好麥克斯的“病”。麥克斯得知以後，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勃然大怒，情緒失控。AS者管自己叫阿斯皮（Aspies），他們及其支持者呼籲整個社會改變對AS及孤獨症譜係的認知，不是把他們視為病人，而是看做是神經特質差異和精神狀態多樣性的表現。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他們在網上組成了自己的社區，構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亞文化圈。他們呼籲“孤獨者權益”（autistic rights），並為自己的孤獨感到驕傲（autistic pride）！人的大腦天生有一個“標準的”原型嗎？一個社會，難道要大家的大腦沒有差異才能和諧嗎？如果我們能夠理解同性戀婚姻，為什麽就不能接受AS，非得把他們轉化成“正常人”呢？

　　“我的大腦和NT不一樣。”

　　“NT？”

　　“neuro-typicals（神經標準的人）。”

　　“絕大多數阿斯皮是非常誠實的，心理學家說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想象力，可心理學家們都是些NT。愛因斯坦、莫紮特、托馬斯·傑佛遜……他們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他們都有阿斯伯格綜合征？”

　　“有可能。”

　　阿斯伯格本人就強烈地捍衛孤獨症者的價值：“我們堅信，有孤獨症傾向的人應該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占據自己的位置。他們能夠擔當自己的角色，甚至能比其他人完成得更出色，盡管他們在孩提時代遭遇了最大的困難，給他們的照顧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戰。”阿斯伯格認為AS者中的許多人，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作出傑出的成就，貢獻獨創性的思想。

　　亞當與貝絲在進行磕磕碰碰的溝通，亞當提到他和愛因斯坦是一類人。這也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當AS和孤獨症譜係進入人們的視野，研究者發現影響人類曆史的偉人中，許多都難逃AS和孤獨症譜係的嫌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愛因斯坦和牛頓。劍橋大學孤獨症研究中心的西蒙·巴倫-柯恩（Simon Baron-Cohen）和牛津大學的依安·詹姆斯（Ioan James）認為愛因斯坦和牛頓都是AS者：他們都對各自特定領域的知識有強烈的興趣；他們都有社會交往和人際交流方麵的困難；他們在投入地工作時，都能沉迷到忘記吃飯的地步。牛頓很少說話，對朋友冷淡，還亂發脾氣。開講座的時候，大廳裏即使空無一人，他也會一個勁地講下去。眾所周知，愛因斯坦在四歲的時候還不會說話，孩提時代十分孤獨，到了七歲還有強迫性的重複話語。在一本名為《他自己的世界：愛因斯坦的故事》（In a World of His Own：A Storybook About Albert Einstein）一書中，美國作家意蘭娜·卡茨（Illana Katz）提到愛因斯坦“是個孤獨者，經常發脾氣，沒有朋友，不喜歡人群”。愛因斯坦在講座中常常語無倫次。關於愛因斯坦的刻板行為，有一個聳人聽聞的傳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從研究所回到寓所的路上，他要數路邊欄杆的數目。一旦哪一天他數下來數字與往日的有異，他就要回到起點重新數一遍。

　　小說《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也被認為是個AS者，他多災多難的一生充滿了社交方麵的問題。他晚年寫了一本回憶兒時寄宿學校痛苦生活的書，名為《這就是快樂》（Such，Such Were the Joys），書中揭示的人際關係非常符合AS的診斷。加拿大著名鋼琴家格倫·古爾德（Glenn Gould）也是一個合適的候選人，有關他孤僻的故事已經被寫成一本本書。在晚年，古爾德對社交的棄絕到了這樣的地步，電話與通信成為他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方式。他熱衷於不變的程序，一把椅子要用到坐壞為止。他討厭被別人碰，對冷熱的感覺與常人不同，在演奏音樂的時候身體前後晃動。

　　二〇〇七年，都柏林三一學院的邁克爾·菲茨傑拉德（Michael Fitzgerald）教授與維多利亞·裏恩斯（Viktoria Lyons）博士在《孤獨症與發育障礙雜誌》（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上指出，阿斯伯格本人可能也有AS者傾向！阿斯伯格很早就對語言有特殊才能，一生喜歡引用奧地利詩人弗朗茨·格裏帕澤（Franz Grillparzer）的詩，而這詩人本身也是有AS傾向的。阿斯伯格在提到自己的時候，常常使用第三人稱，這也是某些孤獨症譜係的特征之一。據後人回憶，阿斯伯格沉默寡言，動作有些笨拙，交友困難，但是對他的病人非常寬容和熱忱，能夠洞察其心理，甚至是埋藏很深的動因，並在一切場合為他們呼籲和辯護。難道是阿斯伯格把對自我的認識，投射到他的病人身上，因而才能作出劃時代的發現，最終幫助了千千萬萬焦慮困惑、備受歧視的AS者？如果阿斯伯格真的是AS者的話，那麽在他身上，就閃爍著AS者最溫暖、最動人的光芒。

　　親愛的瑪麗，請接受我搜集的全部Noblet（瑪麗與麥克斯共同喜愛的卡通玩偶），作為我原諒你的信號……我原諒你是因為你不是完人，我也不是，人無完人。即便是那些在我門外亂扔雜物的人。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想變成任何一個人，除了我自己。伯納德醫生說，如果我在一個孤島上，那麽我就要適應一個人生活，隻有我和椰子。他說我必須要接受我自己，包括我的缺點。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缺點，它們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必須適應它們。然而，我們能選擇我們的朋友。我很高興選擇了你。伯納德醫生還說，每個人的生命就像很長的人行道，有些很整潔，還有的，像我一樣，有裂縫、香蕉皮和煙頭。你的人行道像我一樣，但是大概沒有我這麽多裂縫。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們的人行道會相交。我們可以分享同一罐煉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你的美國筆友：麥克斯·傑瑞-霍洛維茨。

　　中國新起詩人的鄙視。“訓練有素的牛津口音”一語更可坐實“趙先生”之為錢先生了。一九七九年，錢先生訪美時，他的一口標準的牛津英語就給當地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夏誌清等人都曾敘及。

　　在這次家宴中，李克又問起“趙先生”：“牛津大學過去兩年來一直在請他去任教，他是不是會接受他們的邀請。”“趙先生慢慢地搖了搖頭說：‘不，我不打算接受，我雖不完全同意吳先生（按，指同宴的另一位客人）的說法，但這兒還是我的祖國，這兒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還是留在這兒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這使我們馬上想起鄒文海在《憶錢鍾書》（見《文化昆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中說到，在一九四八年先是香港大學聘請錢先生，“其後牛津大學又約他去任reader”，鄒氏曾催促他成行，未果。李克的這段敘述正好照應了錢先生不應鄒氏促駕之舉。這是我讀到的錢先生對易代之際去留問題表態的最早一段珍貴材料，所不同的是麵對兩位被認為是“間諜”的美國人，卻同樣擲地有聲，感人至深。

　　追問一批“高知”在解放前夕的去留問題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政治、文化意義，時有文章見諸報端，例如陳寅恪先生為何留在大陸，但惜無陳先生本人的說明。錢先生不同，除了此處對李克的回答以外，楊絳先生在《幹校六記》中也寫到她和錢先生在菜園窩棚前的一段對話：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老樣。”

　　這不是故作豪言壯語，而是代表了一代所謂“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楊先生在致《一代才子錢鍾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書作者湯晏的信中也說道：“錢鍾書不願去父母之邦，有幾個原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深愛祖國的語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願用外文創作。假如他不得已而隻能寄居國外，他首先就得謀求合適的職業來維持生計。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時間保住職業，以圖生存。憑他的才學，他準會擠出時間，配合職業，用外文寫出幾本有關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會寫下去了。《槐聚詩存》也沒有了。《宋詩選注》也沒有了，《管錐編》也沒有了。”這封信寫於二〇〇一年十月，著重從民族語言角度來解釋“不願去父母之邦”的一個原因。到了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我們仨》中，楊先生再一次重申：“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隻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

　　上述四處關於“留在大陸”的自釋文字，以與李克對答的時間最早（1950年），說明半個多世紀以來，曆盡劫波，“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的癡心不變。有人統計舊《觀察》撰稿人中（錢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幾乎所有人都有條件在解放前夕離去，但絕大多數毅然留下，這就不單是個行止的抉擇問題，而是這批雖受歐風美雨熏陶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盡管與共產黨的關係或親或疏，但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深厚的民族感情，跟這片神州大地有著難以割舍的精神紐帶。但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當年正確地選擇了“留下”，卻同時選擇了思想煉獄（當然選擇離去的也不一定不愛國）。

　　李克夫婦的“間諜案”，是建國初期第一批美籍間諜案之一，有關檔案卷宗至今未能查閱。《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一書雖多用化名，但由隸屬公安部的群眾出版社出版，所記內容基本可信。另一部《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其中的《新中國“大牆”內的一對美國間諜》亦述此事件，作者朱振才雖運用了一些報告文學的寫作手法，但他係公安幹部，並自稱“從事北京反間諜鬥爭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更全麵地了解了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鬥爭的全貌”（見該書《寫在前麵的話》），故其記述可供參考。李克、李又安夫婦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來到中國，據《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載，李又安“以清華大學英文講師身份為掩護，解放前後從事搜集有關學生愛國運動、人民解放軍圍城部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情報”，她“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於二月二十七日“刑期已滿”，釋放回國。同年九月，李克也被“遣送出境”，《人民日報》（1955年9月22日）刊載了他對香港記者“用中文寫成的書麵談話”，在文中，他承認自己“是一個間諜”，曾向北京的美國領事館提供過情報，直到一九五〇年領事館閉館撤離。在一九五一年被捕後，他深刻認識到“我不應該到別的人的國家去想強迫他們接受我喜歡的社會製度”，並在最後說他“原來被判決六年，因為受了中國人民的寬大，我被提前釋放而且在遣返的過程中，受到最大的照顧”。其後，李克夫婦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九八〇年春先後兩次以“文化友人”的身份重訪中國。

　　錢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從上海舉家到清華大學任教的，《調查材料》說他“在解放前與美國間諜特務李克關係密切”，“解放前”雲雲，顯然錯誤；“關係密切”也誇大其辭。李克在清華交遊廣泛，與許多教授往來。論關係的深淺，恐怕要推馮友蘭最為密切。李克來華，出於他的老師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推介，卜德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最早的英譯者，他當時也在北京，一九四九年冬返回美國。李克是從“馮博士”處獲知他平安抵家的消息，還在給卜德的信中特別報告了“馮博士”的近況。卜德後來成為美國漢學擺脫歐洲漢學影響、以求獨立發展的代表性學者。論交往頻率，朱德熙則是李克的私人漢語老師，每周講授兩次；李克每周聽許維遹的課，課後切磋甚密。李克研究《管子》，一九八五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他的專著，在序言中對清華、北大一大批教授的指導和幫助表示感謝，錢先生僅是其中之一。應該說，錢先生跟李克的關係，與其他同事一樣，都在正常學人交往和學術交流的範圍內，隻是在當年抗美援朝的時代，在全國一片仇美、蔑美、反美的浪潮中，被賦予了嚴重的意義。因此，事過境遷，人們並不諱言這種交往關係。比如楊絳先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仍與李又安有過聯係。她在《回憶我的父親》中說到，為了核實她的父親楊蔭杭先生早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碩士論文《日本商法》一事，“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按，即《日本商法》）。據她回信，鍾書一點也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圖書館。”並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回憶兩篇》而寫的《前言》裏又專程向李又安致謝。

　　《調查材料》另一條駭人聽聞的“罪狀”是“汙蔑”《毛選》，楊先生在《幹校六記》、《丙午丁未年紀事》、《我們仨》中都反複敘明此事。《調查材料》稱：“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說：‘這樣肮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到“文革”時，這明顯屬於“炮打”的“現反”材料，性質嚴重。文學所的同事都心知肚明，這不是真實的。不說別的，“語氣就不像”，“錢某要說這話，一定還說得俏皮些。”試想當時是重視保密的環境，能否把《毛選》英譯資料隨便帶回家（其中不少文稿還未定稿，中文版《毛選》尚未公開出版）？他們在城內堂子胡同辦公，錢先生其時住在西郊北大中關村，攜帶是否安全？再說那時每家每戶都有毛澤東著作，怎能設想拒絕毛著進門的家庭？凡此種種，可謂破綻百出。我還可以補充親曆的事情。一九六七年夏，“文革”運動進入“解放”幹部階段。文學所古代組初步討論決定第一批“解放”錢先生等四人“下樓”，但要做好調查工作。大概在五月份，先根據所內原人事部門同事提供的線索，展開外調。雖在特殊時期，這次外調還是頗為認真的。外文出版社先後去了兩次，找了葉君健等四位先生（葉與錢一起參加過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錢先生當時工作認真負責，幫助解決了不少譯事上的難題，也從未聽說過此類“大不敬”之語。葉先生說得更幹脆：“錢鍾書決不能說這種話。”甚至找到原舉報人，也矢口否認。那年八月一日向全所大會報告了調查結果，對此事的結論是四個字：“查無實據。”全所各組分別討論，一致同意錢等四位“下樓”；八月二日起他們就參加“革命群眾”的學習了。

　　最近讀到時任《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徐永煐的一份向上級寫的報告：《關於英譯毛選稿再次修改問題》（1962年），其中說：“我建議由程鎮球、SOL、錢鍾書三人，組成谘詢小組，專責整理曆次修改建議，與初版稿和舊改稿對照，並且提出抉擇意見”，再供上級領導裁奪。他還說錢鍾書“漢文英文卻都很好，特別是始終地和全麵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這裏提到的SOL是英國專家愛德勒，程鎮球也是翻譯組的領導。程在《〈毛選〉英譯回憶片斷》（《中國翻譯》1993年6 期）中，也提到“新增加的定稿組成員有錢鍾書”，“錢五十年代初即參加過《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定稿工作，亦曾為《毛選》第四卷英譯文進行過潤色。徐永煐一直對他很倚重”。徐永煐一九二四年畢業於清華，大錢氏八歲，為其學長。他們兩人在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較真”，成了莫逆之交。

　　我在《〈毛選〉英譯內情點滴》（載本書第五卷，2007年11月）一文中，曾不憚辭費地引用當事人的材料，盡可能真實地還原當年那個翻譯群體的敬業精神及上下協調的工作環境，因為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與具體環境密切相關，互為因果。如果錢先生參加英譯工作是不情願甚或是抵觸的，作為主持人的徐永煐還會這麽“倚重”他並進而成為無話不談的知己嗎？

　　《調查材料》又說錢先生“汙蔑《毛選》文字不通”，這大概是指錢先生講“孫猴兒從來未鑽入牛魔王腹中”一類問題（見《毛選》第三卷《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原稿將“鐵扇公主”誤為“牛魔王”），實不足再辨。我相信錢先生當時是以求真求實的善意態度來對待《毛選》文字的疵病的。

　　還有一條“罪狀”是“在上海美軍俱樂部演講一次”。乍一聽也是頗為嚇人的，錢先生似為“美軍”傳授什麽軍事謀略。不妨查一查這次演講的時間、背景和內容。好在這次演講稿曾公開刊登在《大公報》綜合第十九、二十期，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演講的時間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題目是《談中國詩》，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錢鍾書散文》中一查即得。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美軍”是中國的同盟軍，《毛選》中也屢稱為“盟邦人士”；內容又純係學術問題，唯一涉及時政的一處是：錢先生講到第一首譯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詩是美國人的《人生頌》，但這首詩曾先由英國人譯成中國散文，再由中國人寫成七絕組詩，於是他隨機生發地說：“所以遠在ABC國家軍事同盟之前，文藝女神早借一首小詩把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聯絡在一起了。”（此段中外文學因緣，後來他用英語寫成《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長文，中譯改定本可見《錢鍾書散文》第332-365頁。）能從這次演講中嗅出什麽“反動”氣味嗎？

　　《調查材料》還提到“曾見過蔣匪”。《我們仨》中說過，抗戰勝利後，錢先生曾兼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等工作，“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我喜出望外。他說：今天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來了。”與陳寅恪先生一樣，蔣某人實在難入他們的法眼。至於《調查材料》所說的“當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時，他說：‘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與周揚有矛盾，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等等反動言論”，時至今日胡風冤案大白於天下之際，就不用多說了。

　　一九五六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一年，農業、手工業、工商業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要“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此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由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主題詞是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毛澤東在最後一天（一月二十日）也作了講話，認為當務之急是展開“技術革命，也叫文化革命”（這個“文化革命”與十年後的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大不相同了），並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號。（原話是：“我們要把社會主義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隨後又有陸定一的“雙百方針”報告，又有“向科學進軍”的口號，知識分子們普遍感到自己的“春天”到了。初看起來，這次會議的基調與高等教育部的《調查材料》似有抵牾，但為什麽又作為會議正式的“參考資料”下發呢？在知識分子時鬆時緊、一波三折的曲折命運的背後，是否存在更帶基準性的東西呢？可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政策要真正落實，並非易事。

　　不消說，這份《調查材料》的原材料大多來自人事檔案。影響麵無孔不入、效用性權力無邊的幹部檔案製度，據說始於延安審幹運動。本來，為幹部建檔，保存其基本資料以利管理，也無可厚非，但在多年的實際運動中，常成為整人害人的取資之源。其弊端集中體現在神秘性上，每人身後都有一個檔案袋如影隨形，冥冥之中決定著你的榮辱升降，甚至掌握著生殺大權。以錢先生的那樁“誣蔑《毛選》”案為例，大致經過三個過程：一是尚未證實，內控在先，俗語叫做“掛起來”，這是“背靠背”階段。有人告發，即歸入檔案，尚未查實，先行內控，實際上已在實施懲罰。所謂《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本身就是把各類有“問題”的人員打入另冊。二是在當事人知聞情況下，又要求自證無罪，這實為舉證責任顛倒。本來按照法律常識，懷疑某個對象有問題，應由懷疑方負責舉證，被懷疑方原可置之不理。但在當年往往是顛而倒之的。錢楊兩先生從大字報上才獲知此事，冒著風險夤夜貼出小字報，主動提供調查線索，要求明察，結果楊先生反被單獨批鬥，也是那個荒唐年代的小插曲。三是留下“尾巴”不放手。前麵說過，在錢先生“下樓”時，文學研究所已作過調查，並把調查結果在全所大會上報告過，此事理應了斷。但軍宣隊進駐後，仍然“命默存寫一份自我檢討”，理由是“這件事情節嚴重，雖然查無實據，料必事出有因。”（均見《幹校六記》）“查無實據、事出有因”這兩句舊時官場的套語，在“文革”時突然流行起來。本來，有果必有因，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原因，誤告有原因，誣告也有原因，居然可以用“事出有因”作為采取懲治措施的依據。但事情還沒有完。“九一三”事件後，幹校提前遣送一批知名人士（以“老弱病殘”為名）回京，名單上原有錢先生，後突然取消，錢楊二老推斷，可能仍是此事作祟。這條黑材料，正像孩子玩的飛碟一樣，似乎已經脫手，卻隨時可以返回來。舊的人事檔案製度極易使告密、偽證成為一種可悲的製度性運作，導致政治偏執，懷疑成風。現在雖已改革，但教訓是深刻的。

　　我這篇文章是在舊稿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還在二〇〇四年三月，無錫江南大學舉辦“錢鍾書與中國現代學術研討會”，我就提交了此文，並被收入會議論文集。因事關敏感話題，一直沒有公開發表。現在看來，一則在這個問題上仍有不同的解讀，似有辨明的必要；二則此事對理解和研究錢先生處事、思想與學術頗有關聯；三則對了解當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不失為一個頗具典型性的個案。

　　經曆過所謂“清華間諜案”、“汙蔑毛選案”的錢先生，對於中國古代曆史上以言罹禍、文網箝製的觀察，融入了一份切身的感受，顯得更為深刻。成書於“文革”後期的《管錐編》多次論及這個題目。在論述《周易正義·頤》“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時，引孔穎達《正義》“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以言語、飲食兩事相提並論，然後他稱引主張“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種種文獻資料，下了這麽一個斷語：“皆斤斤嚴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見人之懼禍過於畏病，而處世難於攝生矣”（《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24頁），把以言取禍、處世之難的問題提到人生最難應對的大課題。與此互釋互通，他對武王《機銘》中的“口戕口”曆代難解之疑，作出了牢確不移的訓釋。《機銘》雲：“皇皇唯敬，口生，口戕口”，或以為“口”為“□”，乃缺文的標記；錢先生舉出眾多例證，說明“前‘口’乃口舌之口，謂言語，後‘口’則丁口之口，謂生人。以口興戎，害人殺身，皆‘口戕口’，羅隱《言》詩所謂‘須信禍胎生利口’，古語雙關之例也。”因為“機”，可指書案，“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語”；“機”又指幾席，“可據以飲食，‘口’複為口腹之‘口’”，這就與前述《周易·頤》所謂“慎言語，節飲食”相通，“口戕口”乃“兩義兼涵”，但錢先生的側重點則在“慎言語”之義（《管錐編》第三冊，第855-856頁）。對於文網語阱，錢先生尤對專權者和構陷者作了尖銳的批判。他例舉宋明帝、金熙宗、明太祖、清乾隆帝的事例。如金熙宗時，張鈞起草製書中，有“顧茲寡味”及“眇餘小子”之言，翻譯官不知此乃謙恭自遜之套語，乃進言雲：“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熙宗大怒，張鈞竟至被“以手劍剺其口，棘而醢之”。明太祖性多猜忌，臣工表奏頌揚，“一人有道，萬壽無疆”則疑隱寓“強盜”，“體乾法坤”則疑隱寓“發髡”，“作則”嫌於“作賊”，“生”、“扉”諧音“僧”、“匪”，“殊”拆字為“歹”“朱”，竟然“皆科以大逆謗訕”。錢先生寫道：“恃強挾貴，而苛察雄猜，憬然嚴周身之防，瞭焉極十目之視，蓋眾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眾耳。”（《管錐編》第三冊，第971-973頁）懾魂勾魄，讀之驚怵！他對從事構陷者也毫不寬假。論太公《龍韜》，從專務此職的“從狙而好小察”者，到“後世‘察事’、‘察子’、‘覷步’、‘候官’、‘校事’、‘覘者’、‘邏者’”，均予抨擊。他還深刻地指出，這類宵小之徒，雖為眾人憎疾，但專權者卻不能不用。他引《三國誌·魏書·高柔傳》，高柔向太祖進諫不能任用趙達等輩從事斯業。太祖說得好：“卿（高柔）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成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明知此類鼠輩皆為蠅營狗苟之徒，但也因此而使之為鷹犬、為走狗，賢人君子絕不肯為，深刻說明這是封建政治體製中必然產生的毒瘤。他還指出此輩往往善於偽裝，使人們疏於防範而陷其彀中。舉元代俞德鄰《佩韋齋文集》中《聵皁》之例，“蓋似癡如聾，‘群視之若無人’而不畏不惕，乃能鬼瞰狙伺，用同淮南所教之懸鏡，行比柳州所罵之屍蟲”（《管錐編》第三冊，第862-863頁），其形容刻畫處，更是入骨三分，醜惡嘴臉，燭照無遁。

　　錢先生有時給人以逃避政治、明哲保身的印象，但讀《管錐編》這類文字，總能感受到他嫉惡如仇的激憤和洞若觀火的明智，這體現了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人生立場，他的學術與人生實是互動交融的。他論《穀城石人腹銘》，引用清初人屢次以“磨兜堅”入詩，如陳瑚“磨兜堅，慎勿言！言之輸國情；挾筆硯，慎勿書！書之殺其身”，然後說：“一典之頻使，亦可因微知著，尚論其世，想見易代時文網之密也。”（《管錐編》第三冊，第879頁）桓譚《桓子新論·譴非》雲：“夫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舉例說《易》之“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人主看了會說“何為比我禽獸”？如說“聖明與堯舜同”，人主又會說“何為比我於死人”？錢先生於是寫道：“按必有為而發，不圖東漢之初，文網語阱深密乃爾。”（《管錐編》第三冊，第971-972頁）在《錢鍾書手稿集》第二卷第1200頁中，他引宋元人羅公升《送歸使》詩：“魚鱉甘貽禍，雞豚飽自焚。莫雲鷗鷺瘦，饞口不饒君”，他又寫道：“按，沉痛語。蓋言易代之際，雖潔身遠引，亦不能自全也。”上述詩文本身並無明顯的時間斷限，這裏的“易代時”、“東漢之初”、“易代之際”，頗可玩味。他自然不在刻意借古諷今，一貫反對“影射史學”，但現實嚴酷生活中的種種感觸，禁不住在筆端流露出來。

　　麵對命運不能自主的生存環境，致慨於“處世難於攝生”，錢先生養成了自覺的自我保護意識。他個性率直，放言無忌，月旦人物，褒貶世事，都未罹五七丁酉之厄，被視為“奇跡”，其實，端賴於這種生存智慧。他建國後，為人低調，杜門謝客，絕無政治上的表現欲望。一九七九年他出訪美國，有人問他何以在“文革”中未吃大苦頭，他幽默地說：“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台北《聯合報》1979年6月26日），言下頗有自幸之意。其次是謹言慎行，嚴防授人以柄。他曾引朱慶餘《宮詞》：“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鸚鵡”或即“刺取陰私”的鷹犬；楊萬裏《題沈子壽〈旁觀錄〉》雲：“逢著詩人沈竹齋，丁寧有口不須開，被渠譜入《旁觀錄》，四馬如何挽得回！”一言之失，駟馬難追，《旁觀錄》變成了黑材料。（《管錐編》第三冊，第862頁）在正式會議或政治學習中，他經常保持沉默。有同事描述說：“他在會上不大發言，大部分情況下隻是聽別人說話，有時他聽著聽著會低頭微笑，笑什麽當然隻有他自己知道了。”（徐公持《古代組“老先生”印象記》，《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平實而頗能傳神，與他在私人談話空間時口若懸河、神采飛揚的情態，判若兩人。一九九二年他有一次對青年的“寄語”：

　　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如果他是一個表裏不一的人，他可能會抓住你話中的漏洞從你身後邊捅你一刀，把你賣了；如果他是一個軟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嚇、威脅下，他可能會做一些偽證，捏造一些無中生有的事件來；如果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人，他可能會十分坦率地承認一些對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他可能會因保護你而犧牲了他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談話的對象是兩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是外國文學所同事的孩子，對錢先生而言，已是孫輩了。他們為取一份校樣去錢家，錢楊倆先生對他們說了以上肺腑之言，他們記錄成文，題目是《錢鍾書、楊絳先生寄語青年》，初刊於《科學時報》，文章是經過錢先生過目改定的。（收入《一寸千思》，遼海出版社，1999年）錢先生的父親曾為他取字“默存”（大概是從《易·係辭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來），上述四個“如果”這段文字，可以看作他為自己補寫的《字默存說》（蘇洵有《名二子說》、《仲兄字文甫說》），也是一篇現代版的《說難》，比之韓非專論臣下進言之難的《說難》，更直指世道人心，更抉剔入微。另一次對青年的“寄語”在一九八七年。他托當時文學所所長轉告：“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報的。”堅持淡泊名利、低調做人的立場，懇切真誠。他還說了這麽一句驚世駭俗的話：“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防範急切之心，表現得淋漓盡致。（見劉再複《錢鍾書先生紀事》，《東方早報》2009年11月15日）

　　曆史已翻過了沉重的一頁，民主、法製、尊嚴、和諧日益成為當今社會的關鍵詞。“間諜案”誇大其事，“汙蔑案”無中生有，但對錢先生已造成了嚴重傷害。教訓的吸取不應忘記，錢先生對專權雄猜和種種羅織誣陷、告密偽證之風的批判，仍給我們以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