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8章 新概念作文大賽

　　很難斷言一九九九年由《萌芽》雜誌社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與中學語文教育大討論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無可否認二者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以“新概念”命名作文大賽即足以看出這一賽事其來有自。而更加引人矚目的，是該比賽聯合了國內多所高校，聲稱在比賽中獲得一等獎的高三學生，將有可能免試入學，這其中包括北京大學這樣的名校。這樣的嘉獎方式，無疑是從體製內部打開了一個缺口，較之語文教育大討論的紙上談兵，它所提供的可能性雖然範圍狹小、競爭激烈而且不具備標準化的規範，但仍富有真正的革命意義。但是同時，如此巨大的功利性誘惑又從一開始就使這場比賽顯得不那麽純粹。從這場比賽造成的重大影響來看，說這一賽事真正開啟了“八〇後”的寫作絕不過分，則這樣一場標誌性賽事之不純粹，或許也在某種意義上前定了“八〇後”寫作的種種特質。

　　《萌芽》雜誌在舉辦“新概念作文大賽”之前並不為許多青少年所注意。從獲獎者名單上亦可看出，第一屆參賽者多來自消息靈通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周邊為主。這就使得這一批寫作者除了校園經驗之外，更攜帶一種現代都市意識。這種在現代都市情境之下的孤獨者的內心，構成新概念作文大賽所開啟的“八〇後”寫作的第一個特質。

　　對於第一屆比賽的獲獎者，父輩的文學界無疑懷有相當寬容和讚許的態度。一些作者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受到主流文學選刊的關注。大家無不驚呼，原來在中學生當中有這樣強大的文學潛力，原來跳出了課堂作文的限製，孩子們能夠信筆寫出如此豐富的世界。前輩肯定的聲音，其意義絕非隻是鼓勵而已，更為這一批寫作提供了合法性的權威證明，因此或多或少具有審美引導的價值。毫不誇張地說，新概念作文大賽開創了一代文風，甚至可以說，形成了一個小的文學傳統。後來的“八〇後”寫作，無論銳意追隨市場還是自以為堅持純文學，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該比賽形成某種文學風格的影響。文學趣味上對於實在經驗的疏離，和對於文體形式上雕琢和創新的迷戀，從這時就顯露出端倪。但與其將這樣的結果看做是大賽造成的“八〇後”寫作的第二個特質，我更願意說，因為前輩的寬縱，使得這年輕一代的寫作和傳統主流文學界之間在文學理解上不斷形成差異和進行互動，從而持續補充文學資源和規範，塑造和矯正其文學趣味的模式，乃是更重要的特質。

　　時隔十年回首前塵，很多人都已經隱沒在時代的聲音底下，不再引人注目。但是對於曾經從一九九九年走過，並且為第一屆的作品打動過的“八〇後”來說，一些名字應該仍然記憶猶新。第一屆的參賽作品還看不出後來潛在的趨同性，因此在風格上五花八門，差異極大。當年的參賽者絕不都是偏好風月的文藝青年，亦不乏學校裏的乖學生。首屆作品中最為我喜愛的，並非後來暴得大名的韓寒的文章，而是陳佳勇的《來自沈莊的報告》和李俊的《藍色的大海的夢》。前者講述沈莊在時代滄桑中的世事變換，在從容的抒情當中帶有出色的曆史感，平淡中有蘊藉；後者講述一艘自歐洲去美洲的客船，始終無法抵達目的地，甚至在該是美洲腹地的方位上，四周仍是蒼茫的大海，由是引發船上遊客對於世界和知識的懷疑，深具現代小說神韻。陳佳勇後來因獲一等獎，被北京大學中文係破格錄取；而李俊僅獲二等獎，憑借自己的實力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二〇〇二年我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時，陳佳勇是中文係學生會主席，不但學業有成，而且處事沉穩；而李俊化名寶樹，在北大BBS的學術版麵相當活躍，已是北大的學術名人，在人文社科學生當中很有號召力。這兩人在首屆參賽者當中相當主流和正麵，但如今已少人知曉。真正在第一屆一戰成名的，是以七門功課掛紅燈著稱的韓寒。其實新概念作文大賽與中學語文教育大討論的內在關聯，即已經決定，大賽和大眾更願關注的對象或許恰恰是在體製當中遭到壓抑的偏才少年。因此，偏離主流與體製，強調個性的邊緣文化認同，就成為由新概念作文大賽所開啟的“八〇後”寫作的第三個特質。後來西安《美文》雜誌社攜賈平凹的盛名，舉辦“全球華人少年寫作征文大賽”，以重金為噱頭，希望找到既富文學才華，又功課特異的文學之星，顯然是在某種程度上希望與“新概念”構成對話，矯正對於文學偏才的突出強調。但《美文》所辦之比賽難敵“新概念”的盛名也是意料之中，除“新概念”已占先機的因素之外，更因為反抗性的邊緣英雄總比四平八穩的標準好人富有吸引力，邊緣與中心的關係有時候是相當吊詭的。而更重要的因素或許在於，“八〇後”一代本就是藐視中心與權威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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