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0章 讀書人本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張耀曾日記寫道：

　　近日殺伐之聲滿全國，晉奉有戰，魯豫有戰，漢寧有戰，浙寧有戰，粵有戰，滇有戰，一時戾氣雲擋，金鼓地震……餘有激言，民國以來，自命健者，競言治理，計劃萬端，標舉爭行，曾無幾時，無不潰敗，而亂乃益劇。而最切近最明白之一件事，總不能做，且不肯說。此事為何？即“罷戰”二字而已。餘以為，我國不要什麽主義，不要什麽政策，更不要許多辦法，隻要大家拋棄一切軍備，絕對斷絕一切內戰，則三年而民安，五年而民樂，十年而精神與物質之文明將為五洲冠。

　　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他在上海公宴馮玉祥時說：“現代任何國家，養兵皆以對外，無用之內戰者，獨中國猶襲二千年封建思想，內爭不已，亡國之原在此，非從此改革不可。”

　　看著軍閥們整天殺來殺去，這位書生政治家深感無力，一九二七年夏天，他辭去法權討論委員會一職，閉門養病，讀書明誌，就是要遠離是非漩渦。（1928年6月3日，知張作霖離開北京，他在日記中說，從政十多年，未曾與“東北王”張作霖一通款洽——“餘素拒斥軍閥，故亦不為軍閥所喜，去歲張自稱大元帥，餘即日離去法權討論會委員長職務，避之惟恐不速。”）

　　他在民國官場上浮沉十多年，三入內閣，一旦下野，竟連生活都有問題。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他說：

　　餘半生奔走，所得私產，僅此地四畝，房四十餘間。此外，不但毫無積儲，且有負債（因團體事負債除外）。今生活困窮，並此區區不動產，亦將不保……

　　在離開政治舞台的日子裏，他日日自省、反思，骨子裏還是個讀書人——“喜觀天、親自然、愛學習、善思考”的“做學問的讀書人”。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他在日記說：“連日戰事傳說不一，餘則此心恬然，一切置之度外，仍作讀書作畫（即求真樂美）之生活。餘少喜吟詠，雖不善作詩，卻極喜讀詩。讀亦漫無軌轍，皆隨意翻閱。尤好吟詩，吟亦別無選擇，或間步，或飯餘，信口囈語，適意而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又是一年將盡，他在日記中感慨：“惟餘除夏間讀書數種，思想少有進展外，均操筆為訴訟文字，別無著作，亦無事業，為可愧耳。”

　　他的讀書範圍很廣，不限於法學專業，對生物學、天文學、生命科學，對哲學、曆史、藝術、經濟、古詩等都有強烈的興趣，讀書筆記中時有一些獨到的心得體會。晚年他常在上海各大學講演，講學問之道，從這些講演中可以看出他的書生本色。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他在上海江灣法科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時認為，立言第一，其次立德、其次立功。他說，拿破侖縱橫歐洲，成吉思汗席卷歐亞，在他們個人固然是一世之雄，然從整個人類看來，並無多少價值。他所傾慕的曆史人物是達爾文、牛頓、馬克思、瓦特等人。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護國起義紀念日，他在中國公學演說，袁世凱稱帝，當時天下敢怒不敢言，而起義諸公敢起兵反抗，勇氣可佩。“曆史最重信實，我觀從來曆史，非強者自己誇耀，即狡者自己裝飾。盡信史不如無史，即如近年出版各種民國史料，亦半屬自己宣傳，屬於自己者誇耀之，不利於己者隱匿之。而不肯自己宣傳之人，則其事實無從表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到複旦大學演講《民國製憲概觀》，指出憲法的收效基於兩個要素，一是有實權者有誠意收束自己的實力，在憲法的規範內行事，認為非實行憲法不可，自己絕對遵守，即憲法乃有權者自己拘束自己的戒律；二是多數國民了解政治，有濃厚的政治欲，將憲法當做滿足這種政治欲的手段，絕對實行它、擁護它，即憲法乃國民的政治欲的表現。當時國內正爭言憲法，他認為比紙麵上製憲、國民會議上製憲更重要的是，要從國民自身製憲，從有權者的腦筋中製憲。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他在東吳大學法學院演講，因為世人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所以社會科學不夠發達，“自然科學不過利用厚生，而社會科學則在確知社會現象之因果律，順應之以創製社會新機構”，社會科學的責任重大。

　　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他在青年會演講，“學問乃對於一切現象，求精密之認識”，探求社會生活根本法則，要從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曆史學等入手，要站在自存心和同情心的中和點上，以改造社會一切機構，這是我們把握社會生活的大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