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10章 第10章“良醫良相盡”：張耀曾的最後十年

　　傅國湧

　　張耀曾（1885—1938），雲南大理人，在民國前十五年的政壇上，他是一個活躍的國會活動家，曾三度出任司法總長。他是憲政民主的積極推動者，手草《臨時約法》和流產的《天壇憲草》。民國初年，他是宋教仁的得力助手，組建國民黨的核心人物之一。梁漱溟曾在他第一次司法總長任上做過秘書，終生對其保持敬意。他是法學家，曾為北大教授、法科學長。他把自己的書齋叫做“求不得齋”，文集叫《知非集》，一九二七年元旦他自撰一聯：“不辭播種，不爭收獲，常求人是，常疑己非。”退出政壇以後的十年，他主要以律師身份服務社會，同時在上海法學院等高校講授民法，留下了《民法講義》等著作，參與發起法學協會。

　　一九〇三年，張耀曾考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一九〇四年被選派到日本留學，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最初受到西方法治思想的熏陶。一九〇五年，他加入同盟會，與同鄉創辦《雲南》雜誌，發表了大量有見地、有血氣、振奮人心的政論。這個雜誌一共出了二十三期，是所有各省刊物中堅持時間最長的，對雲南讀書人的影響尤其深遠。一九〇八年，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專業學習。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尚未畢業，提前回國，以雲南代表的身份被推為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參與起草了具有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並執筆起草了《國會組織法》、《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等重要法律。一九一二年七月，他鼎立協助宋教仁改組同盟會，與其他黨派合組國民黨，擔任總幹事兼政務研究室主任，參與起草《國民黨宣言》。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的國會選舉中，他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出任全院委員長，是國民黨在國會的重要領袖和發言人。一九一三年七月，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他和李慶芳（李銳之父）、丁世鐸等五位委員殫精竭慮，起草了具有權力製衡構架和保障人權等基本內容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史稱“天壇憲草”，不顧袁黨的跟蹤監視、威脅利誘，終於在當年十月底通過三讀，袁世凱不願自己的權力受到製約，悍然解散國民黨，進而解散國會，張耀曾的住宅易君左其行其狀被搜查，他被迫流亡日本。臨行之際，他還從容地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佛海被派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顧墨三（祝同）時為江蘇省主席，之後，是陳果夫。此時的周佛海甫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第一名的票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被朋儕戲稱為“狀元中委”，他在《往事矣》中寫道：“蔣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邊幫忙，因為墨三因軍人而任封疆，沒有把握，要我幫忙，所以蔣先生隻得徇其請求了。”（周佛海著：《往事矣》，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頁76）

　　次年一月四日，周上任，即馳電邀請留日同學易君左（家鉞）擔任該廳編審主任一職。彼時易君左正在安徽省會安慶，任安徽大學教授，兼安徽省民政廳主任秘書及安徽《民國日報》主筆。周佛海之邀易君左來江蘇教育廳共事，不僅因為湖南老鄉、留日同學或北大校友之故，或許還有當年在上海共同創辦過一份有名的刊物，即《孤軍》雜誌，其主幹人物包括何公敢、林騤、周佛海、易君左等。參加這一雜誌的人後來被稱為“孤軍派”，“其後為資號召將雜誌改名《獨立青年》，很有結合成‘獨立青年黨’的傾向”，這些人的政治理念適與曾琦、左舜生、李璜、陳啟天等青年黨的主張相去不遠，即標榜所謂的“國家主義”，鼓吹“內驅國賊，外抗強權”。直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光複南京，何公敢出任政治部宣傳處長，周佛海則經戴傳賢（季陶）推薦踏入仕途，“獨立青年社才正式宣告解散”。

　　易君左既往鎮江江蘇省教育廳任職，“從此與周朝夕相處者近六年”。自“九一八”事件後，日軍對中國的侵略行動即步步加緊，“江蘇實已為最前線”。此時周佛海尚未“低調”（指日後所謂“低調俱樂部”），“與君左均以鼓舞國民同仇敵愾、抗敵禦侮的民族精神為亟務”。易君左以江蘇抗敵英雄為題材，撰寫了一冊《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作為全省學生的課外讀物，並在省政府主席陳果夫的指導下整理鄉賢史跡，刊行《江蘇鄉賢專集》。作為享有聲它山畫語的詩人，易君左創辦了江蘇文藝協會，“將居留在江蘇境內的文藝作家聯合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一個漫畫作家，決不是冷眼旁觀，站在鬥爭的圈子外邊做紀錄，把個人看作特殊地位的存在。（1938年）一個中國作家的作品，必須表現出中國人的民族性，抓住中國人的典型，要有大陸氣候，聞出黃土的氣息來。（1938年）大眾化不等於利用舊形式，更不是被舊形式利用。我主張用現代繪畫技術描寫工農，同時在民間藝術中吸取養分；經過創作實踐，歐化美術、民間形式定會發生變異，化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因此，大眾化要停止賣弄近代繪畫上中國現代美術的”守護神——緬懷張仃。

　　李兆忠“形式主義”的趣味，也不能停止在舊形式的利用裏；大眾化不是無原則地標張仃先生走了，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

　　作為他的忘年交，我對他的研究已持續多年，越研究越覺得他了不起：長達七十多年的藝術生涯，縱橫捭闔於眾多的藝術領域，其最大的貢獻，我以為是為中國現代美術搭建了一座絕無僅有的“立交橋”。革命與藝術，在這裏微妙地平衡，精英與草根、古典與民間、本土與西洋，在這裏溝通交流，圓融無礙；由於它的存在，中國現代美術得以血脈暢通。

　　張仃先生病危住院的那幾個月，我正為山東畫報社編《張仃文萃》，重讀先生半個多世紀來的談藝文字及畫作，令人感慨萬端。我發現：中國當代大師級畫家中，張仃先生是為他人作嫁衣寫評論最多的一個，評論對象中不僅有魯迅、張光宇、黃賓虹、齊白石、李可染、畢加索那樣的藝術大師，也有脫穎而出的繪畫新秀，更有名不見經傳的藝人，甚至還有兒童。通過這些文字，我不隻看到了張仃先生作為一個“大美術家”的淵博通透及老辣的眼光，也看到了他愛才惜才的殷切之心，更看到了他藝術興國、提升民族精神的抱負與理想。事實上，張仃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大美術家”，也是一位先知式的藝術守望者，每當中國美術出現危機，文藝思潮發生傾斜，藝術本質受到異化時，他總是挺身而出，發出自己的聲音，力挽狂瀾，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以下是對張仃藝術批評史的簡要梳理——

　　《談漫畫大眾化》是張仃最早的一篇美術評論，寫於一九三八年冬，其時張仃二十一歲，正帶領著一支抗日漫畫宣傳隊，顛沛流離在內蒙古伊克昭盟大漠中；作為一名自學成才的左翼漫畫青年，思想起點之高，審度藝術形勢之準，不能不令人驚異。文中指出：一個中國作家的作品，必須表現出中國人的民族性，抓住中國人的典型，要有大陸氣候，聞出黃土的氣息來；還指出：大眾化不是無原則地標新立異，也不是庸俗化，使藝術降質，而是用現代繪畫技巧描寫工農，同時在民間藝術中汲取養分，經過創作實踐，使歐化藝術與民間藝術發生變異，化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這些觀點，早已經受了與張仃共同生活的日子時間的考驗，堪稱中國現代美術史論的黃鍾大呂。

　　我少年兒童時期在延安度過，張仃是我們的藝術導師，一直時有往來求教。再後來我與他共同生活，至今已二十餘年，漫長的時日，我了解的他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並且還是一位天才而刻苦的藝術家，他以藝術創造為樂生要素，但本人並不覺得，這也正是他的可貴、可愛之處。生活中，他的幽默風趣隨時可遇。我卻從未見過他為了名利地位而有絲毫的故作姿態，或有意地張揚自己，顯擺自己。如果打一個比方，正如他自己說的，藝術之於他，就像一個吸毒犯之於毒品，上癮，戒不掉。此外他別無愛好。

　　共同生活一開始，便是進山畫畫，那種緊迫的速度起初我不能適應，偶爾丟三落四，到了山裏造成一些困窘。但很快我便適應了。每次從山裏寫生歸來，我即著手下一次的進山準備，等到出發，一應俱全。除筆墨、冊頁、遮陽傘、小馬紮等寫生用品，食品、漱具、衣物、鞋帽、被單、紙巾，都得準備齊全。到達目的地後，還須費一番周折，打聽景點、食、宿、交通情況，提前作好安排。寫生地如無住宿條件，則必須天不亮就出發，如有，就與當地山民同吃同住。

　　張仃對食、住條件毫不在意，隻要能畫畫，多苦多累都可以。他整個心思都傾注在作畫這一件事情上。他被造化吸引得癡迷不醒。在太行，當我們初次走進八裏溝石門，在山間小徑上抬頭望見四周高處飄飄渺渺雪亮的雲絮中，聳立著高低參差的群峰，半晌靜默後，不約而同說：“夢裏的山！”那敬畏的一聲慨歎，仿佛融化於茫茫的造化之氣中去了。張仃開始作業，抬頭仰望山峰，低頭在冊頁上快速地畫著，凝神靜氣，心無旁騖，似乎整個人化於造化，融於自然，與群峰合為一體。他的忘我和專注令四周仿佛亙古一般沉寂，隻聽見他急促而勻實的呼吸。

　　同行的年輕人有時夜間侃大山，早上醒不過來。我睡到六點起床一看，不見了張仃，我趕緊叫醒年輕人，分頭出去尋找。隻見他站在懸崖上專注地畫著，急浪正衝擊著堤畔的土往下掉落，我們不敢大聲喊，怕驚著他，於是靜悄悄走到他身後，把他拉向離懸崖遠一些的地方。

　　有時在山間走著，一旦發現好的景海外書情致，他便扔下手杖，搶步向崖邊跑去，而不顧崖下就是萬父子同一職業的並不希奇，但是同在哈佛大學供職並且同在一個係裏當教授的就難得了。上個世紀哈佛的曆史係裏曾經有過兩個姓施萊辛格的教授，他們是父子，並且名字也都叫亞瑟。這在哈佛曆史係甚至整個哈佛大學的曆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哈佛曆史係不顧避嫌同時聘用一家人，這是因為他們倆都是第一流的學者。

　　雖然都是最傑出的曆史學者，但是這兩個施萊辛格卻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學者類型。老亞瑟·施萊辛格是個純學者，靜心於象牙塔裏的鑽研，討厭一切與學術無關的活動，特別是政治。甚至他的研究題目也遠離政治、外交和戰爭這樣的內容，是一位日常社會生活史的專家。而他的兒子，盡管從小是在他的熏陶下對曆史學感興趣的，但是並沒有繼承他的安身立命的方法。小亞瑟·施萊辛格熱衷政治，愛好社交，喜歡和上流社會和權勢人物交往。他最終完全投身於華盛頓的政治圈子，成為學術政治兩棲人物。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民主黨人史蒂文森兩次競選總統，兩次都是小亞瑟·施萊辛格當他的演講稿撰寫人，兩次競選都失敗了。後來他轉而投向肯尼迪的競選班子，這次成功了。最後他接受了肯尼迪的邀請，進入白宮當新總統的幕僚，還辭去了在哈佛的教職。

　　作為曆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後來的學術聲望超出了他的父親，這倒不是因為他攀附權貴的結果。他是美國史權威，早年寫的《傑克遜的年代》一舉奠定了他在美國曆史學界的地位。後來寫的《羅斯福的年代》被評為是美國史學迄今為止寫得最好的敘述體曆史著作。可惜的是，因為他投身現實政治，沒有時間最後完成這部原計劃要寫六卷的巨著，寫了三卷就擱筆了。

　　進入肯尼迪白宮班子後，小亞瑟·施我國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在私營企業工作萊辛格在學我國白領健康狀況堪憂術研究和政治活動兩方麵都達到了頂峰，更值一項麵向全國城市展開的健康大調查活動二〇〇九年年底揭曉。這次調查為期六個月，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大連、武漢等十餘直轄及省會城市三百萬健康體檢數據樣本為基礎。結果顯示，我國人群整體健康指標仍不理想。

　　北京市健康保障協會會長韓小紅博士根據調查問卷和三百萬體檢數據分析，主流城市的白領亞健康比例達76%，處於過勞狀態的接近六成，真正意義上的“健康人”比例極低（不到3%），三十五至五十歲的高收入人群中，“生物年齡”超齡趨勢明顯加快，平均超過“日曆年齡”十年左右。

　　精英人群易患的疾病主要為脊椎病、血脂增高、血糖增高、脂肪肝和眼科疾病。企業高管人群健康問題也非常突出，高達56%的企業高管存在過勞。企業高管易患的高危疾病，主要為超重、肥胖或俗稱“三高”的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血糖。

　　韓小紅博士指出，熬夜生活、網絡生活、空調生活和過度追求塑身、排毒等四大不科學的生活方式，與受調查者體檢結果異常有密切聯係，也是近年來心血管、糖尿病等疾患年輕化趨勢的主要因素。白領人群年齡越小鍛煉越少，年輕人沒有老年人鍛煉多；年輕女性受盲目減肥塑身等誤區影響，飲食比其他人群更不規律等現象應引起重視。韓博士提醒，“合理膳食，適量運動，戒煙戒酒，心理平衡”能減少高血壓、腦卒、冠心病、糖尿病、腫瘤發病率，延長平均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