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烏江流域各民族之間的關係
一、夜郎集團與鄰近地區的關係
夜郎的直轄領地，雖僅今烏江流域西部一帶，但加上受其影響控製的諸“旁小邑”一起，則東控製且蘭，抵今烏江流域福泉、黃平以東；南影響句町，勢力達於廣西百色、陵雲；西影響洞臥，勢力迄今於滇東，北起曲靖經師宗、羅平南達河口一線；北控製�勢力接於今川南的犍為、宜賓一帶。在這片廣大的地域上，夜郎濮人很早以來就與鄰近地區有了經濟、文化聯係侯紹莊等。
從目前考古的情況看，在今黔西北一帶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則與古代百越各部的關係比較密切。自夜郎北部，經�國（今四川宜賓）沿泯江北上，直溯成都，這是自古以來從蜀入黔的通道。戰國初，蜀王杜宇稱帝，“以南中為園苑”，大約夜郎濮人活動的部分地區為今黔西北一帶，被納入蜀國勢力範圍。及至戰國晚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將軍司馬錯滅蜀及巴，接著又命蜀郡守張若取蜀江南地，可能將上述原被蜀控製的夜郎濮人活動的北部地區納入秦國版圖。在蜀、秦先後統治下，今黔西北的夜郎濮人地區，遂成為溝通今川黔以至兩廣的通道。
夜郎濮人與東麵的楚國，早就通過今渝鄂湘黔交界一帶有了聯係。張星槎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書（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就有“支那”一詞。特別是公元前280年以後，秦從巴蜀準備沿江伐楚，雙方在枳（今重慶市涪陵區）一帶展開反複爭奪，戰爭延長達六七年。楚因為配合今渝東正麵一線的戰爭，頃襄王時派將軍莊�率領一支軍隊，“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後又進至滇國。及至莊�留王滇池，並對夜郎等地“分侯支黨”時，為了緩和當地濮人的隔閡，遂“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這便使隨莊�西進的楚軍逐步與當地濮人融合，形成夜郎和滇一帶的“�結”之民。
二、��與周圍地帶部落的關係
��作為地名首見於春秋時期的《管子・小匡》。其中有“��”之名。��之地近越、巴、荊夷之國。接近��的越地在今廣西一帶，而“荊夷之國”即楚國。按現在的地域關係看，��之地應該在今貴州省及其鄰境的一些地方。��的東部與“荊夷之國”相連，其北是巴族的主要聚居區，其東南是百越部落的集中居住區。
在春秋時期，��地帶百越係統的部落，絕大部分仍然處在原始社會的不同階段當中。戰國以後，��地帶的百越部落中，有一部分的生產向前發展了，出現了多餘的產品，開始與外麵發生了交往關係，與東部的楚國之間有了往來，並溝通了楚、滇之間的交通。於是，一部分楚國人進入了��地區活動。《華陽國誌・南中誌》有“周之季世，楚威王（公元前339至前329年）遣將軍莊�溯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係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的記載。《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的記載是：“楚頃襄王時（公元前298至前263年）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船於岸而步戰……”由此可見，至戰國後期，��地帶已經出現了一些大部落如且蘭等，其內部生產的發展使它能打開與楚國乃至滇國之間的交通。但周圍眾多的其他百越部落還處在比較落後的原始社會中尤。
三、巴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巴國在其發展的曆史過程中，與毗鄰國家和中原王均發生過各種關係。最主要的是巴國與楚國、巴國與秦國的關係周勇。
（一）巴楚關係
巴國和楚國最初均位於漢水流域，在西周時均為周之南國，當時兩國間分布有大批的百濮群落。東周初年，隨著百濮的衰落和大批遷徙，兩國開始有所接觸。
春秋初年，巴國正處在漢水中遊與大巴山之間。隨著大國爭霸時代的到來，巴國也積極向外拓展，擴張勢力，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但因其北限秦嶺，南隔巴山，西阻蜀、秦，隻有東麵百濮勢正衰落，因而巴國以東進作為擴張的主要方向。但楚國正處在江漢間，巴國東進必須同楚國交好，才能渡過漢水。公元前703年春天，巴國曾聯合楚國與鄧國（位於今河南省南部）及其附庸�國（位於今湖北省襄樊市）發生過一次戰爭，這是在春秋時期巴國事跡第一次見諸史跡。《左傳》桓公九年對此事的前後由來記載如下：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鬥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養甥、聃甥帥師救�。三逐巴師，不克。鬥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人宵潰。”
由此可見，巴楚聯軍的構成中，以楚將為統帥，巴師則分為兩隊，將楚師之精銳橫陳其間，表明巴軍處於從屬的地位。後來巴楚結盟後，多次聯合出兵，征伐漢水流域諸小國，並有北上的意圖。《左傳》記載：莊公六年（公元前688年）巴楚聯軍伐申。申為周宣王分封的南方軍事重鎮，扼守著南方諸國進入中原的咽喉。巴楚伐申，表明兩國的政治意圖有進一步獲得發展空間以至最後問鼎中原。
巴楚聯盟是兩國共同謀求區域霸權的產物，聯盟的目的在於利用對方的力量作為本國擴張的工具，以造就本國的區域霸權。兩國追求目標是不一致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聯盟的脆弱和各種關係的鬆懈。秦、巴因利益驅動，都出兵助楚，迫使群蠻叛庸從楚，這才轉敗為勝，從而滅掉庸國。三國瓜分了庸國，巴國得到了廣義巴地的腹心地區――巫巴山地的相當部分，為其以後的發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也使得巴楚聯盟的崩潰成為必然。
楚國自武、文王以後，發展迅速，滅國數十，雄踞江漢，要進一步吞並汝淮，北上中原，勢必要蕩平地處漢水中遊的巫巴山地、時刻準備東進的巴國。巴國原欲借與楚結盟而實現其東出江漢、建立區域霸權的目的，但日益強大的楚國卻成為對巴國的生死存亡構成最大威脅的敵國。公元前6世紀巴楚政治上、軍事上的聯合日少。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楚聯盟徹底破裂，巴師伐楚，圍�。楚大軍迎戰，大敗巴軍於�。巴以傾國之師伐楚而遭慘敗，從此一蹶不振。麵對楚國步步緊逼的攻勢已經無法抗衡，賴以立國的故土――漢水巴山已經無法立足，巴國最終從漢水流域棄土南遷，進行戰略轉移。“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是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
戰國時期，巴楚“數相攻伐”。巴為拒楚，在長江上先後設置了三道防線，即弱關（今湖北省秭歸縣境）江關（今重慶市奉節縣境）陽關（今重慶市長壽縣東南）但屢戰屢敗，其勢一蹶不振，在與氣勢蒸蒸日上的楚國的抗衡中，長江天險、夔門險要均不能阻擋楚軍西上的步伐。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從北向南先後攻占了巴國的三峽地區和清江流域的部分地區，巴國的國勢從根本上被削弱了。
戰國時期的巴楚關係，本質上取決於各自的根本利益。雖兩國王室之間的婚姻關係尚存，楚師也應巴蔓子之邀而馳援，但其間的婚姻已經遠非春秋時期的政治聯姻，楚之援巴是以巴獻城池為代價。兩國間雖時有往來，但絲毫沒有削減彌漫在兩國間的戰爭硝煙。
巴楚的長期交往，使相互間都受到深刻影響。楚都郢的“下裏”是戰國時期的巴人聚居區。下裏巴人唱的歌，在郢都的很多楚人都能聽懂，並能和而頌之者達數千人。巴人之歌在楚都能引起數千人的共鳴，說明楚文化受到了巴文化的深刻影響。戰國時期巴地則多楚風，“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說明巴文化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
從某種意義上講，春秋以來的巴國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巴楚關係史。
（二）巴、蜀、秦關係
巴、蜀初期並不接壤，其間中隔若幹方國、部落。但據史籍記載，建立蜀魚鳧、杜宇、開明王朝的魚鳧氏、杜宇氏、開明氏都有濃厚的巴濮色彩，而且魚鳧、開明均和巴有關。開明氏（鱉靈）就是巴人，魚鳧也應該屬於巴族的一支。開明、魚鳧都是從巫巴山地西遷到川東地區，再沿長江和岷江水係遷到川西平原而做了蜀王的。目前從鄂西、渝東南的考古文化上看，也能找到巴人西遷的線索，其時代大致應在夏商之際。川西地區的“巴蜀文化”，應該是由蜀人和包括一部分巴人在內的其他川西地區的民族共同創造的複合性很強的文化。同時，渝東南地區的“巴蜀文化”也明顯地受到了來自川西地區的文化滲透。
春秋戰國之際，巴國的統治中心由漢水中遊南下，轉而西遷，逐漸與主要在四川盆地西部稱雄稱長的蜀國毗鄰，開始爭奪川中地區的控製權。史籍所述“巴與蜀仇”，“巴蜀世戰爭”，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但關於“巴蜀世戰爭”的詳情，史籍記載絕少，因而無法述其概略。巴秦兩國間在春秋以前交往很少。戰國時期，巴秦關係有所發展。巴在楚、蜀夾擊下而遠交於秦，“秦惠文王與巴蜀為好”，均采用一種遠交近攻的策略。巴交好於秦，明顯帶有借助秦勢以製約東楚和西蜀的意圖。秦與巴交好，則是看中巴有勁卒，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從側翼打擊楚國，並足以因之“浮大舶船以東向（伐）楚”，取之即可以作為伐楚的戰略基地。對巴國而言，與秦這樣的“虎狼之國”交往，最終導致滅亡。巴滅於秦是巴秦關係的必然結局。
夜郎的直轄領地，雖僅今烏江流域西部一帶，但加上受其影響控製的諸“旁小邑”一起，則東控製且蘭，抵今烏江流域福泉、黃平以東；南影響句町，勢力達於廣西百色、陵雲；西影響洞臥，勢力迄今於滇東，北起曲靖經師宗、羅平南達河口一線；北控製�勢力接於今川南的犍為、宜賓一帶。在這片廣大的地域上，夜郎濮人很早以來就與鄰近地區有了經濟、文化聯係侯紹莊等。
從目前考古的情況看，在今黔西北一帶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則與古代百越各部的關係比較密切。自夜郎北部，經�國（今四川宜賓）沿泯江北上，直溯成都，這是自古以來從蜀入黔的通道。戰國初，蜀王杜宇稱帝，“以南中為園苑”，大約夜郎濮人活動的部分地區為今黔西北一帶，被納入蜀國勢力範圍。及至戰國晚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將軍司馬錯滅蜀及巴，接著又命蜀郡守張若取蜀江南地，可能將上述原被蜀控製的夜郎濮人活動的北部地區納入秦國版圖。在蜀、秦先後統治下，今黔西北的夜郎濮人地區，遂成為溝通今川黔以至兩廣的通道。
夜郎濮人與東麵的楚國，早就通過今渝鄂湘黔交界一帶有了聯係。張星槎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書（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就有“支那”一詞。特別是公元前280年以後，秦從巴蜀準備沿江伐楚，雙方在枳（今重慶市涪陵區）一帶展開反複爭奪，戰爭延長達六七年。楚因為配合今渝東正麵一線的戰爭，頃襄王時派將軍莊�率領一支軍隊，“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後又進至滇國。及至莊�留王滇池，並對夜郎等地“分侯支黨”時，為了緩和當地濮人的隔閡，遂“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這便使隨莊�西進的楚軍逐步與當地濮人融合，形成夜郎和滇一帶的“�結”之民。
二、��與周圍地帶部落的關係
��作為地名首見於春秋時期的《管子・小匡》。其中有“��”之名。��之地近越、巴、荊夷之國。接近��的越地在今廣西一帶，而“荊夷之國”即楚國。按現在的地域關係看，��之地應該在今貴州省及其鄰境的一些地方。��的東部與“荊夷之國”相連，其北是巴族的主要聚居區，其東南是百越部落的集中居住區。
在春秋時期，��地帶百越係統的部落，絕大部分仍然處在原始社會的不同階段當中。戰國以後，��地帶的百越部落中，有一部分的生產向前發展了，出現了多餘的產品，開始與外麵發生了交往關係，與東部的楚國之間有了往來，並溝通了楚、滇之間的交通。於是，一部分楚國人進入了��地區活動。《華陽國誌・南中誌》有“周之季世，楚威王（公元前339至前329年）遣將軍莊�溯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係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的記載。《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的記載是：“楚頃襄王時（公元前298至前263年）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船於岸而步戰……”由此可見，至戰國後期，��地帶已經出現了一些大部落如且蘭等，其內部生產的發展使它能打開與楚國乃至滇國之間的交通。但周圍眾多的其他百越部落還處在比較落後的原始社會中尤。
三、巴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巴國在其發展的曆史過程中，與毗鄰國家和中原王均發生過各種關係。最主要的是巴國與楚國、巴國與秦國的關係周勇。
（一）巴楚關係
巴國和楚國最初均位於漢水流域，在西周時均為周之南國，當時兩國間分布有大批的百濮群落。東周初年，隨著百濮的衰落和大批遷徙，兩國開始有所接觸。
春秋初年，巴國正處在漢水中遊與大巴山之間。隨著大國爭霸時代的到來，巴國也積極向外拓展，擴張勢力，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但因其北限秦嶺，南隔巴山，西阻蜀、秦，隻有東麵百濮勢正衰落，因而巴國以東進作為擴張的主要方向。但楚國正處在江漢間，巴國東進必須同楚國交好，才能渡過漢水。公元前703年春天，巴國曾聯合楚國與鄧國（位於今河南省南部）及其附庸�國（位於今湖北省襄樊市）發生過一次戰爭，這是在春秋時期巴國事跡第一次見諸史跡。《左傳》桓公九年對此事的前後由來記載如下：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鬥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養甥、聃甥帥師救�。三逐巴師，不克。鬥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人宵潰。”
由此可見，巴楚聯軍的構成中，以楚將為統帥，巴師則分為兩隊，將楚師之精銳橫陳其間，表明巴軍處於從屬的地位。後來巴楚結盟後，多次聯合出兵，征伐漢水流域諸小國，並有北上的意圖。《左傳》記載：莊公六年（公元前688年）巴楚聯軍伐申。申為周宣王分封的南方軍事重鎮，扼守著南方諸國進入中原的咽喉。巴楚伐申，表明兩國的政治意圖有進一步獲得發展空間以至最後問鼎中原。
巴楚聯盟是兩國共同謀求區域霸權的產物，聯盟的目的在於利用對方的力量作為本國擴張的工具，以造就本國的區域霸權。兩國追求目標是不一致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聯盟的脆弱和各種關係的鬆懈。秦、巴因利益驅動，都出兵助楚，迫使群蠻叛庸從楚，這才轉敗為勝，從而滅掉庸國。三國瓜分了庸國，巴國得到了廣義巴地的腹心地區――巫巴山地的相當部分，為其以後的發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也使得巴楚聯盟的崩潰成為必然。
楚國自武、文王以後，發展迅速，滅國數十，雄踞江漢，要進一步吞並汝淮，北上中原，勢必要蕩平地處漢水中遊的巫巴山地、時刻準備東進的巴國。巴國原欲借與楚結盟而實現其東出江漢、建立區域霸權的目的，但日益強大的楚國卻成為對巴國的生死存亡構成最大威脅的敵國。公元前6世紀巴楚政治上、軍事上的聯合日少。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楚聯盟徹底破裂，巴師伐楚，圍�。楚大軍迎戰，大敗巴軍於�。巴以傾國之師伐楚而遭慘敗，從此一蹶不振。麵對楚國步步緊逼的攻勢已經無法抗衡，賴以立國的故土――漢水巴山已經無法立足，巴國最終從漢水流域棄土南遷，進行戰略轉移。“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是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
戰國時期，巴楚“數相攻伐”。巴為拒楚，在長江上先後設置了三道防線，即弱關（今湖北省秭歸縣境）江關（今重慶市奉節縣境）陽關（今重慶市長壽縣東南）但屢戰屢敗，其勢一蹶不振，在與氣勢蒸蒸日上的楚國的抗衡中，長江天險、夔門險要均不能阻擋楚軍西上的步伐。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從北向南先後攻占了巴國的三峽地區和清江流域的部分地區，巴國的國勢從根本上被削弱了。
戰國時期的巴楚關係，本質上取決於各自的根本利益。雖兩國王室之間的婚姻關係尚存，楚師也應巴蔓子之邀而馳援，但其間的婚姻已經遠非春秋時期的政治聯姻，楚之援巴是以巴獻城池為代價。兩國間雖時有往來，但絲毫沒有削減彌漫在兩國間的戰爭硝煙。
巴楚的長期交往，使相互間都受到深刻影響。楚都郢的“下裏”是戰國時期的巴人聚居區。下裏巴人唱的歌，在郢都的很多楚人都能聽懂，並能和而頌之者達數千人。巴人之歌在楚都能引起數千人的共鳴，說明楚文化受到了巴文化的深刻影響。戰國時期巴地則多楚風，“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說明巴文化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
從某種意義上講，春秋以來的巴國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巴楚關係史。
（二）巴、蜀、秦關係
巴、蜀初期並不接壤，其間中隔若幹方國、部落。但據史籍記載，建立蜀魚鳧、杜宇、開明王朝的魚鳧氏、杜宇氏、開明氏都有濃厚的巴濮色彩，而且魚鳧、開明均和巴有關。開明氏（鱉靈）就是巴人，魚鳧也應該屬於巴族的一支。開明、魚鳧都是從巫巴山地西遷到川東地區，再沿長江和岷江水係遷到川西平原而做了蜀王的。目前從鄂西、渝東南的考古文化上看，也能找到巴人西遷的線索，其時代大致應在夏商之際。川西地區的“巴蜀文化”，應該是由蜀人和包括一部分巴人在內的其他川西地區的民族共同創造的複合性很強的文化。同時，渝東南地區的“巴蜀文化”也明顯地受到了來自川西地區的文化滲透。
春秋戰國之際，巴國的統治中心由漢水中遊南下，轉而西遷，逐漸與主要在四川盆地西部稱雄稱長的蜀國毗鄰，開始爭奪川中地區的控製權。史籍所述“巴與蜀仇”，“巴蜀世戰爭”，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但關於“巴蜀世戰爭”的詳情，史籍記載絕少，因而無法述其概略。巴秦兩國間在春秋以前交往很少。戰國時期，巴秦關係有所發展。巴在楚、蜀夾擊下而遠交於秦，“秦惠文王與巴蜀為好”，均采用一種遠交近攻的策略。巴交好於秦，明顯帶有借助秦勢以製約東楚和西蜀的意圖。秦與巴交好，則是看中巴有勁卒，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從側翼打擊楚國，並足以因之“浮大舶船以東向（伐）楚”，取之即可以作為伐楚的戰略基地。對巴國而言，與秦這樣的“虎狼之國”交往，最終導致滅亡。巴滅於秦是巴秦關係的必然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