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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烏江流域少數民族與中央王朝的關係

  秦漢時期,隨著秦漢王朝政治勢力的發展,統治區域的擴大,對我國南方民族的接觸和記載比先秦多起來了。

  一、南蠻與秦漢的關係

  漢對居於荊州各郡和益州巴郡的少數民族,統稱為“蠻”,又以郡名、地名或某種社會特征分別稱之。如武陵蠻、長沙蠻、零陵蠻、桂陽蠻、江夏蠻、巫蠻、巴蠻,都是以郡縣名稱之。在這眾多的族稱之中,根據它們的曆史和社會特點,大概可分為兩個係統,所謂盤瓠蠻和廩君蠻。

  (一)盤瓠蠻

  盤瓠是古神話中人名。據《後漢書・南蠻傳》、晉幹寶《搜神記》等書記載,遠古帝嚳(高辛氏)時,有老婦得耳疾,挑之,得物大如繭。婦人盛於瓠中,覆之以盤,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後盤瓠助帝嚳取犬戎吳將軍頭,帝嚳以少女妻之。盤瓠負帝女而入南山,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其後子孫繁衍,遂成盤瓠蠻。現今之苗族、瑤族、佘族,大部分都認為源於盤瓠,如瑤族有在家裏懸掛“盤瓠榜”而加以供奉的風俗。苗族地區也有很多關於先祖盤瓠的傳說故事,廟宇和地名等也很多。盤瓠蠻最早居住地區在今武陵、長沙(治今湖南省長沙市)零陵(治今湖南省零陵)桂陽(治今湖南省郴縣)等所謂武陵郡地區,故又稱武陵蠻。武陵郡改置於黔中郡,黔中郡原屬“百濮”所居住地方,是故武陵蠻與“百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秦漢時期的武陵蠻,是中央王朝直接統治下的少數民族。因受壓迫,他們時起反抗。西漢時,由於反抗規模小,“不足為郡國患”。直至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他們的反抗才比較明顯化,構成了對漢朝的威脅。其中,比較著名的反抗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據險隘,攻郡縣”。漢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擊之,戰敗,尚軍悉沒。二十四年,漢又派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又派伏波將軍馬援、監軍宗均將兵四萬擊之。援初至雖獲小勝,但因深入、暑甚、遇疫,“軍士疫死者大半”,援亦病卒。宗均乃矯製招降之。冬十月,蠻夷共斬其大帥而降。均入其營,散其眾,為置長吏而還。對此,《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曰:“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沅水入武溪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蠻遂平。”

  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入零陽(今湖南慈利)蠻界,破降之。三年冬,�中蠻覃兒健等複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等縣。漢發兵和募充中五裏蠻擊之。五年,大破覃兒健,斬之,餘眾降。《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曰:“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其冬,零陽蠻五裏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中蠻覃兒健等複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裏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營走還�中,複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92年)冬,�中、澧中蠻潭戎等反。五年,武陵郡兵擊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冬十二月,澧中蠻以郡縣徭役失平,遂結充中諸種攻城殺長吏。州郡又募五裏蠻擊破降之。三年秋,�中、澧中蠻、零陵蠻反,燒官寺。州郡募“善蠻”討平之。

  順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其年冬,澧中、�中蠻便以“貢布非舊約”,殺鄉吏,舉種反叛。武陵太守李進討破降之。進乃簡選良吏,方得其和。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反,拘執縣令,屯結深山。

  永興元年(153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降散。

  永壽三年(157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屯益陽。

  延熹三年(160年)長沙蠻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零陵蠻亦入長沙郡界。武陵蠻6000人寇江陵(荊州刺史治)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逃奔。漢以度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蠻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降之。五年夏,武陵、長沙、零陵民蠻又起,應募征討的漢兵亦因“不得賞直”、“征戍役久,財賞不贍”起而“作亂”。漢遣度尚、馮緄將兵10萬討平之。六年秋七月,武陵蠻複叛,太守除奉破降之。

  靈帝中平三年(186年)在黃巾起義的影響下,武陵蠻複起。以上事件表明,武陵蠻反對漢朝統治的鬥爭是經常發生的。

  武陵等郡蠻,由於處於漢朝郡縣的統治之下,而這些郡縣又靠近中原地區,所以受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是比較深的。例如,建武中,武陵郡辰陽縣(今湖南辰溪)“俗少學者,而信巫鬼”。縣令宋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漢書・宋均傳》)再如,永興年間,應奉為武陵太守,“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後漢書・應奉傳》)從上述各郡蠻反抗的首領都采用了漢姓和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的事例,也證明當地“蠻夷”受漢族經濟文化影響之深。

  (二)廩君蠻

  廩君也是傳說人物,最早見於《世本》,其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水經注》和《晉書・李特李流載記》都有相關傳說的記載。傳說有五姓人,即巴氏、樊氏、�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後經過“神選”,共立巴氏子務相為君,是為廩君。他們的後代,皆以廩君為先祖,稱為廩君蠻,又稱巴蠻。秦漢時期,巴蠻中活動最為活躍的當屬板�蠻。

  板�蠻是古代巴人的一支。又稱“白虎夷”、“白虎複夷”、“人”和“巴人”。板�蠻古代分布於川東,在四川閬中一帶。主要有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善弩射,長於狩獵。沿今嘉陵江居住。因使用木板為�,衝鋒陷陣,被稱為“板�蠻”。板�蠻與秦漢政權關係較為密切,並頻繁被秦漢政府征調,其中著名的事件有:

  “白虎為害”事件。《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稱:“秦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襄王乃募國中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鎰:24兩)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百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百虎。襄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嘉封,乃刻石盟要,複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金質信物,實為銅)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華陽國誌・巴誌》之記載略有不同:“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縱群虎,�恚,盡搏殺群虎……秦王嘉之曰:‘虎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複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雇死�錢。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亦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複之,專以射白虎為事,戶歲出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複夷”,一曰:“板�蠻”,今所謂“�頭虎子”者也。“白虎為害”事件反映的是巴蜀部落反抗秦朝統治的一起起義事件,但在秦朝政府的拉攏、離間等手段下,使得巴人部落產生了分裂,並最終導致了起義的失敗。在這個過程中,白虎複夷充當了秦政權的得力助手。

  平定三秦。秦末,反秦風潮洶湧,後劉邦、項羽逐漸成為兩大軍事集團,而三秦即是項羽分封給秦降將的關中之地。據應劭《風俗通義》、常璩《華陽國誌》、範曄《後漢書》的記載,劉邦征發巴人支係羅、樸、督、鄂、度、夕、龔討伐三秦,並成功平定三秦,為劉邦兼並了漢中之地,並進而爭奪天下創造了條件。以巴氏為蠻夷君長。《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曰:“漢高祖為漢王,發巴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遣還巴中,複其渠帥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錢口四十。巴人呼賦為,又稱人,世號為板�蠻。”由此可見,板�蠻在平定三秦過程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正因為如此,秦政權才做出了不輸租賦的優待政策。

  平定西羌。東漢中期,西鄙羌人亂塞,漢王朝遂頻繁征發巴人參加平定羌亂。公元108年、110年、115年、148年,羌人數次攻入漢中,漢均依靠板�蠻討平之,《後漢書・西羌傳》載:“(板�蠻)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複南行。”

  巴郡蠻是漢朝直接統治下的民族,而且都處於漢之內郡。因此,他們漢化的程度比較大。由於漢朝的民族壓迫政策,他們也往往起而反抗。史籍中有記載的有: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蠻反,漢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被鎮壓後又徙置江夏郡。

  順帝建康元年(137年)三月,南郡,江夏盜賊寇略城邑,州郡討平之。

  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光和三年(180年)江夏蠻又反,被討平之。再如,巴郡板�蠻在桓帝之世也曾數反。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二月,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

  靈帝光和二年(179年)又起反叛。這次反叛的原因是:“長吏鄉亭,更賦至重,仆役簍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關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穀,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

  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起義之後,巴郡妖巫張�反,寇郡縣。

  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巴郡板�蠻叛,遣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對於板�蠻的反抗鬥爭,《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如“桓帝之世,板�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二年,巴郡板�複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禦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複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複南行。至建和二年,羌複大入,實賴板�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亦以板�討而平之。”

  二、西南夷與秦漢的關係

  秦漢時期的西南夷,指分布在今貴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雲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其民族成分複雜,政治不統一,社會發展不平衡。根據《史記》和《漢書》記載,西南夷中主要的或有名稱的,在黔西和滇東的“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在滇池地區的“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在滇以北地區“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在滇西“地方數千裏”的洱海地區,名為�、昆明等;自�以東北今四川西南部“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今蜀西部岷江上遊地區“君長以什數,冉最大”;自冉以東北今甘肅東南部和與四川交界處“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根據他們的社會習俗和經濟狀況,夜郎、滇等族群,自黔西至滇池及其以北地區,“皆�結,耕田,有邑聚”,一般認為是農業經濟和已進入階級社會。在《史記》和《漢書》等書中,又常把西南夷分稱為南夷和西夷。南夷指居於巴蜀南方的民族,如夜郎、且蘭等,西夷指居於蜀西及西南的邛、笮、�、昆明等。滇和靡莫之屬也被視為西夷的一部分。從漢所置郡縣分,南夷謂居犍為、��郡的民族,西夷謂居越�、益州郡的民族。對西南夷與秦漢中央政府的關係,翁獨健翁獨健。先生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中敘述得較為完整。

  早在秦惠文王於公元前316年滅蜀、巴之後,西南夷就與秦直接發生了關係。秦蜀郡太守張若“取笮及其江南地”。太守李冰“又通笮道”。

  戰國時期的楚,也與西南夷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在秦滅巴蜀之後,楚威王也“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史記・西南夷傳》。

  秦統一“諸夏”,北卻匈奴,南置三郡,也注意了對西南民族的開發和建置。“常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邛、笮、冉……秦時嚐通為郡縣”《史記・司馬相如傳》。

  漢興,在西南夷地區秦所置吏雖皆廢之,但人民間的交往並未中斷。如“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記・西南夷傳》。巴蜀“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禦滇�,�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裏,無所不通,唯�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史記・貨殖傳》。”。這表明,巴蜀之民與西南各族的經濟交換關係既密切,來往又頻繁,致使“巴蜀殷富”。

  漢武帝對西南夷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漢遣中郎將唐蒙將千人,食重萬餘人,至夜郎及旁小邑,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乃以為犍為郡,並發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為通西南夷,漢又發蜀、巴、漢中、廣漢四郡吏卒數萬人治道路。治道數年,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而道不通,又加西南夷數反,乃於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史記・西南夷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平南越,乃命中郎將郭昌、衛廣將兵擊且蘭,平南夷為��郡(包括貴州省大部和滇東地區)夜郎遂入朝,漢以為夜郎王。

  隨著漢朝政治的發展和建置,漢族與西南各族的經濟文化關係也加強了。大量漢人也以不同的途徑移入西南夷地區。他們中不僅有官吏士兵和刑徒,也有一般漢民。根據《漢書・地理誌》記載:犍為、��、越�、益州四郡共有“編戶”27萬多戶,163萬多人;《後漢書・郡國誌》雲:犍為、��、越�、益州、永昌五郡共有“編戶”56萬多戶,331萬多人。這些“編戶”應絕大部分是漢民和趨於漢化的少數民族。按照漢朝的政策,對於初郡的少數民族,“以其故俗治,毋賦稅”,一般不屬“編戶”。由於大量漢民的移入,必然對當地民族發生重大的影響:一方麵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同時更密切了民族關係,促進了他們間的融合;但同時,漢朝對西南夷地區的建置和統治,也引起了與當地各族的矛盾,遭到了他們的反抗。其中較大的事件有:

  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夏,益州郡廉頭、姑繒、��郡談指、同並等24邑皆反,殺長吏。漢遣水衡都尉呂辟胡擊破之。四年,益州姑繒、葉榆複反,殺益州太守。呂辟胡與戰,官兵死者4000餘人。五年,漢又遣軍正王平、大鴻臚田廣明將兵擊破之,前後首虜50000餘級。在這次鎮壓益州民族的反抗中,��郡句町侯亡波率種人從征有功,被立為句町王。

  王莽代漢,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貶句町王邯為侯”。“邯怨恨,��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漢書・西南夷傳》。

  天風元年(14年)益州蠻夷愁擾盡反,複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擊之,“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漢書・王莽傳》。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由於“郡縣賦斂煩數”,卷夷大牛夷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六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漢書・西南夷傳》。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討之。竦至葉榆,與封離等戰,大破之。

  西南少數民反抗漢朝的鬥爭,從上述比較重大的事件也可以看出,大多是由於漢朝的民族壓迫政策造成的,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或統治人物為保存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利益而反漢。這種反抗對於社會發展,則既有破壞和消極的一麵,又有促進的一麵,加強著民族間的聯係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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