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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古今之變創一家之言的史學大師
司馬遷
（約前145或前135～？）
[傳略]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西南高門村）人。西漢史學家太史令司馬談之子。幼年耕讀於故裏。19歲時家徙茂陵，入京師長安。20歲時暢遊大江南北，考察風俗，網羅天下軼事舊聞，入仕初為郎中。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為郎中將，奉使西南夷設郡置吏。元封三年（前108）繼父職，任太史令，得讀史官所藏圖書，獲得了有利的修史條件。太初元年（前l04），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並加緊了《史記》的撰述。7年後，即天漢三年（前98），因為李陵降匈奴事辯解而下獄，慘遭腐刑，蒙受了極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當輕生之念萌生，司馬遷耳邊就回響起父親臨終時的遺教，故發願完成一代大典；同時，眼前展現了一幅幅古人發憤著述的畫麵：西伯拘�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賦《離騷》，左丘失明著《國語》，孫子臏腳論《兵法》，《詩》三百篇，大都是聖賢發泄憤懣的作品。自古以來，權貴富人生時顯赫，死而名滅，多到不可勝記，隻有那些具有堅強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業的人才能名垂後世。這就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一唱三歎，反複申說的“發憤著書”說。受李陵之禍，使司馬遷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從個人的悲怨中解脫出來，發憤撰述。出獄後任中書令，雖尊寵任職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中，成為“一家之言”，表達了鮮明的愛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難，揭露專製統治的黑暗，留下了寶貴的實錄作品，這一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脊梁。司馬遷自題其書曰《太史公書》，東漢末通稱《史記》。其傳見《漢書》卷六十二。
[影響]司馬遷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了《史記》。司馬遷和《史記》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評價司馬遷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也就是評價《史記》的地位和影響。《史記》是一部空前的曆史巨著，同時也是一部傑出的傳記文學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說，司馬遷集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於一身，在中國封建史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天才。
作為一個曆史家，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寫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質的中國通史，即紀傳體《史記》，在史學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開創了一個曆史學發展的新時代。《史記》是一部體係完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識見超群的曆史巨著，奠定了中國“正史”的基礎。
嗣後作史，踵其遺軌修成蟬聯而下的列朝正史積數有26種之多，即世所謂“二十四史”加《新元史》與《清史稿》，共26種，4042卷，洋洋數千萬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故學術界有全史之稱。記事起黃帝迄大清，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發展的規模體製，載述畢於此編，司馬遷的首創之功可與日月並垂懸。
作為一個文學家，司馬遷是無與倫比的人物傳記作家。《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係統地敘述了我國古代首尾三千年間各色各樣人物活動的曆史，展示出一長卷光彩奪目的曆史形象，篇篇傳記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麵及細節描寫，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直接影響了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史記》的辭彩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影響了曆代文學大家的成就。唐宋以來古文大家無不熟讀《史記》，汲取營養，號稱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歐陽修等在古文運動中，就把《史記》作為一麵旗幟。在散文發展史上，《史記》也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作為一個思想家，司馬遷其可貴的精神品德和崇高人格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一是忍辱負重，發憤著書，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不斷地勇於探索和創新，創造了劃時代的紀傳體通史；三是嚴肅地忠實於信實可靠的曆史不與聖人同是非。這三個方麵的合一，鑄成了司馬遷的才、學、識。下麵著重談談司馬遷的創新與實錄，二者既有區別而又統一。
創新既是司馬遷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記》的最大成功。《史記》這部巨著，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劃時代的創新。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通史體史記”，可用四字簡評，曰“體大思精”。體大，是指《史記》的五體形式；思精，是指《史記》內容的全麵性和係統性。《史記》五體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分開來看又各自成為一個獨立的係統，首尾完俱貫通曆史發展的線索，各有不同的側麵和重心。五體合起來看又是組織嚴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為它體例完備，才能容納豐富的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內使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民族、社會以及自然界的星象、曆法、地理等無所不包。所以晉人張輔說，司馬遷作史，“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清趙翼稱它為“全史”，並說：“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二十二史劄記》卷一）
司馬遷所以能夠創新，主要是他立意高遠，能夠堅持實錄的寫作精神。西漢一代大儒都推尊《史記》為實錄。班固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堅持實錄是司馬遷的崇高史德，為他高遠的述史理想服務。司馬遷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拿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來回答曆史是怎樣變化發展的，所以他不與聖人同是非，突破了舊的思想傳統和官方哲學的框架。這種創新思想，集中地表現在讚揚道家以及為商人、遊俠立傳這幾個方麵。班固說：“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敝也。”（《漢書・司馬遷傳》）班固所批評的司馬遷之“敝”，恰恰是司馬遷思想中光彩奪目之“明”。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漢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做的貢獻；頌遊俠，是肯定這一類人能夠犧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實際上，司馬遷是通過頌黃老、商人、遊俠來表達他對開明政治的向往，對人民求利和反強暴的肯定。這些思想正體現了《史記》褒貶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統治階級正統思想的約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來立論，這無疑是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
[餘論]司馬遷集史學、文學、思想於一身，是一位難得的全才和奇才。但司馬遷不僅僅是學問家，而且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先覺者。他創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勾勒曆史發展大勢，這一先覺，乃是以英雄史觀取代天命史觀，其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場大變革。司馬遷忍辱負重，發憤著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用血和淚寫就的鴻篇巨製《史記》，不僅僅是一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打開了一扇曆史研究之門，這扇門，為世界上所有熱愛和關注曆史的人敞開。
（張大可）
（約前145或前135～？）
[傳略]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市西南高門村）人。西漢史學家太史令司馬談之子。幼年耕讀於故裏。19歲時家徙茂陵，入京師長安。20歲時暢遊大江南北，考察風俗，網羅天下軼事舊聞，入仕初為郎中。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為郎中將，奉使西南夷設郡置吏。元封三年（前108）繼父職，任太史令，得讀史官所藏圖書，獲得了有利的修史條件。太初元年（前l04），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並加緊了《史記》的撰述。7年後，即天漢三年（前98），因為李陵降匈奴事辯解而下獄，慘遭腐刑，蒙受了極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當輕生之念萌生，司馬遷耳邊就回響起父親臨終時的遺教，故發願完成一代大典；同時，眼前展現了一幅幅古人發憤著述的畫麵：西伯拘�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賦《離騷》，左丘失明著《國語》，孫子臏腳論《兵法》，《詩》三百篇，大都是聖賢發泄憤懣的作品。自古以來，權貴富人生時顯赫，死而名滅，多到不可勝記，隻有那些具有堅強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業的人才能名垂後世。這就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一唱三歎，反複申說的“發憤著書”說。受李陵之禍，使司馬遷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從個人的悲怨中解脫出來，發憤撰述。出獄後任中書令，雖尊寵任職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中，成為“一家之言”，表達了鮮明的愛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難，揭露專製統治的黑暗，留下了寶貴的實錄作品，這一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脊梁。司馬遷自題其書曰《太史公書》，東漢末通稱《史記》。其傳見《漢書》卷六十二。
[影響]司馬遷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了《史記》。司馬遷和《史記》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評價司馬遷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也就是評價《史記》的地位和影響。《史記》是一部空前的曆史巨著，同時也是一部傑出的傳記文學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說，司馬遷集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於一身，在中國封建史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天才。
作為一個曆史家，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寫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質的中國通史，即紀傳體《史記》，在史學史上樹立了一座豐碑，開創了一個曆史學發展的新時代。《史記》是一部體係完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識見超群的曆史巨著，奠定了中國“正史”的基礎。
嗣後作史，踵其遺軌修成蟬聯而下的列朝正史積數有26種之多，即世所謂“二十四史”加《新元史》與《清史稿》，共26種，4042卷，洋洋數千萬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故學術界有全史之稱。記事起黃帝迄大清，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發展的規模體製，載述畢於此編，司馬遷的首創之功可與日月並垂懸。
作為一個文學家，司馬遷是無與倫比的人物傳記作家。《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係統地敘述了我國古代首尾三千年間各色各樣人物活動的曆史，展示出一長卷光彩奪目的曆史形象，篇篇傳記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麵及細節描寫，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直接影響了明清以來的通俗小說和戲劇創作。《史記》的辭彩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影響了曆代文學大家的成就。唐宋以來古文大家無不熟讀《史記》，汲取營養，號稱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歐陽修等在古文運動中，就把《史記》作為一麵旗幟。在散文發展史上，《史記》也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作為一個思想家，司馬遷其可貴的精神品德和崇高人格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一是忍辱負重，發憤著書，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不斷地勇於探索和創新，創造了劃時代的紀傳體通史；三是嚴肅地忠實於信實可靠的曆史不與聖人同是非。這三個方麵的合一，鑄成了司馬遷的才、學、識。下麵著重談談司馬遷的創新與實錄，二者既有區別而又統一。
創新既是司馬遷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記》的最大成功。《史記》這部巨著，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劃時代的創新。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通史體史記”，可用四字簡評，曰“體大思精”。體大，是指《史記》的五體形式；思精，是指《史記》內容的全麵性和係統性。《史記》五體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分開來看又各自成為一個獨立的係統，首尾完俱貫通曆史發展的線索，各有不同的側麵和重心。五體合起來看又是組織嚴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為它體例完備，才能容納豐富的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內使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民族、社會以及自然界的星象、曆法、地理等無所不包。所以晉人張輔說，司馬遷作史，“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清趙翼稱它為“全史”，並說：“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二十二史劄記》卷一）
司馬遷所以能夠創新，主要是他立意高遠，能夠堅持實錄的寫作精神。西漢一代大儒都推尊《史記》為實錄。班固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堅持實錄是司馬遷的崇高史德，為他高遠的述史理想服務。司馬遷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拿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來回答曆史是怎樣變化發展的，所以他不與聖人同是非，突破了舊的思想傳統和官方哲學的框架。這種創新思想，集中地表現在讚揚道家以及為商人、遊俠立傳這幾個方麵。班固說：“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敝也。”（《漢書・司馬遷傳》）班固所批評的司馬遷之“敝”，恰恰是司馬遷思想中光彩奪目之“明”。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漢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做的貢獻；頌遊俠，是肯定這一類人能夠犧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實際上，司馬遷是通過頌黃老、商人、遊俠來表達他對開明政治的向往，對人民求利和反強暴的肯定。這些思想正體現了《史記》褒貶人物和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統治階級正統思想的約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來立論，這無疑是那個時代最進步的思想。
[餘論]司馬遷集史學、文學、思想於一身，是一位難得的全才和奇才。但司馬遷不僅僅是學問家，而且是站在時代前列的先覺者。他創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勾勒曆史發展大勢，這一先覺，乃是以英雄史觀取代天命史觀，其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場大變革。司馬遷忍辱負重，發憤著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用血和淚寫就的鴻篇巨製《史記》，不僅僅是一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打開了一扇曆史研究之門，這扇門，為世界上所有熱愛和關注曆史的人敞開。
（張大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