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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浪漫情懷的改革家
梭倫
（約前638～前560）
[傳略]梭倫，古雅典執政官，政治改革家，詩人。
梭倫出生於雅典一個沒落貴族家庭。早年經商，足跡遍及希臘諸城邦，並曾到過小亞細亞等地，熟悉各地的社會製度和風土人情。由於同情工商業奴隸主和平民，在中下層群眾中有較高威望。公元前600年左右，年僅30歲的梭倫被任命為軍事指揮官，奪回被墨加拉占領多年的薩拉米斯島，聲望大增。公元前594年，他當選為執政官，在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後來離開雅典，在埃及、塞浦路斯等地遊曆十餘年之久。晚年退隱於家中，專門從事研究和著述。公元前560年去世，他的遺體被焚化，骨灰撒在薩拉米斯島上。梭倫一生創作了許多詩篇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如“有不少富而可鄙的人，反之，也有不少誠實而貧苦的人。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想舍善行而取財富。財富可以數易其手，而善行卻能永垂不朽”，他因此被稱為“雅典第一個詩人”。
[影響]梭倫改革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當時，奴隸製雖然已經在雅典形成，但許多氏族製度依然殘留著。氏族貴族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他們利用自己由於出身名門而具有的世襲權力，把持著國家權力中樞“戰神山議事會”，並通過這個機構操縱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權，而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則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工商業奴隸主階層雖然擁有大量財富，但不能參與國家決策與管理。氏族貴族占有全國最肥沃的土地，在他們的殘酷剝削下，許多農民隻能靠一小塊“份地”艱難度日。由於食不果腹，農民經常被迫以自己的“份地”為抵押，向貴族借債。貴族在“份地”上豎起一塊碑石，如果農民不能按時還債，就得把“份地”折價賣給貴族，自己則淪為“六一農”，即他們必須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上交給貴族，自己隻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份地”折價後仍不足以償債，農民隻得將自己的子女賣到雅典邦外為奴隸。在這種情況下，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貴族手裏“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破產農民正在醞釀武裝起義。梭倫對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極為同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災禍降臨到了每個家庭，院門無法把它阻擋，越過高高的圍牆，在房間的一角翱翔。”極度緊張的階級關係，使他憂心忡忡。因此，公元前594年，他被選為執政官以後，立即著手對雅典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改革。
在政治方麵，梭倫改革致力於限製貴族的權力，讓更多的人參與分享國家管理權力。梭倫按財產的多少把全體雅典公民分為四個等級：每年可從自己田產中收入500麥鬥（一麥鬥約合52公斤）穀物或油、酒的公民，屬第一等級，被稱為“富農”；第二等級收入300麥鬥，被稱為“騎士”；第三等級收入200麥鬥，被稱為“兵士”；第四等級是收入不足200麥鬥的平民，被稱為“雇工”。梭倫規定，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權利。一、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最高官職；第三等級隻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職。不同的等級在軍隊中充當不同的兵種。一、二等級的公民充當騎兵；第三等級充當重裝步兵；第四等級充當普通步兵。每個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出征時都必須自配裝備。在此基礎上，梭倫恢複了公民大會，使之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決定戰爭、媾和、選舉等國家大事，規定各等級的公民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為了限製由貴族控製的“戰神山議事會”，梭倫還設立了400人會議組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由雅典的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負責準備和審理公民大會的提案，分割了“戰神山議事會”的部分權力。在司法製度方麵，梭倫設立了陪審法庭，規定凡雅典公民都可被選為陪審員並參與審理案件。
在經濟方麵，梭倫改革致力於解決“六一農”問題。為此，他頒布了著名的“解負令”。根據這個法令，農民的債務一律取消，所有債契一律作廢；由於欠債而賣身為奴隸的農民必須被釋放，被抵押掉的“份地”歸還原主；因欠債而被賣到外邦的雅典公民，由雅典城邦出錢贖回；自“解負令”生效之日起，永遠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債務抵押的行為。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並問題，梭倫頒布法律，對個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額度予以明確規定。這樣，廣大平民擺脫了淪為奴隸的命運，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既有利於農業發展，也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與此同時，梭倫實行了其他的一些有利於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如種植樹木、開鑿水井等。鑒於工商業在雅典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梭倫實行了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措施。他規定，手工業者必須世代傳習技藝，如果父親在兒子年輕時沒有教會他一種手藝，那麽兒子將來有權拒絕贍養父親。他還獎勵有技術的外邦手工業者移居雅典，並且給予他們雅典公民權。他鼓勵擴大對外貿易，發展橄欖油輸出，但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穀物則規定禁止出口。為了便於貿易，他對雅典的幣製進行了改革。經濟改革的結果，使雅典農業生產保持穩定，穀物基本上自給自足；雅典的手工業蓬勃發展，其產品在愛琴海一帶頗具競爭力；雅典商人足跡遠播，雅典城邦的名氣也遠近聞名。
梭倫改革的許多措施是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的，其內容相當全麵細致。改革後的新法律規定，任何公民都有權為了自己或受害者的利益，對任何人提出控告。這條法令體現出一些“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味，它對雅典人的影響深刻且長遠。梭倫的表弟、僭主庇西特拉圖執政時，有一次被控犯了殺人罪，這位不可一世的統治者竟然按時到法庭受審。這件事說明梭倫的立法已經深深植根於雅典的國家與社會生活中。改革之前，雅典實行的刑法以嚴酷著稱，偷竊水果之類的東西，就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改革之後的新法律則規定，死刑隻適用於殺人犯。此外，新法律還規定，禁止買賣婚姻；禁止婚喪節慶中揮霍無度，等等。梭倫把法律條文刻在木板上或石板上，鑲在可以轉動的長方形框子裏，豎立在市場附近的國事廳裏，讓人民知道法律的內容，遵照法律規定行事。
梭倫改革一度緩解了雅典的社會危機，但是，由於它觸動了氏族貴族的利益，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同時，下層人民也因改革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境遇而大失所望，雅典政壇麵臨著新的動蕩。在這種山雨欲來的政治背景下，梭倫以出國考察為借口，離開了雅典。
[餘論]梭倫的改革順應了曆史潮流，以私有財產的多寡來確定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滿足了日益強大的工商業奴隸主及其他有產階級獲得更多權利的要求，也使舊的血緣親屬團體日益遭到排斥，使不適應新生產力的氏族製度走向消亡。盡管廣大下層公民仍被排斥在國家權力之外，但梭倫改革中仍然包含了不少具有民主色彩的內容。從曆史發展的結果來看，梭倫改革似乎並沒有使雅典城邦變得多麽強大――它最終在與斯巴達的角逐中戰敗，但它賦予雅典的民主精神卻流傳下來，並對歐洲近代民主製度的確立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溫和的處世哲學使梭倫改革的內容閃爍著人文關懷的色彩，詩人的浪漫情懷也似乎注定了梭倫的政治歸宿。但政治上的失意並不能抹殺這位貴族出身的改革家的高尚人格，他沒有貴族的驕矜，沒有政治家特有的對權力的貪欲。盡管他沒能在權力的神壇上實現自己的抱負，但卻達到了因善行而永垂不朽的夙願。
（趙凱）
（約前638～前560）
[傳略]梭倫，古雅典執政官，政治改革家，詩人。
梭倫出生於雅典一個沒落貴族家庭。早年經商，足跡遍及希臘諸城邦，並曾到過小亞細亞等地，熟悉各地的社會製度和風土人情。由於同情工商業奴隸主和平民，在中下層群眾中有較高威望。公元前600年左右，年僅30歲的梭倫被任命為軍事指揮官，奪回被墨加拉占領多年的薩拉米斯島，聲望大增。公元前594年，他當選為執政官，在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後來離開雅典，在埃及、塞浦路斯等地遊曆十餘年之久。晚年退隱於家中，專門從事研究和著述。公元前560年去世，他的遺體被焚化，骨灰撒在薩拉米斯島上。梭倫一生創作了許多詩篇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如“有不少富而可鄙的人，反之，也有不少誠實而貧苦的人。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想舍善行而取財富。財富可以數易其手，而善行卻能永垂不朽”，他因此被稱為“雅典第一個詩人”。
[影響]梭倫改革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當時，奴隸製雖然已經在雅典形成，但許多氏族製度依然殘留著。氏族貴族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他們利用自己由於出身名門而具有的世襲權力，把持著國家權力中樞“戰神山議事會”，並通過這個機構操縱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權，而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則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工商業奴隸主階層雖然擁有大量財富，但不能參與國家決策與管理。氏族貴族占有全國最肥沃的土地，在他們的殘酷剝削下，許多農民隻能靠一小塊“份地”艱難度日。由於食不果腹，農民經常被迫以自己的“份地”為抵押，向貴族借債。貴族在“份地”上豎起一塊碑石，如果農民不能按時還債，就得把“份地”折價賣給貴族，自己則淪為“六一農”，即他們必須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上交給貴族，自己隻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份地”折價後仍不足以償債，農民隻得將自己的子女賣到雅典邦外為奴隸。在這種情況下，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貴族手裏“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破產農民正在醞釀武裝起義。梭倫對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極為同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災禍降臨到了每個家庭，院門無法把它阻擋，越過高高的圍牆，在房間的一角翱翔。”極度緊張的階級關係，使他憂心忡忡。因此，公元前594年，他被選為執政官以後，立即著手對雅典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改革。
在政治方麵，梭倫改革致力於限製貴族的權力，讓更多的人參與分享國家管理權力。梭倫按財產的多少把全體雅典公民分為四個等級：每年可從自己田產中收入500麥鬥（一麥鬥約合52公斤）穀物或油、酒的公民，屬第一等級，被稱為“富農”；第二等級收入300麥鬥，被稱為“騎士”；第三等級收入200麥鬥，被稱為“兵士”；第四等級是收入不足200麥鬥的平民，被稱為“雇工”。梭倫規定，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權利。一、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最高官職；第三等級隻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職。不同的等級在軍隊中充當不同的兵種。一、二等級的公民充當騎兵；第三等級充當重裝步兵；第四等級充當普通步兵。每個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出征時都必須自配裝備。在此基礎上，梭倫恢複了公民大會，使之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決定戰爭、媾和、選舉等國家大事，規定各等級的公民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為了限製由貴族控製的“戰神山議事會”，梭倫還設立了400人會議組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由雅典的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負責準備和審理公民大會的提案，分割了“戰神山議事會”的部分權力。在司法製度方麵，梭倫設立了陪審法庭，規定凡雅典公民都可被選為陪審員並參與審理案件。
在經濟方麵，梭倫改革致力於解決“六一農”問題。為此，他頒布了著名的“解負令”。根據這個法令，農民的債務一律取消，所有債契一律作廢；由於欠債而賣身為奴隸的農民必須被釋放，被抵押掉的“份地”歸還原主；因欠債而被賣到外邦的雅典公民，由雅典城邦出錢贖回；自“解負令”生效之日起，永遠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債務抵押的行為。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並問題，梭倫頒布法律，對個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額度予以明確規定。這樣，廣大平民擺脫了淪為奴隸的命運，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既有利於農業發展，也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與此同時，梭倫實行了其他的一些有利於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如種植樹木、開鑿水井等。鑒於工商業在雅典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梭倫實行了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措施。他規定，手工業者必須世代傳習技藝，如果父親在兒子年輕時沒有教會他一種手藝，那麽兒子將來有權拒絕贍養父親。他還獎勵有技術的外邦手工業者移居雅典，並且給予他們雅典公民權。他鼓勵擴大對外貿易，發展橄欖油輸出，但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穀物則規定禁止出口。為了便於貿易，他對雅典的幣製進行了改革。經濟改革的結果，使雅典農業生產保持穩定，穀物基本上自給自足；雅典的手工業蓬勃發展，其產品在愛琴海一帶頗具競爭力；雅典商人足跡遠播，雅典城邦的名氣也遠近聞名。
梭倫改革的許多措施是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的，其內容相當全麵細致。改革後的新法律規定，任何公民都有權為了自己或受害者的利益，對任何人提出控告。這條法令體現出一些“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味，它對雅典人的影響深刻且長遠。梭倫的表弟、僭主庇西特拉圖執政時，有一次被控犯了殺人罪，這位不可一世的統治者竟然按時到法庭受審。這件事說明梭倫的立法已經深深植根於雅典的國家與社會生活中。改革之前，雅典實行的刑法以嚴酷著稱，偷竊水果之類的東西，就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改革之後的新法律則規定，死刑隻適用於殺人犯。此外，新法律還規定，禁止買賣婚姻；禁止婚喪節慶中揮霍無度，等等。梭倫把法律條文刻在木板上或石板上，鑲在可以轉動的長方形框子裏，豎立在市場附近的國事廳裏，讓人民知道法律的內容，遵照法律規定行事。
梭倫改革一度緩解了雅典的社會危機，但是，由於它觸動了氏族貴族的利益，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同時，下層人民也因改革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境遇而大失所望，雅典政壇麵臨著新的動蕩。在這種山雨欲來的政治背景下，梭倫以出國考察為借口，離開了雅典。
[餘論]梭倫的改革順應了曆史潮流，以私有財產的多寡來確定國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滿足了日益強大的工商業奴隸主及其他有產階級獲得更多權利的要求，也使舊的血緣親屬團體日益遭到排斥，使不適應新生產力的氏族製度走向消亡。盡管廣大下層公民仍被排斥在國家權力之外，但梭倫改革中仍然包含了不少具有民主色彩的內容。從曆史發展的結果來看，梭倫改革似乎並沒有使雅典城邦變得多麽強大――它最終在與斯巴達的角逐中戰敗，但它賦予雅典的民主精神卻流傳下來，並對歐洲近代民主製度的確立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溫和的處世哲學使梭倫改革的內容閃爍著人文關懷的色彩，詩人的浪漫情懷也似乎注定了梭倫的政治歸宿。但政治上的失意並不能抹殺這位貴族出身的改革家的高尚人格，他沒有貴族的驕矜，沒有政治家特有的對權力的貪欲。盡管他沒能在權力的神壇上實現自己的抱負，但卻達到了因善行而永垂不朽的夙願。
（趙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