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境界叫孤獨

千種風情誰與說

　　唐宋以來，中國詞人多矣，而寫羈旅行役相思之苦的高手當屬柳永。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美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第一次知道柳永是在1980年的春末，那時我正為自己的功名前途在高考搏殺中焦頭爛額。可就在一大堆公式名詞間隙，不經意間看到了鄰桌同學不知從那兒弄來的“文革”前的高中語文課本，柳永的《雨霖鈴》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夕陽下，我坐在校園外金燦燦的麥田裏，嗅著成熟的清香，默默把這首詞印在了枯燥而又膨脹的大腦。現在想來可笑，不知道自己一個——貧寒的學子竟有如此浪漫的閑情逸致。

　　少年不識愁滋味，記住了柳永，卻並未走進詞人的內心。之後二十多年的人生沉浮，當青春的一腔豪情漸漸化作點點無奈時，對柳詞也由感性喜歡漸漸變成了理性的感喟。柳永風塵仆仆的腳步漸漸敲擊著我的耳膜。

　　麵對柳永，我常想：他究竟算不算一個成功者？如果說他是成功者，可他一生顛沛流離困苦潦倒。如果說他是失敗者，可他生前身後卻又聲名顯赫。如果用“自古聖賢皆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這個慣有定式來推理，柳永的所作所為似乎又不太合格。於是我翻閱了許多史料，研讀了他許多作品，終於得出一個矛盾結論：柳永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

　　詞，成全了柳永，也害苦了柳永。因為詞，他這個社會最底層的布衣書生竟讓高高在上的皇帝記住了姓名。也因為詞，導致了他與宋仁宗趙楨之間一場不對稱的恩怨糾葛，招致了許多文人士大夫的排斥和鄙視。

　　我們常把一個人的成功歸結為天時、地利、人和。其實天時地利都有極大的偶然性，人和是首當其衝的硬件。柳永的人生遭際就說明了這一點。

　　柳永，原名三變，做過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在家排行老七，又稱柳七，生活在十一世紀前期。這是一個群星璀璨的年代，張先、晏殊、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秦觀等，個個耀目，人人生輝。而柳永又是群星中極具魅力的一個，也是最潦倒的一個。

　　不能說柳永生不逢時，比起同時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柳永沒有卷入朋黨權爭的政治旋渦；比起後來的李清照、辛棄疾，他沒有家破國亡的憂患。北宋前期，內憂外患還凸現，自上而下享樂風氣彌漫，從皇帝到普通文人都以填詞作曲為能事。柳永從福建老家風塵仆仆來到京都汴梁，本為科舉功名，可麵對歌舞升平的萬般氣象，頗有作詞天賦的柳永也自然而然地卷進了這股潮流。勾欄瓦肆，吟和酬唱，頻頻出彩，柳永很快就名噪京師。“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宴，必使侍從歌之再三”，皇帝猶且如此，那些樂工歌伎們更是趨之若鶩，每得新曲，必請柳永填詞後再唱。

　　風光八麵，如魚得水，潮流簇擁著柳永，柳永又領導著潮流。之前的詞多為小令，是文人士大夫花前樽間的消遣雅趣，而柳永把詞從皇室豪宅的象牙塔一步步引向市井裏巷，運用民間俗言俚語，委婉通俗，音調優美，開創了慢詞這種新形式，使詞由無病呻吟的涓涓細流，嘩啦啦流淌起了平民百姓的厚重氣息，盡管受到了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輕視，可還是出現了“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盛況。

　　得意忘形，樂極生悲，正當柳永在瓦肆歌館忘情馳騁之時，科舉失意的陰雲陡然大雨澆頭，年輕氣盛的柳永哪肯接受這個無情的現實，於是揮筆寫下了《鶴衝天》來紆解憂鬱安慰自心：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字裏行間無不透露著書生幼稚的狂傲：本來我是要獨占鼇頭的，這麽清明的時代竟把我這個賢材給漏忘掉了，雖然沒有考中，可我這個才子詞人，也是沒有穿官袍的卿相；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那我就隻好把這身外浮名放下，去煙柳花巷與美酒靚女尋歡作伴。

　　吃不上葡萄說葡萄酸，一向熱中功名的柳永不過是意氣用事、小資情調，可宋仁宗趙楨卻較上了真兒。再次科考時，柳永雖榜上有名，宋仁宗卻皺起眉頭，氣衝衝地說：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一句話斷了柳永的前程。無奈的柳永隻好打著“奉旨填詞柳三變”的招牌，專職寫詞謀生去了，這大概是我國最早的自由撰稿人。

　　宋仁宗也真沒雅量，自己天天錦衣玉食美女如雲，卻不能容忍一個窮酸文人的幾句牢騷話。這一下，使正在功名路上熱情奔跑的柳永麵前，驟然阻擋起了絕望的堤壩，那湍急的才情洪流便在市井坊間婉約詞派旖旎迷人的千年風景，鑄就了中國文學史上又一個裏程碑。

　　填詞作曲的盛風使柳永趕上了天時，京都瓦肆歌館的繁華使柳永趕上了地利，惟有人和，雖然他的詞作受到了大眾的喜歡，可那畢竟是少數人專製多數人的時代，況且他惹惱的是皇帝老兒。

　　柳永始終在矛盾中掙紮。一方麵他鄙視功名，流連於勾欄坊曲，追求個性的充分自由。同時又孜孜不倦地追求功名，希望及第登科，官至將相，像同時代的文人一樣，以尋求到一個更好的生活載體。

　　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隱於山者多是把隱居作為待機而沽的出山條件，而隱於市者多是大徹大悟、放浪形海柳永既沒有小隱閑雲野鶴的耐心等待，雖沉潦於市，他也沒有大隱的看破紅塵。而在這矛盾的背後就是他對人生的執著和對生活的熱愛。

　　所以，麵對一次次的打擊，柳永牢騷滿腹卻又步履維艱地行進在自己的人生軌道上。直到53歲才得到命運的垂青，因為這次科考有兩個對他極為有利的硬條件：連續五年考試不第和年過五旬，他都占，於是按照條件柳永才硬套出了個進士。

　　盡管他勤勤懇懇，他的才幹和成績不斷受到肯定，可他在地方小官任上輾轉十年之久，得不到升遷，因為他在文人士大夫眼裏仍是另類。無奈之下，他找到了時任宰相晏殊，這個“一曲新詞酒一杯”的詞人，壓根兒就看不起柳詞和柳永，不但沒有幫忙，還奚落了柳永一頓。

　　其實，排斥柳永的文人又何止晏殊，就連蘇軾這個同樣命運坎坷的文人對柳永也是同樣不屑。當初柳永聲名鵲起時，蘇軾便以輕蔑的口吻問門客：我詞與柳七相比如何？門客答：柳七的詞，隻能由十七八歲的小女孩，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你的詞須關西大漢，用銅琵琶鐵拍板，吼唱“大江東去”。門客的話客觀上道出了婉約和豪放兩大詞派的不同，主觀上卻是褒蘇貶柳。蘇軾畢竟是一代大家，當他讀了柳永的《八聲甘州》後，馬上改變了態度，說：人皆言柳詞俗，然如“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

　　誠然，柳詞有它大俗的一麵，羈旅行役、閨情幽怨、煙花巷陌，要不就不會受到當時市民的歡迎。可是，柳詞也有它大雅的一麵，情景兼融、清勁奇麗、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否則就不可能受到曆代文人的推崇。那首寫杭州美景富庶的《望海潮》大氣氤氳，以至在130年後，金國君主完顏亮看了此詞，對“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的杭州饞涎欲滴，遂立投鞭渡江之誌。一首詞竟點燃了一個侵略者的占有欲，如果宋仁宗和柳永在天之靈有知的話，不知有何感想。

　　受皇帝冷落，遭文人排斥，盡管一路跌跌撞撞，柳永卻始終沒有忘記仕進，為了改變命運，進呈一首《醉蓬萊》，本想拍皇帝的馬屁，卻又莫名其妙惹怒了皇帝，終致落仕，浪跡民間，以致死後身無餘財，還是那些歌伎們集資將其安葬。

　　夕陽落葉，寒蟬悲秋，這是柳永命運的主色調。在落魄中抗爭，在坎坷中追求，可到頭來依然“一生贏得是淒涼”。

　　柳永若是誌大才疏花拳繡腿，那麽他人生就少一些悲劇色彩。如果他善於察言觀色官運亨通，後人就少一些憐憫同情。如果他這匹詞壇黑馬甘心蟄伏槽櫪之間，與那些平庸的文人一起故作清高，也許會減少一些人為的阻力。如果他能割舍那滾燙的功名心，不管不顧地走自己的路，也許就沒有那麽多的悲戚呻吟。

　　如果上邊的假設成立，那柳永將不再是柳永，曆史也許不會有他這麽厚重的一筆。可柳永就是柳永，他既有凡人坦蕩的性情，又有文人攀龍附鳳的俗氣，關鍵是他沒有在作詞與做官之間找到一個托起自己烏紗的支撐點。他把做官的細膩用於了作詞，把作詞的疏朗用於了做官，天時地利使他成為詞壇佼佼者，卻沒有把握住那至關重要的人和，以至於在官場屢屢碰壁。他是詞壇上的成功者，是官場上的失敗者。

　　佇依危摟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憑欄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這首《蝶戀花》應是柳永生活追求的真實寫照。他雖化蛹為蝶於尋常巷陌，而他所依戀向往的卻是豪宅名門雕梁畫棟，雖折翅而不悔。衣帶漸寬人憔悴，佇依危樓望眼穿，那可憐的功名心有幾人知曉，那滿腹心事向誰傾訴？往事越千年，人間幾度春，十一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一千年，多少王公貴卿都化作了糞土，而柳永的身影依然在中國文學史上振翅舞動。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如此，柳永這個白衣卿相，當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