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境界叫孤獨

天堂的距離

　　之前，我總以為自己手裏還攥著一點青春的尾巴，而這一刻卻覺得自己驟然衰老。平安夜燃燒著眾多年輕的麵孔，也焚燒著我對青春殘存的幻想。大街上我曾熟悉的街燈此刻與各色霓虹相互忸怩著斑斕的光，熙熙攘攘的人和車在我麵前放肆地共鳴，更有商家們推波助瀾花花綠綠的炒作。這一切似乎都在預示著天堂的到來。

　　其實，當初我垂涎的天堂完全是另一種麵目。在偏僻鄉村破敗的教室裏，老師遒勁有力的粉筆字在黑板上熠熠閃光：毛主席揮手指方向，共產主義是天堂。年少的我對老師的寬泛空洞的描述感到吃力，就用自己狹隘的思維想象著共產主義這個人間天堂的盛境：住高樓、走柏油路、穿皮鞋、穿的確良衣裳、坐火車上北京看毛主席和天安門、天天吃饅頭蘸醬，尤其最後這一點讓我興奮得直咽口水。後來才知道西方人也講天堂。雖然詞名一樣，內涵大不相同。

　　我對洋節不感興趣，可也無奈，不得不在平安夜參加了一個與單位有合作關係的婚慶公司安排的活動，熱鬧、混亂、煩心，開始不久我就匆匆打道回家。覺得這是年輕人消耗荷爾蒙的一種手段，不符自己的胃口。可回家後卻一直難以平靜，覺得天堂太虛幻遙遠，可在無聊的思緒翻滾中我突然又覺得天堂很實際，因為那裏有我幾個同學。於是，便戚戚然生出一種牽念：平安夜，他們在天堂還好嗎？當然，天堂還有我一些故去的親友，我今天之所以著重問候同學，是因為按生理標準衡量他們都還不到進天堂的年齡。可我隻能用很本土的一句俗語來解嘲無奈：黃泉路上沒老少。同學中最早進入天堂的是女同學李君。

　　是1987年9月7日一聲罪惡的爆炸，給我帶來了極大的震驚：我師專時的女同學李君在爆炸聲離開了人世。她是無辜的，和她一起被迫走上天堂路的除了四個成年人，還有李君腹中即將分娩的雙胞胎。她一身就有三條人命。

　　在師專讀書時我和李君同班同組，我是組長。那時還比較封閉，又年少不更事。雖同在一個小組，除了發飯票和助學金時說句話，平時很少來往和說話。她個頭不高，梳著兩個小辮，走路步子大，不愛說話，健壯、純樸、低調，這是我對李君師專時的印象。畢業後我回老家鄉下中學，她和我們班的兩名女同學留在了市內的這所中學。畢業後連一次麵也沒見就再也見不到了。

　　這次爆炸事件當時在全國都很震動。她們學校一個老師的女兒與石家莊正定縣的一個無業青年私奔。那個男子家庭條件較差，對這個女孩子也不太好。女方家長不同意，女兒回來後就不讓再跟那個男子回正定去。男青年找不到女孩子，就到女孩子父親的學校裏鬧。僵持、爭吵、歇斯底裏，最後這個男子用一個特大炸藥包作了了斷，教學樓炸塌半邊。據說，李君本來已經走出大樓，返回取遺忘在辦公室的物品時炸藥包響了。事情就這麽巧。後來李君就成為我們同學聚會上最沉重的話題，感歎、痛心、流淚。

　　按常理，年齡的增長與天堂的距離是成正比的。人近中年，天堂已從飄渺的海市漸漸在人生苦海裏露出了它猙獰的桅杆，而且漸行漸近。所以，我們這一撥衣食男女就有了太多的話題和感歎。張慶雨就一度是我高中同學聚會時的話題。

　　張慶雨是我高中時最要好的同學之一。他聰明、善良、帥氣。第一次參加高考，就考上了地區財校。我複讀一年後才跳出了農門。巧合的是，我就讀的師專與他就讀的財校僅一路之隔。那年我開學晚，聽說我考上了師專，張慶雨和我另一名最要好的同學李金星幾乎天天到師專打聽新生何時報到。

　　畢業後他所供職的糧站和我供職的中學又是一牆之隔。我們倆都出身貧苦，同齡同學，都愛好文史，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話題。每天不是他來學校找我，就是我到糧站找他，幾乎形影不離，有時晚上聊天晚了，不是我住在他宿舍，就是他住在我宿舍。

　　1984年我們都先後離開了小鎮，後來我考進了邯鄲電台，他調入縣財政局。盡管不在一地工作，可每年過年過節總是見麵。再後來，他的精神就出了問題。直接的原因是搞對象引起的，可深層的原因是來自他家庭。他家較窮，挨肩是兩個弟弟，他是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他曾跟我談過，要等到兩個弟弟成家後自己再成家，因為父母供他上學不容易，他不忍心讓父母再勞累。可兩個務農的弟弟娶媳婦都要蓋五間瓦房，這是農村男青年成家必要的硬件，這對於一個貧窮農家是相當不易。慶雨省吃儉用積攢幾年好不容易給大弟弟蓋了房，此時他的對象已厭倦了愛情的長跑與他分手。內向的慶雨難以接受，於是就精神惶惑，久治不愈。後來不能正常工作，回老家養玻2002年秋，衣著襤褸的張慶雨來邯鄲找我，卻被門崗拒之門外。我采訪回來門崗告訴我：一個神經病找你。看到登記簿上那熟悉的“張慶雨”三個字，怒火中燒的我顧不上給門崗發火，就直奔汽車東站。然而卻沒有見到我的好兄弟張慶雨。幾天後，老家傳來他自縊的噩耗。原來對天堂一直漠不關心的我，從此耿耿於懷。

　　農曆十月初一是鄉俗中的鬼節，今年我回老家給母親燒紙後，特意多繞幾裏路去看望慶雨。慶雨的土墳在空曠的田野顯得孤獨可憐，我走到他墳前時已有一片紙灰，扭頭見一個白發老人在向村莊走去。我知道，那是慶雨的母親。我想追趕過去給她老人家說幾句話，或給她一點錢。可我又沒敢挪動腳步，我怕惹老人家傷心，錢我可以以後托人捎去，可惹老人家傷心損傷了身體，我就更對不起慶雨。田野上隻有孤零的我和孤零的慶雨，兄弟近在咫尺卻相對難言。一任寒風吹著我的淚水灑滴在慶雨的墳土上，心裏默默呼喊：慶雨，我的好兄弟，哥看你來了。

　　高中時還有三個同學已進天堂，他們是李和順、史分糧、楊寶玉。

　　李和順和史分糧都是因為車禍。一進高中，我和張慶雨、李和順就分在了八班，史分糧是半年後轉學來的。李和順和史分糧兩人的學習成績都不太好，他們二人也清楚自己的家底，連高考也沒參加就回家種地去了。李和順後來在邯鄲打工，我們電話聯係過幾次，他先給別人開貨車，後來自己單幹。他結婚早，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電話上他說，我必須拚命掙錢，要不就沒法養活這一家人。後來就聽說他出了車禍。其實他死的也冤，為了能多拉貨掙錢，夜裏他就睡在車上，不回家，車停在路邊，結果半夜時被另一個疲勞駕駛的司機一不小心給撞上了。李和順就這麽稀裏糊塗進了天堂。

　　讀高中時史分糧的家庭條件和我一樣差，他成家後生有三個孩子，人多地少，經濟緊張，就不得不在農閑時打工掙錢。出車禍前在邯鄲打工，為節省五六塊錢的車票錢，他騎自行車一百多裏回家幫助收秋。也許是心急趕路，他一手扶著自行車把，一手扒著一輛急駛的汽車後廂，不知是司機故意捉弄他，還是自行車跟不上汽車的速度，結果摔倒在路上，被路過的另一輛載重汽車從身上碾過，人當時就麵目全非。

　　楊寶玉原在七班，後來學校分快慢班，我們倆在快班相遇。他學習成績不錯，後來上了一所師範。後來我到市裏工作，見麵機會極少，即使見麵也是匆忙互相問候幾句。今年夏，與同學李金星偶然相聚，說到高中同學時，金星告訴我，楊寶玉一個月前病逝，癌症。聽後我大吃一驚。金星說，寶玉的那個學校是縣裏重點，他是負責人，學校事兒他要管，還教課，緊張，太忙，都是累的。本來與久別的金星相聚我很興奮，可聽了楊寶玉的事情，我心情極其沉重，那頓飯我吃得很勉強。

　　這三個高中同學，李和順活潑調皮，上自習時把凳子放在走道上唱電影《閃閃的紅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遊”，邊唱雙手邊做劃船的姿勢，惹得同學哄堂大笑，老師檢查課堂秩序從教室後門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後，他還在貓著腰“劃船”，他滑稽的樣子讓老師也忍俊不禁。上課時李和順不是趴桌子上睡覺，就是搞小動作逗同學。史分糧說話有一點結巴，一張嘴就哈哈笑，總是一副樂天派樣子。楊寶玉內向，話少，安靜，經常坐在課桌前不動，有時也扭頭看調皮同學的惡作劇，嘻嘻笑兩聲再繼續他的事情。

　　簡陋的校園裏，我們曾一起揮汗脫坯修蓋廁所壘砌院牆、在操場上瘋跑打鬧、在油燈下孜孜苦讀、在大楊樹下暢談理想——那一幕幕恍若昨日，至今還在我腦子裏鮮活，現在卻已是生死兩茫茫了。人到中年萬事休，箴言竟變成了惡毒的詛咒。

　　非正常死亡像海盜一樣正在近距離窺視著人類。按西方人的觀點，上帝是人類的最高主宰，我們都是上帝的臣民。我想，上帝應該是平等博愛的，他不會隨便提前結束塵俗裏的每一個生命，可是由於暴力、車禍、病疫種種人為的因素，使上帝不得不重新劃定每個人的生命定數，使一些人不得不離開他們所不想離開的人世，盡管這些人身後是父母絕望的白發、妻兒淒厲的呼喚和朋友痛苦的挽留。

　　我年少時對共產主義這個人間天堂的狹隘理解，物質的東西都早已變成了現實，自己曾買票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門，也見到了我崇敬的毛主席，隻是他老人家不再揮手和微笑，而是嚴肅地躺在水晶棺裏接受我的膜拜。正在沐浴著物質文明的我雖然也有種種煩惱，可對西方人的天堂概念卻越來越畏懼和迷茫。這並非我作惡多端，怕天堂不收留我的靈魂。說實話，膽小的我從來就不敢有胡作非為的念頭，更沒有胡作非為的行動，我隻是覺得自己一個俗人還是生活在塵世間與自己的身份匹配。這既是生活的陽光雨露對我滋潤的結果，也是東方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經曆種種挫折坎坷後，曾經豪情萬丈的我學會了隨波逐流，是張慶雨的死觸動了我被世俗麻木了的靈魂，於是我流著眼淚寫了散文《像柳樹一樣活著》。說是一篇散文，其實更是一篇祭文，祭奠失去的青春和夢想，祭奠過早進入天堂的同學和朋友，祭奠曾經和現在的生存的艱難和無奈。

　　中年是人生的艱險路段，是一個無暇回首和不敢前瞻的坎兒。沒走進天堂的人總是按照自己的思維想象天堂，而走進天堂的人卻總是超乎人們的想象。“忍看朋輩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緇衣”，沉夜中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詩句，心就與寒夜一樣沉。可平安夜沒有月光，隻有喧鬧和寒冷，還有那不敢觸摸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