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境界叫孤獨

像柳樹一樣活著

　　你知道柳樹，未必就知道像柳樹一樣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從《詩經》裏知道柳樹與人的情感時，我已坐在了邯鄲師專的教室。可惜當時並未仔細把玩脈脈此情。

　　那時，生產隊的土地剛剛責任到了我父親的名下。歡欣鼓舞的父親為了表達對土地的虔誠，爬上村東老柳樹砍了一抱粗柳枝，哼著小曲把它們一字排開栽植在自家地頭，豪氣十足地對我說：用不了幾年就能長成檁梁，等你成家蓋房的時候都能用上了。

　　父親還用耕種土地的思維方式來考量我的前程。因為，此時跟隨了我十七年的農業戶口終於隨我遷往了城市。也就是說，我的人生從此將另起一行，與土地的關係也將暫告一個段落。本該屬於我的那份責任田也由國家轉換成了令鄉親們羨慕不已的供應票證。

　　此時正是1980年秋風掃落葉的時候，秋風把我吹進了城市，而柳樹卻絲紋未動。從此，我在這頭（城市），柳樹在那頭（鄉村）。

　　越來越時髦的城市讓土裏土氣的柳樹變得灰頭灰臉，就像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裏的鄉下人。傳統詩詞文賦中柳樹的風光隻能在記憶中的鄉村去尋找。那時，柳樹浩浩蕩蕩點綴著荒涼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氣派。現在想來，不是鄉下人偏愛柳樹，是因為柳樹們性命質樸容易存活，正像我們這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鄉下人一樣，不管天災人禍風雨交加，都接二連三地充斥到了人間，廉價地延續著人間的煙火，卑微而頑強地活著。

　　城市出生的同齡人不屬於柳樹種類，他們是非農業戶口，雖然與土地沒有直接的聯係，卻有相對優越的生存土壤。我一直這樣認為。

　　我們當然不甘心如柳樹一樣一輩子任憑風吹雨打，我們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貴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難。於是在高考的獨木橋上除了老三屆外，最擁擠的就是我們這一撥人了。

　　我們沒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會和人心相對的純淨以及後來推薦上大學的僥幸，沒有七十年代人那樣趕上生活多樣化的選擇自由和高考擴招的寬鬆。我們處在乍暖還寒時節，在初春裏蠢蠢欲動而又不時遭受春寒侵襲。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明知春風似刀，我們偏向刀叢湧擠。

　　受招生數量限製，彼時彼地能順利走過高考獨木橋的隻有百分之四點三，這就意味著百分之九十五點七的人在高考後要從這獨木橋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後幹脆就永遠把理想還給了村邊的柳樹；有的參軍到部隊考軍校，搞曲線救國；更多的是屢敗屢戰。我第一年從理科上摔下來，第二年又從文科上衝了過去。而我的一個同學從1979年開始，連考六年，用了兩次解放戰爭的時間才把自己從獨木橋上解放出來。

　　那會兒即使考上了中專，也足以讓十裏八鄉的眼珠子瞪出來，要是能考上大本大專，不是祖墳上冒了青煙，就是柳樹上結了仙人果。哪像現在，過了七月雲開日出家家都把紅旗掛，碩士博士滿街亂碰頭。所以我們對獨木橋愛得如癡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齒。在我們眼裏，這獨木橋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極狹，才通人，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可這數十步卻漫長得讓我們拚死拚活，焦頭爛額。而那些非農業戶口的同學卻優哉遊哉地閑庭信步，因為他們考上考不上都無關緊要，反正高中畢業後國家給安排工作。為此，我的同學張慶雨氣憤而又無奈地對我說：我要是非農業戶口，才不費這龜孫傻勁兒哩！其實在我看來，張慶雨在學習上就沒費過什麽力氣。那時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學校也是這個態度，連單獨的文科班也沒有，十多個學文科的同學混編在理科班裏，上物理化學時他們就到教室外邊背誦曆史地理。張慶雨挾著課本東遊西逛，沒想到第一年他就考上了地區財校。這使我大受啟發，我覺得他的文科基礎比我還差些，所以第二年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文科。那時的想法，隻要能考上學成為非農業戶口，學什麽都是其次。

　　應該說，我們這一撥人是拽著理想主義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的，與那個百廢待興而又充滿生機的年代一樣，我們每個人既有轉戶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懷世界的理想，都覺得自己將來不是魯迅郭沫若，就是華羅庚陳景潤。所以學習累了，我們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著屋頂的檁梁椽木，心裏默默設計著自己將來在社會上的支撐作用。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我們用書本擺渡著自己。雖然吉凶難測，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達彼岸後“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浪漫，青春的萌動不斷在油燈上搖曳，那個麵容姣好的女同學王靜花就常常走到我們的夢中。但往往又是轉瞬即逝，人家一個非農業戶口就足以讓我們自漸形穢白日做夢。於是，許多男同學的床單上都留下了青春幻覺的遺痕。心理顯然抑製不住生理。王靜花在夏天可以每天舉著一根冰棍斜靠在門框上優雅地享受，羨慕得我們口幹舌燥渾身冒汗。可我們不敢，因為五分錢幾乎是我們兩頓飯的菜票。所以，在可望不可即中，那熠熠閃光的檁梁椽木在我們眼裏就成了麵目猙獰的骷髏架，屋頂上片片藍瓦也成了禁錮我們青春衝動的稠密的鱗甲。

　　師專破破爛爛的教室，讓我有仍在縣中學一樣的感覺。陌生的麵孔和多雜的口音以及許多經曆大抵相似的同學，多多少少填補了一點好奇心。那年有兩件事令我難忘，一是審判“四人幫”，一是學校所在區的人大代表選舉。

　　看到年齡大的同學拿著一張張選票招搖，我們年齡小的同學就忿忿不平地找班主任討說法。班主任啞然失笑：你們不滿十八周歲，還不是真正的公民，沒有選舉權。這才知道了公民和選舉權這兩個概念。

　　我們那屆學生來源依然雜亂，年齡參差不齊，大小差距有七八歲之多。老寬在地方鐵路開了五年小火車，被精減下來後胡子拉茬地同我們坐在了一個教室，看見他我總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滄桑感。當過兵的、上過幾年臨時班的都有。這些同學在社會上見多識廣，每天晚自習後，他們就抽著煙半躺在床被上神吹，話題大多是圍繞女人，他們甚至把見到的男女肉體接觸講得繪聲繪色，聽得我們麵紅耳赤心驚肉跳。他們對自己的現狀很知足，總是曾經滄海的樣子。而我們這些從校門走進校門的同學，對男女之事知之甚少，總是興趣盎然傾聽他們的描述，可出了宿舍又一本正經不食人間煙火的姿態。

　　潛移默化，我們這些人的故作清高很快就煙消雲散，一些年齡小的同學開始了偷偷摸摸的約會。在我上鋪的S總是每天很晚才回宿舍，上床時鐵架子吱吱咯咯地響，驚我好夢煩惱不堪，總是與之爭吵。S卻酸溜溜地說：孟子曰，食色，性也。若幹年後我才知道，這小子根本不是在談戀愛，而是在教室開夜車看書學習，他的鴻鵠之誌使他的人生理想早已超過了社會為他既定的教師這個職業。

　　師專的學習生活稀裏糊塗一晃而過。畢業時除了幾個家在市裏的同學留在了城市，像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撈了個文憑和非農業戶口後又分配到了農村中學工作。S神色黯然地說：完了，這跟回村裏當農民有啥區別？顯然，現實冷酷了他的理想。

　　淚水漣漣、祝你成才，分別的激動和鼓勵我都憂鬱地留給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無可奈何地回到了鄉村中學。還有一個收獲就是我們那些年齡小的同學畢業時都以公民的身份步入了社會，而這個公民也僅是年齡層麵上的，誰知道將來自己對社會和社會對自己的“影響”是什麽樣呢？

　　父親栽下柳樹後就再也不去搭理它了，任其瘋長，就像對我一樣，把我迎接到了人間他就當上了甩手掌櫃。並不是我們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識字，沒法在我讀書時指導我的學習；他沒有權勢，沒辦法為我鋪就錦繡前程。而他能為我考慮的也是些很具體很實在的問題，比如婚姻。

　　我那時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紀，認為脫離了稼穡勞累，眼前便是萬裏江山。當我離開村莊行將告別一年四季的臭汗時，父親的一句話讓我感到灰心，他說：畢業了當個老師也不懶，最起碼好找媳婦。其實在我第一次落榜後，鑒於當時家庭條件和我本人的自然條件，父親就私下與哥哥商量，一旦我再次落榜回村後成了老大難，就花錢從四川給我買個女人。為此，他甚至有意識地去討好村裏的人販子王老拐，以期將來得到優惠。

　　父親的憂慮不無道理，那時母親剛病逝，家裏一貧如洗，我考不上學也隻能走這一步。我那個考了六年的同學就是如此，考到第三年他就灰了心，準備偃旗罷兵，可家中弟兄多，媒人介紹他到外村倒插門，在人們的意識中，這是一種比買女人成家更讓人輕視的婚姻，所謂“小子無能，改名換姓”，可就這樣女方還嫌他家窮相貌差，所以才促使他橫下心走過了獨木橋。其實同學中和我一樣困難的還很多，張慶雨就是一個。不過張慶雨自然條件好，人聰明，長得有模樣。

　　所以我考上學後，父親就長長鬆了一口氣，總是自豪地向別人炫耀：好樹不用砍，好人不用管，你看俺家二小子，我就沒管過他。那套無為而治的柳樹經成了父親多年的談資。

　　而我在城市的種種經曆證明父親的那套柳樹經是片麵的，它隻適用於柳樹和我考學之前。因為城市不是鄉村，一個吹麵不寒楊柳風的周末，我童心驟起，要為兒子擰一個柳笛，可走了許多大街小巷，竟沒有找到一棵柳樹，在經過公園門口時才發現幾株柳樹勢單力薄地擠壓在眾多花木之間，而氣勢洶洶的法國梧桐臃腫地充塞著街道，那窈窕細柳的絲絲拂麵已成了公園裏的一個標本了。

　　一代又一代鄉下人從田野走向城市，用柳樹的純樸延續著城市的曆史。一茬又一茬的柳樹用自己的韌性豐富著城市的風景和人們的情感，折柳惜別、煙柳傳情、柳絲寄意——柳樹是城市最古老的意象之一。

　　如今，城市的酥胸粉臉上已沒了柳樹的印痕。是因為城市的進步和無情，還是柳樹種類的退化？

　　不管城市是否歡迎，我們都義務反顧地走進了城市。我們承襲著柳樹純樸的本性，帶著柳樹的失落在城市鋼筋水泥間尋覓理想的高貴。與當年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占領城市的第一代進城鄉下人相比，我們沒有疾風暴雨專政手段的強硬；與後來大批招工進城的第二代鄉下人相比，我們沒有僥幸後沾沾自喜的知足和馴服；我們憑的是自己的智力，沒有頤指氣使的資本，也不願低眉順眼任人擺布。

　　那些和我一樣的同學在四散蟄伏鄉下後不久，許多又尋夢到了城市。那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一腔豪情還在胸中澎湃，見了麵總是相互鼓勵，認為自己同樣是城市八九點鍾的太陽。然而，禿發耗盡了腦汁，皺紋滄桑了心理，短短十多年後，當年的相互鼓勵竟變成了杯盞交錯的相互安慰，漸漸學會了用酒精來撫平心中的溝壑了。

　　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去年冬我和同學S讓酒精浸泡得難以自恃的那次。這本該是慶賀他升遷的喜酒，他們處室提拔兩個副處級，三個人中S各方麵條件第一，考察和公示都沒問題，然而宣布時他卻名落孫山，提上去的一個是局長的兒子，一個是大企業廠長的兒子，就S一人沒有後台。他明白自己的劣勢在哪裏，可又於心不甘。流出來的淚水比灌進肚的酒還多。他從洗手間嘔吐回來時，一個我很麵熟的人攙扶著S走了進來，此人也是一身酒氣。坐下後才知道是師專同屆物理係的，在某要害部門給領導當秘書，我這才想起，開會時曾見過麵，怪不得麵熟。我問這位秘書同學，這次大麵積人事安排他升遷到哪裏去了？他告訴我還是老樣子，和他一撥的秘書都已提拔，他大拇指搓著四指做點錢狀，說：沒這個不行。也許是同學緣故，或許他也喝高了，大聲說：媽的，通過我給領導送錢跑官的都上去七八個了。後來我才知道，領導之所以讓他當秘書，是因為他出身農家沒有背景，老實忠厚能幹，僅此而已。

　　那頓飯是那秘書同學埋單，一個經他牽線升遷的官人在隔壁雅間設宴答謝，不用他掏腰包。飯畢，他豪爽地說：走，上四樓，新來的俄羅斯小姐，全套服務。我明白這“全套”的意思，便借故避開，身後飯店門口的霓虹燈閃著淒迷曖昧的光。

　　淮南為桔，淮北為枳，水土之異讓我們先天不足，囊中羞澀讓我們的“金”繡前程黯然失色。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我不得不這樣來安慰自己，紆解尷尬。窘迫的境況已使三個柳綿一樣的同學隨風而去，剛剛人到中年，生命之花便黯然凋謝，可附在枝上搖擺的我們的芳草依舊遠在天涯，遙遙無期。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我們既未得道，又未成器，曾經舍我其誰的理想鮮餡像湯圓一樣在空曠的世俗中滾蕩，庸碌的塵埃一層層歲歲纏繞，漸漸變成了一個個適合社會口味的毫無個性的麵球，成為他人的陪襯和祭品。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一千年前風流詞人的無奈難道真的要在我們身上應驗了嗎？

　　在鄉下人眼裏，隻要你是非農業戶口，統統把你歸納到城市人的行列，不管你在哪裏工作。他們認為，城市人總是歡遊在幸福的海洋裏。汝非魚焉知魚之樂，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的鄉下人被一張“城市人”的金紙包裹著，外表燦爛光亮，個中滋味隻有自己清楚。除非這張金紙出現了破洞。張慶雨就是首先出現破洞的一個。所以他也常是我高中同學聚會時的話題之一。

　　張慶雨的破洞出現在婚姻上。

　　我的兒子開始上小學時，張慶雨的童子身還堅如磐石。不是他心理和生理上有問題，也不是工作單位差，是自己的承諾阻礙了他的婚姻。他下有兩個挨肩的弟弟，父母都是老實巴交農民，為減輕父母的負擔，他發誓給兩個弟弟成家後才考慮自己婚姻大事。與他對桌辦公的女朋友也曾對他情意綿綿，可對他的家庭條件煩惱不堪，加上長年累月的愛情長跑和慶雨的升遷受阻，終於離他而去，嫁給了一個局長的兒子。於是性格內向的張慶雨在家庭和婚姻重壓下，精神出現了問題。當我再見到他時，他憔悴不堪地在精神病院呆若木雞，身邊是年邁的父母。他一個勁兒向我打聽市場上鋼筋水泥的價格，說要回家蓋一座四層大樓，父母住一層，他和倆弟弟各住一層。我知道他是妄語，他現在也沒這個能力，可那出自內心深處的責任感讓我幾乎落淚。

　　是啊，我們這些當初拚命跳出農門的鄉下人，哪一個沒有光輝燦爛的理想？哪一個身後沒有光宗耀祖殷殷期盼的目光？正是這刻骨銘心的責任感使我們遊移在城鄉之間，承受著雙倍的壓力。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劉禹錫的《楊柳枝詞》常常與女同學王靜花一塊在我腦海浮動。

　　沒有春江水暖的詩意，沒有板橋遺蹤的回味，隻有青春朦朧中的美人和校園垂柳記憶的撩撥。然而，當二十年後在縣城街頭見到這位曾經的夢中情人時，美人的概念竟像柳樹皮一樣粗糙。厚厚的脂粉似是而非地應付著臉蛋對青春的乞求，皺紋流竄著歲月的狠毒，嘴唇塗著人為的血紅，腦袋上跳躍的馬尾辮已讓時光磨消了銳氣——一切征兆和現實都讓我領略了歲月的無情。那曾誘著我們青春某個部位不由自主躍躍欲試的高聳彈性的胸脯也已平淡。最平淡的還是她的生活，當初令人羨豔的售貨員與下崗連在了一起。時下，下崗一詞是與非農業戶口連在一起的，農民在土地上的崗位是相對恒定的。

　　世事無常，當初我們追求非農業戶口的含金量現已大打折扣。正如柳樹從城市視野中淡出一樣，風水輪轉，很難判定炕的哪頭有持久的熱力。

　　在見到王靜花之前，有同學傳言她下崗後靠一身過時的皮肉生活，我半信半疑，因為她當初高傲的神情一直貯存在我記憶中，那是一種對我們這些鄉下同學不屑一顧的優越感。然而，此時傳言得到了證實，那吃冰棍的自豪變成了抽煙的老練，一個個煙圈飄著兩眼的迷茫。就在她拉開坤包找東西記錄我的通訊地址時，我看到了幾個粉紅色的安全套在坦然地向外張望，我斷定這就是她幹活的工具。她淒然一笑，略帶羞澀地把安全套壓在衛生紙的下邊。那個本子密密麻麻記著名字和號碼，讓我想象不出燈紅酒綠中那曾經高傲的臉是一種什麽神情。此時，我對殘花敗柳的尷尬也多了一份理解，甚至是同情，因為世道使然。道德本來就是束縛人們的一條精神腰帶，寬鬆尺度隻有自己把握，社會標準都是僅供參考。

　　改變不了自己命運，就要改變自己性格，我們像柳樹一樣努力適應著上蒼的安排。受人頤指氣使的瑣碎一天天掩埋著曾經的壯誌豪情。而對情義的珍重卻一天天與日俱增，惺惺相惜也好，同病相憐也罷，我們畢竟在同樣的境遇中掙紮。所以，當我從門崗登記簿上看到“張慶雨”三個字時，心裏就陡然一陣發熱，那個在大門外徘徊已久的肮髒的鄉下人硬是讓責任心極強的門崗給趕走了，隻有我熟悉的那三個字可憐巴巴地趴在紙上，已失去了往昔神采飛揚的硬氣。不知是他發病時潛意識裏對我這個要好同學的惦念，還是清醒後專門從鄉下老家來找我傾訴苦悶呢。

　　我在汽車站來來往往的人流中尋覓那熟悉的身影，眼前總是晃動他那抽搐變異的表情。可一輛輛汽車碾碎了我急切的熱情，此時我感到了自己的無奈和無能。更讓我心痛的是，這竟是我和張慶雨最後一次可能見麵的機會。因為十多天後，老家傳來他自縊的噩耗。

　　趕回老家，我久久打量著村外那棵歪斜的柳樹，我想象不出兩股細繩絞在脖頸時的痛苦。可我相信，慶雨走向柳樹時一定是清醒的，他一定想到了自己活著的使命和無力改變命運的悲哀。他的自尊使他不願成為親人們的拖累。於是，在碩果累累的秋天，柳樹收獲了張慶雨。我失去了一個曾經推心置腹的好兄弟。

　　無心插柳柳成蔭。鄉間許多墳頭前的柳樹往往就是人們無心而天之有意的手筆。孝子的靈幡由柳枝糊製而成，待逝者下葬時靈幡埋在墓坑的一頭，於是柳枝發芽生根，漸成樹木。田地上一叢叢野柳往往是一個個生命的注解。而張慶雨的墳頭光禿禿的一無所有，他沒有後代，沒有人為他打幡送魂，自然也就沒有生命天意的注解。其實那隻是一種外在的符號，因為張慶雨本身就是柳樹一種寫意的注解。

　　後來我想，柳樹退守鄉野，並不能說明城市的冷漠無情，真正的悲哀在於柳樹生不逢時的大眾化和生存土壤的人為荒漠吧，正如我們這一撥掙紮在城市的鄉下人，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福禍相倚，好在我們還有這賴以生存的鄉野作後盾。可回到老家，當年父親栽植在地頭的那排柳樹卻在秋風中陌生地搖著頭，顯然，它把我當作城市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