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十一章 盛宣懷的狡兔三窟

　　1894年，由於中日海戰的爆發，已近暮年的李鴻章也迎來了自己的人生大敗局。讓國人難以了解的是，曾經看上去霸氣十足的北洋水師，竟然經不起日本人倉促之間發動的進攻，這讓整個民族陷入憤怒和絕望的情緒當中。為了向國人有個交代，需要有人替朝廷攬下責任，李鴻章就是這個人，這就意味著他要淡出權力核心。處於李鴻章金元格局中的盛宣懷，也遇到了平生最大的危機。

　　很多中外商人都在等著看盛宣懷的熱鬧，在他們看來，隨著李鴻章的頹敗，作為李鴻章的經濟代言人，盛宣懷也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跡的盛宣懷，又一次用事實證明，他能夠遊走於政商兩界並不僅僅依靠李鴻章一個人的權力。

　　美國駐天津的領事裏德在內部的信函裏宣稱，盛宣懷才是李鴻章垮台的罪魁禍首。裏德的話並不是空穴來風。長期以來，盛宣懷一直為李鴻章購買軍火。與盛宣懷做這些軍火生意的人，有德國軍火代理商曼德爾、天津海關的稅務司官員德璀琳、李鴻章的軍事顧問漢納根、俄國公使喀西尼。他們幾個人聯合起來，說服李鴻章拒絕了日本人關於高麗的要求。裏德的意思是說，正是由於這一點，才引發了1894年的中日戰爭。對於軍火商而言，戰爭成了他們發財的主要手段。事實證明，戰爭除了讓戰敗國蒙受割地賠款的屈辱，對於那些發戰爭財的國家和逐利政治商人而言，他們個個都是大贏家。

　　對於漢納根來說，則直接促進了德國軍事工業的發展；對於喀西尼來說，意味著提高了俄國人對北京的影響力；而對於德璀琳來講，他進一步取得了李鴻章的重用，因此取代了他的上司赫德的地位。對於盛宣懷來說，他最大的收益，除了在這樣的軍火交易中大發橫財，還在於建立了與這些外國人的友誼，他們形成一個利益集團，最終能夠拿到晚清政府各種商業的機會與權力。

　　這樣的說法很快就在朝野上下流傳開來，導致盛宣懷的名聲開始變壞。大多數局內人也對此半信半疑，認為李鴻章的軍隊缺乏戰鬥力，是由於盛宣懷在軍火交易中吃回扣。盛宣懷試圖為自己辯解，說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他正在抱病之中，等病稍微好轉之後，他也隻是做了一些給李鴻章的部隊供給和遷運的工作，談不上軍火交易。不過這樣的說辭，又將他導向了另一種麻煩。人們發現，正是在這樣的職位上，盛宣懷和袁世凱都貪汙過軍隊的糧餉，有人在朝廷中指控他們，不過最終還是靠李鴻章的保護，二人才蒙混過關。

　　應該說，經曆中日戰爭這樣的巨變，經曆李鴻章倒台這樣的殘酷事實，盛宣懷居然逢凶化吉，這顯示出他對於晚清官場特質的熟稔，尤其是工商業如何與官場互動，他做到了滴水不漏。

　　機器織布局本是李鴻章親手操辦起來的企業之一，由於過於依賴官款，在經營一段時間之後，朝廷不再願意增撥資金，導致生產經營無以為繼，而一場大火，差不多將企業毀滅。盛宣懷接手這個爛攤子，與上海海關道聶緝椝聯手，著手從民間召集資本，很快在廢墟上重組了一個新的機器織布局。而且，由於資金來源於民間，盛宣懷沒有繼續采用過去官辦的企業製度，而是采用官督商辦製度，並將企業更名為華盛棉紡織廠。

　　到這個時候，盛宣懷在晚清企業界的位置，完全無人企及。他是棉紡織廠、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三家大企業的首腦，同時他還是位高權重的海關道。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理所當然，盛宣懷才是晚清家喻戶曉的企業領袖。

　　的確，如果沒有李鴻章的栽培，盛宣懷既不可能取得官場上的通達，更不可能取得商場上的成就。但這並不意味著盛宣懷就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李鴻章這麽一個靠山。

　　盛是狡兔三窟的精明之人，還在給李鴻章當直接下屬的時候，他就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這首先反映在財權上，他控製的幾個重要的工業企業，所有的收入都是他一支筆把關，他人很難介入。他在天津海關的幾年裏，每年都有超過20萬兩的高額私人收入。隨著時間的積累，盛宣懷成了真正富可敵國的人，因此他開始不完全依賴於李鴻章。

　　最明顯的現象是，盛宣懷早在1890年就開始讓他的企業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管轄下的地方勢力發生了許多生意上的往來。那一年，張之洞也在大舉操辦新式工業企業，比如重要的漢陽鐵廠。為了給該廠供應礦石和燃料，他買下了盛宣懷位於湖北省大冶縣的煤鐵礦。這是盛宣懷和張之洞勢力的第一次實質性生意，從此一發不可收，為李鴻章之後盛宣懷商業版圖的發展，打下了又一個官家基礎。

　　到張之洞創業的時候，盛宣懷已經統領了全國90%以上的大企業。李鴻章垮了，他龐大的直隸集團分解成幾塊。盛宣懷則抓緊時機，將過去在李鴻章保護下的所有工商業企業，逐步轉移到了張之洞的保護傘之下。正是由於得到了張之洞的保護，盛宣懷的個人勢力不僅沒有減緩，反而在亂世中漸長，一個新的盛宣懷又一次開始大麵積影響著晚清政商兩界的利益布局。

　　張之洞和盛宣懷何時開始交往。據盛宣懷檔案記載：1883年10月25日，盛宣懷電告即將任兩廣總督的山西巡撫張之洞，報告黑旗軍與法軍對抗情況，這是張之洞和盛宣懷通電來往的開端。次年5月，盛宣懷與張之洞“在津始識麵，赴粵後屢有電諭各事，皆隨時電答，從未通函”。1886年盛宣懷“六月二十一日後曾香帥電報，商調天津等語”，張之洞擬邀盛宣懷去廣東入幕，辦理兩廣洋務事業，但此時李鴻章如日中天，權傾朝野，地位勢力均是初出茅廬的張之洞無法相比的，力圖“辦大事兼做高官”的盛宣懷當然不願意舍李而就張。正如他自己所說：“然讀書素知自愛，在師門戀如骨肉，尚不敢以私麵求……並蒙密許周道升任時尚可栽培，宣懷非木石，豈不知利鈍悉出裁成，誰肯以醜惡無益之於求，商諸愛憎無常之大吏。”。顯然，盛宣懷認為李鴻章待他不薄，如果離開李鴻章而就張之洞，既對不起李鴻章，也對自己無益。此後盛宣懷作為李鴻章的親信大員，同張之洞的關係自然隨李鴻章與張之洞關係的變化而變化。

　　張之洞早年曾為清流派健將，清流派的批評鋒芒還指向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的對外妥協政策，“一時尊王攘夷之論，彌漫於全國。”“張之洞與李鴻章之間久存芥蒂，時相攻詰”張之洞依恃慈禧垂青、軍機大臣張之萬和閻敬銘的嗬護，加上自己才華橫溢、勇於任事而官運亨通，自然不肯趨同於主和的李鴻章。兩人關係一度勢同水火。

　　張之洞任山西巡撫後，立足山西，放眼全國，開始熱心洋務事業，逐漸由清流派向洋務派轉化。他羨慕淮係集團炙手可熱的權勢，產生了相惜又相斥的思想。”在中法戰爭期間，張既因與李鴻章的證件不同而對李抱有隱憾”，“又敢於重用因彈劾李鴻章而免官的梁鼎芬”，這就使二人的矛盾表麵化。盛宣懷作為李鴻章的親信，對李鴻章與法國的軟弱外交也有不滿，數次致電張之洞，說明中法交涉情況和中國戰爭的形勢，以及對中國必勝的信心和希望。這使張之洞對盛宣懷頗有好感，對盛宣懷的能力也有所了解，這才有了招盛宣懷去廣東入幕的想法。盛宣懷對張之洞的愛國抗法之舉恭維有加，但對張的性格卻頗有微詞，當然這主要是受李張關係影響的結果。

　　盛宣懷作為李鴻章的親信自然站在李鴻章一方，表示要為李鴻章建成煤鐵礦、鐵廠、鐵路、銀行等大政，而與張之洞爭奪鐵廠、鐵路主辦權。盛宣懷和張之洞在對漢陽鐵廠主辦權的爭奪，實際上是張之洞與李鴻章淮係集團為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勢力的鬥爭。

　　在1888——1889年李鴻章奏請修築津通鐵路引起的中國鐵路問題大討論中，張之洞匠心獨具，提出蘆漢鐵路的修築方案，先籌款辦鐵廠儲鐵，而後築路，這調停了各方麵言路，為清廷和海署所讚同。1889年11月中旬，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前夕，請盛宣懷到上海商議要事。張之洞此次出任湖廣總督，奉清廷之命在湖北興辦洋務。此前，張之洞擬定了修築盧溝橋到漢口鐵路的奏議，邀請盛宣懷，是為商討在湖北開礦煉鐵、製造鋼軌等問題，並擬定為原本在廣東籌建的鋼鐵廠遷至湖北選址。

　　張之洞在眾人之中選盛宣懷商議，也因早在十年前盛宣懷便主持了礦務實踐。1875年，年僅4歲的光緒皇帝登基，二度垂簾的慈禧委派盛宣懷辦理湖北礦務。李鴻章寫信給盛宣懷，稱“中國地麵多有產鐵、產煤之區”，而對於開展礦務的目的，李鴻章也說得很明白：“中國製造輪船、槍炮，以煤鐵為大宗，酌仿洋法，就地開采，實富強之根本。”

　　盛宣懷受命堪礦，找礦時盛宣懷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在勘測中走了不少彎路。1875年，盛宣懷在天津擬定《湖北煤廠試辦章程八條》，章程中認為開采煤鐵之利“僅當分中外，不當分官民，並不當分官商也”。

　　此次與張之洞的會麵，距離盛宣懷首次勘察煤礦已經過去十年。兩人對礦務的重要性所見略同，但實施的辦法卻迥異。盛宣懷認為，應該盡可能多地調動民間力量，但張之洞卻秉持完全的官辦思想。而最大的分歧發生在選址的決策上，盛宣懷希望能將廠址建於大冶鐵礦附近，附近通水路，煤可經水運。而張之洞卻拒絕了盛宣懷的請求，堅持以楚煤煉楚鐵。最終，盛宣懷的提議被張之洞拒絕。漢陽鋼鐵廠最終建在龜山腳下，盡可能地靠近了湖北總督衙門，方便他坐鎮武昌探視，每當他辦公之餘抬眼便能望見漢陽上空升騰的滾滾黑煙。

　　盛宣懷稟告海軍衙門會辦奕劻，稱“湖北礦務入手不得法，原料燃料均需溯流上運，是舍近圖遠，必將加重產品成本”。在信中，他直指“外洋煤鐵礦皆係商辦，商辦者必處處打算，並使貨美價廉。大冶鐵礦官辦必將虧本”。

　　事情的發展正如盛宣懷所言，張之洞的選址不慎，直接導致了工廠煉鋼成本過高，競爭不過洋鋼；因缺乏礦產知識，張之洞從英國購回的酸性高爐無法處理大冶鐵礦石中的過高磷質，煉出的鋼材脆弱容易斷裂，根本無法在鐵路上使用，銷路堪憂。漢陽鋼鐵廠最終陷入資不抵債的窘境，加上甲午戰敗後國庫空虛，官辦根本維持不下去。張之洞環顧海內能夠主持鐵廠的人隻有盛宣懷，1896年，盛宣懷接手漢陽鋼鐵廠。

　　甲午戰後，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李鴻章失勢，擔任津海關道的盛宣懷失去政治靠山。這時候，漢陽鐵廠因種種原因難以為繼，張之洞屢遭朝廷斥責，責令限期改歸商辦。1896年5月，張之洞擬將漢陽鐵廠包與粵籍商人和洋商的企圖失敗後，準備讓盛宣懷接辦。

　　張之洞之所以選中盛宣懷，主要還是看重對方在官商兩界的巨大優勢。

　　剛開始辦漢陽鐵廠的時候，醇親王承諾每年撥銀200萬兩，可是不到一年醇親王就死了，錢也泡湯了。所以，漢陽鐵廠的資金問題叫張之洞很發愁。張之洞缺錢，盛宣懷有錢，而且發愁沒地方投資。當時盛宣懷的實業在沿海發展得很快，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已經建立起來，並且收購了美國旗昌公司，成為可與外商競爭的大公司；電報和銀行也初具規模。他的抱負要實現，勢力要繼續發展，就必須向內地走。因此，盛宣懷對於武漢覬覦已久。盡管如此，張、盛之間並沒有一拍即合。時機出現在甲午戰敗之後，一方麵，李鴻章甲午之後倒台了，所有淮係大員的處境非常困難，很多人彈劾盛，政治優勢轉化到了張之洞這邊。另一方麵，戰敗後政府更加沒錢，張之洞從中央拿錢更加沒指望，盛宣懷的經濟優勢更加明顯。

　　命運給了盛宣懷這次機會，他抓住了，和張之洞做成了一筆交易。這筆交易使他同時得到了漢陽鐵廠和蘆漢鐵路的督辦職位。

　　後來梁啟超是這樣記述這件事情的——

　　當時張所創湖北鐵政局，經開銷公項六百萬兩而無成效，部門切責。張正在無措之時，於是盛來見，張乃出兩折以示盛，其一則劾之者，其一則保舉之者。盛閱畢乃曰：“大人意欲何為？”張曰：“汝能帷幄接辦鐵政局，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乃諾之。

　　盛宣懷幫張之洞接下漢陽鐵廠的爛攤子，張之洞則幫他擺平彈劾一事，而且保舉他擔任蘆漢鐵路督辦大臣。張之洞以自己的政治優勢換了一個經濟砝碼。而盛宣懷呢？一旦擔任鐵路督辦，漢陽鐵廠生產的那些鐵軌就不愁銷路了。在張之洞的看來，盛宣懷是當時不可多得的商業奇才，無論在晚清的官場上還是洋商買辦間，他都如魚得水、處處逢源，在接到張之洞的邀請後，盛宣懷也有所動心，於是應邀到了湖北。

　　在得知張之洞有意將漢陽鐵廠交給他管理後，盛宣懷對鐵廠進行一番調查，隨後便打了退堂鼓，表示不敢冒昧從事。張之洞好不容易將盛宣懷“騙”來，豈能輕易放過，他命湖北官員們逐次設宴，盛情招待，以求其鼎力相助。盛宣懷知道鐵廠事務困難重重，自己毫無把握，因而執意要離去。

　　數日後，張之洞將盛宣懷請到督署，假意要為之擺酒送行，正當賓主雙方酒酣耳熱、談興正濃之時，張之洞將其請到後堂，稱有要事相告。盛宣懷不知就裏，等他看到張之洞事前已擬就的兩個奏折草稿後，立刻被嚇得酒意全無：兩份奏折，一份稱“盛在任中營私舞弊，應該嚴加懲辦”等；另一件則奏稱“盛頗有才具，堪以接辦鐵廠”。張之洞在一旁笑眯眯地看著，等盛宣懷的回話。盛宣懷左思右想，最後隻好從命，接辦鐵廠。

　　一心辦大事做高官的盛宣懷正式進入張之洞幕府班子，另投新的政治靠山，二人合作也由此拉開帷幕。二人的合作關係其實是一種互相借重，互相利用的利益關係。

　　張之洞看重盛宣懷的經驗和管理才能，極力在稅收、銷路等方麵給盛宣懷以幫助而不幹預其內部經營管理。在蘆漢、滬寧、粵漢等鐵路的興辦中，張之洞給盛宣懷奏請事權地位，讓他放手督辦。盛宣懷在招股、借款等大事上積極向張之洞請示。二人之所以能夠合作，是因為盛宣懷要借重張之洞的力量實現自己辦大事兼做高官的願望；而張之洞也要借助盛宣懷的財力，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盛宣懷集官、紳、商於一身的本質規定性，使他能夠從容地周旋於官、紳、商各種勢力之間，左右逢源，深得李鴻章等督撫大員乃至於清廷的賞識。張之洞曾對直隸總督王文韶推崇他：“環顧四方，官不同商情；商不顧大局；或知洋務而不明中國政體；或易為洋人所欺；或任事銳而鮮閱曆；或敢為欺謾但圖包攬而不能踐言，皆不足任此事。該道無次六病，若令隨同我兩人總理此局，承上注下，可承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

　　1909年6月6日，張之洞與英德法三國銀行簽訂了550萬英鎊的貸款協議，年利率5厘，專門用於建造湖廣境內粵漢與川漢鐵路。但此協議在中央政府最後批準前，因為美國的介入而發生變故，暫緩執行。而“張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擱至今”。張之洞去世後，本來一直被他壓製的兩湖紳商失去權力製衡，勢力大漲。此時，清政府又在大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積極設立地方議會（諮議局），這迅速成為紳商們加入政治遊戲的大舞台，得以進行力量動員和集結，爭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這時候張之洞未竟的談判由盛宣懷接力，這也注定了他日後“賣國賊”的命運。在盛宣懷的主持下，“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但是，這一完全平等簽訂的借款協議立即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攻擊政府的依據，“賣國”、“貪贓”的罪名幾乎成為盛宣懷及郵傳部的代名詞。盛宣懷的名聲本就不好，而在對外采購和引進外資時吃回扣、“加帽子”（在定價上加虛價中飽私囊）已經不是潛規則，而是顯規則。

　　也正是在這期間，盛宣懷碰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二個勁敵，袁世凱。兩人同出李鴻章門下，最後卻成為對手。李鴻章手下有兩員幹將。袁世凱繼承了他的軍事事業，盛宣懷繼承了他的經濟事業。

　　但是這兩個人很不一樣。袁世凱是很有政治野心的一個人，而盛宣懷到了晚年，隻是一個貪財的老頭子，一心想維持住自己的局麵。至於政治野心，既沒有，也不可能有——他不過是秀才出身，沒有功名，而且辦了三十多年洋務，已經落下了貪汙的壞名聲。

　　1901年，袁世凱在李鴻章之後繼任北洋大臣。練新軍、辦洋務、擴張個人勢力，都需要錢。他打上了盛宣懷的主意——對方手上的鐵路、電報、輪船，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無錢？都說袁世凱是個運氣極佳的賭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滿手好牌。1902年，盛宣懷身邊發生了兩件事情，為袁世凱奪權提供了大好機會。

　　一是盛宣懷身邊一個負責電報采買的手下跟他鬧翻，投奔袁世凱，把他的貪汙內幕向袁抖落了一個遍。二是盛宣懷的父親盛康去世，按照規矩他必須交出手上的實業回鄉丁憂。袁世凱得此良機，很快派唐紹儀和梁士詒接管了鐵路和電報事業。如此一來，盛宣懷的手裏就剩下一個漢冶萍。之所以沒有被完全掏空，是因為張之洞當時還活著，武漢是他的勢力範圍。

　　自甲午戰爭以後，清末的鐵路政策經曆了合股官辦、商辦與路權國有三個階段。盛宣懷力推的“鐵路國有”，是在合股官辦、商辦這兩種辦法均遭遇嚴重挫折後的一種政策轉向。各地為了造路紛紛額外征稅，導致老百姓不堪重負，在此之下，盛宣懷力主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由國家統一籌劃，向外資銀行借款，並聘請外國工程技術人員來建造鐵路。不過，在此之外，盛宣懷還有另一筆盤算：築路需要的大量鐵軌，其中一半要由他主掌的漢冶萍公司生產—於公於私，鐵路若是進展順利，將是盛宣懷的另一個頂峰。

　　讓盛宣懷沒料到的是，川人的反應會如此激烈，肇端於四川的保路運動，隨即演變為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曆史有時充滿了戲劇性。盛宣懷對清王朝是忠誠不貳的，因為有了這個權力係統，他才能既商且官，成為體製內的財富之王。

　　1911年4月，盛宣懷突然下令，把“官督商辦”的鐵路收歸國有。當時湖北、湖南兩地商人投入到鐵路民營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數償還，但四川公司虧空的300萬兩白銀盛宣懷拒絕補償。這樣一來四川公司的股東們，一下子被剝奪得兩手空空，由此引發了劇烈的鐵路風潮。綽號“屠夫”的四川總督趙爾豐實行武力鎮壓，引起了更加激烈的反抗。

　　盛宣懷給出的說法是，四川公司的虧損，是其卷入世界性的橡膠投機生意，遭遇失敗所致，與國家無關。全國老百姓交到國庫的錢，怎麽可以為民營公司自己經營不善而買單？但在當時的曆史情勢下，熱血沸騰的冠冕旗號比盛宣懷在商言商的道理更有分量，最終釀成“眾人皆曰盛宣懷可殺”的一幕。

　　此時中央朝廷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袁世凱的手裏，袁世凱算是他的對手。盛宣懷還向朝廷保舉過袁世凱，因此又得罪一大群大清國的“太子黨”。內外交困之下，盛宣懷在體製內的處境更趨孤立。

　　10月25日，特派員從資政院帶回的會議記錄擺上了盛宣懷的案頭，“幹路國有不交閣議，謂為侵權；借債簽字不交院議，謂為違法；借日本一千萬元，謂為賣國；擅調兵隊，謂為跋扈；革黨陷城，由於路款，謂為禍首”。這裏麵的每項罪名，都令他“展讀之下，不勝疑詫”。作為在官、商兩界廝混了一輩子的人精，作為一直以來行走在風口浪尖上大人物，盛宣懷居然在這關鍵時刻顯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麵：畢竟政治遊戲和權力博弈，從來就沒有人會去追究真相與真理，從來都是隻講實力而不講道理。

　　在那樣一個不眠之夜裏，盛宣懷徹夜寫奏章，向年僅6歲的皇帝剖白自己，試圖與權力替罪羊的命運作最後一次博弈。然而稿未竟，朝廷聖旨已經傳到。盛宣懷被革除郵傳部大臣職務，而且聖旨言明“永不敘用”。

　　朝廷為了保全自身，把責任推給了盛宣懷。盛宣懷自請辭職，要求體麵退場的奏請被中央朝廷駁回。當災禍臨頭，朝廷隻會采取簡捷有效的卸責方式。“辜恩溺職”的罪名並不重，但“革職、永不敘用”的處罰是極其嚴厲的。問題在於，資政院的議員們依然不放過他，直接訴諸最嚴厲的刑罰：要盛宣懷的命（死刑）。

　　1911年這個詭譎之年的最後一天，一艘輪船從中國大連港出發，駛往日本。山水蒼茫之間，故國逐漸在盛宣懷眼中隱去，在兩位兒子的陪同下，他踏上了流亡之路。

　　盛宣懷以自己政治生命的終結，為自己的價值立場作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