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九章 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

　　1911年10月27日，大清正部級官員，郵傳部部長盛宣懷在事先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躲進了美國駐華使館，這一事件震動國際社會。這位擁有無盡財富，無上權力的中國老人，怎麽會成為國家的公敵，需要第三國來庇護自己的人生安全。這件事的受關注程度絲毫不亞於在遙遠的華中地區正在進行的血腥戰爭。而這一天距離曆史上那場被稱為“辛亥革命”的暴動，隻過去17天時間。

　　在美國使館，盛宣懷向各國公使表示，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極為擔心，希望經由天津前往上海，然後轉道海外避難。在美國公使倡議下，四國公使進行幹預，盛宣懷於當晚離開北京。此時距離盛宣懷出任郵傳部部長，也僅僅十個月。郵傳部是個實權部門，綜合鐵道部、交通部、電信部、郵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鐵路為大。從1896年起，盛宣懷一直是這個實權部門的掌舵人。多年來，盛宣懷始終處於風口浪尖，周旋於官場與商場兩界。無論對內對外，他都是晚清官商兩界的強勢人物。按照李鴻章的說法，盛宣懷一生所求，不過是“辦大事”和“做高官”。

　　與權力走得過於接近的盛宣懷，可以說是成也權力，敗也權力。盛宣懷到底是官員還是商人，一位蘇州商人對他的評價是：挾官以淩商，挾商以蒙官。

　　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來形容盛宣懷並不為過。盛宣懷操持洋務多年，輪船、電報、礦利、銀行皆在其掌控之中，可以說是獨攬東南利權。當時有人稱其為“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當然這裏的“十六顆夜明珠”隻是一個約數，而在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顆明珠應該是鐵路。在盛宣懷擔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十年時間裏，共修鐵路2100多公裏，超過民國成立至民國二十年所修鐵路總裏程。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修建的鐵路，卻成為壓垮晚清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內閣，在13名閣員中，滿人占位9席，其中6人為皇族，時人譏為“皇族內閣”。盛宣懷也躋身內閣大臣，時任郵傳部大臣，風頭一時無兩。

　　嚴格說來，盛宣懷並不屬於晚清權力集團中的任何一支派係，可是卻“總攬大政”。正因如此，他也成為官場上的眾矢之的。再加上他在推行鐵路國有時，得罪了各方利益集團，為自己埋下隱患。晚清時期，隨著一係列空前的社會變動，中國社會衍生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既以科舉功名和職銜、頂戴為標識，附驥於官場，又同時廣泛涉足工商經營活動，孜孜牟利，成為清末民初一支舉足輕重、極其活躍的社會集團力量。

　　這一新興社會階層既擁有相當的財富實力，更有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們的出現逐漸取代了傳統紳士階層，成為中國社會最有權勢的在野階層。他們身上兼具紳與商的雙重特質與身份，上通官府，下達工商，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衝與中介，起到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請命的“通官商之郵”的作用。

　　中國民間社會總是喜歡把大人物之間的關係賦予一些非正常的傳奇色彩，以顯示局中人的不凡手段。在李鴻章與盛宣懷之間也有這樣一則故事：李鴻章參加鄉試的時候，正趕上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是主考官。正當李鴻章在考場上答不出題的時候，盛康及時地向他拋出了“繡球”，幫助李鴻章順利過關。待到日後發達，李鴻章投桃報李，將盛康之子盛宣懷留在自己身邊，委以重任。這件事本就不靠譜，因為盛康進士及第和李鴻章中舉是在同一年（1844年），他不可能是李鴻章的主考官。可是有一個事實是存在的，那就是盛康與李鴻章是老相識，並且是一條權力鏈上的利益夥伴。

　　1858年春，時任湖北巡撫的清廷名將胡林翼函招盛康。盛康善於經營和理財，到湖北後先後以道員的身份辦理稅收，以充軍糧。這時湖北的“牙厘局”創辦隻有一年時間，一切才剛剛步入正軌。盛康到任，以雷霆手段嚴杜“偷杜侵蝕，撙浮糜爛”，保障了前方糧草的供應。同年李鴻章也到了湖北，入曾國藩幕襄辦營務，遂與盛康成為同事。李鴻章對盛康做事風格極為推崇，他曾經手書“蕭何關中、劉晏河北”褒獎盛康。

　　李鴻章以“才具優長”將盛康推薦給朝廷，使其步步高升。等到盛康歸鄉養老，他的兒子盛宣懷已進入李鴻章的幕府班子，成為李鴻章大辦洋務的急先鋒。盛宣懷生於傳統的士大夫家庭，三次參加科舉都沒能中舉，隻有一個秀才頭銜。可是他卻創造了晚清官場上的一個奇跡，官至郵傳部尚書，位居二品。

　　天津教案發生時，李鴻章奉命率部向天津開拔。時值盛夏酷暑，部隊要“日馳數十百裏”，遇到急文快函，沒有中過舉人的盛宣懷居然能夠做到“磨盾草檄，頃刻千言”，同僚們無不刮目相看。不久，盛宣懷升任陝甘後路糧台淮軍營務處，繼而又因軍功升任知府、道員，並獲賞戴花翎二品頂戴的榮譽。他在進入李鴻章戎幕一年多時間裏，以“火箭”般地速度躥升，可見李鴻章對他的賞識。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的大量滲入，在中國長江內河以及沿海一線的航運線上，幾乎全是洋人的輪船，中國傳統的船運已成衰落之勢。一些開明的官員聯合起來上奏朝廷，要求自辦輪船運輸，把航運優勢從洋人的手中奪回來。此時的李鴻章已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總攬外交、通商、洋務大權，成為洋務派的領軍人物。到底由誰去具體操辦中國人自己的近代船務，完全取決於李鴻章的一句話。

　　剛開始，盛宣懷並沒有成為招商局的權力掌舵人。在李鴻章看來，這時候盛宣懷的資曆還遠遠不夠，又加上他沒有科舉經曆，不為官場中人所認可。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他沒有實際操辦輪船運輸的經驗。在李鴻章呈送給朝廷的奏折中，推薦開辦輪船招商局的請願人是朱其昂和其他幾個人，並沒有提起盛宣懷。三年後，李鴻章把招商局創辦的主要責任和權力，全部交予朱其昂之手。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盛宣懷的確參與了輪船招商局的組建工作，因為從一開始，他既是股東之一，也是管理人員。從李鴻章的奏折裏可以看到，他認為，朱其昂兄弟在航運業方麵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官場人脈關係，把開辦輪船招商局的工作交給他們，是最佳的選擇。

　　沒有使用盛宣懷，並不代表李鴻章已經放棄對他的使用。李鴻章這麽做，不過是在等待一個最為合適的機會，他也可以借此好好打磨盛宣懷。這一期間，李鴻章還將著名的買辦唐廷樞招致麾下。由唐出任輪船招商局的總辦，盛宣懷則為會辦。

　　輪船招商局成立後，為了爭取更多商人參與投資認股，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官員一再聲明企業應“賴商為承辦，賴官為維持”。因純粹的官辦太過於官僚，完全的商辦又沒有背景。“官辦”或者“商辦”這兩個概念，說白了就是攜官以令商，攜商以令官。輪船招商局從建立之時，就明確了官與商各自的職責，也就是“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

　　為了改變“商人不樂與官交涉”的習慣，李鴻章強調物色“熟悉商情、公廉明幹之員，不必處以官位，繩以官法，但令與華商交接，有言必信，有利必讓，使商人曉然知官場之不騙我也”。可是精打細算的商人又有幾個不是逐利的現實主義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沒有親眼看到官督商辦企業獲利之前，對於認股這件事還是心存疑慮的。

　　輪船招商局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官督商辦企業，在籌建過程中招股就不太順利。因商人的反應比較冷淡，招商局半年時間內實收股金還不到20萬兩，與當初預期的數字相去甚遠。

　　有人說盛宣懷為會辦，是李鴻章在自己的權力金元格局中故意安排的一步棋。他把盛宣懷安插在招商局裏，讓他成為自己的權力代言人。在輪船招商局中，無論是朱其昂兄弟，還是才華橫溢的買辦唐廷樞，他們和李鴻章並沒有深厚的交情。若論交情，在李鴻章手下當差已經有五年多時間的盛宣懷，應該算得上是李鴻章的心腹之人。

　　李鴻章算是晚清權力集團中，睜眼看世界之人。他親眼見識過歐美工業化的浪潮，也了解國際貿易的運行規則。更為重要的是，他清楚帝國的經濟命脈所在，也知道當下所麵臨的財政困境。他選擇官督商辦這樣一種方式，其意圖一方麵是為新興的企業獲得正統的名分；另一方麵則是通過運行民間商業資本，以此來激活僵死的朝廷財政格局。李鴻章在這裏追求的雖然是一種短期效應，可是對於步履沉重的晚清政府，已經經不起時間的折騰。隻有采取直接而有效的手段，花最少的國家資本，爭取最大的利益。甚至不需要朝廷給予足夠的資本，就可以展開獲利之旅。不過在一些參與利益博弈的私人資本看來，這同樣是一個和朝廷平等交換利益的絕好機會。因為在商人們看來，隻要李鴻章的權力控製能夠落到實處，就能夠免除或減輕國家機器對於商業、商人利益的盤剝。在商人們看來，隻要國家少從商業上搜刮一些，官員的灰色收入少一些，自己的利潤空間就會大一些。

　　輪船招商局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辦了起來，對於李鴻章而言，最難以把握和掌控的是那些官方監督者，因為始終沒有切實可行的措施來限製官方監督者的權力。他們將官場上的那一套規則嫻熟地運行於公司管理，就算是企業運行不暢，哪怕是倒閉，板子不會打在他們的P股上，他們就感覺不到疼。可是對於那些攜帶資本而來的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卻反複挑剔，輪番換人。矛盾由此變得尖銳起來，督辦官員的胃口也變得越來越大，企業家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階層。

　　從一開始，企業家與官員就不處於一個相對等的利益博弈格局中。企業家是股東，是資本的真正主人，他們對於自己投入的資本始終懷有一種憂患意識，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保全自己的利益。當時很多這樣的民營資本參與的企業都沒能夠活著走出這種利益博弈的怪圈，企業被各種權力管道抽吸成一個沒有任何油水的空架子。置身於這種博弈格局中的官員隻想著利用規則撈取利益，被權力綁架的企業家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再提供現金流。官僚開始全麵取代企業家的位置，他們把自己轉變為官員經理，把國家的監督轉變為官僚的控製，昔日的官督商辦開始演變為全麵的官辦。

　　當時重要官辦/官督商辦民用工業

　　名稱 年份 創辦人 經營形式 名稱經費（銀元）

　　直隸開平煤礦1878 李鴻章、唐廷樞 官督商辦2055944

　　漢陽鐵廠1890 張之洞 官辦5560000

　　上海機器織布局1879 李鴻章 官督商辦1418203

　　華盛紡織總廠1894 李鴻章、盛宣懷 官商合辦1118900

　　輪船招商局1872 李鴻章 官督商辦2780000

　　上海電報總局1880 李鴻章 官督商辦2247352

　　中國鐵路公司1885 李鴻章 官督商辦417000

　　北洋官鐵路局1890 李鴻章 官辦2446400

　　台灣鐵路1891 劉銘傳 官辦1800050

　　從上圖可知，1870年之後，李鴻章是晚清官督商辦企業的最大股東。

　　這時候的李鴻章最為深切的感受是：這個國家需要花錢太多，而財政收入總是入不敷出，這嚴重妨礙了他設計的一係列發展構想。國庫沒有錢，無論多麽美好的藍圖和構想都隻能停留於紙上談兵。為了激發商人參股的主動性，李鴻章在商人的權力、利潤的回報、股權的多樣性等諸多方麵，都開出了一些頗具吸引力的優惠條件。

　　盡管如此，帝國的傳統商人對李鴻章創辦的實業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晚清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就斷然拒絕了李鴻章要他參加輪船招商局的籌資和管理工作的邀請。對於這個時候的胡雪岩來說，他隻關心他的生絲和銀號業務。倒是那些新興的買辦階層對李鴻章的計劃持歡迎態度，事情就沿著這樣的邏輯往前推進。

　　這看上是像是官商互動的最佳方式，李鴻章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企業提供傾斜性的政策支持，而買辦則提供資金和專門的商業技巧，一批看上去還不錯的現代企業就這樣開張營業了。

　　隨著資金的滾動，那些所謂的官方監督人將自己的權力觸角與公司的利益管道進行了無縫對接，他們甚至不惜動用隱權力幹涉公司的正常運營，由此官商之間的利益博弈很快走向白熱化。一方麵李鴻章等官僚集團不斷調整企業的人事格局，另一方麵，這些主要由買辦組成的職業經理人由於擔心資金的安全，放緩了投資的腳步，公司的發展速度也隨之減緩。所謂的官方監督人與權力係統內部的官員越來越趨於同化，官督商辦也逐漸淪為官商同辦，甚至官辦商看。由他們主導的公司，隻能依賴有限的壟斷專營和國家財政撥款來維持最基本的運營。

　　“官督商辦”的招商局無法離開政治勢力的利益需求和權力庇護，李鴻章最初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原始股本的籌措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尤其吸納商人資金一度陷入困境。雖然商人最後認股了10萬兩白銀以上，但是認股的支付很難及時兌現。為使公司發展下去，李鴻章甚至拿出了5萬兩白銀的個人資金用來認股。更為重要的是，朝廷允許公司以7%的利息借用直隸練餉13.5萬兩白銀。

　　招商局建立之初的生存發展還是很艱難的，隻能“承運漕糧，兼攬客貨”替朝廷打工來維持運營，這也是官方權力庇護的最大好處。招商局獨家壟斷經營政府的漕運業務，並擁有漕糧的運輸和免稅兩大特權，同時還變相獲得一項官方津貼。這種壟斷權或半壟斷權主要是針對外國人所控製的沿海航運業，以維護本國航運利益。雖然此舉遭到了眾多洋商的傾軋與阻擊，但是憑借著官方的金字招牌，還是逐步打開市場。到1876年，招商局資本總額達396萬餘兩白銀，比1874年增長5.6倍，船舶總噸位相當於建立之初的5.1倍，船舶總數僅比旗昌少一艘，遠遠超過太古、怡和等公司。

　　在這期間，盛宣懷完成了一筆堪稱完美的交易——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

　　旗昌輪船公司獨霸中國江海航線十餘年，是美國在華的最大洋行。隨著英資太古公司和輪船招商局的崛起，旗昌公司的舊式木質輪船組成的船隊已經跟不上發展形勢。旗昌既無資金更新其輪船設備，也無實力保有它在長江航線的霸主地位，旗昌最終決定出售資產，開出的價碼為220萬兩白銀。

　　為了籌措收購巨款，盛宣懷和時任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遊說兩江總督沈葆楨，勸其奏撥官款。沈葆楨隻願意拿出20多萬兩白銀。盛宣懷利用官場潛規則，買通沈葆楨的身邊人，了解到沈葆楨在別處另存的70萬兩白銀，最終沈葆楨被說服，決定籌撥蘇、浙、贛、鄂等省官款共100萬兩白銀，幫助招商局完成了此次產業收購。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如此描述盛宣懷：“由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

　　旗昌船隊正式過戶換旗，歸並輪船招商局，海運實力陡增。在這筆跨國貿易中，也同樣表現出政治勢力對官督商辦企業的支持作用。然而，這筆貿易也成為日後京城官員的眾矢之的。禦史董俊翰指出，購買旗昌公司使招商局擁有的輪船大大超過實際的需要，造成每月五六萬兩白銀的流失。

　　有官員針對購並旗昌一事，痛斥盛宣懷等“挾詐漁利，若任其逍遙事外，是無國法也”。慈禧親自批示，命令李鴻章嚴肅查處。李鴻章憑借著他在權力場上的巨大影響力，為盛宣懷擋住朝中官員射來的明槍暗箭。他向上奏報，盛宣懷等人絕不會在購並旗昌公司這件事上謀取私利，至於收受20萬兩銀子的回扣更是子虛烏有。

　　盛宣懷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卻始終無法擺脫官商邏輯。經過多年的暗箱操作，讓他在招商局的崗位上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持股2.2萬股，價值440萬兩白銀，成為招商局的第一大股東。在並購旗昌洋行時有47處房產約合50萬兩，沒有列入賬冊。盛宣懷密函李鴻章，建議安排心腹之人另立公司將其收購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並詢問李鴻章是否願意附股。在創辦通商銀行的時候，為了爭取朝廷支持，盛宣懷還公然向大學士王文韶行賄，為他在銀行中“代留500股”。正是這種曖昧不清的經營活動，讓身處民窮財盡時代的盛宣懷聚斂了用之不竭的財富。

　　在購並旗昌公司這件事上，盛宣懷的表現可用“完美”二字來形容。李鴻章請求皇帝能夠召見盛宣懷，以示恩寵。1879年10月的一天，盛宣懷第一次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雖然說皇帝年幼，可皇家的獎賞對於官場出身的盛宣懷來說，卻是至高的榮譽。盛宣懷被委任為天津河間署理兵備道，這是他的第一個正式的行政職位。這次被皇帝召見，是盛宣懷官場生涯裏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在此之前他是直隸省候補道台之一，且名列前茅。

　　如果認為盛宣懷隻是一名手段高明的企業家，無疑是片麵的。他是一個精力旺盛，且能在權力場上左右逢源的人。在他圖謀經營企業的同時，他的官場仕途同樣走得風生水起。放眼晚清政商兩界，能夠同時出擊，且都有巨大斬獲的，也隻有盛宣懷一人而已。

　　在李鴻章的謀劃下，盛宣懷被朝廷任命為天津海關道，而這個衙門，是朝廷根據李鴻章的建議增設的新機構。這是李的政治布局的一部分。此前，他促成取消了北洋大臣的獨立職位，使得這個職位由直隸總督兼任。這麽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鞏固他自己的勢力。理所當然，為了協助責任重大的直隸總督，朝廷統一設立了天津海關道。

　　這個新衙門並沒有複雜的責任體係，它的使命甚至是簡單的。它不負責與地方有關的各種權力，隻負責洋務、防務和關稅征收。顯然，在李鴻章看來，這樣的機構必須由盛宣懷來把控。在李鴻章的權力操控下，盛宣懷走馬上任。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終於看清楚，通過盛宣懷在天津海關道的工作，直隸總督李鴻章完全控製了供應首都北京地區所需要的主要口岸的商務和收入。對於李鴻章而言，他截取直隸歲入，大有挾經濟以令朝廷的趨勢，而對於朝廷，似乎飯碗都掌握在李鴻章的手心裏了。

　　在李鴻章的政治版圖裏，盛宣懷到底有多重要，由此可見一斑。盛宣懷是李鴻章權力範圍之內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財政官員。除了天津海關道，他還控製著輪船招商局，並將瀕臨死亡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救活，這也是李鴻章對盛宣懷欣賞有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