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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廣開言路,任用賢才

  諸葛亮秉政之後,由於後主劉禪暗弱年幼,國家大事集於自己一身,因此他深感責任重大。諸葛亮為了廣開言路,聽取大家的不同意見,於建興元年(223年)接連下發了《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亦稱《與群下教》)和《又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亦稱《又與群下教》),鼓勵部屬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提出批評。他在第一《教》中說:所行之事,之所以讓大家參與討論,是為了集思廣益。如果為了避免小嫌疑而不肯提出不同意見,則會對國家造成損失。通過不同意見的反複爭論,最後得出正確結論,就如同丟棄破鞋而獲得珠玉一樣。然而人們總是顧慮重重,苦於不能把心中的話完全說出,隻有徐元直能夠直言不諱,另外董幼宰參與處理政事7年,我辦事每有不周之處,他都能反複多次提出不同意見。如果大家能學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能像董幼宰那樣勤勤懇懇,忠於國家,那我就可以少犯過失了。在第二《教》中又說:我任重才輕,故多闕漏,過去與崔州平交往時,屢聞指點得失;與徐元直交往時,多受啟發教誨;與董幼宰共事時,他每次都把話講盡;與胡偉度共事時,他經常有規勸阻止。我雖然天性鄙陋愚昧,不能完全采納,但與此四人的關係始終很融洽,這足以說明我對直言者絕不會疑忌。從以上兩《教》來看,諸葛亮在處理國家大事時,很歡迎部屬能夠提出不同意見,供自己斟酌參考,以避免或減少失誤。

  由於諸葛亮鼓勵大家提意見,不搞打擊報複,因此部屬們便敢於對他直言勸諫。例如,劉備剛去世後,諸葛亮身為丞相,日理萬機,然事無巨細,他都親自過問,甚至連校閱賬簿文書之類的具體小事,他也親自處理。對於諸葛亮的這種工作方法,主簿楊顒就提出批評,他說:為治應有分工,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一個家庭,男奴管耕種,女婢管炊事,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用於載重,馬用於遠行,分工明確,所求皆足,如此,則主人便可雍容不迫,高枕無憂。相反,如果主人分工不明確,凡事皆躬親,勞其體力,為此細務,則必形疲神困,一事無成。這並非主人之智力不如奴婢雞犬及牛馬,而是治家的方法有問題。治理國家,亦同此理,坐而論道,乃王公之職責;作而行之,乃士大大之職責。漢宣帝的丞相丙吉春日出行,看見清道夫群鬥,死傷橫道,他並不過問,但看見耕牛吐舌喘氣,他卻為之擔憂。因為丙吉認為丞相不應親自處理小事,隻應關心大事。群鬥小事,應由長安令和京兆尹處理;耕牛春天熱得喘氣,說明時氣失節,陰陽不調,關心此類大事,才是丞相的職責。漢文帝問丞相陳平,全國每年決獄多少?每年錢穀出入多少?陳平說,事有分工,各負其責,決獄之事,可問治獄廷尉;錢穀之事,可問治粟內史,丞相的職責,不在具體細務,而在於上佐天子,燮理陰陽,下育萬物,各得其宜,外鎮四夷,安撫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職。楊顒在向諸葛亮舉了以上事例後,又對他說:“丙吉、陳平為丞相,都能做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而現在您任丞相,連校閱賬簿文書之類的具體小事都要親自處理,形疲神困,汗流終日,這不是太勞累了嗎!”諸葛亮聽了楊顒對自己工作方法的批評後,非常感謝。後來楊顒去世,諸葛亮曾為之垂泣,並在寫給張裔和蔣琬的信中說:“令史中失去賴厷,掾屬中失去楊顒,對朝廷的損失太大了。”當然,由於蜀漢當時的具體國情,加之諸葛亮小心謹慎的一貫作風,使他不可能完全改變事必躬親的工作方法,但是,他廣開言路,鼓勵部屬提意見,不搞打擊報複,這卻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一個人是完不成對一個國家的管理的,比如一項政策製定出來後,就需要很多人去貫徹執行。因此,諸葛亮在廣開言路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規範同僚的行為,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擇人藝術。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員選拔製度,保證了蜀漢政治體製下官員素質的德才兼備。一般說來,統治集團中大多數官吏講究德行,將有助於整個世風向好的方向發展。

  蜀漢政權承襲漢室而來,在官員選拔製度上,仍采用漢代察舉、征辟製度,即由上級官員考察、推薦、提拔、使用下級官員,這種製度的實質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實權的人控製了官員的選拔。不能否認,這種官員選拔製度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倘若掌實權的人在官員選拔上把關不嚴或者是選用了大量的庸官、貪官,就會給整個政治體製帶來一定的危害。諸葛亮作為蜀漢的丞相,蜀漢的選官製度決定了他有很大的權力。他沒有濫用朝廷給他的權力,在選拔官員時,注重德才兼備,為蜀漢選擇了一批品才兼優的官員。他這種注重德才兼備的選拔官員製度與曹操的唯才是舉的選拔官員製度最大的不同是:在注重人的才能時,兼顧人的德行。

  楊洪,字季休,犍為郡武陽縣人。他忠貞清廉,正直誠信,憂國如憂家,侍奉繼母非常孝順。這人不僅品行高,也很有才能,當年,劉備爭奪漢中時,來急件要求調兵,時任軍師將軍的諸葛亮似乎還有些疑惑,就以此事征求他的意見。他說道:“漢中是益州的咽喉之地,是存亡的要害之處,如果沒有漢中就沒有蜀郡了,這是家門口的禍患。現在的情況是,男兒應當去參戰,女子則應當參加運輸,發兵還有什麽疑惑呢?”諸葛亮聽了點頭稱是。由於當時蜀郡太守法正隨劉備到北邊去了,諸葛亮就上表讓他兼任蜀郡太守。

  董和,字幼宰,東漢末年,他率領同族人向西遷移進入四川境內,曾為成都令。他崇尚節儉,不與世風同流合汙,當時的蜀地由於物產豐盛,奢侈之風大盛,連商人都穿王侯的衣服,紅白喜事,更是傾其所有。於是,他帶頭節儉,穿粗劣的衣服,吃粗茶淡飯。他還很善於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在與少數民族打交道時,盡量表現出誠信,因此少數民族很愛戴和信任他。諸葛亮很欣賞這位德才兼備的人,對他推崇備至。

  劉巴,字子初,年輕時就很出名。他品德高尚,清廉節儉,不經營家業,有古代聖賢高雅的風範。他擅長運籌帷幄,當年劉璋派法正去迎接劉備入蜀時,他就苦口婆心勸諫劉璋,說:“劉備是一代梟雄,肯定不會久居於人下,你不要把他請進來,請進來你肯定會為他所害。”劉璋不信。後來,劉璋又派劉備去打漢中的張魯,他又勸諫劉璋,說:“讓劉備去攻打張魯,無異於放虎歸山呀。”劉璋還是不聽,事實證明,劉巴說的都是正確的。對於這樣一位德才兼備的人才,諸葛亮多次在劉備麵前稱讚和推薦。劉備為漢中王時,他擔任尚書,後來又任尚書令。劉備稱帝時,所有的文、誥、策、命,還有向皇天後土的祭告,都是出自他手。

  馬忠,字德信,巴西郡閬中縣人。他為人寬和,喜歡周濟人,喜怒不形於色。劉備征東吳失敗後,回到了永安,經過與他談話,發現他是一個人才,讚不絕口,諸葛亮對他也非常器重,不斷委任他各種官職,想把他培養成蜀漢的重要官員。建興元年(223年),諸葛亮任命他為門下督;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又委任他為牂牁(治所在貴州福泉)太守;建興八年(230年),諸葛亮又讓他擔任丞相參軍,做丞相長史蔣琬的助手,協助處理留守成都丞相府的軍政事務;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又命他到伐魏前線,處理軍務;建興十一年(233年),他被任命為庲降都督。總體說來,馬忠沒有辜負諸葛亮對他的期望,總能出色地完成各種任務。他任牂牁太守時,參加南征,率領的部隊平定了牂牁郡丞朱褒的叛亂,任庲降都督時,他能忠實執行諸葛亮的和睦、安撫各民族的民族政策,長期坐鎮一方,保衛一方土地的平安。

  諸葛亮用人注重德才兼備,與曹操唯才是舉,過多專注人的才能,而忽略人的品行是有很大不同的,並且曹操在後期對於他招攬的那些德才兼備的人表現出了凶狠的一麵,大力打壓。那段時間裏,三國分立的局麵已基本確定,曹操想再往外擴張,已不大可能,他的注意力也從外部轉移到內部,為代漢建魏做準備。那些品行高尚、不願意他代漢的“異己之士”就成為剪除的對象,這裏麵最出名的就是荀彧和崔琰了。荀彧,字文若,他曾為曹操獻了很多計策,就因為他說了曹操不應該接受九錫的賞賜,曹操便對他心生不滿,想把他置之於死地,最終他也鬱鬱而終。崔琰,字季珪,他對曹操選拔人才貢獻很大,曹操因為有人誣告他傲世不滿、心生怨恨誹謗,便以“莫須有”的罪名賜他自盡。

  曹操用人重才不重德,還打壓那些德才兼備的人。諸葛亮擇人是專注德才兼備,對那些具有才華、但品行不高的人不是一棍子打死、棄而不用,而是在用他們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誨和德行培養,督促他們改正自己的壞習慣,堅決不讓他們的壞行為給整個社會風氣帶來負麵影響。

  張裔,成都人,他處理政事敏捷,言語應對反應快,但為人不公平,還常夾帶私怨處理公事。本來他與楊洪關係很好,因他兒子張鬱受到楊洪的責罰,他便對楊洪懷恨不滿,後來他又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甚至達到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地步。這時,諸葛亮坐不住了,他不能容忍這種風氣在蜀漢政權內部蔓延下去,便寫了一封信教導張裔,信中先回憶了二人的友情,以情動之,然後再曉之大義,說道:“我們倆都有了這種超過金石的交情,就算是仇人也要推薦以使雙方獲得益處,就算是舍棄親生骨肉也要表明自己的無私,這些都是不能推辭的,何況現在我隻是看重了元儉(岑述的字),你怎麽就不能忍受呢?”張裔看後大受感動,對自己的壞毛病有所收斂。

  何祗,原是蜀郡太守楊洪手下的一名小吏,有才幹,處理起政務來又快又好,可能由於小時候家裏窮,長大後養成了不節儉、喜歡飲食、好美色玩樂的壞習慣。在他調任負責執法的督軍從事時,曾因放縱玩樂、不過問政事而受到諸葛亮的突擊檢查,所有人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因為大家都知道若出現什麽差錯,丞相肯定會嚴懲的。幸運的是,他因臨時抱佛腳,用了一夜功,而回答無所停頓,受到諸葛亮的讚賞。盡管如此,他也明白此次過關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可謂險中求勝,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事,幸運之神不一定還會站在他這邊。他思前想後,痛下決心再也不敢放縱自己,開始盡忠職守,最終因功被升為犍為太守。

  諸葛亮作為蜀漢丞相,掌握著選拔官員的權力,他深知一支良好的官員隊伍將對整個社會風氣產生重要的影響,有著教化之功效。為使統治集團內部清廉之氣蔚然成風,他選官任人時,注重德才兼備,像董和、劉巴這些清廉之吏就成為他重用的官員和推崇的對象,馬忠這些品行高尚的年輕後輩就成為他不遺餘力培養的對象,那些有才但德行有瑕的人,他也不完全排除在官員選拔的隊伍外,而是給予恰當任用,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幹,以滿足國家軍隊的需要。同時,諸葛亮也加強了對他們的管理,教誨、督促他們改正自己的壞行為,堅決不讓他們的壞行為給整個社會風氣帶來負麵效應。這樣一來,君王臣子,無論有意還是被迫,均尚清廉,注重德行。東漢後期,蜀地所形成的奢侈陋習在統治集團崇德尚行的風氣帶動下逐漸消失,老百姓也開始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態度。史書記載,整個蜀漢出現“官吏中不容奸邪存在,人人都勉勵自己努力上進,路不拾遺,強不侵弱的局麵”,雖有誇張嫌疑,但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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