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諸葛亮

第二節 遏製豪族，厲行法治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舞台上，豪族初興於西漢中期，發展壯大於東漢中、晚期。東漢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勢力空前發展，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經濟力量，他們壟斷經濟、幹預政治、武斷鄉裏，作威作福，致使廣大農民逐漸喪失土地，淪為雇農，失去自由。

　　劉焉、劉璋父子曾割據益州26年，劉焉時期，對當地的土著豪族尚采取了一些較為嚴厲的措施，企圖用刑罰確立自己的權威，然收效甚微。劉焉病卒，劉璋接任益州牧。劉璋生性軟弱無能，難成大事，劉焉舊部趙韙看劉璋軟弱好欺，逐漸野心膨脹，企圖奪權，便率領土著豪族武裝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劉璋一度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幸而外來士族幫助劉璋渡過了這一難關，這之後劉璋對土著豪族擴張更加不聞不問、聽之任之，甚至還頻頻賜以爵祿，試圖用恩寵籠絡土著豪族。此時土著豪族專權跋扈、欺壓百姓，無惡不作，蜀中人民無時無刻不期盼著真正的明主來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

　　劉備、諸葛亮作為外來集團統治蜀地，一旦拉開放縱姑息的口子將難以收複，因此，從一開始諸葛亮便極力主張厲行法治、從嚴治蜀。劉備取得益州後，就命諸葛亮負責製定法令《蜀科》，由法正、劉巴、李嚴和伊籍等人協助。在製定《蜀科》時，諸葛亮與代表益州地方勢力意見的法正之間在立法究竟應從嚴還是從寬的問題上發生爭執，法正認為諸葛亮刑法峻急，主張從寬治蜀。法正說：

　　“過去漢高祖入關時，曾約法三章，秦民因此對他感恩戴德。如今主公以客人身份借當地勢力跨據益州，尚未對他們進行安撫，便製定如此苛刻的律令，豈不是寒了他們真心擁護主公的心意嗎！”

　　諸葛亮也知道很多人抱有同法正一樣的想法，因此他鄭重得對此事給予答複。他說：

　　“您隻知道事情的一方麵，不知道事情的另一麵。秦朝由於暴虐無道，政令苛刻，百姓怨恨，一個普通老百姓大聲號召起義，反秦鬥爭便迅速成燎原之勢，秦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高祖根據這種情況，政刑寬簡，隻約法三章，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劉璋昏庸無能，從他的父親統治益州以來，父子兩代人都搞些小恩小惠，政令廢弛不能推行，官吏們相互之間唯唯諾諾，使好的政風樹立不起來，威嚴的刑法不能嚴格執行。益州的豪族富戶，把持權力，橫行無忌，君臣之間的行為準則逐漸被破壞。用職位去收買他們，到無高位可給時他們就會輕視你；用恩惠去籠絡他們，到無恩惠可給時他們就會怠慢你。造成這樣弊病的原因，其實就在這裏。我現在用嚴峻的刑法震懾他們，法令貫徹後，他們才知道什麽是恩德；嚴格限製封賞官爵，一旦加官晉爵，他們才懂得什麽是榮耀。恩榮並用，互為補充，上級和下級之間就有了秩序，治理國家的要領，就從這裏體現出來。”

　　這裏，諸葛亮分析了蜀漢初期的“勢”，指出：秦朝因刑法過苛，百姓怨聲載道，天下“土崩”；劉邦反其道而行之，僅“約法三章”，便大獲全功；但劉璋卻過於軟弱寬大，蜀中豪族專權自恣，君臣之間連正常的綱紀都沒有了，這才導致其統治的結束。蜀漢政權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礎、形勢都與高祖時不同，欲與劉璋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從嚴治蜀。

　　諸葛亮厲行法治的主要目標是依法懲治目無法紀的土著豪族，徹底改變劉焉、劉璋統治益州時期，豪族專橫跋扈、為所欲為的混亂局麵。諸葛亮治蜀，靠的是嚴明的律令科條而絕非簡單的殺戮。由於諸葛亮從嚴治蜀的態度堅決，土著豪族不敢以身試法，原來的行為大大地收斂了，通過諸葛亮一係列法治行為，豪強欺壓百姓之事基本絕跡。

　　諸葛亮厲行法治的又一目標是以法治督促官員們勤政廉潔，對待玩忽職守或徇私枉法者絕不姑息，從而保持了政治的清明和吏治的清廉。此外，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訓誡鼓勵臣子，還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詳細地聲明官吏必須遵循的法紀禁令：哪些是必須做的，哪些是應該警戒自己謹慎從事的，哪些是堅決不許做的等。詳盡地解釋科律和禁令，反複重申和宣傳，自然有利於使人遵守法紀，盡可能減少和避免違法犯禁。在製定和完善蜀漢法令的過程中，諸葛亮反複研讀古代典籍，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諸葛亮既是法令的製定者，又是執法的帶頭人和法令的維護者，他無私無畏，心平如秤，執法如山，賞罰嚴明。他竭力反對假公濟私、謀國不忠、壓抑人才、爭權奪利等卑劣行為，一經發現，不論親疏，不管資格多老，地位多高，一定嚴加申責。對危及軍國大計的，不惜繩之以法，嚴懲不貸，他誅劉封，殺彭羕，斬馬謖，黜來敏，罷廖立，廢李嚴，這些受到法律製裁的人中，有的是皇親國戚，有的是親隨舊故，有的甚至是托孤重臣。諸葛亮對這些位高權重的人犯了法，該殺就殺，該貶就貶，絕不姑息。當時大臣張裔稱讚他說：“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我們講幾個故事來說明諸葛亮執法尚嚴、嚴而不酷的執法精神。

　　彭羕，字永年，廣漢郡人。他生性驕傲自負，把很多人都不放在眼裏，言談間總是得罪人。劉璋時期他最多隻是州政府的小小的辦事員，很多人在劉璋麵前詆毀他，劉璋將他的頭發剃光戴上刑具罰做苦工五年。劉備入蜀時，彭羕經龐統和法正的推薦，得以在葭萌拜見劉備。他與劉備進行一番暢談，論述治理社會的問題，研討建立霸業的途徑等。劉備見他很有才華，認為他是一個奇才，成都平定後，便提拔他做了治中從事。彭羕從一個普通平民一下子躍居本州人士之上，仗著自己受到先主的厚待，舉止更加輕狂，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諸葛亮認為彭羕心高氣傲，野心勃勃，終有一日要製造禍亂，建議先主將彭羕改任他職。先主觀察了彭羕處世為人確如諸葛亮所言，便將他貶為江陽太守。彭羕得知後心懷怨憤，前去拜訪馬超，他在馬超麵前攻擊劉備為老年人，做事荒唐無理，又煽動馬超造反。馬超聽到彭羕策動叛亂的陰謀大吃一驚，待彭羕離開後立即將談話內容上報，於是彭羕被逮捕法辦。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今湖南常德）人。此人少年得誌，20多歲就擔任長沙太守。劉備入蜀後，委任廖立為巴郡太守。廖立在巴郡太守任上，沒什麽作為，他恃才傲物，牢騷滿腹，不理政事，政務錢糧都是一筆糊塗賬。劉備死後，他公然在劉備梓宮（中國古代帝王、皇後所用以梓木製做的棺材。借指已死而未入葬的皇帝靈柩）旁抽刀殺人，以泄私憤。劉禪即位後，官員普遍晉升，廖立也被擢為長水校尉。但廖立自認為論才德和名望，諸葛亮第一，他也該列在第二。可是劉備偏偏讓李嚴做了諸葛亮的副手，他心中十分不滿，甚至當麵告訴諸葛亮說他的官太小了，要求再提升。諸葛亮早年十分欣賞廖立的才華，認為他與龐統不相伯仲，沒想到這些年廖立非但沒有進步還一再倚老賣老，不知輕重。對於廖立的無理要求，諸葛亮嚴詞拒絕，並告訴他晉升官職需要在一定的時間經過考察合格方可。此後，廖立仍然不知悔改，公然聲稱國家不任用有才德聲望的人，而任用庸俗無能的官吏，又說將帥都是小子，他指名攻擊諸葛亮任用的丞相長史向朗、參軍文恭是凡俗之人；說侍中郭攸之不足成大事；又說司鹽校尉王連是流俗之輩；他甚至還誹謗先帝，種種罪行，罄竹難書。諸葛亮查實後，上表彈劾廖立，指出他身居高位，行為不檢，屢犯過錯，又因貪欲未能滿足，竟妖言惑眾，危害極大，必須繩之以法。於是，廖立被削職為民，流放汶山。後來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到汶山，廖立邊哭邊說：“我終為左衽矣！”左衽是少數民族服飾的特點，這裏指廖立永無出頭之日，隻能在這少數民族地區終老了。可見，即使被罷黜，廖立對於諸葛亮卻是真心歎服的。正如陳壽評價諸葛亮言：“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誡明也。”

　　李嚴（後改名李平），字正方，是東漢晚期南陽豪族，少為郡吏，以才幹著稱。荊州牧劉表對他非常器重，委以鎮守荊州西咽喉秭歸（今湖北秭歸）的重任，可就在曹操攻占荊州時率眾投靠益州牧劉璋，用為成都縣令，在劉備入蜀初期歸順。李嚴在犍為太守和江州都督任上曾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在生活作風上處處表現出豪族派頭，對劉備善於奉承迎合。在劉備稱帝前，李嚴曾挖空心思，一手在武陽炮製了“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事件，此後又遍邀蜀地官員800人簽名，上表懇請劉備稱帝。劉備稱帝後，李嚴為宣傳劉備的天命，在武陽建廟、刻碑，大揚其名。這些諂媚的手段做得極其高明，非但沒有引得劉備的反感，相反討得劉備的歡心，用其為尚書令，永安托孤時為副。先帝去世後，本應協助諸葛亮輔佐後主的李嚴卻處處為自己的一家打算，喜歡小恩小惠，追求自身的安逸和名譽地位，毫不考慮國家大事。非常明顯，李嚴在政治態度、工作、生活作風上與諸葛亮格格不入。李嚴還寫信給諸葛亮，勸諸葛亮像曹操那樣，受九錫，晉爵稱王。九錫是九種禮器，是天子賜給諸侯、大臣等有殊勳者的九種器用之物，是最高禮遇的表示。九錫包括衣服、車馬、樂則、朱戶（門上的朱漆）、納陛（殿前特製的台階）、虎賁（勇士）、弓矢、斧鉞、櫃鬯（用黑黍和香草釀成的酒）。受九錫晉爵稱王，是古代社會君王對臣子的最高封賞。李嚴的本意是通過巴結諸葛亮，撈取政治好處，沒想到諸葛亮接到信後，義正詞嚴地回複道：

　　“我與您算老朋友了，難道還不互相了解嗎？您現在告誡我不要拘泥於常規，因此我不能再緘默。我本是東方一個普通的讀書人，誤被先帝重用，成為地位最高的大臣，俸祿和賞賜已經極多。現在，討伐敵人還沒有成功，對知己的人還未報答，然而您就叫我比照著齊桓公、晉文公那樣受到尊崇，自貴自大，那就不合道理了。假如滅掉了魏、斬了曹叡，皇上返還故都洛陽，那時我同諸位同僚一起升官晉爵，即使十錫我也可以接受，何況九錫呢！”

　　諸葛亮這番軟硬兼施的話終讓李嚴的私欲難以實現。後來李嚴因為在北伐中督糧不利妄圖誣陷諸葛亮而被流放，李嚴流放以後，生活水平卻依然如故，奴婢賓客上百人，恐怕這位流放的官員比當時很多官員的生活還要奢華吧！

　　劉琰，字威碩，是劉備的老部下，早在劉備還在豫州時，聘任他為州政府的從事。他是漢朝劉氏皇族的後代，天生有種貴族氣質，能言善道，劉備對他尊崇有加。平定益州後，他被任命為固陵郡（治在今重慶奉節）太守。劉禪即位後，因他是漢室後裔，官階很高，一向僅次於諸葛亮、李嚴，先後擔任衛尉、中軍師、後將軍和車騎將軍。不過他對朝廷的作用並不大，隻作些勸諫、品評、耍耍嘴皮子的工作而已。劉琰其實本質就是一個沒落的貪圖享樂的紈絝子弟，如今憑借自己的家世和先主的厚愛得到權勢和富貴，本性便顯露出來了，他整日酗酒，對劉備、諸葛亮頒布的禁酒令置之不理，他的車輛、服飾和飲食，都是當時最奢侈最昂貴的；在他身邊服侍的有數十名婢女，這些人還不都是粗鄙的丫頭，各個都被調教得能歌善舞，劉琰還親自教授她們背誦《魯靈光殿賦》，平日裏在府裏他一麵執爵賞酒，一麵欣賞著婢女們的集體表演。當諸葛亮等人在為國事操勞的時候，劉琰卻在府中享受著奢靡的生活。

　　北伐時，諸葛亮看劉琰的行為在朝廷中影響極壞，便命他隨軍出征，嚐嚐苦頭。建興十年（232年），劉琰醉酒之後肆意說些荒唐無理的話，與前軍師魏延發生口角，導致軍中將領之間嚴重不和，諸葛亮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將他逐出軍營，遣送回成都。劉琰失意之後不知悔改，酗酒已經到了神誌恍惚的地步了。

　　建興十二年（234年）正月，劉琰的妻子胡氏依往年程序向皇太後賀年，可能是皇太後平日裏比較孤單寂寞吧，皇帝非自己親生，平日裏除了客套的虛禮外，母子之間也沒有多少親情，很少能真正坐在一起談談心，再者兩人都是貴婦，自然有很多話題可以討論，皇太後盛情邀請胡氏陪她住下，這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劉琰便懷疑胡氏與劉禪有私情，叫手下的勤務兵用鞋子毆打胡氏的臉，並把她拋棄送走。胡氏不堪其辱，向有關部門控告劉琰的荒唐之舉，有關部門下達評議結果道：“士兵不應當是毆打妻子的人，臉麵不應當是被鞋擊打的地方。”

　　因劉琰地位高，又是舊臣，都不敢對他進行處理，將事情的始末報送諸葛亮處裁奪，諸葛亮依法將他處死。

　　由於諸葛亮政令嚴明，執法如山，不徇私情，所以蜀中社會很快便秩序井然了。無論官員還是平民，都不敢僥幸以身試法，即使觸犯了法律而被諸葛亮處置，也都心服口服，難出怨言。當時的益州，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征，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

　　諸葛亮製定的這些法治措施，對整頓蜀漢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生產，加強和鞏固新生的蜀漢政權，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都起了重大作用，與東漢末年三綱失紀，無法無天，極端腐敗的弊政，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受到當時和後世眾多的頌揚和稱道。

　　也有人說諸葛亮執法峻急，刻薄百姓，這實在是冤枉了諸葛亮。中國古代對待有罪之人動輒誅九族，更甚者要夷三族，上上下下數千口因一人之罪而被砍頭的事例屢見不鮮，而諸葛亮卻隻是責罰有罪之人，從不搞株連。李嚴被罷黜後，其子李豐仍然留在丞相府做官，繼續受到諸葛亮的信任，諸葛亮還經常教育他要正確對待父親的問題，正確對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