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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川康大倒戈
●蔣介石抑製劉文輝、鄧錫候，劉文輝打“太極拳”。劉、鄧、潘逃出成都，準備舉義旗。蔣介石、蔣經國也逃出成都，父子倆合唱“三民主義”。蔣經國說：“這一次比‘西安事變’還險。”
蔣經國是逼近10日零時向蔣介石報告盧漢“變節”的消息的，憔悴的蔣介石深深地陷在沙發裏，一雙空洞無物的眼睛瞪著蔣經國怔了好久，之後，緊緊地閉上了……
這一刻莫非萬念俱灰？
足有十來分鍾吧，蔣介石睜開眼，嘶啞地問蔣經國：“劉自乾（劉文輝字自乾）他們有消息麽？”
蔣經國都不忍心再往下說了，那“變節”二字便吞了回去。
蔣介石又何嚐不明白？遂苦苦地笑了一下。
又沉默了許多，蔣經國終提出了那心中巨大的恐懼和憂慮：“我們現在是坐在一個大火藥桶上了，比西安事變更甚。”
或許是受“西安事變”這一敏感字眼的刺激，蔣介石的臉肌彈跳一下，目光側過來落在有些惶恐的蔣經國身上，無可奈何地歎道：“我們走吧。”
是該走了，賴以倚靠的兩塊地盤就似乎在瞬息間改了顏色，大陸哪裏還有立身之地？
又似乎要為他在大陸最後的挽歌營造些氛圍，10日天陰沉沉，天空陰雲密布，清清冷冷挾帶著襲人的寒氣的風掃過，令人不寒而慄。
中午時分，蔣介石拉蔣經國閉緊密室，父子倆相對而坐，合唱“三民主義”，又唱“中華民國國歌”。父子倆是動了感情的，聲淒淒，歌沉沉，四隻淚眼相對。唱完，也就顧不得抹淚了，驅車直去城郊鳳凰山軍用機場。
下午2時整，載著二蔣的中美號飛機起飛了，成都漸顯模糊，大陸漸顯模糊……
從此，對蔣介石和蔣經國來說，大陸隻是永遠的故國山河了！
蔣介石是11月30日倉惶從重慶退至成都的。他離開重慶山洞林園的官邸時，解放軍離重慶市區僅五六公裏了，炮聲清晰可聞，似乎就頂著他的P股打一樣。
到達成都的當天，蔣介石便在北校場中央軍校裏“點將”：張群、熊克武、劉文輝、鄧錫侯、向傳義、王陵基、王纘緒等要員都到了，這時節，蔣介石臉上的戚容是經過“修飾”了的，勉強地打起那種似笑非笑的微微笑意說：
“為了保存實力和共匪決戰，我們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川東地區的戰略轉移……”
說到這裏，蔣介石的臉不自覺地紅了一下，到底是有些羞於牛皮，連忙轉了話頭：“下一步，戰略的重心無疑在川西，能否打好這一役，關係到黨國的前途和命運，關係到光複失地的大計。目前，我們在西南還擁有近百萬部隊，有四五個裝備完整，戰鬥力強的主力兵團，與疲憊不堪的共匪決戰，勝算在握。當然，這還得倚重於在座的諸位，尤其是川、康方麵的朋友們的合作。今天，我就是想來聽聽大家的高見的。”
說罷，蔣介石把目光掃了眾人一圈。
會場很是沉默了一陣子。蔣介石的目光便又掃了眾一圈，鋒芒之下，有人陸續發言了，卻都是難於統一的意見。熊克武主張在川、滇邊境作戰，因為以山地作倚靠易守難攻，好打防守戰；向傳義認為以保存兵力為上策，寧可不戰，退守川康邊境或更遠地方，等待時機反攻；王陵基則提出另一個思路，他以為平原好展開兵力，不如就在川西平原決戰……
計多人都過了一圈，蔣介石衝著一直坐在左側認真傾聽狀的劉文輝問：“自乾兄，你有何想法？”
劉文輝正了正身子，道：“剛才各位同仁談的意見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為軍不可一日無帥，需委員長總攬全局，克我們一己之偏，匯眾人之長。具體來說，我們都是委員長策略的具體執行者。”
劉文輝這馬屁拍到恰到好處，蔣介石連連點頭：“好，好，有自乾兄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眾人這才發覺自己都險險犯了些錯誤，蔣介石是不大喜歡部下鋒芒過露的，又覺得劉文輝真是老奸巨滑，避重就輕地討好！
會後，蔣經國不解地問蔣介石：“你真相信劉自乾會坐在一條船上劃船？”
蔣介石輕輕歎了一聲，是覺得他的幼稚了：“國難當頭，用人之際，是不能過於苛求的，隻能根據需要而取舍了。”
蔣經國有所悟地點了點頭。
事實上，蔣介石對劉文輝從來是沒有放過心的，曆史上的舊賬不說，來自各方麵的情況都說他有所圖謀，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正值“用人之際”，是不得不有所顧忌，然防範之心卻是時時顯見的。
就在這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到劉文輝寓所裏拜訪劉文輝，卻是擺了一番聲勢，從蔣介石住的北校場軍校一直到劉文輝住的玉沙街，全都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抵連蒼蠅都難於插縫。拜訪是禮節性的，卻留了後著。蔣介石剛一走，張群就接踵進了門，提出了蔣介石迫切關注的四個問題：
一、大敵當前，蔣介石是否該複任總統職？
二、如果撤換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該誰繼任好？
三、川西大會戰到底該如何部署才好？
四、地方部隊和中央部隊如何配合？具體說，胡宗南部和他劉文輝部在“川西大會戰”中如何協同？
劉文輝的心中當然是雪亮的，知道張群是意在摸底，但他也是打“太極拳”的高手，便想把問題推回去，故慢吞吞地說：
“蔣先生複職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問題。依我看，當前最緊要的是軍事問題，仗打不贏，一切皆空。當然，胡宗南的是‘王牌’軍，腰杆粗，靠山硬，川西得倚重他了。”
說到這裏，劉文輝略微停了停，又借題發揮：“我們這些雜牌軍呢，大抵著當當燒火棍。這就是蔣先生的偏頗了，打死敵軍除外患，打死我軍除內亂。事至如今，我實在感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知道，我的24軍散處在康、寧、雅三屬地帶，縱橫數千裏，翻山越嶺，徒步行軍，非有一、兩個月集中不起來。怕的是遠水難救近火。”
這一番話似怨似無奈，還有對蔣介石的牢騷，張群自然是不樂意聽的。果然，張群的眉皺了，嘴角間溢出一種冷冷的色調。劉文輝知道他肯定會要把這些話匯報給蔣介石聽，就稍稍轉了一下舵，說：“我們今天到這個光景，也是上梁山了，我隻要有一兵一卒，也要和共產黨拚到底的。”
張群回去自是一五一十向蔣介石說了，蔣介石立即想了兩條製約的計策：一是要劉文輝、鄧錫侯和胡宗南合署辦公，一起指揮作戰，說白了就是從軍事指揮上控製；二是要劉文輝、鄧錫侯的家屬和熊克武他們先去台灣，從親情上控製，斷其後路。
這兩點的確是要命的，聽了後，劉文輝連忙約鄧錫侯趕夜商量，但一時也想不出對付的高招，隻有態度堅決地推和拖了。家屬問題，台灣是萬萬去不得的，便隻好說家屬堅決不同意獨自走；至於和胡宗南合署辦公一事，則口頭答應他，但不行動就是啦，拖一天算一天，拖到不能再拖為止。
這態度當然不會使蔣介石和張群滿意。果然，當省府秘書劉漢祥代他們把意見轉告張群時，張群怒衝衝的：
“他們的太太不能去，他們的兒女也不能去嗎？”
到晚上，蔣介石差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關吉玉找到劉文輝家，想先發製人，他說：“劉主席，聽說你要送家眷到台灣去，我擔心你手頭上欠外匯，便給你準備了一點，隨時可以取用。”
劉文輝趕忙把“皮球”給他踢回去：“是麽，那太謝謝你了。不過，我們還沒有作準備，收收撿撿，總得三五天，待收拾好了再去找你的麻煩嘍。”
蔣介石這下可惹火了，速令張群收拾他。張群立馬打電話給劉漢祥，語氣中似乎還挾帶著蔣介石的那種狂怒：
“你叫劉文輝立即過來見我，在勵誌社！”
劉文輝一聽不妙，怕是要鬧翻了，遂連忙拉了劉漢祥一同過去。果然，張群是少有的凶態，見麵便是一煞威棍：
“劉自乾！你到底想要幹什麽？”
劉文輝心裏有些虛，但嘴上卻絲毫不敢露怯：“我想幹什麽？什麽也不想幹！”
“不想幹什麽？那為什麽我們的話三番五次的不聽？是不是想和共產黨講和？！”
劉文輝眼一瞪：“這話可是你說的！我他媽早打定主意和共產黨拚了，拚不贏就到西康去當喇嘛，但最近共產黨從玉樹方向殺過來了，連喇嘛當不成了！現在老子隻有和共產黨拚一條路啦！”
張群剛要對他吼什麽，這時電話鈴響了，張群忙去接，一拿到話筒腳就不自主地打了立正，語氣也變得恭恭敬敬的了。
劉文輝估計是蔣介石打來的，有些緊張，心想弄不好自己要被扣了。正忐忑間，張群打完了電話，仍舊是氣勢洶洶地瞪著他。
劉文輝調整了一下情緒，盡量以一種鎮靜的口吻問：“這兩天東路情況怎麽樣？”
張群把手一劃拉：“你別給我東路西路的，你問問你自己該怎麽辦吧！”
劉文輝也生氣了：“你怎麽這麽說話！”
劉漢祥見他們又要頂牛，忙充和事佬：“好啦，好啦，爭不解決問題。我看這樣吧，先約胡宗南、顧墨之（顧祝同字墨之）和劉主席與鄧錫侯商定個具體的作戰計劃，再請蔣先生下個命令，問題不就解決了，要爭什麽呢？”
張群冷哼一聲，拿了電話就找胡宗南，大抵就想拉胡宗南過來合署辦公，以此軟禁劉文輝，幸好胡宗南去綿陽未回，張群便沒了借口，說道：
“好吧，你們先回去，我和胡宗南約好了再通知你開會。”
劉文輝是覺得一身冷汗了，心裏一聲驚歎：好險！出得門來，他便徑直朝鄧錫侯家走去，鄧錫侯也告訴他一個不妙的信號，就在前不到一個小時，蔣介石派人給他們連得很緊的潘文華送去了一張飛機票，叫他翌日飛海南島。這自然是想從內部分化他們。
劉文輝和鄧錫侯在征得潘文華同意後確定，讓潘文華立即離開成都，去灌縣鄧錫侯部，脫開蔣介石的控製。
不過這不算完。12月5日晚上，劉文輝和鄧錫侯為摸清張群他們的意圖，在劉文輝公寓裏搞了一個規模不算小的宴會，請了張群、顧祝同、胡宗南、肖毅肅、王陵基、王纘緒一幹人，結果，又是一番激烈的唇槍舌劍之戰。
火是肖毅肅點起來的：“鄧晉公（鄧錫侯字晉康），據報你已命令部隊西進是不是？劉自公，我也聽說你的部隊已破壞了邛崍大橋，不許胡宗南將軍部通過，是不是？”
劉文輝和鄧錫侯是詫異於他們的“狗鼻子”之靈敏了，他倆確實有這樣的部署，但那隻是一個尚未實施的方案，故而，他倆可以大大放心回擊了：
“肖長官，此傳聞從何而起？這個問題可不是隨便可以開玩笑的，我們請在座的諸位去實地調查一下，如果屬實，我們願具甘結，如果不屬實呢？”
肖毅肅見他倆口氣強硬，心裏畢竟有些虛，臉上則是尷尬，少許，肖毅肅又從包裏掏出一張敵我態勢圖，作所謂“川西決戰”的講解，自是匆忙應對之作，不成體統。可是，他講完後，卻煞有介事地問劉文輝：
“劉自公，你以為呢？”
劉文輝歎口氣，正好借題發揮：“好是好啊，可惜，我和晉康的部隊都給整得差不多了，所剩無幾，要是尚餘當年十之七八，就足可以與共產黨一決雌雄，現在隻有望花空歎月了。”
胡宗南這時插出來裝大方：“劉先生，怎麽能這麽灰心呢？我的40萬軍隊交給你指揮好了。”
劉文輝立即刺了他一句：“別玩過家家的小兒遊戲了，你的部隊我指揮得動麽？同樣的道理，我的部隊你也指揮不動！”
胡宗南的大嘴巴歪了歪，似乎不服氣。顧祝同岔開了，問劉文輝：“自乾，說句內心話，你到底準備怎麽辦？”
劉文輝知道這才是他們真正關注的謎底，遂作出憤慨之狀，說：“我還能怎麽辦？反了嗎？共產黨才不會放過我呢！大軍閥、大官僚、大資本家、大地主，樣樣占全了，還不扒了我的皮！”
張群就是要他這樣想，忙打哈哈：“好了，好了，大家拴在一根繩子上啦。來，端杯，端杯，莫負了自乾兄的滿桌佳肴。”
這一晚的風波便這樣過去了。
翌日，張群再上劉文輝這兒來了，自然還是一個不放心，不過調子低了許多：
“自乾兄，明早我得飛昆明一趟，最多兩天回來吧。現在，這個局麵我不說你也知道，難呀。你我共事多年，希望你和晉康貫徹始終，共撐危局。萬一不成，要走，我們再一起走。”
劉文輝點點頭，說：“這個你放心。不過，胡宗南和王陵基和我們有隙，你走後，他們不會開我們的玩笑吧（意即下毒手）？”
張群連忙擺手：“怎麽會呢？決不會的！你用不著擔心。”
劉文輝不可能不擔心，張群一走，不妙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先是傳胡宗南的盛文部要接管成都的城防，接著獲得了證實，胡宗南已正式任命第3軍軍長盛文為成都衛戌區總司令，於12月7日6時接防。再接著，鄧錫侯又從他處獲得蔣介石要緊急召見他們的消息，他們便想：會不會是蔣介石借此下手呢？
成都是不能再呆了，劉文輝便趕緊找鄧錫侯商議出走問題。正商議間，蔣介石的坐探王纘緒跟蹤而來，蔣介石的電話也追蹤而至，他們知道，再不走就真正完蛋了！
打發開王纘緒，鄧錫侯趕緊驅車回到家裏，帶了獵槍，叫上副官，之後坐上吉普車朝北城門急速駛去，通過城門崗哨後便下車步行，又穿過城隍廟小巷，在廟的後壩上等候劉文輝，手中卻作出舉獵槍打鳥的模樣。這倒讓認識他的人挺羨慕的：
“鄧晉公真有大將風度，這時節還在打鳥！”
與此同時，劉文輝也正朝城門北門急速馳車，或許是走漏了消息的緣故，城門洞裏的防守加嚴了，還增添了憲兵盤查。劉文輝隻好在門洞左側城牆邊停車，帶著兩個隨從從城牆缺口間翻過去，這時正好趕了他的哮喘病發作，汗流夾背，氣喘如織，幾乎是兩個隨從把他抬到會合地點的。
會合後，兩人立即登車朝崇義橋飛去。
到達崇義橋後，兩人立即進行了一係列部署：
劉文輝急電西康省軍政負責人，令其按既定計劃立即準備行動，同時令駐成都武侯祠所部第24軍作好戰鬥準備。
鄧錫侯則令所部第95軍126師從廣漢移師彭縣，第637團從新都移至彭縣蒙田擔任警戒，同時亦令駐灌縣的第225師進入戰鬥狀態。
就在這後不久，蔣介石派王纘緒追來了，一套蔣介石慣用的老說詞：“老頭子說，這一切都是誤會，叫你們無論如何都要回成都去，如信不過的話，他可以叫蔣經國來作抵押。”
劉文輝和鄧錫侯很幹脆地回絕了：你叫他死了這條心吧。
為防止蔣介石狗急跳牆，派兵圍剿或派飛機轟炸，劉文輝和鄧錫侯連夜轉移至彭縣龍興寺，不久，潘文華也趕來了，他們便在龍興寺設立了起義指揮部。
起義準備工作已到了最後的階段。
●劉、鄧、潘都是川中老將。劉文輝屢與蔣介石鬥智，號稱“多寶道人”；鄧錫侯挨過蔣介石的“修理”；潘文華被老蔣整得最慘，成了光杆司令——他們都和蔣介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都是川軍中的老字號將領，也都曾是名重一時的地方派實力人物，正因為如此，在他們與蔣介石的交道中，總是五分合作五分不合作，這一點一直讓蔣介石惱火。
當然，其中蔣介石最惱火的恐怕還是劉文輝。
劉文輝出道很早，1908年便上陸軍小學，之後陸軍中學、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即投身於川軍中，自此軍職火箭一樣往上竄，1921年即擔任川軍第1混成旅旅長，1923年升至第9師師長，1927年又升至第24軍軍長，至1929年，他已是占據大半個四川，擁有10萬軍隊的川康邊防總指揮了，且兼任著四川省主席，所謂權重一方，算個土皇帝。
手中有了本錢，野心就生了，這時節劉文輝圖謀的是“統一四川，控製西南，問鼎中原”的“大業”。故而，當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後大搞專製獨裁，引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各地軍閥也紛紛討蔣的時節，劉文輝也蠢蠢欲動，於29年底和唐生智聯名發出了“東”、“冬”兩電，迫蔣下台，但因馮玉祥態度暖昧，閻錫山按兵不動，致使唐生智在中原孤軍作戰，迅速敗兵。又不久，中原大戰爆發，劉文輝複以為是時機，想出兵武漢，和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聯軍相呼應，於是，又發出了“魚”電，再次公開討蔣，不料張學良突然一改騎牆態度，倒向蔣介石一邊，率奉軍入關，反蔣又告失敗。
因為有了這兩次切膚之痛，蔣介石對劉文輝是痛之恨之，欲除之而後快，但由於川康地處邊陲，動兵實屬不易，又兼從全局衡量，共產黨才是大敵，所以蔣介石采取了兩麵政策：一麵籠絡，封些官，許些願，一麵則是暗行吞並之計。劉文輝也成了“精”：一麵虛以委蛇，一麵抗拒圖存。於是，兩方間明爭暗鬥的故事連連不斷。
1939年，蔣介石唆使“班禪行轅”聯合當地土司頭人，將劉文輝所部第24軍駐防甘孜的部隊包圍繳械，殺了該部團長，以圖趁勢占領康北，和劉文輝相抗衡。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嚴令劉文輝不能用兵，聽候調處；劉文輝對此嗤之以鼻，斷然用武力收複甘孜，將“班禪行轅”趕得遠遠的。不久，蔣介石又委任曾魯為西康雅安團管區司令，大肆招兵買馬，準備成立一個誌願師來控製西康，劉文輝獲知後，又不客氣地將曾魯剛剛成立的兩個團包圍了，強行勒令其解散，之後一個電報報給蔣介石，說曾部違反“兵役法”，已代其處置，讓蔣介石不大不小地吃了個啞巴虧。
蔣介石見直接在川康地麵扶植力量與其對抗不成後，又改變策略，決定從劉文輝內部分化或行調虎離山之計。1940年，蔣介石委任在劉文輝部第24軍當師長的劉元瑭為新12軍軍長，令其從第24軍中分兵一部，開赴陝北作戰。劉文輝洞察若火，極吝嗇地給了一個團，且裝備的都是些破爛槍枝，令蔣介石哭笑不得。1942年，蔣介石又借西藏政府拒修公路為名，令劉文輝率第24軍前去討伐，而西康防務則由中央軍接替，劉文輝自是明眼人，遂將計就計，製訂了一個非常龐大的作戰計劃，向蔣介石要錢要槍要編製，並派人坐守重慶，天天催要，弄得蔣介石騎虎難下，最後由何應欽搭了個“中央財政困難，此方案暫緩進行”的台子，事情才不了了之。1946年，蔣介石再行一計，借整編為名，將第24軍編為一個師，以期削弱其實力，劉文輝依舊是不慍不怒，換了個編號換了個印章，但人馬卻一個都不動，又讓蔣介石白費了一番心機……
因為屢屢和蔣介石鬥智，劉文輝獲了一個“多寶道人”的雅號。
當然，蔣介石也不是沒有機會收拾他，幾次召見時要扣留他是輕而易舉的事，但這正如蔣介石對蔣經國說的那樣，正值“用人之際”吧？
相對來說，蔣介石“修理”鄧錫侯就要輕鬆得多。
鄧錫侯的經曆也和劉文輝差不多，不過他比劉文輝出道還早，1920年便當了北洋政府的四川省省長，之後又於1938年和1947年兩次出任四川省省長，並分別任過國民黨第22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公署主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要職。他和蔣介石也沒有劉文輝和蔣介石那樣多的矛盾，一度時期還貼得很緊，如三十年代和紅軍作戰時，解放戰爭初起時，他都是積極的參予者和支持者。但是，作為蔣介石的非嫡係，要鬧翻是很容易的。
1948年春，正是蔣介石內戰吃緊的時節，他派糧食部長俞飛鵬飛成都，要鄧錫侯籌集10萬擔軍糧調運出川，供前方使用。如此巨數，鄧錫侯哪敢答應？他說：
“不行，四川的糧食四川人民要吃，還有這麽多中央軍駐在四川也要吃，哪裏還有這麽多糧食調？”
蔣介石獲知鄧錫侯的態度後，大為光火，立即電召鄧錫侯進京。鄧錫侯知道大事不妙，但事已至此，能奈何？隻得硬著頭皮和俞濟飛一道飛南京。果然，一見麵，蔣介石便單刀直入：
“惡康兄，劉伯承企圖入川，當此戡亂救國之際，四川是大後方，任務繁重，擔子是不好擔的。你為軍人，不適合於搞政治，還是搞軍事為黨國出力吧！”
這一瓢冷水把鄧錫侯從頭到腳潑得冰涼，一怒之下，第二天他便向蔣介石遞上了辭呈。蔣介石正巴不得他如此，立即在辭呈上批了“照準”二字。這猶不夠，次日又在《中央日報》刊了一條消息，稱“鄧錫侯辭職照準，遺職調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雲雲。鄧錫侯氣得七竅生煙，破口大罵：
“日他娘個×，要撤職就撤職，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等著我辭職？殺人不見血！”
其實，鄧錫侯這還是算好的，幾個人中被蔣介石“殺”得最狠的要算潘文華，真正可說是不見血啦。
潘文華是劉湘的老部將，自1906年入新軍之後，從排長至連長，從連長至營長……一級一級爬至軍長，後又任過第23集團軍副總司令、第28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重慶行營副主任及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要職，雖不及劉文輝和鄧錫侯顯赫，卻也算一方諸侯。起初，蔣介石為分化川軍內部，是喂過潘文華不少“蜜糖”的，但是，隨著潘文華漸起“異心”，蔣、潘關係便一步步惡化。
1938年，龍雲奉召飛重慶述職路過成都，和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華等簽字了川、康、滇三省聯防密約，共同防蔣，不料四川省代主席王纘緒為討好蔣介石，向蔣告密，偏這封告密電又被潘文華的第28集團軍截知，於是，潘文華約劉文輝、鄧錫侯密商，決定先發製人，由所部彭煥章、劉元瑄等七個師長聯名列舉王纘緒五大罪狀，通電驅王，同時令所部向省城逼進，作武力解決之勢。
這一招差點沒把蔣介石氣死，破口大罵：
“這幾個爛師長，成心搗亂，看我不收拾他們！”
然而，再爛也是師長，而且是七個！蔣介石不得不作退讓，撤掉了王纘緒的職務，由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
有此一回，蔣介石對潘文華有了不滿，但這時還悶在心裏，真正讓蔣介石對他徹底失望則是1944年底。一日，潘文華突然接到蔣介石的急電，要他火速赴渝。他猜想是有緊急戰事，不料，當他趕去時，蔣介石交給了他一個萬想不到的任務：
“仲三（潘文華字仲三），中央已經截獲劉文輝通敵叛國的罪證！為了安定抗戰後方，決定予以翦除，中央對你和子惠（楊森字子惠）寄予心腹，準備采用地方偶然事件的形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斷然處置。”
潘文華一下驚呆了，但過了一許後，他反應過來了，蹭地站起來說：“委座，大敵當前，後方用兵，恐搖國本！中央既掌握劉文輝確鑿罪證，最好公諸國人裁判，通敵叛國，諒其部屬誰肯從逆？必然眾叛親離，立成獨夫就縛！此事不必興師動眾，尤不宜加以襲取。”
蔣介石見他竟然逆拂他意，很不高興，嗓門也隨之增大：“此事中央籌之穩熟，唯其大敵當前不宜公開聲討，以免影響前線，故以偶然事件處置，俟得手後再行宣告罪狀，較為妥善！”
潘文華知道再和他纏下去已無意義，說不上連自己也脫不了身，遂打馬虎說：“好吧，既然委座有指示，我下去和子惠商量商量，協同進行。”
從蔣介石處脫身出來，潘文華坐臥難寧。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川、康、滇曆來如同三足鼎立，唇齒相依，如果動兵，劉消滅後會穩定麽？豈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下一步會不會輪到自己和鄧錫侯呢？更可怕的是，如果劉文輝機警敏銳，定會起兵反抗，那樣便要釀出一場曠日持久的混戰局麵，當此民族抗戰的緊要關頭，視作大後方的川、康竟出現這種內爭的局麵，國人作何想？民族罪人！何況到時蔣介石可以借口平息內爭而對川、康用兵，安知今日栽在劉文輝頭上的叛國罪名，異日豈不會栽到自己頭上？！
想來想去，所謂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潘文華來了個不辭而別，回去後才向蔣介石發了個電報，稱“軍中有要務處理”雲雲。蔣介石雖惱火萬分，但也怕他把事情捅出去，引起整個川、康地區動兵，遂隻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發電，想叫他回心轉意，但潘文華每次都稱病婉拒，把這事情拖下來了。與此同時，楊森也多次來電催促，潘文華概不理會；楊森又派參謀上範埏生前來聯絡，潘則以“大敵當前，不能內戰”為由嚴辭拒絕。
經過這一回，蔣介石對潘文華算是看“透”了，也有了伺機報複之心。1946年，內戰乍起，蔣介石趁機將潘文華調任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割離了與他與劉文輝、鄧錫侯的聯係，並將所屬部隊抽走了一部分。1948年，蔣介石又將潘文華調任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且進一步將所屬部隊分割：第163師調歸河南張軫指揮，第164師調歸襄樊康澤指揮，新17師調歸武漢白崇禧指揮。至此，潘文華的部隊基本被肢解貽盡。到48年7月中旬，襄樊被人民解放軍解放，康澤被擒，蔣介石再把這筆帳栽在潘文華頭上，撤去了他綏靖公署主任職務，連最後剩下的48年4月才組建的一個師也調歸孫震指揮，潘文華僅剩下孤身一個，鬱鬱回到了重慶。到這時，蔣介石也就再沒興趣弄他了，給他戴了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的頭銜，僅僅讓他有個領薪水的地方罷了。
……
事實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與蔣介石的種種矛盾衝突，正是他們最終走向起義陣營的重要緣由之一。
●毛澤東和張誌晝夜長談，勸說他回白區工作。周恩來約見劉文輝、鄧錫侯，送了鄧一張山西軍用地圖。中共在劉、潘兩部設立電台。
中國共產黨對於川軍的統戰工作自北伐時便開始了，以後從未間斷過，但是，和劉文輝、潘文華等建立有機的聯係，卻是在抗日戰爭期間。
37年8月，中共地下黨員，劉文輝的老部將張誌和受中共川西特委的派遣，到延安去見毛澤東。就在棗園的窯洞裏，毛澤東和他作晝夜長談，聽他匯報了在川軍中的經曆和對川軍開展工作的情況，也詢問了川軍內部的種種情形。當時，張誌和傾訴了他不願繼續在四川過軍閥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毛澤東推心置腹地對他說：
“誌和，你的心情我當為理解，但你要看到所在崗位重要性。目前，我黨在白區的組織多被敵人破壞，以你在四川的地位和關係看，是留下來工作的最合適人選，你莫看國民黨現時和我們合作，這是不穩靠的，將來他一定會打我們。那麽，我們也要看到，蔣介石與地方軍閥是有矛盾的，這便給我們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以你與他們的關係和淵緣，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策動他們。第一步，要他們不要作蔣介石的忠實走狗，不要和我們認真作對，隻要隨便應付一下；第二步，要他們在國共戰爭中堅守中立；第三步，最好把他們拉到我們這邊來共同革命。此任重大，意義也重大，偏勞你了！”
毛澤東這一席長談，令張誌和非常激動，當即表示：“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努力去做。”
毛澤東點了點頭。
張誌和果然不負毛澤東的重托，返回四川後，頻頻穿梭於四川的國民黨上層人物間，做了不少鋪路架橋的工作。
通過張誌和的引見，1942年2月，周恩來約劉文輝在民主人士吳晉航家裏第一次會晤了，這是劉文輝與共產黨從一般聯係進入實際配合的開始。
周恩來說：“自乾先生，目前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民心所向，我黨順民意提出‘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旨在堅持民主，反對獨裁統治，不知自乾先生以為如何？”
劉文輝心悅誠意，說：“貴黨的主張自乾深表讚同，也願意為實現民主局麵盡微薄之力。”
周恩來對他的態度十分滿意：“對，團結才有力量！在與法西斯統治的鬥爭中，我們曆來主張加強同國民黨民主派合作，尤其主張加強與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合作。所以，我們希望你在國民黨內部多做團結工作，通過川、康朋友自身間的團結，去促進整個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團結，有效地抑製和反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動政策和措施。這一點，我們將給予全力支持！”
劉文輝道：“我相信與貴黨的合作一定會愉快的！”
會晤後兩個月，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約見曾任過劉文輝部駐武漢代表的中共地下黨員鄒趣濤，要他去西康麵見劉文輝，向其轉告已由中共中央批準的八路軍與劉文輝部第24軍抗日合作的12條協定。鄒趣濤當即默記了，之後飛成都轉雅安，在劉文輝的寓所裏向他密呈了協議12條的全部內容，中心是加強兩軍之間的合作，不搞互相滲透，不在對方軍隊中發展組織，加強聯係，相互支援，共同反蔣等。這12條協議既照顧了劉文輝的利益，又考慮了他的實際情況，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他的疑慮。他全文記錄下來，將其凝神默讀背熟，之後又和鄒趣濤背誦校對了一遍，這才燒掉。同時他要鄒趣濤轉告周恩來；
“我堅決遵循協定辦事。”
事實上，這個協定是劉文輝較長時間與共產黨合作並最終舉義的基礎。
周恩來與鄧錫侯的麵見比他與劉文輝的麵見還要早一些。
37年，作為第22集團軍總司令的鄧錫侯率川軍入山西參加抗戰。一次，由於閻錫山隻顧自己逃命，未及通知鄧錫侯撤退，致使鄧錫侯及所部陷入日軍的重圍。突圍時，鄧錫侯的乘馬又墜入溝坎內，鄧的腳嚴重扭傷，鄧及所部便愈呈險狀，是八路軍和遊擊隊的掩護，才使他脫離險境的。這事讓鄧錫侯非常感動，說“八路軍真是一支仁義之師”。偏巧，突圍後紮營時，鄧錫侯的總部又與八路軍的總部隻隔著一個村莊，鄧錫侯得以接觸朱德等一批八路軍的高級將領，他們對他堅持抗日的態度都表示了讚賞，朱德總司令還送給他一匹戰馬，以示抗戰到底，永不下馬。不久，他又結識了到前線指導作戰的周恩來。交談中，周恩來獲知他正為缺少山西的作戰地圖而焦慮不安時，慨然解囊，將部隊在平型關繳獲的日軍用的山西作戰地圖送給他，這令他激動不已，連連搖著周恩來的手說：
“患難見知己，患難見知己，太謝謝了！”
通過這件事及後來與周恩來的幾次交往，鄧錫侯對周恩來敬佩不已，私下裏多次對心腹部下說：“周恩來真是偉人風範，其氣度和胸襟，國民黨內無人可匹敵！”
鑒於此，有一次周恩來路過四川，鄧錫侯獲知消息後，主動派交際副官馬某專程陪送，警衛安全，以示其敬意。
由此可見，鄧錫侯對於周恩來的信之程度了。
當然，中共與川軍合作的實質性進展，當以互設電台為最明顯的特征。
就在周恩來與劉文輝會晤後不久的42年6月，周恩來向潘文華部和劉文輝部分別派出了以錢鬆甫和王少春負責的電台小組，從此達成了和他們的直接聯係。
錢鬆甫是6月底進入四川閬中的潘文華部司令部的，潘文華委了他一個參議閑職作掩護，錢鬆甫的夫人江洪則以隨軍夫人的身份擔任譯電員，他們每周和中共在重慶辦事處的電台聯絡一次，主要反映潘文華部的情況，以及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同時將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及對有關合作的處置意見迅速地傳達過來，交潘文華傳閱。
這電台開設了整整三年。至45年7月，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結束，國內重新出現了國共兩黨爭鋒的倪頭。在這雙方難辨優劣的浪尖上，潘文華露出了腳踏兩隻船觀望風勢的本性，也露出了怕擔風險的口風。中共南方局獲知這一消息後，知在潘文華部再開設電台已無意義，遂通知錢鬆甫離開閬中，返回了重慶八路軍辦事處。
相對來說，開設在劉文輝部電台所起的作用要重大得多。
王少春、秦惠芳、楊作愛一行三人是42年7月下旬輾轉到達劉文輝部所在地雅安的。到達的當天，劉文輝便接見了他們，並確定了他們的掩護身份：王少春是劉文輝的私人顧問，報務員楊作愛稱是王少春的秘書，擔任譯電員工作的王少春的夫人秦惠芳則自然是以王少春的夫人的本來麵目出現。
經與劉文輝商量後，王少春他們將電台設置在雅安城南蒼平山下的一個舊旅部裏。這是一幢長年失修、頹坦斷壁的大房子，四周漏雨透風，屋後古鬆蒼蒼，屋前是個過去殺人的刑場，格外顯得陰森而恐怖，罕見人跡。可這對於王少春他們來說，倒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地方，隱密而安靜。他們將電台設在一間梁折柱斜、陰暗潮濕的小房子裏，把發絲般的天線沿著牆縫伸上去，從屋頂中央穿過，然後散貼在瓦縫間，不是仔細搜尋的話，難覓蹤跡。
自此，這部電台幾乎每天深夜與中共中央的電台溝通一次，罕有間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相互間合作的重大問題，相互間交換的重要軍事情報等都通過這部電台頻繁往返於雅安與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間，對劉文輝等構成了最直接的聯絡和影響，劉文輝就曾稱：“我等於天天在進政治學校，太好了！”
這部電台一直堅持到劉文輝起義以後。
當然，一部共產黨的電台，長期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工作，不可能沒有波折。一度時期，這部電台的信號被軍統的電台偵聽到了，戴笠親自發電給軍統雅安組組長徐伯威，令他立即偵破具複，同時還派了兩名電訊專家前往雅安協助偵破，又指派緝私處長羅國熙親自出馬。王少春等獲知這個消息後，連忙作了對付意外的準備，一方麵把收發機卸下裝箱妥善隱藏，一方麵向劉文輝通報情況，施加壓力。好在劉文輝態度明朗，對軍統特務威嚇並用，說你們如果信不過我劉某，要查可以，但查不出什麽的話，我絕對以誣陷罪和誹謗罪治你們，看你們誰有本事能逃出24軍的防區！那幾個特務一聽不對勁，也不敢貿然行事，隻好灰溜溜地走了。但戴笠卻不甘心，又暗令24軍政訓處長丁國寶搞了部電台偵聽，豈料，他的訊息被王少春他們反偵聽了，之後問劉文輝，這是怎麽回事？為什麽特務搞電台來雅安你還不知道？劉文輝一聽急了，趕緊采取措施，派人把丁國寶的電台查出來沒收了，又將丁國寶遠遠地攆出了雅安。
不過，波折也不僅僅在此，一度，劉文輝也露出了他的搖擺性質，且明顯地體現在對待中共電台工作人員的態度。這時間大約在47年春夏間，當時，中共中央已暫時放棄了延安，蔣介石也狂妄地稱要在“三個月消滅共產黨”。劉文輝對解放軍能否取得勝利產生了懷疑，因而對王少春他們的態度也如溫度計遇到了大寒潮一樣，水銀柱急劇下降。原來，電台是派了五個警衛員的，這時僅減到剩一個了；原來的電台用幹電池也是足夠用的，又新又好，這時也發生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又舊又少。電台人員沒辦法，隻好在舊電池的底部鑿幾個洞，加些鹽水勉強維持。與此同時，劉文輝對於電台的經費供應也急劇減少了，讓其幾達斷炊的地步。電台人員隻好自己動手開荒種菜，以自救度難關。麵對這種情況，王少春終覺不是了局，遂一方麵電告中共中央，一方麵對劉文輝發出了警示性的告誡：
“劉長官，希望你要當政治家，別當政治商，把目光放得長遠一些。”
與此同時，周恩來獲知情況以後，也通過電台轉告劉文輝：“如果你認為不再需設立電台，請你立即買飛機票將我們的人員送至香港，所需費用包括飛機票錢我們都會給你送去。”
這一下，劉文輝有些警覺了，逐斬改變了態度，給電台增加了兩個警衛，增加了部分生活費，給的幹電池質量也好了些。但周恩來有備無患，叫王少春去成都找中共工委委員張友漁要了部分資金，用以作緊急備用。不過，這時的劉文輝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開始轉入反攻，對電台人員也日趨熱絡，人來得勤了，資金物資送得也多了，但王少春他們一如既往，該要的要，該收的收，而不該要不該收的則堅決拒絕，表現出始終如一的氣度。
同時，王少春他們在利用電台幫助和教育劉文輝的問題上也始終如一，每天用明碼抄收新華社的電訊，之後由王少春親筆謄寫後編號送給劉文輝看，至起義時，編號已達2900多號。劉文輝也非常重視這份“紅色小日報”，每天必讀，每份必看，有時甚至可以達到忘神的地步，連大煙也顧不上抽了。有的綱領性的文件和重要文章，他則要反複讀上十餘遍，以求弄懂領會為止。實際上，這是劉文輝全麵了解共產黨政策的一個主要途徑。
當然，最終促使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率部舉義的根本原因還是解放戰場形勢的急劇變化。
●趙一明出使香港，喬冠華談了三點意見。人民解放軍入川方向出敵意外，劉文輝明確起義。胡宗南臉煞白，喃喃道：“完了，完了……”
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蔣家王朝的半壁江山陷入了搖搖欲墜的境地，西南一隅的川軍的將領們坐不住了，紛紛思謀出路問題。
“我們要迅速和中共中央談妥才好！”
恰這時，已擔任了四川民盟負責人的張誌和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中共中央華南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議有關起義事宜。接信後，劉文輝連忙約民盟中央委員楊家禎到家中密談，決定由他代表自己去成都和鄧錫侯商議川康起義問題。鄧錫侯也正在為出路著愁，楊家禎一到，正中心事，忙派陳離當了自己的代表，和楊家禎一道去見張誌和，擬組成聯合參謀總部，統籌川康起義的具體問題，但後來因情況有些變化，這計劃夭折了。
又至5月下旬，重慶民盟派趙一明赴香港向中共中央華南局匯報有關情況並請示有關策反問題，中共中央駐香港負責人喬冠華在香港的寓所裏接見了他，就策反工作陳述了幾點方向性的政策問題：
一、歡迎國民黨四川地方軍政人員脫離國民黨陣營，實行武裝起義，但行動上應按照劉伯承司令員在北京廣播的原則辦事。
二、起義人員的財產除其土地應按照《中國土地法》處理外，其它財產概在保護之列。
三、起義以後不得另立番號，不得自行移防，就地維持秩序，保護國家財產。起義部隊的供給就地解決，聽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
7月上旬，趙一時從香港返回四川，帶著喬冠華的幾條意見去見原成都市市長李鐵夫。李鐵夫非常高興，除表示自己要按這幾條意見行事外，還答應去客串一些人，並約定與趙一明保持聯係。
7月下旬，李鐵夫告訴趙一明，劉文輝、鄧錫侯獲知幾條意見的詳細內容後，隻用兩個字表示：很好。
這後，趙一明又與中共四川地下黨組織聯係了。其時，四川地下黨組織正接受了鄧小平、張際春等領導人的指示，部署迎接解放軍入川的事宜。所以，趙一明一聯係，地下黨負責人即指派有關人員和其共同擬定了“國民黨四川地方軍政人員宣布起義行動上應當注意的意見”，共20餘條。9月底，趙一明將意見成稿送了一份給李鐵夫。不久，李鐵夫即回複說，劉文輝、鄧錫侯看了這些意見了，如上次一般爽快：遵照辦理。
此際，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的步伐日趨明朗了，大批國民黨軍隊退守西南，為保住最後這塊複興基地，蔣介石8月下旬飛重慶，並就西南的問題召開了西南緊急軍事會議。在軍事部署方麵，他們以解放軍從川北入川為主防禦，令胡宗南的三個兵團依秦嶺主脈構成主防線，並沿向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築第二道防線。具體即以李文的第5兵團擔任秦嶺正麵守備，李振的第18兵團擔任隴南方麵守備，斐昌會的第7兵團指揮配備在大巴山一帶作預備陣地。與此同時，宋希濂的第14、20兵團和孫元良的第16兵團則布防於川鄂邊的建始、恩施、巫山、奉節一線，以扼守川東門戶；羅廣文的第15兵團置於南充、大竹地區，準備向北或向東機動。另外，還有四個軍的兵力分散配置於川康各要點，作重點防守。
豈料，人民解放軍入西南的部署正是針對於此的有的放矢，其主力部隊在完成一個大迂回後，突然向敵防守薄弱的黔川東區挺進……
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中共中央也加強了對川康國民黨軍政人員策動工作。10月上旬，中共中央通過設在雅安的電台告訴劉文輝，川康解放已為時不遠，要認清形勢，當機立斷，用自己的行動改寫自己的曆史。
劉文輝終於是明確起義決心了。
楊家禎又建議劉文輝通過中共建立在雅安的電台向周恩來報告起義的決心，並請示機宜。劉文輝思慮再三，終於聽從了這個建議，發電給周恩來道：多年來受蔣壓迫，積怨難言，處境困難，現已決定投向人民，並在暗中作好了充分準備，請中共中央指導行動步驟。周恩來接電後不久，即複電劉文輝，大意稱：大軍行將西指，希望如言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這電報透出一種寬容和理解，劉文輝深深地感到了共產黨的博大和深遠，遂積極地進入了起義的最後準備階段。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指示中共川康地下黨組織派人與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直接聯係，就起義的時機，起義的實施以及起義後配合商定了具體辦法：
一、起義時機選在解放軍逼近成都附近時為宜，如過早行動，易遭胡宗南部的襲擊，第24軍的戰鬥力也無法與之對抗。
二、第24軍起義後的主任務是配合解放軍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竄，並以牽製和擾亂的方法阻止若占領西康，以期待解放軍到達。
三、保護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黨員及民主人士、進步青年，維護好社會秩序。
四、開展民主思想教育，改善官兵關係，從物質上和精神為起義後配合解放軍作戰做好一切準備。
根據商定的辦法，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迅速完成了軍事、組織等方麵實質計劃。
人民解放軍的順利入川，為劉文輝他們的起義行動吹響了號角。
12月5日。周恩來電告王少春：望即轉告劉自乾先生，時機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蔣匪一切偽命不僅要堅決拒絕，且應聯合鄧（錫侯）、孫（震）、及賀國光諸先生有所行動，響應劉、鄧兩將軍11月24日的“四項號召”，行動關鍵在勿戀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讓胡宗南匪軍侵入，萬一竄入，應步步阻攔，爭取時日，以利劉、鄧解放軍趕到後協同殲敵。王少春自是把這電報內容很快地轉告了劉文輝。
也許，也正是由於這封電報的作用，才促使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毅然脫離了蔣介石、胡宗南的控製，揭開了起義的序幕。
12月11日，逃出成都到達彭縣龍興寺的劉文輝、鄧錫侯就在龍興寺召集了起義大會，各路人馬紛呈而來：潘文華趕來了，中共川西、川東、川康的地下黨負責人趕來了，人民解放軍第2野戰軍派遣人員趕來了，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也趕來了……
群雄相聚，氣氛欣然，就在龍興寺的大堂裏，商定了起義後的行動步驟：
一、如蔣介石的軍隊企圖破壞成都，起義部隊當不顧一切，堅決予以打擊；
二、待人民解放軍進至距起義部隊一日行程之內，起義部隊配合解放軍向蔣介石的軍隊發動攻勢；
三、如人民解放軍未到達之前，蔣介石的軍隊發動進攻，起義部隊則派出一部配合武裝民眾襲擊其側背，主力則退至西山山地待援；
四、如蔣介石的軍隊未發動攻勢，解放軍亦未到適當距離時，起義部隊則向蔣的軍隊嚴密警戒，確保彭縣、新都、灌縣等占領區，並在政治上向蔣部發動攻勢，牽製其兵力，瓦解其鬥誌，削弱其戰鬥力，策反其部隊，以促成其迅速崩潰；
五、通電表態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站在人民陣列，響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號召，擁護中央人民政府，並號召其他部隊起義；起義部隊以原編製、原番號就地待命，給養問題由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聯名致電致函各專員、縣長，由地方負責供應，並遵守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為了保障上述步驟的順利實施，眾人又商議設置了有各方麵人員參加的組織、策反、參謀三個小組，分別負責策反、作戰、後勤保障等方麵的具體問題，加強對起義工作的組織和領導。
完成這些後，劉文輝召集川康各路軍政官員在起義通電上簽字，之後派人送雅安的中共電台發出。
電稿上填的發電日期提前了兩天，與昆明起義同步：12月9日。
劉文輝等在彭縣宣布起義後不久，成都的胡宗南便獲知了消息。最初聽到消一霎那，胡宗南的大嘴唇張成了一個芒果形的深洞，隨即他咬牙切齒地咒罵：
“狗日的龜孫子，虧了，虧了！把他們全扣住就好了！”
後悔是嫌晚了些，但他想：吃了他們許還來得及！眼中遂逼出兩線隼鷹般的厲光，說：“立即準備行動，縮緊包圍，把他們緊死！”
的確，這時彭縣的起義部隊是處在重圍之中的，右翼側的什邡一帶，有國民黨孫元良的第16兵團和楊森的第20兵團，左側翼郫縣一帶，有羅廣文的第16兵團和陳克非的第20兵團，其兵力達10數萬眾，如大動幹戈的話，起義部隊很可能導致全盤毀滅。但是，胡宗南未曾想到，由於劉文輝等的舉義，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其它將領和部隊對蔣介石的信心。因而，胡宗南最不願意看到場麵出現了。
12月16日，胡宗南令示第20兵團司令陳克非和第15兵團羅廣文，要他們指揮所部向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駐彭縣、灌縣的部隊發動進攻，但這時陳克非和羅廣文眼見大勢已去，正在謀求自身的出路問題，遂按兵不動，任由胡宗南急翻了臉也不理。
胡宗南知陳克非、羅廣文違令未動一兵一卒時，臉便頓時刹白了，喃喃自語：“完了，完了，隻有退西康和西昌一條路了！”
起義部隊則趁勢發動政治攻勢：一麵派人向四周的國民黨軍宣傳人民解放軍的約法八章和劉鄧聯名公布的四項忠告；一麵派人持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信四處活動，積極策動國民黨軍起義。
在共產黨政策感召和劉、鄧、潘彭縣起義行動影響下，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愈演愈劇烈了……
●彭縣聯係，董宋珩決心更堅，楊森怒罵：“老都老了，晚節都不要了嗎？”什邡起義。胡宗南逃離成都。川康大倒戈，西南40萬國民黨軍大起義。《解放戰爭四年綜合戰績》統計國民黨軍起義及和平改編共計1139980人！
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孫震是12月13日晚接到彭縣來信的，14日淩晨，他叫人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請過去，說：“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他們來信了，說是要邀你、我和楊森去那邊議事，你看怎麽辦好？”
董宋珩道：“是不是商議起義的事？”
孫震默默，那神情是默認了。
董宋珩雙目直視著他道：“那我們一起去吧。”
孫震避開他的目光，猶豫了半晌，這才說：“我有急事需要辦理，偏勞你和楊森代去一趟如何？”
話未落，楊森連忙推卻：“我怕是不能去，近日身體不舒服。”
董宋珩知他們尚有疑慮，勉強不得，便說：
“好吧，我去走一趟。”
午飯後，董宋珩即驅車登程，至廣漢，因前麵不通公路，便又換乘滑竿前行，一直到天黑時分，才到達蒙陽場鄧錫侯的一個團的團部，但鄧錫侯他們已獲知他來的消息，次日一早便把他接到了興龍寺。
因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和他有同學之誼，說話也就無禁忌，他們先向他詳細介紹了彭縣起義的情況，又勸他道：“現在局勢已很明朗，隻有脫離蔣介石，舉旗起義，投向人民才是唯一的正道。而且事不宜遲，越快越好。”
董宋珩道：“我早有此心，也知道隻有此道，別無他途，隻是孫震尚有顧慮，各部隊將領也尚未見麵，有待進一步疏通才好。”
潘文華有些為他著急：“從速，從速，孫震處能做通工作當然最好。萬不一成，由他去吧，不要因此而壞了大事！”
董宋珩點頭稱是。
會晤中，董宋珩又和他們商定了起義聯絡的具體辦法和起義後相互配合的具體問題，之後返回了原部。
一回到廣漢，董宋珩便得知了孫震和楊森翌日將去成都的消息，心裏便留了一個疑慮，他們是不是要逃？
恰在這時，第16兵團副司令曾元和中共川西地下黨組織派往該部的地下黨員楊叔明也到達了廣漢，董宋珩因和他們有過起義之約，便先找他倆商議：孫震此去成都，會不會是想逃呢？或是有新的軍事部署？
曾元和楊叔明都道：不管他們是逃還是有新的部署，和他們挑明話題為好。
董宋珩一聽有道理，下午便去了孫震公館，逢楊森也在，見模樣在密謀殺什麽。董宋珩也不管這些，徑自把去彭縣的詳細情形陳述了，之後將彭縣的起義通電遞給孫震，說：
“劉光輝、鄧錫侯、潘文華均望我們與其統一行徑，脫離蔣介石，以保全全軍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禍害。”
話未落，在孫震旁邊的楊森突然從孫震手中搶過起義通電，三扯五扯，將其扯得粉碎，憤憤地砸在地上，鼻孔中也悶悶地逼出一聲沉沌的“哼”聲，那模樣似誰給他戴了綠帽子一樣。
董宋珩不理會他，繼續往下說：“我部經過長途跋涉，解放軍尾追不放，如繼續西撤，一則劉、鄧、潘已經宣布起義，不予假道，二則我軍已疲憊不堪，再無力行動，可否考慮……”
氣炸炸的楊森再也忍不住了，忽地猛跳起來吼道：“別說了！老都老了，晚節都不要了嗎？！”
一瞬，屋內特別寂靜，簡直連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可聞。孫震見氣氛太僵，哼哼唧唧地吱唔了兩聲，卻是誰都聽不清的話語。
董宋珩知道和他們再沒有什麽可說的了，遂道：“你們看著辦吧”，之後起身告辭了。
孫震和楊森果然看著辦，次日便一道去了成都，從成都包了一架飛機，於12月18日飛台灣成“晚節”去了。
孫震走時，自來不及安排所部行動，但他把綏署主任的職權交給了第16兵團司令孫元良。這一安排令軍中所有的官佐都十分震驚！
孫元良是孫震的侄子，又是蔣介石的學生，因這兩點，無德無能的他在軍中竟步步穩進，直至升到第16兵團司令。但他的為人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幾乎種種惡習都沾上了，浪蕩成性，貪財好色，專橫拔扈，為所欲為，曾多次無理裁撤官佐，處罰下級軍官，貪汙腐化更是司空見慣。甚至，他荒唐糜爛到打了敗仗仍攜著姘頭逃命的地步！這麽一個人，當然不能令人心服；孫震把所有的軍權都交給他，更是令人不快！
事實上，他也成為董宋珩他們舉義的最大障礙！
就在孫震逃離廣漢的前後，第16兵團所部第41軍、第47軍等已陸續匯聚到廣漢附近，當官兵們得知孫震已逃走，由孫元良代行綏署主任時，大家無不哀聲歎氣。於是，各軍、師長紛紛前來找董宋珩、曾元探聽消息，尋找出路。起初，董宋珩、曾元不敢將話說得太白，隻是暗示性地提示了一些，但這些人不滿足，董宋珩和曾元便考慮找時機挑明這事了。
12月17日傍晚，第124師師長蔡鉦等又來找董宋、曾元打聽消息，董宋珩趁勢問道：“現在解放軍已由東南北三麵對成都形成了迂回包圍之勢，胡宗南可能打算死守成都，萬不得已再退守西康，你們打算怎麽辦？”
蔡征是直人直口，道：“打，肯定是不行的；走，也沒有出路，還是聽長安公（董宋珩字長安）說說怎麽辦吧。”
董宋珩知道已到火候了，說：“目前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三條路，第一條是戰，第二條是逃，第三條是和。戰的話，軍心已散，鬥誌已喪，怕是慘敗結局；逃的話，跟著胡宗南遠走西康，而後緬甸，其高山峻嶺，深穀大川，構成重重障礙，不說有解放軍圍追堵截，就是遙遠荒涼之自然條件，也要把部隊拖垮；和的話，倒不失為一著高棋，如劉文輝的第24軍、鄧錫侯的第95軍一樣，停止軍事行動，迎接解放軍，這樣既可以使地方桑梓百姓免受其難，又可保證你我身家性命，未嚐不可為之。”
蔡鉦聽得連連點頭，連連稱是。
董宋珩又道：“我們多年來受蔣介石嫡係的排擠、打擊，現在胡宗南仍妄圖以我們作替罪羊，為他們賣命作炮灰，真如此，那就是愚蠢、太劃不來了。以我之見，我們聯合起來，早日倒戈起義，走一條自新之路！”
蔡鉦非常激動：“長安公所言極是，望長安公領銜主事，我們一定聽從指揮！”
董宋珩要的就是他這句話。
有此一條口子，下麵的事就好辦多了，就在12月17日至12月19日的三天時間裏，董宋珩和曾元與第16兵團第41軍第122師師長熊順義、第123師師長裴元俊、第124師師長蔡鉦、第301師師長張則蓀、第47軍第127師師長袁國馴、第302師師長張子完等會見達成了一致意見。
至此，第16兵團起義已成定局。
就在董宋珩、曾元與各軍、師長頻繁接觸的時節，胡宗南還在作倚重於第16兵團的夢想。12月18日，他電令孫元良，令其率第16兵團“開赴成都接任城防”。但這時孫元良已成孤家寡人了，征求意見時，各軍、師長沒一個同意去成都的。無奈，孫元良隻好謊報原因，托詞不去成都接防。
胡宗南一計不成，又生一計，12月19日再電孫元良，令第16兵團“在德陽、廣漢一線沿川陝公路重疊配備，以阻止解放軍向成都迫近，並掩護裴昌會之第7兵團在成都集結。”
接電後，孫元良坐臥難寧，他清楚地意識到，這又是他無法解決的難題。執行吧，下屬不從；不執行吧，胡宗南不會饒他。想來想去，還是隻有從下屬處疏通了。
就在這日中午，孫元良在廣漢縣政府安排了一個盛大宴會，遍請了各軍、師長，也請了董宗珩和曾元，可是，他意想不到的是，來參加宴會的竟不足三分之一！這就不由他不窩火了，但這火卻是泄不出來的，唯有臉鐵青，目癡呆罷了。
過了好久，孫元良才勉強壓熄了一點火，站起來麵無表情地說：“近來我軍長途跋涉，飽含辛苦，兄弟在此略表寸意。為保成都，與共軍決戰，胡長官急電我部在德陽、廣漢一線阻截共軍南進，望我部遵照執行。”
到宴的幾個軍、師長一齊擱杯停筷，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那意思似乎很明白：16兵團拖成這樣，還能打嗎？
一個師長終於忍不住站起來道：“孫長官，我軍各部官兵衣不禦寒，食不飽肚，還能打嗎？又值得打嗎？胡宗南叫我們在前麵挨拓，卻騰出時間讓他的嫡係部隊逃跑，我們值得？！”
其它軍、師長也一齊商量好似的應聲：“對，對，去不得！去不得！”
孫元良的臉更加鐵青，語氣也是陰沉沉的：“人家要我們去守成都，我們不幹；人家要我們去打野戰，我們也不幹。如此不聽命令，難道不是成了反叛嗎？那麽吧，你們說說怎麽辦吧？”
幾個軍、師長因早就取得了一致意見，也就不顧孫元良的神色了，提出：為避免與解放軍作戰，離開川陝大路，把部隊擺在什邡、綿竹一帶，視機觀變。
孫元良見他們早有成稿，自己一人怕是難於改變，又想開到什邡、綿竹也好，離西康近，萬一不成再往西康溜吧。這麽一想，他的氣稍順了些，說：
“既然大家願開什邡、綿竹，那好吧，我聽你們的意見，決定把先開到錦竹、德陽集結，再視情況向北川、平武移動。今晚第122師先開德陽，沿途警戒，其它各部務於20日要分別行動！”
孫元良的這個安排很快反饋到董宋珩、曾元那裏，他們立即作出了相對應的措施：第124、125、127、301、302師均於19日晚前離開廣漢向什邡移動，第122師則在馳赴德陽的途中突然轉向什邡，各部在什邡匯齊後即舉義。
這個計劃完成後，迅速通知到各軍、師長那裏執行。各軍、師長嚴格依計劃行動，於19日晚紛紛離開了廣漢，稱師什邡。
孫元良獲知所部紛紛向什邡移動時，心知有異，忙派手中的警衛部隊去兵團司令部捉拿董宋珩和曾元，但這時已嫌遲了，兵團司令部已是空空如也。
12月21日上午，到達什邡的董宋珩、曾元正擬召開各軍、師長會議，公開起義問題，這時便接到了報告，說孫元良率警衛團追過來了。為避免衝突，董、曾決定將第124師移駐北關，第302師移駐羅漢寺，第47軍軍部及第125師移駐高駢鋪，第127師和第301師暫駐馬腳井。同時，他們還決定以董宋珩負總責在馬腳並設立“起義指揮所”。
完成這些部署後，已是12月22日的淩晨了，董宋珩、曾元以正、副起義總指揮的名義在馬腳井如開了各軍、師長參加的起義大會，正式通過了起義決定和起義通電！
正當要發出起義通電的時節，從川東退到廣漢的第79軍也派人來聯係起義了，於是，起義通電上又添加了第79軍的序列和第79軍將領龔傳文等人的名字。
而這時，率警衛團追至什邡城的孫元良已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麵對空空如野的什邡城，他知道他的兵團司令的使命完了，無奈地向手中僅存的警衛團下達了撤的命令。
12月24日淩晨，孫元良率警衛團逃至了成都。
12月26日，董宋珩、曾元在什邡城召開了第16兵團所有軍官大會，正式宣布起義！
值此，第16兵團40000餘人走向了新生！
當各種情況報說第16兵團有“異動”的時候，胡宗南正在成都部署向西康的大撤退，他還有些不敢相信，數次問：是真的嗎？
可是，當第16兵團全部移師什邡的準確消息傳來時，他不敢再存絲毫幻想了，小眼緊閉，大嘴緊閉，那潛台詞是“完了”！
是完了！解放軍席卷如潮，國民黨兵敗如潮，國民黨倒戈亦如潮！
繼彭縣起義後，12月11日，宜賓反了郭汝瑰的第72軍。
蔣經國是逼近10日零時向蔣介石報告盧漢“變節”的消息的，憔悴的蔣介石深深地陷在沙發裏，一雙空洞無物的眼睛瞪著蔣經國怔了好久，之後，緊緊地閉上了……
這一刻莫非萬念俱灰？
足有十來分鍾吧，蔣介石睜開眼，嘶啞地問蔣經國：“劉自乾（劉文輝字自乾）他們有消息麽？”
蔣經國都不忍心再往下說了，那“變節”二字便吞了回去。
蔣介石又何嚐不明白？遂苦苦地笑了一下。
又沉默了許多，蔣經國終提出了那心中巨大的恐懼和憂慮：“我們現在是坐在一個大火藥桶上了，比西安事變更甚。”
或許是受“西安事變”這一敏感字眼的刺激，蔣介石的臉肌彈跳一下，目光側過來落在有些惶恐的蔣經國身上，無可奈何地歎道：“我們走吧。”
是該走了，賴以倚靠的兩塊地盤就似乎在瞬息間改了顏色，大陸哪裏還有立身之地？
又似乎要為他在大陸最後的挽歌營造些氛圍，10日天陰沉沉，天空陰雲密布，清清冷冷挾帶著襲人的寒氣的風掃過，令人不寒而慄。
中午時分，蔣介石拉蔣經國閉緊密室，父子倆相對而坐，合唱“三民主義”，又唱“中華民國國歌”。父子倆是動了感情的，聲淒淒，歌沉沉，四隻淚眼相對。唱完，也就顧不得抹淚了，驅車直去城郊鳳凰山軍用機場。
下午2時整，載著二蔣的中美號飛機起飛了，成都漸顯模糊，大陸漸顯模糊……
從此，對蔣介石和蔣經國來說，大陸隻是永遠的故國山河了！
蔣介石是11月30日倉惶從重慶退至成都的。他離開重慶山洞林園的官邸時，解放軍離重慶市區僅五六公裏了，炮聲清晰可聞，似乎就頂著他的P股打一樣。
到達成都的當天，蔣介石便在北校場中央軍校裏“點將”：張群、熊克武、劉文輝、鄧錫侯、向傳義、王陵基、王纘緒等要員都到了，這時節，蔣介石臉上的戚容是經過“修飾”了的，勉強地打起那種似笑非笑的微微笑意說：
“為了保存實力和共匪決戰，我們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川東地區的戰略轉移……”
說到這裏，蔣介石的臉不自覺地紅了一下，到底是有些羞於牛皮，連忙轉了話頭：“下一步，戰略的重心無疑在川西，能否打好這一役，關係到黨國的前途和命運，關係到光複失地的大計。目前，我們在西南還擁有近百萬部隊，有四五個裝備完整，戰鬥力強的主力兵團，與疲憊不堪的共匪決戰，勝算在握。當然，這還得倚重於在座的諸位，尤其是川、康方麵的朋友們的合作。今天，我就是想來聽聽大家的高見的。”
說罷，蔣介石把目光掃了眾人一圈。
會場很是沉默了一陣子。蔣介石的目光便又掃了眾一圈，鋒芒之下，有人陸續發言了，卻都是難於統一的意見。熊克武主張在川、滇邊境作戰，因為以山地作倚靠易守難攻，好打防守戰；向傳義認為以保存兵力為上策，寧可不戰，退守川康邊境或更遠地方，等待時機反攻；王陵基則提出另一個思路，他以為平原好展開兵力，不如就在川西平原決戰……
計多人都過了一圈，蔣介石衝著一直坐在左側認真傾聽狀的劉文輝問：“自乾兄，你有何想法？”
劉文輝正了正身子，道：“剛才各位同仁談的意見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為軍不可一日無帥，需委員長總攬全局，克我們一己之偏，匯眾人之長。具體來說，我們都是委員長策略的具體執行者。”
劉文輝這馬屁拍到恰到好處，蔣介石連連點頭：“好，好，有自乾兄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眾人這才發覺自己都險險犯了些錯誤，蔣介石是不大喜歡部下鋒芒過露的，又覺得劉文輝真是老奸巨滑，避重就輕地討好！
會後，蔣經國不解地問蔣介石：“你真相信劉自乾會坐在一條船上劃船？”
蔣介石輕輕歎了一聲，是覺得他的幼稚了：“國難當頭，用人之際，是不能過於苛求的，隻能根據需要而取舍了。”
蔣經國有所悟地點了點頭。
事實上，蔣介石對劉文輝從來是沒有放過心的，曆史上的舊賬不說，來自各方麵的情況都說他有所圖謀，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正值“用人之際”，是不得不有所顧忌，然防範之心卻是時時顯見的。
就在這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到劉文輝寓所裏拜訪劉文輝，卻是擺了一番聲勢，從蔣介石住的北校場軍校一直到劉文輝住的玉沙街，全都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抵連蒼蠅都難於插縫。拜訪是禮節性的，卻留了後著。蔣介石剛一走，張群就接踵進了門，提出了蔣介石迫切關注的四個問題：
一、大敵當前，蔣介石是否該複任總統職？
二、如果撤換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該誰繼任好？
三、川西大會戰到底該如何部署才好？
四、地方部隊和中央部隊如何配合？具體說，胡宗南部和他劉文輝部在“川西大會戰”中如何協同？
劉文輝的心中當然是雪亮的，知道張群是意在摸底，但他也是打“太極拳”的高手，便想把問題推回去，故慢吞吞地說：
“蔣先生複職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問題。依我看，當前最緊要的是軍事問題，仗打不贏，一切皆空。當然，胡宗南的是‘王牌’軍，腰杆粗，靠山硬，川西得倚重他了。”
說到這裏，劉文輝略微停了停，又借題發揮：“我們這些雜牌軍呢，大抵著當當燒火棍。這就是蔣先生的偏頗了，打死敵軍除外患，打死我軍除內亂。事至如今，我實在感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知道，我的24軍散處在康、寧、雅三屬地帶，縱橫數千裏，翻山越嶺，徒步行軍，非有一、兩個月集中不起來。怕的是遠水難救近火。”
這一番話似怨似無奈，還有對蔣介石的牢騷，張群自然是不樂意聽的。果然，張群的眉皺了，嘴角間溢出一種冷冷的色調。劉文輝知道他肯定會要把這些話匯報給蔣介石聽，就稍稍轉了一下舵，說：“我們今天到這個光景，也是上梁山了，我隻要有一兵一卒，也要和共產黨拚到底的。”
張群回去自是一五一十向蔣介石說了，蔣介石立即想了兩條製約的計策：一是要劉文輝、鄧錫侯和胡宗南合署辦公，一起指揮作戰，說白了就是從軍事指揮上控製；二是要劉文輝、鄧錫侯的家屬和熊克武他們先去台灣，從親情上控製，斷其後路。
這兩點的確是要命的，聽了後，劉文輝連忙約鄧錫侯趕夜商量，但一時也想不出對付的高招，隻有態度堅決地推和拖了。家屬問題，台灣是萬萬去不得的，便隻好說家屬堅決不同意獨自走；至於和胡宗南合署辦公一事，則口頭答應他，但不行動就是啦，拖一天算一天，拖到不能再拖為止。
這態度當然不會使蔣介石和張群滿意。果然，當省府秘書劉漢祥代他們把意見轉告張群時，張群怒衝衝的：
“他們的太太不能去，他們的兒女也不能去嗎？”
到晚上，蔣介石差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關吉玉找到劉文輝家，想先發製人，他說：“劉主席，聽說你要送家眷到台灣去，我擔心你手頭上欠外匯，便給你準備了一點，隨時可以取用。”
劉文輝趕忙把“皮球”給他踢回去：“是麽，那太謝謝你了。不過，我們還沒有作準備，收收撿撿，總得三五天，待收拾好了再去找你的麻煩嘍。”
蔣介石這下可惹火了，速令張群收拾他。張群立馬打電話給劉漢祥，語氣中似乎還挾帶著蔣介石的那種狂怒：
“你叫劉文輝立即過來見我，在勵誌社！”
劉文輝一聽不妙，怕是要鬧翻了，遂連忙拉了劉漢祥一同過去。果然，張群是少有的凶態，見麵便是一煞威棍：
“劉自乾！你到底想要幹什麽？”
劉文輝心裏有些虛，但嘴上卻絲毫不敢露怯：“我想幹什麽？什麽也不想幹！”
“不想幹什麽？那為什麽我們的話三番五次的不聽？是不是想和共產黨講和？！”
劉文輝眼一瞪：“這話可是你說的！我他媽早打定主意和共產黨拚了，拚不贏就到西康去當喇嘛，但最近共產黨從玉樹方向殺過來了，連喇嘛當不成了！現在老子隻有和共產黨拚一條路啦！”
張群剛要對他吼什麽，這時電話鈴響了，張群忙去接，一拿到話筒腳就不自主地打了立正，語氣也變得恭恭敬敬的了。
劉文輝估計是蔣介石打來的，有些緊張，心想弄不好自己要被扣了。正忐忑間，張群打完了電話，仍舊是氣勢洶洶地瞪著他。
劉文輝調整了一下情緒，盡量以一種鎮靜的口吻問：“這兩天東路情況怎麽樣？”
張群把手一劃拉：“你別給我東路西路的，你問問你自己該怎麽辦吧！”
劉文輝也生氣了：“你怎麽這麽說話！”
劉漢祥見他們又要頂牛，忙充和事佬：“好啦，好啦，爭不解決問題。我看這樣吧，先約胡宗南、顧墨之（顧祝同字墨之）和劉主席與鄧錫侯商定個具體的作戰計劃，再請蔣先生下個命令，問題不就解決了，要爭什麽呢？”
張群冷哼一聲，拿了電話就找胡宗南，大抵就想拉胡宗南過來合署辦公，以此軟禁劉文輝，幸好胡宗南去綿陽未回，張群便沒了借口，說道：
“好吧，你們先回去，我和胡宗南約好了再通知你開會。”
劉文輝是覺得一身冷汗了，心裏一聲驚歎：好險！出得門來，他便徑直朝鄧錫侯家走去，鄧錫侯也告訴他一個不妙的信號，就在前不到一個小時，蔣介石派人給他們連得很緊的潘文華送去了一張飛機票，叫他翌日飛海南島。這自然是想從內部分化他們。
劉文輝和鄧錫侯在征得潘文華同意後確定，讓潘文華立即離開成都，去灌縣鄧錫侯部，脫開蔣介石的控製。
不過這不算完。12月5日晚上，劉文輝和鄧錫侯為摸清張群他們的意圖，在劉文輝公寓裏搞了一個規模不算小的宴會，請了張群、顧祝同、胡宗南、肖毅肅、王陵基、王纘緒一幹人，結果，又是一番激烈的唇槍舌劍之戰。
火是肖毅肅點起來的：“鄧晉公（鄧錫侯字晉康），據報你已命令部隊西進是不是？劉自公，我也聽說你的部隊已破壞了邛崍大橋，不許胡宗南將軍部通過，是不是？”
劉文輝和鄧錫侯是詫異於他們的“狗鼻子”之靈敏了，他倆確實有這樣的部署，但那隻是一個尚未實施的方案，故而，他倆可以大大放心回擊了：
“肖長官，此傳聞從何而起？這個問題可不是隨便可以開玩笑的，我們請在座的諸位去實地調查一下，如果屬實，我們願具甘結，如果不屬實呢？”
肖毅肅見他倆口氣強硬，心裏畢竟有些虛，臉上則是尷尬，少許，肖毅肅又從包裏掏出一張敵我態勢圖，作所謂“川西決戰”的講解，自是匆忙應對之作，不成體統。可是，他講完後，卻煞有介事地問劉文輝：
“劉自公，你以為呢？”
劉文輝歎口氣，正好借題發揮：“好是好啊，可惜，我和晉康的部隊都給整得差不多了，所剩無幾，要是尚餘當年十之七八，就足可以與共產黨一決雌雄，現在隻有望花空歎月了。”
胡宗南這時插出來裝大方：“劉先生，怎麽能這麽灰心呢？我的40萬軍隊交給你指揮好了。”
劉文輝立即刺了他一句：“別玩過家家的小兒遊戲了，你的部隊我指揮得動麽？同樣的道理，我的部隊你也指揮不動！”
胡宗南的大嘴巴歪了歪，似乎不服氣。顧祝同岔開了，問劉文輝：“自乾，說句內心話，你到底準備怎麽辦？”
劉文輝知道這才是他們真正關注的謎底，遂作出憤慨之狀，說：“我還能怎麽辦？反了嗎？共產黨才不會放過我呢！大軍閥、大官僚、大資本家、大地主，樣樣占全了，還不扒了我的皮！”
張群就是要他這樣想，忙打哈哈：“好了，好了，大家拴在一根繩子上啦。來，端杯，端杯，莫負了自乾兄的滿桌佳肴。”
這一晚的風波便這樣過去了。
翌日，張群再上劉文輝這兒來了，自然還是一個不放心，不過調子低了許多：
“自乾兄，明早我得飛昆明一趟，最多兩天回來吧。現在，這個局麵我不說你也知道，難呀。你我共事多年，希望你和晉康貫徹始終，共撐危局。萬一不成，要走，我們再一起走。”
劉文輝點點頭，說：“這個你放心。不過，胡宗南和王陵基和我們有隙，你走後，他們不會開我們的玩笑吧（意即下毒手）？”
張群連忙擺手：“怎麽會呢？決不會的！你用不著擔心。”
劉文輝不可能不擔心，張群一走，不妙的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先是傳胡宗南的盛文部要接管成都的城防，接著獲得了證實，胡宗南已正式任命第3軍軍長盛文為成都衛戌區總司令，於12月7日6時接防。再接著，鄧錫侯又從他處獲得蔣介石要緊急召見他們的消息，他們便想：會不會是蔣介石借此下手呢？
成都是不能再呆了，劉文輝便趕緊找鄧錫侯商議出走問題。正商議間，蔣介石的坐探王纘緒跟蹤而來，蔣介石的電話也追蹤而至，他們知道，再不走就真正完蛋了！
打發開王纘緒，鄧錫侯趕緊驅車回到家裏，帶了獵槍，叫上副官，之後坐上吉普車朝北城門急速駛去，通過城門崗哨後便下車步行，又穿過城隍廟小巷，在廟的後壩上等候劉文輝，手中卻作出舉獵槍打鳥的模樣。這倒讓認識他的人挺羨慕的：
“鄧晉公真有大將風度，這時節還在打鳥！”
與此同時，劉文輝也正朝城門北門急速馳車，或許是走漏了消息的緣故，城門洞裏的防守加嚴了，還增添了憲兵盤查。劉文輝隻好在門洞左側城牆邊停車，帶著兩個隨從從城牆缺口間翻過去，這時正好趕了他的哮喘病發作，汗流夾背，氣喘如織，幾乎是兩個隨從把他抬到會合地點的。
會合後，兩人立即登車朝崇義橋飛去。
到達崇義橋後，兩人立即進行了一係列部署：
劉文輝急電西康省軍政負責人，令其按既定計劃立即準備行動，同時令駐成都武侯祠所部第24軍作好戰鬥準備。
鄧錫侯則令所部第95軍126師從廣漢移師彭縣，第637團從新都移至彭縣蒙田擔任警戒，同時亦令駐灌縣的第225師進入戰鬥狀態。
就在這後不久，蔣介石派王纘緒追來了，一套蔣介石慣用的老說詞：“老頭子說，這一切都是誤會，叫你們無論如何都要回成都去，如信不過的話，他可以叫蔣經國來作抵押。”
劉文輝和鄧錫侯很幹脆地回絕了：你叫他死了這條心吧。
為防止蔣介石狗急跳牆，派兵圍剿或派飛機轟炸，劉文輝和鄧錫侯連夜轉移至彭縣龍興寺，不久，潘文華也趕來了，他們便在龍興寺設立了起義指揮部。
起義準備工作已到了最後的階段。
●劉、鄧、潘都是川中老將。劉文輝屢與蔣介石鬥智，號稱“多寶道人”；鄧錫侯挨過蔣介石的“修理”；潘文華被老蔣整得最慘，成了光杆司令——他們都和蔣介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都是川軍中的老字號將領，也都曾是名重一時的地方派實力人物，正因為如此，在他們與蔣介石的交道中，總是五分合作五分不合作，這一點一直讓蔣介石惱火。
當然，其中蔣介石最惱火的恐怕還是劉文輝。
劉文輝出道很早，1908年便上陸軍小學，之後陸軍中學、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即投身於川軍中，自此軍職火箭一樣往上竄，1921年即擔任川軍第1混成旅旅長，1923年升至第9師師長，1927年又升至第24軍軍長，至1929年，他已是占據大半個四川，擁有10萬軍隊的川康邊防總指揮了，且兼任著四川省主席，所謂權重一方，算個土皇帝。
手中有了本錢，野心就生了，這時節劉文輝圖謀的是“統一四川，控製西南，問鼎中原”的“大業”。故而，當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後大搞專製獨裁，引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各地軍閥也紛紛討蔣的時節，劉文輝也蠢蠢欲動，於29年底和唐生智聯名發出了“東”、“冬”兩電，迫蔣下台，但因馮玉祥態度暖昧，閻錫山按兵不動，致使唐生智在中原孤軍作戰，迅速敗兵。又不久，中原大戰爆發，劉文輝複以為是時機，想出兵武漢，和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聯軍相呼應，於是，又發出了“魚”電，再次公開討蔣，不料張學良突然一改騎牆態度，倒向蔣介石一邊，率奉軍入關，反蔣又告失敗。
因為有了這兩次切膚之痛，蔣介石對劉文輝是痛之恨之，欲除之而後快，但由於川康地處邊陲，動兵實屬不易，又兼從全局衡量，共產黨才是大敵，所以蔣介石采取了兩麵政策：一麵籠絡，封些官，許些願，一麵則是暗行吞並之計。劉文輝也成了“精”：一麵虛以委蛇，一麵抗拒圖存。於是，兩方間明爭暗鬥的故事連連不斷。
1939年，蔣介石唆使“班禪行轅”聯合當地土司頭人，將劉文輝所部第24軍駐防甘孜的部隊包圍繳械，殺了該部團長，以圖趁勢占領康北，和劉文輝相抗衡。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嚴令劉文輝不能用兵，聽候調處；劉文輝對此嗤之以鼻，斷然用武力收複甘孜，將“班禪行轅”趕得遠遠的。不久，蔣介石又委任曾魯為西康雅安團管區司令，大肆招兵買馬，準備成立一個誌願師來控製西康，劉文輝獲知後，又不客氣地將曾魯剛剛成立的兩個團包圍了，強行勒令其解散，之後一個電報報給蔣介石，說曾部違反“兵役法”，已代其處置，讓蔣介石不大不小地吃了個啞巴虧。
蔣介石見直接在川康地麵扶植力量與其對抗不成後，又改變策略，決定從劉文輝內部分化或行調虎離山之計。1940年，蔣介石委任在劉文輝部第24軍當師長的劉元瑭為新12軍軍長，令其從第24軍中分兵一部，開赴陝北作戰。劉文輝洞察若火，極吝嗇地給了一個團，且裝備的都是些破爛槍枝，令蔣介石哭笑不得。1942年，蔣介石又借西藏政府拒修公路為名，令劉文輝率第24軍前去討伐，而西康防務則由中央軍接替，劉文輝自是明眼人，遂將計就計，製訂了一個非常龐大的作戰計劃，向蔣介石要錢要槍要編製，並派人坐守重慶，天天催要，弄得蔣介石騎虎難下，最後由何應欽搭了個“中央財政困難，此方案暫緩進行”的台子，事情才不了了之。1946年，蔣介石再行一計，借整編為名，將第24軍編為一個師，以期削弱其實力，劉文輝依舊是不慍不怒，換了個編號換了個印章，但人馬卻一個都不動，又讓蔣介石白費了一番心機……
因為屢屢和蔣介石鬥智，劉文輝獲了一個“多寶道人”的雅號。
當然，蔣介石也不是沒有機會收拾他，幾次召見時要扣留他是輕而易舉的事，但這正如蔣介石對蔣經國說的那樣，正值“用人之際”吧？
相對來說，蔣介石“修理”鄧錫侯就要輕鬆得多。
鄧錫侯的經曆也和劉文輝差不多，不過他比劉文輝出道還早，1920年便當了北洋政府的四川省省長，之後又於1938年和1947年兩次出任四川省省長，並分別任過國民黨第22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公署主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要職。他和蔣介石也沒有劉文輝和蔣介石那樣多的矛盾，一度時期還貼得很緊，如三十年代和紅軍作戰時，解放戰爭初起時，他都是積極的參予者和支持者。但是，作為蔣介石的非嫡係，要鬧翻是很容易的。
1948年春，正是蔣介石內戰吃緊的時節，他派糧食部長俞飛鵬飛成都，要鄧錫侯籌集10萬擔軍糧調運出川，供前方使用。如此巨數，鄧錫侯哪敢答應？他說：
“不行，四川的糧食四川人民要吃，還有這麽多中央軍駐在四川也要吃，哪裏還有這麽多糧食調？”
蔣介石獲知鄧錫侯的態度後，大為光火，立即電召鄧錫侯進京。鄧錫侯知道大事不妙，但事已至此，能奈何？隻得硬著頭皮和俞濟飛一道飛南京。果然，一見麵，蔣介石便單刀直入：
“惡康兄，劉伯承企圖入川，當此戡亂救國之際，四川是大後方，任務繁重，擔子是不好擔的。你為軍人，不適合於搞政治，還是搞軍事為黨國出力吧！”
這一瓢冷水把鄧錫侯從頭到腳潑得冰涼，一怒之下，第二天他便向蔣介石遞上了辭呈。蔣介石正巴不得他如此，立即在辭呈上批了“照準”二字。這猶不夠，次日又在《中央日報》刊了一條消息，稱“鄧錫侯辭職照準，遺職調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雲雲。鄧錫侯氣得七竅生煙，破口大罵：
“日他娘個×，要撤職就撤職，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等著我辭職？殺人不見血！”
其實，鄧錫侯這還是算好的，幾個人中被蔣介石“殺”得最狠的要算潘文華，真正可說是不見血啦。
潘文華是劉湘的老部將，自1906年入新軍之後，從排長至連長，從連長至營長……一級一級爬至軍長，後又任過第23集團軍副總司令、第28集團軍總司令、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重慶行營副主任及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等要職，雖不及劉文輝和鄧錫侯顯赫，卻也算一方諸侯。起初，蔣介石為分化川軍內部，是喂過潘文華不少“蜜糖”的，但是，隨著潘文華漸起“異心”，蔣、潘關係便一步步惡化。
1938年，龍雲奉召飛重慶述職路過成都，和潘文華、鄧錫侯、劉文華等簽字了川、康、滇三省聯防密約，共同防蔣，不料四川省代主席王纘緒為討好蔣介石，向蔣告密，偏這封告密電又被潘文華的第28集團軍截知，於是，潘文華約劉文輝、鄧錫侯密商，決定先發製人，由所部彭煥章、劉元瑄等七個師長聯名列舉王纘緒五大罪狀，通電驅王，同時令所部向省城逼進，作武力解決之勢。
這一招差點沒把蔣介石氣死，破口大罵：
“這幾個爛師長，成心搗亂，看我不收拾他們！”
然而，再爛也是師長，而且是七個！蔣介石不得不作退讓，撤掉了王纘緒的職務，由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
有此一回，蔣介石對潘文華有了不滿，但這時還悶在心裏，真正讓蔣介石對他徹底失望則是1944年底。一日，潘文華突然接到蔣介石的急電，要他火速赴渝。他猜想是有緊急戰事，不料，當他趕去時，蔣介石交給了他一個萬想不到的任務：
“仲三（潘文華字仲三），中央已經截獲劉文輝通敵叛國的罪證！為了安定抗戰後方，決定予以翦除，中央對你和子惠（楊森字子惠）寄予心腹，準備采用地方偶然事件的形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斷然處置。”
潘文華一下驚呆了，但過了一許後，他反應過來了，蹭地站起來說：“委座，大敵當前，後方用兵，恐搖國本！中央既掌握劉文輝確鑿罪證，最好公諸國人裁判，通敵叛國，諒其部屬誰肯從逆？必然眾叛親離，立成獨夫就縛！此事不必興師動眾，尤不宜加以襲取。”
蔣介石見他竟然逆拂他意，很不高興，嗓門也隨之增大：“此事中央籌之穩熟，唯其大敵當前不宜公開聲討，以免影響前線，故以偶然事件處置，俟得手後再行宣告罪狀，較為妥善！”
潘文華知道再和他纏下去已無意義，說不上連自己也脫不了身，遂打馬虎說：“好吧，既然委座有指示，我下去和子惠商量商量，協同進行。”
從蔣介石處脫身出來，潘文華坐臥難寧。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川、康、滇曆來如同三足鼎立，唇齒相依，如果動兵，劉消滅後會穩定麽？豈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下一步會不會輪到自己和鄧錫侯呢？更可怕的是，如果劉文輝機警敏銳，定會起兵反抗，那樣便要釀出一場曠日持久的混戰局麵，當此民族抗戰的緊要關頭，視作大後方的川、康竟出現這種內爭的局麵，國人作何想？民族罪人！何況到時蔣介石可以借口平息內爭而對川、康用兵，安知今日栽在劉文輝頭上的叛國罪名，異日豈不會栽到自己頭上？！
想來想去，所謂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潘文華來了個不辭而別，回去後才向蔣介石發了個電報，稱“軍中有要務處理”雲雲。蔣介石雖惱火萬分，但也怕他把事情捅出去，引起整個川、康地區動兵，遂隻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發電，想叫他回心轉意，但潘文華每次都稱病婉拒，把這事情拖下來了。與此同時，楊森也多次來電催促，潘文華概不理會；楊森又派參謀上範埏生前來聯絡，潘則以“大敵當前，不能內戰”為由嚴辭拒絕。
經過這一回，蔣介石對潘文華算是看“透”了，也有了伺機報複之心。1946年，內戰乍起，蔣介石趁機將潘文華調任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割離了與他與劉文輝、鄧錫侯的聯係，並將所屬部隊抽走了一部分。1948年，蔣介石又將潘文華調任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且進一步將所屬部隊分割：第163師調歸河南張軫指揮，第164師調歸襄樊康澤指揮，新17師調歸武漢白崇禧指揮。至此，潘文華的部隊基本被肢解貽盡。到48年7月中旬，襄樊被人民解放軍解放，康澤被擒，蔣介石再把這筆帳栽在潘文華頭上，撤去了他綏靖公署主任職務，連最後剩下的48年4月才組建的一個師也調歸孫震指揮，潘文華僅剩下孤身一個，鬱鬱回到了重慶。到這時，蔣介石也就再沒興趣弄他了，給他戴了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的頭銜，僅僅讓他有個領薪水的地方罷了。
……
事實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與蔣介石的種種矛盾衝突，正是他們最終走向起義陣營的重要緣由之一。
●毛澤東和張誌晝夜長談，勸說他回白區工作。周恩來約見劉文輝、鄧錫侯，送了鄧一張山西軍用地圖。中共在劉、潘兩部設立電台。
中國共產黨對於川軍的統戰工作自北伐時便開始了，以後從未間斷過，但是，和劉文輝、潘文華等建立有機的聯係，卻是在抗日戰爭期間。
37年8月，中共地下黨員，劉文輝的老部將張誌和受中共川西特委的派遣，到延安去見毛澤東。就在棗園的窯洞裏，毛澤東和他作晝夜長談，聽他匯報了在川軍中的經曆和對川軍開展工作的情況，也詢問了川軍內部的種種情形。當時，張誌和傾訴了他不願繼續在四川過軍閥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毛澤東推心置腹地對他說：
“誌和，你的心情我當為理解，但你要看到所在崗位重要性。目前，我黨在白區的組織多被敵人破壞，以你在四川的地位和關係看，是留下來工作的最合適人選，你莫看國民黨現時和我們合作，這是不穩靠的，將來他一定會打我們。那麽，我們也要看到，蔣介石與地方軍閥是有矛盾的，這便給我們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以你與他們的關係和淵緣，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策動他們。第一步，要他們不要作蔣介石的忠實走狗，不要和我們認真作對，隻要隨便應付一下；第二步，要他們在國共戰爭中堅守中立；第三步，最好把他們拉到我們這邊來共同革命。此任重大，意義也重大，偏勞你了！”
毛澤東這一席長談，令張誌和非常激動，當即表示：“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努力去做。”
毛澤東點了點頭。
張誌和果然不負毛澤東的重托，返回四川後，頻頻穿梭於四川的國民黨上層人物間，做了不少鋪路架橋的工作。
通過張誌和的引見，1942年2月，周恩來約劉文輝在民主人士吳晉航家裏第一次會晤了，這是劉文輝與共產黨從一般聯係進入實際配合的開始。
周恩來說：“自乾先生，目前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民心所向，我黨順民意提出‘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旨在堅持民主，反對獨裁統治，不知自乾先生以為如何？”
劉文輝心悅誠意，說：“貴黨的主張自乾深表讚同，也願意為實現民主局麵盡微薄之力。”
周恩來對他的態度十分滿意：“對，團結才有力量！在與法西斯統治的鬥爭中，我們曆來主張加強同國民黨民主派合作，尤其主張加強與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合作。所以，我們希望你在國民黨內部多做團結工作，通過川、康朋友自身間的團結，去促進整個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團結，有效地抑製和反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動政策和措施。這一點，我們將給予全力支持！”
劉文輝道：“我相信與貴黨的合作一定會愉快的！”
會晤後兩個月，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約見曾任過劉文輝部駐武漢代表的中共地下黨員鄒趣濤，要他去西康麵見劉文輝，向其轉告已由中共中央批準的八路軍與劉文輝部第24軍抗日合作的12條協定。鄒趣濤當即默記了，之後飛成都轉雅安，在劉文輝的寓所裏向他密呈了協議12條的全部內容，中心是加強兩軍之間的合作，不搞互相滲透，不在對方軍隊中發展組織，加強聯係，相互支援，共同反蔣等。這12條協議既照顧了劉文輝的利益，又考慮了他的實際情況，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他的疑慮。他全文記錄下來，將其凝神默讀背熟，之後又和鄒趣濤背誦校對了一遍，這才燒掉。同時他要鄒趣濤轉告周恩來；
“我堅決遵循協定辦事。”
事實上，這個協定是劉文輝較長時間與共產黨合作並最終舉義的基礎。
周恩來與鄧錫侯的麵見比他與劉文輝的麵見還要早一些。
37年，作為第22集團軍總司令的鄧錫侯率川軍入山西參加抗戰。一次，由於閻錫山隻顧自己逃命，未及通知鄧錫侯撤退，致使鄧錫侯及所部陷入日軍的重圍。突圍時，鄧錫侯的乘馬又墜入溝坎內，鄧的腳嚴重扭傷，鄧及所部便愈呈險狀，是八路軍和遊擊隊的掩護，才使他脫離險境的。這事讓鄧錫侯非常感動，說“八路軍真是一支仁義之師”。偏巧，突圍後紮營時，鄧錫侯的總部又與八路軍的總部隻隔著一個村莊，鄧錫侯得以接觸朱德等一批八路軍的高級將領，他們對他堅持抗日的態度都表示了讚賞，朱德總司令還送給他一匹戰馬，以示抗戰到底，永不下馬。不久，他又結識了到前線指導作戰的周恩來。交談中，周恩來獲知他正為缺少山西的作戰地圖而焦慮不安時，慨然解囊，將部隊在平型關繳獲的日軍用的山西作戰地圖送給他，這令他激動不已，連連搖著周恩來的手說：
“患難見知己，患難見知己，太謝謝了！”
通過這件事及後來與周恩來的幾次交往，鄧錫侯對周恩來敬佩不已，私下裏多次對心腹部下說：“周恩來真是偉人風範，其氣度和胸襟，國民黨內無人可匹敵！”
鑒於此，有一次周恩來路過四川，鄧錫侯獲知消息後，主動派交際副官馬某專程陪送，警衛安全，以示其敬意。
由此可見，鄧錫侯對於周恩來的信之程度了。
當然，中共與川軍合作的實質性進展，當以互設電台為最明顯的特征。
就在周恩來與劉文輝會晤後不久的42年6月，周恩來向潘文華部和劉文輝部分別派出了以錢鬆甫和王少春負責的電台小組，從此達成了和他們的直接聯係。
錢鬆甫是6月底進入四川閬中的潘文華部司令部的，潘文華委了他一個參議閑職作掩護，錢鬆甫的夫人江洪則以隨軍夫人的身份擔任譯電員，他們每周和中共在重慶辦事處的電台聯絡一次，主要反映潘文華部的情況，以及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同時將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及對有關合作的處置意見迅速地傳達過來，交潘文華傳閱。
這電台開設了整整三年。至45年7月，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結束，國內重新出現了國共兩黨爭鋒的倪頭。在這雙方難辨優劣的浪尖上，潘文華露出了腳踏兩隻船觀望風勢的本性，也露出了怕擔風險的口風。中共南方局獲知這一消息後，知在潘文華部再開設電台已無意義，遂通知錢鬆甫離開閬中，返回了重慶八路軍辦事處。
相對來說，開設在劉文輝部電台所起的作用要重大得多。
王少春、秦惠芳、楊作愛一行三人是42年7月下旬輾轉到達劉文輝部所在地雅安的。到達的當天，劉文輝便接見了他們，並確定了他們的掩護身份：王少春是劉文輝的私人顧問，報務員楊作愛稱是王少春的秘書，擔任譯電員工作的王少春的夫人秦惠芳則自然是以王少春的夫人的本來麵目出現。
經與劉文輝商量後，王少春他們將電台設置在雅安城南蒼平山下的一個舊旅部裏。這是一幢長年失修、頹坦斷壁的大房子，四周漏雨透風，屋後古鬆蒼蒼，屋前是個過去殺人的刑場，格外顯得陰森而恐怖，罕見人跡。可這對於王少春他們來說，倒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地方，隱密而安靜。他們將電台設在一間梁折柱斜、陰暗潮濕的小房子裏，把發絲般的天線沿著牆縫伸上去，從屋頂中央穿過，然後散貼在瓦縫間，不是仔細搜尋的話，難覓蹤跡。
自此，這部電台幾乎每天深夜與中共中央的電台溝通一次，罕有間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相互間合作的重大問題，相互間交換的重要軍事情報等都通過這部電台頻繁往返於雅安與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間，對劉文輝等構成了最直接的聯絡和影響，劉文輝就曾稱：“我等於天天在進政治學校，太好了！”
這部電台一直堅持到劉文輝起義以後。
當然，一部共產黨的電台，長期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工作，不可能沒有波折。一度時期，這部電台的信號被軍統的電台偵聽到了，戴笠親自發電給軍統雅安組組長徐伯威，令他立即偵破具複，同時還派了兩名電訊專家前往雅安協助偵破，又指派緝私處長羅國熙親自出馬。王少春等獲知這個消息後，連忙作了對付意外的準備，一方麵把收發機卸下裝箱妥善隱藏，一方麵向劉文輝通報情況，施加壓力。好在劉文輝態度明朗，對軍統特務威嚇並用，說你們如果信不過我劉某，要查可以，但查不出什麽的話，我絕對以誣陷罪和誹謗罪治你們，看你們誰有本事能逃出24軍的防區！那幾個特務一聽不對勁，也不敢貿然行事，隻好灰溜溜地走了。但戴笠卻不甘心，又暗令24軍政訓處長丁國寶搞了部電台偵聽，豈料，他的訊息被王少春他們反偵聽了，之後問劉文輝，這是怎麽回事？為什麽特務搞電台來雅安你還不知道？劉文輝一聽急了，趕緊采取措施，派人把丁國寶的電台查出來沒收了，又將丁國寶遠遠地攆出了雅安。
不過，波折也不僅僅在此，一度，劉文輝也露出了他的搖擺性質，且明顯地體現在對待中共電台工作人員的態度。這時間大約在47年春夏間，當時，中共中央已暫時放棄了延安，蔣介石也狂妄地稱要在“三個月消滅共產黨”。劉文輝對解放軍能否取得勝利產生了懷疑，因而對王少春他們的態度也如溫度計遇到了大寒潮一樣，水銀柱急劇下降。原來，電台是派了五個警衛員的，這時僅減到剩一個了；原來的電台用幹電池也是足夠用的，又新又好，這時也發生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又舊又少。電台人員沒辦法，隻好在舊電池的底部鑿幾個洞，加些鹽水勉強維持。與此同時，劉文輝對於電台的經費供應也急劇減少了，讓其幾達斷炊的地步。電台人員隻好自己動手開荒種菜，以自救度難關。麵對這種情況，王少春終覺不是了局，遂一方麵電告中共中央，一方麵對劉文輝發出了警示性的告誡：
“劉長官，希望你要當政治家，別當政治商，把目光放得長遠一些。”
與此同時，周恩來獲知情況以後，也通過電台轉告劉文輝：“如果你認為不再需設立電台，請你立即買飛機票將我們的人員送至香港，所需費用包括飛機票錢我們都會給你送去。”
這一下，劉文輝有些警覺了，逐斬改變了態度，給電台增加了兩個警衛，增加了部分生活費，給的幹電池質量也好了些。但周恩來有備無患，叫王少春去成都找中共工委委員張友漁要了部分資金，用以作緊急備用。不過，這時的劉文輝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開始轉入反攻，對電台人員也日趨熱絡，人來得勤了，資金物資送得也多了，但王少春他們一如既往，該要的要，該收的收，而不該要不該收的則堅決拒絕，表現出始終如一的氣度。
同時，王少春他們在利用電台幫助和教育劉文輝的問題上也始終如一，每天用明碼抄收新華社的電訊，之後由王少春親筆謄寫後編號送給劉文輝看，至起義時，編號已達2900多號。劉文輝也非常重視這份“紅色小日報”，每天必讀，每份必看，有時甚至可以達到忘神的地步，連大煙也顧不上抽了。有的綱領性的文件和重要文章，他則要反複讀上十餘遍，以求弄懂領會為止。實際上，這是劉文輝全麵了解共產黨政策的一個主要途徑。
當然，最終促使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率部舉義的根本原因還是解放戰場形勢的急劇變化。
●趙一明出使香港，喬冠華談了三點意見。人民解放軍入川方向出敵意外，劉文輝明確起義。胡宗南臉煞白，喃喃道：“完了，完了……”
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蔣家王朝的半壁江山陷入了搖搖欲墜的境地，西南一隅的川軍的將領們坐不住了，紛紛思謀出路問題。
“我們要迅速和中共中央談妥才好！”
恰這時，已擔任了四川民盟負責人的張誌和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中共中央華南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議有關起義事宜。接信後，劉文輝連忙約民盟中央委員楊家禎到家中密談，決定由他代表自己去成都和鄧錫侯商議川康起義問題。鄧錫侯也正在為出路著愁，楊家禎一到，正中心事，忙派陳離當了自己的代表，和楊家禎一道去見張誌和，擬組成聯合參謀總部，統籌川康起義的具體問題，但後來因情況有些變化，這計劃夭折了。
又至5月下旬，重慶民盟派趙一明赴香港向中共中央華南局匯報有關情況並請示有關策反問題，中共中央駐香港負責人喬冠華在香港的寓所裏接見了他，就策反工作陳述了幾點方向性的政策問題：
一、歡迎國民黨四川地方軍政人員脫離國民黨陣營，實行武裝起義，但行動上應按照劉伯承司令員在北京廣播的原則辦事。
二、起義人員的財產除其土地應按照《中國土地法》處理外，其它財產概在保護之列。
三、起義以後不得另立番號，不得自行移防，就地維持秩序，保護國家財產。起義部隊的供給就地解決，聽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
7月上旬，趙一時從香港返回四川，帶著喬冠華的幾條意見去見原成都市市長李鐵夫。李鐵夫非常高興，除表示自己要按這幾條意見行事外，還答應去客串一些人，並約定與趙一明保持聯係。
7月下旬，李鐵夫告訴趙一明，劉文輝、鄧錫侯獲知幾條意見的詳細內容後，隻用兩個字表示：很好。
這後，趙一明又與中共四川地下黨組織聯係了。其時，四川地下黨組織正接受了鄧小平、張際春等領導人的指示，部署迎接解放軍入川的事宜。所以，趙一明一聯係，地下黨負責人即指派有關人員和其共同擬定了“國民黨四川地方軍政人員宣布起義行動上應當注意的意見”，共20餘條。9月底，趙一明將意見成稿送了一份給李鐵夫。不久，李鐵夫即回複說，劉文輝、鄧錫侯看了這些意見了，如上次一般爽快：遵照辦理。
此際，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的步伐日趨明朗了，大批國民黨軍隊退守西南，為保住最後這塊複興基地，蔣介石8月下旬飛重慶，並就西南的問題召開了西南緊急軍事會議。在軍事部署方麵，他們以解放軍從川北入川為主防禦，令胡宗南的三個兵團依秦嶺主脈構成主防線，並沿向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築第二道防線。具體即以李文的第5兵團擔任秦嶺正麵守備，李振的第18兵團擔任隴南方麵守備，斐昌會的第7兵團指揮配備在大巴山一帶作預備陣地。與此同時，宋希濂的第14、20兵團和孫元良的第16兵團則布防於川鄂邊的建始、恩施、巫山、奉節一線，以扼守川東門戶；羅廣文的第15兵團置於南充、大竹地區，準備向北或向東機動。另外，還有四個軍的兵力分散配置於川康各要點，作重點防守。
豈料，人民解放軍入西南的部署正是針對於此的有的放矢，其主力部隊在完成一個大迂回後，突然向敵防守薄弱的黔川東區挺進……
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中共中央也加強了對川康國民黨軍政人員策動工作。10月上旬，中共中央通過設在雅安的電台告訴劉文輝，川康解放已為時不遠，要認清形勢，當機立斷，用自己的行動改寫自己的曆史。
劉文輝終於是明確起義決心了。
楊家禎又建議劉文輝通過中共建立在雅安的電台向周恩來報告起義的決心，並請示機宜。劉文輝思慮再三，終於聽從了這個建議，發電給周恩來道：多年來受蔣壓迫，積怨難言，處境困難，現已決定投向人民，並在暗中作好了充分準備，請中共中央指導行動步驟。周恩來接電後不久，即複電劉文輝，大意稱：大軍行將西指，希望如言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這電報透出一種寬容和理解，劉文輝深深地感到了共產黨的博大和深遠，遂積極地進入了起義的最後準備階段。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又指示中共川康地下黨組織派人與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直接聯係，就起義的時機，起義的實施以及起義後配合商定了具體辦法：
一、起義時機選在解放軍逼近成都附近時為宜，如過早行動，易遭胡宗南部的襲擊，第24軍的戰鬥力也無法與之對抗。
二、第24軍起義後的主任務是配合解放軍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竄，並以牽製和擾亂的方法阻止若占領西康，以期待解放軍到達。
三、保護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黨員及民主人士、進步青年，維護好社會秩序。
四、開展民主思想教育，改善官兵關係，從物質上和精神為起義後配合解放軍作戰做好一切準備。
根據商定的辦法，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迅速完成了軍事、組織等方麵實質計劃。
人民解放軍的順利入川，為劉文輝他們的起義行動吹響了號角。
12月5日。周恩來電告王少春：望即轉告劉自乾先生，時機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蔣匪一切偽命不僅要堅決拒絕，且應聯合鄧（錫侯）、孫（震）、及賀國光諸先生有所行動，響應劉、鄧兩將軍11月24日的“四項號召”，行動關鍵在勿戀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讓胡宗南匪軍侵入，萬一竄入，應步步阻攔，爭取時日，以利劉、鄧解放軍趕到後協同殲敵。王少春自是把這電報內容很快地轉告了劉文輝。
也許，也正是由於這封電報的作用，才促使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毅然脫離了蔣介石、胡宗南的控製，揭開了起義的序幕。
12月11日，逃出成都到達彭縣龍興寺的劉文輝、鄧錫侯就在龍興寺召集了起義大會，各路人馬紛呈而來：潘文華趕來了，中共川西、川東、川康的地下黨負責人趕來了，人民解放軍第2野戰軍派遣人員趕來了，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也趕來了……
群雄相聚，氣氛欣然，就在龍興寺的大堂裏，商定了起義後的行動步驟：
一、如蔣介石的軍隊企圖破壞成都，起義部隊當不顧一切，堅決予以打擊；
二、待人民解放軍進至距起義部隊一日行程之內，起義部隊配合解放軍向蔣介石的軍隊發動攻勢；
三、如人民解放軍未到達之前，蔣介石的軍隊發動進攻，起義部隊則派出一部配合武裝民眾襲擊其側背，主力則退至西山山地待援；
四、如蔣介石的軍隊未發動攻勢，解放軍亦未到適當距離時，起義部隊則向蔣的軍隊嚴密警戒，確保彭縣、新都、灌縣等占領區，並在政治上向蔣部發動攻勢，牽製其兵力，瓦解其鬥誌，削弱其戰鬥力，策反其部隊，以促成其迅速崩潰；
五、通電表態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站在人民陣列，響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號召，擁護中央人民政府，並號召其他部隊起義；起義部隊以原編製、原番號就地待命，給養問題由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聯名致電致函各專員、縣長，由地方負責供應，並遵守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為了保障上述步驟的順利實施，眾人又商議設置了有各方麵人員參加的組織、策反、參謀三個小組，分別負責策反、作戰、後勤保障等方麵的具體問題，加強對起義工作的組織和領導。
完成這些後，劉文輝召集川康各路軍政官員在起義通電上簽字，之後派人送雅安的中共電台發出。
電稿上填的發電日期提前了兩天，與昆明起義同步：12月9日。
劉文輝等在彭縣宣布起義後不久，成都的胡宗南便獲知了消息。最初聽到消一霎那，胡宗南的大嘴唇張成了一個芒果形的深洞，隨即他咬牙切齒地咒罵：
“狗日的龜孫子，虧了，虧了！把他們全扣住就好了！”
後悔是嫌晚了些，但他想：吃了他們許還來得及！眼中遂逼出兩線隼鷹般的厲光，說：“立即準備行動，縮緊包圍，把他們緊死！”
的確，這時彭縣的起義部隊是處在重圍之中的，右翼側的什邡一帶，有國民黨孫元良的第16兵團和楊森的第20兵團，左側翼郫縣一帶，有羅廣文的第16兵團和陳克非的第20兵團，其兵力達10數萬眾，如大動幹戈的話，起義部隊很可能導致全盤毀滅。但是，胡宗南未曾想到，由於劉文輝等的舉義，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其它將領和部隊對蔣介石的信心。因而，胡宗南最不願意看到場麵出現了。
12月16日，胡宗南令示第20兵團司令陳克非和第15兵團羅廣文，要他們指揮所部向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駐彭縣、灌縣的部隊發動進攻，但這時陳克非和羅廣文眼見大勢已去，正在謀求自身的出路問題，遂按兵不動，任由胡宗南急翻了臉也不理。
胡宗南知陳克非、羅廣文違令未動一兵一卒時，臉便頓時刹白了，喃喃自語：“完了，完了，隻有退西康和西昌一條路了！”
起義部隊則趁勢發動政治攻勢：一麵派人向四周的國民黨軍宣傳人民解放軍的約法八章和劉鄧聯名公布的四項忠告；一麵派人持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信四處活動，積極策動國民黨軍起義。
在共產黨政策感召和劉、鄧、潘彭縣起義行動影響下，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愈演愈劇烈了……
●彭縣聯係，董宋珩決心更堅，楊森怒罵：“老都老了，晚節都不要了嗎？”什邡起義。胡宗南逃離成都。川康大倒戈，西南40萬國民黨軍大起義。《解放戰爭四年綜合戰績》統計國民黨軍起義及和平改編共計1139980人！
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孫震是12月13日晚接到彭縣來信的，14日淩晨，他叫人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請過去，說：“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他們來信了，說是要邀你、我和楊森去那邊議事，你看怎麽辦好？”
董宋珩道：“是不是商議起義的事？”
孫震默默，那神情是默認了。
董宋珩雙目直視著他道：“那我們一起去吧。”
孫震避開他的目光，猶豫了半晌，這才說：“我有急事需要辦理，偏勞你和楊森代去一趟如何？”
話未落，楊森連忙推卻：“我怕是不能去，近日身體不舒服。”
董宋珩知他們尚有疑慮，勉強不得，便說：
“好吧，我去走一趟。”
午飯後，董宋珩即驅車登程，至廣漢，因前麵不通公路，便又換乘滑竿前行，一直到天黑時分，才到達蒙陽場鄧錫侯的一個團的團部，但鄧錫侯他們已獲知他來的消息，次日一早便把他接到了興龍寺。
因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和他有同學之誼，說話也就無禁忌，他們先向他詳細介紹了彭縣起義的情況，又勸他道：“現在局勢已很明朗，隻有脫離蔣介石，舉旗起義，投向人民才是唯一的正道。而且事不宜遲，越快越好。”
董宋珩道：“我早有此心，也知道隻有此道，別無他途，隻是孫震尚有顧慮，各部隊將領也尚未見麵，有待進一步疏通才好。”
潘文華有些為他著急：“從速，從速，孫震處能做通工作當然最好。萬不一成，由他去吧，不要因此而壞了大事！”
董宋珩點頭稱是。
會晤中，董宋珩又和他們商定了起義聯絡的具體辦法和起義後相互配合的具體問題，之後返回了原部。
一回到廣漢，董宋珩便得知了孫震和楊森翌日將去成都的消息，心裏便留了一個疑慮，他們是不是要逃？
恰在這時，第16兵團副司令曾元和中共川西地下黨組織派往該部的地下黨員楊叔明也到達了廣漢，董宋珩因和他們有過起義之約，便先找他倆商議：孫震此去成都，會不會是想逃呢？或是有新的軍事部署？
曾元和楊叔明都道：不管他們是逃還是有新的部署，和他們挑明話題為好。
董宋珩一聽有道理，下午便去了孫震公館，逢楊森也在，見模樣在密謀殺什麽。董宋珩也不管這些，徑自把去彭縣的詳細情形陳述了，之後將彭縣的起義通電遞給孫震，說：
“劉光輝、鄧錫侯、潘文華均望我們與其統一行徑，脫離蔣介石，以保全全軍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禍害。”
話未落，在孫震旁邊的楊森突然從孫震手中搶過起義通電，三扯五扯，將其扯得粉碎，憤憤地砸在地上，鼻孔中也悶悶地逼出一聲沉沌的“哼”聲，那模樣似誰給他戴了綠帽子一樣。
董宋珩不理會他，繼續往下說：“我部經過長途跋涉，解放軍尾追不放，如繼續西撤，一則劉、鄧、潘已經宣布起義，不予假道，二則我軍已疲憊不堪，再無力行動，可否考慮……”
氣炸炸的楊森再也忍不住了，忽地猛跳起來吼道：“別說了！老都老了，晚節都不要了嗎？！”
一瞬，屋內特別寂靜，簡直連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可聞。孫震見氣氛太僵，哼哼唧唧地吱唔了兩聲，卻是誰都聽不清的話語。
董宋珩知道和他們再沒有什麽可說的了，遂道：“你們看著辦吧”，之後起身告辭了。
孫震和楊森果然看著辦，次日便一道去了成都，從成都包了一架飛機，於12月18日飛台灣成“晚節”去了。
孫震走時，自來不及安排所部行動，但他把綏署主任的職權交給了第16兵團司令孫元良。這一安排令軍中所有的官佐都十分震驚！
孫元良是孫震的侄子，又是蔣介石的學生，因這兩點，無德無能的他在軍中竟步步穩進，直至升到第16兵團司令。但他的為人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幾乎種種惡習都沾上了，浪蕩成性，貪財好色，專橫拔扈，為所欲為，曾多次無理裁撤官佐，處罰下級軍官，貪汙腐化更是司空見慣。甚至，他荒唐糜爛到打了敗仗仍攜著姘頭逃命的地步！這麽一個人，當然不能令人心服；孫震把所有的軍權都交給他，更是令人不快！
事實上，他也成為董宋珩他們舉義的最大障礙！
就在孫震逃離廣漢的前後，第16兵團所部第41軍、第47軍等已陸續匯聚到廣漢附近，當官兵們得知孫震已逃走，由孫元良代行綏署主任時，大家無不哀聲歎氣。於是，各軍、師長紛紛前來找董宋珩、曾元探聽消息，尋找出路。起初，董宋珩、曾元不敢將話說得太白，隻是暗示性地提示了一些，但這些人不滿足，董宋珩和曾元便考慮找時機挑明這事了。
12月17日傍晚，第124師師長蔡鉦等又來找董宋、曾元打聽消息，董宋珩趁勢問道：“現在解放軍已由東南北三麵對成都形成了迂回包圍之勢，胡宗南可能打算死守成都，萬不得已再退守西康，你們打算怎麽辦？”
蔡征是直人直口，道：“打，肯定是不行的；走，也沒有出路，還是聽長安公（董宋珩字長安）說說怎麽辦吧。”
董宋珩知道已到火候了，說：“目前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三條路，第一條是戰，第二條是逃，第三條是和。戰的話，軍心已散，鬥誌已喪，怕是慘敗結局；逃的話，跟著胡宗南遠走西康，而後緬甸，其高山峻嶺，深穀大川，構成重重障礙，不說有解放軍圍追堵截，就是遙遠荒涼之自然條件，也要把部隊拖垮；和的話，倒不失為一著高棋，如劉文輝的第24軍、鄧錫侯的第95軍一樣，停止軍事行動，迎接解放軍，這樣既可以使地方桑梓百姓免受其難，又可保證你我身家性命，未嚐不可為之。”
蔡鉦聽得連連點頭，連連稱是。
董宋珩又道：“我們多年來受蔣介石嫡係的排擠、打擊，現在胡宗南仍妄圖以我們作替罪羊，為他們賣命作炮灰，真如此，那就是愚蠢、太劃不來了。以我之見，我們聯合起來，早日倒戈起義，走一條自新之路！”
蔡鉦非常激動：“長安公所言極是，望長安公領銜主事，我們一定聽從指揮！”
董宋珩要的就是他這句話。
有此一條口子，下麵的事就好辦多了，就在12月17日至12月19日的三天時間裏，董宋珩和曾元與第16兵團第41軍第122師師長熊順義、第123師師長裴元俊、第124師師長蔡鉦、第301師師長張則蓀、第47軍第127師師長袁國馴、第302師師長張子完等會見達成了一致意見。
至此，第16兵團起義已成定局。
就在董宋珩、曾元與各軍、師長頻繁接觸的時節，胡宗南還在作倚重於第16兵團的夢想。12月18日，他電令孫元良，令其率第16兵團“開赴成都接任城防”。但這時孫元良已成孤家寡人了，征求意見時，各軍、師長沒一個同意去成都的。無奈，孫元良隻好謊報原因，托詞不去成都接防。
胡宗南一計不成，又生一計，12月19日再電孫元良，令第16兵團“在德陽、廣漢一線沿川陝公路重疊配備，以阻止解放軍向成都迫近，並掩護裴昌會之第7兵團在成都集結。”
接電後，孫元良坐臥難寧，他清楚地意識到，這又是他無法解決的難題。執行吧，下屬不從；不執行吧，胡宗南不會饒他。想來想去，還是隻有從下屬處疏通了。
就在這日中午，孫元良在廣漢縣政府安排了一個盛大宴會，遍請了各軍、師長，也請了董宗珩和曾元，可是，他意想不到的是，來參加宴會的竟不足三分之一！這就不由他不窩火了，但這火卻是泄不出來的，唯有臉鐵青，目癡呆罷了。
過了好久，孫元良才勉強壓熄了一點火，站起來麵無表情地說：“近來我軍長途跋涉，飽含辛苦，兄弟在此略表寸意。為保成都，與共軍決戰，胡長官急電我部在德陽、廣漢一線阻截共軍南進，望我部遵照執行。”
到宴的幾個軍、師長一齊擱杯停筷，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那意思似乎很明白：16兵團拖成這樣，還能打嗎？
一個師長終於忍不住站起來道：“孫長官，我軍各部官兵衣不禦寒，食不飽肚，還能打嗎？又值得打嗎？胡宗南叫我們在前麵挨拓，卻騰出時間讓他的嫡係部隊逃跑，我們值得？！”
其它軍、師長也一齊商量好似的應聲：“對，對，去不得！去不得！”
孫元良的臉更加鐵青，語氣也是陰沉沉的：“人家要我們去守成都，我們不幹；人家要我們去打野戰，我們也不幹。如此不聽命令，難道不是成了反叛嗎？那麽吧，你們說說怎麽辦吧？”
幾個軍、師長因早就取得了一致意見，也就不顧孫元良的神色了，提出：為避免與解放軍作戰，離開川陝大路，把部隊擺在什邡、綿竹一帶，視機觀變。
孫元良見他們早有成稿，自己一人怕是難於改變，又想開到什邡、綿竹也好，離西康近，萬一不成再往西康溜吧。這麽一想，他的氣稍順了些，說：
“既然大家願開什邡、綿竹，那好吧，我聽你們的意見，決定把先開到錦竹、德陽集結，再視情況向北川、平武移動。今晚第122師先開德陽，沿途警戒，其它各部務於20日要分別行動！”
孫元良的這個安排很快反饋到董宋珩、曾元那裏，他們立即作出了相對應的措施：第124、125、127、301、302師均於19日晚前離開廣漢向什邡移動，第122師則在馳赴德陽的途中突然轉向什邡，各部在什邡匯齊後即舉義。
這個計劃完成後，迅速通知到各軍、師長那裏執行。各軍、師長嚴格依計劃行動，於19日晚紛紛離開了廣漢，稱師什邡。
孫元良獲知所部紛紛向什邡移動時，心知有異，忙派手中的警衛部隊去兵團司令部捉拿董宋珩和曾元，但這時已嫌遲了，兵團司令部已是空空如也。
12月21日上午，到達什邡的董宋珩、曾元正擬召開各軍、師長會議，公開起義問題，這時便接到了報告，說孫元良率警衛團追過來了。為避免衝突，董、曾決定將第124師移駐北關，第302師移駐羅漢寺，第47軍軍部及第125師移駐高駢鋪，第127師和第301師暫駐馬腳井。同時，他們還決定以董宋珩負總責在馬腳並設立“起義指揮所”。
完成這些部署後，已是12月22日的淩晨了，董宋珩、曾元以正、副起義總指揮的名義在馬腳井如開了各軍、師長參加的起義大會，正式通過了起義決定和起義通電！
正當要發出起義通電的時節，從川東退到廣漢的第79軍也派人來聯係起義了，於是，起義通電上又添加了第79軍的序列和第79軍將領龔傳文等人的名字。
而這時，率警衛團追至什邡城的孫元良已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麵對空空如野的什邡城，他知道他的兵團司令的使命完了，無奈地向手中僅存的警衛團下達了撤的命令。
12月24日淩晨，孫元良率警衛團逃至了成都。
12月26日，董宋珩、曾元在什邡城召開了第16兵團所有軍官大會，正式宣布起義！
值此，第16兵團40000餘人走向了新生！
當各種情況報說第16兵團有“異動”的時候，胡宗南正在成都部署向西康的大撤退，他還有些不敢相信，數次問：是真的嗎？
可是，當第16兵團全部移師什邡的準確消息傳來時，他不敢再存絲毫幻想了，小眼緊閉，大嘴緊閉，那潛台詞是“完了”！
是完了！解放軍席卷如潮，國民黨兵敗如潮，國民黨倒戈亦如潮！
繼彭縣起義後，12月11日，宜賓反了郭汝瑰的第72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