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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塞外烽煙熄
●董其武亂中求見傅作義，急地問：“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有沒有提到綏遠？”毛澤東說：“有過北平的和平解決，綏遠的問題就好辦多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綏遠方式的提出。
8月4日傍晚。解放軍兵不刃血地進入長沙的消息傳至北平，毛澤東顯出了他少有的興奮，雖說這早在他的預料之中，但長沙對他來說有一層特別的意義，這不僅僅因為是家鄉的省會，也是他革命起步的搖籃；可以說，他早期的革命活動，無一不是與長沙關聯的。而他的愛妻楊開慧，也是犧牲在這個城市的。
“長沙多難。抗戰時期，蔣介石把它燒了個精光，現在的確是經不起一折騰啦，程潛老先生總算給了我一個麵子。”
周恩來接了毛澤東話道：“陳明仁這個彎也不好轉，雖說要價略高了些，但畢竟還是轉了，功德無量。”
毛澤東道：“我說過的，他漫天要價，我決不就地還錢。”
周恩來道：“長沙一解放，華南地區下一步的主要目標就是白崇禧了，主要戰場是湘南和廣西，可望在年底前結束。不過，四野來電說部隊極疲勞，發病率高，非戰鬥減員嚴重。我看是不是休整一個時期？”
“二十天夠不夠？二十天吧。”
毛澤東稍微停頓了一下，習慣性地點燃一支煙，接著說：“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要全麵展開才好，我想請程潛提前晉京。老先生在國民黨中是三朝元老，位重資深，靠過來當要勇氣，我們可不要怠慢了人家。”
周恩來道：“晉京的具體事宜我來安排。”
毛澤東點點頭：“老先生來京時，我準備到車站去迎一下，一是表示個尊重，二是表示個態度。綏遠和新疆的問題也可以揭蓋子了，原計劃是趕在長沙前麵的，緩了一緩，也好，趕了政治協商會議，趕個火候。”
周恩來將身子向毛澤東側了側，說：“傅宜生說，蔣介石向綏遠增補了一千九百兩黃金，還給董其武委了個西北軍政副長官，想以此收買人心，怕是晚了一些。”
毛澤東爽朗地笑了：“老一套，馬後炮！要傅宜生轉告董其武，黃金收下，多多益善麽，不過，這點錢怎麽解決董其武的經濟困難？我們也撥10萬吧，用現洋，再請傅宜生親自跑一趟，解決實際問題。”
周恩來用商量的口吻道：“我們是不是請傅宜生來商量一下？”
毛澤東又點點頭：“今晚吧。”
緩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是傅作義一手提拔起來的部將，從營長、團長、師長、軍長，一直到綏遠最高軍政長官，無不與傅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對傅的言旨也是無所不從。
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董其武即乘飛機直抵北平，到中南海居仁堂求見傅作義。傅作義是略有些吃驚的：
“現在這麽亂，你跑來幹什麽？”
董其武不改忠誠本色，說：“正是這會兒我才要來看看你。”傅作義歎了一口氣，道：“你來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內情給你談一談，我是拚了三個死的：一個是，和共產黨打了幾年的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務可能要隨時殺死我；三是，咱們內部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拚著三個死，決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義停頓了一許，接著又解釋說：“我也不是不能走。蔣介石先後派了蔣緯國、鄭介民、徐永昌等來勸我大軍南撤，並任命我為東南軍政長官。蔣緯國還帶來了蔣介石的親筆信，說什麽‘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等語，我都拒不接受。同時，美國海軍司令白吉爾等先後飛來北平，勸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以海軍全力支持我們。我當即義正詞嚴地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能辦得了。現在看，我是走對了的，局勢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曆史的發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雙眼一眨不眨地看著傅作義。
傅作義又說：“你回去告訴咱們的幹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寧夏去，那可能的嘛。現在呢，不要多久全國都要解放了。除非你有錢，把家屬送到外國去，否則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染了，急切地問：“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有沒有提到綏遠？”
傅作義搖了搖頭：“綏遠的問題等見到毛主席之後再定吧。”
49年2月22日，傅作義偕鄧寶珊、閻又文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
當晚，毛澤東、周恩來到住處看望他們。
傅作義是頭次見毛澤東，難免有些緊張，啪地一個軍禮，臉上掛著近乎肅穆的神色。毛澤東連忙抓住他的手搖了搖，風趣地說：
“宜生，過去我們在戰場上見麵，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義內疚深深：“主席，我半生戎馬，除抗日外，罪惡不小。”
毛澤東“哦”的一笑：“北平和平解放，宜生功勞很大！”
傅作義的臉色舒展了些。
周恩來接過話：“共產黨看人從來功是功，過是過的，這些你也初步體會了。傅先生，聽說你當初搞罷戰求和是準備冒‘三死’的，是不是呀？”
傅作義垂眼一笑，多少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擔心總是難免的，過來就好了。”
說話間，毛澤東掏煙，順手遞一支給傅作義，傅作義推卻了，他便自己點燃深吸一口，繼續往下說：“我準備把俘虜你的人員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讓他們到綏遠去。”
傅作義一臉的疑惑：“給我，我怎麽處理呢？還要送到綏遠，為什麽呢？”
“國民黨不是一向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嗎？他們到了綏遠，可以現身說法，共產黨對他們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這樣可以幫助在綏遠的人學習學習，提高認識嘛。也有利於綏遠問題的解決。”
談到綏遠的具體問題，傅作義格外上心，專注地看著毛澤東。
毛澤東彈彈煙灰，淡然一笑，說：“有過北平的和平解決，綏遠的問題就好辦多了。不過，我們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們起義。還是以前說的，給你們編兩個軍。對於你們來說，走革命的道路，要過好幾個關，但主要是過好軍事關。這一關過好了，以後土改關、民主改革關，將來還有社會主義關就好過了。”
傅作義是深深感受到毛澤東的魅力了！
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7屆2中全會上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綏遠方式”。他說：
“什麽是綏遠方式呢？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以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以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製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這個方式的提出當然不是無的放矢。
●歸綏始亂，董其武主和。毛澤東減輕董其武的壓力。談判還是北平談判的老班底，停火線有分歧，傅方代表耍了一個小詭計。協議草簽，毛澤東接見談判代表：“這個方子治這個病最好，但不通用。”
48年9月5日始，華北人民解放軍第3兵團為配合遼沈戰役，發動了察綏遠戰役，至11月6日止，先後解放了豐鎮、隆盛莊、集寧、涼城、和林、清水河、托縣、武川、薩拉齊等地；49年初，第3兵團又向綏遠省會歸綏挺進，前鋒直抵旗下營。
聞訊，歸綏城裏慌亂不堪，國民黨軍政人民尤為驚恐，猶如熱鍋上的螞蟻，有的焚燒卷宗，攜帶家眷，亂哄哄地爭相逃命；有的拖兒帶女，聚集車站，想早坐車向包頭先撤。
綏遠省會大廳裏也熱鬧非常，一大批軍政官員蜂擁而至，以國民黨綏遠省部委員、省建設廳廳長潘秀仁，省財政廳廳長張遐民為首的一批政客圍繞董其武吵嚷嚷的，要求其立即西撤後套。董其武因在密動觀望著北平的舉止，對北平的情況是有些數的，心裏也傾向於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故而，回答他們的話便沒有好口氣：
“撤？怎麽撤？這麽一個大攤子，用什麽作保障？經費呢？物資保障呢？傳我的命令，一切維持原狀，盡量避免和共軍作戰！”
董其武也確實有他的困難，綏遠國民黨軍隊組織龐雜，番號眾多，共有一個軍（含三個師）五個師八個旅又四個團，共計80000餘人，但真正有戰鬥力隻有陸軍獨立第7師和第258師，其他大多是地方團隊和抗戰勝利後改編過來的偽蒙武裝，武器裝備不全，人心不整，可以說是不堪一擊。另外，由於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的節節勝利，綏遠日陷孤境，物資補給十分困難，加上蔣介石不肯撥錢撥糧，綏遠所有部隊降到了維持生計的最低限度。這樣的部隊怎麽打，又怎麽撤？
針對綏遠的情況，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對應的措施，一方麵加強對董其武部隊的爭取工作；一方麵在和平解決北平的同時，醞釀了和平解決綏遠的主張。
2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人民解放軍立即停止對綏遠部隊的進擊。
2月12日，中央軍委複電華北野戰軍第3兵團政委李井泉，詳細闡明了對綏遠部隊的方針。這是經毛澤東親手修改後的電文：“井泉7日10日電悉。目前董其武、鄧寶珊在綏遠部隊及其他人員尚有4—5萬人（實際為80000餘人），用改編方法徹底改造並在綏遠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須在我軍占領蘭州、寧夏，以兵力由寧夏進占五臨之後。目前應讓董部照原樣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綏路許其通車，商業許其流通。董部番號不要改變，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後套讓出綏包歸我，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董鄧給養不足，可考慮予以補給，或者包頭屬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條線境。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著為由，要求保存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此事已與羅榮桓同誌麵談，請林羅按此方針與傅鄧談判。在解決鄂友之匪部後，我方部隊即不要再向彼方進擊，如董其武自己讓出歸綏，則可占歸綏，否則暫在歸綏卓資山間劃一界線，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與林羅薄麵談，並來中央參加3月1日的2中全會，楊羅、楊李兩兵團須於3月協同徐周部奪取太原，並解決大同問題，然後西進，協同西北我軍奪取西安、蘭州，現在不宜派兵去綏遠。”接到電報後，進占到旗下營的我人民解放軍迅速後撤30公裏，到卓資山整訓，以減輕董其武部的壓力。
與此同時，我人民解放軍進行了統一戰線的教育，允許董其武部軍人、群眾到解放區來往通商，停止組織董部嘩變的一切措施，並改董部為友軍稱號。
至此，歸綏局勢漸趨平靜。
綏遠問題的談判是從2月初開始進入議題的。
解放軍入北平城不久，林彪、賀龍、聶榮致、羅榮桓、陶鑄在北平飯店宴請傅作義。
席間，林彪下意識地咳了咳，眾人便都把目光投注到他身上。他對著傅作義道：
“傅將軍，通縣談判時，決定綏遠問題在北平解放後再談，現在中央決定綏遠問題由賀龍和傅將軍商談，請傅將軍指定談判人員。”
林彪的話很凝練，正因為如此，才不顯感情色彩。傅作義正了正顏色，沉吟道：“我想讓幾個參加北平談判的代表繼續參加綏遠問題的談判，即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三人。”
賀龍笑道：“老朋友好辦事，好嘛。我方擬派李井泉、潘紀文兩同誌為代表，讓他們就在北平商談如何？”
傅作義點了點頭。
這後，雙方代表在北平飯店設立了聯絡辦事處，就綏遠問題進行了一係列緊張而秘密的協商。
最初商談的是停火線的劃定，草擬從卓資山縣旗下營北山後大灘到清水河縣境內的黃河北岸喇嘛灣村，幾番下來，意見基本統一了。有爭議隻是喇嘛灣村。當時，喇嘛灣村屬解放區，但由於該地緊靠黃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適合種鴉片，故傅方堅持要劃到董的駐防，而我方以解放區為由，不肯讓出。
雙方停火線初步確定以後，中共中央決定綏遠和平解放的商談由華北局聶榮臻、薄一波負責，於是，華北局增派了張友漁為談判代表，繼續進行會談。
這中，傅方代表耍了一個小小的心計。3月29日淩晨5時左右開始會談時，王克俊拿出了一封董其武致傅作義的電報，稱：全麵和談即將開始，如成功，綏遠問題自隨這解決；如不成功，綏遠本邊陲之地，亦無關緊要；現在，雙方如互派代表處理問題，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綏遠補給有被斷絕之可能。關於交通貿易諸問題，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決，以人民的身份進行交易。
我方代表潘紀文看了電報，估摸是傅作義的代表假造的作為拖延商談的口實，遂不客氣地指出：
“我們是以傅作義將軍為商談對象的，與董其武並無直接關係，如果你們認為傅作義將軍不能代表董其武，不願再談下去，我們立即停止會談。如認為可以代表董其武，願意繼續會談，我們並不會因為有此一電而拒絕會談。會談與否，請你們速報傅作義將軍，我們將根據傅作義將軍的意見作決定。”
王克俊一臉的尷尬，連忙說：“哪裏，哪裏，我們隻是將情況通報貴方一下，董其武將軍的工作將由傅將軍去做，我們繼續談，繼續談。”
一段“花絮”遂告結束，會談繼續進行。
至4月9日，雙方會談的意見趨向統一，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草案文字。但我方代表堅持注了“即草案須向由傅作義將軍立即派人送綏遠，經與董其武將軍商量再作最後決定”的附注，傅方代表沒表示異議。
4月23日，傅作義派原第104軍軍長安春山和自己的隨從參謀劉庸生攜協議草案赴綏，並帶去了傅作義的一段話：
“毛主席說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告訴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內部的工作，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要體會毛主席留等綏遠起義的寬大政策，團結一致，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損失。”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動了，說：“我一定會盡全力的！”
果然，二十天後，綏遠省政府和軍方首腦一致通了協議條款，之後派綏遠省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康保安攜協議草案上北平麵交傅作義，並代表自己簽字。
5月28日，雙方代表在北平西交民巷東口的銀行俱樂部會議室舉行協議草案簽字儀式，雙方的代表是：
傅作義方麵：傅作義、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
華北局方麵：董必武、薄一波、張友漁、楊秀峰。
在協議上簽字的是董必武和董其武（康保安代表）。
《綏遠和平協議》草簽的當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傅方會談代表，笑吟吟地：
“哦，你們商定的綏遠和平條款我看了，就按那執行吧。不過呢，不要登報，因為你們沒有寫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綏遠和平解放。不然別處要求‘綏遠方式’，那我們就難辦嘍。這隻能說一個方子治一個病，綏遠有綏遠的特殊情況，天高皇帝遠，蔣介石一時伸手抓不到，又有宜生作表率，作督促，怕以這個方子治這個病最好。但不通用，如果把霍亂當流感治豈不麻煩？”
眾人就輕輕笑了，傅作義說：“主席，你看綏遠問題什麽時候宣布為宜？”
毛澤東道：“依我看，過渡過渡，宣短不宜長，否則，湖南和新疆的起義要走在你們前頭囉。”
●歸綏工作組進不了歸綏，特務和頑固分子揚言要“一鍋端”。董其武深表不安，致信歉意。複信再度被扣。工作組進歸綏比計劃晚了二十天。
6月14日，傅作義派王克俊離平赴綏，協助董其武執行和平協議。王克俊到達歸綏市東郊時，董部第111軍軍長劉萬春率隨員在此間等候。劉萬春對和平協議是頗有些不滿的，遂耍了一花槍，對王克俊連哄帶嚇的：
“王兄，協議千萬不能公開，否則，怕要出亂子。再者，你們住下來後，白天不要進城，也不要上街，這裏亂得很，經常有人打黑槍，萬一您有個閃失，我們就不好向傅長官交代了。”
王克俊半信半疑的，見了董其武後問他，董其武有些生氣：“胡扯！”
6月24日，董其武、王克俊召集高級軍政人員開會，宣讀了關於和平解決綏遠的協議。
7月8日，董其武向各部隊長宣布協議案。
但是，此時綏遠的局麵確實很複雜，特務和土匪都很猖獗，閻錫山又利用綏遠部隊與山西的曆史淵源拉攏收買綏遠部隊的一些軍官，企圖挑起叛亂。為此，王克俊電告傅作義，稱：“我公如能蒞綏，作短期之親自安排，可能不致發生意外，即使處治一二人亦未為不可。一切困難，均可解決，閻之挑撥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
傅作義接到電報後，旋複電董其武、王克俊，要求其堅決粉碎閻錫山之陰謀，同時，傅又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澤東，信中說：“綏遠問題盡快徹底解決為宜，所謂夜長夢多，請主席早為抉擇，使綏遠成為解放區，綏遠部隊成為解放軍之一部。”
6月20日，中共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根據中央的部署作出了關於“執行綏遠和平協議”的決定，擬建立黨的歸綏工作委員會，成立政府住綏聯絡處，設立華北貿易總公司住綏辦事處、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駐歸綏辦事處、鐵道部張家口分局平綏鐵路西段辦事處等。
決定形成後，政府駐歸綏聯絡處即告成立，抽調了潘紀文、魯誌浩、何樹聲、李貴等二十餘名富有統戰經驗的骨幹人員，以潘紀文為聯絡處處長、魯誌浩為聯絡處主任。但是，由於特務和頑固分子揚言要把聯絡處“一鍋端了”，再加之聯絡處人員對歸綏具體情況不是十分熟悉，聯絡處便遲遲未能進駐歸綏。
這情況為董其武獲知，深為不安，7月1日親筆致信潘紀文、魯誌浩：紀文、浩誌二兄大鑒：
綏遠問題協議蒙毛主席因傅先生北平和平之方針而特別照顧，弟站在目前職責上，實深感荷。兄等幸能蒞綏指導協助，私心尤為歡迎，惟以幹部思想正在打通，準備工作未能迅速完成，更因特務組織之解散，分子之清除，目前已進行至重要階段，魯兄等啟程日期，未接北平之電告與兄等之通知，以致今日倉促失禮，殊為不安，故派克俊、保安前往說明實際情形，並致歉意。弟決本毛主席照顧綏遠原則，與傅、鄧兩先生之意而簽訂之協議案，克服困難，悉力以赴。然以特務、頑固分子之垂死掙紮，及準備工作在未徹底完成前，誠恐影響協議案之精神，而對兄等到綏後工作之進行與個人之安全有所顧慮，因而請稍緩時日，以便奠定將來工作開展之基礎，而免如克俊到綏後遭到了無謂刺激與工作之阻礙。據克俊、保安今日返回轉達魯兄與各先生之分析，兄等到綏後有利於情勢之發展，及事實需要之準備工作的意見，弟權衡至再。為雙方兼顧，為實際需要，更為目前及將來工作開展之順利起見，務請魯兄偕必要幹部三五人先行蒞臨商酌進行。此種苦衷除電請傅先生轉請華北人民政府諒解允準外，茲再派康保安迎迓。並附到北平電稿一份，請閱奪為荷，專此敬頌。
旅禮
弟董其武特啟
7月1日潘紀文、魯誌浩接信後，立即複信派人與董其武聯係，但不料“黃鶴一去無消息”，至7月9日，仍不見回音。為此，華北政府派魯誌浩、何樹聲、曹文玉三人先行入綏，與董其武麵談聯絡處進駐問題，他們到董其武處才知道董其武根本未收到回信。
又是第111軍軍長劉萬春在作祟，他扣壓了信未呈！
7月11日，我進駐歸綏聯絡處人員決定排除幹擾，毅然成行，26名代表全部於當日到達歸綏。但綏遠部隊內部鬥爭十分複雜，第111軍軍長劉萬春再次跳出來阻撓，無理要求聯絡處人員的武器歸他集中保管，規定聯絡處人員不準上街、不準輿論宣傳、不準公開活動等。進駐工作再一次受挫，一直拖到7月20日，在董其武的直接幹涉下，駐歸綏聯絡處才算正式進駐歸綏。
聯絡處進駐歸綏後，歸綏各界反響十分強烈，民眾奔走相告，無不喜形於色，但是，工作組遇到的阻力也十分大，除特務的破壞和阻撓外，綏遠當局的內部分歧也頗為強烈，尤其是軍方的。進駐初，董其武曾設宴歡迎我聯絡處人員，董方廳局長、議長及社會知名人士出席者達三十餘人，唯軍隊方麵僅孟昭弟一人！
針對此，我聯絡處人員進行了一係列活動：拜訪軍地知名人士，深入到工礦、學校、民眾團體等人民群眾中，廣泛宣傳和平政策，倡導敦促綏遠當局和部隊消除對立情緒，取得了良好的反響。
與此同時，聯絡處人員協助董其武進行了一些重大的革新措施：
一、成立綏遠革新運動委員會。董其武親任主任委員，下設會員20餘人，提出“綏遠要接受教訓，推行革新，革除舊弊，振刷新機”的主張。
二、改組省府機構。一合並，二裁減，將原來的二十多個單位縮至四廳二處，廳、處長由革新幹部擔任，解除了一部分阻撓和平的頑固分子的職務，如潘秀仁、張遐民、杜品之等。
三、成立人事委員會。改革人事製度，將幹部統一任用、考核和訓練。
四、設置革新學院，以作培訓幹部之用。董其武親任院長。
五、調整部隊官佐。將送至綏遠的原傅作義的部下安置到部隊重要崗位任職，把替換下來的官佐送革新學院學習。
六、設置督訓處。以原第9兵團副司令官兼整編第5騎兵旅旅長衛景訓為處長，督訓部隊整頓軍紀，鞏固部隊。
七、改進輿論宣傳。特派人進入省政府機關的《奮鬥日報》社，以其為陣地，大力宣傳和平解放的意義。
八、組織軍、師、旅三級將軍學習，統一對和平起義的思想認識。
以上這些實質性的行動以後，綏遠實行和平協議已趨明朗化，但這也使特務和頑固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忌恨，他們把仇恨的焦點對準了駐綏聯絡處人員。
●工作組成員王士鑫血染歸綏城，毛澤東表態綏遠方式不變。蔣介石派出老說客徐永昌，毛澤東請傅作義歸綏行。徐永昌撒賴，傅作義用計，徐果然逃之夭夭。綏遠方式實現。
7月24日，一個陽光明媚且看去很平靜的日子。
吃過中飯後，聯絡處鐵路工作組秘書王士鑫邀了王保堂、光棣、陶俊4人到歸綏舊城去買東西，買了東西打轉經過新城歸綏警備司令部時，突然從旁邊竄出幾個便衣，惡狠狠地叫著“不準你們自由行動！”並要強行搜查。
王士鑫十分氣憤，斥問他們：“我們是來協助董其武將軍執行和平協議的，你們有什麽權利搜查？我們難道連行動的自由也沒有了嗎？”
這時，圍觀的群眾漸多，那幾個便衣理屈辭窮，轉身便溜走了。
王士鑫他們以為是個小插曲，過去就過去了，也沒太放在心上。可是，當他們走到新舊城之間的大馬路附近時，那幾個便衣又從背後追上來，猝然扔出了兩顆手榴彈，當場把光棣炸為重傷，隨之，十幾個武裝暴徒和便衣端著槍狂叫著從四麵衝上來。我聯絡處工作人員手無寸鐵，被動撤退，這時暴徒開槍了，將王士鑫和陶俊打為重傷……
我聯絡處人員得知消息後迅速趕來，將受傷人員趕送醫院救治，但王士鑫由於腹部被子彈打穿，失血過多，以身殉職了。
事情發生後，聯絡處負責人緊急約見綏遠當局負責人，嚴肅地指出：這是一件反革命他子破壞和平的嚴重事件，當局負不可推卸的責任，要求當局立即追查嚴懲凶手。同時，為安全計，聯絡處將考試撤出歸綏。
董其武聞訊後急了，一麵嚴令追查凶手，於當晚將凶犯——國民黨第258師段錦堂團2營6連長李錫慶抓獲，並就地槍決；一麵馳電北平，向傅作義報告了這一嚴重事件。與此同時，董其武親自聯絡處慰問，協商處置措施，並請求聯絡處繼續留駐。
北平的傅作義收到董其武電報後，深感事態嚴重，極有可能影響到談判大局，連忙趕到中南海求見毛澤東。
毛澤東在居仁堂接見了他。
傅作義一臉的沉重，說：“主席，綏遠今天發生了襲擊工作組成員的惡性事件，這是我工作沒有做好的緣故，特來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點點頭：“這事我已經知道了。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總會有曲折，不要因此而影響我們的政策，我以為，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
傅作義的眼睛有些濕潤了：“我馬上將主席的指示電告綏遠方麵。”
毛澤東繼續談道：“這個事件是國民黨特務的一個陰謀，目的在於激怒我們，使和平破裂，我們不要上他們的當！請你轉告董其武將軍，值此局勢險峻之際，尤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凡事多加注意，國民黨當局和國民黨特務不會就此罷休的，還會使出他們低劣的伎倆的。”
……
這後，毛澤東就此事件又向華北局作出具體指示：
一、聯絡處不撤出歸綏；
二、王士鑫烈士隻開追悼會，不搞遊行，更不準抬屍遊行；
三、對綏遠的政策不變，一切來往照舊。
有了毛澤東的具體指示，綏遠和平解放的進程又納入了正常的軌道，但是，國民黨殘餘集團也加緊了對和平起義的阻撓和破壞活動。
7月29日，蔣介石派原軍令部次長徐永昌和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從廣州飛到陝壩，邀董其武等人到陝壩麵談。徐永昌因為有過在北平與傅作義“拉交情”的尷尬，這一次便直奔主題：
“董將軍，我們來的意思是很明了啦，蔣總裁的意思是令你部迅速西撤，和寧夏、青海、甘肅連成一片，以鞏固大西北，作為長久性的反共基地，等待時機，和共軍決戰，收複我之失地，統一中國。萬一不成，撤至緬甸也是個大勝利。”
董其武如聽癡人說夢，但時機未到，還得和他們周旋，他說：“我始終弄不明白的是，北平解放同綏遠有什麽關係？為什麽停止了對綏遠部隊的一切補給呢？這不是要困死我們、困散我們麽？要我們部隊西撤，可以，可古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必要的物資補給和武器彈藥的補充是必需的吧？這幾個月的欠餉都得如數補發吧？我們部隊的士兵、班排長大多是綏遠當地人，總得讓他們安安家吧？”
徐永昌和王叔銘對看了一眼，這理由似乎無懈可擊。徐永昌說：“這個問題我們能隨便定，回去研究後報總裁才能告訴你，但你的部隊必須向西撤！”
董其武來也個針鋒相對：“我說過，西撤可以，但必須先補給我們部隊！”
也許是覺得還有空隙可鑽吧，徐永昌和王叔銘回廣州不久，即向綏遠發電，稱：給綏遠補發糧餉1900兩黃金，即日由空軍運至，望董將軍依諾行事雲雲。與此同時，廣州政府又簽發了一張委任狀，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孫蘭峰為第9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副司令長官。
董其武當然清楚他們這一明升暗降的伎倆，無非是想將綏遠兵權歸屬到第9兵團名下，然後脅其西撤。所以，他也非常硬氣地回了一電，稱：我無統領西北全局之才能，請選派賢能來綏遠接替我的一切職務。
此之前，他已將此情況電告了北平的傅作義。
中共中央從傅作義處獲知綏遠的情況後，毛澤東委托傅作義、鄧寶珊攜10萬慰問金和大批慰問物資赴綏遠慰問。
8月24日，傅作義率隊起程。
董其武得到消息後，欣喜異常，令綏遠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康保安到解放區集寧迎接，令歸綏部隊督訓處於衛景林率史國璽的一個營乘鐵甲車到旗下營迎接。
8月25日下午5時，傅作義到達歸綏車站，董其武又親率一大批軍政要員到車站恭迎。規格之高，無可比擬。而且，為保證傅作義的安全全城處入戒嚴狀態。
傅作義到達歸綏後，立即進入了工作狀態，分別與董其武、劉萬春等高級將領進行了不起談話，尤其是劉萬春，因為曾有過一些阻撓起義的行為，傅作義更顯語重心長：
“我也和你一樣，贈送有過無法排遣的精神痛苦，也擔心和平完成後會關禁閉，甚至坐牢，但事實很深刻地教育了我。我從國共兩黨的比較中得出了一個結論：共產黨必定勝利，國民黨必定失敗。這絕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種結論，更是一種政治上的結論。”
傅作義是綏遠部隊的老長官，這支部隊就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劉萬春也一直是他的老部下，這番話當是金玉良言。
8月26日，傅作義分別傳見駐歸綏軍政官員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
8月27日，孫蘭峰來到歸綏，傅作義與其進行了麵談。之後，傅作義在至28日兩天內巡視了駐歸綏4個團，向官兵發放了慰問金並嘉勉。
8月29日，傅作義、鄧寶珊由董其武陪同離開歸綏，抵美岱召，在此與一個旅又兩個團的官兵直接見麵。
8月30日，傅作義傳見駐包頭一個步兵師的營以上軍政長官，並調整包頭駐軍。至9月3日，孫蘭峰兵團司令部及王崇仁的第326師營以上官佐全部傳見完畢。
……
9月10日，董其武陪同傅作義進入包頭，並在此召集綏遠部隊所有軍、師、旅將領和地方高級官員參加的會議，闡明了和平起義的宗旨和意義，闡述了共產黨和平解放綏遠的方針和政策，基本統一了思想。
9月16日上午，董其武令緩遠省辦公廳主任李忠孚和閻又文起草綏遠起義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通電稿，中午即告完稿，交傅作義閱示，傅作義閱過後即用電報拍發北平呈毛澤東閱示，毛澤東看完批道：此電甚好，隻是要把蔣李閻的名字寫出來，因為這是曆史文件，免得後人不知道蔣李閻是誰。董其武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立即將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名字添列上去，並用紅綢將文電繕好，準備由領銜將領和地方高級官員簽名後發出。
綏遠大功即將告成。
聞知傅作義到綏遠頻繁活動，在廣州的蔣介石集團的一班人急紅了眼。
9月7日，大特務頭子毛人鳳急電潛伏在綏遠的特務趙思武，電文殺氣騰騰：“傅作義認賊作父，拱手讓出華北。近聞該逆潛伏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著速就地刺殺，本局當有重賞。”
這後不久，蔣介石再派徐永昌飛綏遠，帶著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邀傅作義到廣州“共商大計”。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給傅作義發了一個電報，報中之詞可說是一片“苦心”：“宜生得以返綏遠，正如餘當年從西安返南京一樣，如魚入海，自由得還。想當初一念之差，鑄成今日危亡大錯，痛心疾首。而今切盼宜生三思，當機立斷，勿在踏中以德貽害黨國，追悔莫及之覆轍為其假情假義，戲迷離迷，誤國與誤部下也。”
這封電報剛收到，廣州要人的“急電”又接二連三發來，大有電報“轟炸”之勢：
蔣介石致電孫蘭峰：“聞傅、鄧到綏，急欲晤談，著轉詢傅先生派機去接之時及地點。”
李宗仁致電董其武：“轉詢傅先生在綏情形，並請約定時間地點，北來晤談。”
閻錫山致電孫蘭峰：“黨國事大，希轉請傅先生早日來廣州。”
……
麵對這些信件和電報，傅作義淡然一笑，對徐永昌說：“國民黨喪盡軍心民心，大勢已去，任何人都不可能挽回，我去廣州徒呼奈何？況我自和平起義之日始，便從沒有打算射回頭箭，你無須多說了！”
徐永昌見傅作義其心甚決，再說也沒有什麽作用了，遂另生一計，他知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9月21日在北平召開，傅作義肯定要在會前離開綏遠回北平開會，便想找借口遲延離開綏遠，待傅作義離開後再施詭計。
第二天，他便“患病”住院了。
傅作義見他撒賴，是又好氣又好笑，和鄧寶珊商量了，決定聽他一嚇，由鄧寶珊去見他，煞有介事的：
“徐次長，怎麽你病了？這裏氣候不好，要注意！宜生已讓董其武主席給你安排了一個好醫院，讓你住院治療，並讓你領銜帶領綏遠起義，不要再回去啦。起義後，我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
徐永昌一聽臉都白了，雙手直搖：“不行，不行，我對共產黨還沒有認識，明早我就走，不妨礙你們的事情。”
果然，第二天一早，徐永昌爬起來就跑，但到底是不快意，臨上飛機還罵罵咧咧的：“媽的，打雁的給雁啄了眼，見鬼，等著瞧吧！”
徐永昌一走，傅作義、董其武即著手舉行通電起義儀式，綏遠區軍、政及蒙、漢、回各方麵代表人物39名莊重地在通電上簽了名，並立即發出：“我們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的起義，並莊嚴地向人民宣布：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殘餘集團，堅持走到人民方麵來……”毛澤東收到綏遠起義的通電，欣然提筆複電，並於翌日上午以毛、朱名義發出：董其武將軍及在貴將軍領導下的綏遠軍隊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界同胞們：
看了你們9月19日的聲明，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從傅作義將軍領導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歡迎，反動派表示反對。反動派還企圖破壞綏遠軍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終歸失敗，你們已經率部起義，脫離反動派，站在人民方麵了，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製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無疑的，綏遠和平解放的喜訊，是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最好的禮物！
●毛澤東約見張治中，說：“文白先生，我是有求於你，不知你能不能幫這個忙呀？”張治中說：“主席，我早有這個意思了。”張治中致電陶峙嶽、包爾漢，陶、包明確表態。
綏遠一解放，新疆問題也是揭蓋子的時候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隆重開幕的當天，毛澤東就新疆的事疾書張治中：文白先生：
……前次先生致陶峙嶽電，我在電尾加了幾句話，要陶與中共聯絡員鄧力群妥為接洽。鄧力群已由伊寧於15日至迪化與陶、包見了麵，談得還好。關於周、黃（指第120軍軍長周嘉斌、第91軍軍長黃祖勳）兩軍，自向甘涼肅退後，現至何地不明。已電彭德懷同誌注意與該兩軍聯絡，不采殲滅方針而取改編方針，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緊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蘭州談判外，周、黃自己應迅速主動派代表去前線認真談判，表示誠意。因我軍已由蘭州青海分兩路向張掖疾進，而周、黃自天水西撤後，沿途派人談判均未表示誠意，一麵談，一麵跑（大概是懼殲，圖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線將士有些不耐煩。（兄給周嘉斌信已送達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現在先生如有電給周，可由鄧力群交陶峙嶽轉去。
敬問日安！
毛澤東
9月21日9月21日，張治中接到毛澤東的信後，立即致電陶峙嶽和包爾漢，囑咐陶峙嶽立即派人與彭德懷副總司令接洽宣布起義，並要求陶峙嶽以自己的名義電示在河西的周嘉斌、黃祖勳兩軍接受陶峙嶽的命令，直接派人與解放軍前線將領接洽，以示誠意。
陶峙嶽接電後，一麵電示周、黃兩部接受命令，一麵加緊了起義的緊張運作。9月25日，陶峙嶽即將擬好的起義電文交梁客潯設法發出。因當時新疆與各地的電信聯絡均告中斷，一時竟找不到接報電台，無奈間，梁客潯找到新疆電信局局長王叔章，要他無論如何發出此電，王叔章便通宵達旦守在發報機旁，反複呼號，終尋到了張家口解放軍某部電台，因該電係致毛澤東、朱德的起義電，該部欣然接收，並立即轉報北平。
至此，新疆和平解放遂成定局。
新疆的和平進程，是與中共中央的極力促成分不開的。
49年5月，周恩來委托原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迪化市市長屈武趕回迪化，暗中策動新疆的和平起義，自此，新疆的和和談納入中共中央的策反大事中。
9月8日，即青海省會解放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就新疆問題在中南海約見了張治中。
張治中字文白，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唯一沒有與中共交過戰的。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便親切地稱他為“和平將軍”，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非同泛泛。49年初，他又受命領銜和中共進行和談，然和平條款形成之日，就是國共和談破裂之時，張治中欲返回覆命，周恩來受毛澤東之托極力挽留，可說話重深長：“文白先生，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我再不能對不起你了。”
張治中深受感動，欣然接受勸告留了下來，之後仍致力於和平事業。
毛澤東見到張治中是一臉的笑意，少有的迎出門外，一邊握手一邊親切地道：“文白先生從不爽約，歡迎，歡迎。”
張治中文靜地一笑，玩笑道：“君命不可違呀。”
毛澤東大手掌一劃拉：“我算哪門子君？門君？灶君？”
說罷，毛澤東爽朗大笑，張治中被感染了，笑意盎然，卻依舊不失他文將軍的本色。
落座後，毛澤東話入正題：“文白先生，請你來，是有求於你。早兩天，西安已被我西北軍解放，現西北軍分兩路向新疆進發，不日即可到達預定位置。新疆的解放是遲早的問題，關鍵是打還是和，我是寄希望於和的。你對新疆的情況熟悉，陶峙嶽和包爾漢又對你信任至深，就我所知，隻要你去電，他們一定會照辦的。不知文白先生肯不肯幫這個忙呀？”
張治中道：“主席，我早有這個意思了。但是，5月份以來，我再沒和陶峙嶽、包爾漢聯係過了，現在不知怎樣才能聯係上？”
毛澤東道：“這個你別擔心，我們已經在伊寧建立了電台，你的電報，可發至伊寧再轉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寧負責的鄧力群同誌。”
張治中道：“那太好了，我回去立即著手這個工作。”
9月10日，張治中發電陶峙嶽、包爾漢，是經鄧力群轉的，電文稱：“……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治深知毛主席對新省各族人民、全體官兵、軍政幹部，常表關切，必有妥善與滿意之處理……”張治中為人謹慎，慮事周全，又因和陶峙嶽關係更近一些，第二天再單獨致電陶峙嶽，就軍隊關係，軍隊調動，將領態度，民族分歧，對外關係，物資保障等問題詳細詢問了，並仔細叮囑了注意之事項。
9月15日，鄧力群攜電報由伊寧秘密飛抵迪化，包爾漢、劉孟純、屈武、劉澤榮等到機場迎接，之後住到了包爾漢家裏，並迅速地陶峙嶽、陶晉初、梁客潯等見了麵，轉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和平起義的關注，並轉交了張治中的電報。
9月17日，陶峙嶽、包爾漢聯名複電張治中，這電報也由鄧力群交伊寧電台發出，再由毛澤東轉交張治中，態度十分明朗……自全國和局未成，鈞座留平不返，職等在此，半年來與紹周、孟純、經文諸兄，無時不審慎籌議，在保障國家領土，維護本省和平及避免軍隊無謂犧牲之三項原則下，選擇時機，和平轉變。經長時間之努力，此項主張，業已獲得全疆人士及全軍將士之擁護。除少數法西斯，如馬呈祥、葉城、羅恕人等基於個人之立場，決定率少數幹部，最近趁機離開迪化外，其它南北疆全數部隊，均將就原駐地，繼續維持地方秩序。於馬等離開後，即由峙嶽領導，宣布與廣州政府脫離關係，依照《國內和平協定》，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至政府方麵，在策略轉變時，即同時根據鈞座與三區代表所訂之《和平條款》，邀請三區原有省府委員返迪，恢複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統一、民主、團結政策及本省《施政綱領》，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暫行維持地方政務，聽候中央命令，組織本省臨時人民政府。預計上項工作，在本月內，可以全部圓滿完成……同一天，陶峙嶽又通過鄧力群單獨複電張治中，詳細地匯報了張治中所詢問的各點，指出軍隊關係，民族問題，對外關係沒有大的障礙了，唯最困難的是經費問題，從7月份始，廣州政府便停發了軍餉。這也中，是數月來未敢明確表態的原因之一，但最近經反複催索，廣州政府總算用專機運來了180萬銀元，係勉可維持狀態。
在這後兩天，即9月19日，包爾漢也通過鄧力群轉電致毛澤東，表示省政府之態度：毛主席：
解放軍勝利完成人民解放偉大事業，謹致無上之欣祝，此間對新民主主義及尊重少數民族利益之號召，早具堅強之信心及擁護之赤誠。並為之克服困難。經決定與國民黨反動政府脫離關係，茲已準備一切力量消滅反動勢力，接受領導，俾每一角落共慶新生，以完成貴黨所領導的整個中國之解放。特電敬布衷忱，敬祈亮鑒。包爾漢申皓叩。毛澤東收到電報後，即用一種欣慰的口吻複電包爾漢：包主席：
申皓電悉，極感盛意。新疆局麵的轉變及各族人民的團結，有賴於貴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聯絡各方麵愛國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軍入新疆之行動，為解放全新疆而奮鬥。特此布覆，敬頌勳祺。毛澤東申梗。也幾乎在這同一時候，毛澤東又給張治中寫了那封信，對新疆問題，尤為是周嘉斌、黃祖勳兩部與解放軍談判問題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當雙方電報來往頻傳之際，陶峙嶽已電令駐酒泉的國民黨聯勤總部第8補給區司令曾震五設法晉見彭德懷副總司令，9月14日，曾震五在蘭州見到了彭德懷，雙方就新疆和平起義的一些具體問題交換了看法，並約定了聯絡辦法。9月16日，曾震五應彭德懷之囑，秘密潛到迪化，和陶峙嶽通了氣，之後又複返蘭州，和彭德懷晤談。
9月18日，曾震五電告陶峙嶽關於他和彭德懷的談話內容：昨夜與彭先生詳談新疆河西問題，對公極了解，要旨如下：
一、部隊必須改造到民主化；
二、新省擬設軍政委員會，共同組織；
三、為使我公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徹底措置一切，發揮力量，必須派解放軍一部出關；
四、擬約公於最近在酒泉晤談；
五、王（王震）兵團派武裝快速部隊進出安西，請告介夫（彭銘鼎）至張掖，速與王晤麵，並轉令各部隊在原地停止，候令改編，各自整理；
六、一切問題，彭另約今日4時再談，如可能，明日即回酒；
七、等款已不可能，兩電速與河西同時宣布；
八、葉、羅、馬（葉城、羅恕人、馬呈祥）應速動身離隊。此間對葉頗注意，必要時，此間應安全護送赴港。這封電報獵及的內容頗重要，除具體談到部隊的改造和機構的設置外，還具體的涉及到民族問題和寬大政策，使原來一些準備和葉、羅、馬出走的人迷途知返，留下來參加了起義。
這一點對新疆尤為重要。
●新疆曆來是老大難問題，陶峙嶽采用“懷柔”政策，走出了很重要的幾步棋……
新疆古稱西域，清乾隆以後始稱新疆，並於光緒十年（1884）建立行省。新疆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域，名副其實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然其遠懸塞外，經濟上屬於一種“啞巴筒”狀態，大抵是隻進不出的。
至於新疆的駐軍，曆來是仰仗中央政府“協餉”的。民國初年，關內政局動蕩，新疆的主政者自楊增新、金樹仁至盛世才，都用虛虛實實的辦法，緊縮部隊，節省開支，以維係其統治。盛世才甚至引進蘇聯紅8團，以壯聲威，而他自己的部隊雖有1個師又14個團之稱，實際卻不過萬餘人。1943年，盛世才見德意誌橫行於歐州戰場，遂見風使舵，脫離蘇聯羈絆，投靠了國民黨，並請國民黨派部入新，於是第8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帶6個新兵團徒手入新。
朱紹良與盛世才同在上海當過流浪兒，私交甚篤。朱紹良便利用這一點，從6個徒手團入手起攫權，1944年又稱“保衛安全”見，取得盛世才“同意”後，又開進了兩個美式裝備步兵團，待盛世才醒悟過來，這兩個團的火力可直指督辦公署的新大樓和東花園了。到這時，盛世才隻得乖乖就範，讓國民黨中央軍長驅直入，他則黯然傷神地飛重慶“榮任”國民黨農林部長去了。
盛世才一走，國民政府即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兩個月後，伊梨、塔城、阿山三區爆發武裝暴動。這時，國民黨第29集團軍退至伊寧至烏蘇線上，被三區的民族軍打敗，退至瑪納斯河以東，民族軍則進至瑪納斯河以西，兩軍隔岸對峙，民族軍大有向南疆逼進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張治中領銜進疆。
張治中45年9月13日飛抵迪化的，之後，對新疆進行了一係列政治和軍事的整頓，並通過種種努力和曲折的和談，於46年4月和伊、塔、阿簽訂了和平解決條款，接著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統一、民主、團結”的施政綱領，新疆暫告平靜。
47年夏天，由於一係列的民族事件導致了民主聯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區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麵一時陷於僵持狀態。張治中深為憂慮，遂調整了新疆的軍事負責人，令陶峙嶽以西北軍政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入新主政，同時他向陶峙嶽出示了他迭次向蔣介石建議國內和平的函件和談話記錄，使陶峙嶽有了解決新疆問題的主調。不久，張治中又放手改組了新疆政府，把大土耳其主義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麥斯武德等撤換了，以包爾漢任主席，借謀三區關係的改善和新疆的和平局麵，使新疆的局勢拖下來了。
但是，新疆的局勢仍是十分嚴峻的，尤其是派係林立，政治傾向徑庭，頗令人頭痛。
就軍隊而言，除去各種枝枝杈杈的小派係，主力可劃分為兩大派係。一為中央軍係統，這一派人數較多，裝備較好，團長以上部隊長多為胡宗南嫡係，指揮權、人事權受西安胡宗南遙控，其中葉城、羅恕人、李祖唐、鍾祖蔭、莫我若等人也均為胡宗南派遣；二是馬步芳係統，這一係統主要是整編騎兵第1師，該師全部中級以上軍官均由馬步芳派遣任命，經費亦由青海直撥，可以說是馬步芳的“家兵”。
陶峙嶽雖然名義上是軍事上的當家人，但事實上卻是禮節性的隸屬關係，好在他在西北部隊威信尚好，不然就更尷尬了不起。
部隊尚且如此，地方就更複雜了，派係多於牛毛，但主要的有幾個：一是以麥斯武德、伊敏、艾沙為代表的泛土耳其主義派，這派人兩麵耍刀，一麵擁護國民黨中央，另一麵則與中東泛土耳其主義分子有聯係，他們的基本思想是反共反人民的。二是以烏斯曼、賈尼木汗、堯樂博士為代表的地方頑固派，他們擁有封建特權、牧場、牲畜和土地，還有封建部落武裝，他們的基本態度也是反共反人民的。三是南疆的色以提、烏邁爾大毛拉和哈德萬，他們在宗教界和哈族牧區卓有影響，對和平亦有相當的抵觸情緒……
如此複雜的局麵，陶峙嶽和包爾漢要推行他們的和平主張，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
起義最初是在張治中舊部的上層人士間醞釀的。
49年4月1日，張治中飛北平和談，這前曾召他的原秘書長劉孟純到北平麵授機宜，劉孟純從北平返回迪化後，即召開大型座談會，在省政府和駐軍間廣泛宣傳和談。
4月下旬，李宗仁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張治中留北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這時節，新疆的劉孟純、屈武、陶晉初、劉澤榮、梁客潯等開始交換對時局看法，事實上，這就是醞釀起義的初始。隻不過，他們選擇了一種非常緩和的形式，在輪流請客的杯來杯往中談，方式極隨便，又無多少禁忌，即使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也都總是酒中言，不傷感情。事實上，後來許多對和平起義持反對意見的人都參加了，如葉城、羅恕人、馬呈祥、劉漢東、王增善等人都參加了這一形式的座談，且一直維係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對起義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的。
當然，明確起義意圖，進行起義部署則是在解放軍攻克西安、蘭州後向新疆進軍時的事了。經與劉孟純、陶晉初、屈武等支持起義的軍政要員取得一致意見後，陶峙嶽走出了傾向性很明顯的幾步棋：
一是控製安西大門和玉門油礦。安西是新疆的東大門，玉門油礦是新疆唯一的能源所在，兩地唇齒相依，牽動全局，如兩地失守，新疆的後果是淪喪國防，行動癱瘓。與此同時，在蘭州解放前後，胡宗南的第91軍和第120軍已集結於高台、酒泉一帶，一旦從此入新疆，新疆的和平可能成泡影，不可不防。為此，陶峙嶽派總部警備團長毛希屺率兩個營進駐安西，守衛甘新大門；派第187旅副旅長劉掄元率兩個營進駐玉門油礦，保護油礦安全，並明確規定，這兩支部隊僅接受他的命令。
二是控製軍官訓練班，約束反起義人員。迪化的新疆軍官訓練班原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9分校，分校原主任是宋希濂，分校的學員有相當一部分是宋的舊部。宋調鄂後，這一部分下級軍官也有意東去，情緒極不穩定，且他們平素中毒較深，蠢蠢欲動，頗難駕馭。如49年軍校校慶時，劉孟純在講話中暗示和平為必然趨勢，竟遭這些人的辱罵。為此，陶峙嶽撤換了一批暗中慫恿他們的教官和主管，將總部參謀處長文升喬任命為教育長，進行鐵杆控製。
三是和趙錫光會晤達成一致意見。趙錫光是新疆警備總司令的副總司令，又是南疆警備司令兼整編第42師師長，在新疆亦有舉足輕重的作用。8月15日，陶峙嶽以檢查部隊補給為名，偕聯勤總部新疆供應局局長郝家駿、政工處長梁客潯，電約趙錫光在焉耆會晤，兩人在沒有第三者的情況下，密談近一天，取得了認識上的一致，並決定一致行動：北疆由陶峙嶽負責，南疆由趙錫光負責，起義後部隊如數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且在解放軍到達新疆時，速派員接洽，避免在民族軍監視下改編部隊。
通過這些有序的步驟，新疆的和平起義進入了緊張的攤牌階段。這時節，起義派和反起義派的鬥爭也尤顯激烈了。
●反對派態度堅決，陶峙嶽掏心吐肺。關鍵時節峰回路轉，葉城深夜求見。陶峙嶽單騎獨闖老滿城……
反起義派是以葉城、馬呈祥、羅恕人為頭的一個小團體，他們手握兵權，又抱得很緊，是阻礙起義的主要力量。
這幾個人中，羅恕人利牙利嘴，態度跋扈，是小團體的“軍師”；馬呈祥不露表情，城府很深，是這個小團體的主角；唯葉城性格軟弱些，感情脆弱些，比他倆要略遜一籌。最初，陶峙嶽是借他們要求內調的口實為由和他們論談的，從新疆的現實和前途著想，曉以利害關係，意在使他們放棄內調，不阻撓準備起義的安排；但他們的政治觀點極頑固，打嘴仗雖說不是陶峙嶽的對手，然內心裏卻是依然。陶峙嶽便隻有打開天窗和他們說亮話了：
“我和你們談了這麽多，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不該幹涉的。但是，我們必須麵對現實，辨別是非，洞察利害關係，千萬不能以感情和意氣用事。你們有人不讚成走和平道路，這想法或許有它的道理，強扭不得，但我們要想到，和平的反麵是什麽呢？戰爭！談到戰爭，必須在作戰上能穩操勝券，後勤上有相對保障，才能夠應戰。我們的軍隊雖號稱十萬，但真正能打仗的有多少呢？再從道理上來說，新疆的問題是地理和民族等問題的綜合，打仗能解決問題麽？所以，無論從新疆的利益來說，還是個人的前景著想，一切都需要運用一種平緩的和平方式解決。說內心話，你們想想，如果新疆的戰爭引發，會是什麽結果？十萬官兵盲目犧牲，地方秩序混亂，人民流離失所，民族仇恨增加！這是何苦來呢？至於我自己，生死榮辱早已置之度外，你們選擇吧！”
陶峙嶽一番掏心吐肺的話，把他們說得默默不作語，羅恕人甚至溢出了眼淚。顯見的在這種重大的選擇關頭，他們也是非常矛盾和混亂的，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他們一些矛盾的做法。
9月8日，葉城秘密向胡宗南發電，請示行動方案，因胡宗南所部正步步敗退，自顧不暇，聯係不上。於是，葉城又改向宋希濂發電，要宋轉向胡宗南請示。
9月14日，葉城召開全師營以上幹部會議，詳盡地部署了撤退和作戰方案。
9月19日，胡宗南急電葉城，令葉城率部轉移南疆待命，並指示對陶峙嶽采取斷然措施。接電後，葉城即和馬呈祥、羅恕人商議了，決定部隊9月20日子夜開拔，行前將劉孟純、陶晉初、屈武等扣押，並脅迫陶峙嶽轉移。
分裂似乎到了難以挽救的邊緣。
然而，也許正是陶峙嶽數次相談的作用，關鍵時節忽又峰回路轉。
9月20日深夜，陶峙嶽業已就寢，突然間，葉城叩門求見，他意識到一定是有什麽重大事要發生，遂沉靜地問：“這麽晚來，一定有要事吧？”
葉城神情有些尷尬，說：“我也不知如何說好，羅恕人、馬呈祥認為你近來態度變了，一定是受了脅迫和包圍，為了‘清除君側’，決定今夜扣押劉孟純、陶晉初、屈武，此時，他們已令熊毅率人出動，我提議此事應先告訴你，他們總算同意，卻限我半小時回去。”
陶峙嶽仍然聲色不動，問：“那人扣了以後怎麽辦？”
葉城半晌不作聲。
陶峙嶽明白，葉城來相告，羅恕人、馬呈祥允許他來，還是有些私人感情的作用，也有些吃不住勁的因素，所以他叫葉城暫留一下，之後要通給羅恕人、馬呈祥的電話，單刀直入：
“我想請你們過來，討論一下該不該抓人的問題，行不行？”
果然，羅恕人、馬呈祥馬上過來了。
陶峙嶽依然坦言直入：“你們要捕人，我無話說，但你們第二步怎麽走？新疆的局麵不要我多說，槍一響，能保地方不糜爛？這樣，於你們有何好處？”
葉、羅、馬三人各各相看，都是無言，羅恕人的眼淚又溢出來了，可見他的內心也是很複雜的。他囁嚅著說：
“我們痛苦死了，你似無動於衷。講道理又每為你屈……”
陶峙嶽是摸清了他們的症狀的，長歎一聲說：“大家知道，一個人基於感情用事，而忘記了利害和是非，那是十分危險的，你們如果認我為總司令，就應該讓我為你們清醒地考慮出路問題，運用恰當的方式，這又何須長籲短歎，甚至和你們相對而泣呢？現在，路是很明顯的了，你們帶部隊走也好，個人走也好，切望三思之。我呢，把我這顆心赤裸裸地掏給你們看，你們也作體諒，但我決不會離開新疆，我的信義和責任都不允許我離開全省的老百姓、全軍將士及他們的家屬，唯其此，我別無選擇！”
他們似乎是默認了陶峙嶽的苦衷和苦心，但要他們跟著陶峙嶽走，卻是不可能的。他們也不再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和陶峙嶽說了，主要是手上都有血債，不相信共產黨會輕易饒恕他們，尤其是馬呈祥，當年紅四軍就是在他們馬家軍的地盤上吃了大虧的，光憑幾句空口的諾言，他能相信共產黨能模糊這天大的血債？陶峙嶽一旦明白這一點，也不作強勸，提出隻要他們不影響起義，不帶走部隊，他將保障他們的安全，並將對他們離開作具體安排，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物質願望。
這一番談話直至天明。
第二天，陶峙嶽又單身匹馬闖進老滿城騎1師師部，再作說服工作。葉城、羅恕人、馬呈祥見陶峙嶽行事坦蕩，言出於衷，也就釋然了，同意交出部隊出國。
9月22日，馬呈祥和羅恕人一同向騎1師和第179旅營以上軍官告別。
9月23日，葉城向所部莫師長交權。
9月24日至25日，他們分別離開迪化，循南疆去印度。
陶峙嶽不食前言，除允許他們將自己的金銀財產帶走外，又將他們的房院、汽車、布匹、茶磚等優估了800兩黃金，由省政府署證明交給他們帶走。
送走葉城、馬呈祥、羅恕人，新疆起義的不安定因素消除了。在毛澤東、彭德懷、張治中等人的直接關心下，陶峙嶽用電話電報緊急征求了南北疆各部隊的部隊長意見，之後聯合署名，於9月25日正式通電起義。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也率劉孟純等通電與廣州國民黨殘餘政府脫離一切關係，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領導。
值此，160餘萬公裏土地的新疆告和平解放。
8月4日傍晚。解放軍兵不刃血地進入長沙的消息傳至北平，毛澤東顯出了他少有的興奮，雖說這早在他的預料之中，但長沙對他來說有一層特別的意義，這不僅僅因為是家鄉的省會，也是他革命起步的搖籃；可以說，他早期的革命活動，無一不是與長沙關聯的。而他的愛妻楊開慧，也是犧牲在這個城市的。
“長沙多難。抗戰時期，蔣介石把它燒了個精光，現在的確是經不起一折騰啦，程潛老先生總算給了我一個麵子。”
周恩來接了毛澤東話道：“陳明仁這個彎也不好轉，雖說要價略高了些，但畢竟還是轉了，功德無量。”
毛澤東道：“我說過的，他漫天要價，我決不就地還錢。”
周恩來道：“長沙一解放，華南地區下一步的主要目標就是白崇禧了，主要戰場是湘南和廣西，可望在年底前結束。不過，四野來電說部隊極疲勞，發病率高，非戰鬥減員嚴重。我看是不是休整一個時期？”
“二十天夠不夠？二十天吧。”
毛澤東稍微停頓了一下，習慣性地點燃一支煙，接著說：“政治協商會議的工作要全麵展開才好，我想請程潛提前晉京。老先生在國民黨中是三朝元老，位重資深，靠過來當要勇氣，我們可不要怠慢了人家。”
周恩來道：“晉京的具體事宜我來安排。”
毛澤東點點頭：“老先生來京時，我準備到車站去迎一下，一是表示個尊重，二是表示個態度。綏遠和新疆的問題也可以揭蓋子了，原計劃是趕在長沙前麵的，緩了一緩，也好，趕了政治協商會議，趕個火候。”
周恩來將身子向毛澤東側了側，說：“傅宜生說，蔣介石向綏遠增補了一千九百兩黃金，還給董其武委了個西北軍政副長官，想以此收買人心，怕是晚了一些。”
毛澤東爽朗地笑了：“老一套，馬後炮！要傅宜生轉告董其武，黃金收下，多多益善麽，不過，這點錢怎麽解決董其武的經濟困難？我們也撥10萬吧，用現洋，再請傅宜生親自跑一趟，解決實際問題。”
周恩來用商量的口吻道：“我們是不是請傅宜生來商量一下？”
毛澤東又點點頭：“今晚吧。”
緩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是傅作義一手提拔起來的部將，從營長、團長、師長、軍長，一直到綏遠最高軍政長官，無不與傅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對傅的言旨也是無所不從。
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董其武即乘飛機直抵北平，到中南海居仁堂求見傅作義。傅作義是略有些吃驚的：
“現在這麽亂，你跑來幹什麽？”
董其武不改忠誠本色，說：“正是這會兒我才要來看看你。”傅作義歎了一口氣，道：“你來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內情給你談一談，我是拚了三個死的：一個是，和共產黨打了幾年的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務可能要隨時殺死我；三是，咱們內部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拚著三個死，決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義停頓了一許，接著又解釋說：“我也不是不能走。蔣介石先後派了蔣緯國、鄭介民、徐永昌等來勸我大軍南撤，並任命我為東南軍政長官。蔣緯國還帶來了蔣介石的親筆信，說什麽‘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等語，我都拒不接受。同時，美國海軍司令白吉爾等先後飛來北平，勸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以海軍全力支持我們。我當即義正詞嚴地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能辦得了。現在看，我是走對了的，局勢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曆史的發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雙眼一眨不眨地看著傅作義。
傅作義又說：“你回去告訴咱們的幹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寧夏去，那可能的嘛。現在呢，不要多久全國都要解放了。除非你有錢，把家屬送到外國去，否則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染了，急切地問：“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有沒有提到綏遠？”
傅作義搖了搖頭：“綏遠的問題等見到毛主席之後再定吧。”
49年2月22日，傅作義偕鄧寶珊、閻又文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
當晚，毛澤東、周恩來到住處看望他們。
傅作義是頭次見毛澤東，難免有些緊張，啪地一個軍禮，臉上掛著近乎肅穆的神色。毛澤東連忙抓住他的手搖了搖，風趣地說：
“宜生，過去我們在戰場上見麵，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義內疚深深：“主席，我半生戎馬，除抗日外，罪惡不小。”
毛澤東“哦”的一笑：“北平和平解放，宜生功勞很大！”
傅作義的臉色舒展了些。
周恩來接過話：“共產黨看人從來功是功，過是過的，這些你也初步體會了。傅先生，聽說你當初搞罷戰求和是準備冒‘三死’的，是不是呀？”
傅作義垂眼一笑，多少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擔心總是難免的，過來就好了。”
說話間，毛澤東掏煙，順手遞一支給傅作義，傅作義推卻了，他便自己點燃深吸一口，繼續往下說：“我準備把俘虜你的人員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讓他們到綏遠去。”
傅作義一臉的疑惑：“給我，我怎麽處理呢？還要送到綏遠，為什麽呢？”
“國民黨不是一向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嗎？他們到了綏遠，可以現身說法，共產黨對他們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這樣可以幫助在綏遠的人學習學習，提高認識嘛。也有利於綏遠問題的解決。”
談到綏遠的具體問題，傅作義格外上心，專注地看著毛澤東。
毛澤東彈彈煙灰，淡然一笑，說：“有過北平的和平解決，綏遠的問題就好辦多了。不過，我們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們起義。還是以前說的，給你們編兩個軍。對於你們來說，走革命的道路，要過好幾個關，但主要是過好軍事關。這一關過好了，以後土改關、民主改革關，將來還有社會主義關就好過了。”
傅作義是深深感受到毛澤東的魅力了！
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7屆2中全會上代表黨中央正式提出“綏遠方式”。他說：
“什麽是綏遠方式呢？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以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以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製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這個方式的提出當然不是無的放矢。
●歸綏始亂，董其武主和。毛澤東減輕董其武的壓力。談判還是北平談判的老班底，停火線有分歧，傅方代表耍了一個小詭計。協議草簽，毛澤東接見談判代表：“這個方子治這個病最好，但不通用。”
48年9月5日始，華北人民解放軍第3兵團為配合遼沈戰役，發動了察綏遠戰役，至11月6日止，先後解放了豐鎮、隆盛莊、集寧、涼城、和林、清水河、托縣、武川、薩拉齊等地；49年初，第3兵團又向綏遠省會歸綏挺進，前鋒直抵旗下營。
聞訊，歸綏城裏慌亂不堪，國民黨軍政人民尤為驚恐，猶如熱鍋上的螞蟻，有的焚燒卷宗，攜帶家眷，亂哄哄地爭相逃命；有的拖兒帶女，聚集車站，想早坐車向包頭先撤。
綏遠省會大廳裏也熱鬧非常，一大批軍政官員蜂擁而至，以國民黨綏遠省部委員、省建設廳廳長潘秀仁，省財政廳廳長張遐民為首的一批政客圍繞董其武吵嚷嚷的，要求其立即西撤後套。董其武因在密動觀望著北平的舉止，對北平的情況是有些數的，心裏也傾向於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故而，回答他們的話便沒有好口氣：
“撤？怎麽撤？這麽一個大攤子，用什麽作保障？經費呢？物資保障呢？傳我的命令，一切維持原狀，盡量避免和共軍作戰！”
董其武也確實有他的困難，綏遠國民黨軍隊組織龐雜，番號眾多，共有一個軍（含三個師）五個師八個旅又四個團，共計80000餘人，但真正有戰鬥力隻有陸軍獨立第7師和第258師，其他大多是地方團隊和抗戰勝利後改編過來的偽蒙武裝，武器裝備不全，人心不整，可以說是不堪一擊。另外，由於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的節節勝利，綏遠日陷孤境，物資補給十分困難，加上蔣介石不肯撥錢撥糧，綏遠所有部隊降到了維持生計的最低限度。這樣的部隊怎麽打，又怎麽撤？
針對綏遠的情況，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對應的措施，一方麵加強對董其武部隊的爭取工作；一方麵在和平解決北平的同時，醞釀了和平解決綏遠的主張。
2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人民解放軍立即停止對綏遠部隊的進擊。
2月12日，中央軍委複電華北野戰軍第3兵團政委李井泉，詳細闡明了對綏遠部隊的方針。這是經毛澤東親手修改後的電文：“井泉7日10日電悉。目前董其武、鄧寶珊在綏遠部隊及其他人員尚有4—5萬人（實際為80000餘人），用改編方法徹底改造並在綏遠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須在我軍占領蘭州、寧夏，以兵力由寧夏進占五臨之後。目前應讓董部照原樣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綏路許其通車，商業許其流通。董部番號不要改變，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後套讓出綏包歸我，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董鄧給養不足，可考慮予以補給，或者包頭屬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條線境。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著為由，要求保存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此事已與羅榮桓同誌麵談，請林羅按此方針與傅鄧談判。在解決鄂友之匪部後，我方部隊即不要再向彼方進擊，如董其武自己讓出歸綏，則可占歸綏，否則暫在歸綏卓資山間劃一界線，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與林羅薄麵談，並來中央參加3月1日的2中全會，楊羅、楊李兩兵團須於3月協同徐周部奪取太原，並解決大同問題，然後西進，協同西北我軍奪取西安、蘭州，現在不宜派兵去綏遠。”接到電報後，進占到旗下營的我人民解放軍迅速後撤30公裏，到卓資山整訓，以減輕董其武部的壓力。
與此同時，我人民解放軍進行了統一戰線的教育，允許董其武部軍人、群眾到解放區來往通商，停止組織董部嘩變的一切措施，並改董部為友軍稱號。
至此，歸綏局勢漸趨平靜。
綏遠問題的談判是從2月初開始進入議題的。
解放軍入北平城不久，林彪、賀龍、聶榮致、羅榮桓、陶鑄在北平飯店宴請傅作義。
席間，林彪下意識地咳了咳，眾人便都把目光投注到他身上。他對著傅作義道：
“傅將軍，通縣談判時，決定綏遠問題在北平解放後再談，現在中央決定綏遠問題由賀龍和傅將軍商談，請傅將軍指定談判人員。”
林彪的話很凝練，正因為如此，才不顯感情色彩。傅作義正了正顏色，沉吟道：“我想讓幾個參加北平談判的代表繼續參加綏遠問題的談判，即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三人。”
賀龍笑道：“老朋友好辦事，好嘛。我方擬派李井泉、潘紀文兩同誌為代表，讓他們就在北平商談如何？”
傅作義點了點頭。
這後，雙方代表在北平飯店設立了聯絡辦事處，就綏遠問題進行了一係列緊張而秘密的協商。
最初商談的是停火線的劃定，草擬從卓資山縣旗下營北山後大灘到清水河縣境內的黃河北岸喇嘛灣村，幾番下來，意見基本統一了。有爭議隻是喇嘛灣村。當時，喇嘛灣村屬解放區，但由於該地緊靠黃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適合種鴉片，故傅方堅持要劃到董的駐防，而我方以解放區為由，不肯讓出。
雙方停火線初步確定以後，中共中央決定綏遠和平解放的商談由華北局聶榮臻、薄一波負責，於是，華北局增派了張友漁為談判代表，繼續進行會談。
這中，傅方代表耍了一個小小的心計。3月29日淩晨5時左右開始會談時，王克俊拿出了一封董其武致傅作義的電報，稱：全麵和談即將開始，如成功，綏遠問題自隨這解決；如不成功，綏遠本邊陲之地，亦無關緊要；現在，雙方如互派代表處理問題，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綏遠補給有被斷絕之可能。關於交通貿易諸問題，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決，以人民的身份進行交易。
我方代表潘紀文看了電報，估摸是傅作義的代表假造的作為拖延商談的口實，遂不客氣地指出：
“我們是以傅作義將軍為商談對象的，與董其武並無直接關係，如果你們認為傅作義將軍不能代表董其武，不願再談下去，我們立即停止會談。如認為可以代表董其武，願意繼續會談，我們並不會因為有此一電而拒絕會談。會談與否，請你們速報傅作義將軍，我們將根據傅作義將軍的意見作決定。”
王克俊一臉的尷尬，連忙說：“哪裏，哪裏，我們隻是將情況通報貴方一下，董其武將軍的工作將由傅將軍去做，我們繼續談，繼續談。”
一段“花絮”遂告結束，會談繼續進行。
至4月9日，雙方會談的意見趨向統一，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草案文字。但我方代表堅持注了“即草案須向由傅作義將軍立即派人送綏遠，經與董其武將軍商量再作最後決定”的附注，傅方代表沒表示異議。
4月23日，傅作義派原第104軍軍長安春山和自己的隨從參謀劉庸生攜協議草案赴綏，並帶去了傅作義的一段話：
“毛主席說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告訴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內部的工作，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要體會毛主席留等綏遠起義的寬大政策，團結一致，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損失。”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動了，說：“我一定會盡全力的！”
果然，二十天後，綏遠省政府和軍方首腦一致通了協議條款，之後派綏遠省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康保安攜協議草案上北平麵交傅作義，並代表自己簽字。
5月28日，雙方代表在北平西交民巷東口的銀行俱樂部會議室舉行協議草案簽字儀式，雙方的代表是：
傅作義方麵：傅作義、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
華北局方麵：董必武、薄一波、張友漁、楊秀峰。
在協議上簽字的是董必武和董其武（康保安代表）。
《綏遠和平協議》草簽的當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傅方會談代表，笑吟吟地：
“哦，你們商定的綏遠和平條款我看了，就按那執行吧。不過呢，不要登報，因為你們沒有寫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綏遠和平解放。不然別處要求‘綏遠方式’，那我們就難辦嘍。這隻能說一個方子治一個病，綏遠有綏遠的特殊情況，天高皇帝遠，蔣介石一時伸手抓不到，又有宜生作表率，作督促，怕以這個方子治這個病最好。但不通用，如果把霍亂當流感治豈不麻煩？”
眾人就輕輕笑了，傅作義說：“主席，你看綏遠問題什麽時候宣布為宜？”
毛澤東道：“依我看，過渡過渡，宣短不宜長，否則，湖南和新疆的起義要走在你們前頭囉。”
●歸綏工作組進不了歸綏，特務和頑固分子揚言要“一鍋端”。董其武深表不安，致信歉意。複信再度被扣。工作組進歸綏比計劃晚了二十天。
6月14日，傅作義派王克俊離平赴綏，協助董其武執行和平協議。王克俊到達歸綏市東郊時，董部第111軍軍長劉萬春率隨員在此間等候。劉萬春對和平協議是頗有些不滿的，遂耍了一花槍，對王克俊連哄帶嚇的：
“王兄，協議千萬不能公開，否則，怕要出亂子。再者，你們住下來後，白天不要進城，也不要上街，這裏亂得很，經常有人打黑槍，萬一您有個閃失，我們就不好向傅長官交代了。”
王克俊半信半疑的，見了董其武後問他，董其武有些生氣：“胡扯！”
6月24日，董其武、王克俊召集高級軍政人員開會，宣讀了關於和平解決綏遠的協議。
7月8日，董其武向各部隊長宣布協議案。
但是，此時綏遠的局麵確實很複雜，特務和土匪都很猖獗，閻錫山又利用綏遠部隊與山西的曆史淵源拉攏收買綏遠部隊的一些軍官，企圖挑起叛亂。為此，王克俊電告傅作義，稱：“我公如能蒞綏，作短期之親自安排，可能不致發生意外，即使處治一二人亦未為不可。一切困難，均可解決，閻之挑撥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
傅作義接到電報後，旋複電董其武、王克俊，要求其堅決粉碎閻錫山之陰謀，同時，傅又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澤東，信中說：“綏遠問題盡快徹底解決為宜，所謂夜長夢多，請主席早為抉擇，使綏遠成為解放區，綏遠部隊成為解放軍之一部。”
6月20日，中共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根據中央的部署作出了關於“執行綏遠和平協議”的決定，擬建立黨的歸綏工作委員會，成立政府住綏聯絡處，設立華北貿易總公司住綏辦事處、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駐歸綏辦事處、鐵道部張家口分局平綏鐵路西段辦事處等。
決定形成後，政府駐歸綏聯絡處即告成立，抽調了潘紀文、魯誌浩、何樹聲、李貴等二十餘名富有統戰經驗的骨幹人員，以潘紀文為聯絡處處長、魯誌浩為聯絡處主任。但是，由於特務和頑固分子揚言要把聯絡處“一鍋端了”，再加之聯絡處人員對歸綏具體情況不是十分熟悉，聯絡處便遲遲未能進駐歸綏。
這情況為董其武獲知，深為不安，7月1日親筆致信潘紀文、魯誌浩：紀文、浩誌二兄大鑒：
綏遠問題協議蒙毛主席因傅先生北平和平之方針而特別照顧，弟站在目前職責上，實深感荷。兄等幸能蒞綏指導協助，私心尤為歡迎，惟以幹部思想正在打通，準備工作未能迅速完成，更因特務組織之解散，分子之清除，目前已進行至重要階段，魯兄等啟程日期，未接北平之電告與兄等之通知，以致今日倉促失禮，殊為不安，故派克俊、保安前往說明實際情形，並致歉意。弟決本毛主席照顧綏遠原則，與傅、鄧兩先生之意而簽訂之協議案，克服困難，悉力以赴。然以特務、頑固分子之垂死掙紮，及準備工作在未徹底完成前，誠恐影響協議案之精神，而對兄等到綏後工作之進行與個人之安全有所顧慮，因而請稍緩時日，以便奠定將來工作開展之基礎，而免如克俊到綏後遭到了無謂刺激與工作之阻礙。據克俊、保安今日返回轉達魯兄與各先生之分析，兄等到綏後有利於情勢之發展，及事實需要之準備工作的意見，弟權衡至再。為雙方兼顧，為實際需要，更為目前及將來工作開展之順利起見，務請魯兄偕必要幹部三五人先行蒞臨商酌進行。此種苦衷除電請傅先生轉請華北人民政府諒解允準外，茲再派康保安迎迓。並附到北平電稿一份，請閱奪為荷，專此敬頌。
旅禮
弟董其武特啟
7月1日潘紀文、魯誌浩接信後，立即複信派人與董其武聯係，但不料“黃鶴一去無消息”，至7月9日，仍不見回音。為此，華北政府派魯誌浩、何樹聲、曹文玉三人先行入綏，與董其武麵談聯絡處進駐問題，他們到董其武處才知道董其武根本未收到回信。
又是第111軍軍長劉萬春在作祟，他扣壓了信未呈！
7月11日，我進駐歸綏聯絡處人員決定排除幹擾，毅然成行，26名代表全部於當日到達歸綏。但綏遠部隊內部鬥爭十分複雜，第111軍軍長劉萬春再次跳出來阻撓，無理要求聯絡處人員的武器歸他集中保管，規定聯絡處人員不準上街、不準輿論宣傳、不準公開活動等。進駐工作再一次受挫，一直拖到7月20日，在董其武的直接幹涉下，駐歸綏聯絡處才算正式進駐歸綏。
聯絡處進駐歸綏後，歸綏各界反響十分強烈，民眾奔走相告，無不喜形於色，但是，工作組遇到的阻力也十分大，除特務的破壞和阻撓外，綏遠當局的內部分歧也頗為強烈，尤其是軍方的。進駐初，董其武曾設宴歡迎我聯絡處人員，董方廳局長、議長及社會知名人士出席者達三十餘人，唯軍隊方麵僅孟昭弟一人！
針對此，我聯絡處人員進行了一係列活動：拜訪軍地知名人士，深入到工礦、學校、民眾團體等人民群眾中，廣泛宣傳和平政策，倡導敦促綏遠當局和部隊消除對立情緒，取得了良好的反響。
與此同時，聯絡處人員協助董其武進行了一些重大的革新措施：
一、成立綏遠革新運動委員會。董其武親任主任委員，下設會員20餘人，提出“綏遠要接受教訓，推行革新，革除舊弊，振刷新機”的主張。
二、改組省府機構。一合並，二裁減，將原來的二十多個單位縮至四廳二處，廳、處長由革新幹部擔任，解除了一部分阻撓和平的頑固分子的職務，如潘秀仁、張遐民、杜品之等。
三、成立人事委員會。改革人事製度，將幹部統一任用、考核和訓練。
四、設置革新學院，以作培訓幹部之用。董其武親任院長。
五、調整部隊官佐。將送至綏遠的原傅作義的部下安置到部隊重要崗位任職，把替換下來的官佐送革新學院學習。
六、設置督訓處。以原第9兵團副司令官兼整編第5騎兵旅旅長衛景訓為處長，督訓部隊整頓軍紀，鞏固部隊。
七、改進輿論宣傳。特派人進入省政府機關的《奮鬥日報》社，以其為陣地，大力宣傳和平解放的意義。
八、組織軍、師、旅三級將軍學習，統一對和平起義的思想認識。
以上這些實質性的行動以後，綏遠實行和平協議已趨明朗化，但這也使特務和頑固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忌恨，他們把仇恨的焦點對準了駐綏聯絡處人員。
●工作組成員王士鑫血染歸綏城，毛澤東表態綏遠方式不變。蔣介石派出老說客徐永昌，毛澤東請傅作義歸綏行。徐永昌撒賴，傅作義用計，徐果然逃之夭夭。綏遠方式實現。
7月24日，一個陽光明媚且看去很平靜的日子。
吃過中飯後，聯絡處鐵路工作組秘書王士鑫邀了王保堂、光棣、陶俊4人到歸綏舊城去買東西，買了東西打轉經過新城歸綏警備司令部時，突然從旁邊竄出幾個便衣，惡狠狠地叫著“不準你們自由行動！”並要強行搜查。
王士鑫十分氣憤，斥問他們：“我們是來協助董其武將軍執行和平協議的，你們有什麽權利搜查？我們難道連行動的自由也沒有了嗎？”
這時，圍觀的群眾漸多，那幾個便衣理屈辭窮，轉身便溜走了。
王士鑫他們以為是個小插曲，過去就過去了，也沒太放在心上。可是，當他們走到新舊城之間的大馬路附近時，那幾個便衣又從背後追上來，猝然扔出了兩顆手榴彈，當場把光棣炸為重傷，隨之，十幾個武裝暴徒和便衣端著槍狂叫著從四麵衝上來。我聯絡處工作人員手無寸鐵，被動撤退，這時暴徒開槍了，將王士鑫和陶俊打為重傷……
我聯絡處人員得知消息後迅速趕來，將受傷人員趕送醫院救治，但王士鑫由於腹部被子彈打穿，失血過多，以身殉職了。
事情發生後，聯絡處負責人緊急約見綏遠當局負責人，嚴肅地指出：這是一件反革命他子破壞和平的嚴重事件，當局負不可推卸的責任，要求當局立即追查嚴懲凶手。同時，為安全計，聯絡處將考試撤出歸綏。
董其武聞訊後急了，一麵嚴令追查凶手，於當晚將凶犯——國民黨第258師段錦堂團2營6連長李錫慶抓獲，並就地槍決；一麵馳電北平，向傅作義報告了這一嚴重事件。與此同時，董其武親自聯絡處慰問，協商處置措施，並請求聯絡處繼續留駐。
北平的傅作義收到董其武電報後，深感事態嚴重，極有可能影響到談判大局，連忙趕到中南海求見毛澤東。
毛澤東在居仁堂接見了他。
傅作義一臉的沉重，說：“主席，綏遠今天發生了襲擊工作組成員的惡性事件，這是我工作沒有做好的緣故，特來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點點頭：“這事我已經知道了。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總會有曲折，不要因此而影響我們的政策，我以為，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
傅作義的眼睛有些濕潤了：“我馬上將主席的指示電告綏遠方麵。”
毛澤東繼續談道：“這個事件是國民黨特務的一個陰謀，目的在於激怒我們，使和平破裂，我們不要上他們的當！請你轉告董其武將軍，值此局勢險峻之際，尤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凡事多加注意，國民黨當局和國民黨特務不會就此罷休的，還會使出他們低劣的伎倆的。”
……
這後，毛澤東就此事件又向華北局作出具體指示：
一、聯絡處不撤出歸綏；
二、王士鑫烈士隻開追悼會，不搞遊行，更不準抬屍遊行；
三、對綏遠的政策不變，一切來往照舊。
有了毛澤東的具體指示，綏遠和平解放的進程又納入了正常的軌道，但是，國民黨殘餘集團也加緊了對和平起義的阻撓和破壞活動。
7月29日，蔣介石派原軍令部次長徐永昌和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從廣州飛到陝壩，邀董其武等人到陝壩麵談。徐永昌因為有過在北平與傅作義“拉交情”的尷尬，這一次便直奔主題：
“董將軍，我們來的意思是很明了啦，蔣總裁的意思是令你部迅速西撤，和寧夏、青海、甘肅連成一片，以鞏固大西北，作為長久性的反共基地，等待時機，和共軍決戰，收複我之失地，統一中國。萬一不成，撤至緬甸也是個大勝利。”
董其武如聽癡人說夢，但時機未到，還得和他們周旋，他說：“我始終弄不明白的是，北平解放同綏遠有什麽關係？為什麽停止了對綏遠部隊的一切補給呢？這不是要困死我們、困散我們麽？要我們部隊西撤，可以，可古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必要的物資補給和武器彈藥的補充是必需的吧？這幾個月的欠餉都得如數補發吧？我們部隊的士兵、班排長大多是綏遠當地人，總得讓他們安安家吧？”
徐永昌和王叔銘對看了一眼，這理由似乎無懈可擊。徐永昌說：“這個問題我們能隨便定，回去研究後報總裁才能告訴你，但你的部隊必須向西撤！”
董其武來也個針鋒相對：“我說過，西撤可以，但必須先補給我們部隊！”
也許是覺得還有空隙可鑽吧，徐永昌和王叔銘回廣州不久，即向綏遠發電，稱：給綏遠補發糧餉1900兩黃金，即日由空軍運至，望董將軍依諾行事雲雲。與此同時，廣州政府又簽發了一張委任狀，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孫蘭峰為第9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副司令長官。
董其武當然清楚他們這一明升暗降的伎倆，無非是想將綏遠兵權歸屬到第9兵團名下，然後脅其西撤。所以，他也非常硬氣地回了一電，稱：我無統領西北全局之才能，請選派賢能來綏遠接替我的一切職務。
此之前，他已將此情況電告了北平的傅作義。
中共中央從傅作義處獲知綏遠的情況後，毛澤東委托傅作義、鄧寶珊攜10萬慰問金和大批慰問物資赴綏遠慰問。
8月24日，傅作義率隊起程。
董其武得到消息後，欣喜異常，令綏遠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康保安到解放區集寧迎接，令歸綏部隊督訓處於衛景林率史國璽的一個營乘鐵甲車到旗下營迎接。
8月25日下午5時，傅作義到達歸綏車站，董其武又親率一大批軍政要員到車站恭迎。規格之高，無可比擬。而且，為保證傅作義的安全全城處入戒嚴狀態。
傅作義到達歸綏後，立即進入了工作狀態，分別與董其武、劉萬春等高級將領進行了不起談話，尤其是劉萬春，因為曾有過一些阻撓起義的行為，傅作義更顯語重心長：
“我也和你一樣，贈送有過無法排遣的精神痛苦，也擔心和平完成後會關禁閉，甚至坐牢，但事實很深刻地教育了我。我從國共兩黨的比較中得出了一個結論：共產黨必定勝利，國民黨必定失敗。這絕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種結論，更是一種政治上的結論。”
傅作義是綏遠部隊的老長官，這支部隊就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劉萬春也一直是他的老部下，這番話當是金玉良言。
8月26日，傅作義分別傳見駐歸綏軍政官員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
8月27日，孫蘭峰來到歸綏，傅作義與其進行了麵談。之後，傅作義在至28日兩天內巡視了駐歸綏4個團，向官兵發放了慰問金並嘉勉。
8月29日，傅作義、鄧寶珊由董其武陪同離開歸綏，抵美岱召，在此與一個旅又兩個團的官兵直接見麵。
8月30日，傅作義傳見駐包頭一個步兵師的營以上軍政長官，並調整包頭駐軍。至9月3日，孫蘭峰兵團司令部及王崇仁的第326師營以上官佐全部傳見完畢。
……
9月10日，董其武陪同傅作義進入包頭，並在此召集綏遠部隊所有軍、師、旅將領和地方高級官員參加的會議，闡明了和平起義的宗旨和意義，闡述了共產黨和平解放綏遠的方針和政策，基本統一了思想。
9月16日上午，董其武令緩遠省辦公廳主任李忠孚和閻又文起草綏遠起義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通電稿，中午即告完稿，交傅作義閱示，傅作義閱過後即用電報拍發北平呈毛澤東閱示，毛澤東看完批道：此電甚好，隻是要把蔣李閻的名字寫出來，因為這是曆史文件，免得後人不知道蔣李閻是誰。董其武接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立即將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名字添列上去，並用紅綢將文電繕好，準備由領銜將領和地方高級官員簽名後發出。
綏遠大功即將告成。
聞知傅作義到綏遠頻繁活動，在廣州的蔣介石集團的一班人急紅了眼。
9月7日，大特務頭子毛人鳳急電潛伏在綏遠的特務趙思武，電文殺氣騰騰：“傅作義認賊作父，拱手讓出華北。近聞該逆潛伏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著速就地刺殺，本局當有重賞。”
這後不久，蔣介石再派徐永昌飛綏遠，帶著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邀傅作義到廣州“共商大計”。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給傅作義發了一個電報，報中之詞可說是一片“苦心”：“宜生得以返綏遠，正如餘當年從西安返南京一樣，如魚入海，自由得還。想當初一念之差，鑄成今日危亡大錯，痛心疾首。而今切盼宜生三思，當機立斷，勿在踏中以德貽害黨國，追悔莫及之覆轍為其假情假義，戲迷離迷，誤國與誤部下也。”
這封電報剛收到，廣州要人的“急電”又接二連三發來，大有電報“轟炸”之勢：
蔣介石致電孫蘭峰：“聞傅、鄧到綏，急欲晤談，著轉詢傅先生派機去接之時及地點。”
李宗仁致電董其武：“轉詢傅先生在綏情形，並請約定時間地點，北來晤談。”
閻錫山致電孫蘭峰：“黨國事大，希轉請傅先生早日來廣州。”
……
麵對這些信件和電報，傅作義淡然一笑，對徐永昌說：“國民黨喪盡軍心民心，大勢已去，任何人都不可能挽回，我去廣州徒呼奈何？況我自和平起義之日始，便從沒有打算射回頭箭，你無須多說了！”
徐永昌見傅作義其心甚決，再說也沒有什麽作用了，遂另生一計，他知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9月21日在北平召開，傅作義肯定要在會前離開綏遠回北平開會，便想找借口遲延離開綏遠，待傅作義離開後再施詭計。
第二天，他便“患病”住院了。
傅作義見他撒賴，是又好氣又好笑，和鄧寶珊商量了，決定聽他一嚇，由鄧寶珊去見他，煞有介事的：
“徐次長，怎麽你病了？這裏氣候不好，要注意！宜生已讓董其武主席給你安排了一個好醫院，讓你住院治療，並讓你領銜帶領綏遠起義，不要再回去啦。起義後，我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
徐永昌一聽臉都白了，雙手直搖：“不行，不行，我對共產黨還沒有認識，明早我就走，不妨礙你們的事情。”
果然，第二天一早，徐永昌爬起來就跑，但到底是不快意，臨上飛機還罵罵咧咧的：“媽的，打雁的給雁啄了眼，見鬼，等著瞧吧！”
徐永昌一走，傅作義、董其武即著手舉行通電起義儀式，綏遠區軍、政及蒙、漢、回各方麵代表人物39名莊重地在通電上簽了名，並立即發出：“我們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的起義，並莊嚴地向人民宣布：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殘餘集團，堅持走到人民方麵來……”毛澤東收到綏遠起義的通電，欣然提筆複電，並於翌日上午以毛、朱名義發出：董其武將軍及在貴將軍領導下的綏遠軍隊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界同胞們：
看了你們9月19日的聲明，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從傅作義將軍領導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歡迎，反動派表示反對。反動派還企圖破壞綏遠軍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終歸失敗，你們已經率部起義，脫離反動派，站在人民方麵了，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製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無疑的，綏遠和平解放的喜訊，是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最好的禮物！
●毛澤東約見張治中，說：“文白先生，我是有求於你，不知你能不能幫這個忙呀？”張治中說：“主席，我早有這個意思了。”張治中致電陶峙嶽、包爾漢，陶、包明確表態。
綏遠一解放，新疆問題也是揭蓋子的時候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隆重開幕的當天，毛澤東就新疆的事疾書張治中：文白先生：
……前次先生致陶峙嶽電，我在電尾加了幾句話，要陶與中共聯絡員鄧力群妥為接洽。鄧力群已由伊寧於15日至迪化與陶、包見了麵，談得還好。關於周、黃（指第120軍軍長周嘉斌、第91軍軍長黃祖勳）兩軍，自向甘涼肅退後，現至何地不明。已電彭德懷同誌注意與該兩軍聯絡，不采殲滅方針而取改編方針，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緊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蘭州談判外，周、黃自己應迅速主動派代表去前線認真談判，表示誠意。因我軍已由蘭州青海分兩路向張掖疾進，而周、黃自天水西撤後，沿途派人談判均未表示誠意，一麵談，一麵跑（大概是懼殲，圖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線將士有些不耐煩。（兄給周嘉斌信已送達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現在先生如有電給周，可由鄧力群交陶峙嶽轉去。
敬問日安！
毛澤東
9月21日9月21日，張治中接到毛澤東的信後，立即致電陶峙嶽和包爾漢，囑咐陶峙嶽立即派人與彭德懷副總司令接洽宣布起義，並要求陶峙嶽以自己的名義電示在河西的周嘉斌、黃祖勳兩軍接受陶峙嶽的命令，直接派人與解放軍前線將領接洽，以示誠意。
陶峙嶽接電後，一麵電示周、黃兩部接受命令，一麵加緊了起義的緊張運作。9月25日，陶峙嶽即將擬好的起義電文交梁客潯設法發出。因當時新疆與各地的電信聯絡均告中斷，一時竟找不到接報電台，無奈間，梁客潯找到新疆電信局局長王叔章，要他無論如何發出此電，王叔章便通宵達旦守在發報機旁，反複呼號，終尋到了張家口解放軍某部電台，因該電係致毛澤東、朱德的起義電，該部欣然接收，並立即轉報北平。
至此，新疆和平解放遂成定局。
新疆的和平進程，是與中共中央的極力促成分不開的。
49年5月，周恩來委托原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迪化市市長屈武趕回迪化，暗中策動新疆的和平起義，自此，新疆的和和談納入中共中央的策反大事中。
9月8日，即青海省會解放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就新疆問題在中南海約見了張治中。
張治中字文白，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唯一沒有與中共交過戰的。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便親切地稱他為“和平將軍”，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非同泛泛。49年初，他又受命領銜和中共進行和談，然和平條款形成之日，就是國共和談破裂之時，張治中欲返回覆命，周恩來受毛澤東之托極力挽留，可說話重深長：“文白先生，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我再不能對不起你了。”
張治中深受感動，欣然接受勸告留了下來，之後仍致力於和平事業。
毛澤東見到張治中是一臉的笑意，少有的迎出門外，一邊握手一邊親切地道：“文白先生從不爽約，歡迎，歡迎。”
張治中文靜地一笑，玩笑道：“君命不可違呀。”
毛澤東大手掌一劃拉：“我算哪門子君？門君？灶君？”
說罷，毛澤東爽朗大笑，張治中被感染了，笑意盎然，卻依舊不失他文將軍的本色。
落座後，毛澤東話入正題：“文白先生，請你來，是有求於你。早兩天，西安已被我西北軍解放，現西北軍分兩路向新疆進發，不日即可到達預定位置。新疆的解放是遲早的問題，關鍵是打還是和，我是寄希望於和的。你對新疆的情況熟悉，陶峙嶽和包爾漢又對你信任至深，就我所知，隻要你去電，他們一定會照辦的。不知文白先生肯不肯幫這個忙呀？”
張治中道：“主席，我早有這個意思了。但是，5月份以來，我再沒和陶峙嶽、包爾漢聯係過了，現在不知怎樣才能聯係上？”
毛澤東道：“這個你別擔心，我們已經在伊寧建立了電台，你的電報，可發至伊寧再轉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寧負責的鄧力群同誌。”
張治中道：“那太好了，我回去立即著手這個工作。”
9月10日，張治中發電陶峙嶽、包爾漢，是經鄧力群轉的，電文稱：“……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治深知毛主席對新省各族人民、全體官兵、軍政幹部，常表關切，必有妥善與滿意之處理……”張治中為人謹慎，慮事周全，又因和陶峙嶽關係更近一些，第二天再單獨致電陶峙嶽，就軍隊關係，軍隊調動，將領態度，民族分歧，對外關係，物資保障等問題詳細詢問了，並仔細叮囑了注意之事項。
9月15日，鄧力群攜電報由伊寧秘密飛抵迪化，包爾漢、劉孟純、屈武、劉澤榮等到機場迎接，之後住到了包爾漢家裏，並迅速地陶峙嶽、陶晉初、梁客潯等見了麵，轉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和平起義的關注，並轉交了張治中的電報。
9月17日，陶峙嶽、包爾漢聯名複電張治中，這電報也由鄧力群交伊寧電台發出，再由毛澤東轉交張治中，態度十分明朗……自全國和局未成，鈞座留平不返，職等在此，半年來與紹周、孟純、經文諸兄，無時不審慎籌議，在保障國家領土，維護本省和平及避免軍隊無謂犧牲之三項原則下，選擇時機，和平轉變。經長時間之努力，此項主張，業已獲得全疆人士及全軍將士之擁護。除少數法西斯，如馬呈祥、葉城、羅恕人等基於個人之立場，決定率少數幹部，最近趁機離開迪化外，其它南北疆全數部隊，均將就原駐地，繼續維持地方秩序。於馬等離開後，即由峙嶽領導，宣布與廣州政府脫離關係，依照《國內和平協定》，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領導。至政府方麵，在策略轉變時，即同時根據鈞座與三區代表所訂之《和平條款》，邀請三區原有省府委員返迪，恢複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統一、民主、團結政策及本省《施政綱領》，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暫行維持地方政務，聽候中央命令，組織本省臨時人民政府。預計上項工作，在本月內，可以全部圓滿完成……同一天，陶峙嶽又通過鄧力群單獨複電張治中，詳細地匯報了張治中所詢問的各點，指出軍隊關係，民族問題，對外關係沒有大的障礙了，唯最困難的是經費問題，從7月份始，廣州政府便停發了軍餉。這也中，是數月來未敢明確表態的原因之一，但最近經反複催索，廣州政府總算用專機運來了180萬銀元，係勉可維持狀態。
在這後兩天，即9月19日，包爾漢也通過鄧力群轉電致毛澤東，表示省政府之態度：毛主席：
解放軍勝利完成人民解放偉大事業，謹致無上之欣祝，此間對新民主主義及尊重少數民族利益之號召，早具堅強之信心及擁護之赤誠。並為之克服困難。經決定與國民黨反動政府脫離關係，茲已準備一切力量消滅反動勢力，接受領導，俾每一角落共慶新生，以完成貴黨所領導的整個中國之解放。特電敬布衷忱，敬祈亮鑒。包爾漢申皓叩。毛澤東收到電報後，即用一種欣慰的口吻複電包爾漢：包主席：
申皓電悉，極感盛意。新疆局麵的轉變及各族人民的團結，有賴於貴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聯絡各方麵愛國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軍入新疆之行動，為解放全新疆而奮鬥。特此布覆，敬頌勳祺。毛澤東申梗。也幾乎在這同一時候，毛澤東又給張治中寫了那封信，對新疆問題，尤為是周嘉斌、黃祖勳兩部與解放軍談判問題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當雙方電報來往頻傳之際，陶峙嶽已電令駐酒泉的國民黨聯勤總部第8補給區司令曾震五設法晉見彭德懷副總司令，9月14日，曾震五在蘭州見到了彭德懷，雙方就新疆和平起義的一些具體問題交換了看法，並約定了聯絡辦法。9月16日，曾震五應彭德懷之囑，秘密潛到迪化，和陶峙嶽通了氣，之後又複返蘭州，和彭德懷晤談。
9月18日，曾震五電告陶峙嶽關於他和彭德懷的談話內容：昨夜與彭先生詳談新疆河西問題，對公極了解，要旨如下：
一、部隊必須改造到民主化；
二、新省擬設軍政委員會，共同組織；
三、為使我公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徹底措置一切，發揮力量，必須派解放軍一部出關；
四、擬約公於最近在酒泉晤談；
五、王（王震）兵團派武裝快速部隊進出安西，請告介夫（彭銘鼎）至張掖，速與王晤麵，並轉令各部隊在原地停止，候令改編，各自整理；
六、一切問題，彭另約今日4時再談，如可能，明日即回酒；
七、等款已不可能，兩電速與河西同時宣布；
八、葉、羅、馬（葉城、羅恕人、馬呈祥）應速動身離隊。此間對葉頗注意，必要時，此間應安全護送赴港。這封電報獵及的內容頗重要，除具體談到部隊的改造和機構的設置外，還具體的涉及到民族問題和寬大政策，使原來一些準備和葉、羅、馬出走的人迷途知返，留下來參加了起義。
這一點對新疆尤為重要。
●新疆曆來是老大難問題，陶峙嶽采用“懷柔”政策，走出了很重要的幾步棋……
新疆古稱西域，清乾隆以後始稱新疆，並於光緒十年（1884）建立行省。新疆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域，名副其實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然其遠懸塞外，經濟上屬於一種“啞巴筒”狀態，大抵是隻進不出的。
至於新疆的駐軍，曆來是仰仗中央政府“協餉”的。民國初年，關內政局動蕩，新疆的主政者自楊增新、金樹仁至盛世才，都用虛虛實實的辦法，緊縮部隊，節省開支，以維係其統治。盛世才甚至引進蘇聯紅8團，以壯聲威，而他自己的部隊雖有1個師又14個團之稱，實際卻不過萬餘人。1943年，盛世才見德意誌橫行於歐州戰場，遂見風使舵，脫離蘇聯羈絆，投靠了國民黨，並請國民黨派部入新，於是第8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帶6個新兵團徒手入新。
朱紹良與盛世才同在上海當過流浪兒，私交甚篤。朱紹良便利用這一點，從6個徒手團入手起攫權，1944年又稱“保衛安全”見，取得盛世才“同意”後，又開進了兩個美式裝備步兵團，待盛世才醒悟過來，這兩個團的火力可直指督辦公署的新大樓和東花園了。到這時，盛世才隻得乖乖就範，讓國民黨中央軍長驅直入，他則黯然傷神地飛重慶“榮任”國民黨農林部長去了。
盛世才一走，國民政府即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兩個月後，伊梨、塔城、阿山三區爆發武裝暴動。這時，國民黨第29集團軍退至伊寧至烏蘇線上，被三區的民族軍打敗，退至瑪納斯河以東，民族軍則進至瑪納斯河以西，兩軍隔岸對峙，民族軍大有向南疆逼進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張治中領銜進疆。
張治中45年9月13日飛抵迪化的，之後，對新疆進行了一係列政治和軍事的整頓，並通過種種努力和曲折的和談，於46年4月和伊、塔、阿簽訂了和平解決條款，接著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統一、民主、團結”的施政綱領，新疆暫告平靜。
47年夏天，由於一係列的民族事件導致了民主聯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區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麵一時陷於僵持狀態。張治中深為憂慮，遂調整了新疆的軍事負責人，令陶峙嶽以西北軍政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入新主政，同時他向陶峙嶽出示了他迭次向蔣介石建議國內和平的函件和談話記錄，使陶峙嶽有了解決新疆問題的主調。不久，張治中又放手改組了新疆政府，把大土耳其主義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麥斯武德等撤換了，以包爾漢任主席，借謀三區關係的改善和新疆的和平局麵，使新疆的局勢拖下來了。
但是，新疆的局勢仍是十分嚴峻的，尤其是派係林立，政治傾向徑庭，頗令人頭痛。
就軍隊而言，除去各種枝枝杈杈的小派係，主力可劃分為兩大派係。一為中央軍係統，這一派人數較多，裝備較好，團長以上部隊長多為胡宗南嫡係，指揮權、人事權受西安胡宗南遙控，其中葉城、羅恕人、李祖唐、鍾祖蔭、莫我若等人也均為胡宗南派遣；二是馬步芳係統，這一係統主要是整編騎兵第1師，該師全部中級以上軍官均由馬步芳派遣任命，經費亦由青海直撥，可以說是馬步芳的“家兵”。
陶峙嶽雖然名義上是軍事上的當家人，但事實上卻是禮節性的隸屬關係，好在他在西北部隊威信尚好，不然就更尷尬了不起。
部隊尚且如此，地方就更複雜了，派係多於牛毛，但主要的有幾個：一是以麥斯武德、伊敏、艾沙為代表的泛土耳其主義派，這派人兩麵耍刀，一麵擁護國民黨中央，另一麵則與中東泛土耳其主義分子有聯係，他們的基本思想是反共反人民的。二是以烏斯曼、賈尼木汗、堯樂博士為代表的地方頑固派，他們擁有封建特權、牧場、牲畜和土地，還有封建部落武裝，他們的基本態度也是反共反人民的。三是南疆的色以提、烏邁爾大毛拉和哈德萬，他們在宗教界和哈族牧區卓有影響，對和平亦有相當的抵觸情緒……
如此複雜的局麵，陶峙嶽和包爾漢要推行他們的和平主張，當然不是一件容易事。
起義最初是在張治中舊部的上層人士間醞釀的。
49年4月1日，張治中飛北平和談，這前曾召他的原秘書長劉孟純到北平麵授機宜，劉孟純從北平返回迪化後，即召開大型座談會，在省政府和駐軍間廣泛宣傳和談。
4月下旬，李宗仁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張治中留北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這時節，新疆的劉孟純、屈武、陶晉初、劉澤榮、梁客潯等開始交換對時局看法，事實上，這就是醞釀起義的初始。隻不過，他們選擇了一種非常緩和的形式，在輪流請客的杯來杯往中談，方式極隨便，又無多少禁忌，即使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也都總是酒中言，不傷感情。事實上，後來許多對和平起義持反對意見的人都參加了，如葉城、羅恕人、馬呈祥、劉漢東、王增善等人都參加了這一形式的座談，且一直維係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對起義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的。
當然，明確起義意圖，進行起義部署則是在解放軍攻克西安、蘭州後向新疆進軍時的事了。經與劉孟純、陶晉初、屈武等支持起義的軍政要員取得一致意見後，陶峙嶽走出了傾向性很明顯的幾步棋：
一是控製安西大門和玉門油礦。安西是新疆的東大門，玉門油礦是新疆唯一的能源所在，兩地唇齒相依，牽動全局，如兩地失守，新疆的後果是淪喪國防，行動癱瘓。與此同時，在蘭州解放前後，胡宗南的第91軍和第120軍已集結於高台、酒泉一帶，一旦從此入新疆，新疆的和平可能成泡影，不可不防。為此，陶峙嶽派總部警備團長毛希屺率兩個營進駐安西，守衛甘新大門；派第187旅副旅長劉掄元率兩個營進駐玉門油礦，保護油礦安全，並明確規定，這兩支部隊僅接受他的命令。
二是控製軍官訓練班，約束反起義人員。迪化的新疆軍官訓練班原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9分校，分校原主任是宋希濂，分校的學員有相當一部分是宋的舊部。宋調鄂後，這一部分下級軍官也有意東去，情緒極不穩定，且他們平素中毒較深，蠢蠢欲動，頗難駕馭。如49年軍校校慶時，劉孟純在講話中暗示和平為必然趨勢，竟遭這些人的辱罵。為此，陶峙嶽撤換了一批暗中慫恿他們的教官和主管，將總部參謀處長文升喬任命為教育長，進行鐵杆控製。
三是和趙錫光會晤達成一致意見。趙錫光是新疆警備總司令的副總司令，又是南疆警備司令兼整編第42師師長，在新疆亦有舉足輕重的作用。8月15日，陶峙嶽以檢查部隊補給為名，偕聯勤總部新疆供應局局長郝家駿、政工處長梁客潯，電約趙錫光在焉耆會晤，兩人在沒有第三者的情況下，密談近一天，取得了認識上的一致，並決定一致行動：北疆由陶峙嶽負責，南疆由趙錫光負責，起義後部隊如數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且在解放軍到達新疆時，速派員接洽，避免在民族軍監視下改編部隊。
通過這些有序的步驟，新疆的和平起義進入了緊張的攤牌階段。這時節，起義派和反起義派的鬥爭也尤顯激烈了。
●反對派態度堅決，陶峙嶽掏心吐肺。關鍵時節峰回路轉，葉城深夜求見。陶峙嶽單騎獨闖老滿城……
反起義派是以葉城、馬呈祥、羅恕人為頭的一個小團體，他們手握兵權，又抱得很緊，是阻礙起義的主要力量。
這幾個人中，羅恕人利牙利嘴，態度跋扈，是小團體的“軍師”；馬呈祥不露表情，城府很深，是這個小團體的主角；唯葉城性格軟弱些，感情脆弱些，比他倆要略遜一籌。最初，陶峙嶽是借他們要求內調的口實為由和他們論談的，從新疆的現實和前途著想，曉以利害關係，意在使他們放棄內調，不阻撓準備起義的安排；但他們的政治觀點極頑固，打嘴仗雖說不是陶峙嶽的對手，然內心裏卻是依然。陶峙嶽便隻有打開天窗和他們說亮話了：
“我和你們談了這麽多，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不該幹涉的。但是，我們必須麵對現實，辨別是非，洞察利害關係，千萬不能以感情和意氣用事。你們有人不讚成走和平道路，這想法或許有它的道理，強扭不得，但我們要想到，和平的反麵是什麽呢？戰爭！談到戰爭，必須在作戰上能穩操勝券，後勤上有相對保障，才能夠應戰。我們的軍隊雖號稱十萬，但真正能打仗的有多少呢？再從道理上來說，新疆的問題是地理和民族等問題的綜合，打仗能解決問題麽？所以，無論從新疆的利益來說，還是個人的前景著想，一切都需要運用一種平緩的和平方式解決。說內心話，你們想想，如果新疆的戰爭引發，會是什麽結果？十萬官兵盲目犧牲，地方秩序混亂，人民流離失所，民族仇恨增加！這是何苦來呢？至於我自己，生死榮辱早已置之度外，你們選擇吧！”
陶峙嶽一番掏心吐肺的話，把他們說得默默不作語，羅恕人甚至溢出了眼淚。顯見的在這種重大的選擇關頭，他們也是非常矛盾和混亂的，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他們一些矛盾的做法。
9月8日，葉城秘密向胡宗南發電，請示行動方案，因胡宗南所部正步步敗退，自顧不暇，聯係不上。於是，葉城又改向宋希濂發電，要宋轉向胡宗南請示。
9月14日，葉城召開全師營以上幹部會議，詳盡地部署了撤退和作戰方案。
9月19日，胡宗南急電葉城，令葉城率部轉移南疆待命，並指示對陶峙嶽采取斷然措施。接電後，葉城即和馬呈祥、羅恕人商議了，決定部隊9月20日子夜開拔，行前將劉孟純、陶晉初、屈武等扣押，並脅迫陶峙嶽轉移。
分裂似乎到了難以挽救的邊緣。
然而，也許正是陶峙嶽數次相談的作用，關鍵時節忽又峰回路轉。
9月20日深夜，陶峙嶽業已就寢，突然間，葉城叩門求見，他意識到一定是有什麽重大事要發生，遂沉靜地問：“這麽晚來，一定有要事吧？”
葉城神情有些尷尬，說：“我也不知如何說好，羅恕人、馬呈祥認為你近來態度變了，一定是受了脅迫和包圍，為了‘清除君側’，決定今夜扣押劉孟純、陶晉初、屈武，此時，他們已令熊毅率人出動，我提議此事應先告訴你，他們總算同意，卻限我半小時回去。”
陶峙嶽仍然聲色不動，問：“那人扣了以後怎麽辦？”
葉城半晌不作聲。
陶峙嶽明白，葉城來相告，羅恕人、馬呈祥允許他來，還是有些私人感情的作用，也有些吃不住勁的因素，所以他叫葉城暫留一下，之後要通給羅恕人、馬呈祥的電話，單刀直入：
“我想請你們過來，討論一下該不該抓人的問題，行不行？”
果然，羅恕人、馬呈祥馬上過來了。
陶峙嶽依然坦言直入：“你們要捕人，我無話說，但你們第二步怎麽走？新疆的局麵不要我多說，槍一響，能保地方不糜爛？這樣，於你們有何好處？”
葉、羅、馬三人各各相看，都是無言，羅恕人的眼淚又溢出來了，可見他的內心也是很複雜的。他囁嚅著說：
“我們痛苦死了，你似無動於衷。講道理又每為你屈……”
陶峙嶽是摸清了他們的症狀的，長歎一聲說：“大家知道，一個人基於感情用事，而忘記了利害和是非，那是十分危險的，你們如果認我為總司令，就應該讓我為你們清醒地考慮出路問題，運用恰當的方式，這又何須長籲短歎，甚至和你們相對而泣呢？現在，路是很明顯的了，你們帶部隊走也好，個人走也好，切望三思之。我呢，把我這顆心赤裸裸地掏給你們看，你們也作體諒，但我決不會離開新疆，我的信義和責任都不允許我離開全省的老百姓、全軍將士及他們的家屬，唯其此，我別無選擇！”
他們似乎是默認了陶峙嶽的苦衷和苦心，但要他們跟著陶峙嶽走，卻是不可能的。他們也不再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和陶峙嶽說了，主要是手上都有血債，不相信共產黨會輕易饒恕他們，尤其是馬呈祥，當年紅四軍就是在他們馬家軍的地盤上吃了大虧的，光憑幾句空口的諾言，他能相信共產黨能模糊這天大的血債？陶峙嶽一旦明白這一點，也不作強勸，提出隻要他們不影響起義，不帶走部隊，他將保障他們的安全，並將對他們離開作具體安排，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物質願望。
這一番談話直至天明。
第二天，陶峙嶽又單身匹馬闖進老滿城騎1師師部，再作說服工作。葉城、羅恕人、馬呈祥見陶峙嶽行事坦蕩，言出於衷，也就釋然了，同意交出部隊出國。
9月22日，馬呈祥和羅恕人一同向騎1師和第179旅營以上軍官告別。
9月23日，葉城向所部莫師長交權。
9月24日至25日，他們分別離開迪化，循南疆去印度。
陶峙嶽不食前言，除允許他們將自己的金銀財產帶走外，又將他們的房院、汽車、布匹、茶磚等優估了800兩黃金，由省政府署證明交給他們帶走。
送走葉城、馬呈祥、羅恕人，新疆起義的不安定因素消除了。在毛澤東、彭德懷、張治中等人的直接關心下，陶峙嶽用電話電報緊急征求了南北疆各部隊的部隊長意見，之後聯合署名，於9月25日正式通電起義。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也率劉孟純等通電與廣州國民黨殘餘政府脫離一切關係，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領導。
值此，160餘萬公裏土地的新疆告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