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鐵騎踏進紫禁城
在19世紀的最後10年裏，西方國家先後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爭相搶奪“陽光下的地盤”，而在那個遙遠而神秘的中國正發生著三件大事：一是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清政府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最後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二是戊戌變法，光緒皇帝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推行改革，但在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勢力的鎮壓之下慘遭夭折，譚嗣同等六君子血灑刑場，改革的一線生機被痛心地扼殺。三是義和團運動，最後被悲慘地斷送在八國聯軍的炮火之下。三件事，內容不同，性質不同，社會影響也不同。可是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以失敗而告終，每一個事件過後總是導致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李文海：《八國聯軍侵華百周年斷想》，載於《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第1期。帝國的淪落曆曆在目。
曆史上的中國，並不是一直就不如歐洲和美洲的。這從《馬可·波羅遊記》中可見一斑。還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對中國也有很高的評價。西方曾稱讚中國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等等，不勝枚舉。
曆史上的中國曾經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度，與外界其他民族國家的交往很多。特別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國”則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國這具古老的軀體喪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聞風而至的敵人也在尋找著機會。正如《草原帝國》的作者雷納·格魯塞所說：“中國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這些野蠻人吸引到中國來。”而中國人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是在甲午戰爭的慘敗之後。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當《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偉到北京後，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公眾來說，它的刺激比前之所有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過去被他們看不起的學生日本，在僅僅一代人後，就無情的擊敗了自己的老師。這一事件幾乎徹底地衝垮了中國人最後的信念上的優越感，對於老一代官僚來說，他們終其一生的努力最終被證明不堪一擊，伴隨著他們相繼退出曆史舞台，官僚係統再次迅速滑落到無能、腐敗、道德崩潰的地步。從地方開始的振興活動，也促成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並為後來的軍閥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23頁。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隻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於是萌發了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
於是，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聯合全國18省在京舉人，聚集達智橋鬆筠庵，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提出“拒絕《馬關條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聯絡1300多舉人簽名，呈遞都察院，都察院拒絕代呈。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它是維新變法運動的起點。此後，康有為接連向光緒帝上書，陳述變法主張。
特別重要的是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誌，建鬥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製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雷頤：《探索戊戌失敗之文化因素》，載於2002年6月18日《光明日報》。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愾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製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麵對群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裏所說：“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為、梁啟超奔走推動下，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麵組織了強學會，這是維新派創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該學會每10天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講“中國自強之學”。11月，上海成立強學分會，但強學會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攻擊、誹謗，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邀請梁啟超擔任主筆。1897年10月，嚴複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兩報熱情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抨擊封建專製統治，提倡民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有力地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1897年至1898年，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梁啟超等匯集湖南，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學報》（初名《湘學新報》）、《湘報》，創辦時務學堂，組織南學會，使湖南維新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897年全國共有學會、學堂、報館等共300餘個，出版30多種報刊，表明維新運動具有一定的群眾性。
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迅速從廣東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1898年1月，康有為應詔上《統籌全局折》，建議仿效日本，全麵變法。4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京創立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同時，保滇會、保川會、保浙會等也先後成立。士大夫經常集會，討論時政，變法空氣日濃。康有為乘時鼓動帝黨官員上書，敦促變法。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發布《明定國是詔》，正式開始變法。在此後到慈禧太後於9月21日發動政變的103天中，光緒帝發布了一係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罷黜一批頑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維新分子，一時“歡聲雷動”，維新運動達到高潮，史稱“百日維新”。當時光緒帝發布的這些詔令，屬於政治方麵的主要有：廣開言路，提倡官民上書，不許任何人阻撓；撤除閑散衙門和重疊機構，裁減冗員；準許旗人自謀生計。屬於經濟方麵的主要有：設立農工商局，提倡實業，獎勵發明；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務；裁減驛站，設立郵政局；創辦國家銀行，編製國家預決算。屬於文化教育方麵的主要有：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將各省書院和過多的祠廟改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堂，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允許自由創辦學會、報館；設立譯書局，編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遊曆、留學。屬於軍事方麵的主要有：裁減綠營，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練兵，添設海軍，實行保甲。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製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鬥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派發動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六位維新誌士慘遭殺害（這六位誌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變法運動徹底失敗。
變法的失敗早在意料之中。
戊戌變法前的中國，除了麵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隻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由於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成為“保國保種”的頭等大事，保國保種又須依賴“富國強兵”，這一切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實施，所以戊戌變法主要先解決政府改革這一問題。可是變法中最缺乏的就是強有力的政府。
維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緒，名義上是已經親政的皇帝，但最高權力實際上依然為慈禧所壟斷。維新派在變法期間隻掌握一種權力，即起草上諭權，除此之外，他們什麽也做不了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隻能依靠上諭來推行變法新政，但百日維新中所下的上諭真正得到執行的其實很少。從嚴格意義上講，維新派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改革實踐者。
對於任何改革而言，最積極的支持者和最積極的反對者都是少數，更多的是等待、觀望和溫和派。對改革者來說，最大限度地爭取溫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擴大同盟軍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則，隻能四麵楚歌，陷於被動之中。盡管翁同龢提出了“調和兩宮”的主張，讓慈禧而不是光緒充當維新變法的領袖，但都被康有為等人拒絕了。最終，慈禧認定維新派隻忠於光緒而仇視她，進而懷疑維新派的變法動機隻是為了從她手中奪取權力，使她毫不猶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對派的一邊。
而維新派在輿論宣傳上采用了過激的言辭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並沒有掌握實權、沒有形成權威的情況下，就要求裁撤六部為代表的傳統官僚機構。更有甚者，康有為在與老謀深算的榮祿談話時，竟然口無遮攔，提出：“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不理智的策略，隻能減少維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短短的103天時間裏，通過光緒頒布了300多道變法諭旨，內容涉及各個領域。這種急於求成的心態，使得原本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都比較脆弱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更增添了對改革的反感與厭惡，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從控製軍政實權的大多數王公貴族，到軍隊將領和隻會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無不反對變法，從上到下構織成一張嚴密的抵製變法的網絡。耐人尋味的是，本來與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務派，雖然在“西用”上與維新派有著共同的語言，但為了維護“中體”，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陣營之中，使得維新派勢單力薄。
另外，維新派還需要麵對一個更強大的敵人：中國的“天朝上國”夢。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製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隻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改革更加困難。
可以說，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於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個標誌，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政治和心理認同感。甲午戰爭最終變成了一個龐大帝國崩潰的臨界點，它無情地證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國精英的努力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它的壽命，而之後，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盡管做出了極富變革意義的舉措，卻最終證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趕不上衰敗的速度。甲午戰爭的慘敗激發起了一場新的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希望能在政治體製、社會體製上進行一場變革。但很快，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發現，變革難度比他們想像的要大得多，他們需要得到來自最高權力的支持，他們在麵對傳統官僚體製時需要更多的技巧，他們還發現廣大人民需要被悉數喚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國家與世界茫然無知、麻木不仁。曆史課本早已將19世紀的中國描繪成半殖民地社會，但事實上，來自外部世界的改變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聲音最多能被幾萬同道者所聽懂，以對於廣闊的鄉村世界來說，生活仍然如幾十年前一樣，暗淡、遲鈍地進行著，鴉片是對抗這種沉悶的最好方式……
我們隻能說，戊戌變法是一次進步意義的救亡運動，也是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失敗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塊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死水塘中。雖然激起了一絲漣漪，可是沒有辦法驚起千重浪。
知識分子失敗了，中國的農民站起來了。在中國的心髒地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西方侵略的群眾運動。事變肇端於山東地區零星發生的民教衝突，從1899年起事態像脫韁的野馬一樣迅速發展，演變為一股席卷整個北中國的排外浪潮，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沒有明確的宗旨，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將來自不同地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組織為一支隊伍；是仇恨引導他們拆除鐵路，割斷電線，焚毀教堂並包圍使館區；又是仇恨使得他們忘卻恐懼，拿起冷兵器時代的武器對抗馬克沁機槍和克虜伯膛炮裝備的八國聯軍。引發這種反應的不是國與國之間純粹的利害衝突，而是屈辱，一種深入人心靈的屈辱。隻有當尊嚴遭到最粗暴地蹂躪的時候，一個民族才會迸發出這樣野蠻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它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可惜它最後被自己所忠誠的朝廷出賣而遭到扼殺。這次運動卻給西方國家入侵製造了口實。很快，八個主要國家組成聯軍，開進了紫禁城。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分區占領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後住在慈禧太後原先居住的西苑儀鸞殿（後為懷仁堂），其內藏珍寶極多。不久，該殿即遭焚毀，據稱這是偷盜者縱火滅跡。搶劫更是隨處可見，瓦德西在《拳亂日記》裏說侵略軍攻陷北京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但其詳細數目，亦複不易調查。（皇宮）最大部分可以移動之貴重物件，皆被搶去。”第二次鴉片戰爭劫後殘餘的《永樂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冊”。此外遺失的珍貴圖書“經史子集等，共四萬六十餘本”。“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
此時的清廷已經逃跑了。後來避過了風頭的慈禧太後對列強還保留著大清朝還是暗自慶幸的，趕緊與11個國家簽訂了《辛醜條約》，安安穩穩地過最後的幾年。
古老的中國在19世紀末一點一點地沉沒，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曆史太悠久了，幅員太遼闊了，它總能找到回避根本變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一語道破了天機：“在一切都上軌道的社會中，無所作為是中國傳統政治學的最高境界；而在戰後中國麵臨西方威逼的險惡環境中，無所作為是一種最壞的政治。時代變了，道光帝渾然不覺，結果腳隨之跟入新時代，而頭腦卻依舊留在舊時代。在專製社會中，旨意決定—切。道光由此斷送了機會。”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隨後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等，也都沒有讓中國這頭被拿破侖稱作“睡獅”的獅子醒過來。同樣，30多年之後的中日甲午戰爭，讓中國再次飽嚐了失敗的滋味，也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當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時，這個國家無處可躲，隻能正麵麵對挑戰；而在中國，即使八國聯軍攻入了北京，太後仍然可以相對而言從容地逃到陝西。帝國的惰性總是不自覺地拒絕變革，而變革發生後，它傳播的速度又過分緩慢。
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維新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休克療法”，可惜的是沒有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強的權力支持。雖然在義和團運動之後10年，清政府幾乎采納了百日維新的所有主張，但此刻，這個組織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經遠遠落後於它腐敗的速度，而且它最終發現自己無力麵對層出不窮的危機。而且在20世紀初，中國已經不具備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相對不被打擾的改革條件。更為徹底的國際競爭已經展開，國際環境對於中國的壓力更為顯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一個嶄新的世界的分歧越來越不可調和，不同背景、思維與利益的群體間越來越難以相處。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隻有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這場革命必須從一切方麵洗刷舊傳統……許知遠：《甲午戰爭與舊秩序的崩潰》，載於《中國報道電子雜誌》總第427期。
曆史上的中國，並不是一直就不如歐洲和美洲的。這從《馬可·波羅遊記》中可見一斑。還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對中國也有很高的評價。西方曾稱讚中國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等等，不勝枚舉。
曆史上的中國曾經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度，與外界其他民族國家的交往很多。特別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國”則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可是到了近代，中國這具古老的軀體喪失了青春的活力，慢慢地衰落下去，聞風而至的敵人也在尋找著機會。正如《草原帝國》的作者雷納·格魯塞所說：“中國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這些野蠻人吸引到中國來。”而中國人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是在甲午戰爭的慘敗之後。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當《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偉到北京後，對於那些受過教育的公眾來說，它的刺激比前之所有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過去被他們看不起的學生日本，在僅僅一代人後，就無情的擊敗了自己的老師。這一事件幾乎徹底地衝垮了中國人最後的信念上的優越感，對於老一代官僚來說，他們終其一生的努力最終被證明不堪一擊，伴隨著他們相繼退出曆史舞台，官僚係統再次迅速滑落到無能、腐敗、道德崩潰的地步。從地方開始的振興活動，也促成了地方與中央的分離，並為後來的軍閥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23頁。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隻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於是萌發了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
於是，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奮，正在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聯合全國18省在京舉人，聚集達智橋鬆筠庵，討論上書請願。會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提出“拒絕《馬關條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建議，聯絡1300多舉人簽名，呈遞都察院，都察院拒絕代呈。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它是維新變法運動的起點。此後，康有為接連向光緒帝上書，陳述變法主張。
特別重要的是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誌，建鬥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製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雷頤：《探索戊戌失敗之文化因素》，載於2002年6月18日《光明日報》。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愾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製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麵對群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裏所說：“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
從1895年夏到1898年春，維新派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開辦學堂，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為、梁啟超奔走推動下，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麵組織了強學會，這是維新派創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該學會每10天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講“中國自強之學”。11月，上海成立強學分會，但強學會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攻擊、誹謗，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邀請梁啟超擔任主筆。1897年10月，嚴複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兩報熱情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抨擊封建專製統治，提倡民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有力地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1897年至1898年，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梁啟超等匯集湖南，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學報》（初名《湘學新報》）、《湘報》，創辦時務學堂，組織南學會，使湖南維新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897年全國共有學會、學堂、報館等共300餘個，出版30多種報刊，表明維新運動具有一定的群眾性。
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變法聲浪日高。康有為迅速從廣東趕到北京上書，提出速行變法的具體建議。1898年1月，康有為應詔上《統籌全局折》，建議仿效日本，全麵變法。4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京創立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同時，保滇會、保川會、保浙會等也先後成立。士大夫經常集會，討論時政，變法空氣日濃。康有為乘時鼓動帝黨官員上書，敦促變法。6月11日，光緒帝接受變法建議，發布《明定國是詔》，正式開始變法。在此後到慈禧太後於9月21日發動政變的103天中，光緒帝發布了一係列除舊布新變法詔令，罷黜一批頑固大臣，擢拔了一批維新分子，一時“歡聲雷動”，維新運動達到高潮，史稱“百日維新”。當時光緒帝發布的這些詔令，屬於政治方麵的主要有：廣開言路，提倡官民上書，不許任何人阻撓；撤除閑散衙門和重疊機構，裁減冗員；準許旗人自謀生計。屬於經濟方麵的主要有：設立農工商局，提倡實業，獎勵發明；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務；裁減驛站，設立郵政局；創辦國家銀行，編製國家預決算。屬於文化教育方麵的主要有：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將各省書院和過多的祠廟改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堂，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允許自由創辦學會、報館；設立譯書局，編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遊曆、留學。屬於軍事方麵的主要有：裁減綠營，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練兵，添設海軍，實行保甲。
變法運動一開始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抵製和反對，隨著運動的開展，維新派與頑固派的矛盾和鬥爭迅速加劇。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派發動政變，慈禧重新“訓政”，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六位維新誌士慘遭殺害（這六位誌士為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變法運動徹底失敗。
變法的失敗早在意料之中。
戊戌變法前的中國，除了麵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隻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由於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成為“保國保種”的頭等大事，保國保種又須依賴“富國強兵”，這一切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實施，所以戊戌變法主要先解決政府改革這一問題。可是變法中最缺乏的就是強有力的政府。
維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緒，名義上是已經親政的皇帝，但最高權力實際上依然為慈禧所壟斷。維新派在變法期間隻掌握一種權力，即起草上諭權，除此之外，他們什麽也做不了主，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隻能依靠上諭來推行變法新政，但百日維新中所下的上諭真正得到執行的其實很少。從嚴格意義上講，維新派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改革實踐者。
對於任何改革而言，最積極的支持者和最積極的反對者都是少數，更多的是等待、觀望和溫和派。對改革者來說，最大限度地爭取溫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擴大同盟軍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則，隻能四麵楚歌，陷於被動之中。盡管翁同龢提出了“調和兩宮”的主張，讓慈禧而不是光緒充當維新變法的領袖，但都被康有為等人拒絕了。最終，慈禧認定維新派隻忠於光緒而仇視她，進而懷疑維新派的變法動機隻是為了從她手中奪取權力，使她毫不猶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對派的一邊。
而維新派在輿論宣傳上采用了過激的言辭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並沒有掌握實權、沒有形成權威的情況下，就要求裁撤六部為代表的傳統官僚機構。更有甚者，康有為在與老謀深算的榮祿談話時，竟然口無遮攔，提出：“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不理智的策略，隻能減少維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短短的103天時間裏，通過光緒頒布了300多道變法諭旨，內容涉及各個領域。這種急於求成的心態，使得原本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都比較脆弱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更增添了對改革的反感與厭惡，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從控製軍政實權的大多數王公貴族，到軍隊將領和隻會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無不反對變法，從上到下構織成一張嚴密的抵製變法的網絡。耐人尋味的是，本來與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務派，雖然在“西用”上與維新派有著共同的語言，但為了維護“中體”，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陣營之中，使得維新派勢單力薄。
另外，維新派還需要麵對一個更強大的敵人：中國的“天朝上國”夢。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製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隻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改革更加困難。
可以說，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於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個標誌，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政治和心理認同感。甲午戰爭最終變成了一個龐大帝國崩潰的臨界點，它無情地證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國精英的努力不過是暫時延緩了它的壽命，而之後，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盡管做出了極富變革意義的舉措，卻最終證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趕不上衰敗的速度。甲午戰爭的慘敗激發起了一場新的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型知識分子，希望能在政治體製、社會體製上進行一場變革。但很快，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發現，變革難度比他們想像的要大得多，他們需要得到來自最高權力的支持，他們在麵對傳統官僚體製時需要更多的技巧，他們還發現廣大人民需要被悉數喚醒，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國家與世界茫然無知、麻木不仁。曆史課本早已將19世紀的中國描繪成半殖民地社會，但事實上，來自外部世界的改變仍然很少。那些北京的改革者的聲音最多能被幾萬同道者所聽懂，以對於廣闊的鄉村世界來說，生活仍然如幾十年前一樣，暗淡、遲鈍地進行著，鴉片是對抗這種沉悶的最好方式……
我們隻能說，戊戌變法是一次進步意義的救亡運動，也是一次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失敗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它像一塊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死水塘中。雖然激起了一絲漣漪，可是沒有辦法驚起千重浪。
知識分子失敗了，中國的農民站起來了。在中國的心髒地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西方侵略的群眾運動。事變肇端於山東地區零星發生的民教衝突，從1899年起事態像脫韁的野馬一樣迅速發展，演變為一股席卷整個北中國的排外浪潮，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沒有明確的宗旨，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將來自不同地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組織為一支隊伍；是仇恨引導他們拆除鐵路，割斷電線，焚毀教堂並包圍使館區；又是仇恨使得他們忘卻恐懼，拿起冷兵器時代的武器對抗馬克沁機槍和克虜伯膛炮裝備的八國聯軍。引發這種反應的不是國與國之間純粹的利害衝突，而是屈辱，一種深入人心靈的屈辱。隻有當尊嚴遭到最粗暴地蹂躪的時候，一個民族才會迸發出這樣野蠻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它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可惜它最後被自己所忠誠的朝廷出賣而遭到扼殺。這次運動卻給西方國家入侵製造了口實。很快，八個主要國家組成聯軍，開進了紫禁城。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分區占領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犯下滔天罪行。瓦德西到北京後住在慈禧太後原先居住的西苑儀鸞殿（後為懷仁堂），其內藏珍寶極多。不久，該殿即遭焚毀，據稱這是偷盜者縱火滅跡。搶劫更是隨處可見，瓦德西在《拳亂日記》裏說侵略軍攻陷北京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但其詳細數目，亦複不易調查。（皇宮）最大部分可以移動之貴重物件，皆被搶去。”第二次鴉片戰爭劫後殘餘的《永樂大典》，此次又“失去三百零七冊”。此外遺失的珍貴圖書“經史子集等，共四萬六十餘本”。“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
此時的清廷已經逃跑了。後來避過了風頭的慈禧太後對列強還保留著大清朝還是暗自慶幸的，趕緊與11個國家簽訂了《辛醜條約》，安安穩穩地過最後的幾年。
古老的中國在19世紀末一點一點地沉沒，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曆史太悠久了，幅員太遼闊了，它總能找到回避根本變革的方式。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一語道破了天機：“在一切都上軌道的社會中，無所作為是中國傳統政治學的最高境界；而在戰後中國麵臨西方威逼的險惡環境中，無所作為是一種最壞的政治。時代變了，道光帝渾然不覺，結果腳隨之跟入新時代，而頭腦卻依舊留在舊時代。在專製社會中，旨意決定—切。道光由此斷送了機會。”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隨後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等，也都沒有讓中國這頭被拿破侖稱作“睡獅”的獅子醒過來。同樣，30多年之後的中日甲午戰爭，讓中國再次飽嚐了失敗的滋味，也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當美國的“黑船”來到日本時，這個國家無處可躲，隻能正麵麵對挑戰；而在中國，即使八國聯軍攻入了北京，太後仍然可以相對而言從容地逃到陝西。帝國的惰性總是不自覺地拒絕變革，而變革發生後，它傳播的速度又過分緩慢。
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維新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休克療法”，可惜的是沒有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強的權力支持。雖然在義和團運動之後10年，清政府幾乎采納了百日維新的所有主張，但此刻，這個組織自我挽救的速度已經遠遠落後於它腐敗的速度，而且它最終發現自己無力麵對層出不窮的危機。而且在20世紀初，中國已經不具備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相對不被打擾的改革條件。更為徹底的國際競爭已經展開，國際環境對於中國的壓力更為顯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一個嶄新的世界的分歧越來越不可調和，不同背景、思維與利益的群體間越來越難以相處。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隻有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這場革命必須從一切方麵洗刷舊傳統……許知遠：《甲午戰爭與舊秩序的崩潰》，載於《中國報道電子雜誌》總第4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