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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當國老農擲荊教子

  朱元璋起自布衣,比較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朱元璋認為政權衰亡主要原因就是規章製度得不到遵守,政策也得不到堅決貫徹。於是他一直思考如何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政治體製,加上君主勤勉執政,以確保不會出現主嬉民荒的亂世。朱元璋為明朝政治定下的基調就是兩點:有效的製度(在朱元璋那裏發展出極端講求規範,事無巨細的製度),勤勉的君主(朱元璋認為最主要的就是皇帝不偷懶和對下情的絕對了解掌握)。讀者諸君很容易從中發現一位“農家子弟”的典型治家心理。他操勞了一輩子,依然不願意停歇;而且越來越希望掌握底下的情況,固執地讓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設想運轉。

  朱元璋的執政由政治製度改革入手。秦始皇創立的君主之下設宰相輔政的政治體製框架為後世創立了製度典範,區別的隻是君權與相權權限大小不同而已。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漢唐舊製。南京中央設三大府:中書省,下統六部,職掌行政事務;大都督府,統管軍事;禦史台,職掌監察事務。地方設行中書省,置平章政事,總管地方事務。但朱元璋認為以往的王朝興替已經證明了這套製度的不完善。他親自設計、製定了幾項重要的政治製度,對以往政治製度進行了大膽的變革和創新。

  改革首先從地方機構改革著手。洪武九年,朱元璋下令撤銷行中書省,設立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掌行政、司法、軍事權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統攝,向中央負責。全國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個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增設雲南布政使司。

  地方的改革最終指回中央機構的改革。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案發。朱元璋趁機宣布撤銷中書省,永久廢除丞相,權分六部。六部尚書分掌天下事務,直接向皇帝負責。“罷宰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朱元璋惟恐後世子孫偷懶複設宰相,特意在《皇明祖訓》中明文規定不許變亂舊章:“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同時將掌管全國軍事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改為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分領所屬都司衛所部隊,但調兵權統歸皇帝。

  朱元璋按照自己的政治設想進行了上述變革和調整,根本目的是安定萬世一係的明朝統治。但他的主要手段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權,皇帝兼行各種大權。這樣皇帝不得不處理大量的政務。專製主義皇權到了朱元璋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強,明朝皇帝也成為曆史上最有權勢的皇帝之一。據說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處理400多件政事,相當辛苦。

  但是君權一旦失去製約是危險的。尤其是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權沒有相應的約束機製,往往造成君主(尤其是素質不行的君主)為所欲為,或者君權徹底旁落。明代中後期皇帝荒誕不經,極度腐朽,甚至數十年不上朝的史實就是明證。

  朱元璋出身窮苦,農民的戒奢從儉之心自始至終存於其心。他站在農民的角度,異常珍惜勞動成果,對奢侈鋪張行為深惡痛絕。朱元璋稱帝後,不但將官員呈獻的寶物悉數毀掉,就是正常的衣食供張,也盡量節省。朱元璋很喜歡吃浙江金華所產的香米,但他擔心地方官員趁機勒索小民,於是決定在禦苑中辟出幾十畝水田種香米,以資供食。又如太原產優質葡萄酒,元朝列其為貢品,朱元璋念“民力維艱”,也將它取消了。

  他不但不準權貴們錦衣玉食,就是對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無論是穿戴,還是婚嫁,都給予了嚴格的規定。百姓家的婦女,不準戴金首飾,不準穿綢緞,違令者嚴懲。當時有兩位南京的年輕人追求時髦,用紅布在褲腿上鑲了一道邊。街坊到官府上告,消息傳到朱元璋耳朵裏,他竟然大怒,下旨砍斷了這兩個年輕人的雙腿。不惜使用如此殘暴的手段對付老百姓,可見這位當國老農的禁奢決心。熊召政:《朱元璋的戒奢之心》。

  為了防止兒子數典忘祖,能夠“承主器之重”,永保大明“宗廟社稷”。朱元璋十分注意向太子朱標灌輸自己的農民思想。吳元年八月,朱元璋“祀山川畢”,將要回宮前特意命令朱標:“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將士中夜而起,啟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至驕惰。”時年13歲的朱標,聽道朱元璋讓其步行回宮的訓教,不得不步行回宮。同年十月,朱元璋派朱標前往老家臨壕拜渴祖陵,希望他能了解民間疾苦和創業之艱辛。行前,朱元璋告諭他:“今汝諸子生磚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曆田野,因道途之險曆,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明太祖實錄,卷24.轉引自薑鳳歧:《試論朱元璋對太子的教育》,載於《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3卷第2期。

  明朝建立後,按計劃要在南京營建宮殿,朱元璋在審定宮殿圖樣時,將裝飾華麗的部分全部去掉,並告誡官員說:“宮室但取其堅固而已,何必過於雕祈……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嚐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按照慣例,皇帝車輿器具服用等物,都需用金裝飾,朱元璋卻下令全部用銅代替。他力倡“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身體力行,以至後妃們都生活儉樸,唯恐有鋪張浪費之處,受到重責。

  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上,朱元璋力行民本思想和與民生息的政策。朱元璋強調“民乃國之根本”,積極推行恢複和發展生產的有利措施。他多次減免各地的賦稅,大力推行墾荒、屯田的政策,並規定3年免征賦稅。這些都大大推進了經濟恢複的步伐。據統計,明初的15年中,新墾田數共達1.8億多萬畝,占當時全國可耕地的一半;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興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5000多處,疏浚河道4100多條,開掘堰塘4.09萬多處。據洪武二十六年的統計數字,明初全國戶數增長近10倍,耕地麵積擴大4倍,農業、工業、手工業都有較快發展。

  政通人和局麵的出現還與朱元璋大力打擊貪汙腐敗,澄清吏治有極大的關係。朱元璋這個天下所有官員的“總老板”,遇事卻站在小百姓的立場上。他不但偏袒百姓,凡事先問官吏不是,而且鼓勵百姓直接扭送不法官員越級上告,規定沿途不得阻攔。朱元璋對小民很信任,甚至親自接見糧長,被賞識的馬上授予官職。一些地區的官員生活悲慘,日夜擔心被百姓所驅逐。

  明朝由朱元璋製定的官員俸祿,自滅亡都未改變。縣令的年俸祿不超過50兩白銀。如果嚴格按照俸祿生活,每位縣令就都得像海瑞一樣請不起傭人、穿補丁衣服、自己在縣衙種菜、夫人在房中紡織了。朱元璋自然明白朝廷給官員的俸祿很低,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通常要找他們談一次話,講講如何正確看待物質享受,如何抵製貪汙受賄的誘惑的問題。朱元璋的利害關係賬是這樣的: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幹。受賄來的外財真有益處麽?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裏受刑,判決之後輕者服苦役,重者斬首示重。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麽地方?你的妻子兒女不僅享受不了,而且還要受到株連。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收受不幹淨的錢毫無益處。

  朱元璋的話語重心長。但明朝的官員,前赴後繼,一浪接著一浪,一排排一代代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朱元璋後來也無奈地承認自己的官員即使一開始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不久後全都又奸又貪,能善始善終者極少。“我欲除贓官汙吏,奈何朝殺暮犯。”

  對於這樣的無奈,朱元璋隻能重典治貪:一是立法嚴峻,法網嚴密;二是法外用刑。

  朱元璋親自主持編訂的《大明律》中,嚴格規定了貪贓枉法的犯罪行為及其刑事責任。《大明律·受贓》一篇共有十一條,幾乎全部是官吏貪汙犯贓的條目。大明律內容規定嚴密,懲罰極重,就連因公出差坐官畜、船、車附私物超過規定重量也要加刑。地方官吏貪汙錢財六十兩以上者除斬首示眾,還要剝皮實草,“贓至六十兩以上者嫋首示眾,仍剝皮實草。”艱巨的反腐形勢使朱元璋決心在《大明律》的基礎上加重科罪,加大反貪力度。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間,朱元璋“采輯官民過犯”的案件,親手製訂《大浩》。與《大明律》相比,《大浩》不僅酷刑種類多,有族誅、淩遲等多達三十多種,大多為明律所未設。而且同一犯罪,《大浩》的規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絕大部分是輕罪重判甚至是無罪錯判。按《大明律》罪止杖八十或一百,而在《大浩》中竟判以淩遲。朱玉婷:《朱元璋的務實思想及政策》,載於《東嶽論叢》2001年3月第22卷第2期。

  朱元璋在實踐中集中力量對貪官汙吏進行了全麵、大規模的無情打擊,犯贓者不論官位高低,身份貴賤,親疏遠近,一經發現,窮追不舍,嚴懲不貸。大將胡大海的兒子犯酒禁,依法處斬不赦。附馬都尉歐陽倫違令販私茶出境被朱元璋賜死。建國以來,浙東、浙西、廣東、廣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員,竟然沒有一個人幹到任滿。明初實行以猛治國的政策,屢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況很嚴重,遭到懲處的官吏很多。

  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縣都要派遣官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務情況,戶部審核清楚才算了結。戶部的審核很嚴格,錢穀數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冊填報。重新造冊不算困難,但是賬冊上要有地方衙門的印信才行,而從中央到地方重新蓋印往返要很長時間,因此地方官員總要攜帶備用的空白文冊,一旦遇到駁回的情況,隻須重新填寫而不必往返了。這樣長期行政往來形成的慣例,上下默認,沒有人去追究。地方文冊蓋的騎縫印也不能用作他圖,沒有什麽危害。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發現這種情況,非常震怒,認為是故意欺騙他,下令將全國地方衙門主印的官員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律充軍邊地。其中包括多少冤死的官吏啊。

  朱元璋不僅嚴肅整頓吏治,而且屠戮功臣。廖永忠是最早被殺的功臣。廖永忠功勳卓著,特別是在鄱陽湖之戰中殊死戰鬥,建國後被封為德慶侯。洪武八年,朱元璋以其私自穿著繡有龍鳳圖案的衣服逾製為由將其殺死。從此小明王韓林兒之死的真相永遠成為了秘密。之後,朱亮祖、李文忠、徐達先後死於非命。

  洪武十三年正月,禦史中丞塗節、商嵩告發丞相胡惟庸勾引外將、南通倭寇,意欲謀反。朱元璋命羽林軍將胡抓捕,審問得實,磔於市,牽連被殺達3萬人。十年後有人告發李善長交通胡惟庸情狀,朱元璋又將當時已經77歲的李善長賜死,並誅殺其家。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升等三四萬官民因牽連此案被殺。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朱元璋又興藍玉案。藍玉以謀逆罪被殺,連坐被誅殺者達15萬人。胡藍二人在個性舉止上存在缺陷,其罪當誅,但牽連過廣。兩案使得大明的開國功臣被屠戮殆盡。

  朱元璋屠殺功臣既有防止新興權貴仗勢欺壓小民的考慮,更包含深層次的考慮。每一個新朝的建立,都離不開新興權勢集團的支持。但是那些功臣聚斂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勢力,對新朝的皇室構成了最直接的威脅。如何處理開國皇帝與功臣之間的關係是每一位開國君主必須麵對的難題。

  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李善長、徐達、常茂、李文忠、馮勝、鄧愈6人為公爵,另外28人為侯爵,並賞賜大量土地,與功臣聯姻。功臣們都領有鐵券,如果本人或子孫犯罪,可以免死數次。朱元璋希望通過這些方式確保功臣忠心,鞏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傳祚無窮。遺憾的是朱元璋隨著年歲增長,日漸多疑;伴隨著子孫成長,朱元璋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功臣威脅。兩年後,朱元璋頒布《洪武青花執壺鐵榜文》,對文武功臣嚴加戒飭,嚴厲指責他們違法亂紀的行徑。洪武八年,朱元璋製作《資世通訓》;洪武十三年製作《臣戒錄》,警告大臣們如果對天子不忠、逾越禮製,將受到嚴懲,終至舉起屠刀。

  朱元璋處理功臣問題走向了極端。如何化解功臣與君權,尤其是與嗣主的關係,關鍵是看皇帝如何化解。方法無非就是厚待與殺戮兩類。西漢的劉邦心存猜忌,大殺功臣。但很大原因是他自己大封諸侯王,天下十分已去其七。東漢的劉秀則厚待功臣,分封在各地,與之聯姻,結果形成了世家大族,尾大不掉。唐太宗李世民個人氣量宏大,處理較為妥當。宋太祖趙匡胤則“杯酒釋兵權”,用高官厚祿換取功臣的兵權,結果助長了冗官冗費。朱元璋的處理與他的同鄉劉邦的處置相似。但朱元璋是在功臣集團尚未威脅到君權的時候主動出擊,且株連極廣,手段殘忍。

  太子朱標對父親的大開殺戒不以為然,曾數次勸諫。終於一次,朱元璋命人找來一根長滿尖刺的荊棘放到朱標麵前,讓太子朱標去撿。朱標畏懼不敢伸手。於是朱元璋語重心長地說:“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朱元璋說,我殺人就是像去掉荊棘上的尖刺一樣,這樣你將來才可以安坐天下。遺憾的是,朱元璋忽視了一個前提。那就是他自己的政治設想是否就是完美無缺的。親戚家人是否就一定可靠?絕對集權的君主是否就一定強權?他自以為建立了完善縝密的政治製度,為子孫掃除了障礙,子孫隻要按照他的思路執政就一定能永享富貴。

  誰知,朱元璋死後,孫子建文帝即位。朱元璋生前樹立的燕王朱棣起兵“靖難”,輕易奪取了天下。功臣既去、製度僵化,建文帝下落不明了。

  §§第六章 被遺忘的皇帝——建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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