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權相當國
劉禪即位之初，時之蜀漢新敗，國力虧空，不可不謂是危急存亡之秋。當時西北有少數民族作亂，南有以孟獲為代表的各族人民造反；中原的魏國虎視眈眈，將主力放在陝南；而江南東吳作壁上觀，敵友不明。而政權內部的明爭暗鬥使地形勢更加險惡。
劉禪的選擇是遵照父親臨終囑咐，“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放權給諸葛亮處理軍政大事。如此一來，蜀漢軍政大權委於孔明一人，從而平息了蜀漢內部的黨派之爭。這是切實可行的客觀選擇。實踐中，孔明定西羌，平南蠻，聯合東吳，北上伐魏，大展英才。
這樣雖然逐漸解決了矛盾，卻使諸葛亮成為了前所未有的權相。《三國誌·諸葛亮傳》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李嚴同時也獲“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但在與諸葛亮集團的鬥爭中逐漸處於劣勢。
建興三年，諸葛亮率眾南征，幾乎征發了各派所有力量。這可以視作諸葛亮對個人權勢的檢驗。可能是因為平定南方戰亂是國之大事，李嚴集團沒有對這個安排表示反對。因此到了第二年，諸葛亮集團繼續采取了行動。“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江州屬於內地，戰略地位不如永安。盡管李嚴的軍銜升為前將軍，盡管李嚴表麵上依然節製陳到，東部事務“皆統屬嚴”，但李嚴的實際地位下降了。
既然如此，李嚴隻好降低姿態，轉而全力經營江州，修築巴郡，希望建立一個能夠與成都相敵的根據地。在此期間，李嚴采取了兩次大的行動。第一是根據《諸葛亮集》的記載，李嚴曾“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漢製，非劉姓不得封王。這完全是李嚴對諸葛亮的一次不懷好意的笨拙試探。諸葛亮馬上回信拒絕說：“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複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在回信中，諸葛亮明確說自己對李嚴這個老朋友來信的不解。一方麵，諸葛亮許諾滅魏之後當“與諸子並升”，意思說統一北方後我們倆共享富貴，給了張空頭支票；另一方麵，諸葛亮又說“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暗示李嚴自己才是頭號托孤重臣，提醒李嚴不得妄動。
第二就是李嚴要求在川東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設立“五郡巴州”，自為巴州刺史。蜀漢政權真正控製的隻有四川一州（當時稱為“益州”），由諸葛亮擔任州牧。這樣諸葛亮就控製了蜀漢惟一的地方政權。現在李嚴要求將四川一分為二，自己領有一州，以實力對抗在成都的諸葛亮的意圖非常明顯。諸葛亮控製的朝廷自然是斷然拒絕。劉禪是堅決反對這一裂土主張。在後來諸葛亮彈劾李嚴罪名的奏折中，諸葛亮將李嚴的這一主張看作是“窮難縱橫”。
應該說，李嚴集團的這兩招都是“臭棋”。這可能是因為李嚴本人“腹中有鱗甲”、“性自矜高”、桀驁不遜，還“逞蘇張詭糜之說”、“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對於政治高手來說，李嚴缺乏沉穩敏銳的特性，注定了失敗的命運。這些都堅定了諸葛亮肅清李嚴的決心，奈何條件尚為完全成熟。
建興八年，李嚴以資曆再升為驃騎將軍。同年，蜀魏在漢中戰事激烈。諸葛亮率大軍坐鎮漢中，以此為契機解決李嚴問題。諸葛亮采取了調虎離山的戰略，要求李嚴率兵兩萬離開根據地江州到大本營漢中抗魏。這既使李嚴失去了根基，也減少了江州發生動亂的可能性。大敵當前，李嚴更是沒理由抗命。深知利害關係的李嚴提出要求，提名自己的兒子李豐擔任江州都督，繼續掌握川東軍隊和根據地。這一次，諸葛亮非常爽快，“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隻得率軍北上，他忘記了樹倒猢猻散的道理。隻要打倒李嚴，他的殘餘集團注定要灰飛湮滅。
到了漢中後，“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李嚴擔任了漢中各部隊總監督，這是全權處理丞相府事務的空銜。
一年後，諸葛亮彈劾李嚴的奏折是這樣評價這次調動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意思是說李嚴借機要挾，而自己忍辱負重。
建興九年春，諸葛亮進軍祁山，讓李嚴催督糧食運輸。
祁山戰役持續了半年。到了夏秋交際的時候，“天霖雨，運糧不繼”。《三國誌》記載李嚴“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也就是說，因為連降大雨導致轉運糧草困難（漢中入陝南的山路至今崎嶇難行），李嚴派狐忠、成籓兩個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帶與魏軍相持不下的諸葛亮撤軍。諸葛亮如約撤軍。
史載：“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李嚴在諸葛亮回軍後采取了兩麵手法：一方麵驚訝地說：“軍糧還很充足，為何就撤軍呢？”以此來推卸自己沒有督運好糧草的責任，同時說明是諸葛亮自己無力推進而撤軍；另一方麵，李嚴又向劉禪上表說是：“大軍假裝後退，以引誘敵人追擊再進行打擊。”這就給諸葛亮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
諸葛亮的對策非常簡單。“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諸葛亮隻是出示了李嚴前後親筆手書信函，李嚴麵對鐵證，隻好認罪受罰。結果，李嚴被徹底打敗，“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兒子、江州都督李豐在父親被罷官後，被諸葛亮調到漢中繼承李嚴的工作：督運糧草。李豐最後做官做到了硃提太守。硃提是一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郡。
劉備劉禪選擇了扶持強人統治的戰略，不得不獨自麵對權相當國的局麵。隨著對軍國大事的深入了解，他對諸葛亮的許多政策有不同意見，尤其對耗費蜀漢全國實力的曆次北伐更是有意見。如諸葛亮要第一次北伐的時候，劉禪就認為“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他的意見是先休養生息，再力行北伐。但鑒於北伐統一中國、光複漢朝是他父親劉備的既定政策和諸葛亮在政壇的崇高威望，劉禪在諸葛亮主政期間，一直全力支持諸葛亮的北伐。
對於權相，劉禪始終顧全大局，采取忍讓對策。諸葛亮在主政早期，就安排了董允、向寵、郭攸之等人在宮中內外監督劉禪。諸葛亮的千古名篇《前出師表》就透露了其中的政治鬥爭氣味。如果說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的話語，語重心長，可以當作長者對後來人的諄諄教誨。那麽諸葛亮反複強調“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異同”，就是直接幹涉內宮事務，且語氣嚴峻冷酷，違背了君臣應該謹守的規則。不管誰站在劉禪的角度，都很難接受《前出師表》中大人教訓小孩的語氣與腔調。更為嚴重的是，當時的劉禪已非無知幼兒，早到了青春韶華之際，諸葛亮不但不交權，反而繼續耳提麵命。史載“後主益嚴憚之”。
諸葛亮常駐漢中，致力北伐，而無專心內政。權臣長期大軍在外，又內植親信，犯了君臣大忌。長期以來，諸葛亮不是輔政，而是執政了。
劉禪對諸葛亮的看法是相當現實的：諸葛亮集團對蜀漢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發展起到了正麵的作用。以諸葛亮為首的執政集團興修水利、規範戶籍、發展外貿、民族和解，得到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支持。尤其是諸葛亮，客觀上的確集思廣益，為國為民做了大量實事，聲望和擁戴如日中天。諸葛亮集團醉心的北伐事業，刨去意識形態因素不說，實現了“進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戰略意圖。魏國長期在西線保持消極防禦的戰略。
為大局計，劉禪隨著諸葛亮日益權重，也更加顧全大體，把繼續支持諸葛亮集團作為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基本決策。君臣不和，必有內變，與國與民都不利。街亭戰敗後，諸葛亮因用人失誤導致損兵折將，自貶三級。劉禪安慰他說：“勝負兵家常事。”不久諸葛亮北伐小勝，劉禪馬上恢複了諸葛亮的職務，維護諸葛亮的權威。
建興十二年八月，諸葛亮死於北伐陣前，享年54歲。
消息傳來，劉禪連日傷感，不能上朝。此時的劉禪麵臨著重大選擇：如何評價諸葛亮？如何收拾之後的政局？當時就有反諸葛亮的勢力抬頭。比如太守李邈就上書說：“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雖然書中隻是指責諸葛亮擁兵自重，脅迫君臣，但其潛台詞朝臣們都心知肚明。
不管心中真實想法如何，無論在諸葛亮生前身後，劉禪都采取了支持維護的態度。當諸葛亮靈柩運到成都時，劉禪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裏相迎，追諡忠武侯。對於太守李邈，劉禪將他下獄誅殺，以避免反諸葛亮派係進行“反攻倒算”。但是對於為諸葛亮立廟等過分的建議，劉禪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因此現存成都的“武侯祠”並非諸葛亮的真廟，而是劉備的祠堂。
如此處理權臣問題，亙古有之。劉禪的行事在曆史上既得人心，也順民意，保證了三角均勢中最弱的蜀漢政局的長期穩定。裴鬆之評價說“後主之賢，於是乎不可及”。
劉禪的選擇是遵照父親臨終囑咐，“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放權給諸葛亮處理軍政大事。如此一來，蜀漢軍政大權委於孔明一人，從而平息了蜀漢內部的黨派之爭。這是切實可行的客觀選擇。實踐中，孔明定西羌，平南蠻，聯合東吳，北上伐魏，大展英才。
這樣雖然逐漸解決了矛盾，卻使諸葛亮成為了前所未有的權相。《三國誌·諸葛亮傳》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李嚴同時也獲“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但在與諸葛亮集團的鬥爭中逐漸處於劣勢。
建興三年，諸葛亮率眾南征，幾乎征發了各派所有力量。這可以視作諸葛亮對個人權勢的檢驗。可能是因為平定南方戰亂是國之大事，李嚴集團沒有對這個安排表示反對。因此到了第二年，諸葛亮集團繼續采取了行動。“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江州屬於內地，戰略地位不如永安。盡管李嚴的軍銜升為前將軍，盡管李嚴表麵上依然節製陳到，東部事務“皆統屬嚴”，但李嚴的實際地位下降了。
既然如此，李嚴隻好降低姿態，轉而全力經營江州，修築巴郡，希望建立一個能夠與成都相敵的根據地。在此期間，李嚴采取了兩次大的行動。第一是根據《諸葛亮集》的記載，李嚴曾“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漢製，非劉姓不得封王。這完全是李嚴對諸葛亮的一次不懷好意的笨拙試探。諸葛亮馬上回信拒絕說：“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複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在回信中，諸葛亮明確說自己對李嚴這個老朋友來信的不解。一方麵，諸葛亮許諾滅魏之後當“與諸子並升”，意思說統一北方後我們倆共享富貴，給了張空頭支票；另一方麵，諸葛亮又說“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暗示李嚴自己才是頭號托孤重臣，提醒李嚴不得妄動。
第二就是李嚴要求在川東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設立“五郡巴州”，自為巴州刺史。蜀漢政權真正控製的隻有四川一州（當時稱為“益州”），由諸葛亮擔任州牧。這樣諸葛亮就控製了蜀漢惟一的地方政權。現在李嚴要求將四川一分為二，自己領有一州，以實力對抗在成都的諸葛亮的意圖非常明顯。諸葛亮控製的朝廷自然是斷然拒絕。劉禪是堅決反對這一裂土主張。在後來諸葛亮彈劾李嚴罪名的奏折中，諸葛亮將李嚴的這一主張看作是“窮難縱橫”。
應該說，李嚴集團的這兩招都是“臭棋”。這可能是因為李嚴本人“腹中有鱗甲”、“性自矜高”、桀驁不遜，還“逞蘇張詭糜之說”、“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對於政治高手來說，李嚴缺乏沉穩敏銳的特性，注定了失敗的命運。這些都堅定了諸葛亮肅清李嚴的決心，奈何條件尚為完全成熟。
建興八年，李嚴以資曆再升為驃騎將軍。同年，蜀魏在漢中戰事激烈。諸葛亮率大軍坐鎮漢中，以此為契機解決李嚴問題。諸葛亮采取了調虎離山的戰略，要求李嚴率兵兩萬離開根據地江州到大本營漢中抗魏。這既使李嚴失去了根基，也減少了江州發生動亂的可能性。大敵當前，李嚴更是沒理由抗命。深知利害關係的李嚴提出要求，提名自己的兒子李豐擔任江州都督，繼續掌握川東軍隊和根據地。這一次，諸葛亮非常爽快，“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隻得率軍北上，他忘記了樹倒猢猻散的道理。隻要打倒李嚴，他的殘餘集團注定要灰飛湮滅。
到了漢中後，“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李嚴擔任了漢中各部隊總監督，這是全權處理丞相府事務的空銜。
一年後，諸葛亮彈劾李嚴的奏折是這樣評價這次調動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意思是說李嚴借機要挾，而自己忍辱負重。
建興九年春，諸葛亮進軍祁山，讓李嚴催督糧食運輸。
祁山戰役持續了半年。到了夏秋交際的時候，“天霖雨，運糧不繼”。《三國誌》記載李嚴“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也就是說，因為連降大雨導致轉運糧草困難（漢中入陝南的山路至今崎嶇難行），李嚴派狐忠、成籓兩個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帶與魏軍相持不下的諸葛亮撤軍。諸葛亮如約撤軍。
史載：“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李嚴在諸葛亮回軍後采取了兩麵手法：一方麵驚訝地說：“軍糧還很充足，為何就撤軍呢？”以此來推卸自己沒有督運好糧草的責任，同時說明是諸葛亮自己無力推進而撤軍；另一方麵，李嚴又向劉禪上表說是：“大軍假裝後退，以引誘敵人追擊再進行打擊。”這就給諸葛亮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
諸葛亮的對策非常簡單。“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諸葛亮隻是出示了李嚴前後親筆手書信函，李嚴麵對鐵證，隻好認罪受罰。結果，李嚴被徹底打敗，“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兒子、江州都督李豐在父親被罷官後，被諸葛亮調到漢中繼承李嚴的工作：督運糧草。李豐最後做官做到了硃提太守。硃提是一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郡。
劉備劉禪選擇了扶持強人統治的戰略，不得不獨自麵對權相當國的局麵。隨著對軍國大事的深入了解，他對諸葛亮的許多政策有不同意見，尤其對耗費蜀漢全國實力的曆次北伐更是有意見。如諸葛亮要第一次北伐的時候，劉禪就認為“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他的意見是先休養生息，再力行北伐。但鑒於北伐統一中國、光複漢朝是他父親劉備的既定政策和諸葛亮在政壇的崇高威望，劉禪在諸葛亮主政期間，一直全力支持諸葛亮的北伐。
對於權相，劉禪始終顧全大局，采取忍讓對策。諸葛亮在主政早期，就安排了董允、向寵、郭攸之等人在宮中內外監督劉禪。諸葛亮的千古名篇《前出師表》就透露了其中的政治鬥爭氣味。如果說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的話語，語重心長，可以當作長者對後來人的諄諄教誨。那麽諸葛亮反複強調“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異同”，就是直接幹涉內宮事務，且語氣嚴峻冷酷，違背了君臣應該謹守的規則。不管誰站在劉禪的角度，都很難接受《前出師表》中大人教訓小孩的語氣與腔調。更為嚴重的是，當時的劉禪已非無知幼兒，早到了青春韶華之際，諸葛亮不但不交權，反而繼續耳提麵命。史載“後主益嚴憚之”。
諸葛亮常駐漢中，致力北伐，而無專心內政。權臣長期大軍在外，又內植親信，犯了君臣大忌。長期以來，諸葛亮不是輔政，而是執政了。
劉禪對諸葛亮的看法是相當現實的：諸葛亮集團對蜀漢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發展起到了正麵的作用。以諸葛亮為首的執政集團興修水利、規範戶籍、發展外貿、民族和解，得到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支持。尤其是諸葛亮，客觀上的確集思廣益，為國為民做了大量實事，聲望和擁戴如日中天。諸葛亮集團醉心的北伐事業，刨去意識形態因素不說，實現了“進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戰略意圖。魏國長期在西線保持消極防禦的戰略。
為大局計，劉禪隨著諸葛亮日益權重，也更加顧全大體，把繼續支持諸葛亮集團作為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基本決策。君臣不和，必有內變，與國與民都不利。街亭戰敗後，諸葛亮因用人失誤導致損兵折將，自貶三級。劉禪安慰他說：“勝負兵家常事。”不久諸葛亮北伐小勝，劉禪馬上恢複了諸葛亮的職務，維護諸葛亮的權威。
建興十二年八月，諸葛亮死於北伐陣前，享年54歲。
消息傳來，劉禪連日傷感，不能上朝。此時的劉禪麵臨著重大選擇：如何評價諸葛亮？如何收拾之後的政局？當時就有反諸葛亮的勢力抬頭。比如太守李邈就上書說：“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雖然書中隻是指責諸葛亮擁兵自重，脅迫君臣，但其潛台詞朝臣們都心知肚明。
不管心中真實想法如何，無論在諸葛亮生前身後，劉禪都采取了支持維護的態度。當諸葛亮靈柩運到成都時，劉禪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裏相迎，追諡忠武侯。對於太守李邈，劉禪將他下獄誅殺，以避免反諸葛亮派係進行“反攻倒算”。但是對於為諸葛亮立廟等過分的建議，劉禪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因此現存成都的“武侯祠”並非諸葛亮的真廟，而是劉備的祠堂。
如此處理權臣問題，亙古有之。劉禪的行事在曆史上既得人心，也順民意，保證了三角均勢中最弱的蜀漢政局的長期穩定。裴鬆之評價說“後主之賢，於是乎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