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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造就讀書人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不久;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覽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則見異思遷,此眩彼寺,則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

  ——曾國落

  曾國藩出生在一個耕讀之家,他的父親竹亭老人曾經長期苦學,但卻為科舉考試所困,四十三歲時才補為縣學生員。曾國藩的祖父星岡公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壯年悔過,因此對竹亭公督責最嚴,往往在大庭廣眾之下,就大聲地嗬斥兒子。至於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發憤教育兒子們。曾國藩曾回憶說:“先父……平生苦學,他教授學生,有二十多年。國藩愚笨,從八歲起跟父親在家中私塾學習,早晚講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講一遍,還不行再講一遍。有時帶我在路上,有時把我從床上喚起,反複問我平常不懂之處,一定要我搞通為止。他對待其他的學童也是這樣,後來,他教我的弟弟們也是這樣。曾經說:‘我本來就很愚鈍,教育你們當中愚笨的,也不覺得麻煩、艱難。’”

  在這樣的家庭裏,曾國藩九歲時已經讀完了五經,十五歲時,受教讀《周禮》、《禮儀》,直至能夠背誦。還讀了《史記》和《文選》,這些恐怕就是曾國藩一生的學問基礎。曾國藩在十四歲時因一首詩而得了一門親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顯達,推究其根源,實在是靠家學的傳授。

  但是,從根本上說來,曾國藩一生的學問功業,還是基於他自己的發憤苦讀。

  對曾國藩來說,美服可以沒有,佳肴可以沒有,華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沒有,但是,不能沒有書,不能不讀書,讀書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國藩在青少年時代就酷愛書籍。1836年的那次會試落第後,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裝,悵然賦歸,搭乘運河的糧船南旋。雖然會試落榜,但卻使這個生長在深山的“寒門”士子大開眼界,他決定利用這次回家的機會,作一次江南遊,實現“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宏願。這時,曾國藩身邊所剩的盤纏已經無幾。路過睢寧時,遇到了知縣易作梅。易也是湘鄉人,他與曾國藩的祖父、父親非常熟悉,與曾國藩也相識。他鄉遇故人,易知縣自然要留這位老鄉在他所任的縣上玩上幾天。在交談中得知,這位湘鄉舉人會試未中,但從其家教,以及曾國藩的言談舉止中,便知這位老鄉是個非凡之人,前程自然無量。他見曾國藩留京一年多,所帶銀兩肯定所剩無幾,有心幫助曾國藩。當曾國藩開口向易作梅知縣借錢作路費時,易作梅慷慨應允,借與曾國藩一百兩銀子,臨別還給了他幾兩散銀。經過金陵時,他見金陵書肆十分發達,留連忘返,十分喜愛這塊地方。在書肆中曾國藩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愛不忍釋,自己太需要這麽一部史書了。一問價格,使曾國藩大吃一驚,恰好與他身邊所有的錢相當。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部史書買下來,但書商似乎猜透了這位年輕人的心理,一點價都不肯讓,開價一百兩銀子一錢也不能少。曾國藩心中暗自盤算:好在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錢定好,沿途就不再遊玩了,省吃少用,所費也很有限。隨身所帶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這時已是初夏也穿不著了,幹脆送去當了,勉強還可夠用。

  於是,曾國藩把一時不穿的衣物,全部送進了當鋪,毅然把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買了回來,此時,他如獲至寶,心理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平生第一次花這麽多錢購置財物,這就是書籍。此一舉動,足見曾國藩青年時代誌趣的高雅。在曾國藩的一生中,他不愛錢,不聚財,但卻愛書,愛聚書。

  回家以後,父親見他花了上百兩銀子買回的一堆書,非但沒有責備,反而鼓勵他說:“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汝彌縫(還債),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父親的話對曾國藩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他閉門不出,發憤讀書,並立下誓言:“嗣後每日點十頁,間斷就是不孝。”

  曾國藩發憤攻讀一年,這部《二十三史》全部閱讀完畢,此後,便形成了每天點史書十頁的習慣,一生從未間斷,一部《二十三史》爛熟於胸。

  曾國藩讀書極專,他說:“治學貴專,不專則廣覽而不精,博閱而不深,隻能得其皮毛而失卻其本質,知其形而忽其實,懂其表而不識其內涵。專一是治學的標尺,越專則標度越深。比如數學,僅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運用。其稍加變化,便會亂其形而抓不住本質。”

  他還善作劄記。曾國藩說:“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作好劄記的筆、紙要準備好,讀書不動筆,等於自讀;讀書不作記,讀也白讀。

  讀書是曾國藩堅持了一輩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日日讀書,乃至日日寫作。

  在翰林院,曾國藩已經是一個做了高官的人,許多人到了他這樣的地位,早已覺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書本了。可是他卻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闕齋”,並詳細地製訂了日課:

  “讀書讀熟十頁,看應看書十頁,習字一百,數息百人,記過隙影(即日記),記茶餘介談一則,右每日課,逢三日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右月課;熟讀書:《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應看書不具載。”(以上貝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國藩《家書》卷二)

  另外,他還為自己製定了十二條讀書的規矩:1.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2.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念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鎮;3.早起:黎明即起,醒後不沾戀;4.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5.讀史:丙申講二十三史,每日點十頁,間斷不孝;6.謹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7.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8.保身: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9.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二則;10.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眈著,最易溺心喪誌;11.作字:早飯後作字半小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不留待明日,愈積愈難清;12.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可以說一天不如一天。作為理學修養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要放鬆。這幾句話語是,“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而讀書則貴在堅持,並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確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卻置之一旁,晚上照舊讀書不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開了書就是一個廢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國藩的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了。這一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曾國藩出城迎候,出發之前閱《二程全書》,迎接途中,“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身體差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堅持每日閱讀《二程全書》。但他接連在日記中發出感歎:“近年或作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慚悚何極!”他自知油盡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後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他每天讀的書就是《二程全書》,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劃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立世大智慧

  讀書是曾國藩堅持了一輩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日日讀書,乃至日日寫作。

  在翰林院,曾國藩已經是一個做了高官的人,許多人到了他這樣的地位,早已覺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書本了。可是他卻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闕齋”,並詳細地製訂了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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