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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做人第一要立誌
“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
——曾國藩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曾國藩就是按照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麽目的是不能達到的。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麽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一個沒有誌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確的目標；反之，誌向則是人生前進的內在動力。一個人的誌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起來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曾國藩也同樣是在庸俗的環境中醒悟的。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曾國藩能在安樂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人處於世，誘惑極多，如不能做個驅除內心魔念的聖手，勢必要被惡欲所困。曾國藩曆經世間滄桑，已修得“心氣合一，天地自寬”之境界，圖遠謀之時。已先立好大誌。
一個人活在世上做人非常艱難，總有各種矛盾碰撞，甚至各種明裏暗裏的爭鬥，稍不注意，就會成為犧牲品，更談不上成功了。因此，一個人要善悟，在悟中發現別人的眼光，體察別人的心思、判斷別人的算計，在悟中確定自己應對對手的策略，在悟中更明白哪些事該做，哪些不該做，從而繞開各種陷阱，趨向自己的目標。
做人從哪裏開始呢？從立誌開始。
沒有誌向的人和有誌向的人絕對是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則能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
如何立誌呢？曾國藩深有感觸地說：“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講做人應“慨然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惟在汝立誌”。還是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得好，他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唯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得我們可以做到，當然，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說的就是一個意思。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誌向不確立，猶如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飄流奔放，最後將到達何處呢？
曾國藩語：自從去年12月90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麽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這恰恰說明，曾國藩其實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同樣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淺短的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並無情加以拷問，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東晉名將祖逖與劉琨都以雄豪聞名於世，兩人感情甚篤，共被而寢，常徹夜縱論天下大事，感歎恢複中原的大業，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貽誤。祖逖與劉琨約定：“如果四海之內風雲變幻，天下豪傑起事，我與你一起舉義中原做大事。”他們矢誌習武練藝。當時，人們認為半夜雞鳴是不祥之音，生怕聽到。祖逖卻認為：“此非惡聲也。”半夜雞鳴正好催他們提早起床，從此，雞鳴之刻就是他們習武之時。
非凡的誌向誕生非凡的勇氣，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誌向，他們才能不為流俗所移，心正氣順，心安理得，有所作為。
人是主觀意念的產物，你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首先在於你想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想到他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他也就不會按照成為一個科學家必備的素質要求自己，訓練自己，那麽，他當然不會成為一個科學家了。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麽，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麽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樣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一心一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一起，也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人的立誌是第一步，更應當心存高遠，也就是要有遠大的抱負，正如《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
《後漢書》中說：“誌不求易，事不避難。”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騖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你才能看輕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輕的。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明朝吳麟征有句話說得好，“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氣”；他說的是小情感與大誌氣的關係，可以說，過多的咀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也就不會產生大的氣象。
曾國藩就是按照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麽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曾國藩刻苦學習，廣泛涉獵。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文職時，精心研究了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經驗。但他讀書並非主要為的是升官發財，而重要的是“進德”、“修業”。
立世大智慧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還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啊！
——曾國藩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曾國藩就是按照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麽目的是不能達到的。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麽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一個沒有誌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確的目標；反之，誌向則是人生前進的內在動力。一個人的誌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起來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曾國藩也同樣是在庸俗的環境中醒悟的。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曾國藩能在安樂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人處於世，誘惑極多，如不能做個驅除內心魔念的聖手，勢必要被惡欲所困。曾國藩曆經世間滄桑，已修得“心氣合一，天地自寬”之境界，圖遠謀之時。已先立好大誌。
一個人活在世上做人非常艱難，總有各種矛盾碰撞，甚至各種明裏暗裏的爭鬥，稍不注意，就會成為犧牲品，更談不上成功了。因此，一個人要善悟，在悟中發現別人的眼光，體察別人的心思、判斷別人的算計，在悟中確定自己應對對手的策略，在悟中更明白哪些事該做，哪些不該做，從而繞開各種陷阱，趨向自己的目標。
做人從哪裏開始呢？從立誌開始。
沒有誌向的人和有誌向的人絕對是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則能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
如何立誌呢？曾國藩深有感觸地說：“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講做人應“慨然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惟在汝立誌”。還是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得好，他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唯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得我們可以做到，當然，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說的就是一個意思。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誌向不確立，猶如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飄流奔放，最後將到達何處呢？
曾國藩語：自從去年12月90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麽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這恰恰說明，曾國藩其實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同樣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淺短的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並無情加以拷問，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東晉名將祖逖與劉琨都以雄豪聞名於世，兩人感情甚篤，共被而寢，常徹夜縱論天下大事，感歎恢複中原的大業，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貽誤。祖逖與劉琨約定：“如果四海之內風雲變幻，天下豪傑起事，我與你一起舉義中原做大事。”他們矢誌習武練藝。當時，人們認為半夜雞鳴是不祥之音，生怕聽到。祖逖卻認為：“此非惡聲也。”半夜雞鳴正好催他們提早起床，從此，雞鳴之刻就是他們習武之時。
非凡的誌向誕生非凡的勇氣，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誌向，他們才能不為流俗所移，心正氣順，心安理得，有所作為。
人是主觀意念的產物，你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首先在於你想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想到他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他也就不會按照成為一個科學家必備的素質要求自己，訓練自己，那麽，他當然不會成為一個科學家了。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麽，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麽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何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樣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一心一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一起，也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人的立誌是第一步，更應當心存高遠，也就是要有遠大的抱負，正如《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
《後漢書》中說：“誌不求易，事不避難。”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騖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你才能看輕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輕的。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明朝吳麟征有句話說得好，“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氣”；他說的是小情感與大誌氣的關係，可以說，過多的咀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也就不會產生大的氣象。
曾國藩就是按照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發奮圖強，立下堅定之誌，沒有什麽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曾國藩刻苦學習，廣泛涉獵。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文職時，精心研究了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經驗。但他讀書並非主要為的是升官發財，而重要的是“進德”、“修業”。
立世大智慧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還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