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三論——做人做事做官

第二十三節 善用兩全之法

　　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並搗老剿。

　　——曾國藩

　　“寄人籬下”以及為官的人都有這樣深切的體會，當你的上司讓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時候，進退逆從最難抉擇，曾國藩的給麵子與忍隱抗上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啟示。

　　曾國藩最熟悉官場風氣，對清廷的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輕易表露。太平天國應如何平定，他與清廷的看法也不盡一致。對太平軍北伐，清廷一直心有餘悸，因此，始終把“北防”作為戰略重點，要湘軍北上。對此，曾國藩在認識上予以疏導，指出“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並搗老剿”。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正是“竊號之賊”，與石達開、撚軍等“流賊”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慶，就不會“北竄”；因為，“竊號之賊，未有不惜死力以護其根本也”。

　　曾國藩與胡林翼擬定四路進兵計劃，並於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勝利，曾國藩部已進駐安慶二十餘裏外之高橋。多隆阿軍於4月進至桐城外圍，李續賓軍進駐桐城之青草塥，為兩路策應。

　　正當湘軍擺開陣勢，進攻桐城、安慶時，清廷因江南大營潰敗，命曾國藩領軍東援。曾以兵力單薄加以拒絕。4月19日，清廷以曾署兩江總督，認為“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仍令其馳援蘇常。蘇州易手後，清廷仍認為如安慶“指日可複”，可先攻取再東援；否則，就應先保浙複蘇。因為蘇州為“財賦之區，且係數省咽喉，自應以急籌攻複為上策。現在賊勢已直趨杭、湖，勢將糜爛兩省，尤為刻不可緩”。顯然，在清廷看來，複蘇保浙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反，曾國藩認為，以往戰爭經驗證明必須以上遊為“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奪安慶尤為關鍵一戰，“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江南大營正是因未據上遊而失敗，如棄安慶不圍，而援蘇常，那就既蹈其覆轍，又打亂皖北部署。同時，他又根據當時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可恃之根本，處於無可依托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遊。因此，必須“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總之，湘軍立即大舉東援，保浙複蘇，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國藩不願一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清廷留下不馴的印象。為此，他於1859年6月11日，將大營由宿鬆移至皖南祁門，並奏報立即組建新軍、數月後大舉東援的計劃的兩全之法，即不得罪清庭，又能實施自己的計劃。

　　這兩次戰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軍集團以湖南為巢穴，以兩湖為立足之根本。且看準了太平天國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竊號之賊”，決不輕棄其“根本”；在軍事上踞下遊，又不能不爭上遊以護其“根本”的特點。故堅持全力圍攻安慶。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對此卻缺乏認識，或根據太平軍北伐的教訓，而偏重北防；或囚江浙是其主要財政收入之地，而重下遊，輕上遊。這就是說，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軍集團則“知己知彼”，故能製定並堅持保上遊，爭上遊，以清下遊的方針。不久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圍攻安慶，太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時進攻浙江。在這種情況下，見識淺陋，慣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清廷，也就欣然聽從曾國藩等自行辦理。後來。攻金陵的戰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搖控了。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處理分歧時，不是簡單的頂著不幹，而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並照顧清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這樣，就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