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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扶助有才之人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
——曾國藩
曾國藩與李鴻章曾有一段師生之誼，當李鴻章滿懷希望地投奔曾國藩時，曾國藩卻借口軍務倥傯，沒有相見。李鴻章以為隻是一時忙碌，幾天之內定可召見，誰知在旅舍中閑住了一個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李鴻章得知曾國藩幕府中的陳鼐，是道光丁未科進士，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充過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請陳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態度。
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何以對他如此冷落？這實在令人費解。就連陳鼐也不明所以，便對曾國藩說：
“少荃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的力量，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練，老師何以拒之千裏？”
曾國藩冷冷地回答說：“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陳鼐為李鴻章辯解說：“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已不同於往年少年意氣了。老師不妨收留他，讓他試一試。”
曾國藩會意地點了點頭。就這樣，李鴻章於1858年進了曾國藩幕府。
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願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鴻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這大概就是曾國藩這位道學先生培養學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後，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棱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以便他變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場的“基本功”。
曾國藩很講究修身養性，規定了“日課”，其中包括吃飯有定時，雖在戰爭時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國藩的規定，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方才開始，差一個人也不能動筷子。曾國藩、李鴻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習慣頗有不同。曾國藩每天天剛亮就要吃早餐，李鴻章則不然。以其不慣拘束的文人習氣，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對這樣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每天的一頓早餐實在成了他沉重的負擔。一天，他假稱頭疼，沒有起床。曾國藩派弁兵去請他吃早飯，他還是不肯起來。之後，曾國藩又接二連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鴻章沒有料到這點小事竟讓曾國藩動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大營。他一入座，曾國藩就下令開飯。吃飯時，大家一言不發。飯後，曾國藩把筷子一扔，扳起麵孔對李鴻章一字一板地說：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
李鴻章何曾領受過當眾被訓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顫。從此，李鴻章在曾國藩麵前更加小心謹慎了。
李鴻章素有文才，曾國藩就讓他掌管文書事務，以後，又讓他幫著批閱下屬公文，撰擬奏折、書牘。李鴻章將這些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為得體。深得曾國藩賞識。幾個月之後，曾國藩又換了一副麵孔，當眾誇獎他：
“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有文稿都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要超過我的，好自為之吧。”
這一貶一褒，自然有曾國藩的意圖。而作為學生的李鴻章，對這位比他大十二歲的老師也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塗塗，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
李鴻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後隨團練大臣呂賢基及安徽巡撫福濟，此二人既非戰亂之才，對於領兵作戰更是缺乏經驗，李鴻章在他們手下帶兵及處幕，自然沒有本領可學。曾國藩所以能在舉世滔滔之中發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訓練湘軍，使他們成為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而他自己所擬訂的通告全局、十道分進、對太平天國展開全麵防堵圍剿的戰略方針又極為正確，因此，方能使他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掌握主動，著著進逼，終於使太平天國政權完全傾覆。假如曾國藩也像一班督撫大帥那樣不能高瞻遠矚；那麽，曾國藩不免也會像向榮、和春、勝保、福濟等人一樣碌碌無成，李鴻章也決不能從曾國藩那裏學到卓越的打仗要領。曾國藩死後，李鴻章作聯挽之，說：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此聯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鴻章師事曾國藩而盡得其軍事政治才能的事實。然而，李鴻章入居曾幕，實在是他一生事業的重要關鍵，拜相封侯，悉基於此。至於曾國藩賞識李鴻章，除了曾國藩素知李鴻章才氣過人這一因素外，下麵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鴻章居曾幕時，曾為曾國藩草奏嚴劾安徽巡撫翁同書，最得曾國藩的欣賞。其時，曾國藩因翁同書對練首苗沛霖的處置失常，以致激成大變，他本人又在定遠失守之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士之責，極為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難於措辭。翁同書是前任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麵前的“聖眷”甚隆，門生弟子布滿朝列，究應如何措辭，方能使皇帝決心破除情麵，依法嚴懲，而朝中大臣又無法利用皇帝與翁心存之間的關係，來為翁同書說情，實在很費腦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擬稿，覺得甚不愜意，不願采用，而自己動手起草，怎麽說也不能穩當周妥。最後，乃由李鴻章代擬一稿，覺得不但文意極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為警策的文字，說：
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不但使皇帝無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為之鉗口奪氣。所以，曾國藩看了之後，大為欣賞，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書亦旋即奉旨革職拿問，充軍新疆。就事論事，李鴻章此稿，深得奏議文字的“辣”字訣，使人無可置喙於其間。李鴻章有此吏才，足以便曾國藩對他刮目相看。
李鴻章在軍務方麵也常常為曾國藩出謀獻策。1860年6月，清廷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督辦圍剿太平軍事務。曾國藩率大營進駐安徽祁門。祁門在長江之南，位於黃山之西，四周山丘環繞，形如鍋底。曾國藩認為，隻要占領四周製高點，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鴻章則認為：“在這種地方紮營駐兵，乃是兵家之忌。這是兵法上所說的‘絕地’。不如及早轉移，選擇有利地形。以便進退自如”。
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李鴻章的話是頗有見地的。但曾國藩沒有接受李的意見。李鴻章反複力爭，堅持己見。最後，曾國藩氣憤地說：“諸位如果膽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鴻章見狀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時，曾國藩軍中又發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鴻章不同意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使李鴻章暫時離開了曾國藩幕府。
李鴻章的出走，從心理上說，是其雄心壯誌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緒衝動。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封一路諸侯，而不是屈居人後。他在詩中抱怨“昨夢封侯今已非”，做夢都想踞有一塊地盤，對寄人籬下的狀況感到不滿。曾國藩為此曾安慰他：“觀察閣下精明強悍的神色流露在眉宇之間，寫字則筋骨勝於皮肉，象不會長期置身於玉堂，帶玉器優遊。假若要當四方諸侯，按圖索驥，不是南方的兩粵，就是東方的三吳。”曾國藩果然看得準，1862年，李鴻章得以去搶三吳這塊地盤。但在此前，李鴻章卻常因此而鬱鬱寡歡，或是吟“愁彈短鋏成何事，力挽狂瀾定有人”；或是歎“鬱鬱鬆楸望不開”，“空將雙淚寄泉台”；或是發牢騷！當時湘軍內部門戶之見極深，李鴻章作為皖人雖居高位，卻被占據要位的絕大部分湘人所排擠。那種克製忍讓、忍辱負重的生活，令他感到極不舒暢。為此，他常有“戈馬飄零何必家？”“四海無家行路難”之歎。
李鴻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驅使，而意氣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鴻章離開祁門，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訪了胡林翼，並告知離開曾幕的緣由。胡林翼素知李鴻章有才略，就說：“君一定會發達，但希望不要離開滌生（曾國藩），若沒有滌生，君何以進身？”李鴻章聽後，不以為然，憤憤地說：“我初以為你是豪傑之士，不需要別人而可以發展，今天才知我看錯人了。”言畢，拂袖而去。歸到下榻之地，整裝將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鴻章脾氣又來了，仍執意要走。後經胡林冀強留，李鴻章才放下了行裝。過後，兩人又每日飲酒暢談，隻是不提曾之事。盡歡多日，李鴻章方才離去。
送別李鴻章後，胡林翼即寫信勸說曾國藩：“李某終將發達，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曾國藩經過冷靜思考，認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於1861年3、4月間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軍。李鴻章也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係，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先清江西內地”。胡林翼支持李鴻章的主張，特地寫信給曾國藩說：李鴻章之議“頗識時務”，左宗棠移駐九江之策“亦握形勢”，“然滌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評曾國藩因小失大、不顧戰略全局。曾國藩隨即移節東流。
李鴻章滯留南昌期間，曾給同年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情況。有意去閩任道員之缺。沈葆楨回信勸阻：“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燾也致函李鴻章，“力言此時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李鴻章“讀之怦然有動於心”。1861年5月18日，曾國藩乘機寫信給李鴻章，情詞懇切地請他回營相助稱：
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曾國藩敦促李鴻章出山，意在為自己羅致建功立業的助手。李鴻章環顧左右，也確信當今可資“因依”而“賴以立功名”者隻有曾國藩，因此，捐棄前嫌，於6月6日趕至東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鴻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國藩對其“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吳汝綸撰《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中說：“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雖不全是事實，但李“認真”的品格確為老師所欣賞。
李鴻章進曾國藩幕府等於進一個高級研究班。在軍事上，他得以獨當一麵地招練騎兵、組建淮揚水師，溫習他以前自學的步兵戰術，故出幕時三大主要兵種的大部隊指揮已相當嫻熟。1862年，上海官員驚奇地發現，李鴻章親自動手繪圖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師戰船、戰艇式樣，十分在行。以前，李鴻章能浪戰而不耐戰，不善防守；在曾國藩身邊，他學到了深溝高壘的“站牆子”防禦之術，學到了保餉道、糧道而無後顧之憂的堅守之法。李鴻章曾說：“我以為湘軍有異術，今天曉得，不是別的，隻不過聽到長毛來站在牆子前罷了。”正是這站在堅厚牆壁前的防守戰術，使當年淮軍在關鍵的虹橋之戰、北新涇之戰中未被太平軍擊敗。
李鴻章在曾國藩身邊變得成熟起來，從政事到立身處世均有長足進步。從李鴻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國藩的影子。曾國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鴻章來滬後更愛洋槍洋炮；曾國藩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李鴻章來滬後也效其技，並與上海勢力中的商紳打成一片；曾國藩處理軍政大事雖征詢幕友，然決斷善斷一由己意，李鴻章更青出於藍，來滬後不容他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李鴻章終其有生之年感謝曾的“積年訓植”，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述曾國藩之恩：“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李鴻章成名後朝野輿論也說他“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缽”；他自己則說：別的弟子多不願遵從師門成法，但“鴻章篤守”。無疑，李鴻章保持謹守師法的形象對自己最有利；而曾國藩心傳於李鴻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立世大智慧
對於那些有大才、有大誌的人，千萬別當絆腳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為有大才大誌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國藩待李鴻章之法頗值得世人玩味。
——曾國藩
曾國藩與李鴻章曾有一段師生之誼，當李鴻章滿懷希望地投奔曾國藩時，曾國藩卻借口軍務倥傯，沒有相見。李鴻章以為隻是一時忙碌，幾天之內定可召見，誰知在旅舍中閑住了一個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李鴻章得知曾國藩幕府中的陳鼐，是道光丁未科進士，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充過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請陳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態度。
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何以對他如此冷落？這實在令人費解。就連陳鼐也不明所以，便對曾國藩說：
“少荃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的力量，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練，老師何以拒之千裏？”
曾國藩冷冷地回答說：“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陳鼐為李鴻章辯解說：“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已不同於往年少年意氣了。老師不妨收留他，讓他試一試。”
曾國藩會意地點了點頭。就這樣，李鴻章於1858年進了曾國藩幕府。
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願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鴻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這大概就是曾國藩這位道學先生培養學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後，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棱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以便他變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場的“基本功”。
曾國藩很講究修身養性，規定了“日課”，其中包括吃飯有定時，雖在戰爭時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國藩的規定，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方才開始，差一個人也不能動筷子。曾國藩、李鴻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習慣頗有不同。曾國藩每天天剛亮就要吃早餐，李鴻章則不然。以其不慣拘束的文人習氣，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對這樣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每天的一頓早餐實在成了他沉重的負擔。一天，他假稱頭疼，沒有起床。曾國藩派弁兵去請他吃早飯，他還是不肯起來。之後，曾國藩又接二連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鴻章沒有料到這點小事竟讓曾國藩動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大營。他一入座，曾國藩就下令開飯。吃飯時，大家一言不發。飯後，曾國藩把筷子一扔，扳起麵孔對李鴻章一字一板地說：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
李鴻章何曾領受過當眾被訓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顫。從此，李鴻章在曾國藩麵前更加小心謹慎了。
李鴻章素有文才，曾國藩就讓他掌管文書事務，以後，又讓他幫著批閱下屬公文，撰擬奏折、書牘。李鴻章將這些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為得體。深得曾國藩賞識。幾個月之後，曾國藩又換了一副麵孔，當眾誇獎他：
“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有文稿都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要超過我的，好自為之吧。”
這一貶一褒，自然有曾國藩的意圖。而作為學生的李鴻章，對這位比他大十二歲的老師也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塗塗，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
李鴻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後隨團練大臣呂賢基及安徽巡撫福濟，此二人既非戰亂之才，對於領兵作戰更是缺乏經驗，李鴻章在他們手下帶兵及處幕，自然沒有本領可學。曾國藩所以能在舉世滔滔之中發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訓練湘軍，使他們成為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而他自己所擬訂的通告全局、十道分進、對太平天國展開全麵防堵圍剿的戰略方針又極為正確，因此，方能使他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掌握主動，著著進逼，終於使太平天國政權完全傾覆。假如曾國藩也像一班督撫大帥那樣不能高瞻遠矚；那麽，曾國藩不免也會像向榮、和春、勝保、福濟等人一樣碌碌無成，李鴻章也決不能從曾國藩那裏學到卓越的打仗要領。曾國藩死後，李鴻章作聯挽之，說：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此聯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鴻章師事曾國藩而盡得其軍事政治才能的事實。然而，李鴻章入居曾幕，實在是他一生事業的重要關鍵，拜相封侯，悉基於此。至於曾國藩賞識李鴻章，除了曾國藩素知李鴻章才氣過人這一因素外，下麵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鴻章居曾幕時，曾為曾國藩草奏嚴劾安徽巡撫翁同書，最得曾國藩的欣賞。其時，曾國藩因翁同書對練首苗沛霖的處置失常，以致激成大變，他本人又在定遠失守之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士之責，極為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難於措辭。翁同書是前任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麵前的“聖眷”甚隆，門生弟子布滿朝列，究應如何措辭，方能使皇帝決心破除情麵，依法嚴懲，而朝中大臣又無法利用皇帝與翁心存之間的關係，來為翁同書說情，實在很費腦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擬稿，覺得甚不愜意，不願采用，而自己動手起草，怎麽說也不能穩當周妥。最後，乃由李鴻章代擬一稿，覺得不但文意極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為警策的文字，說：
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不但使皇帝無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為之鉗口奪氣。所以，曾國藩看了之後，大為欣賞，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書亦旋即奉旨革職拿問，充軍新疆。就事論事，李鴻章此稿，深得奏議文字的“辣”字訣，使人無可置喙於其間。李鴻章有此吏才，足以便曾國藩對他刮目相看。
李鴻章在軍務方麵也常常為曾國藩出謀獻策。1860年6月，清廷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督辦圍剿太平軍事務。曾國藩率大營進駐安徽祁門。祁門在長江之南，位於黃山之西，四周山丘環繞，形如鍋底。曾國藩認為，隻要占領四周製高點，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鴻章則認為：“在這種地方紮營駐兵，乃是兵家之忌。這是兵法上所說的‘絕地’。不如及早轉移，選擇有利地形。以便進退自如”。
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李鴻章的話是頗有見地的。但曾國藩沒有接受李的意見。李鴻章反複力爭，堅持己見。最後，曾國藩氣憤地說：“諸位如果膽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鴻章見狀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時，曾國藩軍中又發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鴻章不同意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使李鴻章暫時離開了曾國藩幕府。
李鴻章的出走，從心理上說，是其雄心壯誌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緒衝動。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封一路諸侯，而不是屈居人後。他在詩中抱怨“昨夢封侯今已非”，做夢都想踞有一塊地盤，對寄人籬下的狀況感到不滿。曾國藩為此曾安慰他：“觀察閣下精明強悍的神色流露在眉宇之間，寫字則筋骨勝於皮肉，象不會長期置身於玉堂，帶玉器優遊。假若要當四方諸侯，按圖索驥，不是南方的兩粵，就是東方的三吳。”曾國藩果然看得準，1862年，李鴻章得以去搶三吳這塊地盤。但在此前，李鴻章卻常因此而鬱鬱寡歡，或是吟“愁彈短鋏成何事，力挽狂瀾定有人”；或是歎“鬱鬱鬆楸望不開”，“空將雙淚寄泉台”；或是發牢騷！當時湘軍內部門戶之見極深，李鴻章作為皖人雖居高位，卻被占據要位的絕大部分湘人所排擠。那種克製忍讓、忍辱負重的生活，令他感到極不舒暢。為此，他常有“戈馬飄零何必家？”“四海無家行路難”之歎。
李鴻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驅使，而意氣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鴻章離開祁門，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訪了胡林翼，並告知離開曾幕的緣由。胡林翼素知李鴻章有才略，就說：“君一定會發達，但希望不要離開滌生（曾國藩），若沒有滌生，君何以進身？”李鴻章聽後，不以為然，憤憤地說：“我初以為你是豪傑之士，不需要別人而可以發展，今天才知我看錯人了。”言畢，拂袖而去。歸到下榻之地，整裝將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鴻章脾氣又來了，仍執意要走。後經胡林冀強留，李鴻章才放下了行裝。過後，兩人又每日飲酒暢談，隻是不提曾之事。盡歡多日，李鴻章方才離去。
送別李鴻章後，胡林翼即寫信勸說曾國藩：“李某終將發達，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曾國藩經過冷靜思考，認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於1861年3、4月間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軍。李鴻章也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係，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先清江西內地”。胡林翼支持李鴻章的主張，特地寫信給曾國藩說：李鴻章之議“頗識時務”，左宗棠移駐九江之策“亦握形勢”，“然滌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評曾國藩因小失大、不顧戰略全局。曾國藩隨即移節東流。
李鴻章滯留南昌期間，曾給同年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情況。有意去閩任道員之缺。沈葆楨回信勸阻：“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燾也致函李鴻章，“力言此時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李鴻章“讀之怦然有動於心”。1861年5月18日，曾國藩乘機寫信給李鴻章，情詞懇切地請他回營相助稱：
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曾國藩敦促李鴻章出山，意在為自己羅致建功立業的助手。李鴻章環顧左右，也確信當今可資“因依”而“賴以立功名”者隻有曾國藩，因此，捐棄前嫌，於6月6日趕至東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鴻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國藩對其“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吳汝綸撰《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中說：“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雖不全是事實，但李“認真”的品格確為老師所欣賞。
李鴻章進曾國藩幕府等於進一個高級研究班。在軍事上，他得以獨當一麵地招練騎兵、組建淮揚水師，溫習他以前自學的步兵戰術，故出幕時三大主要兵種的大部隊指揮已相當嫻熟。1862年，上海官員驚奇地發現，李鴻章親自動手繪圖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師戰船、戰艇式樣，十分在行。以前，李鴻章能浪戰而不耐戰，不善防守；在曾國藩身邊，他學到了深溝高壘的“站牆子”防禦之術，學到了保餉道、糧道而無後顧之憂的堅守之法。李鴻章曾說：“我以為湘軍有異術，今天曉得，不是別的，隻不過聽到長毛來站在牆子前罷了。”正是這站在堅厚牆壁前的防守戰術，使當年淮軍在關鍵的虹橋之戰、北新涇之戰中未被太平軍擊敗。
李鴻章在曾國藩身邊變得成熟起來，從政事到立身處世均有長足進步。從李鴻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國藩的影子。曾國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鴻章來滬後更愛洋槍洋炮；曾國藩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李鴻章來滬後也效其技，並與上海勢力中的商紳打成一片；曾國藩處理軍政大事雖征詢幕友，然決斷善斷一由己意，李鴻章更青出於藍，來滬後不容他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李鴻章終其有生之年感謝曾的“積年訓植”，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述曾國藩之恩：“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李鴻章成名後朝野輿論也說他“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缽”；他自己則說：別的弟子多不願遵從師門成法，但“鴻章篤守”。無疑，李鴻章保持謹守師法的形象對自己最有利；而曾國藩心傳於李鴻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立世大智慧
對於那些有大才、有大誌的人，千萬別當絆腳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為有大才大誌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國藩待李鴻章之法頗值得世人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