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前言 走出沉寂的陰影，擁抱生命的尊嚴

　　鄧鵬

　　這本書裏的一百餘篇文章，介紹的是一段至今“一半煙遮、一半雲埋”的曆史，作者大多是1964年和1965年下鄉的知識青年。四十多年前，他們告別父母，離開北京、上海、重慶、沈陽、武漢、成都、長沙、杭州、西安、貴陽、廣州等大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到農村和邊疆安家落戶。在這些飽蘸著心血的文章裏，作者如實地講述了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曆，記載了他們在那些動蕩的年代裏的觀察和感受，留下了他們對社會和人生的誠實的思考。

　　一

　　上山下鄉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觀。它肇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形成第一個高潮；1968年底，中共中央發出“12・22指示”，把數百萬中學生送到農村，上山下鄉運動至此達到巔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終止，上山下鄉運動也黯然落幕。但是這一在世界史上空前絕後、持續20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的大遷徙，影響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留下了許多深刻的曆史教訓。雖然最近20年來，有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文字汗牛充棟，但是這一曆史事件的某些重要層麵至今還缺乏研究和總結，還存在許多認識上的盲點和誤區，有待知識青年中的有識之士和有關專家學者進行發掘、搶救和考察。

　　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的“老三屆”（指1966年至1968年畢業的三屆中學生）和“新三屆”（指1969年至1971年畢業的三屆中學生）的知青，在走出農村後逐漸獲得了話語權，開始以文學的形式反映知青在農村的經曆。自葉辛、張承誌、梁曉聲一鳴驚人之後，難以數計的知青作者紛紛閃亮登場。三十多年來，知青文學在中國文壇上獨樹一幟，曆久不衰。知青文學不僅表現出對青春的懷念、對農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現出強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色彩。20世紀90年代，一些知青出身的學者，如劉小萌、定宜莊、楊健、鄧賢等，更是篳路藍縷，編寫出《中國知青事典》、《中國知青史》、《中國知青口述史》、《中國知青文學史》和《中國知青夢》等專著和文獻。這些著作為今天和未來的人們研究上山下鄉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高潮迭起的知青文學和知青研究中，卻存在著一個非常特異的現象，那就是，“文革”以前下鄉的一百二十幾萬老知青幾乎是無聲無息。截至2006年，中國僅有定宜莊的《中國知青史・初瀾》一部關於“文革”前老知青的學術專著。因為作者主要依賴官方公布的資料，所以存在明顯的局限。此外，關於這個群體的文學作品也寥若晨星。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文革”前老知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老知青的標簽被轉貼到“文革”中被毛澤東送到農村的“老三屆”身上。“文革”前老知青對這種張冠李戴的曆史誤會並不介意，從事知青研究的學者則需斟酌。迄今為止，中國的官方文獻，包括顧洪章、胡夢洲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一書，對“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描述和解釋，在理論、事實和結論上都存在一些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期出現的那幾個家喻戶曉的上山下鄉的標兵人物的事跡，並不能概括，更不能代表大多數老知青的命運。他們的故事不過是一種“宏大敘事”中的情節或“支配性話語”的具體表達，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式烏托邦的符號，它為政治精英所炮製並用來支撐著一個虛無的理想和美麗的謊言。

　　“文革”前老知青這種集體的失語決非偶然。這個群體本身就是極左路線的產物……一方麵，這個群體中的相當大一部分成員出身於所謂的“非勞動人民家庭”（指非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因為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在教育領域裏厲行貫徹的階級路線，他們失去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權利……盡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學校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是班幹部，是團員，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另一方麵，由於學校教育和各種信息渠道的灌輸，這些天真的青少年又對領袖滿懷敬仰，對革命的正義性深信不疑，對祖國滿懷忠誠，對人生和社會抱有理想主義的認識。中考和高考名落孫山的打擊與官方的所有宣傳使他們朦朧或清醒地認識到：滯留城市是沒有出路的；若要改變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就必須跟自己的“剝削家庭”劃清界限。這種決裂不僅要在口頭上信誓旦旦，反複表白，而且必須付諸行動。上山下鄉於是成了這些少不更事的青少年“脫胎換骨”的必由之路。

　　無可諱言，老知青懷著幼稚的政治信仰和宗教般的虔誠，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麵貌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櫛風沐雨，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創辦夜校，把知識帶到農村；他們通過文藝表演，豐富農民的業餘文化生活。盡管生存環境艱苦，老知青中還是洋溢著青春的活力及對人生、對世界的浪漫情懷，少數老知青甚至為了他們的信仰而英勇獻身。可以說，“文革”前的老知青是一群殉道者：他們知行統一，公而忘私；他們執著向上、勇於奉獻；他們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祖國的熱愛。在這一點上，他們無愧於列祖列宗和子孫後代。

　　然而上山下鄉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先天不足。老知青可以為他們的信仰作出犧牲，但是天長日久，他們就不可避免地對這一運動的合理性和現實性產生疑問。這種疑問開始是模糊的、膽怯的，多年的正統教育造成了他們對領袖的迷信和盲從。但是，理想和現實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巨大反差，逐漸動搖了老知青的盲目信念，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加速了部分老知青的覺醒……使他們逐漸認識到上山下鄉運動真正的政治背景和經濟原因。正當“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甚囂塵上，正當紅衛兵小將在偉大領袖的旗幟下“橫掃一切”的時候……一個啟蒙的火花在部分老知青中悄然迸發。這些老知青的思想狀態正如詩人但丁在他那不朽的《神曲》卷首寫下的那句話：

　　“正當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片昏暗的森林裏停了下來，因為我在那裏迷失了政治的道路。”

　　迷惘是痛苦的，但它是覺醒的必要條件。“文革”初期，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老知青的大量回流。部分老知青受到紅衛兵的影響，回到城市造反，有的甚至參與了造反派的奪權和對立派之間的武鬥。更多的老知青把“文革”初期的動亂局麵，看成了他們討回公道的極好機會。在廣州，老知青扛著一口棺材在大街上遊行，申述自己的不幸遭遇，爭取自己回城的權利；在貴州的小城安順，知青喬裝打扮成政府官員到公社去遷移自己的戶口；在重慶、在成都、在長沙，老知青紛紛上演了將戶口遷移回城得而複失的悲喜劇。應該說，這些舉措不僅反映出老知青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根本懷疑，而且體現了他們的人權意識在初步萌動。

　　不過，老知青的艱難處境和訴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來沒有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幾陷全麵癱瘓的政府，對他們的問題和意願置若罔聞。於是，在喧囂的中國社會，老知青成了一個遊離在政治運動之外、幾乎無人理會的多餘的群體。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幾百萬“老三屆”高初中畢業生隨即湧進農村。毛澤東的“12・22指示”的出台標誌著上山下鄉運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這一高潮的來臨，一方麵掩蓋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另一方麵將原來僅屬於老知青的問題演變成為整個中國社會的問題。老知青的命運由此出現了轉機。

　　在20世紀70年代的大招工浪潮中，老知青逐漸離開農村。但是在招工過程中，這個群體裏的大多數成員仍然麵臨政治歧視，許多人因為“政審”（政治審查）而一再痛失參工的機會。最後他們不得不用“病殘”或“頂替”（即讓父母提前退休，子女替代空缺）的方式離開農村。20世紀70年代末，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全國的時候，一些老知青才最後帶著心靈的傷痕和疲憊的身體回到久違的故鄉。

　　更有少數老知青在下鄉地區成家或就業，永遠地留在了那裏。

　　上山下鄉運動早已成為曆史，老知青已經或正在進入花甲之年。由於中國社會殘存的血統論的影響，這個群體的經曆比大多數同齡人更坎坷，地位更低下。這樣一個弱勢群體在今天這個燈紅酒綠、物欲橫流的新時期，的確沒有多少，也難得獲取什麽話語權。但是老知青的經曆不僅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占據著一個不可取代和不可忽略的地位。這是因為：

　　一、1964、1965年是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一個高潮；二、1964、1965年也是中國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學錄取過程中，第一次對所謂“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實行“一刀切”的“不予錄取”歧視性政策的高峰時期；三、因為如此，研究這些“文革”前下鄉的老知青的經曆，實際上為研究他們的家庭在1949年至1978年之間的經曆，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切入點；四、通過考察這些老知青和他們的家庭的經曆，我們也可透視1949年至1978年間發生的那些對中華民族的命運至為關鍵的社會變遷和政治事件。

　　二

　　曆史是一個民族對以往事件的記錄，也是對自己的經曆的一種解釋。存史不僅是為了讓後代知道過去，而且也旨在為現在和將來提供經驗和教訓，它是中華民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一種精神活動。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曆史懷著一種宗教般的虔誠。中國素來有官方修史的傳統，修史除了保存社會記憶之外，還有樹立正統、維護政治秩序的功能。正因為這樣的功利目的，正史便難免存在遠離事實真相的病詬。好在中國曆來也有野史存在。來自民間的野史，在皇權和正統的重壓下，勇敢地承擔了道義，頑強地表達了獨立的史觀，為後代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曆史真實，跟官史相映成趣。在這種意義上，《無聲的群落》（續集）裏的故事至少包含著以下曆史教訓：

　　第一，上山下鄉運動是烏托邦思想登峰造極的產物，從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它是一種注定要以失敗告終的“社會工程”。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就坦率地承認：上山下鄉是個“一舉兩害。”

　　……即既害青年，又害國家的運動。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也指出，上山下鄉運動前前後後花了國家一百多億元，結果買來了四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許人俊：《20世紀70年代末知青返城浪潮》，《黨史博覽》第二期，1980年2月）但是二十幾年來，知青內部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還是眾說紛紜。犖犖大端者中，有“青春無悔”的高調；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歎息；更有“劫後輝煌”這樣的宏論。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因為2700萬知識青年中的每個人在那段時間裏的經曆是各不相同的，他們對那場運動的感受也各自相異。要全麵認識上山下鄉這樣一個波及中國社會每個角落的曆史事件，必須有多角度、多層次、多觀點的考察，必須允許和鼓勵不同見解之間的交流。

　　本書的作者之一、書法家楊代欣在四川農村度過了12年的光陰。他是這樣來回顧他在農村的經曆的：

　　12年是漫長的，12年是不堪回首的。試問，12年怎麽能“無悔”？

　　對於我12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悲劇是一所最好的大學。”雖然不斷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撓的持之以恒的學習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沒有喪失做人的準則，使我沒有在嚴酷的毫無人性的社會中沉淪，使我沒有成為庸庸碌碌的鬥誌全無的小人。

　　楊代欣所痛惜的豈隻是自己的遭遇，他痛惜的是這一勞民傷財的運動給一代人。

　　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破壞和損失：

　　盡管我通過拚搏上了大學，成為曆史學文博學教授，成為書法家，但是當我在“耳順”之年，仍然對悲劇似的上山下鄉運動，使近兩千萬知青和億萬人民群眾，乃至整個國家付出的無法彌補的慘痛的代價感到無比震驚和痛心。楊代欣：《我的上山下鄉》）

　　老知青中的成功者常常有“青春無悔”、“人生無悔”這樣的豪言壯語，但是無悔的青春不應該用來掩蓋曆史的教訓。關於上山下鄉的得失，曾為上海老知青的科學家董大南有這樣的感受：

　　有人說，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實的生活，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這話不假，可以說，那一陣子，我們的生活是相當充實的……我對自己走過的路，並不後悔……從樸實善良的父老鄉親那裏，我學到了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鄉的真實背景，絕對不會再走這一條路。董大南：《兵團戰友阿蔡》）

　　回顧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發展和終結，我們不難看到毛澤東在其中的決定性的影響。在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時間裏，他以領袖之尊，不顧中國社會的現狀，無視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企圖一夜之間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領袖“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的雄心導致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樣的“宏圖”。結果事與願違，這些盲目浮躁的舉措不僅沒有帶來現代化和人間天堂，反而給國家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1958年至1959年的大躍進結束後，中國的經濟陷入低穀，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嬰兒潮和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政府盲目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導致的人口過度增長，迫使中國領導人尋找緩解城市人口增長過速和經濟停滯不前之間的尖銳矛盾的途徑。於是，上山下鄉運動成為政府一箭雙雕的選擇：一方麵……它是緩解城市就業問題“一勞永逸”的舉措；另一方麵，動員大批城市青年學生到農村和邊遠地區落戶也正迎合了毛澤東消滅城鄉差別的構想。但是，在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中，政府對經濟上的尷尬諱莫如深，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意義卻進行了高調的包裝。

　　上山下鄉運動本質上是一種曆史的倒退，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反動。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城市化。英文中的文明一詞civilization來自古希臘語裏的civitas（城市）一詞，可見文明跟城市化是相輔相成的。18世紀以來的工業革命加速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化進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城市化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標誌。現代化當然可能出現問題，城市也可能由於財富的聚斂而出現腐化墮落、環境汙染、資源浪費，並由此跟農村形成對立……甚至導致農村的反抗。工業化、城市化是大勢所趨，它可以暫時被阻礙、被滯延，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中國革命的風暴過去之後，現代化再一次顯示了它那摧枯拉朽的威力，城市化再次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

　　城市化的過程必然導致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徙。隻有在特殊的情況下如戰爭、革命、瘟疫等天災人禍，人口才會發生從城市到鄉村的逆向流動。古羅馬帝國遭到日耳曼部族的入侵占領之後，出現城市人口向農村的流動；中國遭到日本入侵的時候，許多城市居民疏散到了鄉村。而由執政者發起的將城市人口遷移到農村的事例在現代不多見。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實行過這樣的政策，為的是實現“全麵就業”；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過這樣的政策，為的是鞏固波爾布特的革命政權。中國的上山下鄉規模之大空前絕後，但它畢竟是逆曆史之潮流而動，注定要以失敗告終。

　　第二，政治歧視貽害無窮。

　　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就有類群的劃分。在古代中國，“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存在著“士、農、工、商”四種階級。這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的事實。在西方，以階級和階級鬥爭來揭示曆史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法國和英國的學者試圖表明，現代歐洲曆史的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為爭取社會和政治的統治同封建貴族所作的鬥爭。作為研究曆史的一種方法，它本無可厚非。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迄今為止所有存在社會的（文字）曆史都是階級鬥爭史”（1848年，《共產黨宣言》）他們以這樣的理論來解釋社會發展，為當時作為“弱勢群體”的產業工人指出通向解放的途徑。

　　中國大陸在1949年至1976年之間的曆史的確是一段階級鬥爭史。但是這種階級鬥爭與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現實狀況沒有必然的聯係，它是極左政治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產物。在這樣的時代，階級鬥爭殃及無數的中國家庭，破壞了中國的倫理道德。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家庭一直處於人倫關係的核心，中華民族的輝煌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家庭的穩固。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家和萬事興是世世代代中國人樸素的信念。但是，提倡階級鬥爭的政治精英卻以階級關係取代家庭關係，以革命的名義教唆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跟自己的父母勢不兩立。在四川成都，共青團市委在1964年秋到1966年初舉辦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訓練班（簡稱“青訓班”）參加青訓班的大多是出身“不好。”

　　的落榜青年。青訓班的目的就是讓他們認識到：除了上山下鄉，他們別無出路。

　　學員們在政治教員的引導下，對自己的父母極盡汙蔑謾罵之能事，結果造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競相大罵娘老子的熱潮”（唐龍潛：《成都有個青訓班》）

　　人為地激化階級關係，挑起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理論虛擬階級敵人，顛覆正常倫理……造成全社會關係緊張，人人惶恐，個個自危。不僅傷害無辜百姓，而且最後危及政權本身。其中教訓值得後人銘記。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由於年輕幼稚，更由於有形和無形的政治壓力，聽信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樣的宣傳，通過各種途徑來跟他們的父母和家庭劃清界限，換取學校和所在地方的權力機構的信任，甚至在遭受明顯歧視的時候，仍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自己的父母。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對父母做了不該做的事，說了不該說的話，留下了永遠的痛。

　　謾罵父母卻並不能挽回這些青年上山下鄉的命運。荒誕之處就在這裏：

　　於是這裏出現了一個悖論：按當時的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總之是非常光榮而又偉大的事情……這樣意義深遠而又前程無量的事……卻荒謬地落到了從正統的眼光來看在接班問題上大可懷疑的人身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們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間有著怎樣的天壤之別。但當時的情況用青訓班學員的話說叫“三麵架機槍，隻準走一方”，奈何？唐龍潛：《成都有個青訓班》）

　　在階級鬥爭主導一切的時代，家庭出身成為老知青如影隨形的沉重包袱。老知青們發現，盡管他們下了鄉，仍然麵對這一堵又高又厚的牆。爭取社會承認似乎是一條看不到盡頭的崎嶇道路。老知青李自森在爭取加入共青團的時候，麵臨這樣的考驗：

　　老餘說：“公社團委唐書記說，你本人表現很好，沒啥說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況複雜，還需要考驗。”我問：“有好複雜？”老餘說：“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癩腦殼，你是地主加資本家再加國民黨員。拐就拐在這國民黨員了，我們這裏十裏八鄉難得有個國民黨員，就說我們公社被鎮壓的惡霸地主周奎都還不是國民黨員嘛。”於是我又向公社團委交了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認識，對國民黨員的認識，一篇接著一篇。

　　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造成的惡果是政治歧視、險惡的人際關係，陰謀、告密、打小報告、栽贓、誣陷。它毒害青少年的心靈，它使出身“好”的青少年趾高氣揚……使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自暴自棄；它使近鄰和朋友變為仇敵。

　　在升學和就業範圍內實行的階級路線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舉措。之所以不道德，是因為它濫懲無辜，蠻橫無理；因為它不講公道，違背“有教無類”的優良傳統。之所以不明智，是因為它違反“擇優錄取”、“唯才是舉”的黃金原則。

　　它雖然滿足了某個集團或個人的政治需要，但卻降低了中國教育的質量和重要行業部門從業人員的知識水平和專業素養。在資源有限、缺乏民主傳統的中國，這樣的政策充其量造就了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並沒有惠及廣大的勞動人民，最終傷害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現代暴力革命的教訓之一是對法製的漠視和踐踏。在暴力和專製麵前，個人沒有尊嚴，生命如草芥，弱勢群體沒有法律保護。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自然十分脆弱。1964年，在北京大學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組濫施淫威，以極其荒誕的理由和蠻橫的手段對無辜的學生青年肆意處置。老知青董大南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1964年考入北京大學地球物理係。因為一位鄰居的誣告，被勒令退學。使人更難以置信的是，校方竟拒絕對董大南說明這一處分的理由！若幹年後，董大南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怎麽能把原因告訴我呢？工作組根據孔某的誣告材料，不經核實把我內定白專。但他們也知道，孔某的誣告材料是背著我寫的，見不得陽光。那個年代的政治運動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業的，隻要有權，就可以在幕後操控一個人的前程。”（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

　　董大南畢竟是一個思想單純的青年，他居然接受了北大校方的解釋，順從地離開了他曾經為之朝思暮想的大學，最後帶著悵惘和悲涼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疆的征途。那一年他才17歲。

　　悲劇發展到極端往往帶有幾分荒誕，因為這種悲劇的邏輯難以言喻，它那冰冷的教訓穿透我們的心胸。老知青中的最大悲劇莫過於那些背負著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卻又執著而無望地追求革命理想的殉道者。長沙的老知青王百明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三次高考落榜。眼見滯留城市沒有出路，於是抱著“贖罪”的願望，來到湖南省江永縣落戶。他誌存高遠，才華橫溢，在朋友中深孚眾望。他有保爾・柯察金的忠誠和牛虻那樣的狂熱，在《新農民之歌》裏他這樣表達了自己的誌向：

　　我們的青春屬於祖國，

　　我們的生命屬於人民，

　　我們的理想―紅旗手，

　　我們的專業―革命人。王百明：《新農民之歌》）

　　與此同時，王百明又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於是處處小心翼翼，他雖然渴求知識，但連讀書學習都要背著別人。1967年8月，他明明知道江永鄰近道縣的“革命群眾”正在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開殺戒，卻義無反顧地從長沙回到江永，為的就是要表示忠誠，修成正果。回到江永不久，他就慘遭槍殺。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沒有成為英雄，“隻是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證實了一個荒誕、黑暗的時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會認可，甚至最終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紅色的祭壇上了，卻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給所有的親友們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痛”。鄭文鬥：《王百明罹難四十周年祭》）

　　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之險惡和無情的確超出了老知青們的想象。他們太幼稚、太單純了。但是在無情的事實麵前，在那些不眠之夜，這些青年也慢慢悟出了一些道理：

　　你說怪不怪，一場場政治運動中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並不是那些不相信什麽組織……什麽主義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誠地相信什麽什麽主義、黨叫幹啥就幹啥的人。

　　因為前者隨時警戒，處處設防，對宣傳口號保持距離。後者則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設防，把自己的真心話都告訴組織，就像一個虔誠的信徒在向神父懺悔……而披著神父外衣的恰恰是利用這教義為自己謀私利的投機者。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

　　按照毛澤東時代的主流話語，老知青大多出身在“非勞動人民”家庭。所以他們低人一等，需要比其他同輩人更多的改造。所謂“非勞動人民”指的是農村的地主、富農，城市的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再加上曆次政治運動產生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壞分子”。這一術語的理論設定本身在今天很有斟酌的必要。比如，這個階層曾是中國農村的經濟管理者和社會精英，它維持著農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其中的開明分子主導著農村的現代化變革。城市裏的資本家、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業主，更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新生事物。他們代表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管理經驗，是中華民族非常寶貴的財富，他們的成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不少人在民主革命時期還同情和支持過共產黨。他們中的模範典型之一是重慶民生公司的總經理盧作孚先生。盧作孚不僅創辦了一個優秀的現代股份製企業，而且在“抗戰”期間為國家、為民族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位“古之聖賢”（梁漱溟語）一樣的傑出人士，因為不忍目睹“階級鬥爭”給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國家現代化事業帶來的逆轉，最後竟以死明誌。

　　至於在曆次運動中屢遭打擊的高級知識分子，更是中國極其稀缺的資源。他們占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卻是民族的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族最需要做的事有兩件：一、敞開國門，走向世界；二、保護傳統，繼往開來。這兩項艱巨的任務都亟待這些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作為中流砥柱。這些知識分子本來不僅接受了新中國，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參與新中國的建設。但是他們的真誠換來的往往是妒忌和懷疑。

　　當年，鼓吹階級鬥爭的人常常通過宣傳機器，別有用心地把知識分子放到勞動人民的對立麵，教唆工農打擊知識分子。今天，凡是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知識分子是一個民族的寶貴財富，打擊知識分子就是打擊整個民族。專製的受害者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整個國家。

　　作為現代株連的受害者，本書的作者深知這種極端理論的悖理和危害，感到有責任將這種認識以誠實、坦率的文字記載流傳後世。階級鬥爭理論的鼓吹者當年宣稱，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人性，隻有階級性，所以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進行階級分析。本書的作者要告訴後代：自有人類，即有人性。它的存在比階級不知要早多少萬年。世上從來就有超階級的人性，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性；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人性。本書的作者還想告訴今天和明天的中國人：如果有什麽人叫你仇恨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要麽是神智不清，要麽就是居心叵測。千萬不要聽信他的蠱惑。

　　三

　　當然，老知青也是一個折不斷、壓不垮、樂觀向上的群體。他們曾經幼稚過、愚蠢過，甚至犯過使他們終生悔恨的錯誤。但是他們勤於思、敏於學、篤於行。他們在淒風苦雨中成長，在逆境中奮進。在農村的經曆給了他們智慧，磨煉了他們的意誌，陶冶了他們的情感，健全了他們的人格。

　　在本書的故事裏，讀者不難找到人民群眾，包括老知青對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抵製……看到革命暴力如何被傳統和人民的善良消解的例子。在四川省東北部的大巴山區的一個人民公社社辦林場裏，1965年進行的“四清”運動還演繹出這樣的戲劇場麵。這個林場的重慶知青被工作組根據家庭出身分成兩撥，出身“好”的，不管有無德才，一律重用；出身“不好”的，一律被迫接受教育。結果，一連幾天……林場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以沉默來抵製“洗腦”。一天晚上，工作組長終於按捺不住，對知青大吼一聲“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哪裏料到他話剛落音……頑皮的知青就給他來了個“放屁大合唱”。知青們笑得前仰後合，工作組長黯然退場。李自森：《脫胎換骨路漫漫》）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樣的場麵，隻有在老知青這個獨特的群體：一個富有聰明才智而又生不逢時，一個委屈而又倔強的群體中才可能發生。

　　通過上山下鄉，老知青真正認識了農村社會，認識了農民。老知青譚世通驚奇地發現，農業合作化破壞了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使曾經繁榮一時的商埠喪失生氣……使他更加吃驚的是：貧下中農其實並不認同“偉大領袖”的思想。譚世通：

　　《我的上山下鄉四部曲》）老知青徐建成注意到農村的宗族關係頑強地抵製著殘酷的階級鬥爭，以至他在參加了針對一個富農的批鬥會之後，突發這樣的奇想：

　　“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地富反壞右也是人類，不是獸類，是不是也應該在解放的範疇之中？”（徐建成：《老知青散記》）在生活的道路上，老知青還得到這樣的“再教育”：

　　晚炊之後……聽老捕魚隊員講那些“大右派”的軼事。在長壽湖漁場的右派分子包括張文澄、李南力、陳孟汀、陸光鐵、孫靜軒、呂琳這些當年的富家子弟，他們曾滿懷社會理想和革命熱情，為建立新中國有過卓越的甚至傳奇般的功勳，這些解放後的高級幹部、詩人、藝術家，自始至終不承認“錯誤”，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們麵對苦難和逆境時所持有的堅貞，他們始終保持著人格尊嚴的堅定從容，使我們這些年輕人不禁從心底升起強烈的尊崇和向往。畢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境界。他們傳教的那些《三套車》、《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憂鬱與悲滄，使我們迷惘中漂泊的心，得到些許暫時的慰藉。黃曉龍：《流年往事》）

　　在農村，老知青的奉獻也換來了理解和溫暖。在遼寧省中部那片黑油油的土地上……有一個名叫靠山屯的村子，在那裏安家落戶的46個沈陽老知青不僅創造了一個生氣勃勃的集體，而且最後挑起了生產隊、大隊和公社的大梁。為了履行自己紮根農村的諾言，有的男知青成了農民家的“姑爺”；有的女知青成了農民家的媳婦。他們也有感到失落甚至絕望的時候，但是正是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日子裏，這些知青像兄弟姐妹一樣相依為命，並由此結下了伴隨一生的友誼。回顧那段經曆……老知青翟亞萍發現它竟那樣如訴如歌：“幾度山下春草綠，幾度山上秋葉紅？”

　　在歲月的更迭中我們奉獻著、拚搏著、彷徨著、痛苦著。我們調動了生命中的全部頑強蘸著汗、蘸著淚、蘸著血書寫了自己的知青歲月。難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裏深埋著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夢幻，盡管有那麽多苦澀，但畢竟是色彩斑斕！

　　“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歲月的河匯成了一支難忘的歌。”（翟亞萍：《靠山屯紀事》）這個知青點的知青金霆和劉金秀結婚需要建房，友好的鄉親不顧農忙時節白天在地裏幹活的勞累，晚上義務幫助兩個知青築牆蓋房，使他們紮根農村的願望成為現實。金霆：《紮根》）老知青後來雖然離開了農村，卻總也忘不了那些善良的農民給他們的那份恩情，歲月的流逝割不斷他們對那些父老鄉親的思念。

　　人生如旅途，一路上總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驛站”，我們在那裏歇息，在那裏感悟世界和人生。但並不是每一個“驛站”在我們的記憶裏都占據同樣的位置。長沙老知青張健夫在動亂的年代身陷絕境之時，受到一位素昧平生的長者和姑娘的厚待。如此滴水之恩他終生不忘：“假如你曾經記得在某個‘驛站’所經曆的毫末細節，那麽，這個‘驛站’一定曾與你生命血肉相連，讓你驚心動魄；假如你曾在過往的人生驛站仍能清晰地記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麽這位旅途之友一定會有一種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靈讓你感到靈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體會了他們給予的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感動，這種感動將持續地影響自己的一生並時刻為此而拷問著自己，矯正著自己做人的品德。”（張健夫：《生命的驛站》）對於老知青，農村正是這樣的一個“驛站”。

　　四

　　很多老知青對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那首《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耳熟能詳。幾十年過去了，他們當中的那些幸運者真正可以說：“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變成親切的懷念。”盡管他們當年曆盡人世的艱辛，但是每當撫今追昔，都會對生活懷著一種感激之情。他們懷戀那些苦中帶甜的日子……他們珍惜那些患難中的友誼。與此同時，他們也知道自己的許多同伴自從當年倒下去，就再也沒有爬起來。“文革”前的老知青這個群體幾十年來向往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別珍惜社會和諧。可惜的是，對於這個群體中的許多人，和諧社會來得太遲。

　　看到這裏，讀者也許要問：老知青都在追求些什麽？回答是：他們追求的是那短暫而脆弱的生命的意義；他們追求人間至善至美的感情。上海老知青阿蔡在校學習期間是三好學生、二級運動員，在新疆十多年，落得了下半身癱瘓。回到家鄉上海，他找不到正式工作，但他不甘平庸，發奮讀書，居然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他本想通過取得律師執照來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幫助那些跟他命運相似的弱者。但是在法製並不健全的中國大陸，他卻沒有得到開業的許可，就因為他是殘障人士。麵對這樣的歧視，阿蔡大哥並沒有喪失生活的勇氣，他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做人的尊嚴。董大南：《兵團戰友阿蔡》）

　　在將自己的故事付諸文字的時候，《無聲的群落》（續集）的作者在心裏默默祝福他們終生所愛的大地和人民，衷心希望中華民族在新的世紀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長期穩定。經過了幾十年的革命暴力和社會動蕩，中華民族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向往社會的長治久安。綜觀世界近現代的曆史發展，我們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進的力量。”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向200名國內外記者莊重地說：“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溫總理這番擲地有聲的話表明，中華民族正在緩慢而堅定地走出極權政治的陰影。

　　五

　　中國在20世紀發生的一係列重大政治事件留下了很多曆史的教訓，有待今天和明天的中國人去研究和總結。一個不能正視自己過去的是非功過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在大是大非上苟且、麻木的民族是難以建立自信的。

　　學者徐友漁先生在討論近幾十年中國史學界的現狀時發出這樣的警告：“中國人最突出的性格特點是善於遺忘，中國社會的突出特點是曆史上有數不盡的空白和斷層。父母的經曆、遭遇、悲劇，在子女那裏，更不用說再往下的後輩那裏是迷霧，是深淵，沒有人願意探頭去看一看。難怪我們有那麽多苦難和悲劇，因為每一代人的痛苦、體驗都沒有傳遞下去，曆史就在沒有積累、沒有教訓、沒有警示中循環往複。”（徐友漁：《不能遺忘的一段曆史》）老知青、民間思想家謝幾何代表《無聲的群落》（續集）的所有作者表達了他們的初衷：“一個選擇遺忘的民族，一個沒有清晰曆史脈絡的民族，是沒有什麽希望和前途可言的。作為親曆者、見證者，我們有必要用自己真實的記錄，寫出鐵與血樣的證言。這是我們的責任，否則我們和我們的後代都不可能得到救贖！”（謝幾何：《“文革”中的長沙上山下鄉知青運動》）

　　老知青這個群體自身在評價上山下鄉運動這一問題上有兩個主要的障礙：一、老知青當年對烏托邦理想的認同和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否定烏托邦就可能否定他們青春時期的所有夢想；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精神狀態帶有“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痕跡；二、作為一個長期受到歧視的群體，個人和家庭在當年受到的迫害在他們心靈上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一些夥伴當年倒下去後，就再也沒有爬起來，他們半生貧困，半生潦倒。回首往事，痛不堪言，於是他們寧可讓痛苦的記憶爛在心裏，也不願讓回憶來撕開血跡尚存的傷口。這才叫“哀莫大於心死”。

　　對老知青經曆的忽略是一種強製性的社會記憶導致的“社會忘卻”。社會忘卻或集體失憶是沉默社會的一個特征。一位西方學者在討論東歐國家出現的有組織的社會忘卻時寫道：“現代作家被放逐，曆史學家被開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開除的人變得無影無蹤，被忘記了。在極權統治下，可怕的不僅在於人的尊嚴遭到侵犯，而且還在於這樣的危險，即可能再也不會有人真實地見證過去。”老知青的經曆對一些政治精英實際上是一種逆耳的真實。這種逆耳來自於它的另類性質，因為它來自一個弱勢群體，更因為它對一些人們所接受的神話提出的質疑。

　　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序言中這樣描繪曆史的冷酷：

　　曆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鑒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曆史的目光隻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入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

　　然而，“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強權史觀在後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已經開始麵臨風雨飄搖的局麵。日新月異的信息手段和信息傳輸渠道給個體的表述打開了廣闊的天地，無數小人物的故事也在挑戰幾十年來禦用學者創造的一個神話。一位學者寫道：“選擇什麽作為社會記憶就是一個主觀性事件，也就不具有永久性。從時間上看，專製國家的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控製社會記憶，由於曆史可以不依賴‘社會記憶’的獨立存在和它的重構性，專製國家塑造的社會記憶或者強迫的社會忘卻是短暫的，對記憶或忘卻所選擇的曆史事件實際上不起什麽作用……反抗遺忘的鬥爭就是人們自己拯救自己的鬥爭‘是他們的記憶反抗強迫性忘記的鬥爭’。其中的道理也十分簡單，無論權力集團以什麽樣絕對正確的理由要求社會記憶什麽或忘卻什麽，並不能如願，原因如同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在這個絕對正確的控製社會記憶的理由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中國的政治精英和學術精英今天已經有了在縱向上和橫向上都比他們的前輩更廣闊的視野，他們應該有勇氣、有能力走出曆史的陰影。和諧是中華文化傳統的精髓，和諧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階級的存在是社會科學的事實，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也是客觀的存在。但是鼓吹階級鬥爭，利用階級鬥爭來實現烏托邦的革命是一種緣木求魚的舉措。專製政治的遺風是中華民族創建和諧社會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摒棄階級鬥爭理論，必須從理論上拒絕暴力，才能真正找到實現和諧與長治久安的途徑。

　　學者們發現，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就對暴力革命進行了反思，在民主製度中看到了工人階級爭取勝利的曙光。他發現：“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在過去30年裏，中國實施了行之有效的經濟改革，對世界敞開了大門，走向了世界，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滿目瘡痍的大地逐漸煥發了生機，中華民族重新找到了自信。然而，巨大的成功給中華民族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資源枯竭、環境惡化、道德失範、文化斷裂等。應付這些挑戰要求大智大慧，要求勇敢的前瞻，要求通過對話和改良來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的決心。“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中華民族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已經走了太多的彎路，遭受了太多的損失。在新的一個世紀，這個古老的民族再也不能承受動亂，再也不能承受暴力革命了。請那些今天仍在頌揚暴力……宣揚階級鬥爭你死我活的人三思！

　　本書的作者是一群“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人，經曆了憂患和人世的滄桑，他們對民族依然滿懷著深情，對中國的未來懷著殷切希望。但是，他們也知道，任何文字、任何理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都是非常有限的。近年來，各種治國的理論、方略紛然雜陳：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國家主義等等。《無聲的群落》的作者無意提出某種意識形態上的高論，他們隻想給後代留下一點關於暴力革命的代價的血肉文本。因為他們知道，沒有記憶，就沒有教訓；沒有總結，沒有反思，也就沒有進步。因為他們相信，前事不忘，乃後事之師。這本一百多位作者參與的集體回憶錄集是他們恢複當年被極權政治所抹煞、今天被市場經濟和後工業社會的聲色犬馬時尚所淡化的記憶的抗爭，是一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宣言。四十多年前，當他們離開城市時，既有幾分無奈，又胸懷幾分壯烈。今天……他們的心境已經異常淡定，卻仍然牽掛著兒女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

　　從推行殘酷的階級鬥爭到創建和諧社會，中華民族摸索了50年，花了整整兩代人的時間，犧牲了許多性命，代價可謂高昂。老知青因為自己經受的不公，是和諧社會這一理想最堅決的擁護者。如果中華民族要在新的世紀建設一個長治久安的和諧社會，就必須走出暴力的陰影；也隻有走出暴力的陰影，我們才能真正擁抱生命的尊嚴。誠實的回憶錄寫到頭來，作者會發現他麵對的是自己的靈魂。老老實實地記載自己過去的經曆，審視自己的是非功過，其實是一種精神的超越。

　　尊重曆史、還原曆史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道義。我們尊重曆史，是為了從過去的成敗中總結經驗，避免重複以往的錯誤；我們還原曆史，是為了辨明過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訓。中華文明裏缺乏宗教作為道德的源泉和依據，曆史因之成為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源泉。這樣的現實對中華民族的曆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曆史誠實、公正、溫良、敦厚。在後工業社會和全球化時代，它還要求曆史具有科學和批判精神。這樣的曆史在中華民族的複興和中國在新世紀的和平發展中，在中華民族走上富強之道、進步之道、民主之道、和諧之道的偉大進程中將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作為對一段不應該被遺忘的曆史的還原和反思，《無聲的群落》續集是“文革”前老知青繼《無聲的群落》之後，對中華民族的又一次奉獻。《無聲的群落》及《無聲的群落》續集的全體作者和所有參與這本書編撰的老知青朋友謹以此書為中華民族的未來仰天祈禱。

　　作者簡介

　　鄧鵬，1964年重慶六中初中畢業。同年10月下鄉到四川省萬源縣新店公社青山茶場。1971年參工進四川省達縣地區萬福鐵廠。1978年考上四川醫學院英語師資班……1979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英語係研究生班。1985年至1990年就讀於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獲得美國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曆史教授。

　　§§卷一 失落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