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

第二節 “一體化”與領袖原則：法西斯專製統治

　　在囊括行政和立法大權之後，希特勒便開始依靠《授權法》，頒布各項法令，在合法的外衣下，逐步建立法西斯的專製統治。法西斯專製統治的重要特征就是實現“一體化”和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貫徹“領袖原則”。

希特勒攫取絕對權力後，首先通過政治的“一體化”來加強中央集權，建立法西斯的專製統治。

魏瑪共和國雖然不是一個聯邦共和國，但它給予了地方相當大的自治權。魏瑪共和國的每個邦都有自己的憲法、議會和政府。在中央立法機關方麵，除了有經普選產生的德國國會外，還有由各邦政府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起谘詢議會的作用，相當於英國國會的上院。希特勒上台後，加強了中央集權的傾向，通過“一體化”逐步剝奪了地方的自治權。在1933年1月的選舉後，各邦的大部分政府解體。隨後，取消了各邦議會，各邦政府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由各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也被解散。3月31日，《各邦與帝國一體化第1號法令》出台，要求各邦製定與德國中央政府相一致的法律。該法令還規定，邦議會、市議會、市區和鄉鎮議會一律按3月5日國會選舉票數比例組成。根據這一法律，除納粹控製的普魯士邦外，其他各邦議會都進行了相應改組，取締了共產黨議員的席位，使納粹黨在實際上控製了各邦議會。到1933年11月12日，德國國會中661個席位全部被納粹黨占據，實現了立法機關的一體化。

4月7日，希特勒頒布了《各邦與帝國一體化第2號法令》，在他最信任的納粹分子中任命了18個邦的總理。在普魯士，則由議會主席行使邦總理的權利，從而剝奪了巴本的總理職務。1934年1月30日，在希特勒就任總理一周年之際，納粹當局頒布了《國家重建法》，解散所有的邦議會，完全取消各邦的自主權，使邦政府直屬於中央政府。該法規定中央任命的各邦總理擁有完全的權力，可以任命部長、官員、軍隊首領、司法頭目，接受主教的宣誓。《國家重建法》從法律上確認了納粹的中央集權製，實現了行政機關的一體化。

納粹德國的司法機關在形式上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但一係列的附加規定使司法獨立成為一句空話。1933年12月頒布的《黨和國家統一法》規定，納粹黨及其附屬機構衝鋒隊、黨衛隊的成員違法，由納粹黨和衝鋒隊的機關進行審理。1934年7月，當局又頒布法令成立人民法庭，取代國家法院審理反納粹的政治案件。至此，司法部門實際上也被納粹黨所控製，實現了司法機關的一體化。

在實現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一體化的同時，納粹還企圖實行社會一體化，對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控製。

納粹社會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解散原來的工會組織，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的“德國勞工陣線”。在希特勒當政之前，德國工會大多數屬於“自由工會”和“基督教工會”兩大工會聯合會，這兩大工會聯合會的會員占德國工會會員的85%。1933年4月21日，被希特勒委以“接管工會”重任的羅伯特·萊伊命令5月2日對“自由工會”進行統一整頓，並要求黨衛隊和衝鋒隊與警察配合展開行動。5月2日，在精心策劃下，衝鋒隊和黨衛隊占領了全國各地的“自由工會”機關所在地，工會被迫解散，工會領袖遭到逮捕，財產被沒收。5月3日，納粹黨新聞社宣布，“基督教工會”已經“無條件接受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5月10日，“德國勞工陣線”宣告成立，萊伊為負責人。納粹黨規定，除了“德國勞工陣線”外，不允許有其他任何工會組織存在。“德國勞工陣線”集中了14個體力工人組織和8個雇員組織，每個組織都由萊伊任命的官員領導。勞工陣線不僅是納粹德國惟一的工會，它還是納粹政權推行社會政策的工具，控製著社會福利、工人合作社、工人貸款銀行等等。納粹黨強迫全國2000萬靠工資生活的職工加入這一組織。除工人外，“德國勞工陣線”也有企業主參加，以標榜在納粹德國不存在階級矛盾。實際上，它的任務是使工人完全服從於企業主，成了控製工人的工具。

作為一個靠左右輿論、煽動群眾起家的政黨，納粹黨深知操縱社會輿論導向的重要性。這方麵的工作主要由納粹的“喉舌”戈培爾負責。1933年3月，戈培爾被任命為教育和宣傳部長，統管教育、文藝和新聞出版等工作。

戈培爾在文化領域強行貫徹“領袖原則”和被納粹曲解的“德意誌民族精神”，實行文化生活的總體製原則。為此，1933年的9月22日成立了“德國文化協會”，由戈培爾親自任主席。該協會的領導還包括納粹的理論家羅森貝格和希姆萊等人。該協會標榜是為了推行德國文化的政策，但實際上是納粹黨對文化領域進行全麵控製的工具。協會章程規定，隻有雅利安血統的和“同國家態度一致的人”才有資格參加該協會，而那些沒有參加協會或被協會開除的人，不能繼續從事本職工作，也不能發表作品和參加演出。

納粹政府對新聞、廣播、電影等大眾傳媒的控製同樣也十分嚴格。在納粹看來，報紙不再是對公共輿論的反映，而是一種可供利用的政治宣傳工具。從1933年夏開始，納粹政府便對報刊實行嚴格的監督和控製。依照納粹製訂的法律規定，隻有符合種族和政治條件的人才能取得編輯資格，從事出版工作。為了不讓輿論發出不同的聲音，戈培爾本人親自過問一些重大新聞的編發。如果某家報紙出現違背政府精神的論調，刊物將被停辦，而編輯本人亦免不了坐牢獄之災。曆史悠久、頗具影響力的《柏林日報》、《法蘭克福報》在納粹的高壓之下，也於1936年和1943年停辦。納粹還把廣播和電影事業完全置於納粹國家的控製之下，決策大權由戈培爾把持，完全成為納粹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

教育是實現納粹政治目標的重要工具，也是納粹黨進行重點控製的部門。從1933年4月開始，納粹通過一係列教育法令，排擠了在大學中所有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師，扼殺了學校裏自由探討的學術氛圍。教育的內容充斥著法西斯的種族理論、反猶主義和“生存空間論”，從而使學校成為法西斯的軍事訓練所。為了強化法西斯教育，各級學校都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是納粹黨控製青年，對青年進行思想統治的重要組織。該組織在1933年還隻有10萬名成員，到二戰爆發時，發展到800萬人。此外，納粹還建立了“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由納粹黨和青年團經辦，主要突出政治教育，培養學生對希特勒個人的絕對服從精神。

通過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推行一體化，希特勒建立起了納粹黨的專製獨裁體製。在這樣一個獨裁國家裏，“領袖原則”是最好的體現。

“領袖原則”是納粹德國政治體製的基礎，也是希特勒建立法西斯專製獨裁統治的重要理論依據。它來源於尼采的“超人”哲學。這種理論認為，超人是曆史的締造者，有權統治別人，而大多數人隻能充當超人實現其意誌的工具。“超人”哲學在納粹黨理論家們眼裏就具體化為“領袖原則”。

“領袖原則”有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是作為納粹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元首”享有無限全權和絕對的權威。二是作為納粹黨分支機構和地方領導人以及政府各部門的頭目的各層領導，由希特勒任命並對其負責，在本地區和部門內行使絕對權力。這是一個以希特勒為大獨裁者，大批政府官員和納粹黨官員為小獨裁者共同組成的權力結構。在這一權力結構的統治下，有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作為總獨裁者的希特勒擁有無限權力，他的意誌就是法律，任何人不得違背。元首希特勒發布命令，然後命令被傳到下麵，由相關部門負責實施。按照這樣的模式，希特勒想要做什麽事情都能夠做到。同樣，第三帝國所作的一些最重大的決定，特別是外交和軍事方麵的決策，也完全由希特勒一個人製定。另一個極端是人民群眾完全喪失了基本的人權。在第三帝國裏，已不存在公民自由。人民群眾在政府的高壓之下，哪怕流露出一點的不滿言論，輕則遭到一頓毒打，重則遭到逮捕或被投入監獄、集中營。

納粹之所以能建立並維持其獨裁統治，靠的是恐怖手段。在納粹統治之下，國家暴力機器在規模和權力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擴張。納粹上台後，除了接管原有的警察部門外，又組建了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專門對付所謂的“政治犯”。黨衛隊曾經為納粹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納粹上台後，黨衛隊成為一支警察輔助力量。在鎮壓衝鋒隊的“二次革命”之後，黨衛隊在德國取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成為納粹德國的“中堅力量”。它的首腦希姆萊兼任警察首腦，這樣就在德國建立了以黨衛隊為核心的警察恐怖體製。黨衛隊及其下屬的警察組織則通過散布在各地的恐怖機構，淩駕於任何法律之上，對德國人民進行野蠻壓迫和嚴密控製。凡是被列為打擊對象的，就會被關進集中營，備受折磨。1933年3月22日，在慕尼黑附近的達豪建立了第一座集中營。第一批被關押的是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集中營中關押了越來越多被納粹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如反社會分子、同性戀者、吉卜賽人和猶太人等。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數僅從1935年到1938年3年間便從3500人上升到2.5萬多人。在黨衛隊的控製之下，集中營成了獨立於法律之外與警察局和司法機關並行的司法機構。大批的人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實施了所謂“保護性看管”，被關押進了遍布全國各地的集中營。對共產黨人的鎮壓尤為殘酷，1933年1月，30多萬共產黨員中，有一半以上被關進了監獄或集中營，在1933年到1945年間，他們之中有3萬以上的人遭到納粹的殺害。

希特勒上台短短幾年的時間內，通過大量的法令，依靠警察恐怖手段，在德國建立起一套以“領袖原則”為指導，實行“一體化”的法西斯專製獨裁統治的政治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