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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雲南抗戰
謝本書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勝利，是人類進步事業的勝利。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廣泛參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戰爭，是近代曆史上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雲南抗戰又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僅就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問題，談幾點認識。
一、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自身的團結統一和同盟軍問題，它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和策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奪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勝利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武器。
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於促進全民族的抗戰，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並進一步分割華北。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上海戰爭，製造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使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際上英、美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的發展，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主張。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隨後又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2年2月發出《中央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4月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12月發出《中央“一·二八”周年紀念的通知》。在1931年9月至1932年底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共中央先後發出有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指示、宣言達8個之多。
1932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並有共產黨員參與，由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進步團體“中華民權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號召全國一切抗日武裝聯合起來，“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同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政策影響下，發生了“福建事變”，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宣布反蔣抗日，要求同中國共產黨合作。1934年4月，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經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本杜等人組織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呼籲中華民族自衛、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去。這個綱領，“已明顯超出了下層統一戰線的局限，含有了上層統一戰線的重要意向”。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路上召開了遵義會議。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重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年6、7月間，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秦上協定”、“何梅協定”，華北局勢危急，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7月至8月初，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製定了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的新策略。大會期間，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大會的精神和國內政治形勢，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共同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建立抗日聯軍，並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中共中央11月13日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並華北及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宣言》；28日，毛澤東、朱德分別代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軍事委員會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12日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調整了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實現了政治路線方麵的重要轉變，同時也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在全黨的確立。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路線、政策和策略。報告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方針，批評了關門主義傾向，強調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爭取領導權的任務。
瓦窯堡會議後，黨中央為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使我黨經曆了從“抗日反蔣”、“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由於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推動，繼“一二·九”運動之後，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經過中共積極工作和調解，排除幹擾，蔣介石承認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當時時局轉變的樞紐。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作出了積極的、有原則的讓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確認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擴大民主和釋放政治犯等原則，並表示出抗戰意願的決議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初步形成。這年1月至9月，國共雙方代表多次進行接觸、談判。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向全黨提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偉大任務。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華的開始。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麵前，全國各階級各黨派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人民呼籲：“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一天，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了蔣介石；9月20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這個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就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這一方針，並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從而保障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雲南的影響
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於促進雲南抗日救亡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對於促進爭取和團結地方實力派進行抗戰，對於調動雲南各族軍民的抗日積極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還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雲南各族人民激於抗日熱情，紛紛要求抗日。昆明各階層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各校學生組織宣傳隊上街演講，商人罷市，各報刊也紛紛發表抗日的報道和評論。9月28日，昆明全市“閉市一天，誌哀國恥”，學生上街示威遊行。10月3日，昆明召開反日民眾大會，與會者達3萬人之多。會後遊行隊伍一度衝擊了在如安街大廳巷的日本駐昆領事館。在雲南還成立了反日的學生義勇軍、童子義勇軍，工人成立了滇越鐵路道區抗日救國學會、郵電工人抗日救國團，農民亦組織義勇軍。各抗日團體開展了抵製日貨的運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雲南各界紛紛捐款，捐助物資，支援上海抗戰，還組織援滬敢死團、抗日鐵血鋤奸團等，作長期抗戰之準備。
紅軍長征過雲南，宣傳工農革命，宣傳北上抗日，使雲南閉塞的農村茅塞頓開。
中共雲南臨時工委恢複後，積極開展活動，秘密印刷中共的《八一宣言》、《對時局宣言》。1935年底“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後，促進了抗日救亡，推動了雲南學生愛國運動會的成立。1936年元旦，以雲南學生愛國運動會名義，發動昆明大中學生5000餘人，舉行集會和遊行。愛國會發布宣言和告民眾書，向政府請願，提出六項要求：“一、請求政府保護中華民國行政領土之完整；二、請求政府取締華北偽組織；三、請求政府公開外交；四、請求政府開放輿論，鏟除漢奸；五、請求政府保護愛國運動並許可成立救國會；六、請求政府精誠團結，一致對外。”
12月，西安事變爆發及其和平解決，進一步刺激了雲南的抗日救亡運動。雲南的報刊在宣傳抗日救亡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們大聲疾呼：“中華民族今日唯一之出路，惟在不惜一切犧牲，以抵抗外敵之侵略。”隻要大家把國家的利益超乎個人的利益，把民族的利益超乎派別的利益，那麽什麽問題都能解決，什麽事情都好商量。我們的基本政策，“第一個抗戰，第二個抗戰，第三個還是抗戰”。
在此前後，中共雲南地方組織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正式成立，之前為長江局）加強了對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團結和教育工作。1937年8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去南京出席“國防會議”，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見麵與交談，受到巨大的教育和啟發，龍雲自己也說，真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稍後，朱德致龍雲的信中，對於其抗戰態度給予肯定和鼓勵說：“抗戰軍興，滇省輸送二十萬軍隊於前線，輸助物資，貢獻於國家民族者尤多……在將來抗戰中，在爭取最後的搏鬥中雲南將肩負更大責任，成為抗戰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1939年4月，中共雲南省工委為加強上層統戰工作，決定由南方局派馬子卿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李群傑不再擔任省工委書記，專搞統戰和情報工作，強化統戰工作。這一時期，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南方局的指示，向龍雲提出十條建議，主要內容是堅持抗日，強化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以及川康地方實力派的聯係與合作，防範中央軍及中央特務的破壞，辦好地方經濟及新聞事業等。這些建議，是通過共產黨人劉浩以《民國日報》記者的身份麵見龍雲，向他陳述和麵交的。龍雲對建議是心領神會的，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這就更有利於民主進步活動的開展，穩定了雲南政局，也加強了地方實力派在反控製鬥爭中的力量。
1943年，龍雲通過羅隆基提出要與周恩來會晤。同年9、10月，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派華崗、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後到雲南，幫助民盟建立組織，開展爭取團結知識分子及做龍雲的工作。華崗與龍雲見麵後，決定在龍雲主持的滇黔綏靖公署內設立與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聯係的電台。
南方局和中共雲南地方組織在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爭取地方實力派方麵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龍雲的政治態度隨之亦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有利於雲南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有利於昆明作為抗日大後方“民主堡壘”的形成。1944年底，龍雲秘密加入了民盟，正如王昆侖、楚圖南回憶說：“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後，經過有關同誌的聯係，龍雲先生和劉文輝先生秘密加入了民盟。”“當時民盟組織在雲南工作比較活躍，在群眾中有比較廣泛的影響，配合共產黨的領導，對推動抗日民主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龍雲的入盟，是雲南民主運動深化的一個標誌。
三、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及其特點
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雲南抗戰積極開展了，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突出了。其地位及其特點，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抗日救亡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的積極開展。
在中共南方局（前身為長江局）和中共雲南省工委的領導下，全省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在昆明、昭通等城鎮和農村中，開展了一係列抗日救亡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抗日救亡與愛國民主的群眾組織，像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建立起來。與此同時，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以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投身抗日陣營，支持救亡民主運動，加上愛國民主力量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昆明成為抗日戰爭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戰爭的進展。
第二，滇軍出師，屢立戰功，出現了眾多的抗日名將。
滇軍在全省各族人民和抗日民主力量的支持下，首先派出第60軍，以盧漢為軍長，下轄以安恩溥、高蔭槐、張衝為師長的第182、183、184師，在台兒莊第二階段的保衛戰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接著，滇軍又派出第58軍（以孫渡為軍長）、新3軍（以張衝為軍長）趕赴前線，參與了武漢會戰；而在中條山戰役、常德會戰等戰鬥中，滇軍亦屢立戰功。這樣，在短期內，滇軍即派出3個軍，總兵力約22萬人，此外征送中央其他部隊之兵力又約5萬人，共計出師27萬人，奔赴抗日前線；而且滇軍出師部隊的裝備，大半給養均由地方自籌。據統計，在整個抗戰時期，滇軍先後出師約40萬人，滇軍官兵傷亡在10萬人以上。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滇軍出現了像盧漢、張衝這樣的眾多的抗日名將，也出現了像老3軍軍長唐淮源、79軍軍長王甲本、12師師長寸性奇、542旅旅長陳鍾書及團長董文英、嚴家訓、莫肇衡以及營長尹國華等抗日烈士，就是沒有出現過投降將軍，也沒有出現過偽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軍的驕傲，也是雲南人民的光榮。
第三，滇西抗戰的勝利拉開了全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序幕。
1942年5月以後，日寇占領怒江以西的滇西國土以後的兩年多裏，雲南既是抗日的大後方，也是抗日的大前方。滇軍和雲南各族人民配合野戰軍，開展了艱苦不屈的滇西抗戰，並於1944年5月開始了全麵大反攻，直到1945年1月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反攻戰，終於把日寇趕出怒江以西的全部國土。滇西抗戰的勝利，拉開了全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序幕，所以輿論認為，抗戰時期，“收複失地，實滇西為最早”。
滇西抗戰的勝利，乃是“全國抗戰勝利的先聲，最後勝利的日子即將來到了”。它既為中國人民反擊日寇，奪取最後勝利樹立了榜樣，也直接促成了盟軍緬北反攻的勝利，對全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是巨大的支援。
此外，滇南抗戰，始終拒敵於國門之外，也是雲南抗戰史上光榮的一頁。
第四，雲南各族人民的後方支援，對抗戰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雲南大後方各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支援，對抗戰所起的作用，亦非同小可。首先是改善交通以適應戰爭的需用，戰前已確定修築滇東、滇西、滇東北、蒙剝四大公路幹線，滇東線於1937年首先通車，打通了雲南與內地的聯係。更為重大的是，僅用9個月的時間，即全線打通了長達千餘公裏的滇緬公路線，這是世界的奇跡。後來又打通了駝峰航線、中印公路等，對抗戰勝利起了重要保證作用。其次，糧草、兵源、武器等的準備，也非一朝一夕，雲南各族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人民群眾的支持，民在抗戰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滇西反攻戰時的國軍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當時就曾說，滇西反攻戰中，民眾“熱烈協助，較民國十五年（1926年）北伐時之民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又說，人民群眾的支持，“是這場戰爭所以獲得勝利的決定因素”。其時，遠征軍在滇西反攻戰中投入兵力16萬人，而據宋希濂計算，投入運輸之兵則達二三十萬人，就是說：“一個遠征軍士兵之後有1.5名民在支撐。”最後，滇軍在抗戰勝利後，在越南及南昌、九江接受日軍的投降，為國家，也為雲南各族人民爭了光，贏得了榮譽。
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及其特點，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它為全國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也為雲南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奠下了基礎，對雲南曆史後來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勝利，是人類進步事業的勝利。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廣泛參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戰爭，是近代曆史上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雲南抗戰又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僅就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問題，談幾點認識。
一、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自身的團結統一和同盟軍問題，它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和策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奪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勝利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武器。
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於促進全民族的抗戰，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並進一步分割華北。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上海戰爭，製造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使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際上英、美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的發展，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主張。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隨後又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2年2月發出《中央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4月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12月發出《中央“一·二八”周年紀念的通知》。在1931年9月至1932年底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共中央先後發出有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指示、宣言達8個之多。
1932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並有共產黨員參與，由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進步團體“中華民權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號召全國一切抗日武裝聯合起來，“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同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政策影響下，發生了“福建事變”，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宣布反蔣抗日，要求同中國共產黨合作。1934年4月，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經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本杜等人組織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呼籲中華民族自衛、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去。這個綱領，“已明顯超出了下層統一戰線的局限，含有了上層統一戰線的重要意向”。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路上召開了遵義會議。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重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年6、7月間，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秦上協定”、“何梅協定”，華北局勢危急，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7月至8月初，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製定了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的新策略。大會期間，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大會的精神和國內政治形勢，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共同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建立抗日聯軍，並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中共中央11月13日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並華北及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宣言》；28日，毛澤東、朱德分別代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軍事委員會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12日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調整了黨的各項具體政策，實現了政治路線方麵的重要轉變，同時也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在全黨的確立。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路線、政策和策略。報告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方針，批評了關門主義傾向，強調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爭取領導權的任務。
瓦窯堡會議後，黨中央為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使我黨經曆了從“抗日反蔣”、“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由於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推動，繼“一二·九”運動之後，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經過中共積極工作和調解，排除幹擾，蔣介石承認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當時時局轉變的樞紐。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作出了積極的、有原則的讓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確認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擴大民主和釋放政治犯等原則，並表示出抗戰意願的決議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初步形成。這年1月至9月，國共雙方代表多次進行接觸、談判。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向全黨提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偉大任務。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麵侵華的開始。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麵前，全國各階級各黨派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人民呼籲：“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一天，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了蔣介石；9月20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這個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就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這一方針，並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從而保障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雲南的影響
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於促進雲南抗日救亡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對於促進爭取和團結地方實力派進行抗戰，對於調動雲南各族軍民的抗日積極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還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雲南各族人民激於抗日熱情，紛紛要求抗日。昆明各階層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各校學生組織宣傳隊上街演講，商人罷市，各報刊也紛紛發表抗日的報道和評論。9月28日，昆明全市“閉市一天，誌哀國恥”，學生上街示威遊行。10月3日，昆明召開反日民眾大會，與會者達3萬人之多。會後遊行隊伍一度衝擊了在如安街大廳巷的日本駐昆領事館。在雲南還成立了反日的學生義勇軍、童子義勇軍，工人成立了滇越鐵路道區抗日救國學會、郵電工人抗日救國團，農民亦組織義勇軍。各抗日團體開展了抵製日貨的運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雲南各界紛紛捐款，捐助物資，支援上海抗戰，還組織援滬敢死團、抗日鐵血鋤奸團等，作長期抗戰之準備。
紅軍長征過雲南，宣傳工農革命，宣傳北上抗日，使雲南閉塞的農村茅塞頓開。
中共雲南臨時工委恢複後，積極開展活動，秘密印刷中共的《八一宣言》、《對時局宣言》。1935年底“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後，促進了抗日救亡，推動了雲南學生愛國運動會的成立。1936年元旦，以雲南學生愛國運動會名義，發動昆明大中學生5000餘人，舉行集會和遊行。愛國會發布宣言和告民眾書，向政府請願，提出六項要求：“一、請求政府保護中華民國行政領土之完整；二、請求政府取締華北偽組織；三、請求政府公開外交；四、請求政府開放輿論，鏟除漢奸；五、請求政府保護愛國運動並許可成立救國會；六、請求政府精誠團結，一致對外。”
12月，西安事變爆發及其和平解決，進一步刺激了雲南的抗日救亡運動。雲南的報刊在宣傳抗日救亡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們大聲疾呼：“中華民族今日唯一之出路，惟在不惜一切犧牲，以抵抗外敵之侵略。”隻要大家把國家的利益超乎個人的利益，把民族的利益超乎派別的利益，那麽什麽問題都能解決，什麽事情都好商量。我們的基本政策，“第一個抗戰，第二個抗戰，第三個還是抗戰”。
在此前後，中共雲南地方組織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正式成立，之前為長江局）加強了對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團結和教育工作。1937年8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去南京出席“國防會議”，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見麵與交談，受到巨大的教育和啟發，龍雲自己也說，真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稍後，朱德致龍雲的信中，對於其抗戰態度給予肯定和鼓勵說：“抗戰軍興，滇省輸送二十萬軍隊於前線，輸助物資，貢獻於國家民族者尤多……在將來抗戰中，在爭取最後的搏鬥中雲南將肩負更大責任，成為抗戰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1939年4月，中共雲南省工委為加強上層統戰工作，決定由南方局派馬子卿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李群傑不再擔任省工委書記，專搞統戰和情報工作，強化統戰工作。這一時期，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南方局的指示，向龍雲提出十條建議，主要內容是堅持抗日，強化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以及川康地方實力派的聯係與合作，防範中央軍及中央特務的破壞，辦好地方經濟及新聞事業等。這些建議，是通過共產黨人劉浩以《民國日報》記者的身份麵見龍雲，向他陳述和麵交的。龍雲對建議是心領神會的，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這就更有利於民主進步活動的開展，穩定了雲南政局，也加強了地方實力派在反控製鬥爭中的力量。
1943年，龍雲通過羅隆基提出要與周恩來會晤。同年9、10月，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派華崗、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後到雲南，幫助民盟建立組織，開展爭取團結知識分子及做龍雲的工作。華崗與龍雲見麵後，決定在龍雲主持的滇黔綏靖公署內設立與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聯係的電台。
南方局和中共雲南地方組織在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爭取地方實力派方麵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龍雲的政治態度隨之亦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有利於雲南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有利於昆明作為抗日大後方“民主堡壘”的形成。1944年底，龍雲秘密加入了民盟，正如王昆侖、楚圖南回憶說：“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後，經過有關同誌的聯係，龍雲先生和劉文輝先生秘密加入了民盟。”“當時民盟組織在雲南工作比較活躍，在群眾中有比較廣泛的影響，配合共產黨的領導，對推動抗日民主運動發揮了積極作用。”龍雲的入盟，是雲南民主運動深化的一個標誌。
三、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及其特點
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雲南抗戰積極開展了，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突出了。其地位及其特點，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抗日救亡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的積極開展。
在中共南方局（前身為長江局）和中共雲南省工委的領導下，全省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在昆明、昭通等城鎮和農村中，開展了一係列抗日救亡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抗日救亡與愛國民主的群眾組織，像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建立起來。與此同時，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以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投身抗日陣營，支持救亡民主運動，加上愛國民主力量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昆明成為抗日戰爭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戰爭的進展。
第二，滇軍出師，屢立戰功，出現了眾多的抗日名將。
滇軍在全省各族人民和抗日民主力量的支持下，首先派出第60軍，以盧漢為軍長，下轄以安恩溥、高蔭槐、張衝為師長的第182、183、184師，在台兒莊第二階段的保衛戰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接著，滇軍又派出第58軍（以孫渡為軍長）、新3軍（以張衝為軍長）趕赴前線，參與了武漢會戰；而在中條山戰役、常德會戰等戰鬥中，滇軍亦屢立戰功。這樣，在短期內，滇軍即派出3個軍，總兵力約22萬人，此外征送中央其他部隊之兵力又約5萬人，共計出師27萬人，奔赴抗日前線；而且滇軍出師部隊的裝備，大半給養均由地方自籌。據統計，在整個抗戰時期，滇軍先後出師約40萬人，滇軍官兵傷亡在10萬人以上。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滇軍出現了像盧漢、張衝這樣的眾多的抗日名將，也出現了像老3軍軍長唐淮源、79軍軍長王甲本、12師師長寸性奇、542旅旅長陳鍾書及團長董文英、嚴家訓、莫肇衡以及營長尹國華等抗日烈士，就是沒有出現過投降將軍，也沒有出現過偽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軍的驕傲，也是雲南人民的光榮。
第三，滇西抗戰的勝利拉開了全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序幕。
1942年5月以後，日寇占領怒江以西的滇西國土以後的兩年多裏，雲南既是抗日的大後方，也是抗日的大前方。滇軍和雲南各族人民配合野戰軍，開展了艱苦不屈的滇西抗戰，並於1944年5月開始了全麵大反攻，直到1945年1月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反攻戰，終於把日寇趕出怒江以西的全部國土。滇西抗戰的勝利，拉開了全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序幕，所以輿論認為，抗戰時期，“收複失地，實滇西為最早”。
滇西抗戰的勝利，乃是“全國抗戰勝利的先聲，最後勝利的日子即將來到了”。它既為中國人民反擊日寇，奪取最後勝利樹立了榜樣，也直接促成了盟軍緬北反攻的勝利，對全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是巨大的支援。
此外，滇南抗戰，始終拒敵於國門之外，也是雲南抗戰史上光榮的一頁。
第四，雲南各族人民的後方支援，對抗戰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雲南大後方各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支援，對抗戰所起的作用，亦非同小可。首先是改善交通以適應戰爭的需用，戰前已確定修築滇東、滇西、滇東北、蒙剝四大公路幹線，滇東線於1937年首先通車，打通了雲南與內地的聯係。更為重大的是，僅用9個月的時間，即全線打通了長達千餘公裏的滇緬公路線，這是世界的奇跡。後來又打通了駝峰航線、中印公路等，對抗戰勝利起了重要保證作用。其次，糧草、兵源、武器等的準備，也非一朝一夕，雲南各族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人民群眾的支持，民在抗戰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滇西反攻戰時的國軍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當時就曾說，滇西反攻戰中，民眾“熱烈協助，較民國十五年（1926年）北伐時之民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又說，人民群眾的支持，“是這場戰爭所以獲得勝利的決定因素”。其時，遠征軍在滇西反攻戰中投入兵力16萬人，而據宋希濂計算，投入運輸之兵則達二三十萬人，就是說：“一個遠征軍士兵之後有1.5名民在支撐。”最後，滇軍在抗戰勝利後，在越南及南昌、九江接受日軍的投降，為國家，也為雲南各族人民爭了光，贏得了榮譽。
雲南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及其特點，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它為全國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也為雲南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奠下了基礎，對雲南曆史後來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