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節 日中昃，月盈虧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革命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艱難備嚐，但他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下來。在鹹豐七年（1857）回家守製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因此，當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結局。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因為他十分清楚“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五行生克，四序遞遷，休旺乘除，天地陰陽，一定之理，況國家乎？況一省乎？況一門乎”這種古樸的變易觀；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因而，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這也就是曾國藩常說的“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

　　曾國藩認為，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而是依靠長遠的家規；不是依靠一兩個人的突然發跡，而是憑借眾人的全力支持。他告訴弟弟，我如果有福，將來罷官回家，一定與你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

　　家庭的盛衰取決於氣象，氣象盛則即使挨餓也很高興，氣象衰則即使飽食也令人憂愁！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處於鼎盛時期，曾國藩身居將相之位，曾國荃統領的人馬達二萬之眾，曾國華統領的人馬也達五千之多。曾國荃在半年之內，七次拜受君恩。盡管這還不是曾氏家族最為輝煌的時期。麵對如此恩威，曾國藩早已心滿意足，甚至有點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喟然慨歎：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

　　他把自己的感覺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學識、閱曆和權威規勸家人。

　　管子雲：“鬥斛滿則人概（削平）之，人滿則天概之。”曾國藩告誡諸弟，天之平人原本無形，必然要假手於人。待到他人來平滅而後才悔悟，就已經晚了。我們家正處於豐盈的時期，不必等到天來平、人來平，我與諸位弟弟應當設法自己來平。自己平自己不是說自己消滅自己，而是自我限製、自我克製、自我鉗製、收斂鋒芒，韜光養晦、以逸代勞、以靜製動。那麽，自己平自己的方法有哪些呢？曾國藩以為不外乎三個字：清、慎、勤。

　　清。曾國藩將“清”字改為“廉”字。比如，曾國荃過去在金錢的取與予方麵不太斟酌、遭至朋輩的譏議與菲薄，其根源就在於此。再比如，去年冬天買犁頭嘴、粟子山兩片地，他說，我就非常不以為然。我一再叮囑家裏，不要買地，不要造屋，就是怕引起猜疑、嫉妒和非議。今後應該不亂花一分錢，不寄錢回家，不多贈親友。這就是“廉”字功夫。

　　慎。曾國藩又將“慎”字改為“謙”字。曾國藩以為，內在的謙虛是看不見的，而其外在的表現主要有四個方麵，這就是：臉色、言語、信函、仆從屬員，以後兄弟們應該在這四個方麵下大力氣，痛加糾正。這就是“謙”字功夫。

　　勤。曾國藩再將“勤”字改為“勞”字。一是勞心，二是勞力。每天臨睡之前，默想一下今天勞心的事情有幾件，勞力的事情有幾件，就會覺得為國家做的事情還不多，今後應當更加竭誠為國效勞。這就是“勞”字功夫。

　　曾國藩深悉“盈虛”之間的轉換之理，不求十全十美，隻求平穩退路。認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則聽之任之。而關鍵是怎樣收場。他十分讚賞唐代郭子儀，認為是自己學習的榜樣。因此，天京一打下，他即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豈能放虎歸山？一想到此，又勉強“視事”。至“剿撚”之令下後，他仍想回籍安養。

　　在大力推行河防之策的伊始，曾國藩覺得這確是“剿”撚的良策，同時他也預料到，失敗必然會遭致來自各個方麵的非議。此次，撚軍衝過賈魯河以北、開封附近的防線時，在曾國藩看來並非是河防之策的失敗，同以往謀舉大事一樣，應需堅忍維持。

　　但當撚軍從苦心經營的防線上呼嘯而過時，曾國藩再次成為攻訐和參劾的中心，致使他寢食難安，“病盜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劇。

　　朝廷的譴責使曾國藩心裏大為不悅，僧格林沁“剿”撚四年有餘，最終導致全軍覆沒。而自己“剿”撚不滿二年，勝負難分，撚軍突破了賈魯河防線，並不意味著河防之策不可行。僅憑這一點即遭嚴厲申飭，於情於理都令人難以服氣。由此也不難看出清政府對他態度的冷淡，一時間曾國藩心灰意懶，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準備。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曾說道：

　　餘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國藩已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再行續假目的，主要是為了觀望朝廷對他作出的反應，同時也為他或開缺或留任做調整法碼。此時，他仍對清政府抱有一絲幻想，認為或許會像以往曆次戰敗那樣，朝廷降溫旨以慰留，使其繼續“剿”撚，直到將“剿”撚行動堅持到底。但當諭旨降下，卻頗使曾國藩心寒，此次並非溫旨，而是嚴厲地申飭。

　　朝廷冷硬的態度，使曾國藩且憂且懼。陳請開缺時，是以病體難支為理由，將欽差與兩江總督一並開去的，因為他知道豈有不堪“剿”撚重任卻可為兩江總督一職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兩江總督，擺在曾國藩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閑賦。這兩處都不是曾國藩所願去的。回家休養，這意味著他將從眾人矚目的位置上消逝，駐京養病，他將成為政客們的眾矢之的，在仇人、政敵的攻訐之中，他將無法獲得片息的安寧。一連幾天，曾國藩瞑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時，他大有看破紅塵之感，他的這種心態在一首名為《送梅伯言歸金陵》的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金門混跡發蒼蒼，從此菰蒲歲月長。

　　人世正酣爭奪夢，老翁已泊水雲鄉。

　　自彳番素業衡輕重，久覺紅塵可憫傷。

　　隻恐詩名天下滿，九州無處匿韓康。

　　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又接到了朝廷諭旨，暫緩赴京陛見，令其回兩江總督任，由李鴻章接任欽差大臣，專辦“剿”撚事宜。

　　對於清廷朝令夕改的做法，曾國藩頗有微詞，可回任兩江畢竟是他眼下最好的去處。雖然一再辭奏，但見清政府批駁了禦史參劾自己的兩份奏章，且令其回任的決定不改，於是便不再推辭，派人將欽差大臣的關防送至徐州，交予李鴻章。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曾國藩從周家口動身，接任兩江總督職。

　　曆經二年“剿”撚，曾國藩無功而回。經曆了這諸多的坎坷，他有所省悟：“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