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一節 兄弟盟和攻守有術

　　一個人通向大成就是把被動化為主動，把受製變成控製。曾國藩就是這麽做的。

　　被動，是一種暫時的不利或輕量級的失敗。在剿撚不利的艱難時期，曾國荃不識時務，不知事情利害，參劾官文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曾國荃為什麽會參劾勢力強大的滿族貴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國荃出山任湖北巡撫開始。

　　官文坐鎮湖廣，是朝廷插在長江上遊的一顆釘子。湘、淮軍在長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滿族權貴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長江，是朝廷對付湘、淮的一個籌碼。胡林翼做湖北巡撫時，知道其中原由，一直對官文采取籠絡政策，督撫同城，關係融洽，官文對胡林翼也是有求必應。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的矛盾暴露，湘軍進攻安慶時他不發兵，不供餉；曾國荃兵駐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時他奏調多隆阿去陝甘“剿回”。但當時清廷用得著湘軍，曾氏兄弟與他也無多大幹係，所以矛盾也沒有公開爆發。可是，如今曾國荃做了湖北巡撫，又在那裏組建“新湘軍”，加上曾老九其人鋒芒畢露，目空一切，不把他這個滿洲貴族看在眼裏，他就決心想法整整這個不可一世的曾國荃。

　　官文與湖北按察使唐際盛商量對策，唐為官出謀劃策，讓官文出麵給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國荃為“幫辦軍務”，讓他率軍去鄂北“剿撚”，離開武昌，駐兵襄陽，拔去這個眼中釘。官文依計而行，諭旨很快批複，正如官文所請。

　　曾國荃不知是計，一直帶兵打仗也不知“幫辦軍務”的官銜有多大，應不應該專折謝恩，隻好寫信給大哥。曾國藩回信說，幫辦軍務屬毫無實權的空名，如李昭壽、陳國瑞等降將，劉典、吳棠等微品職銜時，都曾得到過“幫辦軍務”之名目。因而不必謝恩，但也不可推辭或氣惱，權當沒有此事，以後公牘上也別署這個頭銜，不然會惹人笑話。

　　恰在此時，湖北糧道丁守存向曾國荃撥弄是非，說湖北“新湘軍”組建，所需糧草由糧台籌集，但官文卻不讓給“新湘軍”供糧。原來這個丁守存曾因貪汙公款被官文發現，敲詐他大部分家產才沒有參劾他，他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報複官文。曾國荃把這兩事合起來考慮，大為惱火，決定向皇帝告發官文。

　　曾國荃幕中無文吏，恰在此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來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擬稿。曾紀澤時年27歲，由於父親的熏陶，已知官場之險惡，叔父之魯莽。所以，當即提出官文是滿洲貴族，為太後和皇上所寵信，要彈劾他實非小事，最好先同父親商量後再定。然而，曾國荃卻認為自鹹豐八年複出後，哥哥的膽子越來越小，反而辦不成大事，這次彈劾官文不該讓哥哥知道，免被阻撓。曾紀澤隻好按九叔提供的內容擬稿，最終稿成，列舉了官文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籠絡軍機處、肅順黨孽等多款罪狀，奏折隨後在襄陽郭鬆林營中發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彈劾官文的利害，寫奏折的水平也無法與曾國藩相比，因此奏折過於草率，文字雖洋洋數千言，但語言欠斟酌，參劾內容盡管多是事實，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國藩聽聞九弟具疏彈劾官文，深恐此舉會遭大禍，趕緊從曾國荃手中要來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腳，或可設法補救。看罷底稿，曾國藩認為所奏雖是事實，但言辭涉及軍機處和“肅黨”，怕是要引出更多麻煩。於是，立即寫信給九弟，讓他忍隱、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強，不要“在勝人處求強”，不要“因強而大敗”，信中對兒子反複責怪，不該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舉。

　　曾國荃讀罷哥哥來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後悔已遲，隻能等著事態發展。曾紀澤受責，趕緊離開武昌，避開是非圈子。

　　正如曾國藩預料，曾國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折中牽連軍機處，說官文籠絡軍機處，軍機處“故意與鄂撫為難”等，立即引起軍機處的不滿。軍機大臣胡家玉麵稟慈禧太後，說曾國荃誣告官文，指責軍機，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擬旨駁之。還說曾國荃指官文為“肅順黨孽”，更是凶險之詞，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誣陷之罪。這一參劾，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慈禧隻得讓軍機處派人去湖北調查，並給調查者一個欽差頭銜。調查湖北督撫糾紛的欽差回到北京回奏時，把奏折所列各條全部駁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國荃之罪。慈禧對此頗感為難，她一見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麵上是曾、官督撫相爭，實則是滿洲權貴與湘、淮頭領發生矛盾。曾國荃背後有一大批湘、淮軍閥，官文背後有一大批仇視漢官的滿洲貴族。她既不願懲處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軍為她打仗之時開罪這些軍閥。

　　在慈禧猶疑之際，曾國藩為解救被動局麵，來了一個弟弟唱黑臉、哥哥唱白臉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後思考如何處理之際，忽然接到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兩個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國藩所上；一折說曾國荃劾官文一疏，是當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廣多年所見為證，指責官文種種劣跡，要求太後、皇上對官文懲處，以示朝廷公正。原來，曾國荃折劾官文之後，湘、淮諸大員頻繁交換意見，大多認為曾國荃魯莽，不該得罪權貴。李鴻章為曾國藩出一策，讓他在此時擬折密保官文，請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這樣做可以挽回滿貴對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寧人。曾國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於形勢，隻好照此辦理了。但遠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的左宗棠，手握兵權，處於清廷不得不重視之地位，聽到曾國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稱心，於是在西北戰場給朝廷上了那篇詞氣亢厲的奏疏。

　　慈禧見湘、淮大將都表了態，隻好從中維持“和局”，按照督撫同城不和的成例處理：把官文內調京師，以大學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統。官文調走，未加任何懲處。曾國荃仍為湖北巡撫，未加指責，使此事宣告結案。官文調走後，湖廣總督由李鴻章擔任，因蘇撫一職暫不能脫離，調其兄李瀚章暫署湖督，讓淮軍首領李氏兄弟從中揀了大便宜。經曾國藩這一舉動，暫時地度過了這一危機。

　　通向大成沒有速成秘訣，但有方法可循。“不求速成”並不是說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可以不緊不慢沒有緊迫感，而是說要穩健、成熟地做好成功前的準備，創造好成功的充分條件，使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曾國藩平生以穩健著稱，即使泰山壓頂也不為所動。在行軍打仗上，曾國藩一如其做人做事，也主張求穩，他的座右銘是：“寧可幾個月不開一仗，開仗必有準備。”

　　曾國藩常常告誡諸將說：

　　寧可好幾個月不開一仗，決不可以開仗而毫無安排、準備和算計。凡是用兵的道理，本來力量強而故意顯示懦弱的多半會打勝仗，本來力量弱小而故意顯示強大的多半會打敗仗。敵人向我進攻，一定要仔細考究衡量而後應戰的多半會打勝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應常常存留著一顆不敢為先之心，必須讓對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與強悍敵人交手，總要以能看出敵人的漏洞和弊病為第一要義。如果在敵方完全沒有漏洞、弊病的情形下，而我方貿然前進，那麽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對方所識破，不要為大家的議論所動搖，自然能夠瞄準可破敵方的漏洞。

　　在圍攻天京城時，曾國藩給前線的九弟曾國荃寫信，叮囑穩妥地考慮自保，應能確保無憂：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軍出壕一戰，我現在回想起來還覺著心裏直撲騰，大約是我一向氣魄膽量不夠的緣故吧。連日陰雨，寒冷陰森，氣象不佳，深望老弟一定不要追求出人意外的功績，隻求穩妥的著法。這是最重要的囑咐。

　　當攻打金陵的各種方略集中到曾國藩手上時，他一概拒絕，而隻用穩著。最初，李續宜向胡林翼建議，用船載陸師直下焦山，出其不意，急搗蘇、常。這是兵法上的出奇製勝。胡林翼對此十分欣賞，建議曾國藩采取。曾國藩用兵不講“出奇製勝”，自然不會采納。於是胡林翼又提出放膽放手之方策：

　　思慮再四，竟須放膽放手乃可有濟，非加募四萬人不為功，若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憐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為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遽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為兵，秋冬之際，陸續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宋曹彪諡號武惠，借指曾國藩）之聲名不失。

　　隨後，胡林翼專門會晤曾國藩，麵諫采納他的計策，並指出曾國藩的“穩著”緩不濟急，說“急脈緩受，大題小作，或恐不濟”，勸他“毋專取丞相謹慎之為”。曾國藩除了接受胡林翼擴張湘軍、多募勇兵，即“傾湘中之農夫以為兵”之外，仍拒絕采納胡的進兵計策。曾國藩認定穩紮穩打，這也是圍攻天京曆時三年之久才終將其攻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