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三節 臉皮不厚不成功

　　在同僚交往中，曾國藩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認為這無異於“兩虎相搏，勝者也哀”，因此主張“英雄援手”。同時，他通過觀古往名臣之得失，還總結出一種方法，就是我要結交的人不願意和我結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謂“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

　　駱秉章是湖南巡撫，權勢很大，當曾國藩編練湘軍和率軍出征的時候，幾次薄待曾國藩。麵對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國藩多次屈求。

　　駱秉章對曾國藩的冷酷，從曾國藩在長沙向他求情一事即可看出。

　　鹹豐三年（1853）九月，駐紮在長沙的綠營兵與曾國藩的部下發生嚴重鬥毆，綠營兵鳴號列隊，準備大舉攻擊曾國藩的勇營部隊。曾國藩聞訊後，非常生氣，他想誅殺一兩個綠營兵，壓壓他們的氣焰，便給綠營提督鮑起豹發去一份谘文，指名索捕鬧事的綠營兵。這一下可惹怒了鮑提督。他也不是善者，來了個火上澆油，故意大造聲勢，公開將肇事者捆送至曾國藩的公館，看他這個團練大臣怎麽辦。綠營兵見此情景，一個個氣勢洶洶，衝進曾的公館，擊傷他的衛士好幾人，還差點將曾國藩本人打死。

　　曾國藩狼狽不堪，隻得向巡撫駱秉章，求救。本來就駐在隔壁的駱秉章其實早就知道曾公館所發生的事情，當時他也正對曾國藩在辦團練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非官非紳卻又自以為是十分不滿，想借此教訓一下曾國藩，所以一直在旁邊看熱鬧。直到曾國藩來向他求情，他才出麵，但卻並不安慰曾國藩，反而給肇事者鬆了綁，向他們賠不是，讓綠營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駐地去。事後，駱秉章也不對此事進行查究，準備不了了之。可長沙城內，卻浮言四起，說由於曾國藩幹預官府的兵權，才鬧出事來，他是咎由自取。

　　後來，曾國藩的部下王錱分離的時候，駱秉章卻乘機拉攏王錱，這簡直是拆台了。但曾國藩逆來順受，不與計較，並且一遇困難，還去屈求。

　　曾國藩從衡州率軍出征後，到達長沙，便因湘軍糧餉和作戰物資供應問題與駱秉章商量，請求湖南當局的支持。這次，因為曾國藩提出要將湖南作為湘軍的大本營，駱秉章認為支持湘軍就是保衛湖南地方，因而也就表示同意了。

　　1854年曾國藩又為胡林翼事去求駱秉章。

　　胡林翼與曾國藩很早就有過密切的交往。當胡的父親客死北京時，曾國藩曾以湖南同鄉的身份前往吊唁，並親送靈柩出城。胡林翼則將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贈曾國藩，以表示謝意。

　　胡林翼在守孝結束之後，想出來繼續做官，便於1846年由幾個學生湊錢捐了個內閣中書，接著又捐升知府，分發貴州補用。按照清政府當時的規定，捐銀得官，是可以選擇任職地方的，朋友見他要到貴州貧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他解釋道：“天下官場，隻有貴州州縣官吏奉上以禮不以貨。我此次得以複出，全是靠友人資助，現在得貧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有負友人之希望。”他的這種做官態度，與曾國藩所提倡的“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貴州任知府和道員先後八年，因為鎮壓貴州東南地區的農民起義，由此“聲譽鵲起”，知名於政界。對綠營兵的腐敗他同樣有很透徹的認識。他曾明確指出，綠營兵確已腐敗不堪，決不能指望它在鎮壓農民起義之中發揮出戰鬥力。清廷要想挽回與太平軍作戰的頹勢，就必須改弦更張，就應該大力編練勇營。他的這一認識，與曾國藩的想法也是完全一致的。

　　1854年初，胡林翼在貴東南道員任內，經湖廣總督吳文鎔奏調，率數百練勇離開貴州，經湖南趕赴湖北，參與對太平軍的作戰。他日夜兼程，於2月上旬趕到湖北金口，突聞吳文鎔已於黃州自殺身亡，且太平軍還在沿長江西進。他趕緊率勇西退湖南嶽陽，一時失去了依靠，無所歸從。

　　曾國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駱秉章，要他上奏清廷，準許將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賞胡林翼的才幹，認為他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損失。因此，他自己也親自上奏，在鹹豐皇帝的麵前大力表揚胡林翼，說胡“膽識過人，才大心細，是軍中萬不可少之員”。很快，鹹豐批複同意胡林翼隨同曾國藩一起行動。

　　胡林翼與曾國藩走到了一起。盡管此時誰也不能完全理解這種結合的真正意義，誰也不會知道胡林翼日後會成為湘軍的第二號人物，但曾國藩的內心的確是高興的。可以說，這是他下令湘軍正式與太平軍作戰前的一個重要收獲。

　　這不能不說是曾國藩“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

　　後來，曾國藩和駱秉章還在軍事上有所配合。不過，但當他嶽陽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長沙時，駱秉章又一次給他潑了冷水。長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見湘軍出征，可沒過幾天卻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驚異。不久，太平軍的到來使他們明白了這其中的真情，一個個便趕緊逃難。湖南省的官員們則對湘軍大失所望。有人罵曾國藩無用，有人主張乘機解散湘軍，也有人認為長沙城的防衛還得依靠湘軍。駱秉璋聽著眾人的議論，知道此時不宜參奏曾國藩，也不同意解散湘軍，但他對曾國藩的態度也極為冷淡。曾國藩住在湘軍的水師船上，駱秉章拜客到鄰船，近在咫尺都不過來跟他打招呼。直到後來，湘軍取得湘潭大捷，駱秉章才開始對曾國藩變得熱情起來。

　　所謂人心都是肉長的，交人必先交心，從“心”而發，方能以情動人，以情博得人心。

　　蔣介石一生服膺曾國藩，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尤其欽服曾國藩的“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語錄白話解》中說：滿清王朝之所以能夠中興，太平天國之所以歸於失敗，其原因並不是人才消長的緣故，而實際上是道德事業興盛衰替的證明。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韋昌輝等人的才略，難道比不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滿清大臣嗎？然而曾國藩標榜傳統的思想品德，力體躬行，以為一世的先導，其結果竟然能夠交易風俗，挽回頹靡的風氣。我暫且不去討論曾國藩等人在當時應付時變的手段，思想的新舊，事業成敗過程如何，而他們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使別人也能自立，自己通達，也要使別人通達之道，就已經足以成為我們這些人的老師了。曾國藩的“自立立人，自達達人”，源於他的“仁”字。曾國藩認為，在軍中的處世之道與社會其他方麵的處世之道一樣，互相之間應講究仁禮。為此曾國藩在選將選兵時，特別注意選那些易於受仁禮感召的質樸之人。

　　在初募湘軍時，曾國藩每天坐在招募處，看到黑腳杆而又不好說話的鄉下人，便連聲說“好、好”，表示可以選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說話的人，則“唔、唔”兩下，表示不可選上。因此湘軍士兵，幾乎無一不是黑腳杆的農民。這些樸實的農民，既能吃苦耐勞，又能忠勇，一上戰場，則父死子代，兄仆弟繼，義無反顧。有兵如此，怎麽會不打勝仗呢？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精神訓練。曾國藩說：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今年4月以後，間令塔公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複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苦口滴杜鵑之血，以這種精神訓練訓導隊伍的人，慢慢就成為有主義的軍隊了。

　　至於選擇營官，曾國藩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說：“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揚，而後可以言戰也。”

　　早年曾國藩研究程朱理學，對仁義禮智信心領神會，心悅誠服，經過多年的帶兵實踐，他發現這套理論對處理官兵關係極為有用。

　　什麽是“仁”？這就是曾國藩常說的“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就是說自己想建功立業，則先讓別人建功立業，自己想興旺發達，則先讓別人興旺發達。將帥對待官兵如同父兄對待子弟一樣，總是希望他們興旺發達，總是希望他們建功立業。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麽官兵就會對你感恩戴德。

　　什麽是“禮”？這就是所謂無論人多人少，無論官大官小都一視同仁，不敢怠慢。身處高位，不驕傲自大，盛氣淩人。再加上衣冠整齊，舉止嚴肅，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總有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做到了這樣，部屬就會感到你的威嚴了。

　　如果能做到這兩條，那就會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還有什麽治不好的軍隊呢？

　　曾國藩說，我們帶兵就像父兄帶子弟一般，沒有銀錢，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樁。千萬不能使他們因騷擾百姓而壞了品行，因嫖娼、賭博、吸大煙而壞了身體。如果他們個個學好，人人成材，他們自己會感恩戴德，他們的父母也會感激不盡了。

　　曾國藩帶兵，簡直是以父兄教導子弟一般，誠信感孚，恩禮有加，湘軍士兵，自然也視長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精神。王定安在《湘軍記》中記述說：

　　於是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爭出效命，無複綠營征調離別可憐之色。其後湘軍戰功遍天下，從戎者日益眾。或募千人，則萬人應之，募萬人，則數萬人應之。其隨營待補客死他鄉者，不可勝數，而湘人士迄無怨心。所謂有勇知方耶。

　　這支部隊士氣民心較為高旺，正是曾國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輸後所發生的效果。其他各省，雖然也辦團練，也募鄉兵，但因他們並不知道注重教育與訓練，而長官與士兵之間又缺乏親愛精誠的感情基礎，所以終歸仍是無用的贅疣而已。明了這一點之後，當可知湘軍之成功，應歸於曾國藩仁禮待兵“精誠感召”的軍中處世之道。

　　一般而言，當局麵狹小時，如果核心人物另立門戶會對事業發展造成很大影響。曾國藩雖說心胸開闊，但也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為了維護他首創的湘軍的內部完整統一，對另立門戶者他一開始堅決抵製。後來台麵做大了，天下人才趨之若鶩，他倒對“另謀發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國藩事業之初，每遇挫折便尋死尋活，幸虧李元度形影不離，善加護駕，方使之化險為夷。兵敗靖港時，清廷革了曾國藩的職，李元度冒死上奏，為曾大帥申請了“專奏權”，從此接通了同最高層的聯係，日子才好過起來。為此，曾國藩曾發誓“三不忘”。

　　可是，曾、李之間的“世代通好”還是沒有經得起考驗。起因是李元度想自立門戶，“分裂”湘軍。

　　1858年1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員。一個月後，湖北巡撫胡林翼上《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帶兵入浙，這是湘係勢力滲透入浙的開始。曾國藩東山再起後，率領江西湘軍迫擊翼王石達開入浙，還保薦李元度得到了按察使銜，賞巴圖魯勇號。1860年4月，清朝命李元度赴浙江供巡撫王有齡差遣委用，6月，王有齡授予他浙江溫處道道員。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饒廷選統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當時，太平軍占有蘇南，王有齡所部大半是江南大營的殘兵敗將，擾民有餘，可又作戰無能。王有齡企圖分化湘軍，便欲把李元度從湘軍中拉過來，作為保護浙江的軍事力量。王的拉攏工作已初見成效，但李元度渾然不覺。不過，曾國藩已經敏感到了這個問題，為此，他責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軍被分化，也不能容忍湘軍將領被分裂出去維護其政敵何桂清集團的地盤。至此，曾國藩與王有齡在舊恨之外，又結下了新仇。而曾國藩與王有齡、李元度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激化了。

　　1860年5月，曾國藩繼何桂清總督兩江後，6月，從安徽宿鬆進駐皖南祁門，立即奏調李元度為皖南道道員，這既是對王有齡來一個釜底抽薪，也含有將李重收歸曾門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三千抵達祁門不到十日，曾國藩竟命他率領平江勇進駐湘軍與太平軍爭奪的戰略要地徽州。8月19日，太平軍侍王李世賢進攻績溪的叢山關，李元度分兵防禦被擊敗。不久，太平軍進攻徽州，又大敗李元度。25日，侍王李世賢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國藩祁門大營。曾國藩對此十分氣憤，要上疏彈劾，幸有李鴻章、陳鼐兩位幕僚力諫，曾國藩才刪改了措辭中嚴厲的話，但彈章還是上奏了。曾國藩在上疏中說：李元度“甫經到徽，竟不能支持數日以待援師，實堪痛惜”。正因為這一紙上疏，李元度被革職了。王有齡乘虛而入，派人跟蹤李元度，又百般籠絡，企圖再次把李元度拉過去。

　　胡林翼是個有勇略的人，對王有齡的用意，他看得很清楚。他以好友的姿態致書李元度說：“近來知你有憤激不滿之言。老兄以倉卒召募之師，像個跛子一樣連走路都困難，就疾入徽城，如果說銳於行義則可，謂精於治軍則不可。滌生（曾國藩號滌生）參劾你，太過分……但你也不是沒有過錯。林翼之敬兄，說你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尚未敢以相許，要不至於隨人指嗾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加以拒絕，何耶？豈未免動心耶！我們這些文人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為正命。如果投錯了人，而得不死，亦為知占之玷，況又不能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像蚊蠅那樣同臭，而為正直的人所譏評。右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為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掃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為理當，亦滌帥所心許，何嚐不欲酬複前勞……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

　　1861年1月，王有齡上奏請調李元度援浙，“詔如所請”。李元度於是返回湖南招募鄉勇，取名“安越軍”，並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軍。胡林翼為了爭取李元度，團結湘係，也上奏表彰李元度功績，曾國藩奉命賞還按察使銜，加布政使銜，但李元度沒有改變“安越軍”的名稱。9月，率領“安越軍”到浙、贛邊境。這時，李秀成已經開始進攻杭州，左宗棠奉命節製援浙諸軍，李元度歸左宗棠節製指揮。同年11月，太平軍攻克杭州。1861年12月23日，清朝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1月，左宗棠以李元度為鹽運使，他兼署布政使，2月，又升任按察使。

　　對李元度打出“安越軍”的旗幟，繼續分裂湘係，曾國藩越想越生氣，越忌恨，便於2月22日，再次參劾李元度，清廷遂將李元度革職遣戍。李元度是曾國藩的患難之交，可他幾次彈劾李元度，對此，他本人也時常感到內疚，覺得平生不負人，隻對李有愧疚感。他對曾國荃等說：“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餘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餘不憚改過也”；“惟與我甘共患難之人，無論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敗，不能挽回，茲其所以耿耿耳”，等等。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曾國藩也深表愧疚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負疚最深。在軍十年，於患難之交，處此獨薄”；“往昔患難相從，為日最久者，惟閣下與次青情誼最摯。今不才幸了初願，膺此殊榮，所負者惟愧對次青”。字裏行間，盡情流露出曾國藩對李元度這位忘年至交的愧對之情。

　　其實，曾國藩的這種愧悔是對個人感情而言，對於他所成就事業來說，場麵狹小了，他要不允許屬下自立門戶的。

　　曾國藩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隻有誠實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譽可言。

　　鴻蒙之初，何以為先？悠悠大地，何以為大？知識無涯，認知有涯，無垠的宇宙中，各個星體的生成、運行自有其獨自的軌跡，古人對神秘的世界充滿敬畏，仿佛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天事先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老莊哲學中更有“不敢為天下先”的思想。曾國藩在承接理學衣缽的同時，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其他流派也深有研習，明白盈虛轉換的道理，凡事不求十全十美，隻求有平穩的退路。

　　曾國藩自從拉起一支由團練改編的軍隊——湘軍時，便衝在鎮壓太平軍的最前沿，他一心維護皇朝和建立功業，卻不料戰事棘手，屢屢受挫，幾次身陷不複之境。在鹹豐七年（1857）回家守孝之時，他深深反省了自己率軍出征以來的教訓。當他次年再次出山時，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注重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他將古時的周公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曆史上霍光等人專橫跋扈不得善終為戒。在出任兩江總督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位高權重顯得喜不勝憂，他在日記中披露心跡：

　　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乘之咎處也。

　　天京合圍之後，戰事於湘軍十分有利，然而朝廷上下也議論紛起，尤其是在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朝廷有意偏袒沈而壓抑他，使他認識到作為清朝二百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給李鴻章寫信說道：

　　長江三千裏，幾無一段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

　　曾國荃，其秉性剛毅，精力充沛，有勇有謀，敢作敢為，好為人先，軍中人稱“九帥”。圍攻天京之戰中，曾國荃不願接受其兄的安排讓功於李鴻章，執意要搶在淮軍之前攻陷天京，以取得首功。曾國藩苦口婆心地勸告他：

　　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十字，實獲我心。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還有機緣，即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後，他曾“繞室彷徨，徹夜思考”，預測可能出現的情況並做出相應的應對預案。幸而曾國藩事先做了種種安排，才在大功之後雖遭朝廷殺威，卻也免遭不測。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自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幾乎能成功。

　　曾國藩兄弟對圍攻天京，意見不一，湘軍內外也為此爭執。擴而大之，清廷對此也有不同策略。

　　但最終曾國藩同意了曾國荃的攻堅戰，終於攻下天京。這也是曾國藩“執理甚明”的典型事例。取得安慶戰役的勝利以後，曾國藩雄心勃勃，他製定了一個新的戰略構想，即三路進兵天京，對太平天國進行最後一擊。由安慶順江而下是主攻方向，集中了湘軍的精銳部隊，由曾國荃、曾貞幹、鮑超、張運蘭、多隆阿、楊載福、彭玉麟率所部沿大江南北全麵推進，攻取天京。左宗棠由江西進兵浙江；李鴻章招募淮軍，進兵上海，轉而進兵蘇南。兩者用以牽製李秀成支援天京，並切斷天京物資供給線。

　　正當曾國藩躊躇滿誌，分兵五路東進，步步為營，包圍攻取天京城時，他們的內部合作卻出了問題，問題的症結出在他四弟曾國荃的身上。

　　曾國荃，字沅浦，號叔純，曾氏習慣按男女一同排行，他就是行九，故人稱“曾九”，曾國藩也慣稱他為九弟。

　　曾國荃生性十分驕橫，史書記載他“少負奇氣，倜儻不群”。十六歲時曾到京師隨曾國藩讀經，但他對聖賢經書卻不感興趣，沒過多久便甩手還鄉。他的資質倒也聰敏，曾國藩也認為他們兄弟中真正有出息的數著老九了。回鄉不久發府試第一名入縣學，舉為優貢。

　　鹹豐六年（1856），曾國藩坐困江西南昌，他棄文就武，在家鄉募得三千湘勇，自率赴江西，途中攻陷安福，進攻吉安，連戰皆捷，被朝廷加賜同知官銜。他的軍隊稱“吉”字營，成為湘軍嫡係。後一直在江西同太平軍作戰，僥幸的是，他領兵作戰，多能取勝，湘軍在江西的幾次著名戰役，如吉安戰役、景德鎮戰役等，他的部隊皆是作戰主力。多次得手，他也官升為知府、道員。

　　他被胡林翼看中，稱他為“罕見之將才”，乃調為湖北軍。後所部增為萬餘人，參加安慶戰役，是圍城的主力部隊。他指揮軍隊，深挖長壕兩道，內外作戰，在其他各路軍的配合下，終將安慶攻破，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官升江蘇布政使。

　　安慶戰役後，他廣募軍隊，準備東下直搗天京城，所部達二三萬人。

　　曾國荃性格暴烈、貪婪跋扈、排斥異己，其他將領多與之不和，湘軍內的鮑超、楊載福、彭玉麟等多對他有很深的成見。他所統率的“吉”字營十分凶惡，每陷一城皆盡情屠殺，財物、子女盡數掠取，焚殺成性。

　　安慶戰役中，曾國荃與多隆阿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一是太湖戰役時，多隆阿負責守太湖，陳玉成大軍前來進攻，在情況緊急之時，曾國荃不來援救，幸賴鮑超苦戰，胡林翼派兵援救，才取得該戰的勝利。二是攻打安慶城，多隆阿獨當桐城一麵，擋住陳玉成的大軍增援，連番苦戰，保證了圍城部隊的戰鬥進行。然而，戰後曾國荃卻列為首功，賞賜豐厚，多隆阿出力極大，損失也很重，卻未得封賞。因此，他對曾氏兄弟，尤其對曾國荃極為不滿。據說封賞之後未見他的賞賜，氣得大病了一場。下了“三麵並舉，五路進軍”的戰鬥命令後，曾國荃（曾國葆鹹豐三年因戰敗被裁回鄉，後來改名曾貞幹）率軍急進，連下無為、巢縣、含山、和州、太平府、東梁山、金柱關、蕪湖、江寧鎮、板橋、秣陵關、大勝關等地，直逼天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在天京城門外的雨花台紮下營寨。

　　曾國荃和他的心腹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劉連捷、彭毓鐍、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國的叛將韋俊的帶領下，察看了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城圍遼遠，以他的兩萬人馬想要攻取這座名城，簡直是白日做夢。他雖攻至城下，卻不敢輕舉妄動，更深怕城內的太平軍和蘇州的李秀成一起出動，將他們殲滅掉。所以，他一麵督促湘軍在雨花台一帶修築工事，做長期戰爭準備；一麵又派人投書，催促各路人馬到來。

　　然而，曾國荃等了多日，也不見別路人馬到來。先是李續宜的北路軍由鎮江剛要出師，忽接父喪凶信，匆匆回家奔喪，其部將唐訓方遠在皖北，聞訊南援，結果被太平軍阻於壽州。鮑超由寧國北進，遇太平軍楊輔清等部，展開血戰，也難達天京。這時，可援之軍隻有多隆阿一路，曾國藩接到雨花台寄來的加急求救文書，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接信後，開始還有軍事行動：攻陷廬州，準備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動，拒赴合軍天京之約。曾國藩再三懇求赴援，也多不為所動。這時，有一股四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多隆阿部將雷正綰已入陝阻擊。多隆阿與湖廣總督官文密約，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隊入陝，皇帝居然準奏。多隆阿與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興，因為久與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願湘軍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軍西去，曾國藩萬分驚慌，派人飛馬送信給官文，讓他追回多隆阿，仍讓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說：“聞入奏之賊人數不滿三千”，有雷正綰一軍足敵，而“江南賊數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請將去之不遠的多隆阿赴援，卻置曾氏兄弟的求援於不問，使曾國荃的雨花台之師成了孤軍。

　　曾國荃兩萬餘人在南京城下進退兩難，時刻準備遭受太平軍的打擊。但是，在別人眼裏，卻認為曾氏為了獨占破城之功，不肯與他部合作。還有人說，多隆阿西走便是曾氏兄弟所排擠的結果。

　　正在曾氏兄弟兩頭為難之時，李秀成受天王之嚴命，率領二十萬大軍自蘇州進抵天京城下，很快對雨花台的湘軍發動了進攻。曾國藩聞李秀成率兵回援天京，知道曾國荃等難逃滅頂之災，嚇得連日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於是，他寫信給守孝的李續宜說：“鄙人心已用爛，膽已驚碎”，求他“奪情”返回戰場，助自己一臂之力，救出雨花台下的湘軍將士。同時派人去上海向李鴻章求援，要求把曾國荃原來的部隊由程學啟率帶援救曾國荃。李續宜染病在家，無法出山。李鴻章僅派吳長慶、張樹聲所部少量新兵前往，曾國藩幹脆不再向他要援兵了，因為這些許新兵起不了救援之作用。

　　救兵求不到，李秀成的二十萬大軍已包圍了曾國荃二萬多人馬。曾國荃想逃也逃不了，隻得咬緊牙根，依靠修好的壕溝、堡壘，與李秀成展開了生死搏鬥。

　　然而，出人預料的是，李秀成大軍自1862年10月13日開始攻雨花台湘軍營壘，至11月26日止，前後共計圍攻46天，竟然沒能攻入曾國荃修築的壕壘，而自行撤圍離去，曾國荃竟然僥幸逃過了滅頂之災。

　　因禍得福，曾國荃經此一戰，聲名更加大振，使他更加躊躇滿誌，感到自豪。許多參加此戰的湘軍軍官也都因此而取得莫大的政治資本。這次戰役與太平天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很大，李秀成未打破雨花台的湘軍大營，在退走時又遭到湘軍的襲擊，傷亡十幾萬人，從此之後，太平軍再也無力組織對圍城湘軍的攻擊了，直至天京被曾國荃等攻陷為止。

　　為什麽雨花台46天大戰，李秀成二十餘萬大軍竟未能攻破曾國荃的二萬多人的營壘？這是近代軍事史上的一個謎。後來，曾國荃對王闓運寫的《湘軍誌》大為惱火，毀掉該書之版，還欲置王闓運於死地的事，在於這本書披露了謎底。王闓運寫這次戰役時很納悶，究竟為什麽二十萬大軍戰不勝二萬多又饑、又疲、又遭瘟疫的湘軍？經過認真研究，王闓運才發現那次戰役，一是李秀成無心決戰，迫於洪秀全之嚴命才勉強應付。作戰時僅“恃炮聲相震駭”，根本就沒有向堡壘內的湘軍衝鋒。因為李秀成等人既不願戰，也不敢戰。四十六天的仗，表麵上炮聲大作，“多發西夷大炮相燒擊”，“連十晝夜不休”，實質上簡直像過年放鞭炮，並未殺傷堡壘和壕溝裏的湘軍，才使曾國荃不僅僥幸存活了下來，還撈到了政治資本。

　　當李秀成親率大軍試圖解除天京之圍時，曾國藩深感自己在曾國荃冒進雨花台時，沒有用強硬態度命令他們撤軍，是一個失誤。如何體麵地挽回失誤所造成的損失，是曾國藩反複考慮的一個問題。當李秀成在九月下旬，進攻態勢逐漸變緩時，曾國藩便預料他有退兵的圖謀。曾國藩發現，雖然由蘇、杭至天京水陸均有，但李秀成的糧食運輸卻十分艱難，而天京城內又不能對他們進行接濟。因此曾國藩料定李秀成“知必潰而之他”，“賊數聞以十萬計，每日需食米千石，若無大舟搬運，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載，深知陸路運米之難，即在金陵城內運至穀裏村一帶，數十裏之內，月運三萬石，經理亦極不易，況城賊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李秀成得不到天京城內的呼應，這早已被曾國藩所察覺，“城中群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曾國藩認為，運用堅守戰壕的戰術，必能拖垮李秀成的攻勢，“弟軍若出壕打仗，恐正中賊之計，賊所求之而不得者。似以堅守不出為最妥，不必出而攖賊凶鋒……我有日增之象，賊處已竭之勢，則我操勝算矣”。一旦李秀成撤軍，也不能預示著湘軍勝利在望，在經曆了疾疫與惡戰後，進駐天京城下的湘軍力量已有大量的減耗，重新布置進攻兵力，是極為必要的。在曾國藩寫給曾國荃的信中，提出一個以追擊李秀成軍隊為名，全麵撤出雨花台，重新確定進攻方略的計劃：

　　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為定計。若長紮雨花台，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閑，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蟻潰堤。此等最險之著，隻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為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為退，不著痕跡。行兵最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

　　盡管曾國藩苦口婆心，權衡利弊，但曾國荃就是不為所動，堅決不從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後的一個月裏，曾國藩不斷勸說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輕兵”、“呆兵”、“重兵”來說服其撤兵。

　　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炮輜重，文員太眾。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馬馱輜重，不用車船轎夫，飆馳電擊，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為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為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體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為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為活兵、輕兵，庶有濟乎！

　　曾國荃依然固執己見，楊載福也覺得不應就這麽撤兵。曾國藩寫信與左宗棠商量，左認為曾國荃兵雖不能野戰，但“亦不以退兵之說為然”。然而，周圍的人卻都認為曾國荃輕兵冒進，是不自量力，“眾人藐視沅甫非能克金陵之人”，紛紛建議曾國藩強行將兵撤回，另謀他法。這就使得曾國藩左右為難，了無定計，於是他決定親自去前線進行視察一下，然後再做進退的決定。

　　1863年3月17日，曾國藩從安慶出發，乘舟順江東下，過池州（今貴池縣）、大通以後，到達蕪湖，在裕溪口會見了彭玉麟。3月23日，曾國藩坐船駛至烏江，並攜同楊載福一同到達大勝關，次日到達曾國荃的雨花台大營，聽取了曾國荃的匯報，並視察了雨花台的壕牆，見曾國荃一切防禦均井井有條，他甚為滿意。二月十五日，曾國藩由大勝關赴九連洲。次日坐船回駛，又查閱了金柱關、克山橋。然後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了雍家鎮、運漕鎮、石潤埠、無為州。4月10日，由神塘河出江。4月15日回抵安慶。在一個月的視察期間，曾國藩對進兵天京的各部湘軍防禦比較滿意，他認為“曾國荃圍軍堅定，水陸輯睦”，於是便取消了撤兵之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