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一節 複雜的曆史評價

　　在中國近百年的曆史，曾國藩的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由於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國，滿清皇朝的命運得以延存。也因為他善於識拔人才，引用賢能，更時時以轉移社會風氣及建立廉明政治為己任，所以滿清皇朝才會在同治、光緒之年，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氣象。同時他注意個人的道德文章修養，在立言、立德、立功上成就了“不朽”之業。

　　朝廷稱他是“學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淩霜”，晚清的官宦和士人也對他是一片讚美聲。諸如“文正公盛烈偉績冠一代”，“深造道德”，“仁愛備至，智勇兼全”，“器量恢宏，望而知其偉人”，“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之類的讚頌，可謂汗牛充棟。

　　不過，也有人罵他“好殺”、“虛偽”和“失德”。

　　罵他好殺，是因為曾國藩曾告訴他弟弟曾國荃、曾國葆說：“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誌，何必以多殺人為悔！”

　　至於“虛偽”，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員外郎、專愛麵指人短的邵懿辰所指責的，還有知道曾國藩最深的左宗棠，也罵過他“專標一偽字”。

　　而所謂“失德”呢，拋開曾國藩在漣濱、嶽麓兩書院就讀時期的好狎邪遊，浪漫狂放，做什麽贈伎春燕詩一類的少年風流罪過不算，在攻陷金陵、太平天國亡後，他躊躇滿誌，舞之蹈之，在這種歡欣得意的興頭上，他也有過在流鶯畫舫公然過夜的記錄。還有，鹹豐皇帝死後，曾國藩在皇上大喪期間還偷偷娶了個妾，因此被人指責為“違製失德莫甚於此，實名教罪人之尤”。

　　章太炎是晚清的一個激進代表，他說：“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許多人推崇曾國藩。除民族大義一點外，就連章太炎也稱讚他“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吏道為清”，是一個可以保存文化傳統的人物。

　　梁啟超以史學家的眼光也評論說：

　　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挽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積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態，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

　　這些評價，當然不限於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一事上，更主要的是說他居高位而不危，屢遭猜疑而忠心不貳上。

　　據說，當湘軍克複武漢時，鹹豐發出了那句：“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的長歎。當時的太平天國已開始走下坡路了，而曾國藩的聲威，正如日中天，倆人又都是漢人，無怪鹹豐有此慨歎。所以當清廷委署曾國藩為湖北巡撫，曾國藩照例要謙辭一番，奏章尚未出門，“收回成命”的詔諭已經下達，僅囑咐他以“禮部侍郎”的身份，統兵作戰。這些明來暗去的猜忌，曾國藩豈能不知。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麽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手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將和幕僚，如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用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另一方麵，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到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趕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谘稟事項。

　　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大受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折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十餘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縛送營，否則曾國荃就更不好下台了。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又以追查天京金銀下落為名，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

　　曾國藩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熟悉曆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狂，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曾國荃，字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裏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朝廷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鍵，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於是他下令裁去湘軍。

　　雖然如此，朝廷對湘軍將領們還是心存猜忌。因此，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有人向統領水軍的彭玉麟進言說：“在同治五、六年間，因為湘軍已多被資遣，你又辭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說你矯情，目中無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監視你的行動，時刻沒有放鬆。一旦抓到你的小紕漏，便是‘小題大做’，會給你顏色看的，到那裏，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勸你何妨現在‘為文訓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君憂國，並無二心，不妨對朝廷多方頌德，自可買靜求安，博取慈禧的歡心，減少不必要麻煩。”彭玉麟從善如流，馬上照辦，很快立了刻石。

　　也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曾國藩也急切地拋出了他的《家書》，刊行世間，借以表明他忠心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業修養，訓子之家書，存於家祠宗廟即可，何必小題大做刊刻行世，豈不是沽名釣譽來自我標榜，與他平生的行為大相徑庭？

　　先秦有養士之風，貴族、公子動輒有數以千計的門客，以應付各種事務。在曾國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許多優秀的人才薛福成說曾門幕府是“播種之區”，“從流之匯”，“故其得才尤盛”。曾國藩和謀士之間首先有合作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係。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天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之成敗，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愛才如命，求才若渴，為吸引和聘請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始，即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有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延攬，收為己用。聞有德才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具折奏請，要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也殷殷以人才相詢，懇懇以薦才相托，聞人得一才羨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勝，遂有愛才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粗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而後來出辦團練，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被統治者視為救星，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崇拜。由於清王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滿漢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才華，而報國無門，不得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另外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非但升遷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居無定所，衣食俱困，渴求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與之相識為幸，與之交遊為榮。所有這各類人物，他們聽說曾國藩能以誠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紛紛投到他麾下，忠心為他效勞。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他功成名就，他也讓這些人他也讓這些人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這些人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以曾國藩直接指揮的一個湘軍支派“曾湘軍”為例。它連下安慶、江寧兩座省城，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立下第一功，是湘淮軍中最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為一個人的話，曾國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頭和軀幹，作戰部隊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僅靠頭腦支配其每個行動，還要靠軀幹供應其營養。西漢初年，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什麽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獵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尤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良）、蕭（何）。自1860年6月～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1600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很難支撐下來，也就談不上以獲鎮壓太平軍之功了。曾國藩所謂“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後”，絕非誇大之詞，至於他刊印《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也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十分豐厚。這些人入幕之初，官階最高的是候補道員，知府一級的也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有的剛被革職，有的隻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子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鴻章的經曆就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於1858年入曾國藩幕，後又因故離去。郭嵩燾勸他說：“此時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李鴻章聽了他的勸告，於是重返曾國藩的麾下。果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間升任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同曾國藩之間已是雙峰對峙，高下難分了。試想，如果李鴻章不回頭，能夠如此順利嗎？恐怕要謀得一個按察使的實缺也非易事，雖然他此時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有一點必須承認：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這種關係的維持並非無條件的。那就是他要尊重幕僚，以禮相待；而幕僚也必須忠於他，絕不許中間“跳槽”，改投新主。說明這種情況的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馮卓懷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職。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一向對曾國藩非常崇拜，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棄條件優越的工作去當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曾國藩屯兵祁門之時，馮卓懷又放棄四川萬縣縣令職位，投其麾下，充當幕僚。後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國藩的當眾斥責。馮卓懷覺得丟了麵子，決心離去，雖經曾國藩幾次勸留皆不為所動，最後還是回家閑住，寧可丟官也不能忍受曾國藩對自己的無禮舉動。李元度是曾國藩最困難時期的少數幕僚之一，數年間患難與共，情逾家人，致令他對情急之中李元度施以援手而有“三不能忘”之說。不料後來曾國藩兩次參劾他，冷熱之間懸若霄壤。究其原由，則不外“改換門庭”四字。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同幕僚的關係，歸根到底還是主從關係，其維係紐帶全在私誼。私誼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神聖的，高於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違背，這種關係即會解除，甚至結成私怨。

　　關於個人在集體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處的地位，曾國藩也有他個人的見解。他說：細想古往今來，億萬年無有終期，人們生活在這中間，數十年隻是須臾瞬息。大地數萬裏，不能窮極，人在其中休息遊玩，白天猶如一間房子，晚上猶如一張臥榻。古人的書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煙海，人們一生所能讀的不過九牛一毛。事情複雜多樣，可以獲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萬條，人們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過如太倉一粟。知道上天悠悠無窮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麽遇到憂患和非常不順心之事，應當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寬廣，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據的位置非常小，那麽遇到榮耀名利相爭之時，應當退讓三分，以柔道處之。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麽就不敢以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並以謙虛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複雜多樣，而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那麽就不敢以功名自矜，應當思考推舉賢才而一起去完成偉大功業。如果這樣，那麽自私自滿的觀念就可漸漸消除了。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不論是智慧絕頂者，還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無缺。相反，愚笨至極的人也有可愛之處。本著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他認為自己屬於“中材”，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有什麽疑難問題，都讓他們出高招，獻良策。

　　曾國藩與他的長期共處的幕僚們，經常以各種形式征求意見，在遇有大事決斷不下時尤為如此。有時，幕僚們也常常主動向他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以供其采擇。幕僚們的這些意見，無疑會對曾國藩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麵的事例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如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之關鍵。1854年太平軍圍困長沙，官紳求救，全賴湘軍。而羽翼尚未豐的湘軍能否打好這一仗，事關重大。曾國藩召集各營官多次討論戰守，又在官署設了建議箱，請幕僚出謀劃策。曾國藩最終采納陳士傑、李元度的意見，遂有湘潭大捷。1860年秋，是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出逃前發諭旨令鮑超北援。曾國藩陷入極難境地：北上勤王屬君國最大之事，萬難推辭；但有虎將之稱的鮑超一旦北上，兵力驟減，與太平軍難以對峙，多年經營毀於一旦。曾國藩讓幕僚各抒己見，最後采納李鴻章“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策略，度過了一次危機。不久，下安慶、圍天京，形成了對太平軍作戰的優勢。而那些聞旨而動的“勤王軍”，勞民傷財，卻貽笑天下。又如采納容閎的意見，設“製品之器”，派留學生出國，使他成為洋務派的領袖。等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可以說，曾國藩是把眾人的智慧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眾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寫信讓他的弟弟曾國荃如法炮製。他說，與左宗棠共事，因為他的氣概和膽略過於常人，因而希望能與他一起共事，來幫助彌補自己的不足之處。他還勸曾國荃“早早提拔”下屬，再三叮囑：“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後來，曾國荃屢遭彈劾，物議也多，曾國藩認為是他手下無好參謀所致。

　　事情也有另一方麵，曾國藩因未采納幕僚們的合理建議而導致失敗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處理，大多數幕僚通過口頭或書麵形式，直接對曾國藩提出尖銳批評，態度堅決，但他一意孤行，殺害無辜百姓以取悅洋人。其結果，“責問之書日數至”，全國一片聲討聲，“漢奸”、“賣國賊”的徽號代替了“鍾鼎世勳”。京師湖南同鄉，將會館中所懸曾國藩的“官爵匾額”砸爛在地，幾十年以來積累的聲望也毀於一旦。晚年的曾國藩，對未聽幕僚勸阻頗為後悔，“深悟自疚”，“引為慚愧”。他在給曾國荃和曾國潢的信中說：“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心緒不免悒悒”，回到江寧僅一年多也就死去了。

　　總體而言，曾國藩能夠虛心納言，鼓勵幕僚直言敢諫，這與他在事業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關係。有人評論說：曾國藩“以儒臣督師，芟夷蘊崇，削平大難，蔚成中興之業，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蘊積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眾思廣眾益也”。

　　比較而言，曾國藩對幕僚的影響顯然會更大、更深遠一些。多年來，他一直對其幕僚精心培養，視若之弟，除為數不多的幾個老朋友和名儒宿學之外，一般幕僚也對他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一言一動無不視為楷模。從道德修養、為人處世到學術觀點、文學理論，以至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影響。尤其經常在曾國藩身邊的人員，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長了見識和才幹。正如薛福成說的那樣，他們雖專屬一行，然而卻能讓他們的智慧匯集一處。這就像引水一樣，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說像是種莊稼，那麽幕府就是播種的地方。因而他能獲得很多人才。張文虎在談及幕僚易於成才的原因時也說，蓋“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軍情之離合，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才，幕速於此”。至於像李鴻章這樣才思敏捷、善解人意的人，者則更是心領神會，獨得曾國藩思想政治之真諦，成為其公認的正宗傳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器重和賞識是盡人皆知的，對他寄望之厚、花費心血之大也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可以說，曾國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觀點和治國、治軍的本領，都傳授給了這個得意門生。李鴻章也向人表示，不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業出於老師提挈，即其辦理外交的本領，也全仗曾國藩“一言指示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