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十四章 唐代的學士

　　學士的稱號，早在秦以前就有了。《周禮》、《莊子》等書中都提到過學士。漢魏六朝以後，學士增置漸多，曆經隋、唐、宋、明至清，都有學士的設置。最初，學士是指在學的貴族子弟或學者、文人；後來，又發展成為“以文學語言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誌一》。的皇帝顧問，或者是學者、文人所做的官職。隨著時代的變遷，各有具體的內容。本文僅就唐代的學士，試作簡要的論述。

　　一、唐代的學士概說

　　唐代的學士很多，按照其出現的先後及其職責，略述如下。

　　弘文館學士

　　弘文館設於武德四年（621）正月，原名修文館，於武德九年（626）三月改名弘文館，隸屬於門下省。

　　武德九年九月，李世民做了皇帝，“大闡文教，於弘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令褚遂良檢校館務，號為館主，因為故事，其後得劉之、範履冰，並特敕相次為館主。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九年，又移於門下省南，其後移仗大明宮，其館亦在門下省南。（高宗）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之。（中宗）神龍元年十月十九日，改為昭文館”。第二年，又改為修文館。到中宗景龍二年（708）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徵攻文之士以充之。”睿宗景雲元年（710），“館中學士多以罪被貶黜，宰臣遂令給事中一人，權知館事。二年三月八日，複改為昭文館。至開元七年九月四日，依舊改為弘文館”《唐會要》卷六十四《宏文館》。不難看出，弘文館學士是經過精選的“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後來，又增加了“三品以上子孫”《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他們的任務，最初，是根據唐太宗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需要而出謀劃策，起參謀顧問的作用。由於唐太宗積極有為，勤於政事，所以對他們要求甚嚴，抓得很緊，以致“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這些情況，說明唐太宗設弘文館的目的是為了聚集人才，充分發揮文人的作用。胡三省對此作注說：“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資治通鑒》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注。由此可見，唐太宗對於武將文臣都非常重視，設弘文館學士，正是唐朝建立後形勢發展的需要。

　　到高宗儀鳳年間，因為弘文“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可見在弘文館學士中，專門負責整理圖籍的稱詳正學士。另外，館中還有學生，所以學士還有教授的任務。總之，弘文館學士的任務，包括“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製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大唐六典》卷八《弘文館學士無員數》。

　　最初，五品以上的稱學士，六品以下的稱直學士。到中宗景龍二年（708），又增設大學士。大學士在後來雖不常設，但其地位很高，首任大學士是李嶠和宗楚客。李嶠是中書令，當然是宰相的地位，宗楚客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又遷中書令。可見，大學士都相當於宰相的地位。大學士地位很高，學士、直學士的地位也很令人向往。例如，皇帝“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皆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資治通鑒》卷二九，景龍二年四月。既然學士可與宰相、長參王公、親貴等相提並論，“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當然也是正常現象。這正充分說明，當時的文人、學士頗受統治集團的重視。

　　文學館學士

　　武德四年（621）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僚屬大行台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於誌寧，軍谘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天策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谘典蘇勖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征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令庫直閻立本圖其狀，具題其爵裏，命褚亮為文讚，號曰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食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閣下。”《唐會要》卷六十四《文學館》。李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由於唐太宗非常重視文學館學士，所以，“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資治通鑒》卷一八九，武德四年十月。

　　文學館學士與弘文館學士的任務基本相同，其中有些人又是雙重身份，例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等，既是弘文館學士，又曾是文學館學士。所不同者，是弘文館學士沒有定員，而文學館學士明確是18人。同時，弘文館學士存在的時間較久，從武德到開元，持續100多年，而文學館學士則隻是從武德四年到九年，共五年時間，到李世民即位以後，文學館就壽終正寢了。

　　《舊唐書》卷一八九《儒學上》：“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士，令更日宿直。”虞世南等三人都是十八學士的成員，這裏既沒有說明他們是以文學館學士的身份兼弘文館學士，當然是弘文館設立後文學館就不存在了。否則，為什麽在虞世南死的時候，《通鑒》隻記“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資治通鑒》卷一九五，貞觀十二年五月。呢？另外，文學館與弘文館的職責範圍類同，如果不是以後者代替前者，二者同時存在有什麽意義呢？再者，各種史籍對弘文館的演變以及學士的情況，都有記載，而對文學館則隻有其初設和十八學士的記載，沒有李世民即位以後的內容。這些無不說明，文學館是短命的，文學館學士隻有十八人。這十八人又都是秦王府的成員。李世民即帝位後，十八學士中，如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成了宰相或其他重要官員，薛收、薛元敬等已經死去，同時，李世民又善於廣泛收羅人才，因此，在弘文館中，不限員數，不限原來的秦王府成員，而根據需要設置學士，是很自然的。

　　崇文館學士

　　崇文館是從崇賢館演變而來的。據《新唐書》卷四十九上《百官誌四上》，崇賢館是貞觀十三年（639）所置。高宗顯慶元年（656），“皇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並置生徒，詔許之”《唐會要》卷六十四《崇文館》。高宗上元二年（675），因避章懷太子李賢諱，改名崇文館。

　　崇文館與弘文館、文學館不同。文學館是李世民為樹立私人勢力、爭奪太子地位而設置的；弘文館是李世民做皇帝後，為發揮各種人才的作用而設置的。二者都是李世民為組織參謀顧問班子而產生的。崇文館則是“太子學館也”，崇文館學士的任務，是“掌東宮經籍圖書，以教授諸生”《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誌三》。不難看出，崇文館學士不起政治上的參謀顧問作用。因為太宗、高宗時期不像武德年間那樣，存在著李世民與李建成、李元吉之間的尖銳對立；同時，李世民也總結了以往的經驗，對太子也嚴加管束，李承乾稍有不規，即被廢去；高宗即位不久，武後即插手政事，不允許太子稍違己意。因此，崇文館學士當然不能像文學館學士與弘文館學士那樣，在政治上起太大的作用，而隻能為太子掌握文化提供一些方便條件。

　　北門學士

　　北門學士，是唐高宗根據武後的建議設置的。武取得皇後的地位以後，為了進一步把持政權，於是建議高宗設置北門學士。北門學士的任務，是“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資治通鑒》卷二二，上元二年三月。範履冰、周思茂，都是北門學士的成員，他們在“禁中最蒙親遇，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舊唐書》卷一九中《周思茂傳》。這正是要分宰相之權的具體內容。另外，還有根據武則天的政治需要編撰書文的任務，例如，元萬頃、劉之、範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等，先後編撰了《列女傳》、《臣規》、《百僚新誡》、《樂書》等1000多卷。武後為什麽要北門學士編撰這些書文呢？現在我們很難一一考證清楚。但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她決不是無的放矢的。

　　永隆元年（680），“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後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嚴以厭勝之術為天後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後賞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少陽指東宮）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資治通鑒》卷二二，永隆元年八月。武後對太子不滿，賜以《少陽正範》和《孝子傳》，就能使“太子愈不自安”。不言而喻，北門學士所編的書文是有鮮明的針對性的。正因為如此，可以說，北門學士是武則天的政治助手，武則天也特別器重他們。例如，“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製度，不決而止。及太後稱製，獨與北門學士議其製，不問諸儒”《資治通鑒》卷二四，垂拱四年正月。其實，北門學士也是儒生，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儒生，而關鍵在於他們受到武則天的重用。既然有關立明堂的製度也要征求北門學士的意見，可見北門學士在武則天政權中確有重要的作用。北門學士的存在，起到了“以分宰相之權”，加強武則天的地位的作用。

　　集賢學士

　　集賢學士就是集賢殿書院學士。集賢殿書院置於開元十三年（725）。

　　唐玄宗即位後，“大收群書，以廣儒術，洎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令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置刊定官四人，以一人判事，其後因之”《大唐六典》卷九《集賢殿書院》。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稱乾元院使。開元六年（718），乾元院更名麗正修書院，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開元十一年（723），又置麗正院修書學士。開元十二年（724），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開元十三年（725），玄宗“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他為了表示自己重視人才，遂向與宴者說：“仙者憑虛而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資治通鑒》卷二一二，開元十三年四月。同時，又把麗正修書院改名集賢殿書院，把麗正殿的修書使改名為集賢書院學士。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玄宗還欲授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張說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遂“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資治通鑒》卷二一二，開元十三年四月。後來，肅宗至德二年（757），又曾設過大學士，但到德宗貞元四年（788）就又廢除了。另外，還有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的設置。這些主要是因為玄宗“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要宰相“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資治通鑒》卷二一一，開元三年七月。由於每天要有選定的儒生幫助他讀書，所以在集賢院設置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

　　根據以上情況，集賢殿書院的學士、直學士，其主要任務是“掌刊輯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誌二》。簡言之，就是發現古籍、發現人才，整理古籍，並承旨撰集文章。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除了參加這方麵的工作外，還幫助皇帝讀書。看來，集賢學士與崇文館學士的任務略有類同，但其作用卻遠遠超過崇文館學士。

　　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即翰林院學士。“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按照唐朝的製度：“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這就是說，皇帝身邊經常有各種各樣的待詔之士，但不負責文書、詔令的工作。“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製，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貢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製詔書。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貢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顯而易見，從“翰林待詔”、“翰林貢奉”到“翰林學士”，其地位大有提高，以致被視為“內相”，“天子私人”。

　　翰林學士，“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製誥，未知製誥者不作文書……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誌一》。所謂“凡充其職者無定員”，並不符合實際情況。據《廿二史考異》卷四十四：“案：學士無定員，見於李肇《翰林誌》，然《舊唐書·職官誌》稱：翰林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白居易詩有同時六學士之句，則非無定員也。”同時，《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誌二》還明確說：“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既然翰林學士取代了中書舍人的權力，亦如其例，置學士六人，也是有所根據的。可見，學士無定員的說法不一定可信。所謂“學士承旨”，就是翰林學士之首。因為“承旨”就是“獨承密命”的意思。

　　二、學士與唐朝政治

　　自有學士以後，經過長期的演變，到了唐朝，與以前有顯著的不同。這種不同，就是以著述編撰為主要任務轉變為相當一部分學士以參預政治為主要任務。也就是部分學士由在文化方麵起主要作用轉而為在政治方麵起主要作用。《陔餘叢考》卷二十六《學士》：“曹魏時已有學士之稱也。晉宋以後，增置漸多，宋泰始六年，置總明觀學士，後省總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齊高帝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舊學士十人，修《五禮》；又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梁武時，沈約等又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舉學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劉孝威等十人為高齊學士。簡文為太子，又開文德省，置學士，劉孝標撰《類苑》。梁武又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陳武帝亦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其他散見於南北史各傳者，如虞荔、張譏，俱為士林館學士，蔡翼、紀少瑜、庾信為東宮學士，傅、顧野王、阮卓為撰史學士……是六朝時或省或觀或殿或館，隨所用各置學士……《隋書·柳傳》：晉王廣招引文學之士百餘人充學士，以師友處之。於是諸王皆有學士……《北史·韋孝寬傳》：孝寬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是節帥亦得置學士也。隋文帝令段文操督書省學士，文操性剛嚴，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則學士且不免受撻矣。蓋其時所謂學士，不過如文人雲爾。”另外，北齊還有文林館學士，專掌著述。由此看來，隋以前的學士，主要是編撰著述，或者像韋孝寬的學士那樣，給他讀書，在政治上沒有什麽權力，地位也不算很高，甚至受到鞭撻的淩辱。

　　唐代的學士就大不相同了。學士的產生，首先是政治的需要。在唐朝建立和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為了爭奪太子的地位，形成了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兩大集團的鬥爭。《新唐書》卷二一《袁朗傳》：“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征，中舍人王，舍人徐師，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於誌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谘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蘇勖，文學姚思廉、褚亮、敦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谘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以上所列秦王集團的成員中，大部分都是文學館學士。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文學館學士與李世民爭奪太子地位密切相關。

　　李世民爭奪太子的地位，是蓄謀已久的。早在武德初年，薛頤就曾勸李世民奪嫡。薛頤密謂李世民：“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舊唐書》卷一九一《薛頤傳》。在文學館成立之前，秦王“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眾，世民患之”。當杜如晦也被遷陝州長史的時候，房玄齡就說：“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恍然大悟道：“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為府屬”《舊唐書》卷六十六《杜如晦傳》。薛頤認為李世民“當有天下”，房玄齡說他“欲經營四方”，李世民都是默認的。正因為如此，在唐鎮壓了竇建德起義軍和平定了洛陽的王世充之後，設置文學館學士，作為自己的智囊，完全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這時，兩大集團的鬥爭已經明朗化了，在李世民平定洛陽的前後，李淵的諸妃嬪已在利用太子與秦王的矛盾追求自己的利益了：武德五年（622），王、魏征勸說李建成去鎮壓劉黑闥起義軍，以便結納山東豪傑，壯大自己的勢力。這樣厲兵秣馬，當然是為了應付事變。李世民是事變的發動者，在李建成應付事變之前他設文學館學士，無疑是與這種政治鬥爭不可分割的。

　　在文學館學士中，很多都是政治鬥爭的人才。

　　房玄齡是最早勸李世民“遵周公之事”，要他“不顧小節”，對李建成下毒手的。杜如晦是李世民許多重大軍事行動的“參謀帷幄”者。因此，李建成認為：“秦王府中所可憚者，惟杜如晦與房玄齡耳。”《舊唐書》卷六十六《房玄齡傳》。事實證明，他們也確是秦王集團的骨幹成員，玄武門之變就是他們與李世民共同密謀策劃的。

　　虞世南因為“博識”，李世民和他“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有規諷，多所補益”。因而李世民說：“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嚐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舊唐書》卷七十二《虞世南傳》。

　　褚亮，“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傳》。

　　孔穎達，除了熟悉《左傳》、《易》、《尚書》、《毛詩》、《禮記》外，也頗“留心庶政”，對唐太宗“數進忠言，益見親待”《舊唐書》卷七十三《孔穎達傳》。

　　蘇世長，武德年間，曾批評李淵違背“愛民節用”的行為，認為李淵修飾披香殿是隋煬帝的遺風。無疑，這是要李淵注意從政治上鞏固統治地位。

　　薛收，是房玄齡向李世民推薦的人物，推薦之時，李世民“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詞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舊唐書》卷七十三《薛收傳》、《薛元敬傳》。

　　薛元敬，“太宗入東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為稱職”《舊唐書》卷七十三《薛收傳》、《薛元敬傳》。

　　於誌寧，雍州高陵（陝西高陵）人，當李淵進軍關中時，“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李世民為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讚軍謀。及太宗為秦王、天策上將”，誌寧又“每侍從征伐”《舊唐書》卷七十八《於誌寧傳》。

　　以上諸人，都是在政治、軍事各方麵頗有造詣的知識分子。文學館其他學士，主要是些熟悉經史的文人。李世民是非常懂得曆史經驗的重要作用的，他從曆史上知道：“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貞觀政要》卷一《政體》、卷二《任賢》。所以他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貞觀政要》卷一《政體》、卷二《任賢》。他常與虞世南“商略古今”，頗有收益，因而他說：“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貞觀政要》卷一《政體》、卷二《任賢》。這些都充分說明，李世民在政治鬥爭中，既需要政治軍事方麵的智囊，也需要頗懂經史的文人。有人說：“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序》。其實，這種看法並不全麵。事實證明，創業離不開文，守成也需要武。例如，李淵從太原起兵時，既需要對形勢有正確的認識，不放鬆任何有利時機，也需要有勇敢進取的精神，果斷有力的措施。從組織上說，既要李建成、李世民等衝鋒陷陣的將領，也需要溫大雅、殷開山、溫大有等參預謀略，專掌文翰的文人。正因為這樣，李淵“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序》。李世民更是如此，他能從秦王登上皇帝的寶座，正是善於運用文武互相配合的兩手政策。也正是有一批文臣武將對他大力支持的結果。當然，就曆史前進的一個階段中，暫時以文的一手為主，或以武的一手為主，都是可能的，但把二者截然分開，是不符合曆史的實際的。這更進一步說明，李世民的文學館學士中置有各種人才，正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

　　弘文館學士的設置，是政治形勢變化的結果。玄武門之變以後，太子與秦王兩大集團的鬥爭已經結束，太子集團的不少成員都倒向了秦王一邊。同時，原來文學館學士中的一些人，像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都做了宰相，不需要再以學士的身份起參謀顧問作用，各種政治勢力有了新的組合，於是，另置弘文館學士，專門“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就非常必要了，否則，他為什麽“或日夜艾，未嚐少怠”《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序》。呢？《新唐書》卷一九八《蕭德言傳》：“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人，都是弘文館學士，由此可見，深懂經史的文人，對唐太宗來說，是迫切需要的。把這些人組織起來，作為皇帝的參謀顧問班子，正是為了達到從政治上鞏固其統治地位的目的。

　　北門學士的政治作用，更加明顯。它的產生，就是武為了控製政權，以此去“分宰相之權”，胡三省在注釋“北門學士”時說：“不經南衙，於北門出入，故雲然。”“南衙”，是政府機關，於政府機關之外另設辦事核心，當然是分庭抗禮。不難看出，北門學士為武則天執政，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翰林學士，既是皇帝的秘書，也起參謀顧問的作用，所以，常常緊跟皇帝，隨時準備為其出力效勞。例如，唐德宗時，陸贄被召為翰林學士，“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陸贄受寵，也盡心竭力，甚至“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他還向朋友們表示：“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舊唐書》一三九《陸贄傳》。既然翰林學士與皇帝的關係如此密切，勿庸置疑，翰林學士在政治上是為皇帝起了助手作用的。據《舊唐書·王叔文傳》，順宗時，王叔文執政，“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製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削去學士之職就不能“入內”，可見學士在政治上作用之大。

　　根據以上情況，唐代的學士，是唐朝統治集團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重大的政治事變中，像玄武門之變、武則天執政等，他們都是積極的促進者。如果說貞觀、武周時期各種矛盾比較緩和，社會安定，生產發展，那麽，當時的學士對唐太宗、武則天所實行的各項有關政策，都是起了推動作用的。正因為文人、學士對唐朝政治有積極的影響，所以，唐太宗大力提倡尊儒讀書。

　　“貞觀二年（《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作貞觀六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鹹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同時，唐太宗還根據王的建議：“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這個建議，主要是針對當時“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而提出的。唐朝統治者，在政治上對文人、學士的這種迫切需要與重視，正從另一方麵說明，文人、學士對唐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三、學士與唐代文化

　　唐代的學士中，除了一部分主要是從事政治活動以外，還有一部分仍然在文化方麵發揮作用，如崇文館學士、集賢學士，以及其他學士中的部分人等。

　　對古代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是通過知識分子的活動體現出來的。隋代以前的學士，主要是從事文化活動，在整理書籍、保存文化遺產、編撰著述方麵，都有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唐代的學士，仍然在這方麵發揮了很大作用。

　　中國的曆史文化遺產，非常豐富，但由於屢遭統治階級的破壞，損失也非常嚴重。例如，秦始皇焚書；東漢末年，董卓強迫漢獻帝西遷；匈奴攻破洛陽，西晉滅亡；南北長期分裂，等等，都使古代文化遺產遭到重大損失。

　　唐朝建立後，由於政治上的穩定，經濟上的繁榮，統治者又重視整理古籍，發展文化，從而使文人、學士在這方麵也有驚人的成就。

　　弘文館中的部分學士，是專門負責整理圖籍的，崇文館學士主要是掌管東宮圖籍、教授生徒的。貞觀年間，魏征、虞世南、顏師古等人，曾“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誌序》。虞世南、顏師古，都是弘文館學士，他們“請購天下書”，並選人繕寫、保存，足證他們是重視古籍的收集和保管的。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顏師古。貞觀四年（630），“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複詔尚書左仆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而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太宗稱善者久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另外，還與曾是文學館學士的孔穎達等人共撰《五經正義》，雖然由於後來為崇賢館學士的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未能公諸於世，但到永徽二年（651），經過於誌寧、張行成等人的“增損”，終於使“書始布下”《新唐書》卷一九八《孔穎達傳》。

　　開元時期，整理古籍的成績最為顯著。玄宗看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誌上》。於是，他要馬懷素、儲無量負責整理。

　　馬懷素是昭文館學士。他看到當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敘”，於是上疏玄宗道：“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誌》。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誌》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誌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並前誌所遺者，續王儉《七誌》，藏之秘府。”玄宗召尹知章等，“分部撰錄，並刊正經史，粗創首尾”《舊唐書》卷一二《馬懷素傳》。開元六年七月，馬懷素盡管沒有完成任務就死去了，但他負責的工作，能夠“粗創首尾”，也為後人的繼續努力，提供了借鑒。

　　儲無量是修文館學士。開元時，“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匯整比，無量為之使”，“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新唐書》卷二《儲無量傳》。開元七年，玄宗又“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供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廣”《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誌上》。後來，玄宗又令“無量就麗正（東宮麗正殿）纂續前功”，未及完成任務，他就於開元八年正月去世了，臨死他還“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新唐書》卷二《儲無量傳》。這些臨死還悔恨沒有完成任務的封建文人，雖然他們是為當時的地主階級服務的，但他們的辛勤勞動，卻為整個人類的精神財富增加了內容。就這一點說，他們主動要求整理古籍的曆史責任心，與臨終還以沒有完成任務而感到悔恨的勤奮精神，應該永遠受到讚揚。

　　開元時期，唐代的政治、經濟發展到了高峰，在文化方麵，由於統治集團的重視，廣大文人、學士的努力，也相應的有顯著成就。在整理古籍方麵，京師和東都同時進行。長安的“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穀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皆異色以別之”《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誌序》。開元九年（721），東都集賢院四庫書，共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卷。天寶三年至十四年（744—754），四庫續寫書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唐會要》卷六十四《集賢院》。開元九年十一月，學士殷踐猷、韋述等人，又編《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後來，學士母又將其改編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所編書目的內容有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安史之亂期間，長安、洛陽又遭到破壞，肅宗、代宗、文宗時雖然也曾“屢詔購募”《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誌上》。注意整理，但由於唐朝政權搖搖欲墜，已不能再有開元時期的盛況了。

　　在古籍分類方麵，西漢劉歆把所有古籍分為七類，名為《七略》，即：《輯略》、《文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漢書·藝文誌》采用了這種分法。唐人所撰的《隋書·經籍誌》，開始使用經、史、子、集四分法，這種分法，一直沿用到近代。這是目錄學上的一大進步。參加編撰《隋書》的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都是學士。

　　根據以上情況，唐代在整理古籍方麵的成就，是相當可觀的。學士們在整理古籍方麵的功績，也是應該永載史冊的。

　　在著述新書方麵，學士們的貢獻也是值得稱道的。

　　唐初，作為史學著作之一的姓譜學頗為盛行，除了官方曾修《氏族誌》和《姓氏錄》以外，主攻這方麵學問的人，也為數不少，貞觀到武則天時期的路敬淳就是其中之一。路敬淳是崇賢館學士，他精通姓係，“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係錄》等百餘篇”。以致“姓譜學惟敬淳名家。其後柳衝、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新唐書》卷一九九《路敬淳傳》。

　　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是崇文館學士。他“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除了他的不朽名著《史通》以外，他還參預修撰《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係錄》等著作多種。還曾因參加“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其兄劉知柔，“時人以述作名其家”；其六個兒子也“皆知名於時”《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都有著作。

　　另一著名史學家吳兢，是修文館學士，他除了有流傳至今的名著《貞觀政要》以外，還有《梁史》、《齊史》、《周史》、《陳史》、《隋史》，還有與劉知幾等人合撰的《則天實錄》等多種著作。

　　被列為二十四史的《梁書》、《陳書》，是弘文館學士姚思廉所撰，《北周書》是弘文館學士、崇賢館學士令狐德等人所撰。《隋書》是魏征與弘文館學士顏師古、文學館學士孔穎達、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等人修撰的。《南史》、《北史》是崇賢館學士李延壽所撰。

　　參加修撰《晉書》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是學士的很多，如房玄齡是文學館學士，許敬宗是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薛元超是弘文館學士，李延壽是崇賢館學士，令狐德是弘文館學士、崇賢館學士，李義府是崇賢館直學士、弘文館學士，來濟是崇賢館直學士、弘文館學士，上官儀是弘文館直學士、崔行功是詳正學士……

　　《通典》是典章製度方麵的通史，其作者杜佑，是弘文館大學士。

　　偉大的詩人李白是翰林待詔，白居易是翰林學士。

　　由此可見，唐代的學士，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遺產中，增加了豐富的內容。

　　唐代的學士為什麽會有這樣卓著的曆史功績呢？首先，是由於唐朝，特別是唐朝前期，社會經濟的較快發展，政治局麵比較穩定，形成了文化發展的良好條件。這一點，勿須贅述。其次，是由於統治集團的重視和文人、學士的積極努力。

　　唐代統治者確是重視知識、尊重文人的。李世民做了皇帝，深深感到自己以往讀書太少，所以，一麵籠絡文人、學士，與他們談古論今，使其成為自己的參謀顧問，一麵自己也努力學習，提高其文化水平。《舊唐書》卷七十三《鄧世隆傳》：“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於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武則天是“素多智計，兼涉文史”《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後紀》。唐玄宗更是“大收群書，以廣儒術”。集賢院學士張九齡為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惟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舊唐書》卷九十九《張九齡傳》。視“言前古興廢之道”的書為至寶，可見其重視文化。他們先後設置各種書院與學士，整理古籍，編撰著述。都說明一個強盛的王朝，在注意發展政治、經濟的同時，也是注意發展文化的。

　　不可否認，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些鼠目寸光，或因個人的利害關係，輕視文化，反對重視文人、學士的官僚。例如，中書舍人徐堅，他“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供膳太厚，嚐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這種謬論，遭到了宰相張說的反對。張說認為：“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台，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舊唐書》卷九十七《張說傳》。張說對徐堅的批駁，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崇儒重道”，雖是宣揚儒家思想，但也是重視文化。張說認為這是“費者細”、“益者大”，是有政治遠見的。因為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古代文化的發展，不能像生產工具或生產技術的改進一樣，能夠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如果因此而不重視甚至破壞文化的發展，必然使人類的精神財富遭受重大損失。

　　張說在批評輕視學士者的同時，自己極為重視文化，尊重學士。例如，在集賢院宴會上，按照慣例，“官重者先飲”，但張說卻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與會者“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張說重視文化，尊重掌握文化的學士，其言行得到唐玄宗的支持，並為同僚們所佩服，足證在唐代前期重視文化，尊重文人、學士，是一種社會風氣。

　　正是在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下，當時的文人、學士為發展文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儲無量臨死還為未完成寫書任務而悔恨的事，已如前述。集賢學士韋述，“性好著書”，看到別人書多，“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姚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欲，未嚐言及家人產業”《舊唐書》卷七十三《姚思廉傳》。虞世南在幼年時即“沈靜寡欲，篤誌勤學”，求學期間，“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櫛”。太宗時，他雖然年已衰老，但仍然常與太宗“共觀經史”《舊唐書》卷七十二《虞世南傳》。貞觀時期的弘文館學士蕭德言，“晚年尤篤誌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息”《舊唐書》卷一八九上《蕭德言傳》。武則天時的崇賢館學士路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覽墳籍，而孝友篤敬”《舊唐書》卷一八九下《路敬淳傳》。以上事例，無不說明，唐代的學士為古代文化的發展，是勤奮異常、費神盡力的。

　　四、結束語

　　綜前所述，唐代的學士，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組成部分。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識，為鞏固唐朝政權貢獻了力量。如果說唐朝前期政治安定，經濟有所發展，社會矛盾比較緩和，都與統治集團的政策有關，那麽，為最高統治者出謀劃策、起參謀顧問作用的學士，也是有其曆史功績的。如果說唐代的文化在我國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麽，當時的學士是大大豐富了唐代文化的內容的。總之，唐代的學士，應該和曆史上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科學家一樣，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收入本書時稍有補充修改）魏征的史論觀

　　魏征的史論觀

　　唐初的魏征是政治家，也是史學家。稱他為史學家，不僅是因為他在談論政治問題時充分顯示了他有豐富的曆史知識，而且還因為他親自編撰了重要的史書。例如，貞觀三年（629），他“奉敕遣秘書丞令狐德、秘書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徙職，以許敬宗代之。公（魏征）受詔，總加修撰，裁定去取，鹹資筆削，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齊》各為總論……奏之，時稱良史”《魏鄭公諫錄》卷五《進五代史》。劉知幾也說：“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征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征多預焉。”《史通·古今正史》。看來，魏征對《五代史》的“總加修撰”或“總知其務”，主要是負責理論方麵的問題。因為他除了執筆撰寫《隋史》的序、論和《梁》、《陳》、《齊》諸史的總論以外，還“凡有讚論，征多預焉”。這是當時的製度決定的。“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魏征於貞觀二年（628）遷秘書監，參與朝政，相當於宰相，所以，他與“尚書左仆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至於決定體例等具體的組織編輯工作，則是令狐德承擔的。令狐德除與岑文本撰《周史》以外，還“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傳》。不難看出，魏征與令狐德是各自負責一個方麵，互相補充的。

　　既然魏征的史學成就主要是在理論方麵，故而對其史論進行研究就顯得非常必要。

　　論史是為今

　　魏征談論曆史，並非為了單純的研究曆史或基於興趣愛好，而是為了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為唐太宗治理國家提供借鑒。也就是說，他談論曆史是為了當時的政治需要。

　　貞觀初年，全國已經統一，戰爭基本結束，麵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治理國家。在這方麵，唐太宗與魏征是不謀而合的。當太宗與群臣討論怎樣把國家推向太平盛世時，魏征主張對民實行“教化”，右仆射封德彝則反對道：“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征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魏征據理駁斥道：“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他舉曆史上的例子說：“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複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魏鄭公諫錄》卷三《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實際上這是要太宗像黃帝、顓頊、商湯、周武王那樣，把戰亂後的國家推向太平盛世。唐太宗非常同意這種觀點。所以他說：“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偃革興文”，就是停武興文。這裏所謂的“文”，就是治國之道。太宗說：“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貞觀元年正月條。顯然，太宗所謂的“文”，就是治理國家的手段。

　　貞觀十年（636），唐太宗與魏征更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觀點。當太宗提出“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的時候，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並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征針鋒相對地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誌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胸有成竹地說：“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嚐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貞觀政要》卷一《君道》。非常明顯，太宗與魏征一致認為，創建國家的任務已經完成，治理國家，鞏固其統治地位，已成當務之急。這種觀念上的轉變，正符合曆史前進的要求。由於在這個關鍵性的問題上太宗與魏征完全一致，所以太宗對魏征有很高的評價：“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征而已。”《貞觀政要》卷二《任賢》。太宗還把魏征和諸葛亮相比，他說：“魏征懷忠奉國，蹈履仁義，惟以道德為務，無所欺負。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兵耳。”《魏鄭公諫錄》卷五《太宗以公比諸葛亮》。由此可見，魏征在幫助太宗治理國家方麵，的確發揮了很大作用。

　　魏征修撰曆史，也是為了幫助太宗治理國家。他所撰的梁、陳、齊三朝史書的總論，基本上都是論這三個皇朝興衰的原因。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興衰治亂，關鍵在於皇帝的所作所為。他在論述北齊的興亡時說：“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他具體分析道：“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地，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裏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這就是說，北齊在興盛時，各方麵都可以和南方的陳和西方的北周相比，但在各種條件，如“太行、長城之固”，“江淮、汾晉之險”，“帑藏輸稅之賦”，“士庶甲兵之眾”等，都沒變化的情況下，為什麽“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呢？他的答案是：“前王之禦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牆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閹處當軸之權，婢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眾叛親離，顧瞻周道，鹹有西歸之誌。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魏征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於齊後主怠於政事，不重視治理國家，所以，“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北齊書》卷八《總論》。

　　在評論梁武帝蕭衍時，一方麵，他讚揚梁武帝：“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折衝樽俎，聲震寰宇，澤流遐裔，幹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另一方麵，他又批評梁武帝：“不能息末敦本，斫凋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儲後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仇，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最後，梁武帝被困餓“不得其死”，當然是自己的所作所為“失天人之所助”《梁書》卷六《總論》。的結果。

　　一個政權為什麽會由盛而衰呢？在魏征看來，主要是統治者不能始終如一地嚴格要求自己。有的是一個皇帝前是後非，有的是前一個皇帝尚可稱道，後一個皇帝為所欲為，腐敗墮落。這主要是“嗜欲”在起作用。他說：每一個皇帝剛即位時，“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但由於“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誌。”再加上一些奸之徒投其所好，促使其驕奢淫逸。“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陳書》卷六《總論》。他還更明確地說：“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跡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時，皆欲匡主濟時，追縱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貞觀政要》卷十《慎終》。“安樂”和“富貴”，都是“嗜欲”的內容。所有的統治者都喜歡“安樂”和“富貴”，所以他們都不能始終如一，曆代皇朝都是這樣由盛而衰，由興而亡的。

　　魏征從這方麵論述曆史，正是為了迎合唐太宗的需要。貞觀十六年（642），太宗問魏征道：“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扶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魏征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顯然，魏征視“嗜欲”為人的本性，“賢愚皆同”。有所作為的統治者能夠節製自己，“不使過度”；順流而下的統治者則放縱自己，以致不堪收拾。正因為如此，他希望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常能自製”《貞觀政要》卷十《慎終》。以便鞏固其地位。

　　魏征還非常重視隋朝滅亡的教訓。因為隋亡唐興直接相關，他認為隋和秦一樣，都是短命的皇朝。他說：“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並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這就是說，秦和隋一樣，都使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但又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其實，被迫造反者並不都“有陳涉亡秦之誌，張角亂漢之謀”，而主要是“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萑蒲”《隋書》卷七十《論》。也就是隋煬帝“嗜欲太甚，思呈無厭之欲”《隋書》卷四《論》。迫使農民走投無路，故而鋌而走險，推翻隋朝。這又說明，魏征論述曆史是為了給唐太宗提供借鑒。魏征死後，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裏說的“人”，實際上是指魏征。所以他又說：“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這正是因魏征為他治理國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鑒所發出的肺腑之言。

　　從另一方麵說，魏征重視隋朝滅亡的教訓，也像西漢政治家從秦亡的教訓中說明漢取代秦是曆史的必然一樣，要說明唐取代隋也是理所當然的。

　　西漢初年，賈誼在評論秦的興亡時說：“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樸以鞭笞天下……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裏，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陳涉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但當他被迫聚眾而起時，“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過秦論》。強大的秦朝為什麽會很快滅亡呢？主要是“仁義不施”的結果。正因為如此，陸賈在漢初就勸劉邦要“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也就是在武力建國之後要“行仁義，法先聖”。《史記》卷九十七《陸賈傳》。這就是說，秦可強大一時，但不能持久；漢為不再重蹈其覆轍，故而重視秦亡的教訓。

　　魏征對隋朝的興亡也有大體類同的評論。他首先讚揚了隋文帝統一全國之功，繼又稱道他：“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淩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他又批評隋文帝：“素無學術，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製，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托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幹，子孫繼踵屠戮，鬆才列，天下已非隋有。”《隋書》卷二《高祖紀·論》。對隋煬帝，他認為是“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裏，征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於是“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隋書》卷四《煬帝紀·論》。總之，他認為隋朝的滅亡不是偶然的：“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隋書》卷二《高祖紀·論》。既然隋文帝倒行逆施、隋煬帝暴虐無道導致隋朝滅亡，唐取代隋自然是順理成章。魏征勸唐太宗“偃革興文，布德施惠”，無疑是唐統治者重視隋亡教訓的標誌。

　　兩相比較，頗為一致。賈誼肯定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功績，是為了說明漢是繼承了一個強大的正統皇朝的地位，指責秦始皇不顧一切，肆意妄為地加重農民負擔，導致反秦的烽火遍地燃燒，是為了說明漢取代秦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西漢統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訓，改弦更張，緩和社會矛盾，故而西漢能夠持久。魏征稱讚隋文帝統一南北，使國家再現強大的局麵，是為了說明唐的正統地位不是無源之水；同時他又批評隋文帝，痛斥隋煬帝的倒行逆施，促使國家衰亡，也說明唐取隋而代之是順乎民心，合乎天意。唐初統治者為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轍，極力研究“守成”之道，魏征千方百計促使“守成”之道的實現。從這方麵看，魏征修史、論史是為了當時現實的需要也是不言而喻的。

　　曆史的進程是有秩序的

　　魏征認為，社會曆史和自然界一樣，都是遵循一定的秩序前進的。他主持編撰的《群書治要》，第一篇就是《周易》。《周易》“既有卜筮的形式，又有哲學的內容。卜筮不過是它死的軀殼，哲學才是它的本質”金景芳：《周易講座》，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頁，第60頁。魏征正是抓住了它的本質，利用它包括“自然界知識和人類社會自身的知識”的豐富哲理，以“成就天下人的事業”，並“解決天下的問題”金景芳：《周易講座》，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頁，第60頁。他引《易傳》的《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樂天而應乎人。”《新編魏征集》，三秦出版社出版，第284頁、285頁、293頁、274頁。這就是說，湯武革命像自然界的四時變化一樣，是順乎天理、合乎民意的。他又引《易傳》的《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新編魏征集》，三秦出版社出版，第284頁、285頁、293頁、274頁。這就是說，人的所作所為，必須合乎時宜，才能走向光明。他還明確指出：“昔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新編魏征集》，三秦出版社出版，第284頁、285頁、293頁、274頁。他把天道、地道、人道聯係起來，要人們正確處理這些關係。

　　其實，魏征所謂的天道、地道，並不是在客觀世界之外另有一個精神世界，而是按照人的道德標準想象的自然現象。他摘錄《易傳》的《文言》說：“夫大人（統治者）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如果統治者的所作所為與天地一樣長久，與日月一樣光明，與四時一樣有秩序，與鬼神一樣有吉凶，“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新編魏征集》，三秦出版社出版，第284頁、285頁、293頁、274頁。這裏所謂的天地、日月、四時、鬼神，除了鬼神是人們的想象以外，其他都是自然現象。對自然現象人們無能為力，那就隻有要求統治者修德去適應自然現象。魏征還引用《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後德不修，謫見於天，月為之食《隋書》卷三十四《經籍誌三·天文書評》。由此可見，魏征所論述的天道、地道、人道的關係，目的是要統治者修德，使自己的所作所為像日月一樣光明，像天地一樣長久，其地位才能鞏固。

　　怎樣才能做一個好的統治者呢？魏征說：“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隻有這樣，才能“暈映千祀，聲芳不絕”。他又舉例說：“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隋書》卷七十三《酷吏列傳序》。在魏征看來，最好的統治者是用仁、義、禮製去教化人民。因為“仁義禮製，政之本也”，“無本不立”《隋書》卷七十四《酷吏列傳序》。實際上這是要以仁、義、禮製為內容，建立一定的社會秩序。秩序，一方麵是統治者束縛被統治者手足的繩索，鞏固本身地位的手段；另一方麵也使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製約，難以為所欲為。因此，魏征說：“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既然“帝王之興”必須有和天地一樣的“至德深仁”，無疑，背道而馳者必然要亡國喪身。他視隋煬帝就是這樣的皇帝：“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跡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隋書》卷七十《論》。因為隋煬帝肆無忌憚地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不務以道恤人”，“忘德義之不修”，故而導致民不聊生，被迫造反，推翻隋朝。

　　魏征要統治者對人民應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就是要統治者重視民的問題。他不止一次地引用荀子的話說：“君，舟也。民，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同時還引用孔子的話說：“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其目的是要說明君的地位是由民決定的。這種思想正是來源於秦隋的滅亡“皆禍起於群盜”。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魏鄭公諫錄》卷三《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這和魏征的思想不謀而合。

　　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