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十三章 魏征何以不視《七德舞》

　　《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舊唐書·音樂誌二》說：“《破陣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為秦王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使呂才協音律，李百藥、虞世南、褚亮、魏征等製歌辭。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銀飾之。發揚蹈厲，聲韻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興。”這就是說，《秦王破陣樂》的主要內容，是歌頌唐太宗為秦王時平定劉武周、薛舉、王世充等割據勢力的功績。唐太宗即位後，每逢宴會，必然演奏。演奏此樂，實際上就是侍臣們借此機會為唐太宗歌功頌德。不過，也有例外，魏征就與眾不同，他“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通鑒》卷一九四，貞觀七年正月）。魏征為什麽要想太宗“偃武修文”就不願看《七德舞》而對《九功舞》卻仔細觀看呢？

　　最重要的是要認清當時的時代特點。隋末唐初，是由戰亂而分裂割據到統一而穩定的轉變時代。時代的要求，唐太宗必須由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成為治國有成的政治家。唐太宗認清了這個時代特點，千方百計地尋求治國之道，力圖使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來，他就必須拋開非常熟悉的戰爭經驗，認真學習怎樣從政治上治理國家。這就是魏征所謂的“偃武修文”。事實上，“偃武修文”的政策效果非常顯著。唐太宗曾對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征之力也。”（《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既然“偃武修文”可使國家走向國泰民安無疑，唐太宗、魏征重視“偃武修文”是順乎時代的潮流的。

　　《七德舞》是歌頌唐太宗戰功的。隨著曆史的前進“在需要轉變觀念，拋開過去的經驗，認真學習新的治國之道的時候，有些人一如既往，隻是滿足於過去的功勞，顯然是不求進取的表現。魏征不願看《七德舞》，實際上是反對居功自傲滿足現狀”。由此可見，這不是個人欣賞樂舞的觀點問題，而是有無遠大政治眼光的問題。

　　反之，魏征為什麽喜愛《九功舞》呢？《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舊唐書·音樂誌二》載：“《慶善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生於武功之慶善宮，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樂也。”貞觀六年（632），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觸景生情，遂賞賜閭裏，創造了《功成慶善樂》。從此以後，“以《破陣》為武舞，謂之《七德》；《慶善》為文舞，謂之《九功》”。這就是說，《破陣樂》象征著唐太宗創建國家的武功，《慶善樂》象征著唐太宗使天下安樂的文治。魏征喜愛《慶善樂》，實際上是向君臣們表示，大家都應明確自己的曆史使命，必須為建成太平盛世貢獻力量。事實證明，這決非純邏輯的推理，唐太宗與魏征希望建成太平盛世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貞觀元年（627），唐太宗就“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貞觀元年七月）。在他走過了一段艱難的治國之道以後，他深深感到治理國家比創建國家更為困難。貞觀十年（636），他征求侍臣們的意見道：“帝王之世，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回答說：“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征則持相反意見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誌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麵對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唐太宗胸有成竹地說：“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嚐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最後他肯定說：“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貞觀政要》卷一《君道》）所謂“守成”，就是治理國家。既然創建國家已成為過去，治理國家是當務之急，太宗又明確表示“當思與公等慎之”，可見，他要與臣僚們共同努力，治理國家。這與魏征的“偃武修文”思想完全一致。唐太宗非常重視魏征的意見，又把魏征當做一麵鏡子，關鍵就在於他們二人對國家大計有共同的認識。

　　顯而易見，魏征不願看《七德舞》而讚揚《九功舞》，並不是他個人興趣的好惡，而是他反對滿足過去，安於現狀；同時提倡要積極進取，創建太平盛世。正因為在這方麵魏征與唐太宗誌同道合，所以說，魏征對“貞觀之治”的形成是有重要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