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十二章 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

　　東晉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的書法，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有唐一代，特別是唐初，人們對王羲之書法的崇拜更是無以複加。許多大書法家，都是從學習王羲之書法開始起步的。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鹹以為楷模焉”。（《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歐陽詢傳》）虞世南因為學習王羲之書法，“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舊唐書》卷七十二《虞世南傳》）魏征說：“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體”。（《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由於褚遂良熟悉王羲之書法，所以，能準確地辨別混入王羲之遺作中的偽品。後來，文宗時的柳公權，也是“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唐會要》卷三十五《書法》）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做皇帝以前，主要是戎馬生涯；做了皇帝後，他深感治國之道的重要，所以，命魏征等人編撰《群書治要》，以便他通過讀書從曆史上尋找治理國家的借鑒。他讀了《群書治要》以後說：“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大唐新語》卷九《著述》）可見他在戎馬生涯後是迫切需要學習文化的。

　　唐太宗在熱心讀書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學習書法。貞觀十四年（640），他曾對朝臣說：“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異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專精耳。”這就是說，正當他大力為創建唐朝而努力奮鬥的時候，書法隻是“小道”，也非“急務”，故而他僅是“時或留心”。他認為，不管什麽業務，沒有學而不成的。隻要專心致之，必然有所收獲。學習書法，也是如此。他說：“我今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唐會要》卷三十五《書法》）既然他認為學習書法主要是學習書法家的功力所在，而不是僅學習其外形，可見他已經掌握了學習書法的要領。正因為他掌握了學習書法的要領，所以，唐太宗也成了唐初的書法家。

　　唐太宗在學習書法的過程中，也和唐初其他書法家一樣，非常重視王羲之的書法。

　　購求王羲之書跡

　　唐太宗下令搜集散失在民間的王羲之書跡，許多人抱著各種目的，競相把自己所藏古書跡進獻朝廷。其中有真有假，難以識別。幸好被太宗命為侍書的褚遂良在這方麵造詣頗深，“備論所出，一無舛誤”。（《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

　　太宗大力購求王羲之書跡的結果，共得“人間真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十紙，裝為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太平廣記》卷二九《褚遂良》）在這次購求中，還有王羲之的後代進獻了不少王羲之的真跡。武則天執政時，曾向王羲之的後代、鳳閣侍郎王方慶索要王羲之的遺作，王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進之。”看來，唐太宗購王羲之的遺作是很多的。由於王羲之的大量遺作被太宗購求，所以，到武則天向王方慶索取時，王方慶說：“惟有一卷見今在”。除此而外，“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實、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這就是說，到武則天時，再搜集王羲之的遺作已經非常困難了。也可以說，王羲之的遺作在唐太宗時都集中在皇室了。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初，貞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真跡。人間古本畢集。”（《唐會要》卷三十五《書法》）到開元年間，王羲之真跡還有130卷。由此可見，唐太宗是酷愛王羲之書法的。

　　唐太宗對《蘭亭序》的追求，更是非同一般。所謂《蘭亭序》，是指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與友人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誌同道合者，宴集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山陰之蘭亭，王羲之作序，以表示其共同心情。王羲之作該序，用的是蠶繭紙、鼠須筆，在全文324字中有重文者，字體不同，後世又稱《蘭亭帖》。在隋以前，《蘭亭序》還沒有被人視為稀世珍寶，到了唐初，由於唐太宗的特別重視，大加推崇，更有書法家虞世南、褚遂良的備加讚頌，《蘭亭序》就身價百倍，成為名副其實的絕無僅有之物了。

　　唐太宗是怎樣追求《蘭亭序》的呢？

　　東晉以後，《蘭亭序》為王羲之七世孫僧智永所存，智永臨終前又交付其弟子辯才收藏。唐太宗在購求王羲之遺作時，知道了《蘭亭序》的下落，但辯才矢口否認《蘭亭序》在他手中，他隻是說其師在世時他見過此物，其師去世後不知失落何處。為此，唐太宗征求左仆射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建議道：監察禦史蕭翼，是梁元帝之曾孫，他智慧超人，可遣他出使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智取《蘭亭序》。唐太宗召見蕭翼，麵授其使命。蕭翼領受任務，脫去官服，帶了幾件王羲之的真跡，以書生身份前往越州。

　　蕭翼於一天傍晚到了辯才所在寺院，見了辯才，自稱是北方人，來此是為了銷售蠶種。二人首先共談文史，甚為投機。接著，蕭翼常來寺內與辯才共同下棋、賦詩、彈琴，友誼日益深厚。後來，他們又談到書法，蕭翼說，他保存有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楷書。第二天，辯才見到了蕭翼帶來的二王遺作，才說王羲之的佳作《蘭亭序》在他手中。蕭翼笑道：“數經亂離，真的《蘭亭序》早不知去向了，你手中的必是仿製的偽品。”辯才自認為他可使蕭翼大吃一驚，遂從屋梁上取出珍藏的《蘭亭序》，要蕭翼觀看。蕭翼故意吹毛求疵地說是仿製品，二人各持己見，當然不能達成共識。

　　自此以後，辯才不再把《蘭亭序》藏於梁上，而是把它和蕭翼帶來的二王真跡都放在幾案上。80多歲的辯才，每天都要臨學數遍。

　　由於蕭翼常常出入該寺，寺中的其他僧人也都不把蕭翼視為外人，不加任何猜疑。有一天，辯才外出，蕭翼單獨前往辯才住處，對一個小和尚說，他是來取回遺在這裏的物件。小和尚遂為其開門，蕭翼順手拿起幾案上的《蘭亭序》和自己從長安帶來的二王真跡，揚長而去。蕭翼到永安驛，說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當地都督齊善行派人找來辯才。蕭翼向辯才表示，自己是監察禦史，奉皇帝之命來取《蘭亭序》，現已完成任務，特以當麵告別，回京複命。辯才如雷擊頂，昏倒在地，久而複蘇，但也無可奈何。太宗得了《蘭亭序》，喜悅異常，對蕭翼加官晉級，獎勵豐厚。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說是隋末《蘭亭序》流失在廣州（今廣東廣州）一僧人手中。該僧自稱有三寶，《蘭亭序》是其中之一。太宗聞知後，派人以欺騙的手段而得。

　　不管哪一種說法確切，都說明唐太宗對《蘭亭序》的追求達到了如饑似渴的程度，對王羲之的崇拜也堪稱無與倫比了。

　　唐太宗得到《蘭亭序》後，將其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在他臨終時，又要求其子李治（高宗）允許《蘭亭序》隨他而去，李治當然遵命照辦，把《蘭亭序》當做殉葬品藏於昭陵。由此可見，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是無可比擬的書法家。

　　為《王羲之傳》寫《論》

　　貞觀年間修撰的《晉書》，成書於房玄齡、褚遂良、令狐德等眾人之手。唐太宗雖未參加修撰，但由於他為其中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各寫了一篇《論》，故而《晉書》又題“禦撰”。《晉書》130卷，紀、傳很多，唐太宗僅為其中四篇紀、傳寫《論》，決不是隨心所欲，而是有其用意的。

　　為《宣帝紀》、《武帝紀》寫《論》，是因為西晉統一了三國的分裂局麵，但西晉又是短命的王朝，僅僅30多年就又出現了戰亂，繼而形成南北對立的局麵。唐太宗是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他非常重視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所以，他為宣帝、武帝兩《紀》寫《論》，實際上是從司馬懿、司馬炎建立晉朝，統一全國，西晉又很快滅亡的經驗教訓中尋找治理國家的借鑒。為《陸機傳》寫《論》，是因為陸機的文學成就卓著。為《王羲之傳》寫《論》，是因為唐太宗崇拜王羲之的書法。

　　在《王羲之傳》的《論》中，唐太宗對以前的著名書法家都有評論。在他看來，“逮乎鍾王（指鍾繇，王獻之）以降，略可言焉。”可見他認為三國以前是無書法家可言的。他說：三國時的鍾繇，“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因為“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製，語其大量，以此為瑕”。至於王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梁朝的蕭子雲，雖然“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還有東晉的王等人，“皆譽過其實”。也就是說，以上諸位書法家都是名實不符的。

　　唐太宗認為，最值得推崇的是王羲之的書法。他說：“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其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乎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論》）這就是說，王羲之是前所未有的大書法家，他的書法達到了“盡善盡美”的高度，不管怎樣欣賞都不會厭倦，不管怎樣看也難認清其妙處，值得羨慕學習的僅此一人，其他都是不入流者，何必談起呢！不難看出，在唐太宗的心目中，王羲之是一個十全十美、不可逾越的書法家。

　　以王羲之女字為臨川郡公主字

　　唐太宗對王羲之的無限崇敬表現在各個方麵。王羲之的女兒字孟薑，他就以孟薑為自己第十二女的字。這又是崇敬王羲之的一個方麵。

　　1972年春，在陝西禮泉出土的《大唐故臨川郡長公主墓誌銘並序》中，詳細地記載了這件事情：“公主諱，字孟薑，高祖神堯皇帝之孫，太宗文武聖皇帝之女，今上（高宗）第十一姊，母曰韋貴妃……貞觀初，聖皇避暑甘泉，公主隨傅京邑，載懷溫情，有切晨昏，乃自 表起居，兼手繕寫。”太宗看了，欣喜萬分，遂對長孫無忌道：“朕女年少，未多習學，詞跡如此，足以 人。朕聞王羲之女字孟薑，頗工書藝，慕之為字，庶可齊。因字曰孟薑，大加恩賞。仍令宮官善書者侍書，兼遣女師侍讀。”

　　王羲之的女兒字孟薑，“頗工書藝”，唐太宗也很想使自己的女兒在書法方麵有所成就，故而就使自己的第十二女也以孟薑為字。太宗這樣做，並非主觀的夢想，而是有一定的根據。《新唐書》卷八十三《臨川公主傳》說：“主工籀隸，能屬文。”這和其《墓誌銘》中所載，她可“自 表起居，兼手繕寫”，而且受到太宗與長孫無忌的重視，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是說，唐太宗認為其第十二女在書法上有發展前途，才使她以孟薑為字的。這件事情說明，在唐太宗看來，王羲之書法不僅是他學習的楷模，而且也是下一代繼續學習的典範。

　　重視整理王羲之遺作

　　唐太宗對王羲之的崇敬，是在他學習王羲之書法的過程中日益加深的。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日益提高了他對王羲之書法價值的認識，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書法水平，從而使他也成為著稱於時的書法家。

　　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寫草書於屏風，由於“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太平廣記》卷二八《唐太宗》）當然受到群臣的稱道。後來，由於“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嚐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他“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群臣都想爭取到手，散騎常侍劉洎登禦座搶到手中。未取得飛白字的眾臣當然不滿，遂向太宗奏曰：“洎登禦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道：“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舊唐書》卷七十四《劉洎傳》）不了了之。

　　貞觀十八年（644）五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各賜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唐會要》卷三十五《書法》）。

　　既然唐太宗的草書“為一時之絕”，他的飛白字“筆勢驚絕”，又被眾臣視為難以到手的珍品，當然可以說，唐太宗不僅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麵成績卓著，而且在書法方麵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

　　因為唐太宗酷愛書法，特別是對王羲之的書法，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他不僅千方百計地購求王羲之的遺作，同時，還提倡學習書法，形成風氣。例如，他“初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為學生，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間有善書，追徵入官，十數年間，海內從風”。為了促使學習書法的風氣盛行，他還對搜集到的王羲之等人遺作進行了整理。

　　開元十六年（728）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旭等古跡，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榻四本進內，分賜諸王”。這些古籍，都是貞觀年間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章跡，又令遂良真書小字貼紙，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增、朱異等，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名記”。（《唐會要》卷三十五《書法》）非常明顯，開元年間保存的二王真跡等書法珍品，都是在貞觀年間經過鑒別、編排，整理過的。由此可見，王羲之的書法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唐太宗對其遺作的整理、保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這些情況，說明在唐太宗的心目中，王羲之不僅是前所未有的書法家，也是應該名垂青史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