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八章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一個和諧的家庭——讀韋仁約夫婦《墓誌銘》（一）

　　隨著改革開放的氛圍日益發展，史學研究的領域也逐漸寬廣，很多過去未曾涉及的問題，現在都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無疑，這是一種可喜現象。麵對這種形勢，筆者也受到啟發，在讀了一些《墓誌銘》以後，深感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問題，也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的韋仁約夫婦及其三子一家為例，說明一個家庭的社會作用與影響。

　　忠君廉吏韋仁約

　　韋仁約，字思謙，因武則天父名武士，約與的音類同，故而時人多諱其名而稱其字。《舊唐書·韋思謙傳》載，他是鄭州陽武（今河南原陽）人，“其先自京兆南徙，家於襄陽。”但《韋仁約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二輯三秦出版社版。則記載他是“京兆杜陵（在今陝西長安縣）人也”。不同的記載，事出有因。其祖父韋瑗，曾為隋朝的陽武縣令，很可能是這時舉家遷往陽武，故而又被視為陽武人了。史載他“更徙為鄭州陽武人”《新唐書》卷一一六《韋思謙傳》。應在此時。陽武，隋時屬於滎陽郡，唐初屬於鄭州，《舊唐書·韋思謙傳》既載他是鄭州陽武人，當然應理解為唐初他還家住陽武了。

　　據其《墓誌銘》載，韋仁約的曾祖韋量，曾為“梁中書黃門侍郎、司農卿、汝南縣開國子”。其祖韋瑗，曾為“隋光州定城、廬州慎縣、絳州高梁、滎陽郡陽武四縣令”。其父韋德倫，曾為唐瀛州任丘縣令。看來，韋仁約出身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

　　韋仁約是個孝子，八歲時母親去世，除了悲痛萬分以外，他不食美味，“以終喪製”，對其父，是“竭人子之禮。服勤夙夜，奮盡劬勞。動靜小有不安，必通夕不寐，衣不解帶，以至疾瘳”。

　　後來，他的繼母去世。當時他正在清水（今甘肅清水）縣令任上，遂立即去職，為繼母服喪。不難看出，韋仁約視繼母同於生母，對父母都是極盡孝道的。

　　按照韋仁約於永昌元年（689）去世《韋仁約墓誌銘》以下引文不注出處者均見於此。享年七十九歲推算，他應是生於大業七年（611）。從隋末到唐初，正是他開始讀書的啟蒙時代。從全國看來，正是戰亂時代。由於戰亂，他“躬勤稼穡，取備甘鮮。常夜讀書，無有燈燭。拾薪為燎，披閱終宵。研思典，遂成器業。”這就是說，他克服了戰亂帶來的各種困難，勤奮地學習，終於取得了很大成就。成年以後，通過進士考試走上仕途，成為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縣尉。

　　在昌平期間，他頗受幽州長史杜楚克的賞識，杜楚克認為他有“廊廟（朝廷）材，必當坐致台輔（宰相）”。故而很快又成為安州應城（今湖北應城）縣令。由於他“為政清簡，風化大行”。影響日益擴大，於是受到吏部尚書高季輔的注意。

　　高季輔在貞觀初年為監察禦史，“多所彈糾，不避權要。”他的用人主張，是“仍須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樸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後來，先後又為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凡所銓敲，時稱允當”《舊唐書》卷七十八《高季輔傳》。當他知道韋仁約的為官政績後說：“自居銓藻，今始得此一人。”於是，“乃奏授監察禦史”。這樣一來，韋仁約的名聲就更大了。由於他盡職盡責，重視自己的任務，所以他說：“禦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嶽，震州縣，誠曠職耳。”《舊唐書》卷八十八《韋思謙傳》。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忠於職守，認真負責的官員。也沒有出杜楚克所料，武則天時他又遷鳳閣鸞台三品（宰相），名副其實地成為朝廷重要角色了。

　　永徽元年（650），“中書令褚遂良抑賈中書譯語人地。”譯語，就是翻譯。因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設有譯語。褚遂良賤譯語人地，身為監察禦史的韋仁約劾奏其有罪。“大理少卿張冊以為準估無罪”。韋仁約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準估為定！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永徽元年十月。結果，褚遂良被降為同州刺史。

　　劾奏褚遂良，非同小可。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臨終時，曾將輔佐高宗的後事托付於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太宗對他們說：“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托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褚遂良被視為顧命大臣。韋仁約不怕觸犯聖顏，敢於劾奏皇帝的“忠烈”大臣，真可謂冒死直諫，高度忠君。正因為如此，“自是朝廷震悚，鹹懼府君（韋仁約）之剛直焉”。

　　永徽三年（652）正月，褚遂良又從同州刺史晉升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韋仁約遭到報複，被出為清水（今甘肅清水）縣令。有人對他慰勉，他理直氣壯地說：“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舊唐書》卷八十八《韋思謙傳》。非常明顯，他絲毫不為遭到褚遂良的報複而灰心，仍然要不畏權貴，堅持“明目張膽以報國恩”，不做碌碌無為的保妻子者。事實證明，韋仁約仍然我行我素，根本不改變自己的態度。

　　永淳（682）年初，韋仁約為尚書左丞、禦史大夫。當時，武候將軍田仁會因與侍禦史張仁關係失常而對其誣奏。“高宗臨軒問仁，仁惶懼，應對失次”。韋仁約憤憤不平，立即進奏道：“臣與仁連曹，頗知事由。仁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韋仁約“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唐語林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24—225頁。這充分說明，韋仁約反對假公濟私，主持正義。

　　還有一個事例，“仁約在憲司（禦史），於王公卿相未嚐行拜禮，人或勸之”，韋仁約很不以為然地說：“鶚鷹，豈眾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顯而易見，韋仁約這種剛直不阿的精神，主張禦史獨立行事的觀點，都是難能可貴的。後來他又為左丞，負責監察戶、吏、禮三部的官員，他向高宗提出了選官寧缺勿濫的原則。他說：“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盡命之秋。”《大唐新語》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9頁。選官擇人，是鞏固高宗政權的重要手段；寧缺勿濫的原則，必然使選官擇人的後果發揮有效作用。也可以說，韋仁約是為高宗地位的鞏固盡心竭力。

　　由於韋仁約對高宗盡心竭力，所以，高宗對他有很高的評價。高宗對他有敕道：“卿正直人，性無邪僻，久從驅策，每效忠勤。尚書左丞，天下管轄。故授卿此職，宜勉副朕心。在職數年，多所厘正，綱紀眾務，章程具舉。積年疑滯，一覽必申，會府肅然，奸吏無所措其手足矣。”另外，他又“常奉別敕，於朝堂理冤屈，天下士庶為府君（韋仁約）所決遣者，曲直鹹得其理，人皆愜伏，退無後言。”顯而易見，高宗對他為人正直，忠勤其職，非常滿意，大加讚賞。朝廷官員因他處理問題公正也毫無怨言。不久，他又遷禦史大夫，“朝野嚴肅，風俗澄清。權門屏氣，貴戚斂手”。看來，韋仁約居官清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韋仁約不僅受到高宗的賞識，在武則天執政後，他也頗受重用。武則天先授他宗正卿，繼而又授他右肅政禦史大夫同鳳閣鸞台三品、兼知左台事。同鳳閣鸞台三品即宰相，右肅政即右禦史，左台即左禦史台，這都是武則天時期的官名。不難看出，武則天執政時，韋仁約官居宰相，兼左右禦史，又被封為博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真可謂顯赫一時了。

　　韋仁約的晚年，威望很高，被視為是“國之忠賢，時望攸屬”。在這時候，他要求退休，兩次請求，才得到武則天的允可。在其死後，《墓誌銘》的撰者對其有很高的評價。他嚴格遵守封建製度，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其《墓誌銘》：“府君（韋仁約）自少及長，每以貞正自居，非法不言，非禮勿動。造次顛沛，容止不虧，懍懍然有不可犯之色。”這就是說，他是一個正人君子，無可非議。

　　在處理問題時，他總是明辨是非，分清善惡。“見善者必欲朝暮達之，見惡者不能晷刻容之。至於麵折庭爭，論列臧否，雖雷霆奮發，而詞色不撓”。他還公私分明，不思私利。“所存惟在公務，所念不及私門。夙夜匪懈，待漏而趨天闕；退食自公，侵星而歸裏巷。行往之路，必由於一途；進止之儀，不失於常所。親朋莫能枉其駕，賓客不敢詣其門。”在生活方麵，他嚴格要求自己，沒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耳不聽絲管，手不執珠玉。寢處無帷屏之飾，左右無仆妾之侍。自懸車告老，高謝時人，端居一室，寄想千載”。在當時，這種居高官而不貪圖享受者，確是鳳毛麟角。

　　總而言之，韋仁約是孝子、忠臣。他是忠臣，有其自己的特點。這就是他並不盲目服從，愚忠於君；而是秉公辦事，不徇私情，有權而不謀私利。換言之，他嚴格遵守法製，利用法製的作用達到鞏固高宗政權的目的。這樣的忠臣，既為皇帝所器重，也為世人所矚目，在清官廉吏的美名下，不知不覺地發揮了穩定封建秩序的作用。

　　賢惠的夫人王婉

　　韋仁約先後兩次娶妻，前妻崔氏，去世較早，其事跡不詳。繼室王婉，晚於韋仁約七年於萬歲通天元年（696）去世，享年七十一歲。據其《墓誌銘》所載，她孝敬公婆，為丈夫分憂，善盡繼母之道，妥理死後之事，真可謂一賢惠夫人。

　　王婉，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其曾祖王緝，南齊著作郎，北齊徐州大中正、太常卿、冀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其祖王令思，隋梁郡圉城縣令、呂亳二州別駕。其父王元慎，唐複州司戶參軍、亳州堂邑縣令。看來，王婉出身於世代為官的高門著姓。其曾祖既為徐州大中正，必然是世家大族。因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韋仁約是關中世家大族之後，王婉是山東名門大家之後。看來，他們的婚姻是門當戶對，均非寒門出身。

　　王婉“年在髫（幼童），特為伯父越州長史元楷、叔父吏部郎中元壽所愛重”。他們常對親戚道：“此女年雖幼稚，質性頗殊，光吾族者必此女也。”《王婉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二輯，以下不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於此。由此看來王婉在幼年就有與眾不同的表現。

　　後來，她成為韋仁約的繼室。對於韋仁約的父母，她都極盡兒媳之道。其《墓誌銘》載：“奉事先舅任丘府君（韋仁約父韋德倫）、先姑隴西李夫人（韋仁約繼母），躬勤紡績，以申孝養。紉佩管，每候晨而夙興；整袂端襟，常分宵而假寐。炎曦夏灼，不以隆暑懈其容；飛霰冬嚴，不以祁寒怠其事。”這就是說，她對於公公婆婆（盡管是繼母），一絲不苟的孝敬如親；不管是盛夏，還是嚴冬，她都始終如一。這樣，視丈夫的父母如自己的父母，必然促使夫妻相愛，家庭和睦。當然，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特別是夫妻相愛，還有更直接的原因。

　　王婉對丈夫的愛是極其真誠的。當韋仁約還是官小職微、地位不高的時候，“廩俸所資，才充饋養；妻孥所給，不贍寒溫。夫人疏菲自甘，浣濯為服。執爨卑役，不推仆禦；捧箕末任，必也躬親。朝夕艱勤，曾無慍色。尊情鑒察，嚐歎特深。嚴始敬終，廿餘載”。在封建社會裏，丈夫養活家人，是責無旁貸的。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實際上這是說，巧媳婦也隻能是把丈夫掙回來的米做成飯，而沒有去掙錢買米的責任。當韋仁約俸祿很低、難以養家糊口的時候，王婉沒有埋怨丈夫無能，而是盡力勤儉持家，節衣縮食，事必躬親，辛勞萬分，一直堅持廿餘年。

　　後來，韋仁約做了宰相。妻隨夫貴，王婉也因此而受封：“初拜琅邪縣君，尋加授郡君。”雖然地位不同了，但她並沒有忘乎所以，仍然堅持樸素的生活作風。其《墓誌銘》雲：“雖翟增暉，而荊蓍在念。簟之具，去其重複；衾幬之飾，絕於新麗。或經數稔而不製一衣，但補緝陳舊，取蔽風霜而已。”不難看出，宰相夫人沒有任何虛榮奢侈的表現。這種貴而不驕、富而不華的作風，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影響。

　　其《墓誌銘》：王婉“體柔順而濟之剛烈，執堅貞而適於通變。常讀禮，至內則篇，必再三返覆。閨庭政令，率而行之。由是四海諸姬，九族群媛，瞻望儀範，用成楷模。若眾川之長大溟，猶烈宿之宗明月。”既然王婉被視為當時婦女的楷模，無疑他是眾望所歸、令人敬仰的人物。一個家庭有這樣的女主人，必然是家庭和諧的支柱。

　　王婉既是韋仁約的繼室，在怎樣對待韋仁約前妻所生子的問題上，繼母也是難以處理的。但王婉對這一問題的處理頗為有識。韋仁約前妻所生子名韋承慶，十歲便為王婉所養，她像對待自己親生子一樣：“撫存訓獎，慈愛兼隆。學宦婚娶，並夫人所成立。”《韋承慶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三輯。也載，在其繼母去世後，因“生盡其養，孝德攸聞；沒致其哀，孺慕過禮”。這又說明，韋承慶是以孝敬報答繼母養育之恩的。

　　王婉有兩個親生兒子，一個名韋嗣立，一個名韋淑。但兩《唐書》《韋思謙傳》中卻說韋仁約有二子，即承慶、嗣立，沒有提到淑。這很可能是韋淑早年去世，沒有什麽事跡可言，決不會沒有此人。否則，《韋仁約墓誌銘》中不會有“孤子承慶、嗣立、淑等”的記載，《王婉墓誌銘》也不會有“常謂所生子嗣立、淑等曰”的記載。王婉為了處理好親生子和韋仁約前妻所生子的關係，她特以告誡嗣立和淑道：“時俗夫人罕有明識，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己、伯奇即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誡，亦爾輩所明知。昆季友於，骨肉深至。既稱同氣，何限異生。宜識我心，倍加敦睦。幼事長以敬，長撫幼以仁。使外無閑言，則吾無憂矣。”在這裏，王婉首先表示，她決不做憎嫌前妻之子的“時俗夫人”，她要使前妻子和親生子長撫幼，幼敬長，兄弟和睦。這又是家庭和諧的重要一麵。事實證明，在她的思想指導下，加深了家庭和諧的氛圍。所謂“諸子恭承訓誡，奉以周旋。共被同蔬，怡怡如也”。正是她促使諸子兄弟和睦的良好效果。

　　王婉為了像生母一樣養育承慶，對承慶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有時也要責打。但是，“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由此可見，承慶和嗣立之間的兄弟情誼是非常深厚的。後來，“承慶任鳳閣舍人，夫人蒙拜琅邪郡太君，從子之命也”。過去，王婉曾因丈夫為宰相而被封為琅邪縣君以至郡君，後來又因承慶任鳳閣舍人而被封琅邪郡太君，可見她在家庭中的賢妻、慈母地位是相當穩固的。實際上這也是家庭和諧的穩定因素。

　　更值得稱道的，是王婉對死後是否與丈夫合葬的安排。韋仁約死後，其前妻崔氏沒有與其合葬，而是把崔氏遺骨遷於韋仁約墓旁安葬。這樣一來，就必然出現王婉死後是否與韋仁約合葬的問題。在其晚年，也確有人與她談及此事。為此，她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她說：“生者必死，人之大端。葬之言藏，禮有恒製。魂而有識，何往不同。如或無知，合之何益。況合葬非古，前聖格言。先嬪已創別墳，吾複安可同穴。若餘生就畢，啟乎歸全。但於歸塋，因地之便。別開幽室，以殘骸。親屬子孫，勿違吾意。”這段遺言，有兩點積極意義，其一，是她不相信人死後還有靈魂，所以她認為合葬沒有實際意義，當時，具有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是難能可貴的；其二，她決不特殊於崔氏，既然崔氏葬於丈夫墓旁，她也不願例外。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她生前已經知道自己不僅不能與崔氏並列，而且還可能葬於崔氏之下。因為“但域內先有二墳，左右更無餘地。”“先有二墳”，自然是韋仁約與崔氏；“左右更無餘地”，就是沒有安葬王婉的地方了。這是她在世時親眼看到的，但她不考慮後果，堅持不必合葬，事實上她也確實葬在了韋仁約墓下之旁穴。由此可見，王婉確是循規蹈矩，嚴格遵守封建禮製的夫人。

　　忠孝憂國的兄弟韋承慶韋嗣立

　　韋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太子李賢被廢後，他被出為烏程（今浙江湖州）縣令。後來，又曆任鳳閣舍人、沂州（治所在今山東臨沂）刺史、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虢州（治所在今河南靈寶）刺史，最後直至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宰相），還兼修國史。

　　韋承慶才能出眾，頗有文字功夫，他撰寫文章迅速而有文采，“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嚐起草。”武則天退位，中宗複立後，因韋承慶和張易之、張昌宗有關，曾被下獄，後又遭貶。正當韋承慶待罪聽候處理時，中宗欲草赦書，“眾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鹹歎服之”。後來，又參加修撰《則天實錄》及《則天皇後紀聖文》，受到中宗的稱讚和獎勵。

　　韋承慶在為太子司議郎時，他看到太子李賢“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故而向李賢有過積極的建議。在他看來，太子應當首先重視君和民的關係。他說：“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他引用孔子語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根據這個道理，他指出當時的問題相當嚴重。他說：“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踴，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惟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他還明確說：天皇（唐高宗）、太子能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也是“百姓之力也”。其次，他還指出，當時不必要的建造太多，聲色活動太多，容易被一些阿諛奉承之徒利用等等。因此，他建議：“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為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為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舊唐書》卷八十八《韋承慶傳》。這種憂國忠君的思想，自然能夠得到高宗和武則天的賞識。

　　總而言之，韋承慶的所作所為，在當時有較大的社會影響。有人對他評價道：“公行歸忠厚，誌尚衝和。含禮讓以為心，踐仁恕而成德。若乃事親竭力，親戚稱其孝也；憂國忘身，紳稱其忠也；敦睦兄弟，閨庭稱其義也；敬愛朋執，鄉黨稱其仁也。”《韋承慶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三輯。按照當時的道德標準，孝、忠、仁、義，他都完全具備了。

　　韋嗣立，字延構，是韋承慶的異母弟，為王婉所生。他通過進士考試走上政治舞台，初為雙流（今四川雙流）縣令，後為萊蕪（今山東萊蕪東北）縣令。在其兄韋承慶為鳳閣舍人時，曾因病去職。武則天召韋嗣立道：“卿父往日嚐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當天，韋嗣立即為鳳閣舍人。後來，官至宰相。

　　在武則天為帝時，韋嗣立針對當時“學校頹廢”，用人不當，“刑罰濫酷”等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國家自永淳（682）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幸升班；寒族常流，複因淩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他還直截了當地指出，武則天重用的酷吏來俊臣是“讒邪凶黨”，他“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誌，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托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他還指出了酷吏濫用刑罰的嚴重後果。他說：為了消除反武勢力，“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當然，他還不敢直接指責武則天，而是認為錯誤之舉，“元非陛下之意，鹹是虐吏之辜。”在武則天糾正了一些錯誤之後，他就讚頌道：“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這樣把罪過歸於酷吏、把功勞歸於武則天的手法，顯然還是為了忠君。不過，敢於指出當時存在的重要問題，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家眼光。

　　當時，重視京官，輕視地方官的問題相當嚴重。所以，很多人隻願在長安做官，不想到各地去為刺史、縣令。針對這一問題，武則天專門召集宰相進行議論。李嶠、唐休等奏道：“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台、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資治通鑒》卷二〇七，長安四年三月。這種出京官為外職的想法，在得到武則天的讚同後，韋嗣立首先響應。他說：“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台，庶當盡節，倘垂采錄，臣願此行。”《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於是，武則天命韋嗣立、禦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兼任州刺史。韋嗣立為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刺史。後來，由於他的職務不斷變動，先後為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北）刺史、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東）刺史、根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刺史等，未能有顯著政績，但他能夠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重視地方官的作用，也必然產生積極的影響。

　　景龍三年（709），韋嗣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這時中宗已經複位。他針對中宗崇尚佛教、食封之家太多、濫官充溢等現象，提出了批評和建議。他指出崇尚佛教的害處道：“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心，豈雕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這是從崇尚佛教所導致的經濟浪費說明崇佛有害於國。

　　關於食封之家大量增加的問題，他說：“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戶部。雲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逾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製國之方，豈謂為得！”這就是說，食封之家，自征自用，嚴重影響了國家的收入。於是，他建議：“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於事為愈。”也就是政府統一向封戶征收租賦，食封之家再向國庫領取應得部分。這樣一來，就使食封之家的所得有了一定的限製。

　　關於濫官充溢的問題，他除了指出應重視地方官的選拔與任用外，還批評了“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資治通鑒》卷二〇九，景龍三年三月。等不正常的現象。

　　韋嗣立的批評和建議，正是要清除危害國家的弊端，加強皇帝的地位，但中宗卻置若罔聞，不加理睬。

　　韋承慶、韋嗣立兄弟，都很有文才，也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能力，故而都得到了武則天的重用。在政治舞台上，他們開創了兄弟互相代替的先例。“長壽（692）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703），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為比。”《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這些情況，都說明他們兄弟之間，長幼有序，關係融洽。這又是家庭和諧的重要一麵。

　　韋仁約一家評說

　　唐朝前期，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處於盛世的時代。韋仁約一家，正是這個封建盛世的一個典型細胞。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這種儒家思想，貫徹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終。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韋仁約一家，都注意修身，使其和諧的家庭成為“國之本”。因此，可以這樣說，韋仁約一家在鞏固唐朝政權、穩定社會秩序方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下從不同方麵說明這個問題。

　　一孝弟是家庭和諧的關鍵。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論語》中有104個仁字，可見仁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仁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含義，如果把仁和孝弟聯係起來，孝弟就是仁的基礎。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這就是說，孝弟是做人的基本準則。

　　韋仁約一家在這方麵是無可非議的。韋仁約對其父母“竭人子之禮”《韋仁約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二輯。韋承慶“事親竭力，親戚稱其孝也”《韋承慶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三輯。韋嗣立也被其父稱為忠孝之子，死後又被諡曰孝。韋仁約、韋承慶父子都有繼母，他們對繼母如同生母。王婉對公婆也極盡孝道。由此可見，韋仁約一家在孝的方麵是無可挑剔的。

　　至於弟，韋嗣立也頗有美名。在其母責罰韋承慶時，他主動請求代其兄受過。武則天視其兄弟同樣忠孝，故而使其兄弟互相代替所任官職。這說明他們兄弟之間情意深厚，確有手足之情。正因為如此，在韋嗣立死後，中書門下奏曰：“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

　　一個家庭中，晚輩孝敬長輩，弟弟尊敬兄長，各個成員之間，自然關係和諧。反之，如果父子關係失常，婆媳之間矛盾重重，兄弟之間常有衝突，家庭關係必然陷入緊張狀態。宋人範祖禹說：“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唐鑒》二《高祖下》。這是範祖禹批評李世民殺兄奪嫡的言論。如果一個家庭“為子不孝，為弟不弟”，自然也是與當時的“天理”、“人倫”背道而馳。這樣的家庭，也可說是“不若亡（無）之愈也。”由此可見，孝弟對家庭和諧具有關鍵作用。韋仁約夫妻、父子的孝弟言行，直接促成了家庭的和諧。

　　二忠是官僚家庭凝聚力的所在。在封建社會裏，忠君是一切官吏的共同信念。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君、臣臣”是什麽意思？孔子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這就是說，臣忠君和子孝父一樣，都是天經地義的。

　　在古代社會裏，君主雖然至高無上，但他必須依靠層層官吏作為他的耳目爪牙，離開各級官吏的支持，皇帝是不能獨立存在的。這一點明智的皇帝都是非常清楚的。唐太宗說：“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貞觀政要》卷一《政體》。又說：“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係，尤須得人。”《貞觀政要》卷三《擇官》。非常明顯，治國有成的唐太宗，把各級官吏當做國家的“治亂所係”者。這說明君主是依賴各級官吏的支持而維持其統治地位的。

　　反之，各級官吏又是依賴君主的信任和使用得到官爵或升遷的。這樣一來，各級官吏都必須以忠君思想指導自己的言行。忠君，不僅是一種道德規範，也是一種法律概念。《唐律》規定的十惡之首就是“謀反”。所謂“謀反”，就是“為子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將起逆心，規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謀反’。”《唐律疏議》中華書局版第6—7頁。由此可見，忠君是絕對不容置疑的。

　　一個官僚家庭，如果父忠君，子謀反，或者弟忠君，兄謀反，絕對不可能是和諧的家庭。也就是說，一個官僚之家，必須在忠君方麵態度一致。在這個問題上，韋仁約一家頗可稱道。韋仁約堅決維護封建法製，通過強化國家機器鞏固君主的地位，從而取得了高宗、武則天的信任和重用。韋承慶對太子李賢的建議，被視為是“憂國忘身”。韋嗣立針對武則天重用酷吏所導致的不良後果，中宗崇尚佛教、濫官充溢等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都是為了加強皇權。不言而喻，韋仁約父子正是在忠君這一點上不約而同的。換言之，忠君是韋仁約這個官僚家庭的凝聚力所在。父子三人先後為相，正是這種凝聚力發揮了作用。古代史家對他們有很高的評價：“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遙（被封逍遙公）。無忝父風，寧慚祖德，諡溫諡孝，何愧易名？”《舊唐書》卷八十八《史臣曰》。不難看出，父子三人的政績，正是其忠君的表現。

　　三賢妻是家庭和諧的核心。西漢以後，“三綱”的理論逐步形成，“夫為妻綱”，決定了妻子必須服從丈夫的地位。丈夫應當孝敬父母，妻子理應孝敬公婆。丈夫需要後代，妻子就應生兒育女。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離婁上》。“無後為大”的意思，就是不娶妻生子，絕先人之後，是最大的不孝。由此可見，妻子生子是極其重要的任務。《唐律》中規定，妻子有“七出”之罪。所謂“七出”，就是“一無子，二淫，三不事姑舅，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唐律疏議》中華書局版第267頁。既然“無子”、“不事姑舅”都是罪狀，那麽，妻子孝敬公婆、生育、撫養子女，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任務了。

　　王婉善於為丈夫分憂解愁，她孝敬公婆始終如一，從不懈怠；不僅自己生了兒子，還頗懂繼母之道，盡到了丈夫前妻之子的撫養責任。更值得稱道的，是她善於料理家務，在丈夫官小職微、俸祿難以養家時，她能勤儉持家，量入製出；在其丈夫官高爵顯時，她不為尊貴而驕，不為富有而奢，從而被視為“儀範”、“楷模”。這樣的妻子，在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兄弟關係等各個方麵，都發揮著積極作用。因此，把她視為家庭和諧的核心並不算過分。

　　四家庭和諧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唐代的思想領域裏，雖然有儒、佛、道同時存在，但在政治方麵發揮作用的還是儒家思想。佛和道，都是宗教，其共同特點是回避現實，要人們把理想和願望寄托於神。正因為如此，儒家批評佛教是“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可見儒家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

　　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人倫”。《孟子·滕文公上》。這種“人倫”，正是對社會上各種人際關係的概括。

　　在以上五種人際關係中，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都是家庭關係的內容。君臣有義和家庭關係也密切相關。在周代的宗法製度中，天子、諸侯、卿大夫，都有親屬關係。實際上他們之間都是擴大了的家庭關係。正因為這樣，孔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這種傳統觀念，一直至唐、宋時期，還有人把君臣比做父子或夫妻。唐初，有人認為長孫無忌權寵過盛，於是，太宗召百僚道：“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如子也。”《舊唐書》卷六十四《長孫無忌傳》。長孫無忌是太宗之妻兄，太宗竟說他如同自己的兒子，可見這時君臣如同父子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宋代的司馬光說：“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資治通鑒》卷二九一，顯德元年四月。司馬光把君臣關係和夫妻關係相提並論，這又說明君臣關係和家庭關係密切相關。

　　至於朋友有信，是要人們懂得和親屬以外的人相處的道理。也可以說，這是把家庭關係推而廣之的理論。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既然把孝、弟、信、仁和“泛愛眾”聯係起來，可見信有針對眾人而言的意思。對眾人要講信，正是廣泛的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如果每一個人都在家中講孝、弟，在社會上講信，必然是完整的仁人。既然缺信就不是完整的仁人，說明家庭關係和朋友有信也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構成了嚴密的社會秩序。家庭關係在人際關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必然是社會秩序的重要內容。所以，家庭和諧必然促使社會秩序穩定。當然，如果是在隋煬帝執政時，他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廣大人民饑寒交迫，走投無路；各級官吏也麵臨危機，無所適從。這時的社會秩序無疑是不會穩定的。

　　韋仁約是處在高宗、武則天時期，這時，經濟、文化向前發展，政權鞏固，從總體上說，還是唐皇朝正在走向富強的階段。因此，社會秩序相對穩定是有利於曆史前進的。韋仁約和諧的家庭，對穩定當時的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韋仁約成為清官廉吏，又盡力維護封建法製；韋承慶、韋嗣立兄弟，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提出批評和建議；這些都從政治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家庭成員之間，父慈子孝，夫妻相愛，兄弟和睦，母子善處等等，都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這一切說明，一個和諧的家庭，在一定時期是社會秩序穩定的基礎。長期以來，這正是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麵發揮作用的有力證明。

　　薛元超與武則天

　　——讀《薛元超墓誌銘》

　　薛元超在太宗時開始顯露頭角，後來成為高宗的寵臣。高宗即位不久，就立武則天為皇後。武則天被立為皇後，積極插手政治。薛元超先後任黃門侍郎、中書侍郎、宰相等要職。當時，武則天野心勃勃，權欲熏心。薛元超既為高宗的寵臣，必然和武則天的權欲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然而，從現有的文獻中很難看出薛元超與武則天有什麽瓜葛。近讀《薛元超墓誌銘》《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頗受啟發。在我看來，如果把現有的文獻和《薛元超墓誌銘》結合起來分析，就可以看出薛元超和武則天在政見上的分歧了。

　　薛元超其人

　　關於薛元超的生平事跡，在兩《唐書》的《薛收傳》中所附的《薛元超傳》都有記載。但這裏的記載都較簡略，而且還有錯誤。《薛元超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則不同，其內容遠較兩《唐書》的《薛元超傳》更為豐富，事實也更為準確。所以，在論述薛元超其人時，應以《墓誌銘》為主要依據。

　　薛元超是河東汾陰（在今山西萬榮境內）人，隋內史侍郎薛道衡之孫，唐初陝東道大行台金部郎中、文學館學士薛收之子。《墓誌銘》載，薛元超，名震，字元超。《薛振行狀》《全唐文》卷一九六。又說薛元超名振，字元超。《墓誌銘》的作者崔融，《薛振行狀》的作者楊炯，都是高宗、武則天時的朝廷官員。他們既和薛元超是同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薛元超的名和字，所以，薛元超是薛震或薛振的字勿庸置疑。兩《唐書》《薛元超傳》都沒有提到薛元超的名，當然是缺憾。至於“震”和“振”有無正誤之別，難以判斷，很可能是二者有先後之別，沒有正誤之分。不過，《墓誌銘》是墓主身旁之物，目睹者更多，準確的程度可能更高，故而薛元超名震，更為可信。

　　《墓誌銘》載，薛元超六歲襲父爵汾陰男，《薛振行狀》記載相同。兩《唐書》《薛元超傳》都記載為九歲襲爵。按照薛元超死於光宅元年（684）時62歲推算，其六歲應是貞觀二年（628）。其父薛收死於武德七年（624），年僅三十三歲。由於薛收為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打敗竇建德，出謀劃策，有重要貢獻，所以，在其患病期間，“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在其死後，“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李世民即位後，曾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這都說明，李世民對薛收的早逝非常惋惜。既然不能在即位後重用薛收，而在即位後以其子薛元超襲父爵汾陰男，正可平衡他心中的遺憾，也符合他夢薛“收如平生”《舊唐書》卷七十三《薛收傳》。的懷念心情。

　　薛元超九歲，已到貞觀五年（631），如果說這時才使薛元超襲爵，顯然與李世民念念不忘薛收的心情很不一致。況且，為當時人所撰，又放在墓主身旁的《墓誌銘》本身，就不可能對墓主的生平事跡有錯誤的記載。這又說明，有關文獻的記載，遠不及《墓誌銘》更為準確。

　　薛元超非常聰明，《墓誌銘》載：他六歲就“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便質大義，聞天王狩於河陽，乃歎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宰輔之器，基於此矣。”（以下凡不注明出處者均見《墓誌銘》）。這就是說，薛元超在讀書中善於發現問題，他對《左傳》中以“天王狩於河陽”掩蓋“以臣召君”的記載，很有感慨。他認為周朝沒有良相，所以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弦外之音，當然是他立誌要為輔佐君主的好宰相了。正因為如此，崔融認為他“宰輔之器，基於此矣”。

　　薛元超九歲時受到太宗的召見，十九歲奉命尚李元吉女和靜縣主，二十一歲為太子通事舍人，參加修撰《晉書》。由於太宗非常欣賞薛元超的才華，故而曾對太子（高宗）說：“元超父事我，雅杖名節，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薛元超二十一歲是貞觀十七年（643），李治（高宗）剛被立為太子。這時太宗對李治說這些話，顯然是太宗對薛元超寄托很大的希望，希望李治在薛元超的幫助下很好地繼承他的事業。基於這種原因，第二年（644）薛元超就升為太子舍人了。太子通事舍人的官級是正七品下，太子舍人是正六品上。由此看來，薛元超於貞觀年間就躋身於朝廷了。

　　高宗即位後，薛元超遷升為中書舍人（正五品上）、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與上官儀同入閣供奉，“從容詔製，肅穆圖書。清晨入龍鳳之池，薄暮下麒麟之閣”。儼然是供職於皇帝左右了。

　　高宗初即帝位，頗有繼承太宗事業的宏願，故而非常重視薛元超的意見，薛元超對高宗的態度也十分滿意，所以，他多次上書“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高宗認為薛元超所言甚為有益，故而特以賜坐道：“得卿疏，若處室三老，覽明鏡見萬象，能長如此，台鉉（宰相）而誰。”由此可見，薛元超在政治上確對高宗有很大幫助。也正是這種原因，高宗也時刻離不開薛元超。由於薛元超的姑母河東夫人是高祖的婕妤，因其“博學知禮，常侍帝（高宗）翰墨”，故而高宗常說：“不見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顯而易見，高宗離不開薛元超不是偶然的。

　　在有關文獻中，關於“不見婕妤一日，即疑社稷不安”一語，並非出之高宗之口，而是高祖的意思。《薛振行狀》：“神堯皇帝（高祖）婕妤河東郡夫人，公（薛元超）之姑也，每侍高祖詞翰，高祖嚐顧曰：不見婕妤數日，便謂社稷不安。其見重如此。”這種記載，似乎有理，高祖的婕妤，侍高祖詞翰，高祖直接對她說話，順理成章。但深入考慮，就不可能是事實。薛元超生於武德六年（623），武德九年（626）高祖退位。在這期間，薛元超是一歲至四歲的兒童，根本不具備受寵於高祖的條件，所以，高祖是不可能說這番話的。看來，《墓誌銘》的記載應當可信。至於高祖的婕妤為什麽會侍高宗翰墨，容易理解。如果說武則天能夠從太宗的才人而成為高宗的皇後，高祖的婕妤為什麽不可能從“侍高祖詞翰”到“侍帝（高宗）翰墨”呢！不言而喻，古代的帝王之家，是不受什麽倫理道德的製約的。

　　永徽五年（654），當其三十二歲時，其母去世，高宗有敕慰諭。第二年，被授以黃門侍郎。這時，他曾“與許敬宗潤色玄奘法師所譯經、論、疏”。此事雖在兩《唐書》《薛元超傳》中未見記載，但《舊唐書·玄奘傳》的記載更為詳細：“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於誌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這又說明，《墓誌銘》的可信程度是很高的。

　　另外，薛元超還向高宗推薦了許多有用的人才，如高智周、任希古、王義方、顧胤、郭正一、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舊唐書》卷七十三《薛元超傳》。

　　上元三年（676），他五十四歲時，被任命為中書侍郎，不久，又為宰相。“此後獨知國政者五年，詔敕日占數百”。由於“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又重其文學理政之才，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舊唐書》卷七十三《薛元超傳》。由此可見，高宗是把薛元超視為惟一不可缺少的親信的。因此，對他“賜良田甲第，恩禮甚隆”。有一次，高宗在公務的餘暇，“語及人間盛衰事，不覺淒然，顧謂公（薛元超）曰：憶昔我在春宮，髭猶未出，卿初事我，須亦未長，忽光陰卅餘載，疇日良臣名將，並成灰土，惟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曆觀書記，君臣偕老者幾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謝曰：先臣攀附，文帝（太宗）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高宗）任以股肱。父子承恩，榮被幽顯，誓期煞身奉國，致一人於堯、舜。”由此看來，高宗與薛元超是長期互相信賴，和諧共事，真可謂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了。

　　由於高宗的信任，薛元超也敢於直述其見，對一些疑難問題表示自己的態度。有一次，大理寺上報一個疑難案件，大理寺主張對當事人處以死刑，薛元超立即就可疑之處提出質詢，使大理寺官員無言以對。於是，高宗表態說：“向不得元超在，幾令我殺無辜。”可見高宗對薛元超的看法相當滿意。此事也使“百僚震肅”。

　　永淳元年（682），由於“關中饑饉，米鬥三百”，高宗要離開京師，東赴洛陽，遂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資治通鑒》卷二〇三，永淳元年四月。高宗出大明宮到丹鳳門（大明宮正門）外時，特以對薛元超說了幾句肺腑之言：“朕留卿，若去一目，斷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賜物一百段。”高宗把薛元超視為自己的眼睛和臂膀，可見薛元超在高宗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難怪高宗死後薛元超“如喪考妣”了。

　　薛元超與武則天

　　從現有的各種資料中，都看不出薛元超和武則天有什麽直接的關係，隻有從有關的事件中尋找其蛛絲馬跡。

　　永徽五年（654），薛元超三十二歲，其母去世，當然他要為母守喪。第二年，他雖然被授以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但因為“以居喪羸疾，多不視事”。顯慶元年（656），他又出任饒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陽）刺史。在這期間，正是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後的時候，不少重要大臣都卷入了是非之中。薛元超在是否立武則天為皇後的激烈鬥爭中置身事外，並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說，薛元超未曾陷入是否立武則天為皇後的激流漩渦中，是有其客觀原因的。

　　麟德元年（664），在高宗欲廢武則天的時候，薛元超受到了牽連。

　　武則天被立為皇後以後，“專作威福，上（高宗）欲有所為，動為後所製，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嚐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遂召宰相上官儀商議。上官儀建議：“皇後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高宗遂命上官儀草詔，廢武則天的皇後。在武則天發覺此事後，高宗又改變主意，不願拋棄武則天，遂把責任全推在上官儀身上。於是，武則天使許敬宗誣奏上官儀與王伏勝、太子忠等“謀大逆”。就這樣，上官儀、王伏勝被處死刑，太子忠被賜死，劉祥道、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眾，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資治通鑒》卷二〇一，麟德元年十月—十二月。因“與儀交通故”遭“流貶”者中就有薛元超。

　　《新唐書》卷九十八《薛元超傳》：薛元超“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州。”《墓誌銘》也載：“上官儀伏法，以公（薛元超）嚐詞翰往複，放於越之邛都。”越即今四川西昌，是州的治所。看來，二者的記載相同。既然薛元超與上官儀有“詞翰往複”，正說明他與上官儀有相當關係。高宗即位不久，他就“與上官儀同入閣供奉”。這種同事關係，當然多有機會接觸。上官儀對武則天的不滿，決不是在高宗征求他的意見時偶然發作的，肯定是早有萌芽，逐步形成的。事發之前，薛元超正在簡州（治所在今四川簡陽），當然不能像在京師共事那樣，任何事情可以當麵商量。所以，他們通過“詞翰往複”表示一些共同語言，或者指桑罵槐，借題發揮，流露一些對武則天的不滿情緒，都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有明顯的反對武則天的言詞。因為他們不可能預料到高宗有廢武則天的打算。這就是說，薛元超既不可能像上官儀那樣遭受滅頂之災，也無法擺脫他與上官儀有共同政見的幹係。如此看來，如果認為薛元超與上官儀有共同的反武情緒，決不是無中生有。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等公開的反武派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隱蔽的反武勢力決不可能徹底消滅，上官儀、薛元超正是這種勢力的代表，上官儀隻不過是因為偶然有機會暴露出來罷了。否則，決不會因此事而“流貶者甚眾”的。

　　上元二年（675）四月，太子李弘死在洛陽合璧宮。李弘死的原因，各種史書記載不同，司馬光對各種記載進行綜合分析後說：“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後方逞其誌，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後。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於掖庭，年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後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後之也。”《資治通鑒》卷二〇二，上元二年四月。這裏司馬光雖然沒有肯定的結論，但其傾向性已很明顯。按照他行文的邏輯，太子與武則天的政見不合，“失愛於天後”，又同情蕭淑妃之女而使“天後怒”，太子死於這時，“時人以為天後之”，豈不是順理成章嗎？況且武則天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時人多有所聞，她為了政治的需要，曾經害死了親生女兒，這時又毒死其親生兒子也不足為奇。但是，這種看法至今仍有些學者持不同意見。因為還未找到武則天毒死李弘的直接證據。

　　近年來，臧振先生對《閻莊墓誌銘》進行了研究《西安新出閻立德之子閻莊墓誌銘》，載《唐研究》第二卷。研究的成果與此有關，很值得注意。

　　閻莊是唐初閻立德的第二子，但《新唐書》卷七十三下《宰相世係表》卻載閻立德隻有一子，名曰玄邃。如果說這是史書的無意缺載，難以成立。臧振先生認為此與李弘之死有關，甚有見地。

　　閻莊是東宮的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任務是掌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總食官、典令、司藏三署之官屬。可見，他是負責李弘生活的官員。李弘於上元二年（675）四月死，閻莊於同年九月死，二人之死有什麽關係呢？《閻莊墓誌銘》關於閻莊之死的記載是“積俄侵，纏床而遘禍”。是病，據臧振先生研究，在這裏是心病的意思。“俄侵”是突然暴發。（蟻）床，實際上是指靈柩，也就是李弘的靈柩。這就是說，閻莊是纏於李弘的死而哀傷失度遭禍了。

　　《閻莊墓誌銘》的作者李儼為什麽不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些情節，而用非常隱晦的詞句令人費解呢？這正說明閻莊之死和李弘之死密切相關。李儼是太子率更令，其職責是“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凡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講學齒胄，皆總其儀注，而為之導引”《唐六典》卷二十七。他與閻莊是同僚，官階都是從四品上。不言而喻，他對閻莊是十分了解的，他不敢明言閻莊之死的真相，正說明他承受著來自武則天的壓力。這種壓力，正說明李弘是非正常的死亡。否則，閻莊為什麽受到牽連，李儼又不敢直書其死亡的真相呢！同時，《新唐書·宰相世係表》中，不提閻莊是閻立德的次子，很可能就是閻莊受到李弘的牽連，未能進入其家譜而導致的後果。這樣一來，可以肯定，李弘之死，“時人以為天後之”是正確的了。閻莊從幸東都，負責李弘的生活。“之”必然與飲食有關，應該說他肯定知道李弘之死的真相。所以，他受到牽連在所難免。

　　武則天毒死李弘和薛元超有什麽關係呢？《墓誌銘》載：“孝敬崩，詔公為哀策。”李弘死後，被諡為孝敬皇帝。由於高宗“甚愛”李弘，故而在李弘死後命薛元超撰《孝敬皇帝哀冊文》《全唐文》卷一五九。可見高宗是相信薛元超能夠領會他的意圖的。

　　李弘死後，高宗甚為傷心，他讚揚李弘是“仁孝聞於四海”，自己還“將遜於位”，除了對其安葬的“製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製三十六日降服”以外，還“親為製《德紀》，並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舊唐書》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傳》。勿庸置疑，薛元超奉命撰《孝敬皇帝哀冊文》，其內容必然要和高宗的態度完全一致。

　　與高宗的態度相反，武則天對其親生兒子之死沒有任何表示，顯然不近情理。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由於高宗寵愛李弘，嚴重影響武則天發展個人的野心，所以，她采用既不得罪高宗、又可掃清其發展個人野心的障礙的手段，暗中毒死李弘。薛元超既是高宗的寵臣，又撰寫《孝敬皇帝哀冊文》，必然被武則天懷恨在心。否則，他就不會在高宗死後立即要求辭職退休了。

　　從薛元超之死的問題中，也可以看出薛元超和武則天的微妙關係。

　　弘道元年（683）七月七日，高宗因病將原打算在十月去嵩山的行動改為來年正月。七月十九日，“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乞骸骨，許之”《資治通鑒》卷二〇三，弘道元年七月。高宗病了，很快薛元超也病了。當然，不能武斷地否認這是偶然的巧合，但從病情看，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政治原因。

　　高宗於七月得病，十二月死去，無疑所患是不治之症。當時薛元超已經六十一歲，人生的經驗已相當豐富，在他看到高宗將不久於人世時，難免會感到自己的靠山將倒。所以，他裝病辭職，擺脫政治是非，是不難理解的。根據他的病情，完全符合這種邏輯。

　　薛元超的病是，也就是不能說話。《墓誌銘》載，他“忽風疾不言”。既是忽然得了不能說話的病，當然可以擺脫一切政治是非。如果說這還隻是邏輯的推理，那麽，另一史書的記載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關鍵：“帝（高宗）疾劇，政出武後。（薛元超）因陽喑，乞骸骨。”《新唐書》卷九十八《薛元超傳》。“陽喑”，就是假裝不能說話。這真是畫龍點睛的結論。“忽風疾不言”是假裝的病，裝病的目的是為了躲避武則天的迫害。這更有力地說明，薛元超是沒有公開反對武則天的反武派了。高宗死後不到一年，薛元超也死了。如果說這是因為高宗死後他感到失去了靠山，從而擔心武則天的報複，故而憂鬱病甚的結果，決不是虛構的。

　　需要說明的問題

　　眾所周知，李義府是靠支持武則天為皇後成為宰相的，他善於見風轉舵，阿諛奉迎。故而史載他“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這種人和薛元超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者。薛元超曾為以文治武功著稱的太宗所賞識，又因以“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而為高宗所重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薛元超和李義府根本不是一路人。但史書卻有在李義府犯罪後薛元超為他說情的記載。這種不好理解的問題是需要進行探討的。

　　李義府為什麽會犯罪呢？

　　龍朔三年（663），李義府“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綜無次，怨盈路，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宜戒之！’”李義府對高宗的勸戒不僅毫無懼意，反而“勃然變色，頸、頰俱張，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李義府真可謂有恃無恐，目無尊上，竟敢當麵頂撞皇帝。

　　這時的高宗，還掌握實權，第二年（664）還發生過高宗欲廢武則天的事件。由此可見，武則天雖然有相當地位，但她還得看高宗的臉色行事。這就是說，高宗是不可能容忍李義府專橫跋扈的。不久，因有人告李義府“陰有異圖”，高宗就將其治罪，“詔義府除名，流州”。《資治通鑒》卷二〇一，龍朔三年三月。

　　當“李義府以罪配流州”時，薛元超因為“舊製流人禁騎馬”，遂“奏請給之，坐貶為簡州刺史”《舊唐書》卷七十三《薛元超傳》。此事的確令人費解，李義府因公開頂撞高宗而得罪，薛元超是高宗的寵臣，二人的立場截然不同，薛元超為什麽要為李義府求情呢？合理的回答應是他麵臨著強大的壓力，這種壓力隻能是來自武則天方麵。

　　李義府是武則天的鷹犬，高宗流放李義府，武則天很難坐視不管，但由於李義府膽大妄為，竟敢當麵頂撞高宗，武則天也難直接為其解脫。所以，她求助於高宗的寵臣薛元超，暗中使人要薛元超幫忙。麵對這種壓力，薛元超違心地為李義府求情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這種推理還缺乏直接證據。但要結合《墓誌銘》的記載分析，就可以更深層次地理解了。

　　關於薛元超被貶為簡州刺史，《墓誌銘》沒有說明任何原因，隻有“以事複出為簡州刺史”。這句話既不說明原因，又改“貶”為“以事複出”，這就值得深思。《墓誌銘》是為墓主歌功頌德的，把“貶”說成“以事複出”就體現了這種意思。再不明確其被貶的原因，顯然是為薛元超所諱。諱什麽呢？李義府既是當時人們認為的笑中有刀者，號謂李貓，自然是聲名狼藉，遭人唾罵。薛元超為這種人求情，無疑極不光彩。《墓誌銘》回避這些事實，當然就是為薛元超所諱。不言而喻，為薛元超所諱的背後，必然是薛元超麵對武則天的壓力，不得不為李義府求情，進而忍辱負重了。否則，就無法解釋《墓誌銘》為什麽避而不談薛元超去簡州的原因了。

　　劉夫婦怎樣反對武則天稱帝

　　——讀《劉墓誌》

　　劉是劉仁軌之子，劉仁軌，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貞觀年間，他開始在政治上顯露頭角。高宗時，他在對百濟作戰中多有戰功，頗得高宗與武則天的信任，官至宰相，監修國史。高宗去世後，他曾勸武則天不要學呂後，直接幹預政事，並且請求辭職，以度晚年。不料，垂拱元年（685）正月，劉仁軌死在宰相任上，享年八十四歲，陪葬乾陵。

　　劉十七歲時，隨父對百濟作戰，因功授熊津都督府參軍，累遷太子通事舍人、宮門郎、著作佐郎、秘書郎、尚書郎、秘書丞。

　　文明年間（684，當年曾用嗣聖，二月改元文明，九月改元光宅），李敬業公開舉兵反對武則天。在武則天還沒有取得勝利的時候，命劉為江佐五州簡募宣勞使。他“開恩信，製權宜，無不倒戈，有如破竹。因表言：敬業若不入海，即當自縊。飛奏不日，果如所料”。於是，“遂加朝請大夫，兼齎口馬金帛”《劉墓誌》見《全唐文補遺》第一輯，第120頁。如此看來，他應是武則天的擁護者，事實則完全相反，他因反對武則天而丟了性命，他是武則天的堅決反對者。

　　一反對武則天者的發展過程

　　自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後起，反對武則天者就屢有所起。最早反對立武則天為皇後的是褚遂良和長孫無忌。當高宗提出欲廢王皇後、立武則天的主張後，褚遂良代表長孫無忌反對道：“皇後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後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如果說這還沒有指名道姓反對武則天的話，下麵就直截了當地說明其本意了。當第二天高宗又談起此事時，褚遂良明確說：“陛下必欲易皇後，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不僅如此，褚遂良還“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裏。’”致使高宗大怒，武則天在簾中大聲說：“何不撲殺此獠！”《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結果，高宗執意要立武則天為皇後，褚遂良、長孫無忌等反對派失敗了。

　　這是第一個回合，褚遂良、長孫無忌等人反對武則天的理由是不應立她為皇後。第二個回合就不同了，武則天要架空皇帝，使皇帝有名無實，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