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八章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一個和諧的家庭——讀韋仁約夫婦《墓誌銘》（二）

　　劉既被“長流嶺南，終於廣州”，其妻李氏也受到牽連，被“籍沒”入官。她和丈夫一樣，是堅決反對武則天的。在其丈夫被酷吏陷害而死於廣州以後，她攜幼子親赴嶺南，扶櫬北歸。《劉墓誌銘》：“及公枉歿南荒，夫人攜幼度嶺，行哭徒跣，扶櫬還鄉。寒暑四年，江山萬裏，一朝至止，誰不嗟伏。”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這不隻是迎回丈夫的靈柩，而是要繼承丈夫的遺願。下麵的事實證明這不是想當然的推理。

　　《劉墓誌銘》繼續說：“太後自永昌之後，寬典行焉。如公數家，例還資蔭。”這就是說，像劉一樣的數家，都可以恢複因先世的功勳而被推恩受賜官爵。反之，也可以說，劉等數家因反對武則天做皇帝而被剝奪了因先世的功勳而被推恩受賜官爵的政治待遇又重新恢複了。由此看來，拒絕對武則天做皇帝進行勸進的官員，決不是個別的。

　　劉的夫人李氏，為了繼承丈夫的遺願，毫不珍惜這種政治待遇。她告誡其子曰：“用蔭足免征役，不可輒趁身名。汝祖父忠貞，亡身殉國。吾今食周粟，已愧明靈。汝儻事偽朝，如何拜掃。二子親承訓誨，甘守鄉園。神龍之初，中宗監國，詔書夜過，夫人夙興，因率二子入都，修詞詣闕。”《劉墓誌銘》。非常明顯，李氏根本不願接受武則天所賜的官爵。同時，她還明確表示：她為武周的臣民，已經感到慚愧；後代若奉事偽朝（武則天的周），怎樣拜謁亡靈呢！於是，她的兩個兒子“親承訓誨，甘守鄉園”。但是，武則天退位，中宗執政以後，她立即改變態度，晚上看到詔書，次日早上就“因率二子入都，修詞詣闕。”顯而易見，她認為武則天是“偽朝”，根本不是皇帝。做“偽朝”的臣民，受武則天的官爵，都有辱於“忠貞”的先人。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她臨終時說：“古有失行者，恥見亡靈，所以用物覆麵。”《劉墓誌銘》。她借古喻今，所謂“失行”，就是“食周粟”，也就是為武周的臣民。既然以為武周臣民是奇恥大辱，無疑與其丈夫劉拒絕對武則天勸進是一種思想的兩種表現了。由此看來，李氏赴嶺南迎回丈夫的靈柩，既是夫妻感情的流露，也是妻承夫誌，不讚成武則天稱帝，封建正統思想的一脈相承。

　　三反對武則天稱帝評說

　　早在武則天稱帝之前，曾有“睦州女子陳碩真以妖言惑眾，與妹夫章叔胤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仆射”《資治通鑒》卷一九九，永徽四年十月。陳碩真雖然是女子稱皇帝，但由於時間很短，影響不大，也鮮為人知，所以，後人多認為武則天是中國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正因為她是女皇帝，故而反對的人特別多。

　　如前所述，反對武則天者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反對她為皇後。這可視為是宮廷內部後妃之間爭權奪位的鬥爭。這種鬥爭，曆史上並不罕見，勿須多加論述。

　　第二步是反對她架空皇帝，自己專權，從而引出外戚幹政。在這方麵，西漢呂後開了先例，所以，劉仁軌、裴炎都以呂後為例，提醒武則天，不要重蹈呂後的覆轍。結果她仍然重用劉仁軌，殺死裴炎，關鍵在於裴炎要她把取得的皇帝權力再交還皇帝，阻止她走向直接做皇帝的最後一步。所以，她對裴炎的意見不能容忍。在這方麵，武則天超過了呂後，也許是呂後死得太早了，陰謀未能得逞，武則天則走向了直接做皇帝的最後一步。由此看來，反對武則天把皇帝當做傀儡，實際上是反對武則天進一步取皇帝而代之。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認為奪取皇後地位是她實現自己的願望所走的第一步，那麽，把皇帝變成傀儡，就是她實現自己的願望所走的第二步了。

　　武則天以女人做皇帝，這是前無古人的。按照儒家的傳統思想，婦女絕對不能擺脫“三從四德”的束縛。做皇帝，遠遠超出了“三從四德”的範圍。也可以說，和“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格格不入。因此，文獻中盡管有明確記載，有“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人，俱上表”，要求她做皇帝，但這隻是表麵現象，反對她做皇帝的大有人在。劉夫婦就是反對她做皇帝的代表人物。劉反對武則天而“被密奏，長流嶺南”，被酷吏害死。其妻視武周為“偽朝”，她恥“食周粟”，不許二子做“偽朝”的官。從事實看來，劉夫婦未能阻止武則天做皇帝，武則天是勝利者，劉等人是失敗者。但是，如果從整個曆史的進程看來，武則天最終失敗了，劉等人是以傳統觀念戰勝了“欲禪篡”的“邪謀”，武周隻是整個曆史進程的一個插曲，很快就又恢複男皇帝君臨天下，暫短的聖神皇帝又變成了則天大聖皇後，婦女從屬於男子的地位全部又恢複起來了。

　　這是什麽原因呢？在古代社會裏，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思想占據統治地位。武則天雖然能爬上皇帝的寶座，但她不能改變以男子為中心的帝位繼承製度。她是李氏之婦，其子是李氏之後。盡管她可以賜中宗、睿宗姓武，但誰也不會視中宗、睿宗為武氏之後，甚至突厥也不承認中宗、睿宗姓武。聖曆元年（698），武則天為了對突厥和親，特派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去納突厥女為妃。突厥默啜可汗大為不滿，公開對同去的武周使臣閻知微拒絕說：“我女欲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服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未總盡，惟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非常明顯，突厥可汗認為，武延秀根本不是皇族，中宗、睿宗才是天子的兒子。至於唐宗室成員，更不可能視中宗、睿宗為武姓之後。否則，不可能有中宗、睿宗複辟的事件發生。

　　武則天既不能把親生兒子當做武姓之後，當然不能改變以男子為中心的繼承製度。武則天自己的武姓，也是父姓，同樣是根據以男子為中心的繼承製度而來。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裏，她也不可能擺脫這種思想的束縛。所以，當有人建議立武承嗣為太子，武承嗣、武三思也要求為太子的時候，她都沒輕易地作出決定。反之，她卻非常重視反對者的意見。鳳閣侍郎李昭德說：“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侄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高宗）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舊唐書》卷八十七《李昭德傳》。通俗一點說，武則天是李家的媳婦，所生之子，是李家的後代，把帝位傳給李家後代是天經地義的。不可一世的武則天，拿不出批駁這種觀點的理論，也就是說，她沒有能力衝斷夫權思想的繩索，不得不承認兒子是她帝位的合法繼承人。最後，她把帝位歸還兒子，正是她對夫權統治無能為力的表現。從這種意義上說，武則天是一個失敗者。正因為武則天的失敗，女皇帝成為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了。

　　有關白敏中的幾個問題

　　——讀《白敏中墓誌銘》

　　白敏中在唐穆宗時登進士第，到唐武宗時得到重用，曆任殿中侍禦史、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學士承旨，直至宰相。後來，更為唐宣宗所器重。唐懿宗時死於鳳翔節度使任上。他是晚唐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兩《唐書》均有其傳。近讀《白敏中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三輯，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發現其中有些內容，在兩《唐書》的《白敏中傳》中記載有誤，或者不甚具體，難以理解。今根據其《墓誌銘》，結合有關的曆史文獻，對與白敏中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力所能及的探討，以便深入全麵地認識這一重要曆史人物。

　　白敏中的生卒年代及其妻

　　白敏中，字用晦，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從父弟。《舊唐書》卷一六六《白敏中傳》這樣記載。《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認為他是白居易的“從祖弟”，二者基本相同，都視他與白居易同輩。但《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白敏中》辭條卻認為他是“白居易族叔”，不知寫這辭條的根據何在。另外，當唐武宗欲以白居易為相時，李德裕反對道：“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二年九月。於是，白敏中被命為翰林學士。這又說明，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從父弟無可置疑。

　　至於白敏中的籍貫，也需要進一步證實。《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認為他是“太原人”，《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白敏中》辭條認為他是“唐華州下（今陝西渭南東北）人”，二者所載雖然不同，但並不矛盾。《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基本上說清了二者的不同：“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於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這就是說，白居易家族是從太原遷居下的。然而，其中“其先蓋太原人”，好像有不十分肯定的意思。如果再看《白敏中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就毋庸置疑了。《墓誌銘》載：“白氏受姓於楚，本公子勝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懷之，推為白公。其後徙居秦。實生武安君，太史公有傳，遂為望族。元魏初，因陽邑侯包為太原太守，子孫因家焉，逮今為太原人也。”由此可見，白居易、白敏中的原籍確是太原，後來遷到了下。白敏中在“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舊唐書》卷一六六《白敏中傳》。正說明他在唐文宗時是家居下的。

　　關於白敏中的生卒年代，各種史籍記載不一。《舊唐書·白敏中傳》記他死於鹹通三年（862），《新唐書·白敏中傳》記他死於鹹通二年（861），至於他享年若幹，生於何時，均不見記載。《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白敏中》辭條，不肯定地認為他的生卒年代是（？—約863）。如果看其《墓誌銘》，這一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其《墓誌銘》明確記載：“以鹹通二年七月十五日，薨於鳳翔府公館，享年七十。”應當肯定，這一記載是確切的。鹹通元年（860）二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鹹通元年二月。四月，“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建議道：“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嚐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嚐暇與之講論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鹹通元年四月。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鹹通元年九月。不難看出，白敏中於正月患病，二月墜陛傷腰，於是，接二連三地五次上表辭位，都未得到允可。到了鹹通二年（861）二月，白敏中又被任命為中書令鳳翔節度使。《墓誌銘》載，他到了鳳翔，“未數月，以疾乞骸骨”。在這種情況下，白敏中於七月死於鳳翔公館，顯然是事實發展的必然結果。既然鹹通二年（861）他是七十歲，無疑，他應是生於貞元八年（792）。這樣一來，白敏中的生卒年代是792—861也就毋庸置疑了。

　　關於白敏中之妻，《太平廣記》卷一八四《白敏中》雲：“白敏中為相，嚐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為婿，必為人呼作白侯（諧音白猴）爾。’敏中為之止焉。”《唐語林》卷七中也有類同的記載。其他有關文獻都沒有提到白敏中的妻子是盧氏。按照以上內容，盧氏為白敏中妻應在白敏中為宰相時，但根據《墓誌銘》所載，白敏中為宰相時的妻子並非盧氏。

　　據《墓誌銘》載，白敏中先後兩次娶妻，“前娶博陵崔夫人，解縣令寬第五女。有女三人，二人早歿，一人適今主客員外郎皇甫煒，亦歿。後娶今衛國夫人韋氏，秘書少監同靖之女。”顯而易見，白敏中的前妻是崔氏，繼室是韋氏，根本沒有盧氏之妻。同時，在韋氏為其妻時，白敏中“已承天旨，方振國勳。夫人整將相之風，建閨闈之教。勤雍和理，凡十八年。洎於營奉襄事，鹹遵古典。嗚呼！榮貴輝赫，嚴明修檢，無以加矣”。既然顯貴輝赫，“無以加矣”，必然是在白敏中為宰相之時。白敏中於會昌（841—846）末年為相，到他於鹹通二年（861）死去，總共也不足十八年。實際上白敏中為相不足五年。由此可見，白敏中為宰相時隻能有韋氏一個妻子，不可能再有盧氏之妻。

　　根據以上情況，《太平廣記》所載白敏中之妻是盧氏，很可能是誤傳。正是這種原因。兩《唐書》的《白敏中傳》及《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都沒有記載盧氏與白敏中商討招侯溫為婿的事實。

　　白敏中與李德裕

　　李德裕是從憲宗時起，曆經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直到宣宗時的重要人物。由於他與李宗閔、牛僧孺之間的朋黨之爭，故而其政治地位時起時落。總而言之，李德裕在唐朝後期的曆史上曾有過重要的影響，如會昌年間，他曾積極支持唐武宗滅佛，在社會上產生了震動性的影響。白敏中就是在這時候由於他的支持走上政治舞台的。

　　本來，唐武宗並不知道白敏中，是由於李德裕的推薦，白敏中才被武宗重用的。由於白居易的社會影響較大，所以，“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征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製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舊唐書》卷一六六《白敏中傳》。非常明顯，白敏中在政治上顯露頭角，一是靠白居易的社會影響，二是由於李德裕的推薦。

　　按理說，白敏中應該對李德裕感恩戴德。但事實卻相反，白敏中對李德裕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會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去世，宣宗即位，李德裕的地位發生動搖。白敏中利用政局的變化，“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鹹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資治通鑒》卷二四八，大中元年二月。大中元年（847）十二月，李德裕又被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司馬。大中二年（848）九月，李德裕再被貶為崖州（今海南瓊山東南）司戶。大中三年（849）閏十一月，李德裕去世。不難看出，李德裕失勢後，是在白敏中的排斥打擊之下，地位每況愈下直到最後死去的。

　　白敏中對李德裕的態度，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新唐書·白敏中傳》：“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雲。”《舊唐書·白敏中傳》：“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由此看來，當時指責白敏中對李德裕“以怨報德”者，大有人在。這樣一來，就促使人們提出白敏中為什麽要排斥打擊李德裕的問題。

　　白敏中排斥打擊李德裕決不是偶然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以怨報德”。本來，李德裕推薦白敏中並非自願，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唐武宗知道白居易的名聲，欲以其為宰相時，曾征求李德裕的意見。由於李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二年九月。於是，白敏中才被命為翰林學士的。這就是說，李德裕是為了抵製白居易為相才起用白敏中的。本來，武宗欲以白居易為宰相，李德裕推薦白敏中隻是當了翰林學士。翰林學士原名翰林貢奉，是幫助皇帝起草詔令的文人，沒有什麽實權。所以，雖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誌一》。但和宰相還有很大差別。如果說這是身居相位的李德裕不願白敏中與他平起平坐，相提並論，並非沒有道理。再者，白居易與白敏中是堂兄弟，而且，“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既然白居易與白敏中兄弟“友愛”，當然，白敏中對李德裕“素惡居易”是難以容忍的。換言之，白敏中雖然為李德裕所推薦，但白敏中不可能對李德裕感恩戴德。

　　李德裕受武宗重用，頗有權勢。正因為如此，他不能為宣宗所容納。宣宗名李怡，後改名李忱，是憲宗第十三子。敬宗、文宗、武宗都是穆宗（憲宗第三子）子，是宣宗的侄子。叔父繼承侄子的帝位，鮮有所聞，其中必有緣故。

　　唐自安史之亂以後，宦官勢力日益膨脹，宦官不僅幹預政事，而且還可廢立皇帝。在武宗病危期間，“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私自下詔稱：“皇子衝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光王李怡（忱）就是後來的宣宗，宦官以“皇子衝幼”為由，不立武宗之後，而立“皇太叔”，顯然不符合武宗的意願。這不是主觀臆斷，因為武宗和宣宗的利害衝突是有其淵源的。

　　李怡在幼年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群居遊處，未嚐發言”《資治通鑒》卷二四八，會昌六年三月。《舊唐書》卷十八《宣宗紀》：“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為不慧……曆太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群居遊處，未嚐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為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為禮。”這就是說，宣宗在幼年時是個沉默寡言，善於隱晦內心世界，決不鋒芒畢露的人。文宗、武宗這兩個侄子都曾戲弄於他，誘使其發言，都未如願，故而武宗“尤不為禮”。這樣一來，“外晦而內朗”又長於武宗四歲的叔父宣宗，當然難以容忍。

　　關於宣宗和武宗的關係，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摘錄韋昭度的《續皇王寶運錄》道：“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乃與侄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憫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玉宸殿立之。”司馬光還摘錄了尉遲的《中朝故事》中的一段，大意也是武宗要害宣宗，宣宗被仇士良救出為僧，遊行江表間。這些內容，司馬光並不相信，故而未曾寫進《通鑒》。但這些內容和以上所列《通鑒》與《舊唐書·宣宗紀》的有關記載，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認為武宗和宣宗根本沒有叔侄情誼，甚至是互相敵視的。

　　既然武宗敵視宣宗，甚至極力迫害宣宗，宣宗當然不會無動於衷。宣宗即位後，必然要有所表示。清除李德裕等武宗的親信，就是宣宗的重要舉措。會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武宗死，三月二十六日宣宗即位。由於“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所以，他在即位大典上就對李德裕大為不滿。“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指李德裕）邪？每顧我，使我毛發灑淅。’”《資治通鑒》卷二四八，會昌六年三月。言外之意，宣宗根本不願看到李德裕。於是，宣宗四月一日開始聽政，四月二日就以宰相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了。

　　李德裕地位的快速變化，使許多官員始料不及。因為“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其實還不僅如此，隨著李德裕地位的變化，其同黨也都倒運了。四月四日，“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資治通鑒》卷二四八，會昌六年四月。正當李德裕及其同黨遭到貶逐的時候，白敏中於五月由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進而為宰相。非常明顯，白敏中根本不是李德裕的同黨。這又進一步說明，當年李德裕推薦白敏中是不得已而為之，主要是為了抵製白居易。否則，宣宗為什麽不把他列入排斥清除的對象呢？

　　由於以上的原因，在宣宗排斥清除李德裕的勢力時，白敏中推波助瀾，爭取更為有利的升遷途徑，是順理成章的。

　　關於白敏中與李德裕的關係，在《墓誌銘》中雖然記載不夠詳細，但也略有涉及。其中有這樣一段：“時權臣有乘時得君，謂天下可以喜怒製而人皆銷死泥下者。公橫身守正，有不合理，即欲嗬叱。”所謂“權臣”，無疑是指李德裕。由此看來，白敏中對李德裕的專權甚為不滿。正因為如此，“先皇帝（指宣宗）藉會昌語兵後，思得貞觀理平時，補報廟社。首命公入相，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就是說，白敏中對李德裕的專權不滿，導致宣宗首先命白敏中為相。這種因果關係，進一步說明白敏中對李德裕的態度是正常現象，不是“以怨報德”，而是事實發展的必然結果。

　　白敏中與唐宣宗

　　宣宗即位，立即以白敏中為宰相。宣宗為了清除武宗的影響，竭力排斥李德裕的勢力。白敏中執政，盡量實現宣宗的願望，“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資治通鑒》卷二四八，大中元年二月。在這方麵，宣宗與白敏中完全一致。

　　在宣宗即位的最初幾年裏，白敏中很受信任。重要政事，宣宗多聽白敏中的意見。例如，大中元年（847）六月，宣宗問白敏中道：“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白敏中回答是令狐楚。宣宗問白敏中令狐楚是否有子，能不能為相？白敏中回答道：其長子雖為隨州刺史，但健康狀況欠佳；其次子令狐，曾為湖州刺史，“有才器”。於是，宣宗“即擢為考功郎中、知製誥”。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資治通鑒》卷二四八，大中元年六月。大中二年（848）二月，令狐為翰林學士，後來，又為兵部侍郎，到大中四年（850）十月就進而為宰相了。

　　大中二年（848）十一月，宣宗為其愛女萬壽公主選婿。其婿鄭顥也是由白敏中推薦的。本來，鄭顥已和盧氏先有婚約，後為白敏中推薦，被迫與萬壽公主成婚。因此，鄭顥多次向宣宗詆毀白敏中。大中五年（851），白敏中要出任寧節度使，離京時十分擔心鄭顥對他進行報複，故而特向宣宗說明此事。宣宗道：“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遂命左右取出鄭顥屢次告狀的表文，然後對白敏中說：“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資治通鑒》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四月。由此可見，宣宗極其信任白敏中，連駙馬告狀也無濟於事。

　　宣宗對白敏中的信任並非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而隻是在某些方麵能夠步調一致。這些一致的方麵，首先是他們在對待李德裕的態度上殊途同歸，其次是白敏中為了有利於自己的仕途，極力對宣宗投其所好。正因為如此，宣宗與白敏中不能長期合作。

　　宣宗為什麽不能長期重用白敏中呢？主要是白敏中不能從政治上滿足宣宗的需要。

　　宣宗是個很有作為的皇帝，他“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資治通鑒》卷二四九，大中十三年八月。這樣奮發有為、頗具進取精神的皇帝，當然需要在政治上強而有力的宰相。他每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嚐見其有惰容”。可見，宣宗始終保持著勤政的精神狀態。宰相奏事，他認真聽取。然後告誡說：“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複得相見。”宰相令狐對人說：“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嚐不汗沾衣也！”《資治通鑒》卷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十月。當了十年宰相的令狐，每向宣宗奏事，都緊張得渾身出汗，濕透衣服，可見，宣宗對宰相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宣宗對政府官員是惟才是用，不問親疏。例如，其舅父鄭光，曾任平盧、河中節度使，當宣宗當麵與他議論政事時，鄭光應對非常淺薄，宣宗甚為不滿。其母鄭太後雖然屢次為弟求情，但宣宗隻是厚賜金帛，不再任以民官。

　　根據宣宗的用人原則，白敏中在政治上沒有顯出重要政績，當然難以久居相位。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宦官專政，文宗、武宗、宣宗都是宦官所立，這一點，宣宗自然耿耿於懷。所以，宣宗無時不在想解決這一問題。但宣宗始終沒有和白敏中商討過此事。

　　白敏中離京兩年後，宣宗以論詩的名義召翰林學士韋澳、宰相令狐議論打擊宦官的問題。韋澳認為：“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認為此為“末策”，不可采取。令狐建議：“但有罪勿舍，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資治通鑒》卷二四九，大中八年十月。由於走漏風聲，宰相和宦官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了。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宣宗和韋澳等秘密議論而沒有和白敏中商討，正說明宣宗不相信白敏中能夠和他共同打擊宦官。

　　另外，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資治通鑒》卷二四九，大中十一年正月。這就是說，宣宗為了政治的需要，迫切希望群臣多有建議。在這方麵，白敏中也不能滿足宣宗的需要。他為萬壽公主選婿，隱瞞了鄭顥已與盧氏先有婚約的事實。大中三年（849）十二月，因為對吐蕃戰爭的勝利，收複河、湟一帶地方，百官要求上尊號，宣宗道：“河、湟收複，繼承先誌，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隨聲附和道：“非臣愚昧所能及。”《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以上事實說明，白敏中對宣宗隻是阿諛逢迎，投其所好，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議。

　　由於以上原因，白敏中於大中五年（851）三月被任命為招討黨項行營都統、製置等使，南北兩路供軍使兼寧節度使。宣宗為什麽要白敏中出任寧節度使，去對付黨項呢？主要是他在解決吐蕃的問題上顯示了一定的才能。

　　關於白敏中解決吐蕃的問題，兩《唐書》《白敏中傳》以及《資治通鑒》等重要文獻都沒有記載，但在《墓誌銘》中卻有比較明確的闡述：“屬吐蕃有大喪，大臣爭廢立事，紀律四壞。有兵眾者，相起為盜，蔓延波泊，亭障失措。”這些內容，符合事實。根據《新唐書》卷二一六下《吐蕃傳下》，會昌二年（842），吐蕃讚普死，其內部為新立讚普的問題，發生戰亂，最有實力的論恐熱與尚婢婢互相攻伐，戰爭影響到了唐的邊防。例如，“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屍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麵對這種威脅，《墓誌銘》：“論者以朝廷久無邊患，緣鎮因循，不事糧甲。若一日問罪，必取笑奴虜。”這就是說，唐朝廷群臣都認為沒有力量解決吐蕃為患的問題。

　　與朝廷群臣相反，“公（白敏中）奉神算，征天下兵，捉險徼利，納七關與秦、武、渭三州，度隴山還為內地，降男女羊馬無多少。理囗州，立天雄軍，置威州。先是，故老望西郡縣，皆冤痛泣血。及是，謂開元風日，可屈指取。”不難看出，白敏中對吐蕃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收複了失地。然而，他是怎樣取得勝利的？在《墓誌銘》中則缺乏明確的記載。在這方麵，《太平廣記》卷一七《李德裕》卻記載甚為詳細：“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白敏中）首奏興師，遂為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吐蕃）列陣於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穀。既而得於諜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係寶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麵者數四，頻召漢軍鬥將。白公誡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弛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鬥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至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為唐土。宣宗初覽捷書雲，我知敏中必殄凶醜。”這些內容，正是把《墓誌銘》中的籠統記載具體化了。也可以說，未見於兩《唐書》和《資治通鑒》等重要文獻的記載，而僅見於《太平廣記》的有關內容，也是可信的。

　　由於白敏中對吐蕃作戰的勝利，同時，白敏中為相數年，也沒有為解決宦官專政等重大問題有任何積極建議，所以，宣宗就順水推舟，命他為守邊大吏了。《墓誌銘》：“上（宣宗）果憶公威惠韜略，可整頓窮寇，遂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招討都統、寧節度使，治寧州。”臨行時，宣宗隆重地為其送行，看來是白敏中頗為受寵，但實際上是宣宗另有打算，欲使白敏中名正言順、光榮體麵地離開長安，勿再思回京的手段。

　　白敏中於大中五年（851）三月出任寧節度使，駐守寧州（治所在今甘肅寧縣），當年十月，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寧節度使。罷其都統的理由是黨項已平。這種立功削官的舉措，顯然是有意降低白敏中的地位。大中六年（852）四月，白敏中又被調任西川節度使，駐守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大中十一年（857）正月，宣宗命白敏中為荊南節度使，駐守江陵（今湖北江陵）。一直到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死，白敏中未能再回長安。由此看來，白敏中和唐宣宗之間，隻有在對付李德裕的問題上，兩人殊途同歸，走在一起；在治理國家方麵，白敏中隻是見風轉舵，對宣宗投其所好，沒有任何積極建議；所以，宣宗很快就把他貶出京師了。幸而他在解決吐蕃和黨項的問題上還有貢獻，故而能夠長期留在節度使的任上。否則，他的政治生涯是很難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