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南詔是唐代西南地區蒙舍烏蠻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公元649年，南詔興起於蒙舍川（今雲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了洱海地區，公元752年，脫離唐朝獨立建國，公元902年滅亡，南詔曆十三王、存世二百五十三年。其勢最熾之際，史載“東距爨，西南屬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與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國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驃（今緬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為界），東北際黔、巫（昭通和貴州威寧一帶）。”《新唐書·南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南詔的疆域覆蓋了今雲南全省、雲南與川、黔二省交界的部分地區，以及東南亞緬甸、老撾、泰國和越南的部分地區。在這廣闊區域內，群山聳立、河流縱橫，民族眾多，風俗各異。南詔跨越了地理條件的限製，把處於不同族係、不同發展狀態的各民族群體置於統一政權之下，締造了紅土高原的曆史奇跡。
南詔以國家形式經營西南一百五十餘年，對西南民族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南詔結束了大姓爨氏“獨步南境”二百年的割據局麵，改變了南北朝以來西南各族“各據山川，不相役屬”的封閉狀態，統一了西南地區，並加強與祖國內地的聯係，溝通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交往，促進了地方經濟的開發，造就了兼容並蓄、瑰麗多姿的南詔文化。南詔統治時期，境內一度出現了“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擊鼓之泰”的和平景象，“人知禮樂，本唐風化”，西南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達到秦漢以來的曆史新高。
南詔對唐代亞洲東南部的地區關係具有重大影響。南詔西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國，北部至東北部和大唐帝國地域相接，西部、西南部與南部則與古中南半島諸國山水相連。南詔與唐朝、吐蕃之間的和平友好和利益糾葛，交織著南詔曆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就戰略地位而言，南詔既可是唐朝的“西南藩屏”，又可是吐蕃的軍事“右臂”，這就使南詔在唐朝與吐蕃的博弈之中，奇跡般地獲得了對發展極為有利的三次曆史機遇，成為獨據一隅的民族政治實體，並且，南詔還與古中南半島的驃國、彌諾國、真臘國、昆侖國等建立起廣泛的聯係，聲威遠播，對唐代西南地區的政治格局、民族關係、疆域範圍產生重大影響。
南詔同吐蕃、回紇等少數民族政權一樣，在大唐帝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與唐朝相始終的二百餘年間，唐代西南地區出現了政治的分裂與回歸、疆域的收縮與擴張、民族的分化與融合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西南各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前進性和迂回性的體現。從文化的視角來看，在南詔與唐朝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提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文化對南詔與唐朝的政治關係起到了極強的調和、整飭作用，在矛盾表象下代表先進文化的漢文化，始終成為維係西南與內地、少數民族與漢民族融合與統一的內在動力。南詔的曆史表明，曆史時期少數民族與統一王朝矛盾衝突的存在，是中華民族統一體發展曲折性的表現，就前進的趨勢而言，分而不裂並最終歸於融合與統一，是曆史發展的主流。
二
大理，是西南地區一個曆史性的坐標。初到大理，就為那裏的湖光山色所折服。那是十多年前一個旅遊者的視角。師從民族史學家尤中先生後，才知道，波濤輕湧的洱海，曾隱藏著怎樣的刀光劍影；雄奇巍峨的蒼山，又造就了怎樣的宏圖大業。南詔，其實就是西南一段曆史的興衰。
凡治西南史者無不為南詔所吸引。唐人撰寫的南詔史著，計有韋琯《雲南事狀》一卷，袁滋《雲南記》五卷，韋齊修《雲南記行》二卷，徐雲虔《南詔錄》和樊綽《蠻書》十卷等。現今僅存樊書一種，是南詔曆史最真實的記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漢族官方記載，以及《敦煌本吐蕃文書》，則用不同民族的眼光對南詔曆史進行了描述，也是見證南詔曆史的有用材料。明、清時期地方修史成風，《紀古滇說集》、《白古通紀淺述》、《滇載記》、《滇略》、《滇考》、《南詔源流紀要》、《南詔野史》等地方文獻，在官方正史的基礎上，不僅補充了大量的地方文獻資料，還穿插以大量神話傳說、佛教故事。可以說，正是這些古代曆史學家留下的著作，使南詔這段漸行漸遠的曆史，始終停留於滄洱之間不致湮沒。
現代意義的南詔史研究，始於20個世紀30、40年代。淩純聲、方國瑜、範義田、許雲樵諸先生，率先展開了南詔族屬問題的研究。建國以後，馬長壽、王忠、尤中、林聲、李家瑞諸先生，繼續在南詔的民族、社會性質、政治、文化等方麵耕耘不輟，碩果累累，方國瑜、向達、王忠、趙呂甫諸先生，又在史料的考釋校注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台灣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林旅芝《南詔大理國史》，以及美國學者查爾斯·巴克斯的《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等書，也為南詔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視角和觀點。應該說，有關南詔民族、政治、文化方麵的研究，經過學者們篳路藍縷、孜孜不倦的開拓，成績斐然，在南詔社會發展、民族管理、經濟和對外交往方麵，雖起步稍晚，但研究和關注的熱情也絲毫不遜。
本書不揣淺陋，期望在南詔與唐朝、吐蕃的政治互動關係中，能對南詔的發展曆史進行完整描述，為人們了解南詔提供有用的參考。對某些研究較充分，並有普遍認同的學術觀點，為方便閱讀本書論證從簡。本書的完成，受益於諸學術前輩及同仁論文著述的啟示，更要感謝尤中先生、萬永林教授長期以來所給予的指導和點撥，以及張昌山教授在我碩士學習期間對南詔民族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麵所給予的引導和啟迪。囿於學力，書中所論如有不當，所引如有疏漏，祈望專家學者批評原諒。
§§第一章 南詔的崛起
南詔是唐代西南地區蒙舍烏蠻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公元649年，南詔興起於蒙舍川（今雲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統一了洱海地區，公元752年，脫離唐朝獨立建國，公元902年滅亡，南詔曆十三王、存世二百五十三年。其勢最熾之際，史載“東距爨，西南屬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與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國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驃（今緬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為界），東北際黔、巫（昭通和貴州威寧一帶）。”《新唐書·南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南詔的疆域覆蓋了今雲南全省、雲南與川、黔二省交界的部分地區，以及東南亞緬甸、老撾、泰國和越南的部分地區。在這廣闊區域內，群山聳立、河流縱橫，民族眾多，風俗各異。南詔跨越了地理條件的限製，把處於不同族係、不同發展狀態的各民族群體置於統一政權之下，締造了紅土高原的曆史奇跡。
南詔以國家形式經營西南一百五十餘年，對西南民族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南詔結束了大姓爨氏“獨步南境”二百年的割據局麵，改變了南北朝以來西南各族“各據山川，不相役屬”的封閉狀態，統一了西南地區，並加強與祖國內地的聯係，溝通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交往，促進了地方經濟的開發，造就了兼容並蓄、瑰麗多姿的南詔文化。南詔統治時期，境內一度出現了“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擊鼓之泰”的和平景象，“人知禮樂，本唐風化”，西南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達到秦漢以來的曆史新高。
南詔對唐代亞洲東南部的地區關係具有重大影響。南詔西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國，北部至東北部和大唐帝國地域相接，西部、西南部與南部則與古中南半島諸國山水相連。南詔與唐朝、吐蕃之間的和平友好和利益糾葛，交織著南詔曆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就戰略地位而言，南詔既可是唐朝的“西南藩屏”，又可是吐蕃的軍事“右臂”，這就使南詔在唐朝與吐蕃的博弈之中，奇跡般地獲得了對發展極為有利的三次曆史機遇，成為獨據一隅的民族政治實體，並且，南詔還與古中南半島的驃國、彌諾國、真臘國、昆侖國等建立起廣泛的聯係，聲威遠播，對唐代西南地區的政治格局、民族關係、疆域範圍產生重大影響。
南詔同吐蕃、回紇等少數民族政權一樣，在大唐帝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與唐朝相始終的二百餘年間，唐代西南地區出現了政治的分裂與回歸、疆域的收縮與擴張、民族的分化與融合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西南各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前進性和迂回性的體現。從文化的視角來看，在南詔與唐朝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提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文化對南詔與唐朝的政治關係起到了極強的調和、整飭作用，在矛盾表象下代表先進文化的漢文化，始終成為維係西南與內地、少數民族與漢民族融合與統一的內在動力。南詔的曆史表明，曆史時期少數民族與統一王朝矛盾衝突的存在，是中華民族統一體發展曲折性的表現，就前進的趨勢而言，分而不裂並最終歸於融合與統一，是曆史發展的主流。
二
大理，是西南地區一個曆史性的坐標。初到大理，就為那裏的湖光山色所折服。那是十多年前一個旅遊者的視角。師從民族史學家尤中先生後，才知道，波濤輕湧的洱海，曾隱藏著怎樣的刀光劍影；雄奇巍峨的蒼山，又造就了怎樣的宏圖大業。南詔，其實就是西南一段曆史的興衰。
凡治西南史者無不為南詔所吸引。唐人撰寫的南詔史著，計有韋琯《雲南事狀》一卷，袁滋《雲南記》五卷，韋齊修《雲南記行》二卷，徐雲虔《南詔錄》和樊綽《蠻書》十卷等。現今僅存樊書一種，是南詔曆史最真實的記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漢族官方記載，以及《敦煌本吐蕃文書》，則用不同民族的眼光對南詔曆史進行了描述，也是見證南詔曆史的有用材料。明、清時期地方修史成風，《紀古滇說集》、《白古通紀淺述》、《滇載記》、《滇略》、《滇考》、《南詔源流紀要》、《南詔野史》等地方文獻，在官方正史的基礎上，不僅補充了大量的地方文獻資料，還穿插以大量神話傳說、佛教故事。可以說，正是這些古代曆史學家留下的著作，使南詔這段漸行漸遠的曆史，始終停留於滄洱之間不致湮沒。
現代意義的南詔史研究，始於20個世紀30、40年代。淩純聲、方國瑜、範義田、許雲樵諸先生，率先展開了南詔族屬問題的研究。建國以後，馬長壽、王忠、尤中、林聲、李家瑞諸先生，繼續在南詔的民族、社會性質、政治、文化等方麵耕耘不輟，碩果累累，方國瑜、向達、王忠、趙呂甫諸先生，又在史料的考釋校注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台灣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林旅芝《南詔大理國史》，以及美國學者查爾斯·巴克斯的《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等書，也為南詔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視角和觀點。應該說，有關南詔民族、政治、文化方麵的研究，經過學者們篳路藍縷、孜孜不倦的開拓，成績斐然，在南詔社會發展、民族管理、經濟和對外交往方麵，雖起步稍晚，但研究和關注的熱情也絲毫不遜。
本書不揣淺陋，期望在南詔與唐朝、吐蕃的政治互動關係中，能對南詔的發展曆史進行完整描述，為人們了解南詔提供有用的參考。對某些研究較充分，並有普遍認同的學術觀點，為方便閱讀本書論證從簡。本書的完成，受益於諸學術前輩及同仁論文著述的啟示，更要感謝尤中先生、萬永林教授長期以來所給予的指導和點撥，以及張昌山教授在我碩士學習期間對南詔民族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麵所給予的引導和啟迪。囿於學力，書中所論如有不當，所引如有疏漏，祈望專家學者批評原諒。
§§第一章 南詔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