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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為上帝的事業而戰”
在希特勒反人類的全部法令之中，要數那條“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辦法”使文明世界最為驚駭和迷惑。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明確描述了這條行動準則。而且，他不僅在該書中一再預言自己將采用極端手段解決問題，還披露了他個人偏見的思想源泉。
十八歲那年，他來到維也納學習藝術。“無論我去什麽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猶太人。”他在書中寫道，“而且，越是看見猶太人，他們在我眼裏就越和其他人類有著明顯的區別。”起初，他這種偏激情緒隻針對個別人；那些奇裝異服、滿臉胡須的傳統的猶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閱讀了《耶路撒冷賢哲教誨錄》之後，他的反猶太主義爆發出來了：他必須捍衛世界，反對猶太人。1905年，俄羅斯帝國的情報機關捏造了一份文件，聲稱猶太人正秘密地計劃把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奇特地結合起來，從而統治世界。“我們將在各地挑起動亂，爭鬥和對立。”一位所謂的猶太領導人宣稱，“我們將發動一場世界戰爭――我們將給世界人民帶來新的選擇，因此他們會自願把世界統治權交給我們。”年輕的奧地利人希特勒當時已經成了一個激進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者。他相信這份偽造聲明裏的每一個字。“在這個時期，”他寫道，“我看到了兩種威脅：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在此之前，我幾乎不知其名，當然也不明白它們對於德國人民的生存有著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稱自己在維也納度過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艱苦、然而卻又最完整的學習期”。“我剛踏進這座城市時還是一個小男孩，離開時卻已成人，變得安靜嚴肅……如果在早期，命運的壓迫――和我自己的學習――沒有確立我各種個人看法的基本原則的話，那麽，今天我就不知道該以何態度去對待作為一個整體的猶太人、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等等。”
這種憎惡和恐懼迅速成長為一種固定的想法；這是他一生中“最劇烈的精神動蕩”。“我不再是個優柔寡斷的世界主義者，我成了一名反猶太主義者。”希特勒對猶太人這種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於他想當建築師和藝術家的願望未能實現，而猶太人在這些領域裏的成功則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髒的事情，哪一種墮落的行為，特別是在文化生活方麵，與猶太人無關嗎？如果你哪怕是小心翼翼地切開這個膿包，你就會發現一個猶太鬼，就像腐爛肌體中的一條蛆蟲，突如其來的光明常使它頭暈目眩！”
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威脅首先煽動他將反猶太主義付諸行動。作為20世紀最具催眠力的演說家，他能夠把自己的狂熱情緒傳遞給其他人。在一場接一場的演講中，希特勒反複強調，一旦猶太人通過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製了世界經濟，他們就會奪取政治控製權。“猶太人這一階段的最終目的是‘民主政體’的勝利，或者，像他們所理解的，是議會製原則的統治……他們以無窮的機智，將以某種形式蟄伏在每個雅利安人身上的對社會正義的需求，變成對那些更受好運恩寵的人們的仇恨，而這樣便給消滅社會罪惡的鬥爭烙上了非常明顯的哲理的印記。”
“在這之後，”希特勒繼續寫道，“猶太人卸下了他們的偽裝，露出自己的本來麵目。民主國家人民中的猶太人變得嗜血成性，成為人民的暴君。幾年之內，他們便試圖滅絕全國的知識分子，並且通過消滅人民天生的知識領袖，使人民永世為奴。在這方麵，俄國已經給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範例。在那裏，猶太人以瘋狂的野蠻手段，加之慘無人道的酷刑，屠殺及餓死了總計三千萬人，其目的是將一個偉大民族的統治權交給一群猶太記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強盜。”
希特勒深信，猶太―馬克思主義的陰謀將在德國達到高潮。“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化――即德國知識分子的滅絕，使得德國工人階級可能被置於猶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據認為，這不過是猶太人進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曆史上經常發生的一樣，德國是這場殘酷無情的鬥爭的中心。如果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國家淪為嗜血成性、貪得無厭的猶太暴君們的犧牲品，那麽，整個地球都將會落進這條章魚的觸角之中；而如果德國擺脫了它的控製，那麽，各民族麵臨的最大危險，就可以認為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被粉碎了。”
盡管讀者仍持些許懷疑態度，可是，希特勒對自己說出的那些荒誕不經之語卻深信不疑。在《我的奮鬥》裏麵，他告訴了讀者他準備走多遠。“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一萬二千名或一萬五千名傷風敗俗的希伯來人被毒氣毒死的話……那麽，數百萬人在前線的犧牲就不是徒勞無功的了。反過來說，及時地鏟除一萬二千個惡棍，也許就可以挽救一百萬真正的德國人，而這些人對未來而言是非常珍貴的。”
一個文明國家的首腦竟然接受所謂的《耶路撒冷賢哲教誨錄》，這已經很令人不可思議了，而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殺的手段來製止“猶太人的威脅”。因此，當集中營裏最令人發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時，大部分西方人都認為希特勒是個瘋子，是最大的罪犯，最冥頑的反基督教義者。
然而，在很多預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紀先知們的眼裏――他們曾在《啟示錄》第二十卷中預言過一千年的巨大幸福、廉潔政府和悲慘命運的消失――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似乎是最為可信，甚至是最值得欽佩的。在他們看來，希特勒不是一個反基督教義者，而恰恰正是複活的耶穌的化身，就好比12世紀初期在弗蘭德斯發起革命運動的坦夏爾姆，1381年英國農民起義的領袖約翰・鮑爾，甚至1525年領導了德國農民暴動的托馬斯・閔采爾。這些先知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複活的耶穌，注定要推翻暴政，給人類帶來美好的新生活，而對反對者的大屠殺乃是上帝的意誌。比如，閔采爾要求他的信徒們毫不留情地殺戮。“別讓你們的利劍冷卻下來……刺向他們，刺向他們，趁天還亮著！上帝在給你們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這些狂熱分子一樣，希特勒也打算摧毀並重塑世界；他同樣聲稱，自己是被上天選擇來給一個墮落的世界帶來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無窮的目標，許下了無數的諾言，與同時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賦予社會衝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種充滿權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
在這一整套神秘論的後麵，是一項滿足了幾乎所有階級的渴望的現實規劃。希特勒許諾，要廢除“聲名狼藉的”《凡爾賽和約》，為德國贏回榮譽，重建德國武裝力量和帝國空軍部隊，把國家從破壞性的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把德國的疆界擴展到亞洲，以及像消滅猶太人那樣消滅布爾什維主義以及所有“不受歡迎”分子。
希特勒並不是從真空裏冒出來的，他的肆意妄為是與幾個世紀來無情的迫害活動一脈相承的；從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開始，到中世紀的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再到俾斯麥和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每每當德國種族優越的信念占了上風時，這種迫害活動便猖獗起來。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預言家們合理的繼承人。和他們一樣，他精力充沛，殘忍無情，心中總是縈繞著世界末日的景象，並且堅信自己絕對正確。他煙酒不沾，是個素食主義者；他生活簡樸，簡直像個苦行僧；他超越了一切個人腐化行為。他有一個情婦，但卻讓她遠離公眾視線，這樣他便能夠以不迷戀女色的純潔形象出現。他的目標同樣也被看得高於一切；他的使命值得作出任何犧牲，甚至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認為，自己必須摧毀一股腐化墮落的巨大力量。對希特勒來說，那就是猶太人――一個古老的目標――消滅猶太人隻不過是一次必須的淨化，這將給世界帶來最終的光榮。“（猶太人）沿著他們那罪惡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個力量起來反對他，並在激烈的鬥爭中把這個侵犯天庭的家夥打回魔王那裏去。”
正是這種承襲而來的天譴的幻象促使希特勒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他毫無負疚之感。“我相信，我的所作所為與至高無上的造物主的意誌相符合，”他說，“通過反對猶太人的自衛鬥爭，我為上帝的事業而戰。”
1945年3月，失敗的陰影促使希特勒加速實行消滅猶太人的計劃。他命令把集中營裏餘下的猶太人全部殺死，以免日後被俄國人及其盟國解放。
克爾斯滕醫生，希姆萊的按摩師，懇求希姆萊撤銷這道指示。“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萊回答道，“我必須保證其得到逐字逐句的執行。”整整一周，兩人之間一直在進行激烈的辯論。希姆萊主張“集中營裏的罪犯不應心滿意足地以征服者的勝利姿態逃脫滅亡的命運”。但是，不屈不撓的克爾斯滕不肯讓步，一再督促希姆萊，結果，不堪折磨的帝國元首親自給他寫下了承諾。保證不炸毀集中營，不再殺害一個猶太人；所有的俘虜都將留在他們的營地裏，並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給盟國。
起草完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之後，他又透過夾鼻眼鏡仔細看了一遍。最後，他緩慢地用他那做作的字體簽上了名字：“海因裏希・希姆萊，帝國元首，黨衛隊總隊長。”
克爾斯滕得意揚揚地拿起同一支筆，一時衝動地在文件上寫道：“以人類的名義，費利克斯・克爾斯滕。”
克爾斯滕的這一成就很有價值，不過，這畢竟隻是一個私下的契約。而且，盡管希姆萊魯莽地表示了妥協，但是，並不能保證他一定會恪守諾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與克爾斯滕爭辯的同時，希姆萊又在奧地利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卡爾・J。布克哈特博士召開了秘密會議。會議的議題將明顯改善監獄和集中營裏的條件；而希姆萊想以此換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此外，希姆萊派出的代理人是卡爾登勃魯納博士。像瓦爾特・施倫堡這樣的敵對者會認為，很難相信他竟然可以參與這樣一場人道主義的談判。
布克哈特博士想說服卡爾登勃魯納帶紅十字會的人參觀集中營，給犯人們帶去一點寬慰。十年前，他曾試圖從卡爾登勃魯納的前任，臭名遠揚的萊因哈特・海德裏希那裏得到同樣的讓步，可是，已成為蓋世太保殘暴行徑的象征的海德裏希，卻通過為納粹政策辯護而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請求。他說：集中營裏塞滿了罪犯、間諜和危險的宣傳分子。“您不應該忘記我們正在戰鬥，元首正在同全世界的敵人進行戰鬥，”他說，“這不隻是要使德國安然無恙的問題，而且，把世界從文化和道德的淪喪中解救出來是我們的責任。像您這樣的人是不會明白這樣的事情的。”接著，海德裏希像個密謀者一樣低聲說道，“在國外，他們認為我們是最該死的畜生，對不對？對於某個人來說，很難圓滿完成這件事。但是，我們應該像石頭一樣硬起心腸，否則的話，元首的事業就會中途夭折。總有一天，他們都將感謝我們擔負起了這些責任。”
布克哈特博士從海德裏希的繼承人那裏得到的不僅僅是口頭承諾。出人意料的是，卡爾登勃魯納同意盡快把食品包裹發給戰俘，甚至還同意讓紅十字會的觀察員們在戰俘營裏住下來，直到戰爭結束。受到卡爾登勃魯納的“通情達理的態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對待平民俘虜的問題擺了出來。卡爾登勃魯納作了同樣的讓步。“事實上，”他說，“你們甚至可以向猶太人集中營派遣長駐觀察員。”
接下來的幾天裏，希姆萊甚至作出了更為人道的讓步。克爾斯滕說服了他，撤銷希特勒關於摧毀海牙和須德海大壩的命令，並且起草一個命令，禁止虐待猶太人。事實上，到了3月17日，希姆萊已經變得非常溫順，於是，克爾斯滕要求他秘密會見世界猶太人大會的施托希。
希姆萊猛吸了一口氣。“我絕不能接見一個猶太人！”他叫道，“要是被元首聽說了，他會當場叫人把我槍斃！”但是，他已經作出了太多的讓步，而且克爾斯滕還有一份希姆萊簽了字的副本，在這份副本裏，希姆萊許下了違抗元首的諾言。終於，希姆萊用微弱的聲音表示了同意。
希特勒對他身邊的這一係列陰謀心知肚明――其中有幾個也許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譬如，他知道裏賓特洛甫在瑞典進行的談判，也知道沃爾夫在意大利進行的。他甚至知道希姆萊正在跟猶太人浪費時間。但是，希特勒允許這些人繼續談判，就好像這些談判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如果一個談判失敗了，他就假裝對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了，他就坐享其成。
不過，毫無疑問，他知道，他最有能力的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一直強烈反對他提出的“焦土”政策。在3月8日的一份備忘錄上，施佩爾本人又大膽地批評了這一想法。
毋庸置疑，四到八個星期內，德國經濟便將徹底崩潰……在此之後，即便從軍事角度而言，戰爭也無法繼續下去了……我們必須盡全力保護我國公民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原始的層次……在戰爭的現階段，我們沒有任何權利進行那些可能會影響我國人民生存的破壞活動。如果我們的敵人想摧毀這個曾經無比英勇地作戰的民族的話，那麽，他們將會永遠背上曆史性的可恥罵名。我們的責任是，使這個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遙遠的將來得到複興……
作為建築業的同僚，施佩爾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賞識；隻有寥寥幾人能像他那樣得到希特勒施予的友善。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這些話才讓希特勒大發雷霆。如果說希特勒曾經猶豫過是否要在德國實行焦土政策，那麽，施佩爾的備忘錄則促使他將其付諸行動。他召來施佩爾，非常激動地說：“如果戰爭失敗，帝國便行將滅亡。這是不可避免的。沒必要去擔心德國人民繼續原始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相反，最好是由我們自己把這些東西破壞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要證明它是個軟弱的民族，而未來隻屬於那個強大的東方民族（俄國）。此外，戰後幸存下來的人都是低等的，因為優秀的人都將死去。”
元首不容分說地把施佩爾打發走了，並向手下口授了施佩爾曾試圖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德國所有的軍事、工業、運輸和交通設備統統毀掉，以免它們落入敵人之手。納粹地方領袖和民防委員會將協助部隊執行該命令。命令最後說道：“凡與本命令相悖的一切指示均屬無效。”
自從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希特勒就一直在作出各種類似的輕率而任性的決定；而自從“七・二�”事件之後，他變得性情暴躁，頑固武斷。他的許多顧問們沮喪地發現，現在，他對一個問題隻提出唯一一個讓人失望的解決辦法，而不像以前有好幾個選擇。
不過，對他的司機肯普卡、他的仆人和秘書們，希特勒卻繼續表現得周到體貼，彬彬有禮。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能看得出，他的壓力越來越大。“所有人都在欺騙我。”他對他的一位秘書說，“我沒有人可以信賴。他們都背叛了我。這使我很難過。要是沒有我忠誠的莫勒爾（給他服過大量藥物的那位醫生）的話，我肯定得完蛋――而那些白癡醫生們卻想除掉他。要是沒有莫勒爾，我會怎麽樣呢？這個問題他們根本就沒考慮。假如我出了什麽事，德國便沒有領袖了。我沒有接班人。第一個，赫斯，瘋了；第二個，戈林，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第三個，希姆萊，肯定會被黨拒絕。”
他為在飯桌上談論政治而表示歉意。接著，他又說：“你們再絞盡腦汁想想吧，告訴我，誰能做我的接班人。我一再地問自己這個問題，可是一直也沒找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後的“私下談話”裏，有一次，他對其他人透露了這些同樣的疑慮。他抱怨說，他命中注定要嚐試在短暫的一生中做完一切事情。接著，他說：“現在，我已到了這樣的一個階段，我想知道，當火炬從我手中滑落的時刻，在我的直接接班人中間，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接過火炬並把它高高舉起的人。同樣是命運，使我成了一個有著如此悲劇性的曆史的民族的仆人，一個像德意誌民族這樣反複無常、朝三暮四的民族，一個根據情況變化，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民族。”如果我們有時間給德國青年灌輸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從而使將來的一代代人發起不可避免的戰爭的話，他說，那將非常理想。“我所擔負的任務是把德意誌民族提升到他們應有的世界地位上去。不幸的是，這個任務並不是一個人或一代人能夠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們看到了他們繼承而來的偉大，並且鼓勵他們一想到德意誌民族在一個偉大而堅不可摧的帝國裏的團結，就會激情滿懷。我已經播下了良種。”有朝一日，他預言道，收獲終將到來。“德意誌民族是一個年輕的民族，一個強大的民族，一個有著光明前景的民族。”
希特勒的敵人們在雅爾塔會議上奠定的新歐洲的基礎已經開始瓦解。三巨頭相對融洽地製訂了有關計劃，但在其執行問題上，他們卻糾纏不清。他們的爭論主要聚焦於波蘭問題。三巨頭的代表們在莫斯科會晤，商議建立一個新波蘭政府，但會議卻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一再聲明，盧布林政府真正代表著波蘭人民；而哈裏曼和英國駐蘇聯大使阿爾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則主張，應該建立一個包括米科拉伊奇克這樣的人在內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
就在他們爭論的同時，倫敦和美國的波蘭人正在越來越刻薄地攻擊雅爾塔會議。“我認為，一個巨大的災難已經發生！”安德斯將軍指責丘吉爾說。丘吉爾則辛辣地回敬道：“這是你的過錯。”
丘吉爾的話與他真正的立場互相矛盾。私底下，他正在為波蘭的問題努力著。他仍然在試圖說服羅斯福和他一起反對斯大林。他懇求說，他們應該一起發一封電報，要求蘇聯領導人尊重雅爾塔協議，並且協助在波蘭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
3月11日，羅斯福終於答複了丘吉爾：
……我覺得，在促使蘇聯政府與我們一致的其他一切可能辦法都用盡之前，我們個人最好暫不出麵幹預。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在這個關頭寫信給喬大叔，特別是當我感到你文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會引起同你的意願相反的回應時……
他不情願地擱置了自己給斯大林的電報，但是卻懇請總統讓哈裏曼和克拉克・克爾把他起草的電報中列舉的各點提出來。
……波蘭已經失去了它的邊界。是否現在它還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們聯合起來頑強地施加壓力，堅決遵循我們一向采取的方針和我提議發給斯大林的電稿，我們將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3月15日，貝納德・巴魯克來到白宮拜訪總統。他也發現，羅斯福很不願意作出任何決定。他們談到了雅爾塔會議，繼而又談到了戰後的世界。“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吸取了很多教訓，”巴魯克說，“戰爭剛一結束，每個人便都成了英雄。美國人的努力將會被極度輕視。我們必須使自己保持強大，並且在遣散我們的部隊之前，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好。”
“伯尼，你認為還要多久世界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羅斯福突然問道。
“五年或者十年。”
“天啊，不。”
“如果我們想要和平，就必須去找一些人，這些人知道怎樣獲得和平，並懂得如何使人們為他們所選擇的任務而工作。”
羅斯福尤其喜歡最後一句話，並且重複了一遍。“是的，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事情還取決於我們在研究和平問題時所采取的立場。您還打算再當一任總統嗎？您不能了。您必須決定由誰來接您的班。”他提到了三四個候選人，可是羅斯福隻是凝視著窗外波托馬克河的流水。
“我們必須作出決定，”巴魯克敦促他說，“怎樣起草一項條約？什麽樣的和平？還有，誰來接您的班？”
但是，羅斯福仍舊一言未發。他有很多問題，就連巴魯克這樣一個親信也不知道。史汀生最近透露，有一顆原子彈很快便可供測試，而當原子彈看來可以使用的時候，誰也無法想象它爆炸時的情景，也無法想象它對戰後世界可能會有的影響。
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總統日益急躁。他的夫人第一次意識到，他“再也不能忍受一次認真的談話了”。如果有什麽事情她不同意，他就會心煩意亂。“富蘭克林不再是從前那個沉著鎮定的人。過去，每當遇到政策問題的時候，他總是一再刺激我，讓我發表激烈的看法。這隻能再一次表明他的改變，而我們大家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這一事實在3月16日羅斯福寫給丘吉爾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了證明。丘吉爾寫信給他，目的是再次要求他在波蘭問題上對斯大林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羅斯福在回信中說，他不能同意那種認為雅爾塔協議已麵臨破產的說法。他希望哈裏曼和克拉克・克爾繼續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談判。丘吉爾推測，這封信和最近的其他幾封信“都不是他親自動的筆”。於是，他發給羅斯福一封懷舊的私人信件，希望可以“使正式關係的進展輕鬆一些”。
……我們的友誼是一塊巨石，我在其上建築世界的未來。隻要我還是建設者中的一員，就總會想起那些你在研究《租借法案》時的絕妙的日子……我銘記著我們的個人關係在世界事業的進展中所起的作用，而現在，這個事業即將實現它的第一個軍事目標了……
正如我上次所說，當巨人之戰結束之後，侏儒之戰便將開始。一個山河破碎、滿目瘡痍、饑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們幫助它重新站起來，不知道喬大叔或者他的接班人，對我們兩人所主張的做法會有何評價……
祝你一切順利！
溫斯頓
雷馬根的橋頭堡向東擴展了十多英裏，而第九師的巡邏部隊正在接近他們的目標：法蘭克福―科隆高速公路。盡管空襲炮轟兩麵夾擊，魯登道夫大橋卻仍舊巍然聳立。德國人絕望地用一輛巨型裝甲車運來了一門五百四十毫米口徑的大炮：“卡爾榴彈炮”。這個龐然大物重達一百三十二噸，發射的炮彈重達四千四百磅。它發射了幾發炮彈，但沒有擊中大橋，之後，人們不得不把它拉回去維修。十二枚V-2型飛彈從荷蘭射來了。它們的落點很分散，其中隻有一枚造成了可觀的損失，它擊中了橋東三百碼尺處的一幢房子，炸死了三個美國人。
像德軍炮彈的回響一樣，附近美軍的防空炮和八英寸的榴彈炮的回響同樣晃動著大橋。3月17日下午三點鍾，工兵們準備把大鋼板焊接在一根幾乎斷成兩截的橋拱上。一旦焊接完畢，大橋就安全了。第二七六工兵戰鬥營營長克萊頓・拉斯特中校站在橋中央，監督工作的進展，突然，他聽到了一聲刺耳的爆炸聲，好像是一聲槍響。他抬頭看去，又聽到了一聲。這時，他看到橋梁的一部分斷了。他還沒來得及發出警報，大橋便開始顫動了。煙塵從木製的橋板上騰空而起。工兵們扔下手中的工具，朝離得比較近的河岸衝了過去。拉斯特跑向雷馬根一側的河岸。與此同時，大橋的中央跨梁不停地抖動著，然後，便拖著兩根脫出橋墩的桁梁，緩緩沉入了河中，發出一陣刺耳的金屬撞擊聲。整座大橋都掉進了萊茵河。拉斯特和他的許多部下被河水一直衝到了貝利橋，被人從那兒救了起來。但是，有二十八人被當場砸死或淹死了。
在斯帕，霍奇斯恰好正打電話給米利金，要解除他第三兵團司令的職務。“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霍奇斯開了口。
“長官，”米利金打斷了他，“我也有個壞消息要告訴您，鐵路橋剛剛倒塌了。”
魯登道夫大橋倒下之後，斯科爾茲內的蛙人隊決定摧毀上遊的浮橋。七點左右，他們潛入了萊茵河冰冷的水中，每人都緊抓著一個五加侖的空罐，空罐上固定著四包塑性炸藥。但是，他們還沒到達目的地，操作高度機密的CDL（運河防衛光，一種很強的光束，無法檢測其來源）的美國人就發現了這些大膽的遊泳健將，並向他們開了火。結果，兩人淹死，其餘全部被捕獲。
莫德爾的整個B集團軍都被粉碎了，蒙哥馬利和霍奇斯俘獲了十五萬德軍，其餘的都被趕回了萊茵河對岸。在南邊，黨衛隊將軍保羅・豪賽爾指揮的G集團軍被逼回到了萊茵河西岸，很快就要被包圍了：其北邊是巴頓的第三軍，南邊是亞曆山大・帕奇中將的第七軍。六十五歲的豪賽爾機智詼諧，好挖苦人。他意識到，他麵臨著一場災難，因此急切地要求凱塞林，讓他趁為時尚且不晚，率部渡過萊茵河。“不惜一切代價固守萊茵河西岸的政策，結果隻能導致更加可怕的損失，甚至可能全軍覆沒。”
凱塞林猶豫不決。
“應當迅速作出向萊茵河後麵撤退的決定。”豪賽爾不耐煩地催他。
“不行，”凱塞林草率地回答，“守住你們的陣地。”
豪賽爾再次據理力爭，但凱塞林隻是搖了搖頭，並未發怒，而是幾乎帶著幾分歉意地說：“這是我的命令，你必須守住。”然而，凱塞林剛一離開房間，豪賽爾便告訴手下的指揮官們，要在絕對保密的前提下做好撤退的準備。
兩天之後，即3月15日，巴頓突破了豪賽爾最北邊的部隊，然後便向萊茵河挺進。豪賽爾命令部隊立即撤退，隨後，他打電話給凱塞林，請求他批準這一行動。
“守住你們的陣地，”凱塞林說，接著又道，“但是，要避免被包圍。”
這就是豪賽爾所需要的一切。“謝謝！”他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然後迅速掛上了電話。不過，此刻已經為時太晚：G集團軍的主力已經完蛋了。
魯登道夫橋倒下的那天，艾森豪威爾非常嚴肅地對巴頓說：“你們第三軍的麻煩是，你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你們不夠自信。讓全世界都知道你們正在做的事情吧，否則，人們就不會賞識美國士兵的真正價值。”
然後，巴頓和他的副官查爾斯・科德曼上校，同艾森豪威爾一起飛往位於呂內維爾的第三軍總部。途中，盟軍總司令繼續表揚著第三軍。“喬治，”他滔滔不絕地說，“您不僅是一位好將軍，還是一位幸運的將軍。您大概記得，對於一個將軍，拿破侖更重視的是他的運氣，而不是才能。”
“哈哈，”巴頓笑著回答，“這是我們一起服役兩年半以來，您對我說的第一句恭維話。”
在呂內維爾召開的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提到，齊格菲防線仍然攔在帕奇的第七軍麵前，而巴頓卻已完成了一次突破。接著，他問帕奇，巴頓是否可以通過第七軍防區的北部地段發起進攻。帕奇欣然同意了。“我們都是在同一支部隊嘛。”他說。
當晚，回到第三軍總部之後，巴頓在晚餐時非常放鬆快樂。“我想，艾克過得十分愉快，”他說，“他們應當更多地讓他出來走走。”
“我不能理解他所說的第三軍不夠自信是什麽意思。”哈普・蓋伊思忖道，“你怎麽解釋呢？”
“這很簡單。”巴頓一麵回答，一麵攪著湯，“不久之後，艾克將會參與競選總統。第三軍可以投很多選票呢。”注意到周圍人的臉上都浮現了笑容，他又接著說，“你們認為我在開玩笑？我沒有。你們等著瞧吧。”
十八歲那年，他來到維也納學習藝術。“無論我去什麽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猶太人。”他在書中寫道，“而且，越是看見猶太人，他們在我眼裏就越和其他人類有著明顯的區別。”起初，他這種偏激情緒隻針對個別人；那些奇裝異服、滿臉胡須的傳統的猶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閱讀了《耶路撒冷賢哲教誨錄》之後，他的反猶太主義爆發出來了：他必須捍衛世界，反對猶太人。1905年，俄羅斯帝國的情報機關捏造了一份文件，聲稱猶太人正秘密地計劃把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奇特地結合起來，從而統治世界。“我們將在各地挑起動亂，爭鬥和對立。”一位所謂的猶太領導人宣稱，“我們將發動一場世界戰爭――我們將給世界人民帶來新的選擇，因此他們會自願把世界統治權交給我們。”年輕的奧地利人希特勒當時已經成了一個激進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者。他相信這份偽造聲明裏的每一個字。“在這個時期，”他寫道，“我看到了兩種威脅：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在此之前，我幾乎不知其名，當然也不明白它們對於德國人民的生存有著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稱自己在維也納度過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艱苦、然而卻又最完整的學習期”。“我剛踏進這座城市時還是一個小男孩，離開時卻已成人，變得安靜嚴肅……如果在早期，命運的壓迫――和我自己的學習――沒有確立我各種個人看法的基本原則的話，那麽，今天我就不知道該以何態度去對待作為一個整體的猶太人、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等等。”
這種憎惡和恐懼迅速成長為一種固定的想法；這是他一生中“最劇烈的精神動蕩”。“我不再是個優柔寡斷的世界主義者，我成了一名反猶太主義者。”希特勒對猶太人這種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於他想當建築師和藝術家的願望未能實現，而猶太人在這些領域裏的成功則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髒的事情，哪一種墮落的行為，特別是在文化生活方麵，與猶太人無關嗎？如果你哪怕是小心翼翼地切開這個膿包，你就會發現一個猶太鬼，就像腐爛肌體中的一條蛆蟲，突如其來的光明常使它頭暈目眩！”
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威脅首先煽動他將反猶太主義付諸行動。作為20世紀最具催眠力的演說家，他能夠把自己的狂熱情緒傳遞給其他人。在一場接一場的演講中，希特勒反複強調，一旦猶太人通過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製了世界經濟，他們就會奪取政治控製權。“猶太人這一階段的最終目的是‘民主政體’的勝利，或者，像他們所理解的，是議會製原則的統治……他們以無窮的機智，將以某種形式蟄伏在每個雅利安人身上的對社會正義的需求，變成對那些更受好運恩寵的人們的仇恨，而這樣便給消滅社會罪惡的鬥爭烙上了非常明顯的哲理的印記。”
“在這之後，”希特勒繼續寫道，“猶太人卸下了他們的偽裝，露出自己的本來麵目。民主國家人民中的猶太人變得嗜血成性，成為人民的暴君。幾年之內，他們便試圖滅絕全國的知識分子，並且通過消滅人民天生的知識領袖，使人民永世為奴。在這方麵，俄國已經給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範例。在那裏，猶太人以瘋狂的野蠻手段，加之慘無人道的酷刑，屠殺及餓死了總計三千萬人，其目的是將一個偉大民族的統治權交給一群猶太記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強盜。”
希特勒深信，猶太―馬克思主義的陰謀將在德國達到高潮。“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化――即德國知識分子的滅絕，使得德國工人階級可能被置於猶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據認為，這不過是猶太人進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曆史上經常發生的一樣，德國是這場殘酷無情的鬥爭的中心。如果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國家淪為嗜血成性、貪得無厭的猶太暴君們的犧牲品，那麽，整個地球都將會落進這條章魚的觸角之中；而如果德國擺脫了它的控製，那麽，各民族麵臨的最大危險，就可以認為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被粉碎了。”
盡管讀者仍持些許懷疑態度，可是，希特勒對自己說出的那些荒誕不經之語卻深信不疑。在《我的奮鬥》裏麵，他告訴了讀者他準備走多遠。“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一萬二千名或一萬五千名傷風敗俗的希伯來人被毒氣毒死的話……那麽，數百萬人在前線的犧牲就不是徒勞無功的了。反過來說，及時地鏟除一萬二千個惡棍，也許就可以挽救一百萬真正的德國人，而這些人對未來而言是非常珍貴的。”
一個文明國家的首腦竟然接受所謂的《耶路撒冷賢哲教誨錄》，這已經很令人不可思議了，而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殺的手段來製止“猶太人的威脅”。因此，當集中營裏最令人發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時，大部分西方人都認為希特勒是個瘋子，是最大的罪犯，最冥頑的反基督教義者。
然而，在很多預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紀先知們的眼裏――他們曾在《啟示錄》第二十卷中預言過一千年的巨大幸福、廉潔政府和悲慘命運的消失――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似乎是最為可信，甚至是最值得欽佩的。在他們看來，希特勒不是一個反基督教義者，而恰恰正是複活的耶穌的化身，就好比12世紀初期在弗蘭德斯發起革命運動的坦夏爾姆，1381年英國農民起義的領袖約翰・鮑爾，甚至1525年領導了德國農民暴動的托馬斯・閔采爾。這些先知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複活的耶穌，注定要推翻暴政，給人類帶來美好的新生活，而對反對者的大屠殺乃是上帝的意誌。比如，閔采爾要求他的信徒們毫不留情地殺戮。“別讓你們的利劍冷卻下來……刺向他們，刺向他們，趁天還亮著！上帝在給你們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這些狂熱分子一樣，希特勒也打算摧毀並重塑世界；他同樣聲稱，自己是被上天選擇來給一個墮落的世界帶來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無窮的目標，許下了無數的諾言，與同時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賦予社會衝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種充滿權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
在這一整套神秘論的後麵，是一項滿足了幾乎所有階級的渴望的現實規劃。希特勒許諾，要廢除“聲名狼藉的”《凡爾賽和約》，為德國贏回榮譽，重建德國武裝力量和帝國空軍部隊，把國家從破壞性的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把德國的疆界擴展到亞洲，以及像消滅猶太人那樣消滅布爾什維主義以及所有“不受歡迎”分子。
希特勒並不是從真空裏冒出來的，他的肆意妄為是與幾個世紀來無情的迫害活動一脈相承的；從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開始，到中世紀的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再到俾斯麥和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每每當德國種族優越的信念占了上風時，這種迫害活動便猖獗起來。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預言家們合理的繼承人。和他們一樣，他精力充沛，殘忍無情，心中總是縈繞著世界末日的景象，並且堅信自己絕對正確。他煙酒不沾，是個素食主義者；他生活簡樸，簡直像個苦行僧；他超越了一切個人腐化行為。他有一個情婦，但卻讓她遠離公眾視線，這樣他便能夠以不迷戀女色的純潔形象出現。他的目標同樣也被看得高於一切；他的使命值得作出任何犧牲，甚至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認為，自己必須摧毀一股腐化墮落的巨大力量。對希特勒來說，那就是猶太人――一個古老的目標――消滅猶太人隻不過是一次必須的淨化，這將給世界帶來最終的光榮。“（猶太人）沿著他們那罪惡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個力量起來反對他，並在激烈的鬥爭中把這個侵犯天庭的家夥打回魔王那裏去。”
正是這種承襲而來的天譴的幻象促使希特勒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他毫無負疚之感。“我相信，我的所作所為與至高無上的造物主的意誌相符合，”他說，“通過反對猶太人的自衛鬥爭，我為上帝的事業而戰。”
1945年3月，失敗的陰影促使希特勒加速實行消滅猶太人的計劃。他命令把集中營裏餘下的猶太人全部殺死，以免日後被俄國人及其盟國解放。
克爾斯滕醫生，希姆萊的按摩師，懇求希姆萊撤銷這道指示。“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萊回答道，“我必須保證其得到逐字逐句的執行。”整整一周，兩人之間一直在進行激烈的辯論。希姆萊主張“集中營裏的罪犯不應心滿意足地以征服者的勝利姿態逃脫滅亡的命運”。但是，不屈不撓的克爾斯滕不肯讓步，一再督促希姆萊，結果，不堪折磨的帝國元首親自給他寫下了承諾。保證不炸毀集中營，不再殺害一個猶太人；所有的俘虜都將留在他們的營地裏，並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給盟國。
起草完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之後，他又透過夾鼻眼鏡仔細看了一遍。最後，他緩慢地用他那做作的字體簽上了名字：“海因裏希・希姆萊，帝國元首，黨衛隊總隊長。”
克爾斯滕得意揚揚地拿起同一支筆，一時衝動地在文件上寫道：“以人類的名義，費利克斯・克爾斯滕。”
克爾斯滕的這一成就很有價值，不過，這畢竟隻是一個私下的契約。而且，盡管希姆萊魯莽地表示了妥協，但是，並不能保證他一定會恪守諾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與克爾斯滕爭辯的同時，希姆萊又在奧地利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卡爾・J。布克哈特博士召開了秘密會議。會議的議題將明顯改善監獄和集中營裏的條件；而希姆萊想以此換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此外，希姆萊派出的代理人是卡爾登勃魯納博士。像瓦爾特・施倫堡這樣的敵對者會認為，很難相信他竟然可以參與這樣一場人道主義的談判。
布克哈特博士想說服卡爾登勃魯納帶紅十字會的人參觀集中營，給犯人們帶去一點寬慰。十年前，他曾試圖從卡爾登勃魯納的前任，臭名遠揚的萊因哈特・海德裏希那裏得到同樣的讓步，可是，已成為蓋世太保殘暴行徑的象征的海德裏希，卻通過為納粹政策辯護而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請求。他說：集中營裏塞滿了罪犯、間諜和危險的宣傳分子。“您不應該忘記我們正在戰鬥，元首正在同全世界的敵人進行戰鬥，”他說，“這不隻是要使德國安然無恙的問題，而且，把世界從文化和道德的淪喪中解救出來是我們的責任。像您這樣的人是不會明白這樣的事情的。”接著，海德裏希像個密謀者一樣低聲說道，“在國外，他們認為我們是最該死的畜生，對不對？對於某個人來說，很難圓滿完成這件事。但是，我們應該像石頭一樣硬起心腸，否則的話，元首的事業就會中途夭折。總有一天，他們都將感謝我們擔負起了這些責任。”
布克哈特博士從海德裏希的繼承人那裏得到的不僅僅是口頭承諾。出人意料的是，卡爾登勃魯納同意盡快把食品包裹發給戰俘，甚至還同意讓紅十字會的觀察員們在戰俘營裏住下來，直到戰爭結束。受到卡爾登勃魯納的“通情達理的態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對待平民俘虜的問題擺了出來。卡爾登勃魯納作了同樣的讓步。“事實上，”他說，“你們甚至可以向猶太人集中營派遣長駐觀察員。”
接下來的幾天裏，希姆萊甚至作出了更為人道的讓步。克爾斯滕說服了他，撤銷希特勒關於摧毀海牙和須德海大壩的命令，並且起草一個命令，禁止虐待猶太人。事實上，到了3月17日，希姆萊已經變得非常溫順，於是，克爾斯滕要求他秘密會見世界猶太人大會的施托希。
希姆萊猛吸了一口氣。“我絕不能接見一個猶太人！”他叫道，“要是被元首聽說了，他會當場叫人把我槍斃！”但是，他已經作出了太多的讓步，而且克爾斯滕還有一份希姆萊簽了字的副本，在這份副本裏，希姆萊許下了違抗元首的諾言。終於，希姆萊用微弱的聲音表示了同意。
希特勒對他身邊的這一係列陰謀心知肚明――其中有幾個也許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譬如，他知道裏賓特洛甫在瑞典進行的談判，也知道沃爾夫在意大利進行的。他甚至知道希姆萊正在跟猶太人浪費時間。但是，希特勒允許這些人繼續談判，就好像這些談判是以他的名義進行的。如果一個談判失敗了，他就假裝對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了，他就坐享其成。
不過，毫無疑問，他知道，他最有能力的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一直強烈反對他提出的“焦土”政策。在3月8日的一份備忘錄上，施佩爾本人又大膽地批評了這一想法。
毋庸置疑，四到八個星期內，德國經濟便將徹底崩潰……在此之後，即便從軍事角度而言，戰爭也無法繼續下去了……我們必須盡全力保護我國公民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原始的層次……在戰爭的現階段，我們沒有任何權利進行那些可能會影響我國人民生存的破壞活動。如果我們的敵人想摧毀這個曾經無比英勇地作戰的民族的話，那麽，他們將會永遠背上曆史性的可恥罵名。我們的責任是，使這個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遙遠的將來得到複興……
作為建築業的同僚，施佩爾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賞識；隻有寥寥幾人能像他那樣得到希特勒施予的友善。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這些話才讓希特勒大發雷霆。如果說希特勒曾經猶豫過是否要在德國實行焦土政策，那麽，施佩爾的備忘錄則促使他將其付諸行動。他召來施佩爾，非常激動地說：“如果戰爭失敗，帝國便行將滅亡。這是不可避免的。沒必要去擔心德國人民繼續原始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相反，最好是由我們自己把這些東西破壞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要證明它是個軟弱的民族，而未來隻屬於那個強大的東方民族（俄國）。此外，戰後幸存下來的人都是低等的，因為優秀的人都將死去。”
元首不容分說地把施佩爾打發走了，並向手下口授了施佩爾曾試圖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德國所有的軍事、工業、運輸和交通設備統統毀掉，以免它們落入敵人之手。納粹地方領袖和民防委員會將協助部隊執行該命令。命令最後說道：“凡與本命令相悖的一切指示均屬無效。”
自從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希特勒就一直在作出各種類似的輕率而任性的決定；而自從“七・二�”事件之後，他變得性情暴躁，頑固武斷。他的許多顧問們沮喪地發現，現在，他對一個問題隻提出唯一一個讓人失望的解決辦法，而不像以前有好幾個選擇。
不過，對他的司機肯普卡、他的仆人和秘書們，希特勒卻繼續表現得周到體貼，彬彬有禮。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能看得出，他的壓力越來越大。“所有人都在欺騙我。”他對他的一位秘書說，“我沒有人可以信賴。他們都背叛了我。這使我很難過。要是沒有我忠誠的莫勒爾（給他服過大量藥物的那位醫生）的話，我肯定得完蛋――而那些白癡醫生們卻想除掉他。要是沒有莫勒爾，我會怎麽樣呢？這個問題他們根本就沒考慮。假如我出了什麽事，德國便沒有領袖了。我沒有接班人。第一個，赫斯，瘋了；第二個，戈林，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第三個，希姆萊，肯定會被黨拒絕。”
他為在飯桌上談論政治而表示歉意。接著，他又說：“你們再絞盡腦汁想想吧，告訴我，誰能做我的接班人。我一再地問自己這個問題，可是一直也沒找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後的“私下談話”裏，有一次，他對其他人透露了這些同樣的疑慮。他抱怨說，他命中注定要嚐試在短暫的一生中做完一切事情。接著，他說：“現在，我已到了這樣的一個階段，我想知道，當火炬從我手中滑落的時刻，在我的直接接班人中間，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接過火炬並把它高高舉起的人。同樣是命運，使我成了一個有著如此悲劇性的曆史的民族的仆人，一個像德意誌民族這樣反複無常、朝三暮四的民族，一個根據情況變化，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民族。”如果我們有時間給德國青年灌輸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從而使將來的一代代人發起不可避免的戰爭的話，他說，那將非常理想。“我所擔負的任務是把德意誌民族提升到他們應有的世界地位上去。不幸的是，這個任務並不是一個人或一代人能夠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們看到了他們繼承而來的偉大，並且鼓勵他們一想到德意誌民族在一個偉大而堅不可摧的帝國裏的團結，就會激情滿懷。我已經播下了良種。”有朝一日，他預言道，收獲終將到來。“德意誌民族是一個年輕的民族，一個強大的民族，一個有著光明前景的民族。”
希特勒的敵人們在雅爾塔會議上奠定的新歐洲的基礎已經開始瓦解。三巨頭相對融洽地製訂了有關計劃，但在其執行問題上，他們卻糾纏不清。他們的爭論主要聚焦於波蘭問題。三巨頭的代表們在莫斯科會晤，商議建立一個新波蘭政府，但會議卻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一再聲明，盧布林政府真正代表著波蘭人民；而哈裏曼和英國駐蘇聯大使阿爾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則主張，應該建立一個包括米科拉伊奇克這樣的人在內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
就在他們爭論的同時，倫敦和美國的波蘭人正在越來越刻薄地攻擊雅爾塔會議。“我認為，一個巨大的災難已經發生！”安德斯將軍指責丘吉爾說。丘吉爾則辛辣地回敬道：“這是你的過錯。”
丘吉爾的話與他真正的立場互相矛盾。私底下，他正在為波蘭的問題努力著。他仍然在試圖說服羅斯福和他一起反對斯大林。他懇求說，他們應該一起發一封電報，要求蘇聯領導人尊重雅爾塔協議，並且協助在波蘭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
3月11日，羅斯福終於答複了丘吉爾：
……我覺得，在促使蘇聯政府與我們一致的其他一切可能辦法都用盡之前，我們個人最好暫不出麵幹預。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在這個關頭寫信給喬大叔，特別是當我感到你文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會引起同你的意願相反的回應時……
他不情願地擱置了自己給斯大林的電報，但是卻懇請總統讓哈裏曼和克拉克・克爾把他起草的電報中列舉的各點提出來。
……波蘭已經失去了它的邊界。是否現在它還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們聯合起來頑強地施加壓力，堅決遵循我們一向采取的方針和我提議發給斯大林的電稿，我們將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3月15日，貝納德・巴魯克來到白宮拜訪總統。他也發現，羅斯福很不願意作出任何決定。他們談到了雅爾塔會議，繼而又談到了戰後的世界。“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吸取了很多教訓，”巴魯克說，“戰爭剛一結束，每個人便都成了英雄。美國人的努力將會被極度輕視。我們必須使自己保持強大，並且在遣散我們的部隊之前，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好。”
“伯尼，你認為還要多久世界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羅斯福突然問道。
“五年或者十年。”
“天啊，不。”
“如果我們想要和平，就必須去找一些人，這些人知道怎樣獲得和平，並懂得如何使人們為他們所選擇的任務而工作。”
羅斯福尤其喜歡最後一句話，並且重複了一遍。“是的，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事情還取決於我們在研究和平問題時所采取的立場。您還打算再當一任總統嗎？您不能了。您必須決定由誰來接您的班。”他提到了三四個候選人，可是羅斯福隻是凝視著窗外波托馬克河的流水。
“我們必須作出決定，”巴魯克敦促他說，“怎樣起草一項條約？什麽樣的和平？還有，誰來接您的班？”
但是，羅斯福仍舊一言未發。他有很多問題，就連巴魯克這樣一個親信也不知道。史汀生最近透露，有一顆原子彈很快便可供測試，而當原子彈看來可以使用的時候，誰也無法想象它爆炸時的情景，也無法想象它對戰後世界可能會有的影響。
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總統日益急躁。他的夫人第一次意識到，他“再也不能忍受一次認真的談話了”。如果有什麽事情她不同意，他就會心煩意亂。“富蘭克林不再是從前那個沉著鎮定的人。過去，每當遇到政策問題的時候，他總是一再刺激我，讓我發表激烈的看法。這隻能再一次表明他的改變，而我們大家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這一事實在3月16日羅斯福寫給丘吉爾的一封回信中得到了證明。丘吉爾寫信給他，目的是再次要求他在波蘭問題上對斯大林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羅斯福在回信中說，他不能同意那種認為雅爾塔協議已麵臨破產的說法。他希望哈裏曼和克拉克・克爾繼續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談判。丘吉爾推測，這封信和最近的其他幾封信“都不是他親自動的筆”。於是，他發給羅斯福一封懷舊的私人信件，希望可以“使正式關係的進展輕鬆一些”。
……我們的友誼是一塊巨石，我在其上建築世界的未來。隻要我還是建設者中的一員，就總會想起那些你在研究《租借法案》時的絕妙的日子……我銘記著我們的個人關係在世界事業的進展中所起的作用，而現在，這個事業即將實現它的第一個軍事目標了……
正如我上次所說，當巨人之戰結束之後，侏儒之戰便將開始。一個山河破碎、滿目瘡痍、饑寒交迫的世界正需要我們幫助它重新站起來，不知道喬大叔或者他的接班人，對我們兩人所主張的做法會有何評價……
祝你一切順利！
溫斯頓
雷馬根的橋頭堡向東擴展了十多英裏，而第九師的巡邏部隊正在接近他們的目標：法蘭克福―科隆高速公路。盡管空襲炮轟兩麵夾擊，魯登道夫大橋卻仍舊巍然聳立。德國人絕望地用一輛巨型裝甲車運來了一門五百四十毫米口徑的大炮：“卡爾榴彈炮”。這個龐然大物重達一百三十二噸，發射的炮彈重達四千四百磅。它發射了幾發炮彈，但沒有擊中大橋，之後，人們不得不把它拉回去維修。十二枚V-2型飛彈從荷蘭射來了。它們的落點很分散，其中隻有一枚造成了可觀的損失，它擊中了橋東三百碼尺處的一幢房子，炸死了三個美國人。
像德軍炮彈的回響一樣，附近美軍的防空炮和八英寸的榴彈炮的回響同樣晃動著大橋。3月17日下午三點鍾，工兵們準備把大鋼板焊接在一根幾乎斷成兩截的橋拱上。一旦焊接完畢，大橋就安全了。第二七六工兵戰鬥營營長克萊頓・拉斯特中校站在橋中央，監督工作的進展，突然，他聽到了一聲刺耳的爆炸聲，好像是一聲槍響。他抬頭看去，又聽到了一聲。這時，他看到橋梁的一部分斷了。他還沒來得及發出警報，大橋便開始顫動了。煙塵從木製的橋板上騰空而起。工兵們扔下手中的工具，朝離得比較近的河岸衝了過去。拉斯特跑向雷馬根一側的河岸。與此同時，大橋的中央跨梁不停地抖動著，然後，便拖著兩根脫出橋墩的桁梁，緩緩沉入了河中，發出一陣刺耳的金屬撞擊聲。整座大橋都掉進了萊茵河。拉斯特和他的許多部下被河水一直衝到了貝利橋，被人從那兒救了起來。但是，有二十八人被當場砸死或淹死了。
在斯帕，霍奇斯恰好正打電話給米利金，要解除他第三兵團司令的職務。“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霍奇斯開了口。
“長官，”米利金打斷了他，“我也有個壞消息要告訴您，鐵路橋剛剛倒塌了。”
魯登道夫大橋倒下之後，斯科爾茲內的蛙人隊決定摧毀上遊的浮橋。七點左右，他們潛入了萊茵河冰冷的水中，每人都緊抓著一個五加侖的空罐，空罐上固定著四包塑性炸藥。但是，他們還沒到達目的地，操作高度機密的CDL（運河防衛光，一種很強的光束，無法檢測其來源）的美國人就發現了這些大膽的遊泳健將，並向他們開了火。結果，兩人淹死，其餘全部被捕獲。
莫德爾的整個B集團軍都被粉碎了，蒙哥馬利和霍奇斯俘獲了十五萬德軍，其餘的都被趕回了萊茵河對岸。在南邊，黨衛隊將軍保羅・豪賽爾指揮的G集團軍被逼回到了萊茵河西岸，很快就要被包圍了：其北邊是巴頓的第三軍，南邊是亞曆山大・帕奇中將的第七軍。六十五歲的豪賽爾機智詼諧，好挖苦人。他意識到，他麵臨著一場災難，因此急切地要求凱塞林，讓他趁為時尚且不晚，率部渡過萊茵河。“不惜一切代價固守萊茵河西岸的政策，結果隻能導致更加可怕的損失，甚至可能全軍覆沒。”
凱塞林猶豫不決。
“應當迅速作出向萊茵河後麵撤退的決定。”豪賽爾不耐煩地催他。
“不行，”凱塞林草率地回答，“守住你們的陣地。”
豪賽爾再次據理力爭，但凱塞林隻是搖了搖頭，並未發怒，而是幾乎帶著幾分歉意地說：“這是我的命令，你必須守住。”然而，凱塞林剛一離開房間，豪賽爾便告訴手下的指揮官們，要在絕對保密的前提下做好撤退的準備。
兩天之後，即3月15日，巴頓突破了豪賽爾最北邊的部隊，然後便向萊茵河挺進。豪賽爾命令部隊立即撤退，隨後，他打電話給凱塞林，請求他批準這一行動。
“守住你們的陣地，”凱塞林說，接著又道，“但是，要避免被包圍。”
這就是豪賽爾所需要的一切。“謝謝！”他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然後迅速掛上了電話。不過，此刻已經為時太晚：G集團軍的主力已經完蛋了。
魯登道夫橋倒下的那天，艾森豪威爾非常嚴肅地對巴頓說：“你們第三軍的麻煩是，你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你們不夠自信。讓全世界都知道你們正在做的事情吧，否則，人們就不會賞識美國士兵的真正價值。”
然後，巴頓和他的副官查爾斯・科德曼上校，同艾森豪威爾一起飛往位於呂內維爾的第三軍總部。途中，盟軍總司令繼續表揚著第三軍。“喬治，”他滔滔不絕地說，“您不僅是一位好將軍，還是一位幸運的將軍。您大概記得，對於一個將軍，拿破侖更重視的是他的運氣，而不是才能。”
“哈哈，”巴頓笑著回答，“這是我們一起服役兩年半以來，您對我說的第一句恭維話。”
在呂內維爾召開的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提到，齊格菲防線仍然攔在帕奇的第七軍麵前，而巴頓卻已完成了一次突破。接著，他問帕奇，巴頓是否可以通過第七軍防區的北部地段發起進攻。帕奇欣然同意了。“我們都是在同一支部隊嘛。”他說。
當晚，回到第三軍總部之後，巴頓在晚餐時非常放鬆快樂。“我想，艾克過得十分愉快，”他說，“他們應當更多地讓他出來走走。”
“我不能理解他所說的第三軍不夠自信是什麽意思。”哈普・蓋伊思忖道，“你怎麽解釋呢？”
“這很簡單。”巴頓一麵回答，一麵攪著湯，“不久之後，艾克將會參與競選總統。第三軍可以投很多選票呢。”注意到周圍人的臉上都浮現了笑容，他又接著說，“你們認為我在開玩笑？我沒有。你們等著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