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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縱橫字謎行動”

  回到意大利之後,卡爾・沃爾夫發現他的一位參謀軍官、黨衛隊上校歐根・多爾曼上校和他一樣,對未來也表示憂慮。多爾曼英俊瀟灑,老練世故,尖酸刻薄。對朋友,他機智聰敏;對敵人,他凶狠惡毒。他的母親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會上和知識界的關係。沃爾夫還多次同德國駐墨索裏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魯道夫・拉恩討論過這一憂慮。兩年前,當拉恩還是德國駐突尼斯全權代表時,曾經幫助挽救該國的猶太居民於滅絕的邊緣。

  三人相信,如果德國的抵抗力量突然減弱,意大利北部的遊擊隊便會建立一個共產黨政府。他們將和西邊的法國共產黨人以及東麵的鐵托一起,形成一條寬廣的布爾什維主義地帶,一直延伸到歐洲南部。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安排德國部隊有序地投降,這樣,西方才能趕在遊擊隊之前占領意大利北部。這次談話之後不久,多爾曼在一次宴會上隨意地說道,他對“這場該死的戰爭感到厭煩”;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沒能與盟國聯係上。這種不謹慎的言辭本來是會使計劃失敗的,但是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齊默爾,一位黨衛隊中級軍官聽到了多爾曼的話。幸運的是,他也感覺到戰爭已經打輸了,而且,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希望製止無謂的死亡和破壞。齊默爾推斷說,假如多爾曼是這麽認為的,那麽,沃爾夫肯定也是這種想法。

  齊默爾認為,他剛好認識那個他們認為可以充當中間人的人:路易吉・帕爾裏利男爵。美國納什―凱爾文納特公司――一個冰箱廠家――的前任代表。同時,爵士還是一位米蘭工業家的女婿。齊默爾聽說過一些傳言,說帕爾裏利曾秘密幫助一些意大利的猶太人離開該國。他請來了男爵,把多爾曼的話告訴了他。和沃爾夫一樣,帕爾裏利也擔心共產黨人會控製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裏有許多固定資產。他懷著極大的興趣聽著,齊默爾解釋說,隻有沃爾夫才能使這一計劃最終成功,因為作為黨衛隊和警察的頭子,鎮壓這樣的密謀活動是他的工作。

  在帕爾裏利聽來,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應幫他們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車到瑞士的蘇黎世去聯係他的老朋友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爾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學校的校長。胡斯曼很同情他們,但是並不認為盟國會參與任何與俄國敵對的談判。盡管如此,他還是給一個朋友馬克斯・魏貝爾少校打了電話。魏貝爾是一位四十四歲的職業軍官,曾就讀於巴塞爾和法蘭克福的大學,並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同樣意識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產主義威脅。熱那亞是瑞士人的首選港口,如果它被共產黨控製了,他祖國的經濟將遭受影響。魏貝爾知道,如果他參與密謀,並且被人發現,那麽,他的職業生涯便將被葬送。但是,一項有沃爾夫參加的計劃激起了他的興趣,他答應合作――當然,不是官方的,因為這意味著違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個比魏貝爾更理想的人選來促進他的計劃了。魏貝爾是瑞士軍隊中的高層情報軍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國的談判者秘密來到瑞士。他還認識艾倫・W。杜勒斯,一個神秘人物,人們通常認為他是羅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爾尼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並使用了“美國陸軍部特別助理”這一含糊其辭的頭銜。但是,瑞士的新聞界卻不顧他的否認,堅持稱他為“羅斯福的特別代表”。事實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稱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認的人物。他是威廉・J。多諾萬少將的美國戰略服務處在德國地區、東南歐以及法國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區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長老會神父的兒子,一位美國部長的孫子,還是另一位部長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務所裏從事法律行業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態度隨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裏總是叼著煙鬥。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贈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極其熱衷於收集政治情報,而且尤其喜歡偷偷從飯館後門溜進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在胡斯曼打電話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貝爾邀請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羅・馮・S。格韋爾尼茨共進晚餐,並告訴他們,他有兩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們討論一件雙方都將很感興趣的事情。“如果你們願意,我將在晚飯後把他們介紹給兩位。”他說道。當然,杜勒斯不能馬上親自出場,他建議由他的助理先去見見這“兩位朋友”。

  格韋爾尼茨舉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著一種神秘色彩。他的父親格哈德・馮・舒爾澤・格韋爾尼茨教授是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一位大學教授,一位作家。在納粹上台之前,他還曾是德國議會的議員,曾參與起草《魏瑪憲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為美―英―德聯盟的形成而努力著。他認為,這一聯盟是保證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他的最後一本書是對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回答,其中表達了自己對於民主製的最終信念。

  小格韋爾尼茨在法蘭克福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1924年,他前往紐約。在那裏,他從事國際銀行業務,並成為了一名美國公民。希特勒上台後,他將他父親的信念付諸實踐了。他認為,在德國反納粹分子同美國政府之間建立並保持密切的聯係,是他的一項特殊使命。一些反納粹分子領袖已經結識了他,並對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覺,如果能夠說服杜勒斯相信這些人的誠意,那麽,在推翻希特勒政權或以某種方式早日結束戰爭這一問題上,將邁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爾尼設立辦事處時,請求格韋爾尼茨為他工作。漸漸地,兩人之間發展出了一種密切的合作關係。

  帕爾裏利向格韋爾尼茨介紹了意大利的局勢。格韋爾尼茨禮貌地聽著,但心中充滿懷疑――這太離奇了――不過他說,如果帕爾裏利還有具體的提議,他將再同他會晤一次。帕爾裏利問,是否格韋爾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願意直接同齊默爾或者多爾曼談談。

  “可以安排一下。”格韋爾尼茨回答。會麵結束了。

  帕爾裏利返回了意大利。沃爾夫本人第一次獲悉了同杜勒斯的接觸。他決定放棄通過教皇或英國人進行談判的努力,派多爾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貝爾少校秘密把多爾曼和齊默爾帶過基亞索邊境,在那裏,帕爾裏利和胡斯曼博士會見了他們。讓兩人驚訝的是,多爾曼的表現是與他們平起平坐,而非身處一個哀求者的地位。在盧加諾的比安希飯店,他宣稱,他期待與盟國談判出一個“公正的和平”,以挫敗共產黨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說,德國沒本錢討價還價,在戰爭結束之前幻想西方國家能夠切斷同蘇聯的聯係,純屬愚蠢行為。

  多爾曼認為這是討厭而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說教,但是卻側耳傾聽,未加評論。這時,胡斯曼說,德國唯一的希望是無條件投降。多爾曼刷地漲紅了臉,跳了起來。“您的意思是叛國嗎?”他叫道。很明顯,對他來說,假如措辭正確的話,投降並不是叛國。他說,德國完全有本錢討價還價,沒有必要接受無條件投降。德國在意大利還有一支完整的軍隊未被擊敗,足足有一百萬人。

  “好好考慮一下,”胡斯曼說,“你們的局勢已毫無希望可言。和你的朋友們談談。”

  多爾曼不想通過一個中間人繼續討論下去,他希望杜勒斯的代表可以盡快到來。但是,當這個人――是保羅・布盧姆,而不是格韋爾尼茨――終於到來時,他也說隻能是無條件投降。他又補充說,那些幫助結束敵對局麵的善意的德國人將受到敬重。說著,他遞給多爾曼一張紙,上麵寫著兩位被監禁的意大利抵抗運動非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字:費盧西奧・帕裏和烏斯米阿尼少校。這整件事情讓多爾曼想起了“小學生們聚會上玩的罰物遊戲”,但是,他仍然毫無表情地問道:“這兩個人怎麽了?”

  帕爾裏利解釋說,如果能釋放這兩個人,並將其秘密地從意大利帶到瑞士的話,杜勒斯將認為這是友好的象征。簡直太荒謬了:人們立刻就會認出帕裏的。盡管心懷疑慮,多爾曼還是說,他將盡力而為。第二次會見就這樣以友好的握手而結束了。

  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並沒有使沃爾夫像多爾曼那樣強烈地感覺受到了侮辱;至少,談判已經開始了,也許,在今後的協商中,會有體麵一些的建議。釋放兩名重要的政治犯是另一回事。這是一次有勇無謀的冒險,可能會威脅到全盤的計劃。不過,沃爾夫還是決定,這是打動杜勒斯的唯一辦法。多爾曼建議他去瑞士:如果他作為黨衛隊駐意大利最高指揮官出現在那裏,對美國人來說將很有分量。沃爾夫說他得考慮一下。這將極其危險,因為他在瑞士非常有名。

  第二天,沃爾夫驅車前往凱塞林的總部。他幾乎將凱塞林當成自己的兄長,並希望這段友誼可以使他能夠得到投降所需要的最終認可。他告訴這位陸軍元帥,他已經在瑞士同美國人進行了接觸,不過,他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名字。另外,他還暗示元帥,可以安排通過談判締結和平。凱塞林表現得非常謹慎,不過給沃爾夫的印象是,如果能夠安排一個體麵的和平,他會支持的。

  次日,帕爾裏利在加爾達湖畔會見了沃爾夫。他以杜勒斯的名義,邀請沃爾夫參加將於3月8日在蘇黎世召開的一次會議。沃爾夫接受了邀請。

  這是一個多事的3月8日。雷馬根大橋被攻占了,於是凱塞林被召回了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職務,並被派往西線。當天早些時候,沃爾夫和多爾曼,以及帕裏和烏斯米阿尼――那兩名意大利遊擊隊員――被魏貝爾的一個手下秘密地帶到了瑞士,繼而坐火車到了蘇黎世。在那裏,兩位犯人被安置在了遠郊的伊爾斯蘭德醫院的一個秘密房間裏。無論是帕裏還是烏斯米阿尼,此時都還不知道為什麽自己被人從意大利的監獄裏放了出來。

  當天晚上,魏貝爾把杜勒斯和格韋爾尼茨帶到了醫院。直到前一天晚上,帕裏還在黨衛隊的手中,心中確信自己就要被處決了。當他看到老朋友杜勒斯時,不禁淚如雨下。這是一幕感人的場景。而對於杜勒斯來說,它意味著更多――這是誠意的保證。他說,他現在想見見沃爾夫。大約一個小時之後,胡斯曼陪著沃爾夫將軍來到了湖畔的一所老式建築裏。在那裏,杜勒斯租了一個套間,專為秘密會議使用。

  格韋爾尼茨率先走向沃爾夫,想使他在同杜勒斯會見之前放鬆下來。“將軍,我聽說過很多關於您的事情,”他開口說道。沃爾夫看向他,他連忙說道:“我所聽到的,都是讚揚您的話。”恰好,梅希蒂爾德・波德維爾希伯爵夫人前不久曾告訴過格韋爾尼茨,一位頗有影響的納粹分子――格韋爾尼茨確定就是沃爾夫――幫助她營救了羅馬諾・瓜爾蒂尼,使其沒有被關進集中營。“將軍,我知道您救過瓜爾蒂尼的命,他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哲學家。我相信,我們有共同的朋友,一位可愛的夫人,她告訴了我很多關於您的事。”沃爾夫微笑了起來。

  杜勒斯被介紹給了德國人,胡斯曼首先開了口。“沃爾夫將軍,”他說,“我們在火車上談了很久,您還不清楚嗎?對德國來說,戰爭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了。”

  沃爾夫已經下定了決心,哪怕要以個人受到侮辱為代價,也要爭取到和平,因此,他說:“是的。”

  “隻有無條件投降才能予以考慮,通過我們的討論,這點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胡斯曼又問。

  “是的。”沃爾夫順從地回答道。

  “如果您仍然試圖代表希姆萊講話,”教授接著說,“那麽,咱們的會談隻能再持續幾秒鍾,因為杜勒斯先生不得不退場。是不是,杜勒斯先生?”杜勒斯抽了一口煙鬥,點了點頭。

  沃爾夫說,他認為,繼續戰爭是對德國人民的犯罪。作為一個善良的德國人,為了結束戰爭,他願意冒一切風險。這些話裏帶著一種誠意,格韋爾尼茨第一次認為這次會見可能會產生某種結果。

  沃爾夫說,他在意大利指揮後衛部隊,也統率黨衛隊和警察部隊。“為了結束敵對狀態,我願意將我自己以及我統轄的所有部隊都交由你們支配。”他繼續說道,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取得武裝部隊的同意。他告訴他們,凱塞林曾經表示過同情。他指出,一旦這位陸軍元帥義無反顧地投身進去,便將影響其他戰線上的指揮官們作出讓步。

  幾個月之前,格韋爾尼茨曾經告訴過杜勒斯,許多德國將軍正準備反對希特勒。而他自己則正在為一項計劃工作,準備勸誘五位被俘的德國將軍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暴動。隨著沃爾夫談話的繼續,格韋爾尼茨的疑慮打消了。他因這個人的誠意而信服了。沃爾夫沒有為他自己要求任何東西,而他的論述也很合情合理。杜勒斯同樣信服了。他感覺,沃爾夫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萊的親信,同他談判,將很容易達到駐意大利德軍徹底投降的結果。

  沃爾夫準備拿出進一步的證據來表明他的誠意。他宣稱,他將控製在意大利進行的無謂的破壞,並且他已經主動地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將烏菲茲宮和皮蒂宮裏著名的繪畫作品,以及維克多・伊曼紐爾國王無價的錢幣藏品都搶救了出來。這些東西現在已經全部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向他們保證,它們絕對不會被運往德國。

  “這上麵差不多有一半畫作。”他說。美國人敬畏地研究著一張清單,上麵列著三百幅畫作,包括波提切利、提香和其他大師們的作品。

  杜勒斯下定了決心。他說,倘若將軍不與盟國其他人進行接觸的話,他將同沃爾夫合作。沃爾夫表示同意。他許諾將盡力保護戰俘的生命,並阻止破壞工廠、電站和藝術珍品。

  在這一互相許諾和表達良好意願的基調上,持續了一個小時的會議結束了。魏貝爾把德國人送回邊界。在戈特哈德快車上,他們討論了新帝國內閣的可能成員:總統?除了凱塞林,別無他人。外交部長?馮・牛賴特曾經出色地做過一任,為什麽今天不行呢?財政部長?當然是老狐狸沙赫特爸爸了。內政部長呢?有人建議由沃爾夫將軍擔任。他的臉因窘迫而微微地紅了,接著,他拒絕了。那看起來很可能像是他與盟國合作的賞賜。

  但是,剛一過了國境,他便再次回到了現實之中。他得知,凱塞林剛剛被希特勒本人召回柏林。將要接替凱塞林在意大利職務的人是誰呢?沃爾夫能不能對他施加影響呢?

  還有一封卡爾登勃魯納發來的不祥的電報:沃爾夫必須立即前往奧意邊境另一側的因斯布魯克報到。沃爾夫深信,希姆萊的助手已經以某種方式得知了他同杜勒斯談判的事情。因此,如果他去了因斯布魯克,隻能被投進監獄,或者更糟糕,被暗殺。他決定對這一邀請不予理睬。

  杜勒斯向多諾萬將軍匯報了他同沃爾夫的會談情況。他接到指示,繼續談判,並給該活動取代號為“縱橫字謎行動”。3月15日,亞曆山大參謀部的兩位少將從那不勒斯驅車前往瑞士邊境。他們曾在匈牙利受到過托爾布欣的招待。這便是美國人萊曼・蘭尼茲爾和英國人特倫斯・艾雷,陸軍元帥的情報頭子。他們偽裝成兩名美國士兵,但卻身著便服。他們的任務是去會見沃爾夫,並為投降做確切的安排。

  在瑞士海關,蘭尼茲爾令人滿意地回答了種種提問,不過艾雷卻對美國知之甚少。幸運的是,這並沒有什麽差別。魏貝爾已經指示邊境守衛,無論這兩位化名的將軍說些什麽,都要允許他們入境。

  和杜勒斯一起在伯爾尼待了兩天之後,他們被帶到了盧塞恩;在那裏,魏貝爾告訴他們,他剛剛收到來自意大利的令人擔憂的消息:凱塞林的職務已由海因裏希・馮・菲廷霍夫將軍接替。然而,沃爾夫已經按計劃動身前來會見這兩位盟國將軍。

  格韋爾尼茨驅車將將軍們送到阿斯科納。那是馬焦雷湖畔靠近洛迦諾的一個村子。他把兩人作為客人安頓在自己家,一座風景優美的古老農莊。第二天,即3月19日午飯時,格韋爾尼茨告訴他們,沃爾夫已經和多爾曼以及其他兩人一起到了,就住在湖邊的一幢房子裏。

  黨衛隊將軍同杜勒斯、蘭尼茲爾、艾雷和格韋爾尼茨的會談於當天下午三點開始了。湖邊的小屋子裏沒有其他人出席。格韋爾尼茨充當翻譯,有時候也插上幾句,以使談判順利進行。杜勒斯說,他很高興地看到一位德國領袖在談判時不提出任何個人要求。

  沃爾夫對這番話表示讚賞。但是他現實地預測道,駐意大利的德國指揮官的更換將威脅整個行動。也許凱塞林便是因為談判的風聲走漏而被解除了職務,甚至有可能他們所有人一回到意大利就會被捕。沃爾夫夫人已經被卡爾登勃魯納下令禁閉在了她自己家。不過,沃爾夫還是答應盡全力促成投降。他急於盡快見到凱塞林,以說服他在西線做類似的安排。沃爾夫想,最好坦率地要求凱塞林批準在意大利的投降。那樣,凱塞林就可以秘密地建議菲廷霍夫支持沃爾夫。

  格韋爾尼茨把沃爾夫拉到陽台上,問他意大利的集中營裏關押了多少政治犯。沃爾夫覺得,應該有數千名不同國籍的政治犯。“已經有命令要殺死他們。”他說道。

  “您會服從這些命令嗎?”

  沃爾夫在陽台上踱來踱去,最後,在格韋爾尼茨麵前停了下來。“不!”他說。

  “您能不能向我保證這一點?”

  沃爾夫抓住格韋爾尼茨的手。“能!您可以相信我。”

  同一天,有關和平談判的無稽流言傳遍了西線。中午時分,布雷德利打來電話,命令第一軍的指揮官立即飛往盧森堡,會見他和巴頓。因此,在霍奇斯的總部,人們開始對流言有點相信了。

  霍奇斯發現,這隻不過是又一次軍事會議。布雷德利首先宣布,他剛剛從艾森豪威爾那裏獲得許可,可以在雷馬根用上九個師的兵力。霍奇斯終於可以擴大他的橋頭堡,並準備向北麵和東北發動攻勢。

  巴頓正準備向霍奇斯表示祝賀,布雷德利又補充說,進攻要等到3月23日才能開始――這是蒙哥馬利計劃大規模渡過萊茵河的日子。接著,布雷德利告訴巴頓,他“認為第三軍最好不要在科布倫茨附近試圖渡過萊茵河”,而應在美因茲―沃姆茨地區過河。換句話說,盡管現在巴頓的部隊就待在科布倫茨,可是他們卻不能立即從那兒過河,而必須在十英裏以外的美因茲過河。

  巴頓鬱鬱地飛回自己的總部。他深信,如果蒙哥馬利率先渡過萊茵河,那麽,盟軍的大多數食品和物資儲備都將運往北方,而他的第三軍就隻能被迫處於守勢。他隻有四天的時間搶在英國人前麵過河;可是,即使條件正常,想占領和清空美因茲地區,這些時間也是不夠的。隻有一個解決辦法:讓他的手下超越自己。

  在蘭斯,“比德爾”・史密斯剛剛說服了艾森豪威爾,他“必須稍微休息一下,不然他的神經就要崩潰了”。於是,總司令便去了戛納作短期休假。和往常一樣,他謹慎地讓一些普通乘客也上了他的飛機。

  “縱橫字謎行動”剛剛開始,大使哈裏曼和克拉克・克爾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莫洛托夫。而從一開始,這位外交部長就堅持要求派一位蘇聯軍官陪同蘭尼茲爾和艾雷去瑞士。但是,哈裏曼忠告國務院,蘇聯人肯定不會允許盟國的軍官在東方參加同樣性質的行動。西方的默許隻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示,並將致使蘇聯今後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聯合參謀部表示讚成。因此,於3月19日在阿斯科納舉行的曆史性會見中沒有蘇聯軍官出席。

  兩天以後,丘吉爾命艾登把阿斯科納會談的結果告訴蘇聯人。蘇聯的反應迅速而激烈。幾個小時後,莫洛托夫交給克拉克・克爾一封回信,其中的措辭是外交官們很少使用的。毫無疑問,他是因蘇聯在意大利北部的政治目標受到了如此嚴重的威脅而氣憤。莫洛托夫指責盟國“背著蘇聯”同德國人勾結,而“蘇聯正背負著反德戰爭的大部分重荷”,並且聲稱,這整件事情“並不是一次誤會,而是一件比誤會更糟的事情”。

  哈裏曼收到了一封同樣充斥著侮辱言辭的信,他把信轉給了華盛頓。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敦促羅斯福對蘇聯人采取更為堅決的立場。哈裏曼希望,蘇聯人這封惡毒的信能夠最終促使總統行動起來。他在電報中指出,這封挑釁的信件證明了,自從雅爾塔會議之後,蘇聯領導人已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策略。

  我相信,莫洛托夫信中的傲慢言辭公開表明了蘇聯對美國盛氣淩人的態度;我們之前對這種態度隻是懷疑而已。我曾有預感,這種態度遲早會造成一種我們不能容忍的局勢。

  因此,我建議,當前,在麵對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堅持我們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寬宏大量的立場,並用堅決而友好的措辭回複蘇聯政府。

  私底下,哈裏曼無法理解為什麽斯大林“會同意雅爾塔協議,假如他當時就打算這麽快便推翻這些協議的話”。他認為,“元帥本來打算遵守諾言,但卻因若幹理由而改變了主意”。首先,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些成員曾經指責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作了太多的讓步;其次,斯大林越來越懷疑所有事情和所有人。當美國飛行員秘密地把一些蘇聯公民帶出蘇聯時,他便聲稱這是美國官方的一個陰謀的組成部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斯大林在雅爾塔時真的相信,蘇聯紅軍將會被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國家的人民當做解放者來歡迎。然而現在,很明顯,盧布林的波蘭人並不會通過自由選舉把波蘭拱手交給斯大林;而在巴爾幹國家,蘇聯人已經被看成是征服者,而非解放者。

  不管究竟是什麽原因,斯大林已經決定無視他在雅爾塔許下的諾言。對他來說,這實在太簡單了。曾經有一次,他就另一個協議問題坦率地對哈裏曼說過,他沒有食言,隻不過是改變了觀點。

  另一個因素肯定也對斯大林的突然變卦起到了鼓勵作用:羅斯福在雅爾塔透露說,美國將盡快從歐洲撤出它的軍隊。這也許是盟國在雅爾塔會議上犯下的最大錯誤。因為,有了這個保證,斯大林便可以輕視美國人後來提出的抗議――包括總統本人的要求――而他的確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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