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希臘城邦何處去
希臘城邦的誕生
亞曆山大是馬其頓人。馬其頓在希臘北邊。就像中國古代把邊境的一些民族稱做蠻夷一樣，馬其頓也被希臘人看做是蠻族人。其實馬其頓人和希臘人同族，宗教信仰一樣。除文化上落後外，沒什麽不同。馬其頓人也自認是希臘人。曆史學界一般都把古馬其頓史放在希臘史中。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裏克利時代，外部極盛時期是亞曆山大時代。”在馬克思看來，亞曆山大時代是古代希臘史的一個階段，一個重要階段。伯裏克利時代是希臘城邦發展的頂峰，亞曆山大時代雖是希臘城邦的終結，卻也是希臘城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希臘曆史的一個新階段。沒有希臘城邦就沒有亞曆山大帝國，因此，我們敘述亞曆山大帝國時必須從希臘城邦開始。
希臘城邦是人類曆史的奇跡，它的出現，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人類曆史的進程，也使人類社會更加豐富多彩。希臘城邦是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的特殊產物，在人類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古希臘由伸入地中海的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愛奧尼亞群島組成，小亞細亞西部海岸和意大利南部也是希臘移民建立城邦之地。古希臘得天獨厚地處於埃及和兩河流域兩個古文明之間，通過小亞細亞和兩河流域連在一起，而愛琴海諸島又和埃及麵麵相望。這為希臘地區的人民和埃及、兩河地區的人民相互學習、交流提供了優異的條件，而中國和印度就沒有這樣的條件。希臘三麵環海，擁有世界最長的平均海岸線。境內多山少河，更沒有大河，這和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地大不一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古文明都和大河分不開，而希臘文明則和大河無關。希臘文明和大海連在一起。希臘也沒有大的平原，境內被眾多的山脈分割成相對獨立的山地、山穀和小塊平原，這為建立小國寡民的城邦創造了條件。希臘的城邦一般都有山地和小塊平原，山坡地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種莊稼，這有利於城邦自給自足。希臘多良港，為交通海外提供了方便。希臘的氣候為典型的地中海型，夏季幹燥，很少下雨，冬季溫和。希臘人喜歡室外活動是和這樣的氣候條件分不開的。
希臘人是從公元前15世紀開始陸續來到希臘地區的。在希臘人來到之前，希臘地區已經有高度發達的文明。曆史學家稱之為克裏特文明，因為它的中心在地中海的克裏特島。創造這一文明的是愛琴人。公元前16世紀克裏特文明進入全盛時期，手工業發達，商業繁榮，沿海興起許多城市，有百城之稱。荷馬史詩是這樣描述克裏特的：
“有個地方叫做克裏特，在酒綠色的海中央，美麗又富裕，四麵是汪洋，那裏居民稠密，有數不清的數量，九十個城市林立在島上。”
克裏特實行君主製，克諾索斯建有巨大的王宮，內部有巨大廊柱的大廳，有很好的樓梯，有琳琅滿目的壁畫，有武庫糧倉。王宮裏的數不清的宮室，層次相連，組成一個令人撲朔迷離的“迷宮”。居住在這“迷宮”裏的克諾索斯王，據希羅多德說：“是一個征服了許多土地並且是一個在戰爭中經常取得成功的國王。”不僅愛琴諸島，而且希臘大陸也深受克裏特的影響。克裏特成了除埃及和兩河流域之外東地中海地區的第三個文明中心。
希羅多德說克裏特國王後來遠征西西裏，兵敗身死。克裏特衰落了。公元前14世紀，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邁錫尼興盛起來了，邁錫尼取代克裏特成了這一地區的文明中心。邁錫尼王朝國家是早期希臘移民亞加亞人建立的。邁錫尼的崛起和克裏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臘人對非希臘人的勝利。荷馬史詩中攻打特洛伊城的希臘主帥阿加梅農，就是邁錫尼的國王。考古學家在邁錫尼發掘出用長3米寬1米的巨石壘成的城牆和“獅子門”，發掘出規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塚，有圓塚，圓塚作蜂巢形，高18米，直徑也是18米，還有寬廣的長達35米的墓中廊道，發現了精良的武器、金質麵具、金質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邁錫尼統治著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阿提卡（雅典）、彼奧提亞、優卑亞島和愛琴那島，特薩利亞、愛奧尼亞諸島和埃托利亞等地也受邁錫尼控製。
在新的希臘人來到之前，以克裏特、邁錫尼為代表，創造了燦爛的愛琴文明，並與古老的東方文明，特別是尼羅河文明進行了幾個世紀的交匯，為人類曆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亞加亞人的邁錫尼王朝為時不長，就被從北方綿綿不斷南下的多利安人摧毀了。多利安人是北方的希臘人，早在公元前15世紀就開始小股地移居希臘，後來成了最後、最野蠻也最強大的一股移民浪潮。這些後來的希臘人征服了和摧毀了這裏原有的愛琴文明，繁華的城市、宏偉的宮殿都化為灰燼。手工業、商業衰落了，文字消失了。
多利安人等希臘人的侵入，中斷了原來希臘地區文明的發展，並在其廢墟上重新發展新的文明。希臘人後來稱其他民族為野蠻人，其實，他們來到希臘時，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蠻人，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發展軌跡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的發展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的文字的發展便是一例。發展的中斷是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個特點。
隨著多利安人的入侵，形成了幾個世紀的大移民。開始是希臘人南下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還有一些希臘人侵入小亞細亞。一些愛琴人則被迫逃亡他鄉，有些愛琴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隨後希臘人又大肆向海外移民，東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島、西西裏島、西班牙的東南岸，南到尼羅河、利比亞，都成了希臘移民之地。
原來過著遊牧生活的希臘人，在遷徙過程中逐漸定居下來。多利安人在希臘南部定居，愛奧尼亞人在中部，伊奧利亞人在北部。希臘的東北是和希臘人同種的馬其頓人和色臘基人。進入小亞細亞的是弗裏吉亞人。
定居下來的希臘人同時從遊牧轉向農耕，終止了流浪生活，建造起房屋，過起穩定的居家生活來。不過遊牧生活的習性仍長期保存著，戰爭和放牧仍是男子的職業，種田起初隻是婦女的活。在從事農業生產好幾個世紀以後，希臘人仍然把牲畜和家禽當作主要財產。
遊牧的部落就這樣定居下來，成為一群村落，周圍的土地按家族分配。由於定居生活和占有土地，社會分化加劇，富人和窮人的差別日益擴大，社會階級產生了，出現了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
一些村落聯合起來，最後合並為城市。希臘城邦國家就這樣產生了。由於希臘境內多山，平原與高山相交錯，一個城市和與它連在一起的耕地、牧場就是一個城邦。每一個城邦都是獨立的，自給自足的。希臘本土有許多這樣的城邦。同時，由於海外移民，從公元前8至前6世紀，希臘人在愛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島嶼建立了數以百計的城邦。
希臘城邦都是寡民小國，有的隻有幾平方公裏，最大的也隻有中國一個大縣大。人口很少有超過5萬的，其中的一半或一大半是奴隸和異邦人，自由人中還有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兒童。希臘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全盛時期也隻有大約三十幾萬人口。中國也有小國寡民時期，據老子說，當時，國與國之間，雞犬之聲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不過，在中國，這樣的小國，很快就被兼並成大國了。而希臘諸城邦卻始終沒有統一過。這種情況的產生，除地理因素外，希臘的城邦製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希臘的城邦製度相當複雜，有貴族統治的，有民主的，也有寡頭統治的，有由選舉產生或世襲的國王管理的，也有由非法手段奪權的僭主統治的。一般地說，開始時，受愛琴文明影響，實行國王統治，當然，這裏的國王並不是專製君主，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製，他和他的家屬有時還參加生產勞動。到公元前6世紀，大多數城邦便都早已成為貴族共和國了。不過，斯巴達卻仍實行一種特殊的雙王製，有兩個國王，這讓我們想起羅馬共和國的兩個執政官。兩個國王權力相等，這種二元性顯然是為了限製權力過分集中。國王每年一選，可能是用抽簽的方式從不同的家族中選出。國王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製，隻有一定的審判權、主持祭祀權和領兵打仗的統帥權，他們還要受選舉出來的監察官的監督。
斯巴達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元老院，元老是從有勢力的斯巴達氏族中選舉出來的。斯巴達還有全體公民（不包括女性，婦女沒有公民權）參加的公民大會，但大會不能爭論，表決不是投票，而是歡呼，哪個動議獲得的歡呼聲最響亮就通過那個動議。宣戰媾和等重大決定要由公民大會通過。
斯巴達是多利安人建立的城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城邦。它曾兩次發動兼並戰爭，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大部分地區。它的麵積比一般城邦要大得多。斯巴達有三種人，或者說，有三個階層，頂層是“斯巴提亞人”，他們是多利安人，是真正的斯巴達人；第二層是邊民，他們是早期被征服地區的人，是自由民，但沒有政治權利；最下層是希洛人，他們是最後被征服的美塞尼亞地區的人民，他們不是斯巴達人個人的奴隸，而是整個斯巴達城邦的奴仆。斯巴提亞人不從事任何生產勞動，他們是職業軍人，完全靠希洛人供養，希洛人耕種份地，要將收成的一半交給指定的公民，即指定的斯巴提亞人。斯巴提亞人的成年男子，也就是說，斯巴達的全權公民，隻有1萬來人，到公元前5世紀時，便隻有不到6000人了。以這樣少的人統治人數多得多的、時刻想反叛的希洛人和進行不時發生的對外戰爭，顯然十分困難。但斯巴提亞人辦到了。他們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兵營，斯巴提亞人是職業軍人，構成了斯巴達的常備軍，這在希臘城邦中是絕無僅有的，邊民也要從軍，組成輔助部隊，希洛人則要在軍中服雜役。斯巴提亞男人從小就處於嚴峻的軍營生活之中，新生兒要送給長老，經過檢查，如果判定不夠強健，就要被拋到山峽的棄嬰場。男童隻能在母親身邊住到7歲，從7歲到30歲就要過集體生活，在公共食堂吃飯，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從事體育鍛煉和運動。他們還要奉命做苦工，並且必須絕對服從、絕無怨言地去完成。他們不要文化和藝術，隻要服從與勇敢。勇敢是最受讚頌的美德。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的是一個斯巴達女人，在送她兒子上戰場時對他說：“回來時帶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來。”在戰場上，不獲得勝利，就隻能戰死疆場，否則，會受到全民的蔑視。斯巴達的女童也同樣要接受精心安排的體育鍛煉，以便將來有強壯的身體生育強壯的小孩。
斯巴達是希臘城邦的一個特例，一個變種。它的製度既不是君主製，也不是貴族共和製，更不是民主製。而希臘其他城邦大都先後廢除了王，實行貴族共和製，有的還發展到民主製。雅典是其典型的代表。
雅典在阿提卡半島，阿提卡的麵積大約有兩千多平方公裏，隻相當於我國縱橫百裏的一個大縣。但在希臘這已是相當大的一個地區了，它分割成幾塊小平原和幾個山區。據修昔底德記載，阿提卡很早就有人居住，有一個名義上的國王，實際上分成許多獨立的小邦，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議政廳和長官，每個小邦都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務，不到危險時刻，不會找王商量，甚至偶而還向王開戰。後來，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各小邦，或者說，各部落的聯係加強了，出現了一個“聯合運動”。各邦的貴族逐漸集中到雅典，大約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聯合運動”結束，阿提卡境內的小邦統一成雅典城邦。阿提卡之所以能和平統一，一方麵是由於強敵的威脅，另一方麵也反映了雅典人的政治智慧。
這個雅典的新國家，沒有了國王，除奴隸外，公民中分成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階級，其中隻有貴族有權擔任公職。三個階級的形成和劃分，打破了按血緣分成各個氏族或部族的傳統，而按財產關係劃分人口了。但是，貴族在新國家中占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完全由貴族組成的長老會，掌有審判、監察和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國王也被由貴族推薦並從貴族中選出的執政官所取代。執政官開始是終身製，後來規定任期10年，最後變為一年一任。開始執政官隻有1人，後來增加到9人。執政官任期越來越短，人數越來越多，說明其地位越來越不重要。國家的權力完全掌握在長老會手中，長老會不僅左右執政官，也控製了公民大會，大會的議程由長老會安排。
權力造成腐敗，貴族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侵占農民的土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公元前7世紀阿提卡的土地兼並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據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記載，這時的阿提卡到處都豎立著田產出售的標誌。“（雅典的）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被護民’和‘六一漢’（必須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給地主的分成佃農），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果他們交不起租，那麽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時代為止。”土地兼並使農民情況惡化了，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加劇了，平民憤而反抗了。
但是，希臘的階級鬥爭的進程和結果，和中國的完全不同。中國的階級鬥爭從來也沒有以黨派的形式進行，其結果往往是一個王朝的結束，和一個新王朝的開始。而希臘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常常以黨派鬥爭的形式進行，其結果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平民權利受到尊重，平民的狀況得到改善，政治製度逐漸完善，貴族共和製轉變為民主製。其原因很多，小國寡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正是小國寡民才會有希臘的民主製，而對小國寡民的熱愛又限製了希臘的進一步的發展。
領導平民進行鬥爭的是一個新興的富有階層。公元前7到前6世紀，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製陶業，不僅有專門的製陶區，而且製陶規模大，產品精良，馳譽地中海地區。今天，考古學家還能在遠離希臘的小亞細亞地區的墓穴中發現雅典製造的陶器，可見雅典陶器行銷之遠。這和商業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一些人發了財，一個富裕的工商業中間階級興起了。他們是金錢造就的人，有錢但沒有權，地位不高，因而對貴族獨攬政權十分不滿，要求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他們往往成為平民與貴族鬥爭的領導者。
不過，工商業的發展並沒有使雅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城市，雅典仍然隻有25000人，工商業雖然繁榮，農業仍然是雅典人的最大的收入來源。但是，由於商業的刺激，一些地主貴族也開始把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收入更多的橄欖和葡萄等供應油酒業的原料。這樣一來，糧食就供不應求，從而促進了糧食貿易，但卻破壞了城邦的自給自足的原則，對雅典今後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平民鬥爭的第一個成果，是爭取到了一部法典。這部法典是由一個叫德拉古的人編寫的，在公元前621年公布。這部法典非常嚴厲，偷竊蔬果這類小過失，也規定判處死刑，但它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對執法的貴族，或多或少起了限製作用。法典廢除了氏族私鬥，規定法律上的爭訟必須由國家機關審理，這是對傳統氏族製度的勝利。
這時，雅典與鄰國的衝突使情況變得複雜了，麥加拉商人占領了俯瞰雅典港的薩拉米斯島。薩拉米斯的失守和貴族收複的失敗，引起了雅典人的強烈的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在公元前594年，雅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梭倫改革。
梭倫出身一個古老的破落貴族家庭，靠多次海上商業冒險發了財。他用激昂的詩歌喚醒他的同胞，號召他們奮起收複薩拉米斯，結果成功了。梭倫因此獲得極大的威信，受到雅典各階層的廣泛愛戴，被選為公元前594年的執政官。
梭倫是一個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富有階層利益的有新思想的政治家，他一上任就為改善農民的惡劣處境、為滿足新興的富有階層的政治、經濟要求，進行了改革。他一舉廢除了債務奴役製，宣布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債主的要求不得危害公民的人身自由。他沒有答應重新分配土地，但限定了貴族可以占有土地的數額。如果我們聯想到今天還有人認為黃世仁以喜兒抵債是有理的，便知道梭倫廢除債務奴役製有多麽進步了，不過，梭倫的廢除債務奴役隻限於雅典公民，奴役奴隸，實行奴隸製，在當時來說則是天經地義的，這和我們今天要消滅人身奴役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為了促進雅典的工商業，梭倫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他鼓勵外國的手藝工匠移居雅典，規定父親必須教兒子學會手藝。他限製穀物出口，降低了穀價，減輕城市居民的糧食困難。他頒布法令，促進林木的培植和水利灌溉的改善，這一方麵有利於種植橄欖和葡萄等經濟作物的經營，另一方麵又可保證油、酒業原料的供應。
在政治方麵，梭倫頒布法律，規定所有的自由民在法庭上都有平等的權利。他建立了一個四百人會議和公民陪審法庭。四百人會議的主要職能是為公民大會準備議程，預審提交大會的重要議案。其成員選舉產生，被選的成員隻需一定的財產資格，不必一定是貴族，四百人會議也分得了長老會的司法權力。這兩個機構的建立大大削弱了貴族的長老會的權力。梭倫還用憲法形式，按財產的多少，把公民分成四個等級。所有的公民都能參加國家的管理，但隻有第一或第二等級才能擔任最高職務，第三等級隻能擔任次要職務，貧窮的公民隻能參加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
梭倫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緩和了階級矛盾，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使他個人贏得了巨大的威信和眾人的愛戴，他有可能因此而成為“僭主”。“僭主”也就是事實上的專製君主，但卻沒有國王之名。國王是合法的統治者，而僭主卻是不合法的。希臘在公元前650年始出現這種統治者，而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600年～前500年）被稱作僭主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梭倫的朋友們都勸他自立為僭主，建立僭政。但梭倫卻不為所動，毫不猶豫地辭去已超過期限的執政官之職，離開雅典，到海外漫遊去了。在僭主盛行的時代，有機會建立僭政，而主動放棄權力的，並不隻有梭倫。他們都受到人們的稱讚，梭倫就被列為“希臘七賢”之一。
梭倫改革雖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問題仍依然存在，不僅貴族不滿，平民也不滿。梭倫離職後，雅典長時期陷入黨爭之中。占有平原土地的貴族組成了“平原派”，以工商業者為主組成了“海濱派”，無地少地的山居平民則組成了“山地派”。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原派要求恢複傳統製度，海濱派希望維持梭倫改革，山地派要求重分土地。有意思的是三派的領袖都是貴族分子。經過反複鬥爭，山地派領袖、貴族庇西特拉圖，得到海濱派的支持，在公元前541年發動政變，獲得成功，控製了雅典城邦，建立起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圖成了雅典曆史上的第一個僭主。
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遭到回國的梭倫的反對。但庇西特拉圖的僭政，實際上貫徹了梭倫改革的主要精神。除了取得政權的方式不合法外，庇西特拉圖的統治明智而又成功。他沒收逃亡貴族的土地，分給貧苦公民，部分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他實施農貸製度，資助貧苦農民發展橄欖和葡萄種植；他組織巡回法庭到農村去處理訴訟事宜，節省了農民的時間和精力。他特別致力於工商業的發展。在他統治期間，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繁榮。他大力發展造船業，並建造了一支約有48艘船的海軍艦隊，奪取了赫勒斯滂海峽，控製了黑海門戶，這對雅典的發展大有裨益。他對雅典的許多公益事業進行了改進，把農民在春季舉行的酒神節引進城市，由此而帶來了劇院和精彩的戲劇。
庇西特拉圖的統治，得到許多雅典人特別是工商業者的真誠的支持，為雅典今後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圖死了。繼任的他的兒子既沒有他的才能，也沒有他的威信，而更為重要的是雅典人不能長期容忍不是由自己授權的統治者。因此，公元前514年，兩個青年刺殺了僭主庇西特拉圖的次子。這一行動受到希臘人的稱讚，被譽為愛國之舉。庇西特拉圖的長子心懷疑懼，大肆迫害政敵，成了真正的暴君。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他又與波斯勾結，更激起了雅典人的憤怒，為時不久，他就被迫逃亡國外。雅典的僭主統治結束了。不久，代表新興力量的克裏斯提尼走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並在公元前508年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改革，克裏斯提尼也因此被譽為雅典的民主之父。
克裏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開始。他的改革擴大了人民的權力，進一步削弱了貴族的勢力。他把原來按血緣關係劃分的四個部落，改分成完全按地區劃分的十個部落，每個部落又設有三個“三一區”，每個區都包括一個平原地區、一個山區、一個濱海區。這樣就使貴族分了開來，並在每一區都是少數，從而瓦解了他們的勢力。他又把各個區分成許多自治的村社，村社有政治和軍事職能，其中包括登記本村社的公民，據亞裏士多德說，他把“許多曾是外人和奴隸的外來居民登記在他自己的部落之內”，這樣就增加了許多新的公民，從而使舊的血緣關係更加失去意義。
克裏斯提尼創立了一個新的五百人會議，取代過去的四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成員由新設立的區選舉產生，每區50人，共500人。後來形成會議成員分成十組分期管理國事之製，並由每一部落選出一個司令官的十司令官製。
為了防止新的僭主產生，克裏斯提尼創立了所謂“陶片流放製”，規定在每年的春季的公民大會上，人民可以通過投票，宣布任何突出的公民為危害城邦安全的人，並把他放逐十年。一個公民要投票反對某人時，隻要拾起一片散布在市場上的碎陶片，在上麵寫上所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再把陶片投入投票罐裏就行了。如果得到大多數人的票決，這個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滿才能回來。陶片流放製的實行，表明雅典人都識字，對於防止僭主政治的再現，起了極大的作用。
克裏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的民主製最終確立下來，也是希臘城邦製度最後完成的標誌。雅典民主製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主權在民”，盡管高級職務仍隻能由貴族擔任，其他公民卻也享有重要的政治權利。當然，這裏說的民是有公民權的公民，不包括大量的奴隸和外國人。主權在民的製度在伯裏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雅典的全體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舉行兩至四次，解決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戰與媾和，解決城邦的糧食，聽取負責人員的報告，掌握國家的最高監督權，審查終審法庭的訟事等等。每個公民在公民大會中都有選舉權，每個公民都有可能選為五百人會議成員，每個公民都要輪流參加陪審法庭。陪審法庭的成員多達六千人，而當時的雅典公民最多也不會超過六萬人。最高官員離任時要接受審查，有諸如叛國等重大問題的，法庭和公民大會可沒收其財產、放逐或處死等。二是“輪番為治”，也就是說，“公民是輪流統治或被統治”，官吏由公民輪流當。這樣的民主製，隻有在希臘雅典這樣的領土狹小的城市國家中才有可能。中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民主製。不過，希臘的民主製是完全把婦女排除在外的，婦女的惟一任務就是生兒育女。希臘對婦女的卑視，和東方民族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亞裏士多德就認為，男人天生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於人。
克裏斯提尼之後不久，爆發了希波戰爭。戰後，雅典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上都居希臘首位，它事實上成了全希臘的楷模，它的民主製度也成為各城邦效法的榜樣。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製就有好幾個城邦仿行。希臘諸城邦的政製五花八門，而“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卻是它們的共同的特點。希臘城邦的民主製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法律高於一切，人人都尊重法律，按法辦事。古希臘的最著名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在他的《曆史》一書中，用一位希臘人對波斯國王說的一段話來讚揚希臘人的，或者說，希臘城邦的這一特點。這位希臘人在說起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麵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於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麽，他們就做什麽；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陣脫逃，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於敵手。”這種把法律看得高於一切的精神是城邦民主政體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這種精神、這種傳統，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古今中外的民主都離不開這一條件。可以說，沒有法律，沒有把法律看得高於一切的精神或製度，就不會有希臘城邦的民主。當然希臘各城邦的法律是公民自己製定的，而不是別人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希羅多德這裏雖說的是希波戰爭時的希臘人的情況，其實是希臘城邦的普遍特點。
希臘城邦的產生及其城邦製度的最終完成，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現象，是一種變態，而不是常態。人類社會從軍事民主製發展到君主製是普遍規律。中國、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希臘城邦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條件和原因。地理條件的獨特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希臘如果不是被群山分割成一塊一塊彼此分離的既有平原又有山地的相對獨立的地域單位，城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在希臘城邦建立的幾個世紀，沒有足以威脅希臘生存的強大外敵，也是一個原因。埃及和赫梯王國都衰落了，歐洲大陸還是蠻荒之地。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希臘內部的階級鬥爭的獨特形式和走向。雅典的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以黨派鬥爭的形式進行，這在中國等古文明地區是不可能的。
希臘雖分割成許多獨立的城邦，卻是一個種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共同的風俗和傳統，有共同的源於腓尼基字母的希臘文字，還有顯示了希臘人的精神麵貌的體育比賽——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一種為神的榮譽而舉辦的體育競賽，早在公元前776年就開始舉行。競賽會的地點在奧林匹亞，這裏是希臘最高山峰所在地，四年舉辦一次，它成了全希臘人的共同節日，引起了全希臘人的興趣和參與。被視為蠻族的馬其頓被榮幸地準許參加這一比賽。這些共同的因素，使希臘人有一種民族聯合的情結，他們逐漸稱自己為“海拉斯”（hellenes），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赫楞（hellen）的後代，並引以為榮。他們把非希臘血統的人都稱為“野蠻人”。
但在政治上希臘完全沒有聯合的傾向。各城邦之間，糾紛不斷，戰爭不斷，每個城邦都有強烈的排他性，其公民權決不輕易授予外來人。沒有一個城市的商人在別的城市擁有合法權力，隻要他不是那個城市的公民，甚至他的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沒有一個城邦製定了保護外來人的法律。商人們為了在別的城市尋求保護，隻有讓那個城市的一位友好公民接收為客人，如果他找不到“主人”，城邦政府要接受他，就會指定一位公民做他的“主人”。每個城邦都極力保持自己的地方特點。由於這樣的一些原因，希臘各城邦自始至終也沒能聯合成一個包括全希臘的大國。
希波戰爭
公元前6世紀中葉，在希臘諸城邦、特別是雅典蓬勃發展的時候，在東方，在亞洲興起了一個強大的帝國，波斯帝國，成了希臘的強大的競爭對手，成了希臘進一步前進的難於逾越的障礙。
波斯人是伊朗人部落的一支，是山地民族，過著定居的農業生活，公元前6世紀中葉，在其國王居魯士的統治下，強大起來。波斯人是優秀的箭手，波斯軍隊主要由弓箭手組成，密集的箭陣使敵人還沒來得及進行近身搏鬥，就已經中箭倒下了。而波斯騎兵這時才從兩翼發動進攻，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公元前546年，波斯軍隊滅亡了呂底亞王國，占領了小亞細亞的南部沿岸。過了4年，又占領了沿愛琴海東岸的希臘人的城邦。短短的5年時間，波斯就從埃蘭山區的一個小王國，變成東方世界的一個霸主。公元前539年，波斯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名城巴比倫，滅亡了迦勒底王國。公元前528年，居魯士在一次戰鬥中陣亡。居魯士的死亡並沒有使波斯擴張的步伐停下來，公元前525年居魯士的兒子岡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征服埃及是波斯帝國最終建成的標誌。這個僅僅用了25年就建立起來的強大帝國，占領了這一地區的所有文明古國，其領土西邊從尼羅河三角洲開始，環繞整個地中海東端直到愛琴海，東邊則幾乎擴展到了印度。
波斯帝國完全不同於希臘城邦。它的廣闊無垠的疆土是希臘城邦無法比擬的，甚至是希臘人無法想象的，在希臘人心中，他們國家的大小才是最合適的。波斯帝國的統治方式也完全不同於希臘。波斯帝國實行專製君主製，全國都要聽命於國王一人，正如波斯國王大流士（公元前521年～前485年）所說：“憑借胡臘瑪達神的慈悲，這些土地聽命於我的法令；當我向他們發令時，他們將遵從。”國王的話就是法令。這和中國古代是一樣的，是一人統治全國，而和希臘的由公民集體統治或由貴族寡頭統治完全不同。大流士被稱為“偉大的國王”。他把全國分成20個行省，行省由他所任命的總督管理。這種行省製和中國古代的郡縣製有點類似，不同的是中國的郡縣完全受皇帝控製，而波斯的行省則有較大的獨立性，隻要按期交納貢物和為“偉大的國王”的軍隊提供士兵，總督就可自行其是。但是，如同中國漢代派刺史監督地方官員，波斯國王也派出一些被稱為“國王的耳朵”或“國王的眼睛”的官吏，監督總督的言行，向國王匯報他們的一切反對國王的行為。
波斯的首都設在蘇薩，以首都為中心，在廣大的帝國境內修建了許多大道，大道設有保證訊息傳遞的連綿不斷的驛站，以便帝國軍隊能及時趕赴戰場，包抄敵人。
波斯帝國的興起，對希臘、特別是對雅典的威脅是致命的。公元前520年，大流士就曾率軍橫渡赫勒斯滂海峽，向黑海北岸的斯基台人部落進攻。這是波斯帝國的軍隊第一次襲擊歐洲地區。盡管這一次侵略沒有取得預期的勝利，卻奪取了愛琴海北岸的色雷斯和馬其頓。雅典通向黑海的商路遭到嚴重威脅。在當時，黑海沿岸不僅已經是雅典手工業品的重要市場，而且是雅典的糧食供應地。威脅這條商路，就是威脅雅典的生命線。因此，爭奪赫勒斯滂海峽就成了希臘和波斯兩大勢力的前哨戰。
公元前499年，趁大流士進攻斯基台人失利之機，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不甘心失去自由、淪為波斯這一東方專製國家的臣民，在米利都的領導下，舉行了反抗他們的波斯主人的起義。起義過程中，米利都曾派使者到希臘本土的兩個強國，斯巴達和雅典，去求援。斯巴達對海外發展毫無興趣，一聽說波斯的首都離愛琴海東岸還有三個多月的路程，便立即謝絕了來使。雅典的態度和斯巴達不同，出於自己海外貿易的利益的考慮，它關心小亞細亞沿海希臘城邦的命運，因此雅典人派出了20艘戰船去援助他們的同胞，對威脅他們的商路的波斯，公開采取敵對行動。這次戰爭延續了五六年，最後以希臘各起義城邦的失敗而告終。
這次戰爭招致了一場更大的戰爭。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以雅典人幫助了起義者為由，親帥大軍入侵歐洲。其實，希波戰爭是一定會發生的。大流士號稱“萬王之王”，“從日出處到日落處之王”，好大喜功，他是不會容忍希臘處在他統治之外的，必欲侵占而後快，而且，占領希臘既可擴大領土，增加財富，又可起威懾作用，使希臘人不敢再反抗他的統治。
對於雅典人來說，如果不對波斯的侵略奮起反抗，就會失去愛琴海的商路，失去通向黑海的生命線，就不可能保持和擴大經濟的繁榮，甚至會失去自己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對於雙方來說，戰爭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大流士對希臘的第一次進攻，半途而廢，夭折了。打敗他的不是希臘軍隊，而是愛琴海上的險惡的風暴和所選進軍路線的艱難險阻。他的陸軍在穿越赫勒斯滂和色雷斯時，人員損失嚴重，而他的海軍艦隊又在試圖繞過阿陀斯山的高大海角時遇到了颶風，被打得七零八落。就這樣，他的水陸並進的計劃落空了，不得不在半途撤兵回國。
公元前490年初夏，大流士發動了第二次進攻。這次他改變了進軍路線，率領一支由運輸船和戰艦運載的波斯大軍，駛過愛琴海中路，直撲雅典。出發前，他派使臣傳檄希臘，要求各個城邦進貢當地的水和土，表示對他降服。他想用這種辦法使敵人不戰而降。然而，希臘人雖然對波斯征服和屠殺他們的小亞細亞同胞，心存恐懼，卻具有高昂的愛國心和自豪感，熱愛獨立和自由。他們是不會被波斯人嚇倒的。雅典的回答是把使者投進了洞坑，斯巴達則把使者推下了水井。9月，波斯軍隊從雅典東北的馬拉鬆海灣登上了阿提卡的海岸，並在距雅典不遠的地方安營紮寨。在這生死關頭，雅典人一麵派出信使向外求救，一麵在一個富有謀略、通曉波斯戰術的將軍——米爾提亞斯的率領下，武裝起來。米爾提亞斯針對波斯軍隊利於平地作戰，並慣於中央突破的特點，率領雅典軍隊前往馬拉鬆山坡上紮營，阻止波斯軍前進。但是，雅典軍的人數還不到波斯的一半，這時，有一支普拉提亞的數千人的援軍及時趕到，大大提高了雅典人的士氣。米爾提亞斯把重兵布置在兩翼，而把較弱的部隊放在中央。戰鬥一開始，雅典中央一線且戰且退，引誘敵人深入，等敵人追遠時，兩翼的精銳部隊才從後包抄猛攻。波斯軍隊陷入兩支雅典部隊的夾攻中，一片混亂，潰不成軍。波斯的弓箭在這種近身搏鬥中，毫無用處，而希臘人的長矛卻大顯神威。波斯人留下了6000具屍體，逃回船上，而希臘隻損失了192人。波斯人雖想再戰，但在雅典軍隊嚴陣以待下，無法在雅典的海港登陸，大流士隻好下令撤軍。波斯人的第二次入侵又失敗了。馬拉鬆戰役獲勝後，雅典將領立即派了一名戰士去雅典城報捷，這個戰士一口氣從馬拉鬆跑到雅典城內，說了句“雅典得救了”，就倒地而死。今天的馬拉鬆賽跑，就是為了紀念這一曆史事件，其距離就是馬拉鬆到雅典的距離。
但是，戰爭並沒有結束，希臘人的勝利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波斯人不會就此罷休，他們會再來，更大的考驗在等待希臘人。這次戰爭給了雅典人一個教訓，由於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無法阻擋波斯人渡海而來。因此，建立強大的海軍就成了雅典的當務之急。幸運的是，埃及的反叛和大流士的死亡（公元前485年），延緩了波斯人再次入侵的時間。同時，在雅典境內發現了一條儲量豐富的銀礦脈，這為雅典建立海軍艦隊提供了必需的資金。雅典的艦隊建立起來了，大約有180艘三列槳戰艦，這既是為了對付波斯人的威脅，也是稱霸愛琴海的需要。在雅典建立艦隊的過程中，一個叫地米托克利的雅典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擔任執政官，主張雅典必須向海外擴張，必須建立一支艦隊。他認為雅典隻有增強海軍的力量，才能抵擋波斯人的入侵，才能保證雅典的經濟不斷發展。
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兒子薛西斯再一次發動了對希臘的入侵。這是一次全麵的入侵，薛西斯動員了波斯帝國的全部兵力，據說有各色兵種共5283200人，兵艦1207艘，其他附屬船隻3000艘，誌在必得。這一次薛西斯采取了大流士的第一次進兵路線，取道赫勒斯滂，水陸並進。與此同時，希臘人也在為迎擊波斯人的入侵做準備。希臘各城邦在科林斯召開了泛希臘的會議，決定以在軍事上負有盛名的斯巴達做聯軍的首領，聯軍的陸軍以斯巴達為主，海軍以雅典為主，分別在通向中部希臘的要道德摩比勒和附近的海麵設防。
公元前480年夏天，波斯軍隊抵達溫泉關隘口。波斯軍隊的人數大約超過20萬，而隨軍家屬也有這樣多，有1000艘船，其中三分之二是戰船，但被海上的風暴毀壞了數百艘，隻有大約500艘可以作戰。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領大約5000人在溫泉關阻擊波斯陸軍，同時，有不足300艘三列槳戰艦的希臘艦隊，其中三分之二是雅典的，在優卑亞北海岸阿特米斯烏姆附近水域阻擊波斯海軍。
戰爭一開始，希臘人處於守勢。波斯人從陸上和海上同時發動進攻。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在人數上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英勇奮戰了一整天，守住了溫泉關。第二天，一支波斯軍隊翻過山脈從後麵進攻，由於腹背受敵，溫泉關失守，李奧尼達和他所率領的5000戰士全都戰死疆場，用鮮血寫下了悲壯的一頁。海上的戰鬥，開始時，希臘艦隊靈活而又有效地抗擊人數和船數占優勢的敵人。波斯人派出另一支有200艘戰船的艦隊，繞過優卑亞，從背後進攻希臘艦隊。但這支艦隊遭到風暴的襲擊，損失很大，波斯人在海上前後夾擊的計劃落空了。不過，由於陸軍的失敗，希臘海軍也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不得不撤退到薩拉米斯灣。雅典人被迫放棄阿提卡並把不參戰的人員和所能轉移的財產運送到薩拉米斯島。雅典人在島上看著自己的城市被波斯人焚燒，悲憤填膺。不過，雅典人此舉是明智的，他們雖放棄了城市，艦隊卻沒有受到多少損失，可以更機動靈活地繼續和波斯人戰鬥到底。這時，斯巴達的主力部隊和其盟軍退到了科林斯地峽，準備在這裏阻擊波斯人，保衛伯羅奔尼撒半島。斯巴達還主張把在薩拉米斯的聯合艦隊也調到科林斯地峽來。斯巴達的主張遭到雅典的反對，雅典的統帥地米托克利認為，被動防守隻會招致失敗，“後發者無賞”，必須主動出擊，薩拉米斯水域狹窄，不利於波斯的龐大艦隊活動，而有利於較靈活的希臘艦隊。在地米托克利的堅持下，希臘艦隊留下了，而且經過整修，戰艦數超過300艘，力量得到加強。
地米托克利的主張可能是當時惟一可以使希臘反敗為勝的策略。他巧妙地設計了一個圈套讓薛西斯來鑽。就像中國古代周瑜騙曹操那樣，他派他的私人奴隸到波斯人的營地去詐降薛西斯，傳遞一個假情報，說他從地米托克利處來，地米托克利私下是站在波斯人一邊的，希臘艦隊將要偷偷地奪路溜出海灣，讓波斯人及時阻截。薛西斯果然中了地米托克利的誘敵之計，不顧薩拉米斯海灣是否有利於波斯艦隊作戰，就貿然下令出擊。9月20日，波斯海軍開進薩拉米斯海灣，攔截希臘海軍。正如地米托克利所料，波斯艦隊由於船大數量多，擠在狹窄的水域，互相碰撞，根本無法調動，希臘人還沒發動攻擊，就已經亂成一團。而雅典艦隊行動自如。這樣一來，波斯艦隊隻有挨打的份，連逃跑的空隙都沒有。薛西斯坐在可以俯瞰薩拉米斯灣的山頂上，看著他的艦隊被希臘人摧毀，束手無策。戰鬥持續了一整天，當夜幕降臨薩拉米斯灣時，波斯艦隊幾乎被全殲。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決定性的勝利，波斯人失去了製海權，雅典成了海上的霸主，可以說，雅典的海軍拯救了希臘，地米托克利也使自己成為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家。
薩拉米斯戰役的結果，實際上也顯示了希波戰爭的結局，失去製海權的波斯人已無法打贏這場戰爭。但波斯人仍不甘心，雖然由於給養不足和疾病，薛西斯被迫撤退到赫勒斯滂，接著又退回亞洲，卻把他的大將馬都尼斯和一支約5萬人的軍隊留在希臘境內，仍對希臘各城邦造成很大的威脅。馬都尼斯知戰爭無望，便想用外交手段獲取勝利，他向雅典提議，波斯交還雅典原有的土地，重修廟宇，免除懲罰，並接納雅典為波斯帝國的一個自由盟邦。有個雅典人表示讚成這個提議，結果，不僅他本人被憤怒的群眾殺死，他的一家人也被大家用石頭砸死了。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亞希臘聯軍和波斯軍隊在陸地進行了決戰，波斯軍大敗，統帥馬都尼斯陣亡，靠騎兵的掩護，才有一些殘餘部隊逃出了希臘，回到亞洲。同時，希臘海軍在米利都的麥加拉半島摧毀了波斯的殘餘艦隊，波斯的威脅徹底消除了。
公元前478年，雅典海軍獨力奪取並占領了赫勒斯滂海峽的重鎮塞斯圖斯，從而控製了歐洲到黑海的通道。對於雅典來說，塞斯圖斯戰役的勝利的意義不亞於薩拉米斯戰役，因為占領塞斯圖斯，為雅典的對外擴張鋪平了道路。被西塞羅譽為“曆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名著《曆史》一書，正是以雅典人攻陷塞斯圖斯作為全書的結尾的。至此，希波戰爭實際上結束了，希臘人不僅解放了全希臘，徹底解除了波斯的威脅，而且把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也從波斯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了。但是，直到公元前449年，雅典及其同盟的軍隊在塞浦路斯大敗波斯軍，波斯才同希臘締結了和約，承認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的獨立，希波戰爭才正式結束。
希波戰爭可能是曆史上最為重要的戰爭，其曆史意義怎麽估計也不過分。這是一場兩種製度的較量，是希臘城邦製度和東方的君主製度的較量。古代文明，不管是埃及、兩河流域還是中國和印度，都是在君主製下創造的，城邦製，在希臘興起前，從來沒有成為曆史的主流，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在曆史上起什麽積極主動的作用。在希臘城邦興起前，城邦國家不是被大國兼並，就是成為大帝國的附庸。因為，這樣的國家都是小國寡民的，根本無力抵抗大國的侵略，而他們的“老死不相往來”或自治、自足的特點，又使他們有一種自滿感，無法發展成大國。中國的老子和希臘的亞裏士多德都把這種小國寡民看成是最理想的國家形式。老子的觀點在中國沒有代表性，而亞裏士多德卻反映了希臘大多數人的觀點。這正是中國與希臘的不同處。希臘城邦的興起，得力於天時、地利和人和。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希臘地區既適合城邦又便於向東方的古老文明學習，希臘周圍地區幾個世紀都沒有大國和強國，更給希臘城邦的發展提供了絕無僅有的天賜良機。但是，如果沒有希波戰爭的勝利，希臘城邦的曆史就會終結，希臘以至人類曆史都要重寫。正是希波戰爭的勝利，才顯示出希臘城邦的優越性，才激發了希臘人的更大的自豪感，希臘城邦才會發展到它的頂峰，希臘人才能繼續創造他們的令人驚歎的文明。
希波戰爭的結果證明，新興的希臘城邦製要優於古老的君主製，希臘文明正在發展，而以埃及兩河流域為代表的東方古文明，到波斯帝國時已停滯不前。
希臘人一直認為，隻有他們才是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野蠻人”，他們要比“野蠻人”強得多，他們的自由民主製度，要比亞洲的君主製好，亞洲的君主靠專製權力、靠折磨和鞭笞迫使人們服從，而他們卻靠辯論和勸說來作出決定。希波戰爭強化了他們的這種觀點，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希波戰爭的勝利卻也正是克服了城邦製的一些固有的缺點，才取得勝利的。如果希臘各城邦在戰時仍互相敵視，彼此爭奪，他們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如果他們仍像在小亞細亞希臘城邦掀起反波斯統治的起義時那樣，除了雅典出兵援助外，其他希臘城邦都認為事不關己，而置之不理，結果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如果不是在強敵入侵下所激起的高昂的愛國熱情，使全希臘團結起來，結成聯盟，如一人似的協同作戰，希臘人是無法打敗波斯人的。不幸的是，這樣的團結一致，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希波戰爭一結束，希臘各城邦就卷入互相爭霸的旋窩中，而不能自拔。
希波戰爭中，雅典的作用和貢獻最大，所受的影響也最大。雅典人為戰爭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和勝利後的自豪感，是任何其他希臘人所無法比擬的。斯巴達一直是希臘最強大的國家，希波戰爭中也一直是希臘聯盟的領袖，聯軍的統帥，但由於斯巴達所固有的傳統保守的特點，由於它是個純粹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在希臘本土解放後，它對解放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毫無興趣，不願意出兵亞洲，因而自動放棄了對希臘聯軍的領導權。這樣，反波斯、解放亞洲希臘城邦的責任就落在雅典身上。雅典在希波戰爭中贏得了巨大的威信，擁有了強大的海軍，儼然成了可以和斯巴達並列的領袖。因此，為了完成新的任務，為了向海外擴張，公元前478年，雅典組織了一個新的同盟。由於同盟國家開會、集合的地點設在愛琴海上的提洛島，故稱提洛同盟。參加同盟的有愛琴海上的所有島嶼，和赫勒斯滂海峽以及亞洲的所有希臘城邦。同盟的成員國最多時有將近300個大大小小的城邦。同盟繼續對波斯作戰，有聯合海軍，有共同的金庫，金庫設在提洛島上的阿波羅神廟中。在形式上，這是一個平等的自由的同盟，所有成員國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同盟的會議上有同等的發言權。參加同盟的城邦按國力的大小為同盟提供一定數額的船隻和人員，如果願意也可用同等價值的金錢來替代。但實際上，這個同盟是雅典的同盟，雅典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雅典擁有由300艘船組成的艦隊，這個艦隊超過同盟中所有盟邦艦隊的總和。雅典的威信和作用是其他城邦無法比擬的。因此，有的史學家認為，同盟一開始就有雅典帝國的傾向，這是很有見地的。這種帝國傾向不是指雅典在同盟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而是指：一，盟約是以雅典為一方，而以雅典以外的一切盟國為另一方訂立起來的；二，盟邦的義務是由雅典決定的。也就是說，盟邦為聯軍提供船隻和人員的多少，或為免除這項義務所要交金錢的多少，全由雅典決定。而所交的金錢實際上成了向雅典繳納的貢賦。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波斯威脅的解除，有的城邦要求退盟，這就出現了盟邦有沒有退盟權的問題。這本不是問題，參加自願，退出也應自願。第一個要求退盟的是納克索斯島。這是個繁榮富裕的城邦。雅典認為納克索斯的要求是反叛行為，出兵鎮壓，強迫它交出艦隊，並交納一筆貢賦。此後，凡要退盟的，一律以同樣方式處理。同時，沒有加入同盟的愛琴海城邦也被強迫加入，理由是它們得到了同盟的保護。這樣一來，同盟已是徒有虛名了，實際上已是實實在在的雅典帝國了。
為了強化同盟的帝國性，雅典還做了兩件事。一是把同盟的金庫從提洛島轉移到雅典，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什麽金庫在雅典“管理更方便”“安全”等等，而實際上，這樣做的惟一理由就是利於雅典掌握，使同盟的金庫成為雅典的金庫。隨著金庫轉移到雅典，金庫司庫也成了雅典國家的官職。二是盟國之間的爭執糾紛交雅典法庭審理。同盟不見了，隻有雅典帝國了。這個帝國極盛時，有大小不等的城邦近300個，人口總數達1000萬至1500萬。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帝國看成是如同中國秦漢帝國那樣的帝國。秦帝國有一個集權於皇帝一身的中央政府，下麵是完全受中央政府控製的郡縣地方政府。雅典帝國其實是一個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集團，雅典仍是一個城邦，加盟的各個盟邦也仍是自給自足的城邦，它們仍有各自的可以獨立處理內部事務的政府和法律。這些城邦與過去不同的是，它們的對外政策已不能自行決定，而必須聽命於雅典，它們要為同盟，其實就是為雅典的艦隊提供船隻、人員或交納錢款，它們的政體要和雅典一樣，實行民主製，而不能實行其他政體，否則就會遭到雅典的幹涉。
當然，雅典雖然仍是個城邦，卻也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它現在是帝國的中心，因此，它除了有本城邦的事務外，還有許多帝國範圍內的行政事務與司法事務要由它處理，帝國的這些事務也就成了雅典的事務，這樣它就需要更多的公職人員，其中不少成為有報酬的。它還有一支主要由雅典公民組成的帝國的龐大的武裝部隊，雅典公民服兵役這時是領薪餉的，大量雅典公民成了領薪餉的戰士，雅典城邦成了“戰士共和國”。雖然公共開支增大了，雅典的國庫仍很豐裕。因為希波戰爭後，雅典的工業和農業有很大的發展，商業發展更快，雅典躍升為世界的首要的商業中心，關稅和其他稅收數額巨大，加上盟邦為使它們的公民不服兵役而每年交納的貢款，雅典不缺錢。雅典之所以成為帝國的中心，不僅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也因為它是工商業中心。
然而，雅典對盟邦雖很霸道，在城邦內部，民主製卻發展到了頂峰。和中國與波斯不同，雅典不是靠特權階級或行政官僚來履行它的帝國領導職能的。它的民主製不僅沒有因帝國而削弱，反而更向前發展了。事實上，在帝國存在的不長時間內，正是希臘城邦的極盛時代。
雅典不是靠個人而是靠公民集體來進行統治的，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認為的那樣，他們是靠辯論和勸說作出決定的。個人有再大的功勞和威信，得不到公民的支持，也不能擔任任何官職。公民大會可以流放任何他們不滿意的人。地米托克利在希波戰爭中立有大功，但在他頗有遠見地反對和斯巴達結盟時，因沒有贏得公民大會的讚同，而被流放，後來又被以莫須有的叛徒罪被判有罪，結果，隻好逃亡國外。流放地米托克利也許是錯誤，但這是民主製下公民集體的錯誤。繼地米托克利為雅典領袖的奇蒙，因在對斯巴達的政策中犯了錯誤，也在公元前461年被公民大會流放了。奇蒙是貴族的代表人物，平民把流放他看成是平民對貴族的勝利。繼奇蒙而成為雅典的領袖的是伯裏克利。伯裏克利出身貴族，卻和工商業有密切的關係。他希望建立一個輝煌的雅典帝國。他自視為進步勢力的領袖，逐步擴大平民的權力。他也因此獲得了平民的信任，連選連任執政官。從公元前460年起，他當政了30年，直到他突然死去。
伯裏克利當政時，雅典的民主達到了它的極盛時代，實際上也是希臘城邦製的極盛時代。
由於平民的鬥爭，到伯裏克利時代，雅典的由貴族組成的元老院的政治權力已被剝奪殆盡，隻保留了審判謀殺案和解決宗教問題的權力。它的原來的職權轉給了500人議事會、陪審法庭和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獲得了大部分政府事務的管理權力。它按50人一組，分成10組，每個組的服務時間每年有一個月多一點。議事會成員不得連選連任，因此，雅典公民的三分之一，在一生中有機會擔當議事會的成員。陪審法庭的人數增加到6000人，6000人被分成更小的陪審法庭，有陪審法官501人，為了有利於貧窮公民參加陪審法庭，法律規定為陪審工作提供報酬。公民法庭的權力愈來愈大，最終成為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在公民大會的協作下，開始頒布法律。公民會議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關。公民會議的開會地點在雅典衛城以西的廣場上，希臘人喜愛室外活動，在廣場開會正投其所好。這是一片微微傾斜的廣場，坐在最後麵的人，也可以看到講台上的發言人。公民會議大約在每36天中開4次。開會的通知一般會前5天就在市場公布。參加會議的公民都可上台發言，但任何人都隻能發一次。表決多半用舉手方式，選舉官員或要放逐誰，則多用投票方式。公民會議負責表決500人會議提出的議案，選舉國家官吏，製定法律，決定戰爭與和平。
同時，擔任官職的財產資格的限製已大大縮小，除完全沒有財產的勞動階層外，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執政官。高層官員不再通過選舉產生，而是從所有合格的公民中抽簽推舉。結果，過去地位顯赫的國家官員，現在變成了輪流坐莊的“貴族”，因而也就沒什麽大影響。但是，有一個重要的職務是不能通過抽簽產生的，那就是統率軍隊的將軍。這樣的將軍共有10位，每年選舉一次，可以連選連任。伯裏克利就多次連任。但是，一個雅典人在這次戰役中是將軍，而在下一場中卻是普通士兵的事，是毫不奇怪的。這是城邦的“輪番為治”民主觀念的突出反映。不過，由於是雅典惟一推選出來的官員，是惟一要考慮其才能能否勝任的官員，由於這些職務如此重要，將軍們在城邦的作用和影響力是巨大的。伯裏克利正是通過長期擔任將軍一職來領導雅典的。
雅典人不僅政治上享有較大的民主，能直接參加國事活動，他們的文化生活也具有廣泛的民主性，豐富多彩。每個公民都享受國家提供的娛樂活動。雅典人最具民主性的、也是雅典人最喜歡的文化活動是祀神慶典和看戲。和在政治上沒有君臨一切的專製君主一樣，在宗教上希臘也沒有代表最高道義的宇宙主宰。希臘的神和凡人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有和凡人一樣的喜怒哀樂。名為最高神的宙斯，也常常鍾情人間的美女，犯凡人所犯的錯誤。由於希臘神具有這種人性化的特征，雅典的祀神活動就和世俗的娛樂活動結合在一起。例如，四年一度的雅典娜女神祀祝大節，全雅典公民都可參加，一連幾天都要舉行賽車、競走、合唱、舞蹈、音樂比賽和朗誦比賽，這樣的祀神活動，與其說是一個莊嚴的宗教儀式，不如說是一種世俗性的公民群眾的娛樂。每年春季舉行的酒神慶典，在國家建造的規模宏大的劇場上演出各種悲劇和喜劇，國家給每個公民發“觀劇津貼”，讓每個公民節日都有錢去看戲。雅典的學術文化也十分活躍繁榮，在雅典全盛時期，在公民群眾經常聚集的運動場附近，經常舉行各種哲學、社會和人生問題的討論。雅典公民在公開的政治生活和廣泛的文化生活中獲得廣泛的知識，受到其他城邦人民得不到的教育，從而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人物，希臘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紛紛來到雅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雅典一直是希臘文明的代表和中心。
當然，雅典的昌盛和繁榮是離不開奴隸的，沒有奴隸的勞動，也就不會有雅典的文明。據希臘史的權威戈麥教授估計，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阿提卡約有125000個奴隸，其中有65000個用於家務勞動，有50000個被用於手工業。有10000名用於采礦，同一時期雅典的18歲以上的男子的人數約為45000人，由此推斷，當時雅典的總人口是100000人多一點。奴隸在創造雅典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雅典的強盛和繁榮招致了斯巴達的嫉恨。斯巴達本是希臘最強大的國家，希波戰爭中，它是希臘聯盟的領袖，盟軍的統帥。但在希臘本土全部解放後，它不願出兵海外，放棄了對盟軍的領導，退出了戰爭。是雅典領導希臘人民把希波戰爭進行到最後勝利，雅典的勢力和威望有壓倒斯巴達之勢。一山不容二虎，斯巴達是不容許有雅典這樣的對手威脅它的，而雅典也早有稱霸希臘甚至稱霸世界的野心，要稱霸就必須打敗斯巴達，從地米托克利到伯裏克利都有這樣的願望。當然，雅典也有主張與斯巴達友好的人。貴族派的代表人物奇蒙就主張雅典和斯巴達友好相處，雅典稱霸海上，斯巴達則在陸地稱雄，從而在希臘世界平分秋色，兩不相悖。奇蒙的主張既背離了實際局勢的發展，也不合大多數雅典人的心意。誰也無法把雅典的霸權限製在海上，而斯巴達和它的盟國也不容許雅典獨霸海上。
其實，雅典和斯巴達的矛盾和衝突是多種多樣的，是全方位的。既有利益上的，也有製度上的，甚至還有感情上的、觀念上的。斯巴達雖對海外商業不感興趣，但它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也有科林斯、邁加那這樣的注意向海外發展的城邦，它們在愛琴海北岸卡爾克底半島、在西西裏島都有殖民和商業利益。提洛同盟成立後，雅典不僅把科林斯在卡爾克底的殖民城市納入同盟，控製了東北愛琴海的航線，而且要向中部地中海地區擴張其勢力，並力圖控製科林斯海腰上的西部港口。這樣一來，雅典的擴張就嚴重地侵犯了科林斯等城邦的利益。作為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首領，斯巴達自己雖對海外發展沒有興趣，卻理所當然地要維護其盟國的利益。事實上，正是科林斯勸說斯巴達向雅典挑戰的。
在製度上，雅典和斯巴達也是水火不容的。雅典愛好民主製，要它的所有盟國都以它為榜樣，實行民主製，而不容許其他政體存在。這種霸道作風引起了一些盟邦的不滿。斯巴達和它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則對寡頭政體情有獨鍾，或至多能容忍有限的民主製度。希臘的民主分子紛紛投靠雅典，而貴族寡頭政體的擁護者則向斯巴達求援。
在感情、觀念和生活方式上，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也是格格不入的。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正如科林斯人在勸斯巴達向雅典宣戰時所說的：“你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雅典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他們同你們完全不同。他們是革新者，他們敢於製定新的計劃並付諸實施；而你們滿足於現有的一切，甚至不願做那必須去做的事情。他們大膽、樂觀、富有冒險精神；你們謹小慎微，無論對自己的力量還是自己的判斷力都缺乏信心。他們喜歡去海外冒險，而你們討厭這樣；因為他們認為離家愈遠，所得愈多，而你們認為任何動遷會使你們已有的東西喪失。”科林斯人說的這段話，反映出他們對雅典人是既佩服又嫉恨的。讓這樣的人繼續擴張他們的勢力，對於伯羅奔尼撒同盟來說，是可怕的。雅典施加於它的盟國身上的“暴政”就是顯明的例子。
伯羅奔尼撒同盟諸國和所謂雅典帝國在人種上也是不同的，雖然他們都是希臘人，但伯羅奔尼撒同盟諸國是多利安人，而雅典帝國多為伊奧尼亞人。當然，這種區別不是很重要的，因為，作為希臘人，他們曾經聯合起來和波斯人作戰。導致伯羅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打起來的根本原因，是兩大同盟之間的利益衝突，是斯巴達和雅典爭霸。
公元前431年，兩大同盟之間的戰爭爆發了，史稱這場戰爭為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是一場和希波戰爭完全不同的戰爭，希波戰爭是希臘人聯合起來反擊波斯侵略的戰爭，戰爭的進程和結果都顯示出希臘城邦的向上發展的生命力，顯示出它比東方的君主製優秀的一麵。而這場戰爭卻暴露了希臘城邦無法克服的缺陷。希波戰爭導致希臘城邦發展到頂峰，而這場戰爭實際上使希臘城邦走到了終點。這場戰爭從公元前431年開始，斷斷續續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前後持續了27年之久。戰火幾乎燃遍了希臘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雙方的人力、財力都消耗殆盡，特別是雅典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戰爭以雅典的全麵失
亞曆山大是馬其頓人。馬其頓在希臘北邊。就像中國古代把邊境的一些民族稱做蠻夷一樣，馬其頓也被希臘人看做是蠻族人。其實馬其頓人和希臘人同族，宗教信仰一樣。除文化上落後外，沒什麽不同。馬其頓人也自認是希臘人。曆史學界一般都把古馬其頓史放在希臘史中。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裏克利時代，外部極盛時期是亞曆山大時代。”在馬克思看來，亞曆山大時代是古代希臘史的一個階段，一個重要階段。伯裏克利時代是希臘城邦發展的頂峰，亞曆山大時代雖是希臘城邦的終結，卻也是希臘城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希臘曆史的一個新階段。沒有希臘城邦就沒有亞曆山大帝國，因此，我們敘述亞曆山大帝國時必須從希臘城邦開始。
希臘城邦是人類曆史的奇跡，它的出現，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人類曆史的進程，也使人類社會更加豐富多彩。希臘城邦是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的特殊產物，在人類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古希臘由伸入地中海的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愛奧尼亞群島組成，小亞細亞西部海岸和意大利南部也是希臘移民建立城邦之地。古希臘得天獨厚地處於埃及和兩河流域兩個古文明之間，通過小亞細亞和兩河流域連在一起，而愛琴海諸島又和埃及麵麵相望。這為希臘地區的人民和埃及、兩河地區的人民相互學習、交流提供了優異的條件，而中國和印度就沒有這樣的條件。希臘三麵環海，擁有世界最長的平均海岸線。境內多山少河，更沒有大河，這和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地大不一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古文明都和大河分不開，而希臘文明則和大河無關。希臘文明和大海連在一起。希臘也沒有大的平原，境內被眾多的山脈分割成相對獨立的山地、山穀和小塊平原，這為建立小國寡民的城邦創造了條件。希臘的城邦一般都有山地和小塊平原，山坡地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種莊稼，這有利於城邦自給自足。希臘多良港，為交通海外提供了方便。希臘的氣候為典型的地中海型，夏季幹燥，很少下雨，冬季溫和。希臘人喜歡室外活動是和這樣的氣候條件分不開的。
希臘人是從公元前15世紀開始陸續來到希臘地區的。在希臘人來到之前，希臘地區已經有高度發達的文明。曆史學家稱之為克裏特文明，因為它的中心在地中海的克裏特島。創造這一文明的是愛琴人。公元前16世紀克裏特文明進入全盛時期，手工業發達，商業繁榮，沿海興起許多城市，有百城之稱。荷馬史詩是這樣描述克裏特的：
“有個地方叫做克裏特，在酒綠色的海中央，美麗又富裕，四麵是汪洋，那裏居民稠密，有數不清的數量，九十個城市林立在島上。”
克裏特實行君主製，克諾索斯建有巨大的王宮，內部有巨大廊柱的大廳，有很好的樓梯，有琳琅滿目的壁畫，有武庫糧倉。王宮裏的數不清的宮室，層次相連，組成一個令人撲朔迷離的“迷宮”。居住在這“迷宮”裏的克諾索斯王，據希羅多德說：“是一個征服了許多土地並且是一個在戰爭中經常取得成功的國王。”不僅愛琴諸島，而且希臘大陸也深受克裏特的影響。克裏特成了除埃及和兩河流域之外東地中海地區的第三個文明中心。
希羅多德說克裏特國王後來遠征西西裏，兵敗身死。克裏特衰落了。公元前14世紀，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邁錫尼興盛起來了，邁錫尼取代克裏特成了這一地區的文明中心。邁錫尼王朝國家是早期希臘移民亞加亞人建立的。邁錫尼的崛起和克裏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臘人對非希臘人的勝利。荷馬史詩中攻打特洛伊城的希臘主帥阿加梅農，就是邁錫尼的國王。考古學家在邁錫尼發掘出用長3米寬1米的巨石壘成的城牆和“獅子門”，發掘出規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塚，有圓塚，圓塚作蜂巢形，高18米，直徑也是18米，還有寬廣的長達35米的墓中廊道，發現了精良的武器、金質麵具、金質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邁錫尼統治著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阿提卡（雅典）、彼奧提亞、優卑亞島和愛琴那島，特薩利亞、愛奧尼亞諸島和埃托利亞等地也受邁錫尼控製。
在新的希臘人來到之前，以克裏特、邁錫尼為代表，創造了燦爛的愛琴文明，並與古老的東方文明，特別是尼羅河文明進行了幾個世紀的交匯，為人類曆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亞加亞人的邁錫尼王朝為時不長，就被從北方綿綿不斷南下的多利安人摧毀了。多利安人是北方的希臘人，早在公元前15世紀就開始小股地移居希臘，後來成了最後、最野蠻也最強大的一股移民浪潮。這些後來的希臘人征服了和摧毀了這裏原有的愛琴文明，繁華的城市、宏偉的宮殿都化為灰燼。手工業、商業衰落了，文字消失了。
多利安人等希臘人的侵入，中斷了原來希臘地區文明的發展，並在其廢墟上重新發展新的文明。希臘人後來稱其他民族為野蠻人，其實，他們來到希臘時，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蠻人，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發展軌跡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的發展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的文字的發展便是一例。發展的中斷是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個特點。
隨著多利安人的入侵，形成了幾個世紀的大移民。開始是希臘人南下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還有一些希臘人侵入小亞細亞。一些愛琴人則被迫逃亡他鄉，有些愛琴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隨後希臘人又大肆向海外移民，東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島、西西裏島、西班牙的東南岸，南到尼羅河、利比亞，都成了希臘移民之地。
原來過著遊牧生活的希臘人，在遷徙過程中逐漸定居下來。多利安人在希臘南部定居，愛奧尼亞人在中部，伊奧利亞人在北部。希臘的東北是和希臘人同種的馬其頓人和色臘基人。進入小亞細亞的是弗裏吉亞人。
定居下來的希臘人同時從遊牧轉向農耕，終止了流浪生活，建造起房屋，過起穩定的居家生活來。不過遊牧生活的習性仍長期保存著，戰爭和放牧仍是男子的職業，種田起初隻是婦女的活。在從事農業生產好幾個世紀以後，希臘人仍然把牲畜和家禽當作主要財產。
遊牧的部落就這樣定居下來，成為一群村落，周圍的土地按家族分配。由於定居生活和占有土地，社會分化加劇，富人和窮人的差別日益擴大，社會階級產生了，出現了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
一些村落聯合起來，最後合並為城市。希臘城邦國家就這樣產生了。由於希臘境內多山，平原與高山相交錯，一個城市和與它連在一起的耕地、牧場就是一個城邦。每一個城邦都是獨立的，自給自足的。希臘本土有許多這樣的城邦。同時，由於海外移民，從公元前8至前6世紀，希臘人在愛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島嶼建立了數以百計的城邦。
希臘城邦都是寡民小國，有的隻有幾平方公裏，最大的也隻有中國一個大縣大。人口很少有超過5萬的，其中的一半或一大半是奴隸和異邦人，自由人中還有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兒童。希臘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全盛時期也隻有大約三十幾萬人口。中國也有小國寡民時期，據老子說，當時，國與國之間，雞犬之聲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不過，在中國，這樣的小國，很快就被兼並成大國了。而希臘諸城邦卻始終沒有統一過。這種情況的產生，除地理因素外，希臘的城邦製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希臘的城邦製度相當複雜，有貴族統治的，有民主的，也有寡頭統治的，有由選舉產生或世襲的國王管理的，也有由非法手段奪權的僭主統治的。一般地說，開始時，受愛琴文明影響，實行國王統治，當然，這裏的國王並不是專製君主，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製，他和他的家屬有時還參加生產勞動。到公元前6世紀，大多數城邦便都早已成為貴族共和國了。不過，斯巴達卻仍實行一種特殊的雙王製，有兩個國王，這讓我們想起羅馬共和國的兩個執政官。兩個國王權力相等，這種二元性顯然是為了限製權力過分集中。國王每年一選，可能是用抽簽的方式從不同的家族中選出。國王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製，隻有一定的審判權、主持祭祀權和領兵打仗的統帥權，他們還要受選舉出來的監察官的監督。
斯巴達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元老院，元老是從有勢力的斯巴達氏族中選舉出來的。斯巴達還有全體公民（不包括女性，婦女沒有公民權）參加的公民大會，但大會不能爭論，表決不是投票，而是歡呼，哪個動議獲得的歡呼聲最響亮就通過那個動議。宣戰媾和等重大決定要由公民大會通過。
斯巴達是多利安人建立的城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城邦。它曾兩次發動兼並戰爭，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大部分地區。它的麵積比一般城邦要大得多。斯巴達有三種人，或者說，有三個階層，頂層是“斯巴提亞人”，他們是多利安人，是真正的斯巴達人；第二層是邊民，他們是早期被征服地區的人，是自由民，但沒有政治權利；最下層是希洛人，他們是最後被征服的美塞尼亞地區的人民，他們不是斯巴達人個人的奴隸，而是整個斯巴達城邦的奴仆。斯巴提亞人不從事任何生產勞動，他們是職業軍人，完全靠希洛人供養，希洛人耕種份地，要將收成的一半交給指定的公民，即指定的斯巴提亞人。斯巴提亞人的成年男子，也就是說，斯巴達的全權公民，隻有1萬來人，到公元前5世紀時，便隻有不到6000人了。以這樣少的人統治人數多得多的、時刻想反叛的希洛人和進行不時發生的對外戰爭，顯然十分困難。但斯巴提亞人辦到了。他們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兵營，斯巴提亞人是職業軍人，構成了斯巴達的常備軍，這在希臘城邦中是絕無僅有的，邊民也要從軍，組成輔助部隊，希洛人則要在軍中服雜役。斯巴提亞男人從小就處於嚴峻的軍營生活之中，新生兒要送給長老，經過檢查，如果判定不夠強健，就要被拋到山峽的棄嬰場。男童隻能在母親身邊住到7歲，從7歲到30歲就要過集體生活，在公共食堂吃飯，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從事體育鍛煉和運動。他們還要奉命做苦工，並且必須絕對服從、絕無怨言地去完成。他們不要文化和藝術，隻要服從與勇敢。勇敢是最受讚頌的美德。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的是一個斯巴達女人，在送她兒子上戰場時對他說：“回來時帶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來。”在戰場上，不獲得勝利，就隻能戰死疆場，否則，會受到全民的蔑視。斯巴達的女童也同樣要接受精心安排的體育鍛煉，以便將來有強壯的身體生育強壯的小孩。
斯巴達是希臘城邦的一個特例，一個變種。它的製度既不是君主製，也不是貴族共和製，更不是民主製。而希臘其他城邦大都先後廢除了王，實行貴族共和製，有的還發展到民主製。雅典是其典型的代表。
雅典在阿提卡半島，阿提卡的麵積大約有兩千多平方公裏，隻相當於我國縱橫百裏的一個大縣。但在希臘這已是相當大的一個地區了，它分割成幾塊小平原和幾個山區。據修昔底德記載，阿提卡很早就有人居住，有一個名義上的國王，實際上分成許多獨立的小邦，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議政廳和長官，每個小邦都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務，不到危險時刻，不會找王商量，甚至偶而還向王開戰。後來，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各小邦，或者說，各部落的聯係加強了，出現了一個“聯合運動”。各邦的貴族逐漸集中到雅典，大約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聯合運動”結束，阿提卡境內的小邦統一成雅典城邦。阿提卡之所以能和平統一，一方麵是由於強敵的威脅，另一方麵也反映了雅典人的政治智慧。
這個雅典的新國家，沒有了國王，除奴隸外，公民中分成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階級，其中隻有貴族有權擔任公職。三個階級的形成和劃分，打破了按血緣分成各個氏族或部族的傳統，而按財產關係劃分人口了。但是，貴族在新國家中占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完全由貴族組成的長老會，掌有審判、監察和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國王也被由貴族推薦並從貴族中選出的執政官所取代。執政官開始是終身製，後來規定任期10年，最後變為一年一任。開始執政官隻有1人，後來增加到9人。執政官任期越來越短，人數越來越多，說明其地位越來越不重要。國家的權力完全掌握在長老會手中，長老會不僅左右執政官，也控製了公民大會，大會的議程由長老會安排。
權力造成腐敗，貴族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侵占農民的土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公元前7世紀阿提卡的土地兼並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據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記載，這時的阿提卡到處都豎立著田產出售的標誌。“（雅典的）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被護民’和‘六一漢’（必須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給地主的分成佃農），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果他們交不起租，那麽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時代為止。”土地兼並使農民情況惡化了，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加劇了，平民憤而反抗了。
但是，希臘的階級鬥爭的進程和結果，和中國的完全不同。中國的階級鬥爭從來也沒有以黨派的形式進行，其結果往往是一個王朝的結束，和一個新王朝的開始。而希臘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常常以黨派鬥爭的形式進行，其結果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平民權利受到尊重，平民的狀況得到改善，政治製度逐漸完善，貴族共和製轉變為民主製。其原因很多，小國寡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正是小國寡民才會有希臘的民主製，而對小國寡民的熱愛又限製了希臘的進一步的發展。
領導平民進行鬥爭的是一個新興的富有階層。公元前7到前6世紀，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製陶業，不僅有專門的製陶區，而且製陶規模大，產品精良，馳譽地中海地區。今天，考古學家還能在遠離希臘的小亞細亞地區的墓穴中發現雅典製造的陶器，可見雅典陶器行銷之遠。這和商業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一些人發了財，一個富裕的工商業中間階級興起了。他們是金錢造就的人，有錢但沒有權，地位不高，因而對貴族獨攬政權十分不滿，要求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他們往往成為平民與貴族鬥爭的領導者。
不過，工商業的發展並沒有使雅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城市，雅典仍然隻有25000人，工商業雖然繁榮，農業仍然是雅典人的最大的收入來源。但是，由於商業的刺激，一些地主貴族也開始把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收入更多的橄欖和葡萄等供應油酒業的原料。這樣一來，糧食就供不應求，從而促進了糧食貿易，但卻破壞了城邦的自給自足的原則，對雅典今後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平民鬥爭的第一個成果，是爭取到了一部法典。這部法典是由一個叫德拉古的人編寫的，在公元前621年公布。這部法典非常嚴厲，偷竊蔬果這類小過失，也規定判處死刑，但它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對執法的貴族，或多或少起了限製作用。法典廢除了氏族私鬥，規定法律上的爭訟必須由國家機關審理，這是對傳統氏族製度的勝利。
這時，雅典與鄰國的衝突使情況變得複雜了，麥加拉商人占領了俯瞰雅典港的薩拉米斯島。薩拉米斯的失守和貴族收複的失敗，引起了雅典人的強烈的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在公元前594年，雅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梭倫改革。
梭倫出身一個古老的破落貴族家庭，靠多次海上商業冒險發了財。他用激昂的詩歌喚醒他的同胞，號召他們奮起收複薩拉米斯，結果成功了。梭倫因此獲得極大的威信，受到雅典各階層的廣泛愛戴，被選為公元前594年的執政官。
梭倫是一個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富有階層利益的有新思想的政治家，他一上任就為改善農民的惡劣處境、為滿足新興的富有階層的政治、經濟要求，進行了改革。他一舉廢除了債務奴役製，宣布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債主的要求不得危害公民的人身自由。他沒有答應重新分配土地，但限定了貴族可以占有土地的數額。如果我們聯想到今天還有人認為黃世仁以喜兒抵債是有理的，便知道梭倫廢除債務奴役製有多麽進步了，不過，梭倫的廢除債務奴役隻限於雅典公民，奴役奴隸，實行奴隸製，在當時來說則是天經地義的，這和我們今天要消滅人身奴役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為了促進雅典的工商業，梭倫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他鼓勵外國的手藝工匠移居雅典，規定父親必須教兒子學會手藝。他限製穀物出口，降低了穀價，減輕城市居民的糧食困難。他頒布法令，促進林木的培植和水利灌溉的改善，這一方麵有利於種植橄欖和葡萄等經濟作物的經營，另一方麵又可保證油、酒業原料的供應。
在政治方麵，梭倫頒布法律，規定所有的自由民在法庭上都有平等的權利。他建立了一個四百人會議和公民陪審法庭。四百人會議的主要職能是為公民大會準備議程，預審提交大會的重要議案。其成員選舉產生，被選的成員隻需一定的財產資格，不必一定是貴族，四百人會議也分得了長老會的司法權力。這兩個機構的建立大大削弱了貴族的長老會的權力。梭倫還用憲法形式，按財產的多少，把公民分成四個等級。所有的公民都能參加國家的管理，但隻有第一或第二等級才能擔任最高職務，第三等級隻能擔任次要職務，貧窮的公民隻能參加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
梭倫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緩和了階級矛盾，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使他個人贏得了巨大的威信和眾人的愛戴，他有可能因此而成為“僭主”。“僭主”也就是事實上的專製君主，但卻沒有國王之名。國王是合法的統治者，而僭主卻是不合法的。希臘在公元前650年始出現這種統治者，而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600年～前500年）被稱作僭主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梭倫的朋友們都勸他自立為僭主，建立僭政。但梭倫卻不為所動，毫不猶豫地辭去已超過期限的執政官之職，離開雅典，到海外漫遊去了。在僭主盛行的時代，有機會建立僭政，而主動放棄權力的，並不隻有梭倫。他們都受到人們的稱讚，梭倫就被列為“希臘七賢”之一。
梭倫改革雖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問題仍依然存在，不僅貴族不滿，平民也不滿。梭倫離職後，雅典長時期陷入黨爭之中。占有平原土地的貴族組成了“平原派”，以工商業者為主組成了“海濱派”，無地少地的山居平民則組成了“山地派”。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原派要求恢複傳統製度，海濱派希望維持梭倫改革，山地派要求重分土地。有意思的是三派的領袖都是貴族分子。經過反複鬥爭，山地派領袖、貴族庇西特拉圖，得到海濱派的支持，在公元前541年發動政變，獲得成功，控製了雅典城邦，建立起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圖成了雅典曆史上的第一個僭主。
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遭到回國的梭倫的反對。但庇西特拉圖的僭政，實際上貫徹了梭倫改革的主要精神。除了取得政權的方式不合法外，庇西特拉圖的統治明智而又成功。他沒收逃亡貴族的土地，分給貧苦公民，部分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他實施農貸製度，資助貧苦農民發展橄欖和葡萄種植；他組織巡回法庭到農村去處理訴訟事宜，節省了農民的時間和精力。他特別致力於工商業的發展。在他統治期間，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繁榮。他大力發展造船業，並建造了一支約有48艘船的海軍艦隊，奪取了赫勒斯滂海峽，控製了黑海門戶，這對雅典的發展大有裨益。他對雅典的許多公益事業進行了改進，把農民在春季舉行的酒神節引進城市，由此而帶來了劇院和精彩的戲劇。
庇西特拉圖的統治，得到許多雅典人特別是工商業者的真誠的支持，為雅典今後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圖死了。繼任的他的兒子既沒有他的才能，也沒有他的威信，而更為重要的是雅典人不能長期容忍不是由自己授權的統治者。因此，公元前514年，兩個青年刺殺了僭主庇西特拉圖的次子。這一行動受到希臘人的稱讚，被譽為愛國之舉。庇西特拉圖的長子心懷疑懼，大肆迫害政敵，成了真正的暴君。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他又與波斯勾結，更激起了雅典人的憤怒，為時不久，他就被迫逃亡國外。雅典的僭主統治結束了。不久，代表新興力量的克裏斯提尼走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並在公元前508年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改革，克裏斯提尼也因此被譽為雅典的民主之父。
克裏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開始。他的改革擴大了人民的權力，進一步削弱了貴族的勢力。他把原來按血緣關係劃分的四個部落，改分成完全按地區劃分的十個部落，每個部落又設有三個“三一區”，每個區都包括一個平原地區、一個山區、一個濱海區。這樣就使貴族分了開來，並在每一區都是少數，從而瓦解了他們的勢力。他又把各個區分成許多自治的村社，村社有政治和軍事職能，其中包括登記本村社的公民，據亞裏士多德說，他把“許多曾是外人和奴隸的外來居民登記在他自己的部落之內”，這樣就增加了許多新的公民，從而使舊的血緣關係更加失去意義。
克裏斯提尼創立了一個新的五百人會議，取代過去的四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成員由新設立的區選舉產生，每區50人，共500人。後來形成會議成員分成十組分期管理國事之製，並由每一部落選出一個司令官的十司令官製。
為了防止新的僭主產生，克裏斯提尼創立了所謂“陶片流放製”，規定在每年的春季的公民大會上，人民可以通過投票，宣布任何突出的公民為危害城邦安全的人，並把他放逐十年。一個公民要投票反對某人時，隻要拾起一片散布在市場上的碎陶片，在上麵寫上所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再把陶片投入投票罐裏就行了。如果得到大多數人的票決，這個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滿才能回來。陶片流放製的實行，表明雅典人都識字，對於防止僭主政治的再現，起了極大的作用。
克裏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的民主製最終確立下來，也是希臘城邦製度最後完成的標誌。雅典民主製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主權在民”，盡管高級職務仍隻能由貴族擔任，其他公民卻也享有重要的政治權利。當然，這裏說的民是有公民權的公民，不包括大量的奴隸和外國人。主權在民的製度在伯裏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雅典的全體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舉行兩至四次，解決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戰與媾和，解決城邦的糧食，聽取負責人員的報告，掌握國家的最高監督權，審查終審法庭的訟事等等。每個公民在公民大會中都有選舉權，每個公民都有可能選為五百人會議成員，每個公民都要輪流參加陪審法庭。陪審法庭的成員多達六千人，而當時的雅典公民最多也不會超過六萬人。最高官員離任時要接受審查，有諸如叛國等重大問題的，法庭和公民大會可沒收其財產、放逐或處死等。二是“輪番為治”，也就是說，“公民是輪流統治或被統治”，官吏由公民輪流當。這樣的民主製，隻有在希臘雅典這樣的領土狹小的城市國家中才有可能。中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民主製。不過，希臘的民主製是完全把婦女排除在外的，婦女的惟一任務就是生兒育女。希臘對婦女的卑視，和東方民族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亞裏士多德就認為，男人天生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於人。
克裏斯提尼之後不久，爆發了希波戰爭。戰後，雅典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上都居希臘首位，它事實上成了全希臘的楷模，它的民主製度也成為各城邦效法的榜樣。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製就有好幾個城邦仿行。希臘諸城邦的政製五花八門，而“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卻是它們的共同的特點。希臘城邦的民主製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法律高於一切，人人都尊重法律，按法辦事。古希臘的最著名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在他的《曆史》一書中，用一位希臘人對波斯國王說的一段話來讚揚希臘人的，或者說，希臘城邦的這一特點。這位希臘人在說起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麵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於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麽，他們就做什麽；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陣脫逃，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於敵手。”這種把法律看得高於一切的精神是城邦民主政體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這種精神、這種傳統，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古今中外的民主都離不開這一條件。可以說，沒有法律，沒有把法律看得高於一切的精神或製度，就不會有希臘城邦的民主。當然希臘各城邦的法律是公民自己製定的，而不是別人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希羅多德這裏雖說的是希波戰爭時的希臘人的情況，其實是希臘城邦的普遍特點。
希臘城邦的產生及其城邦製度的最終完成，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現象，是一種變態，而不是常態。人類社會從軍事民主製發展到君主製是普遍規律。中國、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希臘城邦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條件和原因。地理條件的獨特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希臘如果不是被群山分割成一塊一塊彼此分離的既有平原又有山地的相對獨立的地域單位，城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在希臘城邦建立的幾個世紀，沒有足以威脅希臘生存的強大外敵，也是一個原因。埃及和赫梯王國都衰落了，歐洲大陸還是蠻荒之地。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希臘內部的階級鬥爭的獨特形式和走向。雅典的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以黨派鬥爭的形式進行，這在中國等古文明地區是不可能的。
希臘雖分割成許多獨立的城邦，卻是一個種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共同的風俗和傳統，有共同的源於腓尼基字母的希臘文字，還有顯示了希臘人的精神麵貌的體育比賽——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一種為神的榮譽而舉辦的體育競賽，早在公元前776年就開始舉行。競賽會的地點在奧林匹亞，這裏是希臘最高山峰所在地，四年舉辦一次，它成了全希臘人的共同節日，引起了全希臘人的興趣和參與。被視為蠻族的馬其頓被榮幸地準許參加這一比賽。這些共同的因素，使希臘人有一種民族聯合的情結，他們逐漸稱自己為“海拉斯”（hellenes），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赫楞（hellen）的後代，並引以為榮。他們把非希臘血統的人都稱為“野蠻人”。
但在政治上希臘完全沒有聯合的傾向。各城邦之間，糾紛不斷，戰爭不斷，每個城邦都有強烈的排他性，其公民權決不輕易授予外來人。沒有一個城市的商人在別的城市擁有合法權力，隻要他不是那個城市的公民，甚至他的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沒有一個城邦製定了保護外來人的法律。商人們為了在別的城市尋求保護，隻有讓那個城市的一位友好公民接收為客人，如果他找不到“主人”，城邦政府要接受他，就會指定一位公民做他的“主人”。每個城邦都極力保持自己的地方特點。由於這樣的一些原因，希臘各城邦自始至終也沒能聯合成一個包括全希臘的大國。
希波戰爭
公元前6世紀中葉，在希臘諸城邦、特別是雅典蓬勃發展的時候，在東方，在亞洲興起了一個強大的帝國，波斯帝國，成了希臘的強大的競爭對手，成了希臘進一步前進的難於逾越的障礙。
波斯人是伊朗人部落的一支，是山地民族，過著定居的農業生活，公元前6世紀中葉，在其國王居魯士的統治下，強大起來。波斯人是優秀的箭手，波斯軍隊主要由弓箭手組成，密集的箭陣使敵人還沒來得及進行近身搏鬥，就已經中箭倒下了。而波斯騎兵這時才從兩翼發動進攻，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公元前546年，波斯軍隊滅亡了呂底亞王國，占領了小亞細亞的南部沿岸。過了4年，又占領了沿愛琴海東岸的希臘人的城邦。短短的5年時間，波斯就從埃蘭山區的一個小王國，變成東方世界的一個霸主。公元前539年，波斯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名城巴比倫，滅亡了迦勒底王國。公元前528年，居魯士在一次戰鬥中陣亡。居魯士的死亡並沒有使波斯擴張的步伐停下來，公元前525年居魯士的兒子岡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征服埃及是波斯帝國最終建成的標誌。這個僅僅用了25年就建立起來的強大帝國，占領了這一地區的所有文明古國，其領土西邊從尼羅河三角洲開始，環繞整個地中海東端直到愛琴海，東邊則幾乎擴展到了印度。
波斯帝國完全不同於希臘城邦。它的廣闊無垠的疆土是希臘城邦無法比擬的，甚至是希臘人無法想象的，在希臘人心中，他們國家的大小才是最合適的。波斯帝國的統治方式也完全不同於希臘。波斯帝國實行專製君主製，全國都要聽命於國王一人，正如波斯國王大流士（公元前521年～前485年）所說：“憑借胡臘瑪達神的慈悲，這些土地聽命於我的法令；當我向他們發令時，他們將遵從。”國王的話就是法令。這和中國古代是一樣的，是一人統治全國，而和希臘的由公民集體統治或由貴族寡頭統治完全不同。大流士被稱為“偉大的國王”。他把全國分成20個行省，行省由他所任命的總督管理。這種行省製和中國古代的郡縣製有點類似，不同的是中國的郡縣完全受皇帝控製，而波斯的行省則有較大的獨立性，隻要按期交納貢物和為“偉大的國王”的軍隊提供士兵，總督就可自行其是。但是，如同中國漢代派刺史監督地方官員，波斯國王也派出一些被稱為“國王的耳朵”或“國王的眼睛”的官吏，監督總督的言行，向國王匯報他們的一切反對國王的行為。
波斯的首都設在蘇薩，以首都為中心，在廣大的帝國境內修建了許多大道，大道設有保證訊息傳遞的連綿不斷的驛站，以便帝國軍隊能及時趕赴戰場，包抄敵人。
波斯帝國的興起，對希臘、特別是對雅典的威脅是致命的。公元前520年，大流士就曾率軍橫渡赫勒斯滂海峽，向黑海北岸的斯基台人部落進攻。這是波斯帝國的軍隊第一次襲擊歐洲地區。盡管這一次侵略沒有取得預期的勝利，卻奪取了愛琴海北岸的色雷斯和馬其頓。雅典通向黑海的商路遭到嚴重威脅。在當時，黑海沿岸不僅已經是雅典手工業品的重要市場，而且是雅典的糧食供應地。威脅這條商路，就是威脅雅典的生命線。因此，爭奪赫勒斯滂海峽就成了希臘和波斯兩大勢力的前哨戰。
公元前499年，趁大流士進攻斯基台人失利之機，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不甘心失去自由、淪為波斯這一東方專製國家的臣民，在米利都的領導下，舉行了反抗他們的波斯主人的起義。起義過程中，米利都曾派使者到希臘本土的兩個強國，斯巴達和雅典，去求援。斯巴達對海外發展毫無興趣，一聽說波斯的首都離愛琴海東岸還有三個多月的路程，便立即謝絕了來使。雅典的態度和斯巴達不同，出於自己海外貿易的利益的考慮，它關心小亞細亞沿海希臘城邦的命運，因此雅典人派出了20艘戰船去援助他們的同胞，對威脅他們的商路的波斯，公開采取敵對行動。這次戰爭延續了五六年，最後以希臘各起義城邦的失敗而告終。
這次戰爭招致了一場更大的戰爭。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以雅典人幫助了起義者為由，親帥大軍入侵歐洲。其實，希波戰爭是一定會發生的。大流士號稱“萬王之王”，“從日出處到日落處之王”，好大喜功，他是不會容忍希臘處在他統治之外的，必欲侵占而後快，而且，占領希臘既可擴大領土，增加財富，又可起威懾作用，使希臘人不敢再反抗他的統治。
對於雅典人來說，如果不對波斯的侵略奮起反抗，就會失去愛琴海的商路，失去通向黑海的生命線，就不可能保持和擴大經濟的繁榮，甚至會失去自己的獨立和自由。
因此，對於雙方來說，戰爭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大流士對希臘的第一次進攻，半途而廢，夭折了。打敗他的不是希臘軍隊，而是愛琴海上的險惡的風暴和所選進軍路線的艱難險阻。他的陸軍在穿越赫勒斯滂和色雷斯時，人員損失嚴重，而他的海軍艦隊又在試圖繞過阿陀斯山的高大海角時遇到了颶風，被打得七零八落。就這樣，他的水陸並進的計劃落空了，不得不在半途撤兵回國。
公元前490年初夏，大流士發動了第二次進攻。這次他改變了進軍路線，率領一支由運輸船和戰艦運載的波斯大軍，駛過愛琴海中路，直撲雅典。出發前，他派使臣傳檄希臘，要求各個城邦進貢當地的水和土，表示對他降服。他想用這種辦法使敵人不戰而降。然而，希臘人雖然對波斯征服和屠殺他們的小亞細亞同胞，心存恐懼，卻具有高昂的愛國心和自豪感，熱愛獨立和自由。他們是不會被波斯人嚇倒的。雅典的回答是把使者投進了洞坑，斯巴達則把使者推下了水井。9月，波斯軍隊從雅典東北的馬拉鬆海灣登上了阿提卡的海岸，並在距雅典不遠的地方安營紮寨。在這生死關頭，雅典人一麵派出信使向外求救，一麵在一個富有謀略、通曉波斯戰術的將軍——米爾提亞斯的率領下，武裝起來。米爾提亞斯針對波斯軍隊利於平地作戰，並慣於中央突破的特點，率領雅典軍隊前往馬拉鬆山坡上紮營，阻止波斯軍前進。但是，雅典軍的人數還不到波斯的一半，這時，有一支普拉提亞的數千人的援軍及時趕到，大大提高了雅典人的士氣。米爾提亞斯把重兵布置在兩翼，而把較弱的部隊放在中央。戰鬥一開始，雅典中央一線且戰且退，引誘敵人深入，等敵人追遠時，兩翼的精銳部隊才從後包抄猛攻。波斯軍隊陷入兩支雅典部隊的夾攻中，一片混亂，潰不成軍。波斯的弓箭在這種近身搏鬥中，毫無用處，而希臘人的長矛卻大顯神威。波斯人留下了6000具屍體，逃回船上，而希臘隻損失了192人。波斯人雖想再戰，但在雅典軍隊嚴陣以待下，無法在雅典的海港登陸，大流士隻好下令撤軍。波斯人的第二次入侵又失敗了。馬拉鬆戰役獲勝後，雅典將領立即派了一名戰士去雅典城報捷，這個戰士一口氣從馬拉鬆跑到雅典城內，說了句“雅典得救了”，就倒地而死。今天的馬拉鬆賽跑，就是為了紀念這一曆史事件，其距離就是馬拉鬆到雅典的距離。
但是，戰爭並沒有結束，希臘人的勝利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波斯人不會就此罷休，他們會再來，更大的考驗在等待希臘人。這次戰爭給了雅典人一個教訓，由於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無法阻擋波斯人渡海而來。因此，建立強大的海軍就成了雅典的當務之急。幸運的是，埃及的反叛和大流士的死亡（公元前485年），延緩了波斯人再次入侵的時間。同時，在雅典境內發現了一條儲量豐富的銀礦脈，這為雅典建立海軍艦隊提供了必需的資金。雅典的艦隊建立起來了，大約有180艘三列槳戰艦，這既是為了對付波斯人的威脅，也是稱霸愛琴海的需要。在雅典建立艦隊的過程中，一個叫地米托克利的雅典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擔任執政官，主張雅典必須向海外擴張，必須建立一支艦隊。他認為雅典隻有增強海軍的力量，才能抵擋波斯人的入侵，才能保證雅典的經濟不斷發展。
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兒子薛西斯再一次發動了對希臘的入侵。這是一次全麵的入侵，薛西斯動員了波斯帝國的全部兵力，據說有各色兵種共5283200人，兵艦1207艘，其他附屬船隻3000艘，誌在必得。這一次薛西斯采取了大流士的第一次進兵路線，取道赫勒斯滂，水陸並進。與此同時，希臘人也在為迎擊波斯人的入侵做準備。希臘各城邦在科林斯召開了泛希臘的會議，決定以在軍事上負有盛名的斯巴達做聯軍的首領，聯軍的陸軍以斯巴達為主，海軍以雅典為主，分別在通向中部希臘的要道德摩比勒和附近的海麵設防。
公元前480年夏天，波斯軍隊抵達溫泉關隘口。波斯軍隊的人數大約超過20萬，而隨軍家屬也有這樣多，有1000艘船，其中三分之二是戰船，但被海上的風暴毀壞了數百艘，隻有大約500艘可以作戰。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領大約5000人在溫泉關阻擊波斯陸軍，同時，有不足300艘三列槳戰艦的希臘艦隊，其中三分之二是雅典的，在優卑亞北海岸阿特米斯烏姆附近水域阻擊波斯海軍。
戰爭一開始，希臘人處於守勢。波斯人從陸上和海上同時發動進攻。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在人數上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英勇奮戰了一整天，守住了溫泉關。第二天，一支波斯軍隊翻過山脈從後麵進攻，由於腹背受敵，溫泉關失守，李奧尼達和他所率領的5000戰士全都戰死疆場，用鮮血寫下了悲壯的一頁。海上的戰鬥，開始時，希臘艦隊靈活而又有效地抗擊人數和船數占優勢的敵人。波斯人派出另一支有200艘戰船的艦隊，繞過優卑亞，從背後進攻希臘艦隊。但這支艦隊遭到風暴的襲擊，損失很大，波斯人在海上前後夾擊的計劃落空了。不過，由於陸軍的失敗，希臘海軍也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不得不撤退到薩拉米斯灣。雅典人被迫放棄阿提卡並把不參戰的人員和所能轉移的財產運送到薩拉米斯島。雅典人在島上看著自己的城市被波斯人焚燒，悲憤填膺。不過，雅典人此舉是明智的，他們雖放棄了城市，艦隊卻沒有受到多少損失，可以更機動靈活地繼續和波斯人戰鬥到底。這時，斯巴達的主力部隊和其盟軍退到了科林斯地峽，準備在這裏阻擊波斯人，保衛伯羅奔尼撒半島。斯巴達還主張把在薩拉米斯的聯合艦隊也調到科林斯地峽來。斯巴達的主張遭到雅典的反對，雅典的統帥地米托克利認為，被動防守隻會招致失敗，“後發者無賞”，必須主動出擊，薩拉米斯水域狹窄，不利於波斯的龐大艦隊活動，而有利於較靈活的希臘艦隊。在地米托克利的堅持下，希臘艦隊留下了，而且經過整修，戰艦數超過300艘，力量得到加強。
地米托克利的主張可能是當時惟一可以使希臘反敗為勝的策略。他巧妙地設計了一個圈套讓薛西斯來鑽。就像中國古代周瑜騙曹操那樣，他派他的私人奴隸到波斯人的營地去詐降薛西斯，傳遞一個假情報，說他從地米托克利處來，地米托克利私下是站在波斯人一邊的，希臘艦隊將要偷偷地奪路溜出海灣，讓波斯人及時阻截。薛西斯果然中了地米托克利的誘敵之計，不顧薩拉米斯海灣是否有利於波斯艦隊作戰，就貿然下令出擊。9月20日，波斯海軍開進薩拉米斯海灣，攔截希臘海軍。正如地米托克利所料，波斯艦隊由於船大數量多，擠在狹窄的水域，互相碰撞，根本無法調動，希臘人還沒發動攻擊，就已經亂成一團。而雅典艦隊行動自如。這樣一來，波斯艦隊隻有挨打的份，連逃跑的空隙都沒有。薛西斯坐在可以俯瞰薩拉米斯灣的山頂上，看著他的艦隊被希臘人摧毀，束手無策。戰鬥持續了一整天，當夜幕降臨薩拉米斯灣時，波斯艦隊幾乎被全殲。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決定性的勝利，波斯人失去了製海權，雅典成了海上的霸主，可以說，雅典的海軍拯救了希臘，地米托克利也使自己成為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家。
薩拉米斯戰役的結果，實際上也顯示了希波戰爭的結局，失去製海權的波斯人已無法打贏這場戰爭。但波斯人仍不甘心，雖然由於給養不足和疾病，薛西斯被迫撤退到赫勒斯滂，接著又退回亞洲，卻把他的大將馬都尼斯和一支約5萬人的軍隊留在希臘境內，仍對希臘各城邦造成很大的威脅。馬都尼斯知戰爭無望，便想用外交手段獲取勝利，他向雅典提議，波斯交還雅典原有的土地，重修廟宇，免除懲罰，並接納雅典為波斯帝國的一個自由盟邦。有個雅典人表示讚成這個提議，結果，不僅他本人被憤怒的群眾殺死，他的一家人也被大家用石頭砸死了。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亞希臘聯軍和波斯軍隊在陸地進行了決戰，波斯軍大敗，統帥馬都尼斯陣亡，靠騎兵的掩護，才有一些殘餘部隊逃出了希臘，回到亞洲。同時，希臘海軍在米利都的麥加拉半島摧毀了波斯的殘餘艦隊，波斯的威脅徹底消除了。
公元前478年，雅典海軍獨力奪取並占領了赫勒斯滂海峽的重鎮塞斯圖斯，從而控製了歐洲到黑海的通道。對於雅典來說，塞斯圖斯戰役的勝利的意義不亞於薩拉米斯戰役，因為占領塞斯圖斯，為雅典的對外擴張鋪平了道路。被西塞羅譽為“曆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名著《曆史》一書，正是以雅典人攻陷塞斯圖斯作為全書的結尾的。至此，希波戰爭實際上結束了，希臘人不僅解放了全希臘，徹底解除了波斯的威脅，而且把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也從波斯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了。但是，直到公元前449年，雅典及其同盟的軍隊在塞浦路斯大敗波斯軍，波斯才同希臘締結了和約，承認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的獨立，希波戰爭才正式結束。
希波戰爭可能是曆史上最為重要的戰爭，其曆史意義怎麽估計也不過分。這是一場兩種製度的較量，是希臘城邦製度和東方的君主製度的較量。古代文明，不管是埃及、兩河流域還是中國和印度，都是在君主製下創造的，城邦製，在希臘興起前，從來沒有成為曆史的主流，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在曆史上起什麽積極主動的作用。在希臘城邦興起前，城邦國家不是被大國兼並，就是成為大帝國的附庸。因為，這樣的國家都是小國寡民的，根本無力抵抗大國的侵略，而他們的“老死不相往來”或自治、自足的特點，又使他們有一種自滿感，無法發展成大國。中國的老子和希臘的亞裏士多德都把這種小國寡民看成是最理想的國家形式。老子的觀點在中國沒有代表性，而亞裏士多德卻反映了希臘大多數人的觀點。這正是中國與希臘的不同處。希臘城邦的興起，得力於天時、地利和人和。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希臘地區既適合城邦又便於向東方的古老文明學習，希臘周圍地區幾個世紀都沒有大國和強國，更給希臘城邦的發展提供了絕無僅有的天賜良機。但是，如果沒有希波戰爭的勝利，希臘城邦的曆史就會終結，希臘以至人類曆史都要重寫。正是希波戰爭的勝利，才顯示出希臘城邦的優越性，才激發了希臘人的更大的自豪感，希臘城邦才會發展到它的頂峰，希臘人才能繼續創造他們的令人驚歎的文明。
希波戰爭的結果證明，新興的希臘城邦製要優於古老的君主製，希臘文明正在發展，而以埃及兩河流域為代表的東方古文明，到波斯帝國時已停滯不前。
希臘人一直認為，隻有他們才是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野蠻人”，他們要比“野蠻人”強得多，他們的自由民主製度，要比亞洲的君主製好，亞洲的君主靠專製權力、靠折磨和鞭笞迫使人們服從，而他們卻靠辯論和勸說來作出決定。希波戰爭強化了他們的這種觀點，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希波戰爭的勝利卻也正是克服了城邦製的一些固有的缺點，才取得勝利的。如果希臘各城邦在戰時仍互相敵視，彼此爭奪，他們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如果他們仍像在小亞細亞希臘城邦掀起反波斯統治的起義時那樣，除了雅典出兵援助外，其他希臘城邦都認為事不關己，而置之不理，結果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如果不是在強敵入侵下所激起的高昂的愛國熱情，使全希臘團結起來，結成聯盟，如一人似的協同作戰，希臘人是無法打敗波斯人的。不幸的是，這樣的團結一致，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希波戰爭一結束，希臘各城邦就卷入互相爭霸的旋窩中，而不能自拔。
希波戰爭中，雅典的作用和貢獻最大，所受的影響也最大。雅典人為戰爭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和勝利後的自豪感，是任何其他希臘人所無法比擬的。斯巴達一直是希臘最強大的國家，希波戰爭中也一直是希臘聯盟的領袖，聯軍的統帥，但由於斯巴達所固有的傳統保守的特點，由於它是個純粹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在希臘本土解放後，它對解放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毫無興趣，不願意出兵亞洲，因而自動放棄了對希臘聯軍的領導權。這樣，反波斯、解放亞洲希臘城邦的責任就落在雅典身上。雅典在希波戰爭中贏得了巨大的威信，擁有了強大的海軍，儼然成了可以和斯巴達並列的領袖。因此，為了完成新的任務，為了向海外擴張，公元前478年，雅典組織了一個新的同盟。由於同盟國家開會、集合的地點設在愛琴海上的提洛島，故稱提洛同盟。參加同盟的有愛琴海上的所有島嶼，和赫勒斯滂海峽以及亞洲的所有希臘城邦。同盟的成員國最多時有將近300個大大小小的城邦。同盟繼續對波斯作戰，有聯合海軍，有共同的金庫，金庫設在提洛島上的阿波羅神廟中。在形式上，這是一個平等的自由的同盟，所有成員國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同盟的會議上有同等的發言權。參加同盟的城邦按國力的大小為同盟提供一定數額的船隻和人員，如果願意也可用同等價值的金錢來替代。但實際上，這個同盟是雅典的同盟，雅典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雅典擁有由300艘船組成的艦隊，這個艦隊超過同盟中所有盟邦艦隊的總和。雅典的威信和作用是其他城邦無法比擬的。因此，有的史學家認為，同盟一開始就有雅典帝國的傾向，這是很有見地的。這種帝國傾向不是指雅典在同盟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而是指：一，盟約是以雅典為一方，而以雅典以外的一切盟國為另一方訂立起來的；二，盟邦的義務是由雅典決定的。也就是說，盟邦為聯軍提供船隻和人員的多少，或為免除這項義務所要交金錢的多少，全由雅典決定。而所交的金錢實際上成了向雅典繳納的貢賦。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波斯威脅的解除，有的城邦要求退盟，這就出現了盟邦有沒有退盟權的問題。這本不是問題，參加自願，退出也應自願。第一個要求退盟的是納克索斯島。這是個繁榮富裕的城邦。雅典認為納克索斯的要求是反叛行為，出兵鎮壓，強迫它交出艦隊，並交納一筆貢賦。此後，凡要退盟的，一律以同樣方式處理。同時，沒有加入同盟的愛琴海城邦也被強迫加入，理由是它們得到了同盟的保護。這樣一來，同盟已是徒有虛名了，實際上已是實實在在的雅典帝國了。
為了強化同盟的帝國性，雅典還做了兩件事。一是把同盟的金庫從提洛島轉移到雅典，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什麽金庫在雅典“管理更方便”“安全”等等，而實際上，這樣做的惟一理由就是利於雅典掌握，使同盟的金庫成為雅典的金庫。隨著金庫轉移到雅典，金庫司庫也成了雅典國家的官職。二是盟國之間的爭執糾紛交雅典法庭審理。同盟不見了，隻有雅典帝國了。這個帝國極盛時，有大小不等的城邦近300個，人口總數達1000萬至1500萬。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帝國看成是如同中國秦漢帝國那樣的帝國。秦帝國有一個集權於皇帝一身的中央政府，下麵是完全受中央政府控製的郡縣地方政府。雅典帝國其實是一個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集團，雅典仍是一個城邦，加盟的各個盟邦也仍是自給自足的城邦，它們仍有各自的可以獨立處理內部事務的政府和法律。這些城邦與過去不同的是，它們的對外政策已不能自行決定，而必須聽命於雅典，它們要為同盟，其實就是為雅典的艦隊提供船隻、人員或交納錢款，它們的政體要和雅典一樣，實行民主製，而不能實行其他政體，否則就會遭到雅典的幹涉。
當然，雅典雖然仍是個城邦，卻也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它現在是帝國的中心，因此，它除了有本城邦的事務外，還有許多帝國範圍內的行政事務與司法事務要由它處理，帝國的這些事務也就成了雅典的事務，這樣它就需要更多的公職人員，其中不少成為有報酬的。它還有一支主要由雅典公民組成的帝國的龐大的武裝部隊，雅典公民服兵役這時是領薪餉的，大量雅典公民成了領薪餉的戰士，雅典城邦成了“戰士共和國”。雖然公共開支增大了，雅典的國庫仍很豐裕。因為希波戰爭後，雅典的工業和農業有很大的發展，商業發展更快，雅典躍升為世界的首要的商業中心，關稅和其他稅收數額巨大，加上盟邦為使它們的公民不服兵役而每年交納的貢款，雅典不缺錢。雅典之所以成為帝國的中心，不僅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也因為它是工商業中心。
然而，雅典對盟邦雖很霸道，在城邦內部，民主製卻發展到了頂峰。和中國與波斯不同，雅典不是靠特權階級或行政官僚來履行它的帝國領導職能的。它的民主製不僅沒有因帝國而削弱，反而更向前發展了。事實上，在帝國存在的不長時間內，正是希臘城邦的極盛時代。
雅典不是靠個人而是靠公民集體來進行統治的，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認為的那樣，他們是靠辯論和勸說作出決定的。個人有再大的功勞和威信，得不到公民的支持，也不能擔任任何官職。公民大會可以流放任何他們不滿意的人。地米托克利在希波戰爭中立有大功，但在他頗有遠見地反對和斯巴達結盟時，因沒有贏得公民大會的讚同，而被流放，後來又被以莫須有的叛徒罪被判有罪，結果，隻好逃亡國外。流放地米托克利也許是錯誤，但這是民主製下公民集體的錯誤。繼地米托克利為雅典領袖的奇蒙，因在對斯巴達的政策中犯了錯誤，也在公元前461年被公民大會流放了。奇蒙是貴族的代表人物，平民把流放他看成是平民對貴族的勝利。繼奇蒙而成為雅典的領袖的是伯裏克利。伯裏克利出身貴族，卻和工商業有密切的關係。他希望建立一個輝煌的雅典帝國。他自視為進步勢力的領袖，逐步擴大平民的權力。他也因此獲得了平民的信任，連選連任執政官。從公元前460年起，他當政了30年，直到他突然死去。
伯裏克利當政時，雅典的民主達到了它的極盛時代，實際上也是希臘城邦製的極盛時代。
由於平民的鬥爭，到伯裏克利時代，雅典的由貴族組成的元老院的政治權力已被剝奪殆盡，隻保留了審判謀殺案和解決宗教問題的權力。它的原來的職權轉給了500人議事會、陪審法庭和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獲得了大部分政府事務的管理權力。它按50人一組，分成10組，每個組的服務時間每年有一個月多一點。議事會成員不得連選連任，因此，雅典公民的三分之一，在一生中有機會擔當議事會的成員。陪審法庭的人數增加到6000人，6000人被分成更小的陪審法庭，有陪審法官501人，為了有利於貧窮公民參加陪審法庭，法律規定為陪審工作提供報酬。公民法庭的權力愈來愈大，最終成為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在公民大會的協作下，開始頒布法律。公民會議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關。公民會議的開會地點在雅典衛城以西的廣場上，希臘人喜愛室外活動，在廣場開會正投其所好。這是一片微微傾斜的廣場，坐在最後麵的人，也可以看到講台上的發言人。公民會議大約在每36天中開4次。開會的通知一般會前5天就在市場公布。參加會議的公民都可上台發言，但任何人都隻能發一次。表決多半用舉手方式，選舉官員或要放逐誰，則多用投票方式。公民會議負責表決500人會議提出的議案，選舉國家官吏，製定法律，決定戰爭與和平。
同時，擔任官職的財產資格的限製已大大縮小，除完全沒有財產的勞動階層外，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執政官。高層官員不再通過選舉產生，而是從所有合格的公民中抽簽推舉。結果，過去地位顯赫的國家官員，現在變成了輪流坐莊的“貴族”，因而也就沒什麽大影響。但是，有一個重要的職務是不能通過抽簽產生的，那就是統率軍隊的將軍。這樣的將軍共有10位，每年選舉一次，可以連選連任。伯裏克利就多次連任。但是，一個雅典人在這次戰役中是將軍，而在下一場中卻是普通士兵的事，是毫不奇怪的。這是城邦的“輪番為治”民主觀念的突出反映。不過，由於是雅典惟一推選出來的官員，是惟一要考慮其才能能否勝任的官員，由於這些職務如此重要，將軍們在城邦的作用和影響力是巨大的。伯裏克利正是通過長期擔任將軍一職來領導雅典的。
雅典人不僅政治上享有較大的民主，能直接參加國事活動，他們的文化生活也具有廣泛的民主性，豐富多彩。每個公民都享受國家提供的娛樂活動。雅典人最具民主性的、也是雅典人最喜歡的文化活動是祀神慶典和看戲。和在政治上沒有君臨一切的專製君主一樣，在宗教上希臘也沒有代表最高道義的宇宙主宰。希臘的神和凡人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有和凡人一樣的喜怒哀樂。名為最高神的宙斯，也常常鍾情人間的美女，犯凡人所犯的錯誤。由於希臘神具有這種人性化的特征，雅典的祀神活動就和世俗的娛樂活動結合在一起。例如，四年一度的雅典娜女神祀祝大節，全雅典公民都可參加，一連幾天都要舉行賽車、競走、合唱、舞蹈、音樂比賽和朗誦比賽，這樣的祀神活動，與其說是一個莊嚴的宗教儀式，不如說是一種世俗性的公民群眾的娛樂。每年春季舉行的酒神慶典，在國家建造的規模宏大的劇場上演出各種悲劇和喜劇，國家給每個公民發“觀劇津貼”，讓每個公民節日都有錢去看戲。雅典的學術文化也十分活躍繁榮，在雅典全盛時期，在公民群眾經常聚集的運動場附近，經常舉行各種哲學、社會和人生問題的討論。雅典公民在公開的政治生活和廣泛的文化生活中獲得廣泛的知識，受到其他城邦人民得不到的教育，從而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人物，希臘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紛紛來到雅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雅典一直是希臘文明的代表和中心。
當然，雅典的昌盛和繁榮是離不開奴隸的，沒有奴隸的勞動，也就不會有雅典的文明。據希臘史的權威戈麥教授估計，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阿提卡約有125000個奴隸，其中有65000個用於家務勞動，有50000個被用於手工業。有10000名用於采礦，同一時期雅典的18歲以上的男子的人數約為45000人，由此推斷，當時雅典的總人口是100000人多一點。奴隸在創造雅典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雅典的強盛和繁榮招致了斯巴達的嫉恨。斯巴達本是希臘最強大的國家，希波戰爭中，它是希臘聯盟的領袖，盟軍的統帥。但在希臘本土全部解放後，它不願出兵海外，放棄了對盟軍的領導，退出了戰爭。是雅典領導希臘人民把希波戰爭進行到最後勝利，雅典的勢力和威望有壓倒斯巴達之勢。一山不容二虎，斯巴達是不容許有雅典這樣的對手威脅它的，而雅典也早有稱霸希臘甚至稱霸世界的野心，要稱霸就必須打敗斯巴達，從地米托克利到伯裏克利都有這樣的願望。當然，雅典也有主張與斯巴達友好的人。貴族派的代表人物奇蒙就主張雅典和斯巴達友好相處，雅典稱霸海上，斯巴達則在陸地稱雄，從而在希臘世界平分秋色，兩不相悖。奇蒙的主張既背離了實際局勢的發展，也不合大多數雅典人的心意。誰也無法把雅典的霸權限製在海上，而斯巴達和它的盟國也不容許雅典獨霸海上。
其實，雅典和斯巴達的矛盾和衝突是多種多樣的，是全方位的。既有利益上的，也有製度上的，甚至還有感情上的、觀念上的。斯巴達雖對海外商業不感興趣，但它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也有科林斯、邁加那這樣的注意向海外發展的城邦，它們在愛琴海北岸卡爾克底半島、在西西裏島都有殖民和商業利益。提洛同盟成立後，雅典不僅把科林斯在卡爾克底的殖民城市納入同盟，控製了東北愛琴海的航線，而且要向中部地中海地區擴張其勢力，並力圖控製科林斯海腰上的西部港口。這樣一來，雅典的擴張就嚴重地侵犯了科林斯等城邦的利益。作為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首領，斯巴達自己雖對海外發展沒有興趣，卻理所當然地要維護其盟國的利益。事實上，正是科林斯勸說斯巴達向雅典挑戰的。
在製度上，雅典和斯巴達也是水火不容的。雅典愛好民主製，要它的所有盟國都以它為榜樣，實行民主製，而不容許其他政體存在。這種霸道作風引起了一些盟邦的不滿。斯巴達和它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則對寡頭政體情有獨鍾，或至多能容忍有限的民主製度。希臘的民主分子紛紛投靠雅典，而貴族寡頭政體的擁護者則向斯巴達求援。
在感情、觀念和生活方式上，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也是格格不入的。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正如科林斯人在勸斯巴達向雅典宣戰時所說的：“你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雅典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他們同你們完全不同。他們是革新者，他們敢於製定新的計劃並付諸實施；而你們滿足於現有的一切，甚至不願做那必須去做的事情。他們大膽、樂觀、富有冒險精神；你們謹小慎微，無論對自己的力量還是自己的判斷力都缺乏信心。他們喜歡去海外冒險，而你們討厭這樣；因為他們認為離家愈遠，所得愈多，而你們認為任何動遷會使你們已有的東西喪失。”科林斯人說的這段話，反映出他們對雅典人是既佩服又嫉恨的。讓這樣的人繼續擴張他們的勢力，對於伯羅奔尼撒同盟來說，是可怕的。雅典施加於它的盟國身上的“暴政”就是顯明的例子。
伯羅奔尼撒同盟諸國和所謂雅典帝國在人種上也是不同的，雖然他們都是希臘人，但伯羅奔尼撒同盟諸國是多利安人，而雅典帝國多為伊奧尼亞人。當然，這種區別不是很重要的，因為，作為希臘人，他們曾經聯合起來和波斯人作戰。導致伯羅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打起來的根本原因，是兩大同盟之間的利益衝突，是斯巴達和雅典爭霸。
公元前431年，兩大同盟之間的戰爭爆發了，史稱這場戰爭為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是一場和希波戰爭完全不同的戰爭，希波戰爭是希臘人聯合起來反擊波斯侵略的戰爭，戰爭的進程和結果都顯示出希臘城邦的向上發展的生命力，顯示出它比東方的君主製優秀的一麵。而這場戰爭卻暴露了希臘城邦無法克服的缺陷。希波戰爭導致希臘城邦發展到頂峰，而這場戰爭實際上使希臘城邦走到了終點。這場戰爭從公元前431年開始，斷斷續續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前後持續了27年之久。戰火幾乎燃遍了希臘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雙方的人力、財力都消耗殆盡，特別是雅典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戰爭以雅典的全麵失
